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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仁大学神学论集 第56号

利玛窦的传教特质


 

      

昨天的研究是为学习为我们今日传教事业的一些原则,我们一整天看了利氏的历史背景和他内在灵修生活。我们假定再一次来看这些新的知识!利玛窦怎样面对中国这样的大国,努力找一扇门,到这个谜样的中国来播种福音的种籽,是很新奇的一件事情。

我们知道,利玛窦后面有一个很大力量在支持他,就是第十六世纪欧洲教会的一般精神,是那么发现时代,,对欧洲来讲,发现了新的世界。再加上教会内一个新的肯定。路德、加尔文……等人提出新的意见以后,教会再次反省自己的本质,和自己的教义……。在特利腾大公会议(一五四五~一五六三),好肯定自己的看法,非常清楚刻划出对自己的认同,似乎教会内有一个新的很有把握的态度。那么,欧洲的轰动与教会内新的肯定这两股力量,支持利玛窦来中国传教。昨天听到他有多次与在欧洲的弟兄们联络,就是因为他需要这股力量。

    在这篇演讲中,我们要研究他传扬福音的方法,至于探讨他对佛教、儒家的态度及他的著作,后来的讲演会有专题讨论。

    利玛窦去世以后,有两位很著名的传教士仿效他的模范,在印度有 Robert de Nobili1656),在越南有Alexander de Rhodes15931660),两位都是在另外的两个国家继续发挥利玛窦在中国所开辟的新路线、。

现在大陆上对利玛窦这样的传教士有何看法呢?我发现香港的人民画报在去年七月中,有一个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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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客观的描写,其中说明利玛窦是十六世纪末,在中西文化交流有极大贡献的人物。他也带来了西方科际知识,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他与不少中国学者结下深厚的友谊。他想把天主教教义与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融合在一起。他给西方介绍了中国政治、经济、思想、地理、历史等方面的情况(这篇作品可能是出自一位神父的手笔,他以很客观的天主教词汇撰写)。按照中国主教团的意思,在研究利氏的传教特质,我们要学习如何在今日的情况中传扬耶稣的福音;下面我要分三个步骤发挥他的传教特质。

一、利玛窦如何传教?

他第一个方法是采用圣依纳爵所说的:如果你要影响一个人,你从对象的情况进去,慢慢改变他,帮助他,从你自己的思想里出来。利玛窦怎么做呢?这包括在穿衣服方面的适应。昨天已提出一些很有意义的事情,罗明坚神父最先住在庙里,穿僧服。不久(一五八三),利玛窦与他一起住进去。利氏思想敏锐,观察入微。后来有些儒家学者告诉他,这并非是最理想的方法。罗明坚神父在一五八三年二月七日得到总督的准许,居留在那里。他写信说:「在很短的时期内,我们变成了中国人,为的是使中国皈依耶稣基督。」这是说他们穿僧服、光头,为了更像中国人的样子。除此以外,利神父也赞成起一个中国姓名(为外国人似乎是一件新事),还有学习在中国的风俗礼貌。他下了很多功夫为慢慢感觉到在中国社会那么敏感的事,例如:分辨社会的阶级,应该知道对怎样的人送怎样的礼物,什么时候送。而且在请客时要准备很多事情。有时他须守教会的斋日,从来不放弃信仰上须守的任何规矩。他很清楚告诉别人他在守斋,不能吃这些食物,别人也都接受了,因为他们很快地就感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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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规矩不是随便的,因此十分信任他。

    除了这些礼俗外,他一直在研读语言,一六O五年七月二十六日,他写信给朋友说:「实在地说,我现在写中文好象比意大利还容易。」他已进入中国语言很深的层面。在艺术方面他也不断地努力,在装饰圣堂、客厅等等很重视中国传统艺术。所以客人觉得这个不是外国样子,而使客人有归属感、亲切感。在这种与人的交往中,有第二个因素,就是他与人的关系。

    利玛窦很早就发现在中国社会上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人情。他在几年中一定学到「缘份」这个字。也可以说,利玛窦的缘份很广,他接触了很多人,与人交往范围很大。在他内很少东西阻挡他人的关系。这样的友谊实在帮助他建立一些到中国的桥梁,因为对西方人而言,中国是一个很吸引人的谜。他借着这样的友谊,慢慢地学习比较深的中国思想。可是,对方也发现这个人有东西,他的思想很丰富,学问广博,十分值得与他来往。这是他的桥梁,这就是「以友辅仁」。

    第三个就是他在文化方面一直在研究神操。他的方法并不是一种单纯传扬福音的方法。然而本来是一个整合又多元性的方法。一方面,他愿意传扬福音,可是,同时他觉得直接的传教是不太可能的。所以他想应该有一些因素和福音配合在一起,就是以多元的方式来进行。有时候,他把中国文化思想放在前面,有时却把福音放在前面,却却常常注意中国思想。这是两个因素很奥妙的配合,实在需要一个才子来应用这种方法。

以后我们再来研究他为什么不太注意民间的宗教。他肯定了一点:到中国的桥梁是经过儒家的学术,经过当代的中国知识分子。所以,他学习祭祖敬孔,这并不是宗教方面的事情,这是人对伟大的孔子敬礼,感恩的表达。对祖先给后人的生命,我们也感谢他们。另外,对天主的名字都很开放。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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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父在这个文化的工作中,同时也下过很多功夫,把中国文化思想介绍给西方。他有时候觉得疲累,因为他在两方面作许多很吃力的事。

    至于要理教授方面,利玛窦用什么方法呢?事实上,他领导很多的人准备领洗。他如何做呢?罗明坚早在利氏的援助下出版了第一本教理书籍「天主实录」。它是比较护教性的,为准备后来传福音使用的教理书。利玛窦用它。此外,他用一些图片表达写上天主经、圣母经、信经、天主十诫等等。  一方面信徒们抄写这些经文,但另一方面利氏不断地修改,所以,为很多人有不同的经文,这时开始发觉紊乱。利玛窦认为应写一册共同的新的要理本。结果在一六O五年,出版了「天主教要」;但他还觉不满意,乃继续修正。其它两位神父在一六一五年再次出版原来的要理本「天主教要解略」。其中要发挥比较说明性的一本要理书。说明基督徒的德行、圣事,而少讲耶稣基督十字架复活。那时,他感觉到跟他接触的人很难接受在历史上具体的耶稣。不是说他不提,而是少提。利神父其它的著作也包括要理讲授的因素。

经过他的要理讲授,帮助一个人准备领洗。每当在领洗时或领洗后,利神父要求每一位教友彻底放弃在他宗教生活中的一切书、花或其它的物件;纪念品……都应抛弃或焚毁。这导致不少中国知识分子的反感。是否利玛窦在宗教方面有优越感?在研究他的一切著作,他的行为中,我们可下这样的结论:这不是从他本人的优越感而来的,而是从当时天主教一般的基本态度而来的。就是说,整个罗马天主教教会在特利腾大公会议以后,非常肯定天主教是在全世界上唯一得救的方法,如果你真正进入这个真正得救的教会,就应该放弃以前在其它宗教中所用的一切事物。换言之,这是利玛窦在当时代教会里的一般基本思想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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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在具体的行动中,他本人一定没有这优越感。从下面传教的特质也可看出利神父本人的态度:他非常努力培养本地的圣召。虽然在他的著作中,我们找不到一句话说:我们应培养中国神父。但是他在印度时(好象情绪陷于低潮,没有找到他的理想,还不知道怎么用,觉得有被浪费的感觉。),一五八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他给当时的总会长Aquaviva 神父写了一封信,分享他对印度本地圣召的态度的一些感受。综合起来值得注意的有六点:

   1.本地的圣职人员非常重要。

   2.他反对当代在印度的态度——印度修士是二等修士。他们只能读拉丁文,为的是热心的念日课和作弥撒。另外,还读一些伦理方面的个案,好能听告解。

   3.利氏说:如果印度修土好好读哲学、神学,并不可能就成为骄傲的人,反来欺负外国人,所以他们当使印度修士和外国修士受同样的培育。

   4.他不喜欢长上、主教和修会把本地神职人员派在非常偏僻、不重要的地方,以免他们影响教会的生活。

   5.他说:现在在印度培养两种人,一种是从欧洲来的修士,另一种是本地修士。如果一位印度修土很有天赋,超过欧洲人,事实上长上还是把欧洲人放在第一,印度人放在其次。我觉得这是非常可恶的事。

   6.最后他提出为培养本地圣召的一些理由。

   综合说来,他发现如果我们要建立一个地方教会,非有本地的圣职人员不可。而且利氏眼光很远,提出另一个的可能性说:如果教会受到迫害时,外国传教士都离开后,如果没有本地的人领导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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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来维持教会的生活呢?

    利玛窦来到中国后,从未改变这一态度。事实上,他在很努力地推动。一五九四年,范礼安神父决定在澳门为日本修士建立一所修院,大概有五十人。那时,在全中国只有九十位信友。为中国修士盖一所修院利氏是十分赞成的,可是他认为澳门不是最理想的地方,因为让中国修士常与外国人共处,中国大陆一半人都不会很接受。所以,他从开始就常常强调,我们应在中国本土上盖一所修院。结果在一六O三年时通过并准许,经费是由日本送过来的,可是被海盗抢去了。直到一六O八年,才在南昌盖了第一所初学院。两年后,他就去世了。那时有八位修士;可惜罗马不许祝圣他们为神父。中国人作耶稣会神父的时间尚未到。但有一天要到!

    在描写利神父具体的传教方法之后,我们要看看在他的应用的方法上有什么新的因素。

二、利玛窦传教方法上的新因素

    为清楚起见,我们首先提出一个社会整体图表;然后要指出利氏传教的特殊方向,最后想听到一般中国知识分子的反应。

    1 图表:(如下页)

    一个国家社会的体系含有文化、政治、经济三方向。每个范围还包括许多不同的因素。此图表让我们看出利玛窦究竟从哪一个门进去。很明显的是:他从文化的门进入。

比较严格的分析,在文化中可分五个体系:思想体系、价值体系、社会体系、表达体系及宗教信仰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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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利神父传教的特殊方向:

     (一) 他很明显从知识技术进入;进一步,他和学者们讨论伦理道德的良心问题,也会问:究竟良心的标准从那里来,最深价值体系如何?

     (二) 在这一些讨论中,他就帮助一些愿意因他交谈的学者们,碰到他们某一方面思想的有限,他继续问,一直到他们难于答复;他就说:「朋友,我从的信仰有一个进一步的答复。如果你要听,我给你说明。

     (三) 他在语言方面(表达体系)不断地努力,这是他一生中基本的努力。

     (四) 面对佛教、道教的事实,他发觉他们有自己在宗教体系上完全发挥的一种生活方式。每一件生活的事都被管理。所以他发觉从宗教信仰体系进去是很困难的。结果,利玛窦很早就感觉到,直接碰到佛教,道教是不可能的。他深湛的灵感是伟大的,就是:他认为更好是找中国人在宗教方面尚未完全发挥出来的领域,这就是儒家学者的思想。他说:虽然当代儒家的学者,有时令他感到他们是无神的,但是却并非反对神。他在研究四书五经时发现,在儒家正统固有的思想中,有一个值得我们继续研究发挥的因素,就是自然律:在良心上铭刻的天命。

    本来天命在中国古代是有位格的,上帝、天、人和祂交谈。古时中国人相信有这样的一个神。这种经过理性、良心的声音安排他们的生活。孔孟的伟大就在这里。所以我们应多多读四书五经,为的是再次发挥出中国固有的宝贵思想。因为愈发挥,愈容易把基督的信仰藉这桥梁传扬到中国。

可是利神父说:当代的许多学者,好象失去了古代的思想,经过了像朱熹……等哲学家,天好象变成了一个原理,一个最后,但不是位格,好象包括整个宇宙的太极。这不再是本来古代的和人有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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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的那一位上帝。

    3.知识分子的反应:好象大家都很高兴接受他这样的方法,这是以天主教的立场来看利玛窦。今日国际学者也很努力把另外一面发挥出来,就是那些不接受利玛窦的知识分子的反应。不过,无论接受与否,大家都承认他是有学问、有思想的人。

    明末社会伦理存有危机,利神父加上伦理方面的力量大家都很欢迎这样的一个帮助。此外,中国北方有清朝满族的骚扰,当时利玛窦带来的新技术,可以帮助国防,却不否认这个人的诚实和其宗教信仰。但是,另一方面,有一些知识分子也清楚表示他们的不满意。例如,和尚、道士常常觉得接触不到利玛窦。换句话说,利玛窦好象不理会他们,让他们感到不舒服。有些儒家学者说:这个人,他最深的目标不是进来到我们儒家世界,反而最后要以自己的思想代替儒家的思想;换句话说,不是升华儒家的思想,而是代替,这实在是向中国身分的一个挑战。这为儒家是一个危机,因此,他们愈来愈有反感。当时的儒家学者是靠宇宙一体思想,无法了解一个位格的启示自己,三位一体的神。他们觉得是两个不同的不可混合的思想世界。一方面有一元的宇宙原理,另一方面有创造世界启示自己的神、上帝、天。你只有接受那一个或拒绝这一个。有些学者说,没有整合的可能性。

    他们对利玛窦神父要求有人在领洗时焚毁一切其它宗教的艺术品和圣物起反感。他常常所强调他的宗教是唯一可使人得救的宗教,为当代儒家学者是很不容易接受的一种道理。唯一得救的方法」这个思想实在为一般人所难接受。

有些学者觉得利玛窦学得中国的很多东西,但这不是因为中国本位的东西很好,才值得研究学习;而是因他宗教的目标,且要帮助西方政府占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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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政府很详细的观察在民间的宗教活动,这是因为中国历史上多少次这些宗教活动变成了革命,所以仔细观察究竟神父们在接触中国人时做些什么。于是来自政府方面的反应,不是大家都非常欢迦的。利玛窦一直到了北平还是被监视。

    及后我们要看利神父本人如何了解他的传教工作。

三、利玛窦传教神学的背景为何?

    我们很想了解利玛窦传教的最深的推动力。这样的研究也可帮助我们反省现代的传教的情况,首先我们再应用两种图表(模型AB来说明两种传教神学,然后更具体指出利玛窦传教神学的特色。

    模型(A)是以教会和特殊救援为中心的思想。模型(B)的特点是以世界和普遍救援历史为中心。

    (一) 模型(A)有下列一些特点

我们假定天主救援计划和天主救援的行动。那么,教会是天主实行救援的领域,教会为世界也是一种象征,让世界看救援是什度。可是,得救唯一的方法就是教会。教会以外没有得救的可能性。这是直到二十世纪在教会中的一个根基本的原则。教会不断地在推动那特殊救援,是耶稣复活后教会历史中的救恩。教会也是整个世界合一的象征,要帮助世界走向末世的圆满。从教会本质,我们去了解教会传教的意义,就是要把本来在教会内的救恩传扬开来,给与其它的世界。所以方济沙威来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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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把教会内的救援带给东方。利玛窦来东方也把救援带给中国。

    救援历史可分为两面:一面是特殊救恩史,一面是普遍救援史。可是当时有一个困难:究竟普遍救援历史是什么。在那个时代,少有人提到普遍救援史,因为教会以外几乎没有救接,救恩只在基督内。你怎么接触耶稣基督?就是接受信仰。信仰的标记就是领洗,除非一个人要领洗(或愿洗),他便得不到天主的救恩。所谓的交谈就是利玛窦和传教士与中国人的交谈的意思,是因为天主委托教会传教,所以已经有救援的人要借着交谈,把救恩给没有救援的人。在这交谈中,就是宣扬福音。这样的宣扬福音对世界而言,也是一种挑战。有时这种挑战也会引起反感、迫害。世界好象常站在反对教会的一面。大体说来,许多过去的传教神学家的思想可以综合成为这样的一个模型。

    (二) 模型 B)的特点

    有天主的计划及行动,最后是末世圆满。这模型的思想以世界及普遍救援历史为中心。教会是帮助那个中心过程。在原则上教会和世界已经在天主的爱情计划之中。教会向世界所宣布的,那就是世界里本来已经有的救援(模型A中,世界本来没有救援),不过尚未完全发挥,所以教会帮助世界认出在它的过程中已经有的天主的爱与救援。教会用宣扬福音、圣事、服务来做这样的工作。照天主的计划,也需要教会,以帮助世界认识真正的天主的爱计划(模型A提出只有教会内有救恩)。模型(B)需要教会,好让世界更明显地接触自我启示的天主。普遍救恩历史可以说是天主在世界历史中所做一切的一切,包括人的答复。交谈常常是救援中心交谈,这样的交谈包括为信仰所作的见证。

由这两个模型,我们可以看到教会在利马窦时代的特色:教会很明显地生活在模型(A)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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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特利腾大公会议虽然不用今日作用的词汇非常肯定这样的态度。事实上,那时的传教士所学的神学和所听的道理,是说:教会是救援的堡垒。利玛窦也受了这样的神学的培养,他在印度两三年以后来到了澳门,听到传教士在日本给多少人付洗。经过了领洗的行动,他们进入了救恩的堡垒,很多伟大的传教士就是在这样一个思想中工作。这并不是说他们传教最深的推动力量是从这个思想而来的。但是,如果我们问他们怎样了解自己的工作,大概就是这样的一种思想,利玛窦虽然在他神学的概念方面所说的话、所写的字是用模型(A)的思想,可是在他的行动中有一些突破的因素。例如,他在读四书五经,在与儒家学者友谊交谈中,愈来愈清楚地肯定,他所认识的天主,在中国人的理智与良心上(从古代以来)印证了一个善恶的法律及「人性善」的基本观念。这都是准备耶稣救恩的因素。因此我们可以说利神父不再是那么纯正的模型(A)思想的人。虽然在思想方面,他自己没有反省到现代神学的模型(B)的说法。事实上,他在他最深的感受中,体会到事情并非如模型(A)那么简单,好象这超过语言的灵感在推动他,继续摸索寻找到中国的那扇门。

    一方面,利玛窦实在有非常吸引中国人的面貌,他是一位好朋友,有学问、又诚实的一位才子。另一方面,他却对领洗的人要求那么严格,甚至有些中国人觉得过分。在这种背景下,由以上的说明,我们便可了解为什么利玛窦这样做法。

 

的确,我们可以从利玛窦神父身上学习不少优长;这些优长可以归纳为下列几个问题,供我们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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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利神父到中国以后,经过极大的努力和分辨,才找到儒学作为传扬福音的大门。

 -----就今日的台湾社会来看,这扇门是什么?

   () 利神父的传教神学,基本上仍遵循当时教会的思想,以特殊救恩史为中心,但在他的行动中却有一些突破的因素。

   --------我们的传教神学是属于哪种模型?

        本地教会流行的思潮是什么?

        其它教会呢?

   (三)就本地教会来说,今日理想的外籍传教士的图像是怎样的?

 

         

  Among the ample literature the following works in foreign languages help the reader to enter

    the world of Matteo Ricci:

   Fernando Bortone SJ, PMatteo Ricci SJIl “Saggio d`Occident”, Desclée C., Roma

   Johannes Bettray SVDDie Akkommodationsmethode des P. Matteo Ricci SJ in China, Analecta Gregoriana Vol. LXXVI, Rome 1955.

   Jacques Gernet, Chine et ChristianismeAction et reaction, Editions Gallimard, Paris, 1982

   Matteo Ricci SJ, Storia dell’introduzione del Cristianesimo in Cina, nuovamente edita e amdlamente commentate da Pasquale M. D’Elia SJ, Roma 1942, 1949, called I, II, III.

These volumes offfer a detailed bibliography about Matteo Ric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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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 Pasquale D’Elia, op. cit., I, p. 167, n. 3; cfr. I, p. 89, n. 2.

3 Pictro Tacchi Venturi SJ, Opere storiche del P. Matteo Ricci SJ, vo1. II, 1e lettere dalla Cina, Macerata 19l3.

4Cf. Joseph Needham,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9 vo1umes, Cambridge, beginning with l954.

About burning of books on geomancy , Volume IV/ l, p. 244. About burning of books on chemistry and alchemy , Vo1ume V/3, p. 224.

5Cf. Bettray, op. cit., pp. 217--218.

6So we know from a report of Fr. Va1ignano of Nov. l2, l603. Ricci's own report has been lost.

7Cf. Bettray, op. cit., p. 238.

8Thomas Kramm, Ana1yse und Bewährung theologischer Model1e zur Begründung der Mission, Misgio Aktuell Vorlag, Aachen 1979, esp. pp. 192--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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