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学论集-大公会议成就的回顾-天主教图书中心--天主教文学,书籍,图书,书库

辅仁大学神学论集第02号

大公会议成就的回顾

E.Schillebeeckx 著

王秀谷译

由教宗若望廿三世透露召开大公会议的愿望（一九五八年十二月）时起，到大公会议正式揭幕（一九六二十月）时止，为期将近四年，在这四年中，有些前进的文字发表，但今天任何浏览这些前进文字的人，面对着当时人们所表达的愿望和企求，都会惊奇地发现：当时所谓激进派的刊物，以今视之，实际却显得保守。的确，大公会议之向前迈进是如此之猛，致使其最后成果，远远超过当年的那些前进愿望。此一事实便是说明：教会内的生命自一九六二年提高了速率，竟然叫一些人对大公会议的成就，事后感到有点迷惘。其理由却正是由于大公会议之召开：人是越吃越想吃的。

由宗教社会学的观点而言，这也说明：一个终于普遍深入于教会领袖各阶层的强而有力的巨潮、倏然冲开了所有的水门，而且如果这个巨潮，只遏堵在一角或一洞的偷偷摸摸的存在方式里，那只有延缓它疏散或成长的机运。

那么，结论是显而易见的：天主子民与教会领袖之间的过度紧张情形，只有赖教会各阶层间积极而又持久的交互渗透作用（osmosis）方可避免——也就是由定期的举行会议，并加以一种过渡期间能以上下沟通的机构——例如我们原则上已有的「世界主教会议」。

教宗保禄在大会四期会议之初曾说：“一个大公会议教义方面和牧灵方面的行动，即是爱天主爱人的行动”。那末，我们可以问一下：在这次大公会议里，这种爱的行动，究竟采取了什么具体形式？在我们填写这张账单时—应先分辨清楚，第一种大会成绩，是大会文献——讨论、批准、而后公布了的那些文献，第二种成绩是四年之久大公会议的经验，也就是说天下主教共聚音堂，既经常彼此接触

也和神学家以及世界舆论经常接触，其重要性极其深远；第三种成绩，便是由大会结论的具体结构以及与经过种种紧张镜头而终于产生的一方面去看。

在某些意义下，后两种成绩可能比“印出的成绩”尤为重要，因其在舆论方面所扮演的角色尤为重要，而舆论则不独反映大公会议的实情，抑且在世界舆论中提供大公会议真相。第二届梵蒂冈大公会议的动力，那种鼓舞起全球主教们的精神，是显然超越“记录成绩”范围的，且对“大公会议后期将不会自缚于文献的字面”有所保证。

大公会议之十六种文献——包括宪章、法令及宣言——可由各种不同的观点支研究。可由注目于其主要思想，亦即有意识或无意识地领导整个大会主题之思想支研究。此一研究方式能产生出不同的效果，某种程度之主观解释不能尽免。尽管如此，我们仍可以研究一切文献的具体内容，由之发掘出一个基本思想，而这一个基本思想正好在不同文献中由不同的角度披露出来。这并不是说：当年的大公会议本身，便有意识地而又有条理地看清、抓到，并发挥过这一个基本思想。盖教会的生活，正像人的生活，都有一个开始多多少少无意识的基本直觉，在支持着整个探讨和思考的过程；只是在事后的成果上，我们才会把这个基本直觉纳入条理，而使之成为有意识地思考题材。如果这样作，人便会明白：正由于基本观念只是冥冥地指挥思考过程，其总成绩并非在每个细节上全然平衡，全然贯串的一体。本论文的目的便是指出这一点来。

大公会议是一个宗教行动。那么，在每一届大公会议的核心，都有宗教性的探讨。单从新神学或旧神学方面，或单从革新牧灵方法一观点或沿用老的牧灵方法一观点，来批判这次大公会议，都是不对的。在衍变的情形下，每次大公会议，却都是不变地研究宗教题材。教会的确基本上是一种宗教现象；不管大公会议的历史情况如何，大公会议总是不变地而且专门地作着一项宗教呼吁：「你们先寻求天主的国度吧！」每次大公会议，都是此一呼吁的符号和证人。而这次第二届梵蒂冈大公会议的特徵，便是在一个巨变的世界中，在抛弃神圣形式而采取人性形式的世界中，呼吁宗教存在的问题。此一问题，是由各种角度提出的：由世间各大宗教的角度，由天主教会的角度，由大公主义的角度，以及由整个人类的角度，即由此论点，我愿将大公会议的成就，提纲挈领地列出：

①一马当先的第一成就是正式声明：人人都有权利根据个人良心深处的信念料理自己的生活。因此，任何人都不应被迫皈依某一特殊宗教。但此一“宗教自由”的肯定，同时也间接地肯定“人的良心，有寻求真理的责任——包括宗教真理在内”。只是宗教信仰、如不出自人心自由的皈依和道德信念，则无意义可言（信仰自由宣言 2）。

当然，按照现代人的思想方式，宗教自由是本身显然的权利。但我们不应忘记，多世纪来，欧洲的教会、曾饱经宗教间的流血事件。而且，说来惭愧，“宗教自由”观念之奠定，与其说有赖于天主教或正宗神学家，勿宁说说有赖法律学者、有赖于公法，有赖于现代民主思想。天主教（唯的独尊）的古老观念，经过初期的一引起困难，逐渐采取了所谓“容忍”态度；然而这种态度，如果细心分析的话，实际跟苏联1936年的宪法124条，没有多大分别；苏联当时也是容忍信徒宗教活动的自由，但只许反宗教人士伯反宗教宣传。天主教「容忍」的旧看法，也是只许天主教徒传布自己的信念；至于谈到容忍别人，那无非是要避免争吵而已。二者都是根据以下想法：「我有真理；真理才有权利，所以我才有权利」。现今对宗教自由的宣言，当然，并非主张人对宗教可以漠不关怀，但它却主张人应尊重个人的人格尊严，包括个人的基本信念在内。由整个世界观点而言，无疑地，此一宣言便是赢得民主掌声最热烈的文献；它也铲除了世界猜疑教会的因缘。

②大公会议将“宗教幅度”：（religious dimension），视为人的基本因素。人类的宗教现象，实是人对其存在问题加深思索的解答。那末一方面，一切宗教的茁生，先植根于一种先于思考的（prereflexive）。骨子里便含有宗教性的意识，而另一方面, (建立起来的)具体宗教，正是这种宗教意识的经过思考或纳入主题的不同表现。这些具体宗教，正是这种宗教意义顺照各民族国家的不同秉赋，而在历史上的不同表现（非基1）。大公会议文献里虽明言：天主由人类伊始便启示了只是救世的天主，而且天主的救世计划包括所有人类（启示3；现代19；非基12），但大公会议仍避免将「非基督宗教」包括在「天主救世计划」之内，免得人设想这些「非基督宗教」也是天主希冀的救世组织（正像修订前的原文一样）—按原文有：「各种不同的救世组织」语，亦能包括「非基督宗教」—译者加。当时，有几位神学家、尤其法国的几位，深恐原文如不修订，「非基督宗教」和「以色列救恩史」或「基督建立的教会」，便被放在同一水平线上了。

然而，大会最后通过的文字，确实主张：天主救世的计划是“普遍的”——此普遍救赎，不能由具体人类的生活事实割裂——并主张天主的此一普遍救世计划，自人类在大地上出现时起便已展开。这个便足以指明：人对其存在基本问题解答的寻求，在世界各大宗教内纳入主题，此事决非出乎天主救赎计划之外。总之，除了（其它宗教）的偏差及该轻之外，大公会议在一切宗教内，教承认有其颠覆不破的价值：这些宗教一切精神的，道德的、以及社会文化的价值，均为教会所承认，甚至亦为教会所愿推进者（非基2）。因任何由其它宗教转入天主教会的人；均不必放弃其民族的宗教遗产。大公会议文献暗示：皈依基督并非出卖一个民族的文化历史事赋，而且这并不仅指那不能消化西式教义的亚洲人或非洲人。进一步讲，「东方教会法令」和「合一运动法令」都会强调：教会思想的西方表达方式，不得垄断；同一宗教观念和信条，可在其它地域以不同的方式来表达——在道理方面如此，在生活方式以及整个礼仪感受方面也是如此。这种看法，正像「教会传教法令」所明明承认的——对教会的传教课题影响至钜（传教：3、15、16、18、19、26；现代：44）这是教会史上破天荒的一件事：教会正式放弃了它的「教专利权」上给我们带来一个新的态度，一个对「非基督宗教」以及寻求中之一般人类的新态度。

另一方面，关于此一文献声明，不应容有误解发生。此一声明的目的，并非建立一个「非基督宗教」的神学，亦非细看一下非基督徒获救机会的问题。正像官方注释清清楚楚地说：

「此一声明的目的，并非缕述那些宗教的缺陷，而是指出人们及其宗教间的关系，作为会谈与合作的基础。这便是为何本宣言对任何交互撮合世人之事，特于注意…．：尤其考虑世人之所同、藉此导致善邻式的接触」！

那末，假如宗教史学家指控？此一声明遮掩「非基督宗教」的缺陷，那他们是批判失当。盖官方解释说得好：「要点并非提供有关犹太人及其宗教的全面真理，而是提供犹太人及教会间联系的全面真理。此一原则，适于对非基督宗教的整个宣言。

但这不是说：本宣言不合教义成份。官方解释一处说：「本宣言只是提供会谈的神学性及牧灵性基础」。另一处又说：「本宣言的目的，并非提供其它宗教的全面解释，而是树立依随启示的道德实际标准，以便与别人会谈合作」。如果一个人不愿误解宣言，或想根据这个大公会议文献建立一套「以色列神学」的话，就必须顾及上述文献的基本目的。本文献当然有不少神学色彩，但其真正焦点、则系「与非基督徒会谈之可能」。

③基督的教会，比起其它大小宗教，称为「宗教生活之全」（非基2）。事虽如此，但教会也会有旧约中的天主启示为铺路。人类一在大地上出现，天主便展开他的普遍救世计划，（启示3）有着这种背景，天主乃在这世界史的某一时机（Kairos），召叫了亚巴郎，作为新民之父——此一新民，由梅瑟和先知们授以纯正的一神信仰，且逐渐养成期待救主的希望（启示3）。那末，救主（基督）的教会，实已萌芽于旧约的启示，而以色列民在教会启示中也自有一席（非基4；教会9、16）。

但启示究竟是在耶稣其人其事上集其大成的，是耶稣透过他的圣死与复活派遣了（启示之源）圣神（启示4）。那末，基督教会才是（天人之间）最后的、有决定性的、不可重演的、且又无以复加的盟约（启示4）：基督便是「天主子女所组成的新民族大公民族的元首」（教会13）。只有基督才是「救恩的中保和道路，并在他的身体—教会—内、居我人间」（教会14）。这种曾在不少宗教内成为主题的宗教感受，先具体而微地在旧约启示里获得了它纯正而具体的意义，最后在基督身上臻于圆满境界：基督在天下万邦中，建起教会，以永久维系他的救世工作。所以，大公会议主张的重点乃是按照天主的旨意，人类宗教性在「基督教会」内，获得了基本形式（教会1）：客观的说，采取教会形式的基督宗教，实是人类一切纯正宗教性的成熟表现。现代的人类，尽管大约还怀着一颗宗教的信心、甚至基督信徒的心灵，却（似乎）在扬弃教会的形式；为了铺设一种对现代人类的牧灵途径，本届大公会议才举出几个基本原则来。

一方面，大公会议坦白地承认整个人类的宗教价值，甚至承认它便是「福音的准备」（教会16，传教3），而另一方面，大公会议也清楚地声明：由于教会信仰救主基督，基督教会自有其绝对独特性（教会5、8、9、13、14、17；启示4；传教7）。教会是普遍的救恩圣事（传教1），「在基督内，教会是圣事，是天人合一及整个人类合一的标记和工具」。现代人类的无力呻吟，渴望着爱情、正义、和平的世界大同，这种理想，既已在教会身上超越地象征出来，又实际在教会身上找到其相当可观的实现。此外，本届大公会议之谈教会，抛开了以往那种纯粹圣统观点，而主要地由在「圣统」一事上，强调点大为变动：圣统本身放弃了它的教会垄断，而首先将教会之所以为教会，划归「天主子民」—为了天主子民，圣统方有其服务性的领导职权。

尤其由于现代世界的统一趋势，教会与其它宗教间的历史大会合、已属可能（非基2）；此一现象，将各种宗教间会谈的问题，及每一宗教作自我反省的问题，史无前例地清清楚楚摆在我们面前。然而，地上教会、自知有其独特风格，基本上只能自视为传教性的（宗教）—即使面对已有不同宗教信仰的人，仍是如此（教会17，非基2）。传教活动、实是教会的「绝对必要」（传教17）。而「传教活动不是别的，就是天主救世计划的显示和完成，天主在世间，在人类历史上，藉传教活动明显地完成救恩史」。（传教9）所以在世界史上，天主是透过传教而显示出来，并在他自我显示之中，实现救恩史，完成救恩史。

可见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有关宗教所下的结论，都是分析入微地写就。大公会议，一方面承认一切宗教皆有某纯正宗教性的核心，而另一方面——也遵循着圣经以「天主子民。基督身体，圣神宫殿」描述教会奥迹的方式，维系教会的绝对独特性（传教5：司铎1）。一个独特教会奥迹，便在天主教会里找得到——尽管它似乎仍带着一层烟幕，有待进一步的晴朗化（教会8、15）：

「这个默西亚民族，虽然目前尚未包括整个人类，在表面上颇像一个小小的羊群，可是已经成为全人类合一、期望及得救的坚固根源。基督把生命、仁爱和真理融合在这个民族中，使它成为万民得救的工具；好象世界的光、地上的盐、派遣它到全世界去」（教会9）。

可见教会既是救世的人群、也是救世的组织。那末由此观点而言，教会之为世界的救恩圣事，原则上既非东方的，亦非西方的：只是按照那给教会定型的民族，教会才产生了东方面孔或西方面孔（东方1至16；大公14至17）（按此处东方指东正教、或希腊、斯拉夫民族——译者），而且由于教会传教活动，尤其在所谓「第三世界」——中国文化，日本文化以及非洲文化区域——里的传教活动，未来的教会还会产生更多的面孔呢！（传教15、19、20）

④可是，基督教会一取「救世圣事」的姿态站在世界面前，它便立即碰到「基督徒间分裂」的具体史实。于是，大公会议的宗教问题研究，也就揭示出「大公」或「合一」的具体需要（大公1；传教8；司铎9）。天主教在本届大会里，虽不放弃其「基督教会为救恩是必要的」宗教信念，但已正式放弃了「天主教独占基督教会或信仰」的态度。此一放弃——不独「唯我方是宗教」的专利，也放弃了「唯我方是基督宗教」的专利，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也放弃了「唯我方有基督信仰的真正教会形式」的专利（盖非天主教的基督信徒社团，本届大会议也呼之为「教会」或「教会社团」也（大公14、19））——因了此一放弃，就必急于树立起一个在福音方面更为纯正的宗教形式，适用于教会，希望这样、教会能以提出它的教理方面之合法要求，而使在所有人的心目中，都看来真实无欺。这便牵引到整个教会同时在深度和阔度方面应有「宗教日新」（aggiornamento）的问题了。

⑤在「启示宪章」里，整个教会——包括教友和圣统——史无前例地特意作一番自我检讨，尤其在初期宗徒时代教会和教会圣经的批判性权威之下作此检讨（启示21）；当然它也不曾忽视教会的历史拓展，只是连教会的历史拓展，也是由圣经和救恩事实而汲取活力的。大公会议希望：能从这种「由圣经重新汲取活力」而导致整个教会的精神刷新。

影响基督徒宗教感受者，莫大于一种信徒们都能感觉也都能体验的礼仪。第二届梵蒂冈大公会议一开始便推动礼仪革新，此一开始正好将大公会议的精神灌输到信徒心里——尤其借着礼仪本身，所有信友都在积极参与礼仪，这会具体地说明：不只神父、修女，实际是所有的基督徒，都蒙主召叫走向「基督徒生活的圆满及仁爱的成全」（教会40#）

想把整个教会的历史面孔「再度福音化」的努力，能在有关教会各阶层的文献里看出。在神父、修士修女、以及在俗信友方面都是如此。而且，又由于教宗首席权和世界主教集体权的左呼右应一种新事实出现了：即是教会内的多元性统一。不仅「地方教会」与「大公教会」之间的关系从此修定了，同时基督信仰也可以更深地在个别民族文化里植根。如此，教会便能以克服它与世界间的隔离。

⑥ 大公会议又提出另一个问题：在有教会组织的基督信仰，与我们生活其间的这个俗事频繁的世界之间，应有何种关系？实际，这种联系原则已在「教会传教法令」里建立起来，在那里强调：教友的圣德不仅限于教会之内，也应指向日常生活的世界（教友2；4；7；教会31；36）。

郑重地由「人生宗教幅度原是天主恩赐」一方面看宗教性，便会牵涉到人类地上未来和人类绝对未来的问题；也就是处理地上生活和天国间的关系—这是教会一再宣讲，又在天下邦国到处播扬的。这是「教会在现代世界宪章」的园地（按此宪章在公布之前一直称为「第十三草案」）。

地上的教会是天国的种子或开始（现代5）。“教会在他的拓展过程中，期待着天国的最后实现，并满怀信心而又尽其所能地致力于与其光荣之王作最后有结合”。教会的这种‘末世动能’看法（教会58），换句话说，教会的这种“致力于天国的最后实现”看法，在现代人类把地上上命运抓到自己手里，而汲汲于追求人人平等的地上天国的今日，自然发生问题——人类本身已经发现了自己的历史和动能角色了。到了这种地步，“教会与世界”问题严重至极。《第十三草案》有一句很有意义但也很易令人迷惑的话，它说：“教会是人之超越的征记和保障”（现代57）。这句话可视为整个宪章的基本看法：尽管人生活于地上历史之中，又自有其地上历史的一套未来计划，人仍有其超越而绝对的命运。

关于“教会与世界之间的问题，确是人言纷纭，甚至在大公会议场上，便可理会到各种不同的趋势。各式各样的误解都表面化了，即在《第十三草案》之中，也能找到一些分歧意见的痕迹。有的人心里想的是“教会和教会外无信仰世界的会谈”――这又立刻牵涉到人文无神派和马克思无神派也是会谈对象的问题。而另一些人则认为“世界”系指人生的整个世俗幅度，并主张：人人皆蒙召叫，来在基督的教会内，给自己的同一人生的宗教幅度、整理出来一个方向。这两种意见在《教会在现代世界宪章》里会合起来，成为它的主要课题：教会——便是由当时同聚于大会会场的教长所领导的天主子民——要把他对“人的现象”的想法，纳入几条基本命题来说明：一方面，人是透过他的具体秉赋，偕同在这个世界里的其它人而实现自我的；但另一方面，同时人也是走进历史的生活天主，通过信仰他的人群所分别召叫的人。走进历史中的天主就是说：天主在圣子身上降生成人，并成为人类动荡历史的原始和终极。以上几句话，不仅画龙点睛地说出宪章的内容，也清晰地标出宪章的较深意义。教会在此，向天下所有肯于听取它对“人的看法”的人，用大公会议的话，将人类在二十世纪的情况里及历史所限定的时机中（kairos）、所描述的“人的看法”、介绍出来。在这种意义下，《教会在现代世界宪章》，真可说是极适于二十世纪情况的一个“布道”（kerygma）:它是针对着现代人对现代问题和希望之具体感受的一个答复—— 一个充满福音精神的答复。原来，对「教会及世界」这个双重问题的基本答复，已在「教会宪章」里简短地介绍过，而今在「教会在现代世界宪章」里再度提出（教会2；现代42）。原文在上面已经引证过了，就是：「教会在基督内实是一件圣事，也就是说？教会是天人之合及人类合一的征记和工具」。教会由于自己跟天主合而为一，因此也就成为全人类合而为一的有效征记；教会是因教友与天主合一而产生的「人与人间合一」的社团。便是在这种普遍的融合方面，教会演出圣事的角色：它是「普遍融合」的有效征记。说它「有效」，因为重点不在教会本身上，而在「人与人间的合一」上；教会只是天主在大地上救世行动的「工具」，所以教会只有服务人群。说它是一个「徽记」：因为合一的效果是借着演出「徽记」角色的教会而得以完成，也就是说，在这世界上，教会是一个昭然若揭极有意义的事实：事实上一群人在基督内显然与天主结合，这是既成事实（而且正在成长中）。在这种意义之下，可说教会是「救恩已到我们中间」的事实，这样看教会，教会也有它的本身价值了。从另一方面看，「徽记」和实效」只是同一件事。教会就其为「圣事」而言，它本身预先体验到「融合」之乐，而此融合之乐，也是它要具体地带给整个人类的。也就是说，教会之所以能实现人类的融合，正因教会本身是一个融合的社团，它是天主的子民，因而它也是互为弟兄的社团，教会是「在天下万邦之中树立起来的标准和征记」。「教会在现代世界宪章」，与稍前的「教会宪章」有内在的关系；它辨识出基督徒与世界之间的存在联系，并认为这种联系，一方面是教会不可或缺的，而另一方面，又是带有深不可测的奥迹情调的。

尽管这个「教会发现代世界宪章」并非尽量发挥，但它已经论及我们这个时代最基木的问题，这个基本问题，曾被约翰·鲁滨逊（John A. T. Robinson）等人通俗地指点出来过。问题的核心便是「如何在宗教与世界之间的鸿沟上，建成一座桥梁」：许多人使他们信仰与日常（世俗）生活之间有了裂隙，这应算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严重的缺陷」（现代43）。这所说的，就是当年依撒意亚先知所痛斥的「安息日信徒」：他们一方面「天天寻找天主，也喜欢认识天主的道路」；而另一方面，却又不肯「松开不义的锁链，解开轭上的绳索，好叫被压榨的人获得自由……饥饿的人，他们不给他吃；自己的弟兄吃苦，他们也不理采」（依五八；现代43）。

「教会在现代世界宪章」一再地呼吁说：一个基督徒，正因他的信仰，便应对世事和世人、负起一种特殊的责任（现代34、43、21）。归根结底，此一呼声，原是提醒我们记起基督当年所说的话，不是按照正统方式祈祷「主啊！主呀！」的人，便能进入天国；而是那些在具体的人间融合关系上，给祈祷做事实证明的人。

有人指摘「第十三草案」过于乐观，甚至有人竟说它是「德日进派」的东西。可是，我们不应忘记：宪章原文，实际警告我们：不要把「改进世界，使之成为一个更适于人生活的世界、使之成为一个更适于人生活的世界」，与「天国的拓展」混为一谈（现代39）。按本宪章的看法，天国之出现在尘世之中，是来自上天的恩赐，而不是「从上面」自己生长出来的东西。它说：「教会的使命是一个宗教性的使命，正因此一事实，教会也是一个人文化的有力因素」（现代11）。在这个脉络之中，大公会议反对「人与天争」一类的看法（现代34）。它说：「天主虽同是救主和造物主，虽同是人类史和救恩史的主宰，但在他的亭毒之下，受造物—尤其人—的独立自主，不仅不会取消，反因而得以恢复其尊严，得以巩固其尊严」（现代41）。那末，我们便不能将「天主的国度」与「天主对处于具体历史情况中的人的亭毒」对立起来；总而言之，天主的亭毒，还不是世间一切活动的最后源头和基础吗？

「期待新天新地的希望，不仅不应减弱，而且更应增强我们建设这个大地的心火。因为新人类家庭的团体，便是在此成长；而此团体，已能给新天新地提供一种雏型，……在一种玄妙方式之下，可说天国已在地上」（现代39）。

「天国玄妙地已在大地之上」这种看法的后果是显而易见的：「人性尊严，兄弟融洽，以及自由的价值（请注意与‘平等、自由、博爱’之关系！）—这些都是我们人性与努力的成果。我们用基督的精神，并依基督的指令，在大地上争取这些成果之后，终有一日，我们要再度看到这些成果—但那时这成果将是毫无污点、光辉夺目、全然升华的—那一天，就是基督将「永恒而普遍的统制权，真理及生命的统制权，圣德及圣宠的统制权，正义仁爱和平的统制权」、交还给天主圣父的那一天（现代39）。

就教会是一群在圣统领导之下围绕在基督身边的信友团体而言，教会既负有揭示天主奥迹——也就是揭示人生终极归宿的使命，那末教会便应透过这种揭示的活动，将人本身存在的意义，披露出来（现代40；41）。正是由于这个理由，我们才说：在教会内一位信友「更」是一个「人」（现代41: magis homofit）。教会便由于它关心「人」的问题，它是站在这个世界核心的：所以「教会根据委托给它的福音，提倡人权，并承认和重视各地提高人权的今日运动」（现代41）。我认为我们不得不承认：这种语调，和往昔我们由圣书里听到有关「世俗」的语调、确实不同了。尽管如此，大公会议同时又警告我们不可误会。它说：

「我们经常受到一种诱惑：以为我们的权利，只有由天主法律的一切标准解放时，方能保持完整。但人走这条路，不独不能保全人格尊严，反而使之消失」（现代41）。

「教会在现代世界宪章」讨论教会对世界的影响之后，转回头来，讨论教会由世界能学些什么。说老实话，在历代的大公会议历史上，我们这是首次打破了「单行道」的作风；现今教会不再如数家珍地只讲自己带给世界的好处了，彷佛世界被抛在天主的恩宠之外，只是漆黑的一团。现今教会也说：教会借镜于人类的加深自知，和人类的新奇经验，而逐渐日益成熟；教会向世界也学习了不少东西——只是有时学习得晚一些（现代42）。

大会在这个脉络之中，列举「现代社会运动」，「社会化过程」，以及「人类对世界合一的关切」等等，而且在论文化的篇幅里，也谈到宗教语言能由人类意识的演进、学习些什么（现代58；62）。由上述的种种世界贡献，教会领悟到：教会本身并不为任何个别文化。或政治经济社会体系所束缚（现代42）。因而现今的大公会议可以声明：基督徒多元现象（Christia pluralism）是可以存在的。一种看法的影响之一，经由大公会议描述如下：

「教友不应将自己的牧羊人，看得总是如此智能，以致能对各种发生的问题—即便是大问题—马上就有具体的答案；教友也不应认为牧羊人应该有个答案，彷佛这是他们的使命一样」（现代43）。

此外这个「教会在现代世界宪章」也结束了中古世纪留给我们教会的「国家、政治」观念。如果我们读一段宪章文字，而不曾忘掉教会史的有关背景的话，我们总觉得：教会写出这一段文字，不会不对自己的过去、临时脸红一阵。宪章总算坦白，它不仅对教会的过去，连对教会的现在、也不怕认错——措词当然是很谨慎的。它说：「连在我们这个时代，教会也并非不知：在负责宣扬福音者的人性弱点，与其所宣扬的福音之间距离是何其大」（现代43）。在本宪章的另一段中，连伽利略的不幸事件也间援地提出了（现代36注七）。教会是要由多世纪来的经验教训有所学习。我们在此听到了教会的「新精神」—这是我们一向很少能由官方的教会组织听到的！

关于这个（保守派斥为）「世俗化的」新精神，如何能以成为「教会在现代世界宪章」第二部份的骨干，我们无法在此详尽地研究。总之，这个新精神原是基于我们对天主的信心的，我们相信天主是我们的造物主，而此造物主又同时是我们不配获得的救恩之主（甚至应说：我们生活其间的整个具体事实，都以天主恩宠的角色，与我们接触；这包括人生日常琐事，也包括人与人间的交往，更包括现代人类的伟大希望。便是这个基于信赖天主的新精神，成为「宪章」第二部部分的骨干，使此一宪章「在福音及人类经验的光明之下」（现代46），对现代五大迫切问题，划出几条解决的路线，甚至也使此一宪章，在章末回顾之时，公开承认自己的不成熟。这些经过，我们无法在此详尽地研究。然而，有一件事，我们总该说明，那就是：假如这个宪章的新精神，推不动我们信众——包括教友、神父、主教，假如信众既不依此新精神而生活，又不依此新精神而行动，那末深恐会有一股「世俗主义」的洪流即将发生。因为假如真的那样，教会再也不能在今日的世界上拿出自己存在的理由来。现今已有所谓「世俗化基督主义」的（secularized Christianity）地下神学趋势，其影响所及，已在不少国家里可以理会。我们与其对此趋势大敲警钟，勿宁把教会安放在二十世纪世界的真诚期望和人文经验里。在这里，我们站在四海兄弟之中，并面对着我们的四海兄弟，我们才能将人的视线，引向教会的宗教社团，叫所谓「外边的人」能以在近距离内，又在真实生活中，看一看可能便是他们自己生活终极目的的生活；或至少看一看教会对人类能有的真正价值。「宪章」也会强调：无神主义的普遍增强一部分责任、要追到我们基督徒身上：由于基督徒过去的讲道方式和生活方式，我们将天主的面孔弄得朦胧不明，甚至扭曲变形，我们不曾成功地使生活的天主、能由我们的生活中被人认知（现代19）。为解决这种无神主义的问题，我们不应只靠一个俐落的天主「观念」，我们也应依靠教会的生活本身，也就是依靠天主子民的生活本身（现代21）。

第二届梵蒂冈大公会议的纸上成就，确是非常可观：不仅文献繁多，而且其教理，其语调，也很使人兴奋。在此，大公会议对教会的主张是：教会便是人类纯正宗教性的流露，由天主圣意的安排，又由基督建立起来；因此，基督的教会实担教的圆满。在此，大公会议放弃了不少一向（多少意识地）自己保留的专利。现今、教会承认：在教会外面、也有纯正的宗教性，也有清晰的基督信仰，甚至也有教会的原始特征；现今、天主教徒不再将「圣统」与教会混为一谈。上述的四种专利现象，是旧日教会在一种「向心态度」下（centripetal attitude）几乎居之无愧的;这当然往往是无意识的，但偶尔也曾是很有意识的（把真的教义扭曲一下而发为宏论）。但这次大公会议，打破了天主教大公会议的整个历代传统，把上述的四种专利，在一种新的「离心态度」下（centrifugal attiude）全部公开放弃。除上述四项而外，教会在大会里又获得了一种新的「顿悟」（insight）：就是「宗教自由」;教会对「人人有依据社团福祉的要求，并按照自己良心的信念，而思想、生活的权利」加以肯定。这是一个新的「顿悟」，至少由官方教会而言这是「顿悟」——官方教会，曾向自己的许多信徒要求过高的理智牺牲」（intellectual sacrifice）。

由教会的过去而论，大会的这五项基本命题，究竟会给教会的未来带来什么实际效果，实在是无法估计的。但依我个人的看法，它对整个教会的未来，要比公斯坦丁大帝在第四世纪、立基督教为国教时给西洋历史带来的影响更为深远。

此外，如果我们再加以「向世界的崭新开放精神」，再加以「对天国宗教性和超越性有更锐敏的意识」，我们可以断言：第二届梵蒂冈大公会议不会不使大地更新；至少如果大公会的指示不仅是置之高阁的文献，而能成为基督徒的生活事实时，定会如此。尽管西方学者，能对「社会传播工具法令」，「司铎之培养法令」，「公教教育宣言」，「修会生活革新法令」，甚至音部分「主教在教会内职守法令」等文献的平庸、不尽满出（然而这几种文献的美中不足处，决不足以减低其它文献的重要性。

但同时我们也不应忘记：在有关修院生活的那个法令里，有它的新课程规定；这便说明，以往教会内的偏重士林神学？到此已告正式结束；纯粹「观念式」的思想由圣经已经割离；这种思想方式也已正式结束。今后的神学思想，就再度基本上根据圣经了。这是探索真理的截然不同而更带存在味道的方向—这是本届大公会议一切文献的特色—它今后也会成为教会内的准绳。假如有几个事件，我们觉得无法了解，甚至偶尔也使我们震惊，我们自会为之惋惜；但由历史的记忆中，这些事件都会很快地消逝。而真正重要的事则不会被人忘记；它会在明日的教会里、具体地发展成熟。

至于我们个人方面，我们也可以推敲一这次大公会议能有如何不同的经过？甚至可以推敲一下：这次大公会议是否真地抓到现代的问题了？当时的大公会议，在全世界心目中，究竟有什么意义呢？我们也可以自问一下：大公会议的不少宣言、尽管在教义方面稳健——例如说「教会是人格尊严提高的征记与保障」这句话—是不是一碰到具体事实的响板上，听来有些「空虚」？

以上种种，都没有掩饰的必要；「教会在现代世界宪章」也承认这一点。大公会议的产品、并非一成不变的成品，而是一个作业。一面有天国的光明，另一面对着我们生活其间的世界；我们便是在这种情况中，听取这次大公会议的几个基本主体：宗教性，基督信仰、和对教会（天主子民）的关切。这就是放在我们肩头的担子，我们自应好自为之。

本文译自「齐肋贝着第二届梵蒂冈大公会议：真正的成就」（Vatican II: The Real Achievement, by E. Schillebeeckx, OP , Sheed & Ward,1967）一书之第53—8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