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震

一、中国社会的现况与需要

1、演变中的社会：中国社会是一个演变中的社会，在各种冲击中求新求变，面对传统的、神圣的价值和俗化的、物化的趋势，它需要适应、抉择。无论在大陆、台湾或海外，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已经觉醒。在大陆八亿多中国人，虽然在共产极权的压抑下，受尽了屈辱，广大的人民仍然发挥了坚忍的、牺牲的、劳动的精神，期望建立一个强盛的国家，不再受强权的迫害，虽然他们并没有自由去选择他们要走的路。

在自由中国及海外的中国人，几十年来已经深刻地体验到国家分裂和有家归不得的痛苦，也意识到这种痛苦是两百年来民族精神低落的后果，中国人必须自己负起责任．但是西方和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无疑也在中国人的灵魂里留下了深刻的伤痕。每一个中国人在长期痛苦的教训中，已经开始觉醒，必须团结起来，建设新中国社会。每一个中国人开始意识到，作为一个中国人，不再是丢人的事。

2、和谐精神：推动这种民族意识觉醒的，不是西方近代思想的共产唯物马克斯主义，也不是给马克斯主义加上一些东方色彩的毛泽东思想，而是中国五千年来固有的民族精神。即凝结天道、人道、地道的伟大和谐精神。这种精神的完成，没有孔子是不可思议的。极力想永久建立共产主义王国的中共头子们，可能比自由的中国人更深刻地了解，支持广大的中国人民，在极大的屈辱和迫害中活下去，而且不断在沉默中抗议的，正是这种精神。他们很清楚若想把人民变成一小撮共产党的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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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搞文化大革命，必须图争孔子。

3、人文精神：近两百年来，中国固有的民族精神为甚么会低落呢？把这种现象归罪于别人或外在原因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必须自内部去检讨。一个活的文化必须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继续充实自己，发扬光大。为甚么中国文化精神面对着现代的种种冲击，暴露了它的不足呢？

孔子是中国思想集大成的人物，也是中国文化转变的关键人物。孔子以前，超越的、赏善罚恶的上帝，在人民心中的地位非常重要。孔子本天道以立人道，使中国文化充满了人文精神。此人文精神不排斥天道，而是以天道为人之大本，向天道开放的，上有天道，下有地道——大自然，而人居于中。天生万物，表现了上天的好生之德，仁道精神的建立就是要效法上天的仁爱。在本体方面，天道、人道、地道应该是和谐的：在认知方面，知物、知人、知天也是相互沟通的。

4、道德与宗教：但是人文精神的发展强化了中国人的道德精神，却削弱了宗教精神；强化了内在精神，削弱了超越精神。一个特殊现象即是道德涵盖了宗教，直到今天许多中国人认为道德与宗教是一同事，因而不重视宗教间的区分二个拜上帝，敬祖先的中国人，可以同时接受佛教和道教的教义。过去传教士要求中国人信天主教一定要完全抛弃传统的信仰，包括祖先的敬礼．这是天主教在中国传不开的一大原因。

中国人重视的是仁道精神，是人性的发展，因此认为宗教间的合一精神是自然的事。基督信仰中种种人为的分裂，为中国人是另一个传福音的大阻碍。

5、实用精神：人文的道德精神或道德的人文精神的发展，自然而然的趋向于内在精神而忽略超越精神、汉唐以来，中国思想的主流——儒家日益强调实际的治世精神，实用主义的色彩越来越重。

虽然在民间道德精神常是向天道开放的，民间的宗教也免不了实用的色彩，许多神明的产生也是为适应人民的需要。例如台湾的民间信仰富有海洋性色彩，于是妈祖、玄天上帝（北斗星）、水仙大帝等神明大行其道。大陆移民的信仰又与不同的方言有关，富有区域性，例如客家人的三山国王，漳州人的开漳圣王，泉州人的保生大帝等都是守护神。台北的关帝庙，北投的忠义庙，三峡白鸡山的关帝庙与商业发展有关，商人特别需要奉关公为主保。

6、超越精神的缺乏：人文的道德精神重人性的发展，重实用，重入世的精神。孔子已有“未知生，焉知死”的说法。道教以成仙为目标，想把不完全的，短暂的生命伸展到永恒的、极乐的世界。佛教之所以能在中国普遍的兴盛，其出世精神和超越死亡的教义固然可以补中国文化之不足，满足中国人对超越性的渴望，另一个原因是佛教传入中国之后，颇能适应环境的要求，也沾染了不少人文的、内在的、入世的色彩。再者，佛教主张明心见性，透视人生的空无以把握真如——绝对真实的境界。然而此绝对真实的境界，既然可以凭人的修行而抵达，似乎很难说是真正超越的绝对，佛教的真如很难避免泛神论的色彩。中国文化的不足在于缺乏完整的超越精神。

7、家庭的重要：仁道的实践首在人伦，而最基本的人伦关系在家族，孝悌遂成为行仁的起点。中国人的爱是由家族到亲族、到宗族、到社会、国家而扩展的。在修齐治平的次序中，家庭显然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目前中国社会在快速的工业化过程中，家庭受到的冲击最大。中国家庭制度的种种优点与德性如何适应新的环境？如何在工业社会中继续发展？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如何以家庭为重心？都是亟待反省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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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西方现代思潮与物质文明的挑战：东西交往中，首先与中国接触的是基督的宗教而不是近代的思潮。可惜的是礼仪之争阻碍了教会的本位化，十九世纪的教士与帝国主义又互相利用，引起国人深远的误解，至今抹不掉天主教是洋教的错误印象。民国成立后，知识份子引进的却是十九世纪的种种人本主义，其中影响最大，为害最深的是实证主义和马克斯的唯物主义，造成了中国民族精神历史上罕见的低潮，及共产极权政洽统治中国大陆的悲剧。

中共表面不崇洋，藉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拉拢人民，骨子里却认为只有彻底摧毁中国文化，推行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才能建设新中国。

在我们这里，许多知识份子仍然不愿意跳出五四以来实证主义的圈套，科学万能，技术第一的说法，仍然被视为天经地义。

目前我们的社会正在快速地发展重工业，几年之后即可跻身开发国家之林。然而面临的严重问题却是：传统的道德价值被弄得支离破碎了，维系这些价值的中心——家庭结构也在转变，必须适应新的环境。物质文明的挑战日益严重，普遍的唯物精神和潜在的无神主义，使反共的精神不够彻底。许多人只能反对共党的极权政治，而不能反抗他们的唯物主义及无神主义。

9、无神主义问题：在民间老百姓有意识或无意识地都信仰老天爷或天公，并信天与其他神明不同，在台湾天公有自己特别的节日。要找无神主义必须到知识份子当中去找。毛泽东的信徒信仰积极的无神主义，毫无疑问。他们否定人灵的不朽与天主的存在，认为共产党的天主是无产阶级。在台湾一般知识份子中，积极的无神派也很少，对宗教漠不关心的较多、尤其本省人，受大学教育的，大多仍奉行传统的宗教仪式，迷信色彩较少。在实证主义的影响之下，某些中学老师，往往自称不信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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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为表示自已进步，一旦有需要，例如孩子生病，仍会去求神。

去年教育部委托中华民国国际教育研究会，就大专学生对宗教的看法，做专案调查，参加的学生有五千人。大多数青年对宗教的态度是肯定的、乐观的，认为宗教信仰是有意义的。这是非常令人鼓舞的现象。

在学术界中，年老的一代，反对宗教或否定天主存在的，也都是受西方现代思潮的影响，其中不少在晚年又同归儒家，肯定中国文化的道德精神。

年轻一代的无神派大多受后采、沙特等人的影响，很少有自己的创见。如果说中国近代的无神论是从西方来的，毫不铺张。

10、来自欧美教会的一个错觉：称之为错觉，因为往往出于幼稚的、善意的想法，但是如果一直执迷不悟，可能造成在中国传福音的阻碍。

近年来不少西方的神学家和基督徒认为在毛泽东思想的统治下，在大陆上出现了一个新人民，新的中国。这个新中国是由具有革新精神的人建立起来的，使人民步上了崭新的，充满希望的阶段。是向天主圣神开放的，可以给天主圣神提供良好的时机，使基督的救恩在广大的中国人民中间出现。

这种乐观主义主要地建立在以下几个观点上：

（1）大陆上的中国人民表现了吃苦耐劳，牺牲自己，服务别人的精神。

（2）中共造成了合乎福音精神的团体，而真正的团体是与真正的人分不开的，可见中共造就了新的．真正的人。

（3）中共完成了人民的真正解放，自帝国主义、封建制度、战争、饥饿、贫穷……的解放上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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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是人性的，是在否定天主存在的情形之下完成的，是不完全的，但符合福音。

（4）孔子的中国是封闭的，毛泽东由于接受了西方现代文化的产物——马克斯主义，使中国真正地向西方开放了，因此也意谓着向基督信仰开放。尽管中共今天仍不把天主教放在眼里，尽管继续迫害宗教，我们西方的基督徒应该更积极地、主动地打开交谈之门。

11、对于这种错觉的一些观察：

（1）把救恩实现的希望放在中共身上，是幼椎病，但是可能阻碍福音的传扬，因为上述论调会助长反神反信仰的力量，也能给自由的中国人造成一种印象，即许多基督徒跟制造奴役的人，跟迫害老站在一边，而不是跟争自由的、受迫害的人站在一起。

（2）上述错觉的发生恐怕是由于把中国人民与一小撮迫害人民的极权份子混为一谈。他们那种被西方人称道的所谓“革命的服务精神”，不是为服务人民，而是把人民变成为满足特权阶层的工具。毛泽东主张矛盾定律控制一切，根本没有真理，更没有超越的真理。对他们来说，根木没有宗教迫害，因为人民有不信仰的自由。在他们极权的统治下，个人人格的发展是不可思议的事，在这种情况中，怎么会产生合乎福音精神的团体？人民被解放的结果是把整个国家都变成了集中营、奴工营。

（3）向天主圣神开放的是传统的仁道精神，几千年来深入心灵与生活的精神，不是中共二十年来的暴政就可以推翻的。向天主圣神开放的是广大的中国人民，这个人民在本性启示的光照下，自商周即已向基督的信仰开放；基于长久的道德精神，它的历史与救恩史衔接应该是自然的，势在必行的。

（4）中国人民一个多世纪以来遭遇的痛苦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这使它更接近基督的形像，也更有利于天上土救恩的出现。表演二十世纪“出谷记”的不是毛泽东的长征，而是广大的中国人民在无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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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迫害、屈辱及痛苦中，像选民在埃及一样，向上主呼求自由；是五、六百万的中国人背负着国破家亡的痛苦，冒着生命的危险，继续不断地逃离暴政，追寻真正的自由。

教会应该把注意力放在广大的中国人民身上，而不是放在那一小撮中共头子身上。二十世纪是中国人——大陆的也好，台湾的也好，海外的也好——追求真正自由，追求完全的解放的时代。我们的同胞在寻找福音，如果我们能把基督的福音——带给人真正自由与解放的福音——适时地传报给我们的同胞，中国人的历史终将步入救恩的时代！

二、福音的必要性与在中国传福音的一些问题

1、福音与地方教会：由上边的描述，我们可以肯定中国人需要福音，而且迫切地需要福音。最近几年一般人民和大专青年普遍地表现对基督信仰的重视，是很有启发性的。但是中国人需要的是基督的福音，而不是往往喧宾夺主的西方文化色彩，更不是被西方现代思潮歪曲了的那些神学论调。我们要尽力使西方文化的色彩从宗教中剔除，使福音的原始精神完整的呈现出来，否则福音很难深入民间，在中国社会中生根，与人民的生活结不解之缘。

我们要帮助同胞了解，是基督的福音救助了西方文化，而逐渐与福音精神背道而驰的近代思潮，往往变成了传扬福音的阻碍，我们要告诉同胞，目前某些中国人的崇洋心理，搞错了对象，中国人应该崇尚的不是现代的人本主义、实证主义、科学主义、唯物主义等等，而应该是支持西方文化传统的绝对价值——基督的福音。另外一些反洋的人，应该反对的正是这些反抗基督信仰的理论，不应该把这些反信仰的理论与福音混为一谈，而继续把天主教看作洋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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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必须肯定利玛窦、雷呜远、刚恒毅，梵二大公会议的路线是对的，要传福音必须建立地方教会。如果到现在仍有少数传教士不赞成建立地方教会，往往是因为没有勇气承认自礼仪之争到十九世纪传教土与帝国主义互相利用所犯的错误。但是我们也不赞成今天某些西方神学家所表现的过分的罪恶感与自卑感，认为只有中共极权所创造的新中国，才能为福音大开方便之门。

2、启示与奥迹的必要：最足以代表中国文化的人文道德精神，需要以超越的、出世的精神来补充。换句话说，在中国需要天道精神的复兴，而天主教启示的信仰和奥迹正可以补中国道德精神的不足，使之圆满发展。

在儒家、道家及佛教的传统里，都可以找到天人合一的需要和理想，但是在自然境界、道德境界或真如境界中的天人合一，难以达到具体的、圆满的实现。只有降生成人的天主——耶稣基督才能指出一条明晰的路，带领人同归天父，分享天主的生命。死亡对中国人始终是一个严重的威胁，有些人求救于西方人木的唯心主义，但那只能给人一时的陶醉，解决不了问题。只有逾越奥迹能帮助中国人超越死亡。

我们必须努力使同胞体验到，只有启示的信仰，只有透过降生与逾越奥迹，中国传统宗教的不足才得以弥补，天人合一的理想才能圆满实现。

3、家庭的重要：仁道精神的实现是以家庭为中心而向外扩展的。在家族关系中最基本的是父。母、子女，而不是夫妇。家庭又是最基本的团体，齐家是治国、平天下的基础。因此我们的传教工作、传教组织、教会的种种制度、修会、修院、堂区、小型基督徒团体的建立等，必须重视家庭，以家庭为当展的重心，发挥家庭精神。教会现代对家庭问题的训导，能帮助中国家庭现代化，克服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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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给家庭带来的危机、

父子关系是中国家庭的基础，父慈子孝也最能启发上天爱人，人类敬天的大道理。赤子与天父之间的信仰关系似乎很容易为中国人所接受，也是有利于建设中国神修的一条途径。

4、教理讲授问题：在中国积极的无神派很少，我们不要轻易判断别人是无神派。反之，我们要努力发现别人心中固有的信仰，了解他的宗教经验与需要，加以启发，使之成长，走向圆满。交谈、启发的方式胜于灌输。要求慕道者完全放弃以前的信仰，接受一套外来的教义，这种方法太落伍了，也不合梵二大公会议的精神。

5、活泼的传教热忱：虽然“教会宪章”第十六节告诉我们：“那些非因自己的过失，尚未认识基督的福音及其教会的人，而诚心寻求天主，并按照良心的指示，在圣宠的感召下，奉行天主的圣意，他们是可以得到永生的。”这并不该减少我们传福音的热忱，甚或推卸责任。我们应该歌颂天主的无限仁慈，即使我们不传福音，她仍然可以用她独自知道的方式，使中国人民得救。天主的宽宏大量更该鼓舞我们，去实行秘的圣意。传福音是参与天主救人的计划，使人类走向更圆满的境界，直到新天新地的实现。尤其是广大的中国人民，今天在无边的痛苦中向天主呼求自由，呼求完全的解放，种种迹象都告诉我们，中国人民是向圣神开放的，这是救恩出现的有利时机，积极地传福音更是我们中国教会责无旁贷的使命。

还有今天在台湾，人民和青年普遍地尊敬宗教，表示对宗教的需要。另一方面也受到物质文明和无神主义气氛的威胁，没有教会的帮助，没有超性信仰的力量得救实在不易。谁不知道今天一个初入社会的青年，多么容易受社会败坏风气的影响而堕落。教宗保禄六世在“传扬福音”劝谕中，号召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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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拿出圣人的热忱，继续传福音的工作，而不要为一些歪曲的论调所惑（八十节），是很有道理的。

6、合一问题：教宗保禄六世在“传扬福音”第七十七节坦白地指出：“如果那些宣传福音的人四分五裂，则宣传福音的力量将会显着地减少。这可能是宣传福五最大的弱点。”我们应该推动所有信仰基督的教会走向合一，并把合一运动看作传扬福音的方法。此外积极地推动基督信仰与传统宗教的交谈、共融、合一是非常重要的。亚洲主教会议协会第一届会议宣言特别强调与东方民族的各大宗教交谈的重要，因为透过交谈，我们可以发现在它们身上有天主圣言的种子，可以接触到它们最深的自我表达，也会协助我们找到表达基督信仰的方式。“基督徒的禅”一书的作者张斯敦，在日木学禅二十年，“他认为基督宗教之所以不能够在亚洲地域生根植基，乃是由于未会苦心向当地的文化及各大宗教学习，他更认为，若基督宗教轻忽像禅这一类的东方文化遗产；甚或对它采取敌视的态度，则基督宗教很难披上亚洲人的外衣，穿上亚洲民族的心态而成为一地道的东方基督宗教。”（神学论集，二七号，一五二页）

如果我们强调传统信仰的精华，是天主准备我们接受启示信仰的前导阶段，是天主赐予中华民族的特别恩惠，那么传统信仰不再是教外的，更不是异端，与基督信仰就可以成为一家人了！

7、完整的人文精神：天主教的信仰可以协助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使之成为完整的人文精神。这有利于向现代人传福音。现代人强调人性、强调个人存在的自主、自由，这种趋势愈来愈普遍，是不能遏止的。

我们传福音时，必须以理论和行动告诉现代人，只有基督的福音能真正满足人的基本需要，能使人获得圆满的自由与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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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信仰的实践：中国民族是一个重视实践的民族，中国哲学中最发达的是道德哲学而不是形上学或认识论。为消除无神主义的气氛，为传扬基督的福音，最好的方法是像“牧职宪章”第二十一节所说的：“活泼而成熟的信德，正义与仁爱的实践，基督徒间的团结与合作，发挥福音的精神。”

我认为基督徒的一个活泼的，单纯的信仰的表现，一个毫不自私的爱德行为，比十篇道理更能感动人心，而使人接近天主。

9、物质与精神的平衡发展：政府目前全力发展经济，十大建设完成之后，人民的物质生活将大幅度提高。经济发展，物质生活的进步，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层面。但是在物质生活快速的进步中，精神的革新与进步往往被忽略。欧洲工业革命后，物质和精神的需要不能平衡发展，唯物主义的普遍流行，科技的崇拜，才有今天把人变成经济人、动物人、非人化的人的种种悲哀现象。政府虽然也谈心理建设的重要，但是并未注意到宗教力量的可贵，往往等于纸上谈兵。教会应该主动地提出这项问题，制造有利的环境，使福福音精神乘虚而入，填充经济发展所造成的精神真空。

10、个人与团体的平衡发展：这也是中国社会的一项基本的需要。中共极权完全抹煞个人的自主、自由和基本权利，因此它的集体主义并不能建立真正的团体，因为真正的团体不能不肯定个人的基本要求。中共的所谓人民或群众只不过是为特权阶级服务的奴隶，为国家不断生产的一盘机器。

反之，国父孙中山先生的民权和民生主义，主张合理的个人自由，反对为所欲为的个人主义；限制绝对的自由经济政策，不赞成极端的资本主义，也不赞成集体主义。这种立场很接近天主教的社会观。

一个政治理论若没有宗教精神作为支柱，在当代种种唯物的、实证的、功利的、实用的思潮的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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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下，属于产生个人主义，自我中心主义和极端自由主义的流弊。福音精神正可弥补政治、经济理论的不足，使个人人格和社会团体都能得到平衡的、合理的、圆满的发展。

11、完全的解放：清末国父领导革命，推翻帝制、建立民国，总统蒋公领导北伐、抗日、反共，就是为把中国人从饥饿、贫困、病弱、战乱、帝国主义和极权主义的压迫、不自由、不平等、不正义的悲惨命运中解放出来。这一直是中国人民近百年来努力的目标，抗日胜利是一个高潮，今天许多西方的基督徒却把这种解放，归功于中共和他们的所谓新中国，并且在此观点之下，认为他们残杀五千万中国人，使国家分裂，迫使四、五百万中国人逃亡海外，都变得可以原谅了。这种对中国历史的无知实在可悲。

无论如何，物质的、政治经济的、社会的解放，中国人自己会处理。中国人最需要的是精神的解放，是脱离罪恶的奴役，是克服死亡的威胁，是参与基督的逾越奥迹，分享天主的生命。中国人迫切需要的是完全的解放，这只有福音能带给中国人。

12、使中国人民的历史与救恩史衔接：中国人的道德精神是一股伟大的力量，向救恩开放的力量。这股力量把受迫害的，自由的八亿多中国人民凝结在一起，过去的帝国主义，今天的共产主义都无法使它改变，更毁灭不了它。整个人类接受福音与中国人民接受福音的关系非常密切，因此使这个人民的历史投入救恩史的伟大洪流，是教会的一个重要使命，更是我们在中国的中外传教士与基督徒的神圣使命。我们必须在这个理想之下结合起来，振作起来，建设中国地方教会。我们今天在自由中国，在海外所做的种种努力，种种计划，都应该朝此目标进行。新出谷记的完成，不是靠正在大陆上自相残杀的共产党，而是靠基督的福音，而是靠我们以坚忍的祈祷、行动，使福音与中国人民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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