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玛窦与儒学」，应从两方面来谈：

    第一、儒学对利玛窦神父的影响。

    第二、利玛窦神父对儒学的贡献。

    但不论从那一方面谈「利玛窦与儒学」的问题，我们须先了解一下儒学大概的含义。

    儒学包括的范围很广，不单经学和理学是儒学，而且我国的文史和政论也脱不开儒学。因为自西汉以来，儒家思想便成为我国人文思想的主流。这不仅是汉武帝采用董仲舒对策「尊崇儒家，罢黜百家」的结果，而且也是儒家思想平实的效用所致。儒家讲天道、人道，都很平实近情，没有老庄和墨家的陡险性。因此，老庄和墨家虽然在讲天道的时候，有比儒家突出的地方，但终究因其思想偏倚，不易为大众所接受。

    大致说来，儒学重点可归纳如下：

    一、敬畏天命。

    二、孝悌忠信。

    三、仁义忠恕。

    四、仁政王道。

明了儒学的思想概况后，我们再谈利玛窦神父与儒学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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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玛窦神父受儒学的影响不是偶然的事。首先是他研读四书五经，熟悉了儒家思想的精华，认为儒家的敬畏天命，孝悌忠信等思想，近乎基督的福音道理，值得传播福音的人采纳。

    不过，利玛窦神父为什么想起研读四书五线呢？

    有人说是受了瞿太素的影响。瞿太素是位儒者，是利玛窦神父定居广东肇庆时的中国朋友；二人友谊深笃，瞿氏向利神父学西徉历算，利神父则向瞿氏学习中国经书。而且利玛窦、罗明坚等初入中国时，是以僧人自称，身穿袈裟，因交结儒者瞿太素，才听其劝导，改着儒衣儒冠，因为当时的僧人不为知识分子及上层社会所重视。

    瞿太素影响利玛窦神父的地方的确不少，盖因瞿氏的缘故，利玛窦神父也打入了读书人的圈内，能与儒者往来。

    只是瞿太素之影响，是在利玛窦神父进入中国之后，早在澳门时，利玛窦已与罗明坚开始了研读中国经书的工作。先有圣方济•沙勿略的启发，后有范礼安神父的督导，使利玛窦和罗明坚已深知，欲在中国传基督福音，必须熟悉中国文化和思想。

    圣方济·沙勿略给欧洲耶稣会士报告远东传教的情形中，有一段论及中国说：

      「中国是一个疆域广大，国势强盛的国家。中国境内没有战争。据曾经到过中国的葡人记载：中国是正义之邦，一切讲公义公道，甚至超过信仰基督的国家。迄今我在日本并其它地方所见到的中国人，在智能方面得天独厚，远远超过日本人之上。」（张奉箴神父著福音流传中国史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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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二，上编，第五四三页）

    圣人又给圣依纳爵写信说：

      「中国和日本所用的文字相同，日本人认识中国字的，能够阅读中国经书，但是不能用中国话交谈。日本大学中教授中国经书。那些懂中国经书的僧侣，被视为有学问的人。」（同前，第五四四页）

    圣方济·沙勿略一再给耶稣会方面报告中国优越的情形，目的在使会中注意中国传教的事，中国如果接受了基督的福音，日本自然也会跟进，因为当时日本尊中国为上国，「日本的各宗教派别皆来自中国。」

    圣方济·沙勿略逝世不久，范礼安神父由葡国东来，驻留在澳门。他听了许多有关中国的报告，认为传教士欲进入中国内地传福音，先该学好中国语言、文字、以及礼俗。「那些懂得中国经书的僧侣，被视为有学问的人」，很受人尊敬。于是他给会士写信，要求派一些杰出的青年传教士，来澳门学习中国事理。罗明坚首先到达，其后是利玛窦，范礼安神父离澳门时，给他们留下亲笔信，嘱咐他们务必学好中国语言和文字，不但能说中国话，能读中国书，而且还要能写中国字。（同前，第六O三页）

    这才是利玛窦研习四书五经的起因，学习中国书法的来由。即使不在肇庆结交瞿太素，他也要研读中国经书的。

利玛窦神父研读四书五经，又将四书译为拉丁文，其思想自然受到儒家的影响。所以他以「天」、「上帝」，和天主通用。「天主实义」是他在儒家影响下的杰作。天主实义引，一开头就是儒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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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吻，他说：

      「平治庸理，惟竟于一。故贤圣劝臣以忠。忠也者，无二之谓也。五伦甲乎君，君臣为三网之首。夫正义之士，此明此行。在古昔，值世之乱，群雄分争，真主未决。怀义者，莫不深察正统所在焉，则奉身殉之，罔或与易也。邦国有主，天地独无主乎？国统于一，天地有二主乎？故乾坤之原，造化之宗，君子不可不识而仰思焉。」

    利玛窦神父的这些话，全出自儒家「修齐治平」、「惟精惟一」的思想。接着他又说：

      「窦也从幼出乡，广游天下，视此厉毒，无陬不及，意中国尧舜之氓，周公仲尼之徒，天理天学，必不能移而染焉。而亦问有不免者，窃欲为之一证。复惟遐方孤旅，言语文字，与中华异，口手不能开动，删材质卤莽，恐欲昭而弥瞑之……愿观实义者，勿以文微而微，天主之义也。若乎天主，天地莫载，小篇孰载之？」

    从以上利玛窦神父自己的话中，可以看出他深具中国儒者的文笔，如今我们再看冯应京天主实义序：

      「是书也，历引吾六经之语，以证其实，而深诋谭空之误，以西政西，以中化中。……语学，则归于为仁，而始于去欲，时亦或有吾国之素所未闻，而所尝闻而未用力者，十居九矣。」利玛窦神父既然研读四书五经，自然深明以下讲孝道之义的话：

      「孝子之事其亲也，有三道焉：生则养，殁则丧，丧毕则禄。」（礼记祭统）

      「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论语·为政）

「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中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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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利玛窦神父不反对基督徒祭孔，「天地君亲师」，孔子是师中之师，「万世师表」；祭祖、祭师，同是孝行的表现。

    当时与利玛窦神父相友好的学者，都以诗相赠利玛窦。汪建内（环翠堂主人）赠予的一首五言诗，最能表达利氏在当时学者的心目中是一位儒者：

        「西极有道者，文玄谈更雄；

        非佛亦非道，飘然自儒风。」

    利玛窦神父对儒学的贡献，首推译四书为拉丁文。使儒家思想，经过拉丁文四书，传入欧洲。

    日人佐伯好郎「支那基督教之研究」中说：「利氏尝将中国四书译以西文，寄回本国。国人读之，知中国古书能识真原，不迷于主奴者，皆利氏之力也。」（同前，第六三九页）

    其次，利玛窦神父带给中国儒者神学的和科学的新知识，扩大了中国读书人的思想领域。盖自汉唐以来，儒学多在章句训诂注疏方面打转；宋兴，读书人受佛家影响，走向性命义理之说，产生了理学，西方学者称之为新儒学。但此新儒学并没有跳出「中国即天下」的狭窄观念。及至看了利玛窦神父的万国舆图，读了他介绍的同文算法，几何学，浑盖图说，以及他所著的交友论、天主实义等书，始知中国只是天下的一部分，而儒家的伦理外，更有基督的道理可以使人成圣成贤。

    利玛窦神父的中文著述，有十二种收入四库全书。将有专文报导，兹不论列。

利玛窦神父引进的新知识，贡献于中国儒者，不止限于他个人方面的，与他同时，以及后他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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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耶稣会士都追随他，走他的路线，那时候他们进入宫廷，深受皇上的重用。这是中国基督化，中国科学化的大好机会。

    （1） 中国基督化

    利玛窦神父等开始了神学本位化的工作。他的「天主实义」是「引六经之语，以证其实。」显示了「东海西海，心同理同；所不同者，特言语文字之际。」（李之藻重刻天主实义序）

    利玛窦神父以六经之语，讲解天主的道理，甚得学者的心。学者是社会风气的带动者，上行下效，不难使中国人逐渐地、普遍地接受基督福音。

    （2）中国科学化

四百年前，西欧科学方才萌芽。利玛窦神父带来中国的新知识，是当时西欧科学的顶尖部分。不但读书人竞相研习，而且皇上也极重视。满清入主中原，多方猜忌汉人，不使其求新、求变，以妨不恻。汉族学者，于是埋首故纸堆，在考据、小学方面下工夫。有清一代的考据学和小学成就很大，但却与现代科技脱了节。满清皇帝不使汉人求新求变，却很信任西洋教士的新学，因为他们的立场相同：都不是汉族。像监制大炮的新工程，康熙放心的托给南怀仁，但绝不会交给一个汉人。因此，一方面中国学者心折于利玛窦神父以六经之语讲天主的道理；另一方面，满清皇帝又信任西洋教士带来的新科技，朝野一致推崇，应该是中国基督化，科学化的好机会。可惜这个机会被「礼仪之争」摧毁了。礼仪之争破坏了中国的基督化，也扼杀了中国的科学化。基督福音再度公开的在中国传行，是鸦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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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之后的事。现代的中国人不仅以基督福音为洋教，而且也是随着西方大炮传入中国的。这实在与利玛窦神父以中国经书介绍天主道理，以西方科技协助传福音的精神大相违背。

往者已矣，来者可追。我们纪念利玛窦神父适应中国文化传教四百周年，并讨论他与儒学的关系，应该激发我们自己读中国经书的意志，为能如同利玛窦神父一样，「引六经之语，证神学之实。」只是今日的时代，不同于利玛窦神父的时期，单读四书五经是不够的，其它现代的中国典籍和刊物也要读。四书五经不过是我们在中国传天主圣道者必读的经书而已。希望因「礼仪之争」中断了的神学本位化与中国基督化的事业，经我们大家的努力，赖天主圣神的推动，能在梵二大公会议后的今天完成：愿与各位兄弟姊妹共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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