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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仁大学神学论集 第01号

佛学与天主教神学


 

 

罗光

(在辅仁大学附设神学院,民五八年正月十六日讲)

(一)中国的佛学

    在一篇讲演里,无论讲得时间多么长,决不能把中国的佛学都讲说明白;不单是因为佛教在中国的历史已经将近两千年,也因为佛教在中国的宗派太多,有的说十二宗派,有的说十宗派,有的说八宗派,就说是八宗派,我们也不能一次都讲完。因此,我只能就佛教哲理的大纲,简要加以说明,然后举出佛教的宗派里,可以代表中国佛教的四大宗派:即天台宗和华机宗,律宗和禅宗,把这四宗的特点举出来,看看这些特点对于天主教神学可以有什么关系。

    佛教教义的大纲,在于四谛论和因缘论。

    四谛乃是苦集灭道。佛教教义开宗第一章,就是苦谛,人生一切都是痛苦。生老病死是人生痛苦的代表。不过这四种痛苦,只是痛苦中最大的痛苦,从生到老,人的生活常是在痛苦中辗转。佛教假定这个最大的前题以后,第二章就要解释痛苦是怎样来的,这便是集谛。集谛,说明痛苦的结集。痛苦的结集,原因在于因缘,佛教乃有因缘论。

因缘论的骨架,以三生为范围,前生的善恶造成了今生的果,今生因前生善恶的果而结集的行为,又将为来生的因。三生因果前后相联,构成一个骨架,人生乃是骨架上的皮毛。佛教的因缘论,通常称为十二因缘:无明、行、识、名色、六入、触、受、爱、取、有、生、老死。十二因缘的意义,在于解释『我』和『物』是怎样而有的。假若没有我没有物,当然也就没有痛苦,因为有了我和物,痛苦才能成立,我和物是怎样来的呢?是由于『无明』。

    『无明』即是愚昧,即是错误。我和物本来是不存在的,却因为我自已愚昧,错以为是存在的,于是我和物便就存在了;而且我很固执地相信我和物是存在的,于是乃有『物执』和『我执』。既然相信我和物是有的,我便贪想利用宇宙间的万物,以供我的享受,偏偏我却不能常有这种享受,于是便感觉到痛苦。前生的愚昧使我今生痛苦,今生的愚昧使我来生痛苦。一生接连一生,永远没有止境。佛教乃教人以灭谛,以消灭痛苦的因缘。

    怎么样可以消灭痛苦的因缘呢?那就是道谛所讲的救人大道。痛苦的因缘,根本在于愚昧无明。为消灭痛苦的因缘,便要使人懂得正道,看事看得分明。

    人的愚昧无明,究竟是怎样来的呢?是因前世恶行所种的有漏种子,与生俱来,蓄藏在怫教八识的第八识阿赖耶识中,使人的认识根本上起错误,以无为有。为消除有漏种子,使变为无漏种子,应该用善行和正观。于是佛教乃有诫律和止观禅观。佛教从两方面去消除有漏种子:一方面是观,由理智方面去做工夫,一方面是行,由行为方面去做工夫。止观禅观是属于理智方面的,诫律和禅是属于行为方面的。消除了愚昧的人,便是得道的人,成佛不再轮回,未得道的人,轮回再生于世。

佛教在中国的历史很久,按照汉法本内传所载,佛教传入中国,开始于汉明帝永平三年,西历纪元后六十年,到今年已经有了一千九百多年的历史。从汉末五胡乱华经过隋朝到唐朝,在六百年里,佛教传遍了中国,为全国人所信奉。佛教高僧在这六百年里,把佛教的经典译成了汉文。佛教译经历史,分为三个时期,从第一世纪到第四世纪为第一期,译经工作为私人工作,为零碎工作,所译多为小乘经典。从第四世纪下半期到第五世纪末叶,为译经的第二时期,译经工作为皇家的正式工作,以修摩罗什高僧和觉贤高僧,分在南北两朝,主持翻译,所译经典多为大乘典文。第六世纪到第八世纪为第三期,以玄奘法师为主,完成了佛教译经大业,宋朝收集全部佛经成了今日的大藏经。

(二)天台宗和华岩宗

    天台和华岩宗,同是中国佛教的最高宗派。天台宗是南北朝末年陈隋间中国高僧智恺所创立。智恺号称智者大师,他所根据的经典是印度龙树菩萨的著作『摩诃止观』。华岩宗由陈隋时杜顺禅师开端,由唐朝法藏大师集成,所根据的经典为华岩经。

天台宗智者大师的中心思想,在于止观,用止观以求慧。止观虽是两个字,实在的意义,则止即是观,观即是止。止的意义乃是寂静,止于谛道而不动。观的意义乃是观照,以智慧之心,照见万法皆空,而合于真如。天台宗教导人心观物皆是空,既是空便是假,然而在空与假之中,存有一个真体,真体称为真如。一切都是空都是假,唯有真如存在。真如在一切万有之中,万有是真如的假像,假像是我们人心的愚昧而造成的。止观便教导人以自己的心去观存在自己心里的真如。人心的真如,是心的本观,是人的佛性。人若能在心里自觉又自证心的本体为真如,人心便得到了定,生而不动。人心到了这种止观的程度,反观万物,觉到万物是空又不是空,是假又不是假,而有一种中观。天台智者大师所以倡一心三观论,三观即是空观,假观,中观。人得到了中观,便达到圆融的道谛,一切万物既有差别,又是平等。万物本来没有意义,万物的意义乃是存在物中的真如。人心若自证真如,和真如相契合,便安定寂静,不生不减。

    华岩宗也立三观,三观是真空观,理事无碍观,周偏含容观。万物是空,然而又不是普通所说的空,乃是万有既空则空亦不存,必须泯绝万虑,无所住著。但是在万有皆空之中有一真有。万物之真乃是理,即是真心,真心为唯一的实体,万物之中同有一真心,真心具有不变和随缘而变的两义,真心不变,一理湛寂,随缘而变则万象森罗。万物之理便相通,于是便有理事无碍观。万物之事理既相通,万物便也相同,因为同是一真心,不单是相同,而且互相包含,一物包含另一物,一物也包含千万之物,因为同是一真心。因此乃有周偏含容观。这便是圆明清净界,便是定慧。

    天台宗有一句标语,即是『一念三千』。人的一个念头包含三千世界,一念有真如上千世界也仅只有真如。华岩宗也有一句标语,即是『一毛孔中无量佛』。无量的众佛是真心,一毛孔中也有真心,一毛孔等于无量佛。

    天台宗和华最宗代表中国佛学的哲理,哲理是佛教的认识方面和观察方面,也可以说是佛教的理智方面。佛教还有行的方面。行的方面则是律和禅。佛教乃有律宗和禅宗。观是眼,行是脚,用眼用脚才可以前进。

(三)律宗禅宗

佛教的戒律,乃是为僧尼的团体而制造的。僧尼出家,修行佛道,若没有一定的戒律,既不能精进,又不能保持团体生活的纯净。因此初期的佛教最重戒律,把律看在经以上。锡兰和泰国以及南洋的佛教,都属于律宗一派。由印度向北宣传的佛教则重经不重律,中国的佛教属于北宗,律宗因而在中国便不盛行。中国高僧都研究经典,简略了戒律生活。

佛教为解脱人的痛苦,以戒定慧为解脱之道。戒律为佛教修行的第一步。人的痛苦起于贪恋,贪恋起于无明,为解除人的痛苦,第一便该克除贪恋,然后再改正无明。为克除贪恋,戒律乃是最有效的方法。同时戒律禁人作恶,便可儿去有漏的种子,又使人为善,可以种下无漏种子。因此,佛教无论那二派,都有戒律。南宗的戒律较比北宗的戒律特别多又特别严。

    佛教修行的第二步,该当是坐禅。禅宗在中国很盛行,由中国流入日本,成为日本佛教的特色。

    禅的目的,首先是使人的心能定,由定而能入慧,直接明心见性,立地成佛,和真心或真如融而为一。

    人心具有佛性,即是人心之内有真如,人心因著绝对的实体真如而存在。但是通常人不自觉心内有真如,人心像是一层铁罩子,把真如罩在里面;人心又像一层壳子,把真如包在里头。人要把这层罩子或壳子打破,真如才显明出来,人心便只有真如,人便立地成了佛。

    打破心的铁罩或壳子的方法,即是修禅。坐禅还是浅近的方法,坐禅乃是禅观,有些像天台宗和华岩宗的观法。禅宗的禅才真是立地成佛的方法。打破心的铁罩或壳子,不能用读书明理的方法,也不能由念佛祈祷的方法;禅是不立文字,不修规律,而是用棒喝或参话头的方法。这些方法是一些心理方面的方法,使人突然改变心理态度,骤信自己得了光明。禅观不是用理智,而是用心的直觉;禅观的对象不是宇宙的事物,而是无形无像的绝对实体——真如;禅观的结果,不是看到一种真理,而是人心直接和绝对的真如相融合,人就消失了,存在的只有真如。人虽活著,心已经入定。人若死了,则就寂灭而入涅

    这种禅观可以称为奥妙生活(vita Mysticamystic life),有些像我们天主教神修生活的奥妙生活,但是性质则完全不相同。

(四)佛学与天主教神学

    简略地说明了佛学的大纲,现在我们看一看佛学和天主教神学,有什么相同,有没有可以供我们神学采取的部份?我们要使神学中国化,是不是要采取一些佛学的成份?这些问题非常广大,非常高深,我只能简单提出来,请你们继续去研究。

    1)佛学与天主教神学基本不同点。天主教神学以天主的启示作根基,天主教神学的任务在解释天主的启示。启示是来自天主,由天主而到人,是由上而下。启示的真理乃是奥迹,奥迹超出人的理智,人不能懂明奥迹的事理。佛教的教义以理智为根本,佛教教义是人所想出来的,是人所可以明了的。佛教教义由人而到真如,由心而见性,是由下而上,由人而到佛。修禅而成佛,直接见到真如而融合于真如,乃是本性的定慧,而不是人和一超乎人性的神体相合。天主教的奥妙生活,则是天主显示给人,而不是人用自己的力量使自己和天主相结合。人和天主相结合,是和一超于人性的神体相结合,使人的生活升入超性的最高境地。从这方面去看,佛学属于本性界,神学则属于超性界,两者根本不相同。但是根本虽不相同,在讲解方面可以有许多相同之处。

2)华岩宗和天台宗的三观,有可以为天主教神学采取的地方。华岩宗和天台宗代表佛教的积极性。佛教普通看来是消极的、是空的,华岩宗和天台宗划在万物皆空之中,设一绝对实体的真心或真如。佛教的一切观或行,都是追求这个绝对实体,得到了这个实体以后,便心空一切。这是佛学与天主教神学相同之点。这种追求唯一绝对实体的精神,也是天主教神学的精神。第二,佛学不是讲真如,而是追求真如,以求人与真如相融和:佛教的观和行是一致的。我们天主教的神学,把学与行分开得太远,神学单单讲学理,却不讲实行超性生活。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训示我们改正这一点,要把学与行相结合。神学不仅讲天主的奥迹,还要讲人怎样爱天主而求和天主相结合。第三,佛学只讲有真如,只讲真如不生不灭,但总不讲真如的本性究竟怎样,因为这不是用观念可以表达出来的。道家的老庄也只讲道的存在,而不讲道的本性,因为道是不可名不可言,应该称为无。道与真如,本来是本性界的实体,但因为是绝对的实体,人的相对理性就不能讲说。我们天主教的神学,在讲论天主时,我们讲论天主的本性和天主的特性,而以严密的哲学系统和术语去讲,结果我们有点忘记了天主的本性是奥迹,天主是不能言不能说的,有将天主降低成为我们理性对象的危险。目前的新神学乃起反感,要除掉神学上的士林哲学系统,甚至于不愿用士林哲学的术语。在这一点上,当然不能过于走极端,不能完全采取佛学和道家的态度,对于绝对实体完全不讲。但也不要过于理性化,过于系统化,把天主限制在一个理性系统以内,神学要使研究神学的人对于天主有伟大的印象,而不要将天主作为我们理性的研究对象。第四,神学上可不可以用真心或真如来称呼天主呢?我以为不要用这类称呼。当然『道』『真心』『真如』都是指著绝对的实体,但是内容则不相同。从绝对的实体方面说,天主可以称为道、称为真心真如,然而必定要把『道』『真心』『真如』的内容予以修正,才可以符合天主的意义。从『真心』『真如』与万物的关系说,和天主与万物的关系也不相同。不过,万物以真如为根本,万物本身不存在;这一点可以借用为解释万物的存在,以天主为根基,天主不支持万物的存在,万物就成为乌有。

    3)禅宗的禅,可以给我们神学许多解释妙观(contemplation)的方法。坐禅是观,称为禅观,禅宗的禅乃是正觉,不是观,而是心的自觉,是一种心知,整个的心直接见到真心或真如,而和真心或真如相融合。道家也主张一种心知,心知不用耳目,也不用心去推论,只用心去直觉。禅宗的正觉便是这种直觉。正觉是不能用言语文字传达出来,而且一切言语文字在禅的正觉上,都失去了意义。我们神学上的妙观里欣赏天主,不是用耳目?不是用理智,而是我们整个灵魂直接和天主相接近,而有妙观的直觉。然而我们在妙观里,我们的灵魂并不消失、就是在天堂的妙观里,灵魂仍旧保全自己的个性。在世上有过妙观的圣人,对于自己的妙观不能用言语文字去叙述。所以天主教神学的妙观和佛学的禅,有相同之点,有相异之点。

    儒家精神生活的最高点,是中庸所说的与天地参。然而没有说究竟有什么意义。道家精神生活的最高点,是庄子所说的合于道,庄子则用譬喻描写这种生活为真人的生活,为至乐境界。佛教精神生活的最高点是禅的正觉成佛,禅宗在不说又勉强说的方式里,说了许多关于正觉境界的话。因此东西学者都以禅为各宗教讲精神生活的上乘。实际上天主教神学的妙观,实在是精神生活的最高峰。然而因为天主教的妙观完全是天主的恩赐,人不能用自己的能力去修成,因此神学上不敢多讲,更不敢以妙观为神修生活的目的。可是现在有许多神修学者,也标榜妙观为神修生活的目的了,人尽自己的力去预备,天主必不使人失望,而赏赐尽心预备的人以妙观。

佛教的禅,用自己的力而修成,真正可以达到正觉的境界否,常是一种疑问。真正达到了,也不过是本性界的觉悟。天主教的妙观是确实的,是充满人心的,同时又是超性的,又是不可名言的。为解释这种不可名言的妙观,我们可以借用禅的术语。

    4)佛教对于罪的观念很重。人生的痛苦都由罪来。前生的罪带到现生,现生的罪带到来生。罪为恶业,业有业报。可是佛教对于罪的意义则没有讲明。天主教的神学也注重罪恶。救赎的历史是以罪为出发点,原罪世世流传,本罪人人负有。因而乃有救主来救赎人罪的历史。佛教为得罪赦,完全用人本身的力量,没有自上而来的救主。

    5)佛教戒律的意义,在净化人心。佛教僧尼所以能造成一种出世人的定型,也在于这些戒律。戒律在今日虽然很难全部实行,然而戒律之不可少,佛教人都认为乃是教义的条件。天主教神学讲修身重于克欲。圣职人员和修会的规律就是我们的戒律,戒律的意义也在于净化我们的心。但是天主教戎律的意义尚有补罪的意义,尚有结合基督而行牺牲的价值,这是佛教戎律所不能有的。

    上面我简单说了几点,说的话虽是已经太长,但并没有把题目上所标明的说完。题目是你们教务主任出的,题目实在太大。我只能够在大纲上加以说明,希望你们继续去研究。佛教在民间的信仰很深很广,研究了以后对于我们传教的方法,必定有帮助。至于佛学则不是民间的信仰,而是佛教的哲理。研究佛教的哲理,则可以有助于我们的神学。

    参考书:罗  光——中国哲学大纲,下册,台湾商务印书馆

            何香林——天台宗止观法,香港道风杂志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号

            宇文笪——戒律与诫命,香港道风杂志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号

            吴经熊——John WuThe Golden Age of Zen.阳明山一九六七年

吴经熊——John WuChineseHumanism and Christian Spirituality, 1965. New York. 国民基本智识丛书——中国佛教史论集(二)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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