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 de Lubac,S. J. 著 王愈荣译

我们今日正处於文化的危机之中，这一断言自不久前起已司空见惯。为了证明这一事实，并不需要前五十年左右德日进神父所作的近乎预言的直觉。大家都知道现在的危机比以前的更要尖锐而迅速。可是一直到最近，人们都只称之为「改变」。今日，另一个字开始运用以描述一个新局面：就是「毁坏」这个字。最近在巴黎伦理学研究院，讨论「艺术中的暴力」时，夏斯德Andrde Chastel）先生曾指出：「我们这一时代的特徵，的确可以用发展的迅速来表达上 种迅速的发展，可以提前说是一种不可抗拒的神秘的自我毁灭」。

夏斯德是艺术史家，艺术时常在它极端创造性的形式，和被视为有恶表的研究中，担任警告的角色。但是不必问他所指的意义。在我们这一星球各处所爆发或所酝酿的暴力疯狂，无论被视作一种蛮力，或被视为兴起另一社会，另一个新而美好人类的希望，并不是一种偶发事件。一位深刻的观察家魏尔 （Erik Weil），在十五年前曾预言说：「私人生活和社会之间的矛盾是一件事实，而且是在思想上产生问题的一件事实……事实只上大部分在现代社会上的人，不表现出他们有问题的感受，也许这种感受尚未进入意识中而为他们好似没有。但事实上，无论感到与否，这一感受存在而且发生作用，在最进步的社会中，有那么多不正常的人（他们这样自称）就是一个明证：自杀者、神经病患者，投入假宗教者……醉酒者、吸食吗啡者，「无故」犯罪者、追猎印象和迷乱者等。这同样的不满感觉说明对社会的抗议，说明空泛的反抗宣言和论调等。这些运动并不是反对社会组织的某一点，而是反对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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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中所有的工於计算的理性化，他们反对「非人化」（des-humanisation）及「物化」（chosifica-tion）的丑恶事实，而与在纯粹臆造中生存的好梦相对立」。

约两年前，魏尔先生很有把握地做了相同的诊断，各种事实越来越证实其正确：

「工作的社会已经驯服了因个人和团体的冈争所放纵的牲畜，它使人空虚……它已消除了外界的和专横主人的压力，—它没有解放人，因为人的全部解放是能有一个合理的生活：…这社会藉理性使人宇宙化了，——它不让人说出他行动的意义。它让一个人有消遣的时间，—它不做什么，也不能做什么使人思想，使人表达一个世界，表达他的世界，表达在他的世界中的他自己……，结果是厌烦无尽而不合理的进步，对於这种厌倦只有藉公平的暴力来解脱」。

黎柯（Paul Ricoeur）先生在谈论我们的这个世界，渐渐讲理性而同时却愈来愈不合理的世界时，也以独特的方式作同样的分析。这个世界越理性化，也就愈成了不合理的世界。黎村结论说，在一切计划都遵循电脑计算规则的时代，人的理智「只面对披头的彻底论战或无目的的犯罪的荒唐」，这不足为奇。我们加一句，青年们特别感染到这种动荡也不足为奇，青年们在五大洲掀起大学潮并已达到普遍性的反抗高潮。

假如有许多基督徒对他们的这种暴动由衷表示同情，也不必惊奇；这只是对他们的原则，而并非对他们的一切示威和恐怖方式表示赞同。一个基督徒怎能小起来反对一种藐视人权、窒息人灵并杜绝人希望的学说呢？怎能不把握这个机会，向旁徨的弟兄展示自开始传布福音以来，经过历史中许多的变幻而光照他团体生命的那个意义呢？果真常有人，物别是信仰坚定的青年基督徒，在他们四周宣扬光明作传递光明的人。——可是，看来似乎奇怪，目前的动乱却在教会内强烈地响应而且反对教会；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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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反抗的精神传染了无数的信徒，而使他们转而反对他们所属的团体，同时他们又继续忍受另一些人所反抗的现代世界的蛊惑。这里有一种装模做样和是非倒置，二者同样的奇怪。事实上。我们马上要解释，天主教内部的现状离这种矛盾情形尚远。可是这种矛盾情形是最大特徵之一。因此我们要先粗枝大叶地叙述一番。

    今日普遍的反抗是双重的。它反对已建立了的社会的结构，以及此社会传给我们的思想遗产，要追究到思想的根源。此二者我们看到都在天主教内部活动。

    当然，我们在这里并不谈论那些有资格而肯负责的人所作的严正批评，他们为了作适当的改革或必须的适应，是说自己行内的话——况且最肯定的革新，往往不是来自所谓的改革家的计划，而是出於圣人的创造力？我们也不提那些形式上过份但确实出于爱的批评。我们也决非轻视今日所有许多问题的发生，它们「不单是颠覆的工作——一切都没有盖棺论定，都可以再加探究」（Y．Congar）。可是我们必须注意—天天都有新的例子——一种苛刻而报复的心理上往直前，毫无顾忌，一种毁谤的意愿，不单攻击教会的过去，还打击教会现有的存在，反对教会各种形式的权威，和它的结构，有时也不分历史的偶发事件以及教会神立的要素。在某些人内有一种成见在作祟，他们不接受教会在数世纪以来所产生的合乎人性的果实，从福音中所汲取的而在教会子女心灵中所实行的，日新又新的爱德工夫。在他们的著作中，他们自作主张，假借护教的理论而恶意地乔装教会的历史。其实，在无数的事实中，和在观察人性的弱点时，多么容易找到讥笑或不满之处！教会的传统已受轻视，已成了一个重担；本来传统是一种活力，我们须把它融会贯通，原来人们不会费力吸收一个已死的过去的废物。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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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的训导也不再以耐心受到支持；训导的公布都被视为滥用，苛刻地受到批评，完全地不被接受。人们不怕兴风作浪反对训导权。看来似乎人们有时对基督信徒自由的性质和要求，已失去了任何顾忌。我也惊奇许多教会的子女，没有做什么大事，没有思索也没有吃苦，也没有思考的时间，却每天鼓掌赞同一群奇怪的人，一群控告他们的慈母教会和弟兄的人。多次我听到他们後，我时常想：怎么教会，整个教会，不起来控诉他们呢?

两年前，有一位我们这一代 最高尚百又最睿智的人，他以适度而又中肯的词句论到这一种混乱局面。他就是自英国教改奉天主教的布特勒主教（mgr. Christopher Butler）本笃会士，大公会议中有影响力的会员，现任伦敦助理主教。他在一九六七年年底时指出，「我可以肯定说，在大公会议以後——我也很高兴在会中出了一份力：在现代教会的生活中，某些现象迫使我请大家特别注意，除非训导权的神立权益受到诚恳的承认并合理地受到尊敬，不然特恩的生命能够将它自己毁灭」。在一个多世纪前，伟人纽曼看到英国教会的危机时，曾说了以下的话，这些话好像是对我们所说的：

「对古老的不敬，毫不在乎地侵犯祖先的命令和传统，取消爱德工夫；教会被侮慢，大胆地轻视教会内团结统一的义务，公然轻蔑人们所谓的团体的宗教（今日人们称之为：社会性的宗教），对公教的「信经」渐渐地不在乎；对这些神圣的信条加上了辩论、比较、辩驳和一连串臆测的证据；在我们四周爆出了对礼仪的无数而不一致的批评；到处都是不满的思想以及整体颠覆的渴望：这些现象岂不是表明出撒乌耳的阴魂不散，这种与达味的热诚相反的固执的不服从，愿意粉碎并打倒所有本来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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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顺从的天主的安排吗？」

纽曼随後指示对这样的作法所要受的惩罚。我不敢继续引证。但是他的指点已经引领我们进入第二个范围，反抗的理智范围。

有人正确地观察过，当智能仅止於了解，平淡而毫无深度时，就成了人的压力上就是本文开端所指出的魏尔及黎柯二位所作分析中所指示的。因此产生暴力的叛乱，高抬无理的事而批判、拒绝接受别人的成果。不过这种叛乱普通都成了它所引用的假定的俘虏。一个缺少智慧的思想继续控制著它。於是互相对立的两个极端联合在一起了。一面是计算和建设的工作，另一面是批评和破坏的工作，都是同一智能的两个相反的方向。为能实际解决这一危机，必须打开一个新的局面。那该是整个精神的重建，藉恢复（广义地）默思的工作。这就是通常所缺少的；这也是现在影响著信友们，并损害著信仰本身的智慧的危机中所缺少的。

的确，假如只让批评的工作单独进行，那么它很快就会使一切成为灰烬。这种批评不再让人注意坚强的精神，稳固的教义传统，以及经过不同的文化所表达的启示真理的一贯性，这些文化有的是相符的，有些是相承继的。那么天主的启示，因为它必须在标记中表达出来，却成了纯人性的思想和解释了。真正的基督徒的信仰，不过成了一种虽然重要但被遗弃的文化事实而已。神学，假如还有这个名词的话，只须给现代人的问题直接的答覆，而不必关心各时代的人，神学家不必深刻研究如何实行基督的福音，只要常在「最前线」就好。於是，轻视真正的批评精神，陷入为批评而批评的漩涡里。自然，在神学的作品中有取舍的馀地，原来神学只藉意象与象徵才能达到它的最後目标。於是有史以来的教会思想家都受到轻视，好像他们没有什么可以给我们讲一样；信仰的传统公式都被介绍得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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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笑，为了要求予以取代，好能达到纯朴的信仰，他们藉词改变说法，但实际上排斥了信仰的内容。这样，深刻研究奥理的意思，变成了苦心追求一种自以为更高哲学的企图，於是不仅信仰的对象变了，连信仰的特性也失去了。此外，他们尽量利用那些可成为破坏性的因素：谁不知道步特曼的作品被那些不会作批评性研究的人所利用？或潘霍华的某些说法的被滥用？於是所有的反责和刺激，即便非常清楚地出自无知，或成见，或对时论的让步，并显示出最虚伪的先知的徵象，还是被看作是先知的预言。这样便传开了一种低级的著作，充满了广告式的标语，没有任何批评的思想。它们传布得很快，因为它们鼓吹时髦的情绪，并袒护一切的混乱。

我们不怕说：这一切都不会有什么将来的。解了体的信仰不会再繁殖。一个分裂了的团体不能再发光而吸引人。骚动不是生命。最新的标语不就是一个新思想。最危言耸听的批评是最无益的。真正的勇敢是另外一回事，，就像有一位基督教神学家所说的，许多自以为勇敢的举止，实际上不过是「反抗中的一种游词」而已。「创造力」普通并不是自夸的事，尤其在信仰和基督徒生活上，更不是这么一回事。这种话，我知道，会把作者列入可耻的等级中。人们以他为「保守派」，或「反动派」，或「反改革者」，或简单地被称为「过时者」，这些名词都能被曲解或作歪用。实在说教会的未来，其使命的发展，教会能而应该带给世界的一切，都在於今日信仰上的有力复苏。要使教友排除病态的消极主义．侵蚀他的神经衰弱症、使他瘫痪的自卑感、窒息他的一连串含糊的措辞，这才是教会所向往的革新的第一条件。

对这种革新，最近的大公会议已定下了工作计划。每个人都在呼吁（或曾呼吁过），但方向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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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事实上人们不太认识也很少实践。许多自以为认真努力的人，今日也不重视它了。起初就有一种歪曲的解释开始传播。亲身参加大公会议的人知道这一点。要不要举几个例子？

「天主启示」宪章让信友的目光集中在耶稣基督身上，他是天主的圣言，「启示的中保和满全」。该宪章指出圣经为他作证这一点。它说明新旧约的关系。同时它鼓励释经者的批判工作，它强调必须以信德读圣经，并根据圣传来解释圣经的重要性。—可惜好多人想「降低耶稣的身份，旧约本身已经走样，起而反抗新约；一种狭义的圣经主义已经展开，它轻侮所有圣传而毁灭自己，从这种圣经学形成了「来日信仰」的定义，因此人们不再注意福中的耶稣基督。那么我们试听一位基督教徒所发出的有益忠告，巴尔特（Karl Barth）说：「本来在教会内不应该有跳越所有的世纪而直接系属於圣经的问题……可是圣经主义明明拒绝尼西信经，正统及经院神学、教父、各种宣信，而「只保持圣经」……而且很奇怪，这种作法最後都成了最「新」的神学。这些固执的圣经主义者，同意他们时代的哲学；在圣经内找到了他们自己的思想：他们放弃教会的信理，却丢不了他们自己的信理和观念」。

教会宪章给我们讲教会，首先说教会是一个奥秘、天主的恩惠、不是来自人的实体。凡集合在这个教会内的人形成天主的子民，走向永城。人人都蒙召加入教会而成圣。为了领导他们走这条路，主耶稣赐给教会圣统制，由教宗为首的主教团，负有训导、圣化及管理的三重使命。但是，到处似乎都不愿接受这个道理，而只愿保持「天主子民」这一思想或更好说，这一表达方式，而把教会改成一个广大的民主体制。同样其他一种误解是破坏了主教团的观念，愿把它扩展到所有的圣职，而把它弄成一种议会制，他们无理地过份反对教宗的地位。他们批评人们所称的「制度化的教会」抱著一个无定形的基督信仰的理想，其实，这理想完全不切实际，并与天主教的信仰和教会的发源史等相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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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他们不但赞同一切的弊端和贵在的混乱，而且教会的神定制度、教会本身和教会自开始存在的一天便有的本来面目都受到了打击。

至於教会在「现代世界」的宪章，某些人以为这是独一无二的宪章，但是它之要我们「对世界开放」，有其确定的意义；它是要求我们的信德有活力，对付恐惧或自私的畏缩，因为那是没有活力的标记，它要我们在世界上致力於灵魂在肉体中的角色，追随大公会议所引证的Diognete的书信；最後要把福音的精神带给世界，并向世界宣布救援是从基督来的。可是，事实恰巧相反，「开放」成了忘记救灵、远离福音、走向俗化、放纵信仰和风俗。简言之，在世界内溶化，妥协，失去立场；这等於说，开放使我们推卸对世界应负的责任?

因为大公会义，依教宗若望廿三世的愿望，无意义定新的信理，或宣布绝罚，为此有些人就下结论说教会不再有判断任何人或事的权利了，他们高唱「多元论」，不再是神学各派解释标准信仰中的。多元，而是信仰根本就不同的多元。我们也知道「信仰自由宣言」也被曲解，违反宣言的明晰训导，结论说不必再宣扬福音了，其实该宣言强调宣扬福音的迫切义务（虽则事实上有所拖延，或因环境的关系方式有所改变）。有关礼仪宪章也可作类似的观察，该宪章有时受到亵渎般的讥笑。还有大公主义、修会生活等法令！实在可惜，在「革新」一词的欺骗下，隐藏著多少悲痛的事实、堕落和本末倒置！

在美国的一本杂志上曾有过一幅漫画，我觉得很能表达许多人对目前天主教会内所发生的一切、所表示的惊讶：一位圣职人员在计程车内，司机转向他，不用平时的说法而用圣经上的一句问他：「你往何处去？」（Quo vadis？）——教会要走向何处？这是到处人们要问的问题。在变迁中教会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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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黯然无光？或依大公会议的规定和精神而革新，与致勃勃地向「新时代的路」前进，而更能完成它在世的使命

以上所述不可看作是悲观主义的标记。正是在动乱的时刻，最好的才与最坏的相混。基督的承诺是不会落空的。基督的圣神也不会放弃它的教会。今日这位圣神还在吹拂、他激发隐藏著的奇事。我们现在认识以往世代，天主圣神所激发的每每受人诽谤的奇事，来日别人也会知道在我们这一代中间所散发的奇事。上面我们大致所描述的不过是喧哗的思想而已，虽然已引起了真正的困扰，但并不影响有深度的生活。它不是严正的神学思想，不是牧灵工作有计划的努力，也不是许多传教工作、热诚、服务新方式的繁荣，更不是许多谦逊人的缄默和牺牲，他们忠心耿耿，不受动乱的影响，也唯有天主认识他们。

假如我们仔细观察庸俗世俗化的事实，它们以指示刖途的进步姿态出现，强调最近过去的错失，但另一方面，因大公会议的推动，人们也可发现特有的活力，虽不能说有一个新教会，而可说有一新纪元。许多人不因新学说，多言或恐吓而失去思索和祈祷，反而更积极地行爱德，准备接受恒久爱德所要求的任何改革。在这些人中间虽然有的表示自卫的态度，而不信任任何可作的革新，但是多数还是参与他们精神领袖所要求他们的事，假如他们不因太多的混淆和虚假的革新而後退。虽然我们这一代没有前半个世纪法国天主教会内所有的显赫的人物，至少在我们中间也有不少真的先知，他们或者鼓励我们，给我们指出时代的重要社会责任，或叫我们内心皈依，没有它我们所作的努力将无结果，或更有甚者，他们无声无臭地采取行动，这些行动来日将成为范式。常是如此，他们很晚才为人所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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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开始时受人轻侮，他们的声音受到窒息，因为他们不愿夸张而且他们的呼吁看来生硬，可是他们在圣神的引导下，使教会维持正确的方向，为教会铺新路，让教会前进。我们同样也想到在某些公青团体内，我们呼吸到教友生活的新鲜空气，它们犹如新芽，有时很卓绝，能在来日给我们新的灵感。我们也怀念那些在迫害教会的暴政下生活的教友；他们勇敢地保持忠贞，在漫长的考验中坚固了并净化了他们的信德，从经验中认识信仰的宝贵。假如我们和他们之间能有更多而较自由的交往，将是一种「诸圣相通」的新行动，这种行动是不断在教会的不同成员中实现的，也将是我们的世界人文化的新机缘。

这一切现在在教会内都有。我们起初所感叹的那些批评专家，就是因为他们拒绝或不能发现我们上面所提到的。目光模糊使他们对现在和过去的深切事实视若无剩；他们或者梦想有一个事实上不可能有的完美教会，或者对福音失去了兴趣而以为时代已超过了福音，不会再重视福音的果实。对於教会的适应时代，他们凭著「现代人」的神话，主张全部的改革，以教义专家的姿态，反对忠诚的教友所常维护的珍宝——福音。这就像保禄致弟茂德书中所指的依默纳约和非肋托二人，他们自以为已经复活，完美，梦想高人一筹，实际上他们叛离了生活的天主而朝拜他们内心的偶像。

我们刚才所提到的徵兆现在也存在。虽然引起不少的忧虑，但也给予我们一种快乐的希望。还有那些尚在教会以外的追求天主者的呼吁，他们不知不觉中好像在等待遇到更有活力的基督徒而後来加入他们的团体。诚然，即使我们没有全部的徵兆，我们的希望也不该消失，希望在最黑暗的时刻中不是最美丽吗？何况我们已有了希望的徵兆。在我们的历史中，福音是插入了——这福音就是耶稣自己。在我们变幻的现代中 他常是生命的源泉？耶稣将福音 托付给教会，教会於每一个时代从其中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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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新的和旧的」。在这次的大公会议中也是如此。教会并非白白地要求我们自动自发并给予大家自由。虽然会有危险：误会、夸张、各类可能有的弊端等。在实施时产生错误也是必然的。但是这些错误事实上不过是跨错脚步而已，虽然有时比较严重，但并非不可补救的。大公会议会面对这种危机，但依靠天主圣神已安渡危机。现在的不景气并不能阻止我们因之而兴奋。

不过，假如我们想克服现在的动乱，像飞机在升空时有时必须抵抗风暴，那么我们必须停止对我们自己作无用的颠覆，为能向前迈进。在结束这篇文字前，我愿指出两点比较基本的条件。

第一个条件是爱耶稣基督。是这种爱使我们成为基督徒，这是永不变更的。在某一个时代或某些人，对耶稣的爱能有不同的形式或深度，但是对耶稣的爱是不可缺的。虽然耶稣的爱今日受到攻击，被视为过时、可笑或受讥讽。从各种学科都提出证明想把基督的爱从基督徒的心内拔除。有些人说这种爱是对一个幻象所发的，因为历史的耶稣，唯一真实的耶稣是我们探索不到的。有些人以为文化的连续，彼此互不相关，与我们之间的距离一天比一天大，因此古代教会的信理定义已和我们格格不入。更有人藉心理学尤其是心理分析的启示，想给我们解释这种对基督的爱（把我们置於情感的「宗教）中，使我们不安，因此不适宜於成年人，而为获得信仰，必须勇敢地放弃这种爱。还有人给我们表示耶稣基督的爱、或对他的感情，使我们退步，或让我们堕入五里雾中，因此必须在今日和未来的人身上追求并爱基督，这样才能忠於基督的木来精神。最後有些自以为是或可能是哲学家的人，要我们作一次他们以为高级的思考，他们设法要我们了解，真正的基督教不可能是直到现在所有的那幅面貌：招们不会再在狭义的个人主义中找到它、那是一种肤浅思想的果实，一个奥力振、伯尔纳多、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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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定或多玛斯的想法，一个穆勒或纽曼的思想，犹如初期宗徒们，特别是保禄的思想，以及许多没有特殊思想的圣贤所生活过的教会 而是在了解基督教义的直觉中（gnose）。

似乎所有的知识，从圣经诠释到最高的推理，近代人们所作的进步，都联合起来叫我们脱离对耶稣基督的爱，但圣保禄却说，任何事物都不能使他与这个爱隔绝。好像一切都起而攻击德日进，以为他的思想幼稚，因为他还引证保禄宗徒的话说：「我知道世界上没有一件强烈而广润的事，足够拔除耶稣基督，或使我们对他冷淡或远离他：天使、生命、死亡、高、深、过去的悲怆、未来的启示等均不能使我们远离我主的爱」。但这只是一种表面。因为每次这类的结论出现，都犯了偏差的毛病。

根据严正的圣经诠释，耶稣的肖像也许解除某些虚构的描写，或比较平庸的解释，但为有些人也就比较含糊，为另外一些人又比较神秘；如果我们仔细观察，某些圣经诠解所作的否定或减缩，都是藉真正的「语言学宰割」（massacre　philologique）而得。相反，人们最近以为为解答耶稣宣讲的圣经注释的中心问题、以不侵犯圣经文字为条件，并集有不同的论证使人更易了解，而最佳的根据还是教会基督信理学所给予的。同样，我们并非轻视所谓的人文科学的新贡献，不过我们有权表示某些代表人物那种格言式和专制的自命不凡，在不知不觉中超越了他们的范围，而成为一种不合科学精神的教条主义。凡把耶稣基督的爱与低级或盲目的情感相混的人，就有危险走上圣保禄所指的「无情的」可怜境况的途径。至於将近人的爱和基督的爱相对立，也是武断，因为基督的爱是爱近人的泉源上从廿世纪以来许多由这源泉汲取泉水的人可以证明；比如，「大众的兄弟」傅高（C. de Foucauld），或孟沙南（Jules Monchanin）等。最後，为了评论甚么是真正的基督教，甚么不是真正的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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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我们常喜欢依据活基督教生活的圣贤们，而不想依赖试图歪曲基督教义的哲学家们——这种偏爱并不意味我们对哲学有所轻视。

这几点迅速表达的意见，绝不是表示不愿接受人们所指出的异议。恰恰相反上 些意见只反对破壤性的妥协主义，并指出实行广大研究计划的迫切要求，虽然这些工作非常艰钜，在教友团体中尚未认识而传开，更未达到理想的幅度和勇气。批判精神和宗教精神的配合，常是基督徒革新的保证。假如我们在这方面还要进步的话，我们今日还是可以引用一位大学者拉德里耳（Jean Ladriere）的话说：「我们的工作都随著世纪的灰土消失在此世界，进入那引领一切走向死亡的「冷热均衡」（neguentropie）中。可是已亮起了一个永远常存的日子。他从纳匝肋的隐居中来到我们中间，透过各世纪而与我们会晤；他引领我们超越一切生死，到达审判和完满，到达来世生命和永恒的深渊，也就是到达真理的中心。希望已经开始，再没有终结。」

第二个基本条件是对天主教团结的爱护和渴望。这是和第一个条件紧紧相速的。今日还有许多人喜欢指出教会与福音之间差异的问题，显然的无论在那一个时代或地方，教会在其成员身上并不是完全忠诚的，教会儿不了有到处猖獗的罪恶，以及人性软弱所有的特点。不过一直是教会把福音传授给我们，而今日教会更以它有权威的声音，邀请我们作真正合乎福音的革新，再者，虽然是少数，可是今日攻学教会的普遍化的批评，都与某种远离福音 的运动有关。起而攻击他们精神领袖训导的一「世界舆论」，不过是设法让他们违反福音 的事更易流传。假如这类批判来自外界，那就无须惊奇。但是当每一个人都以随意批评作为使命，每人都想为自己争利，每人都要把信理和伦理铸成自己的模型二样教会就分裂了。当团结的中心成了最激烈的攻击目标时，每个人都以为自己有权利向伯多禄的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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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人，在全世界面前提出傲慢的指责时，教会，整个教会都伤透了心。现在这些激进派，不知道自己在做甚么。他们假借任何藉口，总是违背福音的。他们使许多弟兄对他们起反感。他们不知不觉中，鼓励了那些想分裂而实际上是精神贫乏的小团体的繁殖。他们讥笑那此些保留基督徒名义某些要求的人。他们使众人伤心。他们那一方面，实在是在摧毁教会，因为一个充塞著如此的混乱，弥漫著这种风气的教会必然要失败。在此时期中，它将没有效力、没有传教的活力、没有大公的德行。

对这种混乱的蠢动，虽然他们有慈口为自己掩护，让我们用一个极简单的作证来对付，以结束这篇文章。有一位绝顶聪敏的女士，她一生在无信仰及敌对的环境中，为穷苦的人服务。在一九六四年地死後，人们收集了这位戴布莱女士（Madeleine Delbrel）的小作品。读者可以从其中知道或认出基督徒真正的神修，她可与某些神修思想的精良纯洁相比，假借这些神修思想之名，「平凡的」基督教义会受到批评，但是这种「平凡的」基督教义，是自古以来的圣人和普通教友唯一所认识的教义。我们来看看戴女士在一九五二年所写书信的片段：

「十八年来在一个不但没有信仰，而且没有些微基督教痕迹的人民中生活之徒；因为自己深深和教会在法国所带来的新的和旧的息息相关，又深信我们的忠诚要求时刻增强传教的热火，并日益坚固的服从基础，我愿代表大家去罗马……为了表示这是信德的行为，不是别的，我在早晨抵达罗马，立刻到圣伯多样的坟墓前……我整天留在那里，而在当晚就追回巴黎。」

何等伟大的纯朴行为！为了保持与教会团结的这一举动，比那些分散教会的相反行为要有力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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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天主教必须有的团结的意识，是超越任何合理的辩论的，那些在主律的限度内，不须借助任何压力，为了在某一时刻更妥善治理教会，并注意时代环境所开的辩论会也不例外。并不是废除或妨碍研究，相反，是为了使研究可以在良好气氛内进行而获致结果。

在这座伟大的圣路易大学，向诸位可敬的听众谈话，我感觉到没有依某些人所期望的，以学者身份说话。不过我可以说，我感觉到我是以神学家的身份说话的。在现在这一严重时刻，神学家岂不是应该暂时停止他的历史性考据，或他自己本人的意见和研究「论在什么时候太重视上述数点都是不对的—为的是提醒他神学家的存在及他所该有的权威，都基於他所接受的保护并启发教会信仰的责任么？

 本文译自 Nouvelle Revue，Theologique，Juin-juilllet 1969. pp．58o-596，为 Henri de Lubac神父於一九六九年五月廿九日，在美国米苏里州圣路易大学，庆祝该校创立百五十周年纪念闭幕典礼中的讲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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