七位主教一体承认，是中方划下的底线，按说9月22日签署临时协议时梵方就应该做了。按梵主的规矩，应该是7人每人一张任命书，注明教区和正权主教份位。结果当时就出了个声明，只说7人是主教，却不注明教区和份位。这会儿才在本次谈判时拿来。这就好比男女双方领了结婚证，办了酒席，才下聘礼。哪里有这种道理？这是梵方的小动作，估摸着中方主管不懂。梵方小看了这边了，这次当是中方划下底线了，再不认可7人为正权，后面就不好谈了。所以才有这次的事。 其实啊，这里面梵方还是留了后手的。报道里说：“在过去，当一位官方主教与教廷和解时，如果在同一教区有一位地下主教，那么地下主教为正权，而要求承认的地上主教为辅理。但是这次的情况恰恰相反。”不见得吧。2007年教廷一起认可温州地上地下两个主教，就是地上的朱维芳为正权、地下的邵祝敏为助理。而且同时明确邵祝敏仍管地下。这次在闽东也是一样。虽然郭希锦为辅理，但仍“嘱咐他要继续亲自牧养闽东教区原地下团体的神父、修女、度奉献生活者及平信徒”，所以也还是分治的局面。至于说郭为辅理，说起来是没有继承权，其实也没什么。郭、詹二人年纪差不多，郭好象还大个两三岁，就算做助理，等詹退了，郭也接不上了。所以教廷索性让郭弄个辅理，人情做做足，方便后面谈生意。 这次梵方做的，其实只是对前面签协议时该做而没做的事情的补足，但毕竟人情是做出来了，下一步，就是要让大批地下主教上来。所以下一个观察点，就是中方这次会同意多少地下主教出来。一批出来肯定不可能，但如果一次上来十个八个，那么分四五批也就全上来了。到时主教团也就基本完成换血了。
教友没有义务服从出卖教会原则和信仰的千古罪人！
什么叫人品？什么叫做人？ 举个很简单例子，那天（万一）蓝色我离开了天主教信仰，我不会去攻击祂和说天主教信仰坏话。因为，只能我自身缺陷而理解不了祂。 同样的例子，我跳过二次槽，不会去说原来我工作过职场如何如何怎么的不好，我只会说：哪里不适合我的发展，我希望找到更加地适合我的工作。 这就是做人和人品！去讲当初如何如何不好，只能反映自己当初的幼稚和无能，别人不是好好的吗？为什么你就产生问题呢？ 自取其辱嘛！
用出卖殉道者来换取一个承认，这真是对天主教极大的污辱，切利在北京做的一切完全证明天主教的忠贞者被出卖了。
中国所有教区的正权主教将有中国政府指定， 这就是梵蒂冈要的共融。将来，台湾和香港的主教们也要这样做!这么说吧，中国人，包括中国天主教教友们不过是这些戏子们，特别是这些外国人，包括教宗，主教们可以随便玩弄的玩物!他们这些戏子们从来没有把中国人，特别天主教教友们当人。
中国有句俗语叫认贼作父，不知道用在这里是否合适？
【分享三节短帖】 ——抗战胜利后，于斌奉行『政治兴教』的路线，介入国共两党争夺国家权力的斗争，给教会带来灾难性的恶果。为了让教友了解相关的真实历史，和某些人对抗耶稣的真实原因，为此选了三节短帖与大家分享。完整的《中国教会当代历史存疑的探究》和其他两篇文章，稍后传到QQ群的公共页，和群文件上。 《一》教难来临各自飞 ——内战时期，于斌实行『政治兴教』的路线，支持蒋介石内战，将缺乏公义的政治带入教会，使教会也被政治裹胁。从1947年开始，随着中共不断扩大控制区域，于斌『政治兴教』的恶果就越加突显，面对上百名神父被捕，和许多从北方南下逃难的神父，田耕莘枢机也于1948年6月以治病为由请假脱离北平总教区。年底，于斌再奉蒋介石之命赴美活动。1949年1月中共随即就宣布于斌为『战争罪犯』，同年7月于斌抗命逃抵台湾后拒回南京。在共产党夺取大陆政权之际，中华民国教会的神职普遍陷入教难的恐慌中，因于斌总主教和田耕莘枢机只顾保全自己的恶劣榜样，造成了中华民国教会的神职在面临教难时产生三种抉择：抗命撤逃、妥协分裂、和坚守原则。 （1）抗命撤逃：为了退守台湾的中华民国的法理存在，于斌总主教遵从政治领袖而违抗教宗的命令，他指示秘书龚士荣神父带领部分神父修士撤退台湾，对其他主教神父称之留守予以安慰。不久于斌总主教也逃抵台湾，其作为在留守大陆的主教神父中引起强烈的负面反响，导致部分主教神父也相继抗命逃离大陆。其时单国玺（枢机）已完成学业，为了不回大陆所属教区工作也擅自去了台湾。 （2）妥协分裂： 1950年11月，四川的王良佐神父被迫发表中国教会『自立革新运动宣言』，同年各地相继成立『革新运动促进筹备会』，因此中华民国教会留守大陆的主教神父持守的教会原则受到逼迫，有部分人妥协加入『革新运动促进筹备会』，至此，这部分主教神父从承认国民政府的中华民国教会中彻底的分裂出去，归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形成最初的大陆教会。所以中华民国教会是分裂的源头和祸首，并在大陆教会奠定分裂的格局。 （3）坚守原则：教廷与中华民国建交不是出于政治考量，而是出于维护和扩展地方教会的利益。由于政权更迭，个人对局势的判断和享有的政治权利造成许多困惑。有部分中华民国教会留守大陆的主教神父以龚品梅主教为代表，他们只承认中华民国及政府，坚持与中共政府不合作，和教会原则不妥协，并作为在大陆留守的『两不』政策，从而形成最初的地下团体。 ——教难来临各自飞是造成中华民国教会分离分裂的原因，从而形成『台湾教会』，和大陆教会『地上团体』，与留守大陆『地下团体』的分裂雏形。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后，大家恐惧的于斌总主教与中共结怨的报复迫害没有要发生的势态，不久，中共上海首任市长陈毅，是开国十大元帅之一，他为了稳定上海金融中心的地位，和恢复工商业与社会安定，寻求教会合作和发挥影响力而亲自拜访龚品梅主教。由于龚品梅主教对中共及共产主义的反感，并且相信国民政府不久要回到大陆，所以采取不合作的立场，使刚平复的政教关系又趋紧张而埋下祸患。1950年11月，中共要求教会革新，目的是使教会适应中共政体，就此政教关系逐步走向决裂，因此开始了全国范围的政治迫害。 ——从发生的大事中我们可以接收到重要的信息：1950年，在教会成立『革新运动促进筹备会』，中共以教会原则逼迫教会政治合作。1954年，教宗在中国自由任命一位主教，在中共释出无意侵犯教会权利的信息时恰逢台湾大选，于斌就奉蒋介石之命擅离美国到台湾待命副总统予以破坏，在中共强烈不满后，于斌又通过协助国民政府外交孤立中共，破坏政教关系。据史记，教宗庇护十二对于斌意见很大，不但拒绝见他，后来更命令于斌不准离开美国。1955年，龚品梅主教坚持与中共政府不合作的政治政策导致反革命罪被捕入狱。1957年，『革新运动促进筹备会』变身为『天主教爱国会』，这是政教关系彻底决裂的标志，于斌是造成政教决裂产生『爱国会』的罪魁祸首。 《二》关于大陆教会的论述 ——1976年文革结束。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政策。1979年大陆教会恢复活动，因此教会当务之急是建立大陆教会的论述，作为处理大陆教会事务的指导理论，和制定政策的依据，所以论述的重要性相当于灵魂。此时罗光总主教是台湾教会的牧首，又兼任辅仁大学校长，所以就由被称为华人神学领航者，从事教学的张春申神父承担建立大陆教会论述的工作。 ——中国天主教会简称『大陆教会』。自大陆教会诞生后，迫害就始终伴随。而迫害教会的性质有两种：一种是出于无神意识形态对宗教迫害，但缺乏实际的证据。再有是政治迫害，其特征是严重侵犯教义，但不改变教义。这完全符合大陆教会的情况，而且有事实佐证。但为了逃避造成政治迫害的历史责任，台湾教会就利用中共无神意识形态的原罪建构迫害教会的论述，从而掩盖中共对教会进行政治迫害的事实。 ——台湾教会以无神意识形态对宗教迫害论述大陆教会，是改变事实的错误，这就意味之后不论纵向、横向与之关联的论述都会有错误和偏差，从而成为政教对话的障碍。同时还以错误和偏差的论述作为依据，将地上团体界定为分裂的『地上教会』，而采行孤立与压制的政策，致使两个团体对立。 ——自1979年大陆教会恢复活动后，许多老主教和老神父在艰难的处境下，彼此无言的默契中争取做成了三件事：在弥撒中公开为教宗祈祷，和教宗在教会的首席地位，及先于『地下教会』开启中文礼仪改革。地上团体以事实证明，台湾教会建立的大陆教会的论述存在严重的错误和偏差。 ——张春申神父关于大陆教会的论述存在主要问题有三：一、指鹿为马；二、阻滞政教对话；三、致使两个团体对立。台湾教会的主教、神父狼狈勾结，在论述中教会没有得到任何益处，但却符合台湾的政治利益而成为论述的受益者，他们丧尽修道人的天良，出卖耶稣，出卖大陆教会，置大陆教会于苦难，使论述的每页纸张都浸染了鲜血，真不知罗光和张春申是天主教的主教、神父？还是党国的政客，或是魔鬼的使者？而大陆教会问题就内因而论，也是台湾教会占了多半因素，前有牧人恶表在大陆教会形成之时就奠定分裂的格局；后有造成政治迫害逃避历史责任的论述。所以，台湾主教团必须承认自己教会所犯的全部错误，宣布撤销张春申神父关于大陆教会的论述。 《三》关注台湾教会 紧随耶稣 ——台湾教会处理大陆教会事务始终导向对立。如：单国玺枢机要求梵蒂冈将中国完全的宗教自由作为『中梵』建交的前提条件。这实际是不希望『中梵』建交的表述，同时也表达台湾教会期待耶稣成为他们的政治领袖。 ——众所周知，台湾教会为了台湾的政治利益，不遗余力维护『台梵』邦交。据台湾教会资讯，在于斌枢机之后，为了维护台湾外交的政治利益，罗光总主教身后得到台湾当局高度的评价；单国玺枢机更得到前总统陈水扁的嘉奖颁授紫星勋章；而现任台湾牧首洪山川总主教则借公开支持台湾独立，煽动激化教友的政治情绪，为『中梵』关系设置障碍。所以在国家和身份认同上，台湾教会必然维护台湾的政治利益，抵制『中梵』建交，否则自己就分裂陷于混乱。 ——单国玺枢机任牧首期间是两岸统独斗争最激烈的时候，当时台湾教会以对教宗的感情和牧灵的名义邀请教宗本笃十六访问台湾，因后果不堪设想被众人阻止。之后，台湾教会再次请求教宗出访座机飞经台湾领空，这就显明台湾教会试图引爆『中梵』关系，逼使耶稣做他们的政治领袖。由于心中只有小我，在达不到期望后有人就心生哀怨，明显的事实有：在预告教宗本笃十六给中国教会的信后，单国玺枢机在整个过程作壁上观，纵容谋士对即将公布的信预设各种可能的表述，自信神学家教宗也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这对教宗非常不敬，他们用文人才有的羞辱方式对待教宗本笃十六，从而渲泄内心的哀怨和不满，现在他们将炮口又朝向了方济各教宗。 ——通过三篇短帖可以看到台湾教会从于斌、罗光、单国玺、洪山川历任牧首在不同时期阻滞『中梵』关系的事实。教友通过上述相关历史可以了解到大陆教会问题的成因；同时也了解某些人自己造成教会在进程中不能避免的问题后，又以严守法律和散播危言与耶稣对抗，他们真实的目是维护其政治利益，和阻滞破坏『中梵』关系。所以，当耶稣与经师和法利赛人针锋相对时，教友必须和耶稣一边，切不可被人蒙蔽利用。 福州教区：方济 沙勿略
闽东教区的教友也会和主教一样任人宰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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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位主教一体承认，是中方划下的底线，按说9月22日签署临时协议时梵方就应该做了。按梵主的规矩，应该是7人每人一张任命书，注明教区和正权主教份位。结果当时就出了个声明，只说7人是主教，却不注明教区和份位。这会儿才在本次谈判时拿来。这就好比男女双方领了结婚证，办了酒席，才下聘礼。哪里有这种道理？这是梵方的小动作，估摸着中方主管不懂。梵方小看了这边了，这次当是中方划下底线了，再不认可7人为正权，后面就不好谈了。所以才有这次的事。
其实啊，这里面梵方还是留了后手的。报道里说：“在过去，当一位官方主教与教廷和解时，如果在同一教区有一位地下主教，那么地下主教为正权，而要求承认的地上主教为辅理。但是这次的情况恰恰相反。”不见得吧。2007年教廷一起认可温州地上地下两个主教，就是地上的朱维芳为正权、地下的邵祝敏为助理。而且同时明确邵祝敏仍管地下。这次在闽东也是一样。虽然郭希锦为辅理，但仍“嘱咐他要继续亲自牧养闽东教区原地下团体的神父、修女、度奉献生活者及平信徒”，所以也还是分治的局面。至于说郭为辅理，说起来是没有继承权，其实也没什么。郭、詹二人年纪差不多，郭好象还大个两三岁，就算做助理，等詹退了，郭也接不上了。所以教廷索性让郭弄个辅理，人情做做足，方便后面谈生意。
这次梵方做的，其实只是对前面签协议时该做而没做的事情的补足，但毕竟人情是做出来了，下一步，就是要让大批地下主教上来。所以下一个观察点，就是中方这次会同意多少地下主教出来。一批出来肯定不可能，但如果一次上来十个八个，那么分四五批也就全上来了。到时主教团也就基本完成换血了。
义锋你药吃错了吧。
自9月以后，中国现在的主教团里的主教已经全部被教廷承认（虽然梵方当时没有明确7名主教的份位），为什么梵方不同时承认主教团呢？就是因为还有几十个地下主教没有公开，当然还有十几个梵方在公开教会中秘密委任的主教还没通过中方的程序“选”出来。所以，有报道说这次双方就要谈地下主教公开的问题。30多名地下主教，如果一批10个，几年就全部出来了。出来就要加入主教团，主教团就基本完成换血了。这才是梵方的大利益所在。在这样的全盘博弈之下，个把郭希锦完全可以牺牲。更何况，还是让他管原地下团体嘛。而且，梵方也肯定会要求中方让郭公开就职。那样，郭公开就职了，还管着原来那部分人。其实也就是名份上差了一点，实际上没什么损失。而对梵方来说，这算是送了中方一个大人情，在下一步的生意里要求中方作出更大的让步了。
如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