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奉箴

    范礼安（Alexander Valignani, S. J.）和罗明坚（Michael Ruggiern, S. J. ）在明万历十一年，把聪慧干练的传教士利玛窦领入中国。他们是利玛窦的前驱，是中华天主教的首创人。本文要介绍的是范礼安的简史。

    为推动耶稣会在远东，尤其是中国的传教事业，耶稣会第四任总长麦古里（Everard Mercurianus, S．J．1573—1580）神父的功勋是不可抹杀的。是麦神父委派范礼安神父为远东的耶稣会监会司铎（Visitator）。

    范礼安神父于嘉靖十八年一五三九二月二十日，生在意国那不勒斯的吉耶提（Chieti）城。出身名门。教宗保禄四世（Paul IV、1555—59）因了乡谊的关系，和范礼安神父很友善。范礼安十九岁时获得巴度大学（University of Padua）法学博士学位。之后在教廷服务数年，获得亚尔坦（Altemps）总主教的器重。

    嘉靖四十五年（一五六六）三月廿九日，范礼安由耶稣会总长圣方济各玻尔日亚（St．Francis Borgia，S．J．1565—1572）亲自收录进耶稣会初学院。在初学院中，追随圣祖依纳爵的芳踪，专心契合天主，苦身克己，守斋祈祷。二年初学并研读神学后，受命为初学院副神师。晋铎后，出任初学院神师神父。在他服务初学院的时期，认识了初学修士利玛窦。

万历元年（一五七三），麦古里神父被选为总长后，目睹范神父的才干和学识，允他誓发圣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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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他为远东耶稣会监会司铎，兼总长代理，命他率领派定的三十二位耶稣会会士东来，并且还准许他在由罗马至葡国京都里斯本的途中，随意从沿途的耶稣会会院，再另选八位会士，任何耶稣会院负责人不得反对。范礼安神父担任这监会神父的职责三十三年之久，直到万历卅四年（一六0六）逝世澳门为止。

    范礼安神父字立山，是一位心胸宽大、眼光辽阔、富有组织天才和驾御技巧的长上。他所愿意的只是愈显主荣和拯救人灵。他心怀谦诚，待人恳挚，言语富有动人的磁力，举止大方，令人向往。他接受命令后，便在圣京收集来自远东的种种确实报告。

    万历二年（一五七四）三月二十二日，范礼安神父偕同三十八位耶稣会士，由葡京里斯本搭舟东来。当年七月十七日在非洲东岸的莫三鼻给（Mozambique）地方，遇到由澳门败兴返回的利贝拉神父（Juan  Bautista  Ribeira，S．J．），听到不少有关中国的报告。同年九月六日到达果阿。万历六年（一五七八）七月，范神父来到澳门，遇到守护圣沙勿略临终的华人安多尼，听他叙说圣沙勿略临终的情景，和生前的许多嘉言懿行，非常感动。范神父留澳门九月之久，听到许多有关中国的传述和报告，认为所谓中国历史悠久、文化崇高、幅员广大、物产丰富、人民温文有礼等称誉，都是确实的。范神父认为这样一个优秀的民族，不久一定能接受基督的福音。他认为传教士们应当改变作风，应从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字、和国学并礼俗开始，应有中国的心肠，应当成避自视过高的殖民主义作风。他认为应当由果阿遴选数字杰出的，既富有学识，又具有德行的青年会士前来澳门。这些会士一定要学好中国语言和文字，不仅能说，还要能念、能写。他由澳门给果阿的耶稣会省长写信，说明自己的意思。不久印度耶稣会省长神父鲁依（Yincento Ruiz S. J. ）便遵从范监会神父的意旨，委派费拉利（Bernardio de Ferraris,S．J．）神父前来。但是费氏这时已经不能赶及高晋（Cochin）即开的船只。鲁依省长神父于是便改派罗明坚前来。不久利玛窦神父和巴范济（Francis Pasio,S．J．）神父也被派来到澳门。范监会长在临离开澳门时，留下亲笔信，嘱咐罗明坚神父和继来的传教士，务必要学好中国语言和文字，要学到能说，能念，和能写的地步。

    万历七年（一五七九）七月七日，范礼安神父离澳门往日本视察。七月廿五日抵达有马郡。这时在日本传教的教士共五十九位。其中司铎廿八位。范神父鼓励传教士们，要坚固已经领洗的日本教友的信德，使他们获得深沉的公教知识。他训示外籍的传教士，要学好日本语言，要明了日本的传统礼俗；要尊重日本的文化。他训示日本耶稣会的长上应当积极地注意陶冶本地的神职人员和会士，使他们受到高深的教育和宗教神修训练。他为日本的耶稣会长定立了一些切实的指引和规程，促使他们以慈父的心肠和同情同样地对待一切属下，不分是日本会士或欧洲会土。他划定日本的传教区为三部分。每部分都设立了会长神父。在有马郡他设立了修院。在府内和丰后境内，他设立了初学院和学院。并且使日本成为副省。一五八O年，日本教友已达十三万。

    万历八年（一五八0）三月有马郡郡主晴信，由范礼安神父手中领受圣洗，洗名玻罗大削（Protasius） 同时还有四千郡内外教人领受圣洗，和七千背教的信友重归吾主的羊栈。（注1）

万历十年（一五八二），范礼安神父鼓励九州的三位天主教郡主（大名），大友宗麟，大村纯忠，有马晴信，组织使节团往赴罗马觐见教宗。这便是历史上有名的“天正遣欧使节”团。团长为伊东佑益，团员千千岩情左卫门，随员有中浦寿理安，原太知野。团员都是十六岁以下的少年（注2），他们携带三年的费用，由范礼安神父率领，于该年三月九日离开日本，经澳门、新嘉坡、马六甲、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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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高晋。于万历十一年（一五八三）抵达果阿。进见葡国印度总督玛斯加兰（D．Francisco Mascarenhas）备受总督盛情款待（注3）。

    范礼安神父原想亲躬率领这次使节团前往罗马观见教宗揆国十三世（Gregory Xlll,1572—85）但是当他到达果阿后，晓得罗马任命他兼任印度耶稣会省长。因此他只好留在东方，命令麦基达神父（Diogo  Mesquita，S．J．）率领使节团前往欧洲。万历十五年（一五八七）五月底，使节团在进见西班牙王、教宗、并意大利的王公之后，携带许多贵重礼物，并一架印书机返回果阿。迄今日本政府对葡国天主教传教士很是优待，果阿的葡国总督，在日本副省长高艾浩神父（Gaspar Coelho、S．J．）并范礼安神父建议下，决定派遣范礼安神父为专使，携带总督致秀吉的书信，并四位日本使者由欧洲带回的礼物前往日本。

万历十六年春（一五八八），范礼安神父和四位日本使者来到澳门，听到日本秀吉已于上年（一五八七）开始迫害日本的天主教会。为了慎重起见，不敢马上去日本。留居澳门两年之久。在这期间，范神父曾利用日本使老的日记，编成“日本使者旅行记”（De Missione Legatorum Japonensium ad Romam Curiam,Rebuskue in Europa,as Toto Itinere Animadversis. Dialogus es Ephemeride Ipsorum Legatorum Collectus, ac in Sermonem Latinum versus , ab Eduardu de Sande , Sacerdote Societatis Jesu.） 这本书由耶稣会士孟三德（Eduard de Sande S．J．）神父译成辣丁文，于万历八年（一五九O）春夏之交，利用日本使者带回的印刷机在澳门印行出版（In Macaensi Portu Sinici Regni in Domo Societatis Jesu cum Facultate Ordinarii ac Superiorum．Anno1590）。此外利用这架印刷机在澳门于万历十六年（一五八八）还出版了玻尼法爵（Juan  Bonifacio）神父着的公教儿童教育（Christiani Pueri Institutio）这 两部书可说是在我国境内出版的最早西文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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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礼安神父热爱中国。他的目光虽然注视着日本和印度的教务，但是并没有忽视中国的传教事业。他积极支持中国的传教士，坚决主张为进行中国的传教事项应当取用审慎、明智、渐进的步骤。他曾把日本耶稣会的传教区会长嘉拉耳神父 （Francisco. Cabral，S．J．）于一五八一年调来澳门，支持并推动中国的传教事业。他坚决地主张应当派遣最有学识，兼有德行并干练的会士来到中国。他坚决地反对一些无知的传教士，想用武力来做后盾的错谬计划和建议。这种想藉武力开启中国传教大门的企图，在耶稣会士著名史学家马菲依神父所着的东印度通史中可以约略窥见（注4）这种企图遭到传教学家科斯塔 （JosePh  Acosta、S．J．）神父的反对。

    在范礼安神父留居澳门的时候（一五八九），肇庆的耶稣会传教土被迫离开肇庆，迁往广东省北部的韶州。万历十八年（一五九0夏，范礼安等由澳门抵达长崎。但是直等到次年（一五九一）春方才蒙受丰臣秀吉的盛礼接见。反对圣教会的仇人们坚决地肯定范礼安的使节团是假冒的。范礼安神父根本没有离开日本。丰臣秀吉于是命令范礼安神父返国。范神父于万历廿年十月离开日本。同年高母羡神父由菲律宾出使日本，太阁秀吉开始进犯朝鲜（一五九二）。

万历二二年（一五九四），范礼安神父准许中国的耶稣会传教土改穿儒服。万历廿六年（一五九八）他由印度经澳门，于八月间第三度去日本，时丰臣秀吉逝世。范神父虽然驻于日本，但是对于中国的传教区却非常注意。他用信件不时给予中国内地的传教士以清晰适宜的指导。他派遣罗明坚神父回罗马，请求教宗委派专使来中国。委派利玛窦为在华的耶稣会会长，不受澳门耶稣会会长约束。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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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切愿进入中国宣传福音，但是职务的重担和中国海禁的森严，使他多年的憧憬不能如愿以偿。鲁德照神父曾经记载，有人告诉他，曾见范礼安神父坐在澳门耶稣会院的窗前，目睹远处中国大陆，发出沉痛的呼声说：

          “岩石呀！岩石呀！什么时候您才能开启呀！”

万历廿七年，利玛窦定居南京。两年以后进入北京。到万历卅三年（一六O五）北京城内的教友已达二百余名，内中有不少达官显宦和学者闻人。此外在韶州、南昌和南京的教务也日益兴盛。范礼安神父甚愿亲身视察一番这新兴的中国教区。万历卅四年（一六O六）一月廿日，正当他准备进入中国时，身染重病，安逝于主。遗体葬于澳门。

注

1．  Johannes Laures, S.J., The Catholic Church in Japan.  一00页

2．  气贺重躬，东亚基督教史。178页

3．  Antonio Jose Figueiredo,  Primeira  Embaixada do Japao a Europa.30页

5.Giovan Pietro Maffei, S.J., Le Historie delle Indie Orientali.91页---103页。275页---2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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