邬 昆 如

引论

在教会传教工作法令中，对地方教会的描写有三个主要的因素：一个是「教友团体」，另一个是「能承行教会使命」，第三个就是「与当地文化相当和谐，而享有相当稳固的基础」。地方教会与文化这个题目，就是要阐明这第三个因素的意义。

传教就是接受并实行耶稣基督「传播福音，宣讲天国」的训令，而要实行这个训令，就必然涉及文化与信仰的问题。世界上从古到今，没有一个民族没有信仰、也没有一个民族没有文化，而今要在这种已有的信仰和文化中，宣讲天国的信仰，传播基督的文化，当然就会引起向文化的挑战，向宗教信仰的挑战。在中国宣扬基督，就是向中国文化的挑战；正如昔日基督宗教在罗马，佛教之在中国的情形一般。

现在面临的间题是：一个「文化人」如何会接受福音？一个传道者又如何把天国的真理传授给「文化人」？一位已经接受了基督信仰的「中国文化人」，或者说，一位中国知识份子信徒，如何把自己的信仰传授给同胞？

面对这些抽象的、理论的问题，已经成立了圣统制的中国教会，虽然在人口比例上仍是少数；但是，教会的各项措施，却在一步步地做着文化交融的工作：譬如在弥撒中已经开始献花、献果；而在献香的礼仪中不再用罗马式的香炉，而改用中国传统的柱香等等。

这些现象，都表示教会愿意在中华民国固有文化之中，融入基督信仰的因索，使教会中国化，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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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基督化。

    为了使这种工作更有效地实现和推广，兄弟特应神学讲习会之邀，从根本上和原则上，探讨这一次的题“地方教会与文化”。为了思路的方便，兄弟把讲题以学术研讨的方式分成三部分：先站在问题之外来看宗教信仰与文化相融的历史事实；关于这样的历史，兄弟试举西洋基督宗教的缘起与发扬，以及佛教之传入中国，乃至于发展为例证。在问题之外看清了其历史演变的根本因素之后，就进入问题的核心，看看文化中的宗教成分在人性生活中的地位，尤其探讨宗教在文化中的定位；藉以说明外来文化的冲击，对固有文化如何能在接受与排拒的选择中，终于发展一种融洽现象，而产生一种新文化体系。在这种宗教与文化交往的内涵探讨之后，就要把理论当作基础，落实到当代所遭遇的实际问题，也就是说，要指出这种“历史的”教训，以及交往的“内涵”，究竟如何发挥其实效，尤其面对当今的思想趋势，甚至在反宗教反信仰的思潮中，如何把基督的福音和天国的喜讯传播给当代的中国人，激起他们心中在文化基础之上，再让基督的精神融合进来；渐渐地从新的信仰体验中接受耶稣基督为「天人合一」的具体事实。

现就请分段来讨论今天的课题：

第一部份 历史演变

在「历史演变」中，我们的重点放在「宗教与文化」接触事实的演变，以及宗教与文化融洽后所产生的一种新文化的演变。

关于这类问题，我们很方便的有两套资料，一方面是佛教之于中国，另一种则是基督宗教之于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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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因此我们也就分两章来探讨：

第一章 佛教之于中国

中国文化自从先秦诸子开创了以「行」为中心的辉煌时代之后，有过三百年的光荣历史；三百年之后，很不幸地，后继无人，接着最少有六百年的空白。在秦汉时代，政治非常辉煌，国势也非常强盛，可是，在发展哲学思考的课题上，尤其在把握人生的课题上，走向了偏差，而流入庸俗的画符炼丹，以「运气」的方式，设法把此世的生命，往无限和永恒延伸，虽然当时有何宴和王弼，设法发扬原始的儒道精神，但是总也无法消除自秦始皇、汉武帝就开始了的「追求长生不老药」的迷梦。就在此文化衰退之时，幸好印度的一支宗教文化东来中土，而至少使中国有八百年的文化鼎盛时期。

从先秦的「行」，到秦汉的「知」，再从秦汉的「知」到隋唐的「信」，是中国文化发展中很具意义的一环，因为文化发展的渊源在于「行」，因而其后的整个发展都充满了「行」的因素：「知」在要求「实行的知」，「信」也在要求「实行的信」。

可是，这里我们的问题在于：印度的「佛」在中国来说，当然是舶来品，这外来的文化如何会融人中国文化中？中国又如何会在一种新的宗教文化中继续存在和发展？

我们且看中国固有文化和印度东来的原始佛学究竟有多大分别，然后才会更惊奇，为什么竟会有那末大的圆融和宽大。因为中国不但接受了佛学，而且还发展了佛学，甚至从小乘发扬光大到大乘。

先秦的「行」，根本的构想在于「家」的关系，人与人之间要「行仁」，要「行义」，要「行孝」，要「行悌」，都在于「齐家」的信念。但是，佛学来了，不但不发展「家」的概念，甚至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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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叫张三的青年，「出家」以后，就改名换姓，不但不叫「三」，连「张」姓也抹去，而称为「道生」或其它的法名。

以「家」为中心的文化，怎么也会肯接受「出家」的思想？站在这种思考的曲巷中，当然就不容易找出融和的最大原因，如果我们能再深入一层，把先秦的学说都概括到「今生」的范畴中，则秦汉时代开始的炼丹画符，更是把永恒局限到时间中，把无限困守在空间里。而佛教的输入，正是对症下药，对先秦的学说来说，是说明了「此世」只是「来生」的过程，用「轮回」的系统和信念，一层层超度人间世的各种烦恼和苦痛，而进入永恒和无限的「涅盘」境界，在这境界中，人性「解脱」了一切尘世的束缚。对秦汉画符炼丹的追求今生来说，则提出了「死亡不是生命的结束，而是生命的开始」，人性的伟大，不在于能够逃避死亡，而是能够善度今生今世，以及在今生中对来世的寄望。

从宇宙论中的内涵扩大，从此世伸展到彼岸，而又把人性论中的内容加宽，从「今生」往前伸延到「来世」，往后回顾到「前世」，使宇宙和人生的视野加大，因而，佛教之传入中国，事实上并没有与中国文化基本的原则有什么冲突，而反过来，加宽并加深了文化的内涵。

这是往大处着想的窥探方面。

就是在小处上看，中国传统的「家」的观念并没有改变，因为「出家」毕竟是印度小乘的看法，因为觉得现世的一切都是「空」，要成圣非要逃避今世不可，但是，这种小乘的看法，接触到中国文化之后，就渐渐改变了初衷，而认为现世要有可取之处，圣人不但能超越现世，而且更能够把握现世，于是佛学传入中国后，竟从小乘发展到「大乘」。大乘佛学可说已是融和——佛教与中华文化所产生的一种新文化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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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融洽了「伦理」与「宗教」的新体系，用了印度传来的「信」，以及中国固有的「行」，「信」就是在「行」之中，加入了对「来世」与「彼岸」的信念与信心；「行」就是对此「信仰」的实践。

这种融会了的文化体系，尤其在民间信仰中，特别明显，就如兄弟所属的客家族；家中有人生病时，总是请道士来唱唱跳跳，以为凭藉铃声与祷告的声音，可以驱魔赶鬼，可是，当家中病人去世之后，则请和尚来诵经，超度其灵魂，及至到了出殡之日，一切礼仪则由儒家之族长担任，祭文以及主祭都依照儒家的规定。「死亡」现象正是指出人性的极限，以及人性在这极限中的反省，就在这深度的极限反省中，人性完全暴露在宗教信仰的情操中，它要利用一切宗教仪式、表示一个人在争取永恒幸福时所作的努力。

从另一个角度看，「家」文化的「仁」，是显著「礼让」的特性，佛教的宗教情操也会帮助了这种特性的发展和加深；虽然后来孙中山先生革了命，但是，仍然没有把传统「礼让」的天性带向「竞争」的范畴内。

第二章 基督宗教之于西方

希腊开创了西方的人文精神，在以「理智」为基础和出发点的哲学上，发展了伟大而崇高的思想体系。但是，这种以「知」为中心的文化，却只有三百年的历史，随着而来的，也像中国先秦之后的秦汉，有六个世纪的空白，思想空白的理由是：炼金术的兴起与发展。原来，希腊柏拉图的学术已经摄取了东方的宗教情操，把人性从此世提拔到彼岸，可是，罗马时代的「现实」，却又把眼光投射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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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世的金银财宝上，使人留恋今生，而忽略来世。

希腊虽以「人文」为中心，可是其文化的型态由于海岛环境的捕鱼和经商，无形中形成「竞争」的天性；为了生存无法不与别人竞争。「奥林匹克」成为当时时空的中心，就是最好的明证。原来「奥林匹克」是为了丰年祭，祭后的余兴节目就是比赛和竞争，希腊诸海岛的人都聚集在雅典竞赛，于是成了空间的中心．这四年一届的竞争大会于是成了希腊纪年的标准，而成为时间的中心。

罗马的炼金，事实上也是以「竞争」为原则的前提下进行的。不但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穷兵黩武，就是罗马的凯撒大帝也喜欢东征西讨；而且，更进一步，西方历史都在心态上赞美他们，称他们为「大帝」。

就在罗马的炼金经历了六个世纪之后，东方一支希伯来民族的信仰，以新的面貌传入了罗马。这些基督徒在三百年的仇教运动期间，以自己的鲜血和生命争取到信仰的自由。

这种新进的基督宗教思想，以「仁爱」为中心和出发点，站在上天的立场衡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提出人的灵魂是「天主的肖像」，而结论出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希伯来民族的生活方式，既不像希腊每四年有一次竞赛大会，而是每七天有一「安息日」，在「安息日」上，民众要到会堂去敬拜天主。基督宗教发扬了这「安息日」的深意，在星期天上，无论是王侯将相，无论是贩夫走卒，都走进教堂，异日同声念「我们在天的父」；指出人间世的阶级在天主面前原是兄弟姊妹，因为共有一个「天父」。

基督在阐释教会思想中心时，只用了一个「爱」字：上爱天主、下爱众人。

在这里我们要问：这种以「仁爱J为根本的信仰，如何会被以「竞争J为天性的罗马帝国所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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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的国家政策是蓄奴和殖民的希腊罗马，为何要以「平等」的态度对待别人？

希伯来、希腊、罗马的共融关键，因此不可能单在这里钻牛角尖，它毕竟还有别的理由。那就是「今世」和「来世」的区分：人性对今生追求感到不满足时，人心在自身的极限线上挣扎时，总要设法超越自己，就凭了这种人性的长处，以及人性善良的一面，「仁爱」以及永恒幸福的保证，才真正地深植当时民心。「从彼岸来的信息」至少在人性追求完美时，有其决定性的作用。

但是这种西方「竞争」的天性，并没有被「仁爱」的思想所取代，而是用了另外一个方式、「宣讲大国」，「传播福音」，在中国发展的佛教何尝整批的派传教士到欧美去宣扬佛教？但是西方基督宗教却有「往普天下传道」的训令。

这种「竞争」的天性，一直到西方基督精神没落之后，竟死灰复燃，又有了殖民地以及奴隶制度，落后国冢的沦为次殖民地，以及美洲的黑奴，都是「奥林匹克」精神的直系子孙。更有甚者，反宗教反伦理到了极端的唯物共产，更主张人与人之间的「斗争」，作为人性的根本，也是「竞争」文化的产品，也是马克思、恩格斯在观察工业社会中的「竞争」情形而获得的结论。

从中、西历史的演变中，很清楚的一点是：宗教信仰阶段是文化阶段中最长久的、也是最能融和其固有文化的一种东西。西方中世之后，中国隋唐之后，虽在文化上有辉煌的成就，可是总失之于褊狭，而终致把宗教情操淡忘，才使人类陷入各种迷失和苦恼之中；至于当代，在物质文明上虽有极快速的进步和发展，但是人类精神生活的悬空毕竟仍然是不争的事实。

至于宗教阶段的形成属于宗教史的课题，在这里我们应当明了的是：人性之追求永恒幸福，为铁一般的事实，而人类在下意识中，就直觉到宗教信仰能满足人性的这项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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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可否认的，我国的隋唐、西洋的十三世纪，都是最重视人性的时代，因为那时都能站在「彼岸」的立场来看「此世」，从永恒的立场来看时间，从无限的立场来看空间。

人性的尊严和价值的重视，才是文化的真正功能。

第二部份 内涵意义

在「历史演变」的探讨中，我们不但知道了无论中西，宗教时期都比其它的阶段长；尤其在西方，基督宗教阶段占去了一半以上的时间。此外，宗教时期在根本上是由当地文化，吸收了外来的宗教信仰而产生的一种新的宗教文化：中国佛教如此，西方基督宗教亦如此。而且，这种新文化是以自身文化作基础，作进阶，而辅以外来的宗教；亦即是说，以自己文化作核心，作出发点，而蒙上外来的宗教信仰，如果「蒙上」这两个字太「外表化」，就用「灌注」或「注入」一词，外来宗教的传入，就如新血液注入原来的生命体中一般。

在「历史演变」中，还有一种本质的现象，那就是：自身文化在走向末路，人性已经开始迷失，自身文化已经不足以救亡图存时，总是向外去求援手；而很凑巧地，中、西文化在这方面，所需要的援助，都是「宗教信仰」：中国引进了佛教，西方引进了基督宗教。

就在这些现象的观察之后，我们设法找出这种文化与宗教交融的内在涵义。

首先我们把人性追求的对象理论化和抽象化，把人类追求的对象简化作「真」、「善」、「美」、「圣」，那末，在人类历史发展中，面对这些客体，主体总是设法以各种不同的方法去追求，去把握。以一种不太精确的说法来表达的话，就是：知识求「真」，伦理求「善」，艺术求「美」，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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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圣」。真理的探求用「知」，伦理道德的修成用「行」，而宗教的神圣则要用「信」，希腊以「知」为中心，罗马发展了「行」，而中世才把「信」引入知和行之中。在中国有一样的情形：先秦重「行」，秦汉用「知」，隋唐把对「佛」和「涅槃」的信念用知和行去实现。

现在，问题在这里，为什么「信」的阶段最长？为什么追求神「圣」的时期最长？是否因为宗教志在人心，而能够给予人一种平安和幸福的感受？

基督宗教给西方「竞争」的世界带来了「仁爱」，佛教在中国「今生」的专心中引进了「来世」的寄望，因此，在人性的完成进阶中，都可说出知识、伦理、艺术更能把握人性，更能把握住人的心灵，更能发展人性，使其超越自己，与「神性」和「佛性」结合。「神圣感」的意识毕竟指出了人性的最终归宿。

自「真」的下层，渐渐发展到「圣」的上层，而一层比一层高超，一层比一层更能使人性完美，而且，虽有上层可以修正并取代下层，而无反过来，由下层去批判上层的道理，「真」的层次管真假对错，「善」的层面管是非善恶，「美」的层次只谈美、丑，「圣」的层次却超越一切，是把主体自身的存在，超度到「涅槃」境界中，超度自己到超凡入圣的地步。

如果我们再从别的一个角度看，把中、西文化看成简单的两种阶段，即「宗教前期」以及「宗教后期」，那末，很显然的，所有「宗教前期」的文化，都属于「理智」的文化，即理智能懂、能把握的文化体系。中国的先秦以及秦汉，西洋的希腊、罗马，都是如此。但是，在「宗教时期」中，都有「从彼岸来的信息」的意义，佛教的「轮回」如此，基督宗故的天国」亦复如此。

在这里，可以这么说，中、西方文化在本位上，都在利用「理智」，透过推理的方法，去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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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善、美」，但是，「圣」的层次都是外来的启发，中国的「涅槃」如此，西洋的「成圣」亦如此。说得更具体一点，就是：「本位文化」做到了「人性自身的把握」，即外来的「启示文化」则帮忙达到「整个人性的完成」。

这么一来，「圣」的层次的意义，似乎并不是在「真、善、美」的纵的排列上，作为「美」的上升，而是整体「真、善、美」的超越。「圣」的外来启发，对本身文化的「真、善、美」是：「超越而不相反」，「完成而不毁灭」；亦即是说，一个文化人，必定是「先做人，然后做信徒」，在今天的意义来说：「先作中国人，然后做中国基督徒」。 就在这种观点之下，一个卖国贼，不可能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基督徒，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中，一个坏人，一个不讲求「修、齐、治、平」的人，也不可能是一位好基督徒。

在第二届梵蒂冈大公会议期间，越南西贡总主教曾经发表了一项举世震惊的意见，说越南天主教会的使命，在目前是要使越南人做一个虔诚的佛教徒。

这种「文化与宗教」融通的原则，早在新约圣经成书年代就有了决定性的准则，那就是

有名的圣保禄宗徒致加拉达人书。书信中讨论的问题，就是文化与基督信仰的问题。原来伯多禄以为，外邦人要成为基督徒，必须先割损，必须先是梅瑟法律下的子民，也就是说，先成为希伯来的文化人，然后才成为基督徒。可是，保禄在这方面持相反的意见，以为外邦人大可不必行割损礼，可直接受洗而成为信徒，也就是说，直接由自身文化系统中，超越到信徒的阶段，从自身的「文化人」发展到「信徒」，而不必要走出自身的文化，先加入希伯来文化，然后再以「希伯来」人的「文化人」去接受基督的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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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理论之争，还是第一位教宗让步了！因此，在人性接受基督信仰途中，不必接受外来文化的预备工作。这点是否就可说明，今天的中国人不必先西化——而直接由自身文化传统中接受基督的信仰？

正如同中国接受佛学时，是以中国固有的儒、道古传统作背景作基础，因而在中国发展的佛学，再也不是印度的，而是中国特有的。也正加西方的基督宗教，是以希腊以及罗马的传统作背景及基础，因而，基督宗教再也不是希伯来的，而是集合融和了希伯来、希腊、罗马的大成，而成为西方特有的。

现在的问题是：如果要在当代的中国建立基督教会，以及发展基督的信仰，是否也必需融和了文化因素中的「儒」、「道」、「佛」？而不是排斥它们，而是带领它们走向更完美的境界？

第三部份 当代意义

我们在探讨了「宗教与文化」的「历史演变」，以及它的「内在涵义」之后，就要进入比较具体的课题中，讨论「如何建立中国的地方教会」。

这问题非常复杂，可以说是千头万绪，委实使我们无从着手，因而不得不分成许多章节来讨论：

第一章 当前认识

从上面的探讨中，我们可以说，找到了文化接受信仰的根本原则，但是，更根本的问题是：当今之世，什么是中国文化？是一些古籍中一些名词的阐释？或是主张全盘西化的科技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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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我们几乎敢于肯定：文化不应当是古代的东西，不是过去的一些哲学概念，但是，它也不可能是时下的倾向，因为古代已经过去，而当代则处于「崇洋」的不正常状态之中，「崇洋」不是最坏之事，坏在只把西洋十九世纪后半期的唯物、实用、实证、功利等思想末流，当作至宝。因而，在当代中国思想界，有两种互相矛盾，但在某方面合作无间的趋势：一种是「崇洋」的事实，另一种是「保卫文化」的呼吁。在崇洋的事实中，理论上的科技，以及实际上的大众传播工具，都在为西洋的物质文明高喊口号，都在为西洋的科技进步吹嘘，但是，却同时带著浓厚的反宗教、反伦理的内容。另一方面，在保卫中国文化的呼声中，要恢复我国固有的道德，要中国本位文化，以为「西方没落」是道德上的事实，因而彻底反对洋化，因而反对基督宗教的思想。

两种趋势固有「洋化」与「复兴中华文化」之不同，但是在反对基督教文化的输入则是一致的。专务洋化的人，接受了星期天「休息」的意义，却反对其积极的「敬主」的内涵，商人在圣诞节也在做圣诞卡片，但其图案却用电影明星或商品商标。

一言以敝之，在中西交往的历史透视中，理智的接受只限于科技的发展，只限于对科学的迷信：试管婴儿，冷冻法治病、行为主义把人和动物等量齐观等。可是，在情绪上则不是对科技的热衷，而是对宗教信仰的鄙视和侮蔑。

因此，站在「认清当前问题」的观点来看，中国文化正在动乱中，且不谈大陆之走向唯物共产，我们宝岛又何尝不在唯物实证洪流中？

因此，如若我们认定，基督思想是救世的思想，而且深信，在文化迷失之中，更容易给予反省的机会，而接受「天启」的宗教形式和内容。那末，我们今天的处境，就要比以前的任何朝代，都更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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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耶稣基督的福音，来振兴中华文化。

因此，在「什么是当前中国文化」的课题上，积极方面，我们的确不易提出许多特点，更难于指出其本质之所在，但是，在消极方面，我们却可知晓：它是反基督的，它正需要基督的福音来开导。

第二章 文化变化原则

在「历史演变」中，我们很清楚地看出，无论中西，都有如下的情形：当自身文化不足以救亡时，总会接受外来文化的冲击，而设法藉这冲击而引起文化的大团结，而产生一种新文化。而且，在这种创新中，必然包含着复古的因素，它必然认清传统对当代的意义，它也必然晓得文化生命的延续不能没有根；因而，每次文化改革，只要它能在发展和进步的原则下进行，总会重视传统，但同时亦注重当时的需要。

文化的衰落和迷失，理由很多，像当代中国的情形，就起源于自卑和崇洋，而在崇洋的选择中，没有认清精神生活的根本，而只是在科技之中学得了一点皮毛。在人文科学上，用十九世纪后半期作品中对中世的漫骂，以为基督宗教时代是「黑暗时代」。而我们今天可以非常清楚地窥探出来的，西洋在精神思想的发展中，最兴盛的，最光明的，是十三世纪，因为在这世纪中，教会中出现了各种修会，以绝财、绝色、绝意的自我牺牲，来超度自己此世的生活，使人性整顿个的灵性化，甚至神性化，同时在社会中，出现了各种有名的大学，用分工的方法来合作，来研究自然（以牛津大学为中心），来研究人文（以巴黎大学为中心）。在这种观点之下来看西方精神思想发展，中世是光明的时代，而十九世纪后半期才是真正的「黑暗时代」，因为后者「不把人当作人」；无论是唯物共产，无论是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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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实用，实证，都在降低人性的地位，更何况白种人在这个时期又开始了殖民和贩卖奴隶的勾当。

中国之所以由自卑而衰弱，实在与西洋的侵略和殖民政策有本质的关联，但是，奇怪的是，中国许多知识份子，就是要向西洋十九世纪后半期的思想学习。

现在，已是中国觉醒的时候了，已是在西洋的冲击中，消化外来「营养」（千万不要毒素）的时刻了。西洋的精神生活灵魂，单就站在「人道主义」立场去看，不也是基督所倡导的「仁爱」思想？

中国如何以自身文化作背景，去接受并消化基督思想？使中国基督化？使基督的教会中国化？

第三章 新文化设计

文化的发展像是有机体的生命，总是在不断地向前，无论什么力量都不能制止它。但是在特殊环境中，尤其是在正在与外来文化接触，或是由于内、外因素，而受到外力的冲击时，更会「离地升空」，作一种难以预测的朝前运动。西方初世纪时如此，中国接受佛学的初期亦如此。今天，中国文化所受的冲击中，西方科技算是最大的一个，但在思想的层次，则是西方十九世纪后半期的思想。近百年来，中国学术界所掀起的各种运动，无论其是否切题，是否针对着当前的需要，都在指示著一种事实，即是中国在寻找自己的未来，设法创造自己的未来。各种政治的改革，法律的建立与修订，哲学思想的讨论，甚至于日常生活方式的逐渐改变，都在显示出，朝前的跳跃已经开始了。这种跳跃，就如跳远的原理，经过前面跑步的冲劲，现在已经开始腾空，开始飞跃，已经离开了现实，而一切的一切，都在朝向未来。

因此，文化的设计，尤其是新文化设计的人，绝对不可阻止这种飞跃，而是设法依照「抛物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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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理，衡量出它落地的地点，在落实的文化需要中，供给各种必需的精神食粮。正如同一位陪同竞赛的人去比赛，其任务是：当竞赛者跑到终点，又累又渴时，给他送上毛巾，给他送上茶水。

文化的转变与发展也好似这种情形，文化工作者也必须衡量出二十年三十年后的人类需要什么，而现在就准备。文化工作者不是「随著」社会的需要，而临时制造一些粗糙的精神食粮，而是「领导」社会，预先知晓人们的需要，而早准备好。

兄弟在民国四十七年初入台大时，当时哲学系反对宗教气氛很盛，可是，当民国五十八年同来教学时，情形就大大改观了，同学们对宗教有非常大的兴趣。设若教会早料到这种必然的变化，早就准备「人才」「书籍」等，来满足现时同学们的需要。

对建设地方教会的主题来看，我们至少要看到三十年后的「文化人」的心灵需要什么样的东西，而现在就开始培养这些专家学者，使他们学成后，以言论和著作，刚好赶上那时的需要，而且，在各种需要中，加入基督宗教的精神，终能变成：基督徒领导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而不是社会在领导基督徒。

第四章 拯救文化危机

前面说的「设计」，以及「与当地文化适应」，绝不可错懂为「随著社会走」，而是反过来，要领导社会。在这里，产生了另一种层次的课题，即是说：设若一种文化已经自己迷失了，或是已经堕落了，地方教会是否还要去适应？答案很显然的是否定的。就像西方到了罗马的炼金，基督宗教的输入绝不能加深炼金的倾向，而是反过来，要拯救危机，修正这种偏差的思想，以「彼岸」和「来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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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念，去充实和补足文化的危机。又如中国秦汉之后的画符炼丹，佛学进来之后，亦不是适应这种倾向，而是以「轮回」和「涅槃」的思想，提升了人性的层次，毕竟拯救了文化的危机。

现今，教会正在积极地建设地方教会，百姓的自卑和崇洋心理，学术界的唯物无神思想，都是文化病态，都应由基督宗教的信仰来拯救。

中国的传统，「天人合一」的思想，总是一种理想，没有具体的「修成者」出现，而耶稣基督则可补足这点，因为他本身就是百分之百的天主，又是百分之百的人，天与人在他的「降生成人」时，就有了具体的「天人合一」的存在。

中国的「家」文化，传统悠久，很可能也是接受福音最好的一种社会型态。圣经中耶稣屡次提到「你和你的一家都得救」，「今天救恩到了此一家」，而反过来，圣经中倒没有一处提及「救恩到了此一堂区」之类的语句。

中国人心中所认为吉利的福、禄、寿，亦可由宗教情操从此世拉向彼岸；儒家的仁义道德，也许比西方更容易编成有体系的基督宗教伦理。

文化的拯救，总不外在「复古」与「创新」中找寻出路，中国传统文化，若赋予新的意义，西方科技的发展，若赋予人性的尊严和价值，再加上对基督的信仰，则不难对未来的憧憬中，抱有一种希望。

这希望是在「信」中开始，是在「爱」中长成；这「信」与「爱」都可由基督宗教情操中获得。

结  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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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的探讨中，我们可以得到一些结论，最先要提出的，就是在未来三十年中，中国的文化人会有什么样的需要？我们是否现在就应该准备的工作？

照文化变化法则，中国的未来教会是否应是集儒、道、佛、基督之大成。若是的话，教会神学院是否要加紧研究这些思想的精髓？

依宗教发展能拯救文化危机的历史事实看来，现代的中国基督徒知识份子，似乎就有认清危机，指出错误的神圣责任，使教会工作者能够使福音「适应」文化的优秀部份，而「拯救」并「修正」错误并衰微的部份，使教会中国化，使中国基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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