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室

一九六O至一九七O这段时光刚过去不久二十年中所发生的事故既大且多，既迅速、又彻底，以致任何社会或个人都会感到头晕目眩，无所适从，更谈不上处危不变，甚至操纵局势了。原来一连串的思潮，运动，以至梦想，本可用上几十年岁月的，如今都在这短短的十年内用尽。今後人类还需要什么样的刺激呢？美国圣路易大学历史学教授J.Hitchcock作了一些分析，值得大家参考。

1、十年前无论是在教会内或教会外，都有过一种前进派或自由派，他们基本上都确信正统道理不需任何镇压，自会延续下去，真理在同样待遇下最後必获胜利。但在过去的十年内这一信念已站立不住。人固然不易跳出社会给他遗留下来的种种概念和批判标准之外，但在此传统的范围内，一批智识份子所作的批判已揭露一个时代所感到的更深的不满。

要使大众注意到某些基本问题的存在，必须有具体的、可见的事故发生。为教会，为世界，当时所发生的重大事故就是教宗若望廿三世及美国总统甘乃迪的就任。他们二人都是具挑战性而又平稳的人物，承认传统结构的缺点，主张革新，但同时也给人成功的希望。二人都指向未来或往前看，但也都站在过去的深厚根底上。他们的治世方针好似给自由派的信念一个最後、最高的证明：正统不需要藉镇压维持，系统组织是健康的，发挥实在的作用。

一九六三年前後相距仅几个月，这两位伟人都溘然长逝了，这一年就成了两个时代的分水岭：一面是宗教改革以来的黄金时代，另一面是以後所发生的林林总总。他们二人都是道地具有奇恩性的领袖，所留下的局面使较平凡的继承人难以应付，而整个社会像个孤儿似地梦想著一条神秘的途径。

2、六十年代前半期的温柔平衡的改革气氛，被另一批特殊的历史事件打破，而一位教宗和一位总统所造成的乐观和喜悦也就随著消声饮迹。那些事件就是越战，节制生育，及大学学潮。因了这些事件的性质，它们不能再像在五十年代那样，当做社会偶发的一个敖瘤支吾过去，因为这些事件的每一件都将一些基本的价值提出来质问。

越战给与新马克斯学说一些推恻的基础：扩展市场，反动派或反革命者的许诺等

等，末了使很多人对於美国历史中几次较大的介入世局的动机失去了信任，结论便是：美国一向是贪得无厌的，喷血如渴的，自我扩张的。关於节制生育的问题，教宗所出的「人类生命」通牒不但未得到正面的效果，反而引人对教宗的权威，及对性问题的一贯态度起了怀疑。那些学会了在性的问题上直截了当、无牵无挂提异议的人。每每会滑入怀疑其他基本传统的宽路上去。最後在各大学里对於限制个人行动的规矩日益难忍，对於学校与军事行动的狼狈为奸有所觉悟上 一切使人对教育机构究竟有什么社会角色的问题发生了新的兴趣。结论无可避免的是：教育的作用从各方面来说都是镇压性质，并使人远离自己或失去真我的，它是已成立的组织系统用来强迫人与之苟同。这样一来六十年代的经验使一个极大的困难戏剧化地突现出来！如何怀疑并不信任某些制度，而能同时不让制度所具体化的基本价值不受影响，而仍站立得住？

3、六十年代中期的这种极端看法是颇消极的，它是受了马克斯思想及大学里所流行的社会学的影响。这种看法将各种机构视为无人性的存在，及互相玩弄权力的工具，并没有任何超越性的旨趣。国家对於「自由」和「正义」既不关痛痒，教会所关心的也是不知厌倦地加增自己的财富，巩固自己的权力，它的自谓代表上天意旨，不足取信於人。至於大学，不但不是大公无私的真理之家，揭穿了，也无非是资本主义系统的代办人和仆役。

这类看法所引起的觉醒并不叫人伤心或起空虚感，反而令人轻松愉快，因为极端者认为他首次看到了事实的「真」面目及自己的敌人，也看出应该如何应付他们。另一方面上这新起的极端派虽然很瞧不起美国社会的物质价值，但它本身就是物质透顶的：它将全部生活缩成政治斗争的各部门，斗争的目的和利益也无不在物质范围以内。什么「精神」、「伦理道理」、「人位」，虽然机械式地挂在口头，但已无人相信。现在大家都知道，抽象的道理是一些团体利益的护身符，任何价值都无法在社会里受人尊重，除非提倡和依附某一价值的人真能令人折服。

4、认为政治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看法来的快，去的也快。这不但是因了政治上的许多失败，还因为人再度发现，人不仅靠行动而生活。六十年代的後期於是忽然对神秘学，星象学，以及农民公社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传统文化既已失去人们的信任，许多人只好去大胆地（有时疯狂地）建立一个全新的文化。吸毒便是这种尝试的一种表现而使很多青年成了牺牲品。现在有的一个革命的梦是要把整

个的人类社会举起来，将它放入一个更好的地方，过程中有些人会跌落出去，那是无暇顾及的。现在稍具敏感的人莫不有筋疲力尽，滑稽可笑，张皇失措，杯弓蛇影等的感觉。这都是十年来蛮横的，紧张的，无控制的变动所造成。在可见的制度上变动也许不大，并且受到控制, 但在人的思想，信念，价值观，理解，及期待上所有的变化的确非同小可。这里不得不坦白地承认：没有一个遗传下来的价值现在不被怀疑，并且不公开地受到权威人士的否定。在这种局势下只有很少的人能承受这种整体的和迅速的转变。

    5、梵二大公会议以後的教会历史只是一个更广大的现象中的特殊个案而已。像在其他的文化阶层一样，人们忽视教会的内在意义，而全神灌注在可见的变动上。以神学来说，目前还很难知道，大公会议以後的神学究出儿被「大众」的要求侵蚀腐化到什么程度。所谓的要求就是每部神学著作必须比它前面的一部更大胆，更敢说话。此外大众所期侍的，是神学家必须对以往的传统不断地予以剔秘，而对任何新的更改都能找出理由于以支持。这样上些重大的神学变化还没有时间加以消化，新的变化就又接踵而至。由这一角度来看，才会发觉，六十年代疯狂式的生活所造成的最大损害便是深度或内在性的丧失：那些紧紧把握，深深内在化的价值，那种懂得慢慢体味生活的本领，以及收敛心神，尊重传统，原来传统是人防御时兴及社会压力的主要堡垒之一。

    6、狂热和天真非常接近。六十年代许多天真的想法和人生观，最後须由那些无信而多疑的智识份子负责，是他们使青年学子寻求意义的饥渴得不著饱饪，而被迫到反文化的垃圾堆里去找营养的替代品。

今後的十年内，将要发生领导作用的，是那些经过六十年代之火锻炼出来的人。这不是指那批保守人士而说，他们在过去十年的混乱中只设法高高在上，不受其沾染而已；而是指那些在种种不正常的表现之下看出其内在的理由，而仍有充足的资源保持自己立场的人。在教会内大约将有一个「宗教」的复兴，人们对祈祷，灵修，纪律，个人的罪，及通往天主的路，将会重新感到兴趣与关怀。外表虽然尚未显露，但时间可能已经成熟，将会有一次新的归正高潮及修道生活的复兴。对於反文化及新左派做出的种种极端将会有一种激变和反应，那些会为这些运勒所吸引的人会改变他们的态度。很多其他的人会简单地开始寻找坚实可靠的东西来代替过去十年中的那些幻想。修会生活果真再度复兴的话，比较保守的修会将比那些改革过的修会更受人欢迎，因为後者的生活方式和一般的在俗人士已没有多大区别。

以上所说的「宗教复兴」究竟要到什么程度还很难说，历史最会捉弄人，越想与它亲近，越易受它愚弄。

在各大学校园内将要再度兴起的，不是老式的保守主义，而是在甘乃迪总统就任以前会一度统治几座重要大学的对讲理和诡辩的崇拜。这一风气不一定在思想上抛弃以往的一切主张和决议，但任何事，只要略显勉强或天真，就不会被人看在眼里。果真如此，很多伦理的，甚至高贵的价值将会伴随著时兴的，热狂的货色，不分清红皂白地一同被摈弃。不过大学的性质就是如此，它常受著经过考验的独立思潮的支配。

至於给六十年代制造并爆发了很多炸弹的种种政治及社会问题，将要继续存在下去，不但不会减轻，大约还要加强。宗教复兴，以及青年一代再度爱讲理诡辩，对这些问题都不会有多大贡献。为很多人上（十年代所给的最耐人寻味的一个教训，也许就是这一点：政治社会问题，以及所牵连的战争，还在一般人所能控制的能力范围以外

参阅：

J． Htchcock: “What Really Happened in the 1960’s ?” ,

Anerica, May 1, 1971. PP.449-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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