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学论集-对教会内权威之抗拒——一种多元学科的透视（下）-天主教图书中心--天主教文学,书籍,图书,书库

至少已经有二十年了，天主教面对教会及国家内之权威问题，一直在努力追求一种新的平衡，一种给予自由与不同之意见更大范围的权威。战后的波兰天主教，靠环境的力量，被鼓励而成为反对共党高压政府一个角色（30）。天主教对政治压迫的反抗，在最近几年已扩展到第三世界国家，如南韩及菲律宾。在拉丁美洲罗美洛及加玛拉两位总主教（Oscar Romero and Dom Helder Camara）之名正象微一个从早期麻痹状态中站起来的教会。教会这以前的柱石正在变为穷人的教会——抵抗与殉道的教会。(31)同时，越战期间由柏力干（Berigan）弟兄所象征的反抗与反战精神已在美国教会中向上层浸入，主教们的领导显示在转变成为对五角大厦的反抗中心。主教们的声明，主张反抗税收，建议防卫工作者谋求其他职务，反对雷根总统的萨尔瓦多政策，并警告政府在下一次战争中不要指望教会的支持，这一切均指示在高级宗教圈子内有一种反抗的精神在发展中。（32）

教宗及主教们的正式权威」。这种看法已经被对权威的一种更团体性的解释所缓和。依此看法，基督的信息，一如柯孟查克（Joseph A．Komonchak）所言，是透过教会的官式训导，以及各种权威『持有者』的整个综合体的相互作用，而被澄清及传达，此综合体包括圣经、神学研究和信友。基督徒团体从官方的声明中吸取有价值的成份，而舍弃无用或有害的成份。柯孟查克坚持，除非教会人员先越过这种假定：「『不必顾及团体，权威也能被人了解和实行』，为解决今天教会生活中的实际问题，不可能期待会大有进步。」(33)

对权威这种团体性的看法是同时向较古老的教会绝对主义、以及它所帮助产生之忿怒反叛的一种挑战。这种看法要求一种与理性之人相称的服从：一种要为反省式，而非仅是机械式的服从，一种更为批判性，而非仅是柔顺性的服从。许多传统派对这种看法隐含地反抗数世纪来权力集中于教宗而感到不安。但是此团体性的看法似乎与圣经和近代心理学更相符合。它给予一种神学提供了一个基础，这神学把贯通于权威和服从之中的善恶双重倾向也列入在考虑的范围之内。在澄清这种权威神学的努力中，我们愿意集中研究这问题的五个幅度：梵二对良知的概念；表示异议的原则，神学家的角色；其他可互换的权威模式；以及良知确定性的问题。

超脱的精神是生活的基本。如果我们愿意幸福，就不该过分渴求幸福。如果教会希望使它的权威重新富有活力，就不该太担心去保持该权威。它应该让人看出来，教会虽是一个制度，常试图教导人遵从其道德法律，但更是一个基督徒团体，促使人认清其真正的内在信念，并按照其独特的灵性观察力去生活。使个人良知屈服于致会训导的趋向应予以抗拒；大公的原则应成为一种方法，启发人忠于其灵性中心——良知。为完成这种任务，没有比梵二对良知的声明更好的出发点：

「良心是人最秘密的核心和圣所，在那里人独自与天主会晤，而天主的声音响彻于良心深处。良心以神妙的方式将法律揭示于人，法律的满全在于爱天主、爱临人……因此，正确的良心越占优势，私人及团体越不至为盲目的武断所左右，亦越能遵循客观的伦理原则。」

为追求良心与教会权威之间的一种更纯正的联系，在天主教会中没有比「表达异议的权利」更为基本的因素。「表达异议的原则」虽然在现代神学中日趋显著，但在大多数天主教人士之思想书面上仍很隐晦。比如在「人类生命」所引发的混乱之中，我从未听过一篇解释为何如此众多神学家拒绝该官式教导的讲道，也没有听到有人说明宗教上「表示异议的原则」。Richard Mccormick。麦克米写道，「教会是有缺陷的」，因为它似乎「不能以具有建设性的方式去应付异议。」(35)。

许多教会领袖害怕异议所产生的腐蚀性效果，但是这种道理，一如近代神学所清楚表达的，要求对教会之训导职有一种更大的理智方面的研讨，而不仅是许多传统派者所宣讲的单纯服从，或是许多教友所实行的普遍的莫不关心。「表示异议」神学并非对伦理的放纵、或思想的疏懒有所让步；它以一种为教会教导有利的假定开始，只限于对信仰中不能错误之主要信条以外的道理才能表示异议，它也要求所表达的异议具有充分的理由为根据。面对与个人经验相抵触的官方立场时，它使对教会真正效忠完整面、无虚伪的效忠——或为可能。相反地，它使教会能在道德问题上以权威发言，而同时鼓励信友忠于自己的信念。(36)。

表示异议的真正精神是团体性及辩证性的。它使真理成为大家参与的事，促使我们在教会立场中去探寻真理的核心，我们或许与该立场意见相左。比如，成熟的基督徒可能断定，天主教之性道德律，尤其在离婚与节育方面，过分严谨；但是他们也可能同时重申教会传统的看法：没有性纪律，也就没有真的性爱；性之所以有意义，主要在于它是对另一个人一生承诺的一种表现，一个人应该慷慨地把生命的恩惠给予其他的人。相信天主会把主日未参加弥撒或于圣灰礼仪星期三吃肉的人投入地狱的概念，会伤害许多天主教徒的宗教感，虽然如此，他们知道团体崇拜与守斋为宗教生活是极为重要的。某一个人可能想教宗的不能错误权力是与历史不合的，但是他仍可能在宗教方面忠于教会职权，视之为一种为保存天主之启示的首要制度。

表示异议的原则是一种辩证性的冲击，迫使基督徒依照教会的实际情形对它有所反应——教会是一个由人性与天主性成分组成的复杂混合体，它需要积极性与消极性的应对，以达到其隐藏的宝藏：在其内的基督之生命。这种过程虽然染有错误的色彩，却喊醒人利用自由与智慧去认真地追寻真理，该种自由与智慧在任何人为的努力是生死攸关的。陀斯妥耶夫斯基（Dostoevsky）写道：「你可对我讲一些极为错误的荒唐话，如果那话是你自己的，我将拥抱你。你说你自己的谎言，几乎要比别人的真理要好；在第一种情形下，你是一个人；在第二种情形中，你并不比一个鹦鹉好。(37)

表示异议的权利为个人的完整极为重要，为社会的活力也是必须的。每个社会团体，包括教会，都需要反抗者。经过了不少世纪，抗议的基督徒曾经给予教会生气，扩展了教会智慧的遗产，缓和了教会错误的行为。人们可以想想制造麻烦的艾柏拉（Abelard 十二世纪法国哲学、神学家），他会长年与中世纪的教会发生冲突，但他那令人不安的理性论塑造了经院神学（Scholastic theology）的

工具。中世纪的哲学家藐视教会对研究亚里斯多德的禁令，而为多玛斯的「神学大全」（Summa Theologica）奠定了基础，该书为天主教思想的最珍贵的宝石。多玛斯自己也曾有些立场曾经被巴黎及坎特伯力二位总主教申斥。在以后的许多争论的问题中——如教会对贷款利息的申斥，对宗教自由及政教分离的反对，对圣经批判学的攻击异议者把教会的领导权从纯粹自动的传统主义中转移方向。社会一再地反对其抗反分子，但是罗洛·梅警告说，「将反抗者逐出，就是切断我们自己的生命线。因为反抗作用好比文化之生命血液、文明之基本，是必须的。」（38）。

但是，如果教会需要反对者，反对者也需要教会。它的生活传统，受到不同思想潮流的滋养，会提供根本的理想作为他们承诺的基础。教会各式权威是一些摩擦点，迫使异议者追求在理智方面更为清晰有力。天主教提供了一个结构来驾御他们的创造力，也提供一个生活的团体，来试验并吸收新概念。再者，教会的约束虽屡次似乎不可容忍，但一些限制为创新与灵修却是必需的。

不同意、反对、冲突——这些倾向会威胁任何一个团体的稳定性。但是，没有这些，团体会失去活力、会腐败，宗教团体会失去他们的精神力量，个人会危害其（人格的）完整。这是历史的信息——而且很奇怪，这也是在卡罗·伍蒂拉（Karol Wojtyla）成为教宗以前在其著作中所表达的信息。

伍蒂拉的哲学带著他长期反对统制者的印记，首先反对侵占波兰的纳粹党人，然后反抗共党政权。他在 The Acting Person中写道，从两个相反的原则：「团结」与「反对」之角度看，人之道德的成长是从其积极参与团体而产生的。团结，亦即对社会的承诺，除非藉反对原则予以缓和，会退化成为一种奴役性的服从。当公共利益需要时，个人应该自愿地去反对团体。「一个人类团体的机构

伍蒂拉在此所主要关切的，不是团体，而是藉积极参与团体而成长的人。伦理的价值是以个人自我的实现为基础。在我们的社会性承诺中，我们应该仍然体验到我们自己是从我们人格之内在核心而行动，不只是作为他人命令的一个对象。(40)在个人与社会之间引起的摩擦会产生交谈，这为追求真理及公共利益是必要的。

伍蒂拉未详述对反抗原则表达的范围与方式。但表面看来，他的哲学似乎与教会之反对者，比与那些试图压制他们的教会领袖们更能并立共存。身为教宗，他在追求「无情的复兴」方面所做的努力暗示一种强烈的正反感情并存的现象。照柏洛克（Alfred Bloch）教授所言，他的「正统思想是压制性的、无启发性的、无情的，就好像他的哲学是极为激动性的、热情的、确切的。(41)对许多失望的前进份子来说，这位波兰籍教宗的出现，犹如倒退之权威主义的一个象征。更可能是，伍蒂拉的保守、却复杂的思想反映出异议与权威主义互异的思潮在整个现代天主教中搏动著。

在许多方面，耶稣的生活就是反对权威的一项探讨。他的生活始自为躲避黑落德王的可怕逃亡。结束在比拉多优柔寡断的手中。在两者之间，其生活一再地与宗教领袖发生冲突，这些领袖的长期统治受到申诉，因为他们压制信仰的精神。耶稣的反对者曾试图以言语上的矛盾来陷害他，责备他破坏宗教法律，批评他的坏伙伴(42)。最后，是宗教组织迫使犹豫不决的比拉多批准基督的死刑。

况。藉著声明一种传统立场来反对在许多基督徒身上所日渐浮现的意识，保禄教宗在天主教生活中打开了一种强力的辩证。他一举增强了公共异议的合法性，并切断长期以来走向教宗绝对主义的趋势。他的行动促使教会走向一种更团体性的权威，在此种权威下，藉不同力量的聚集及冲突澄清了人对真理的了解。（43）

如果权威能够错误，反抗也是一样。一种平衡的神学将以批判的态度探讨“表示异议”的各种环境、方式与动机。总而言之，首先应该采取一种为权威有利的假定，不论该权威是世俗的或神圣的。统治者该抵抗互相冲突的压力；他们所维护的团体稳定性及道德价值是易于受损的必需品。“表示异议”很容易能成为一种自我放纵的合理化行为，或者是挫折感及敌对情绪的一种愤怒的发泄。历史写满了藉崇的伦理价值所启发的反抗事件，这些反抗会导致社会的动乱或者新的暴政。罗洛·梅警告说：“善恶存在于我们每个人身上的事实，禁止任何人在道德方面自傲自大。没有一个人能坚持他自己在道德方面的超载性。”（44）最后，就如一个过份压制性的权威一样，一种太轻浮的反对意见也能失去其可信性。

即便权威当局有时以可疑的智慧采取行动，以安静的默认来接受多次为公共利益是最有助益的。索罗（Thoreau）提醒我们:「如果不义是管理机构中所必然有的摩擦的一部分，就让它去吧：偶然也会被磨损得平滑……你可以设想（对不义的）对策或许将比原有的不义来得更恶……」那么，何时应反对权威呢？当法律「要求你做为对别人不义的代理人时，索罗劝告说，你就要破坏法律。让你的生活做为对决策机关的一种反击。」(45)当我们确信，服从或者缄默会有助于不义或有害的错误持续下去，那时，就可进行反抗了。为破除顺服之强烈的诱惑力，多次需要一种特殊的感情上的经验。索忍

尼辛、艾而斯柏格（David Ellsberg）、以及柯兰（Charles Curran）——三人皆例举了驱使他们反抗的特殊经验。(46)艾克曼在参观他当时所管理的可怕的毒气室时，就达到了那种转捩点。但是，他回到其舒服的办公室时，却压抑了他的恐惧，而继续他被交付的、解决「犹太人问题」的任务。柏特海木（Bettelheim）写说：「他当场随时放弃他身为人类的反应，而使自己成为国家一个纯粹的工具。如果一个人不依照符合其本身价值的经验而站起来，……他会落入罗网之中，在他合作的每一个脚步上捆紧他……」（47）。

不幸，单单由反抗而生愉快情绪能够很容易地取代同情与对真理的承诺。在过去二十年中，教会当局曾经成为许多敌对批评的目标。抛开基督徒的爱德不谈，向教宗及主教们所发射的忿怒的枪炮，实际上只能阻止迈向建设性的反抗运动。如果认识了教会领袖们的困难角色，他们的传统宗教导向，以及使他们达到高位的选择过程，就会容易了解，为什么他们在控制方面，比在自由及改革方面，更易于犯错。森乃（Richard Sennett）辩论说，如果属下知道「主人自己并不应对其所造成的损害负责任」，因为他们也是社会习惯的奴隶……正如那些在其统治之下者一样」，那时属下就扩展了他们追求解脱的能力。对当权当做过度的批评会加强我们对他们心理上的依赖。它伪饰在我们心内的暴政的根子——趋向顺服的冲动力、对争取自由所带来之痛苦与紧张的逃避。森乃特警告说，「如果我未认出我自己是参与压迫的人，则压迫者就会受遏止。」（48）与掌权者有同理心是在造成一种心理上的超脱，这为对当权者之命令做伦理方面成熟的答覆是必须的。这种答覆，不管其是服从或反抗，能有助于使权威转变为团体中的一股建设性力量。

就是现代神学家的影响。教宗及主教们为保存基督徒传统、执行首要的任务。但是如果要把生命注入该传统中，运用创新的思想，即为传统与近代生活作必要的接触所需要的思想，主要的推动力来自神学家。今天天主教的教导多归功于过去的神学家，他们使当代的正统思想振作，在教会生活中注入新思想。在此应想到圣奥斯定，他的伟大影响力发自他知识方面的创新，而非来自他主教的职务。圣多玛斯、十字圣若望、圣雅风（雅尔丰索）、拉内（Karl Rahner）
——这些人是广大神学潮流的一部分，多次用来对抗流行的风尚，在历史中危险的时刻，阻止教会训导职窒息其自己的正统思想。

柏恩斯（James Mac Greeor Burns）提醒我们，真正的领导是一种伦理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作领袖者与追随者的交往建立于共有的价值及需要上。但是追随者需要一些对抗性的命令，以辨别他们的实际需要，从许多真正可能选择的途径中做一个有意识的选择。柏恩斯强调，创新的领导承担「竞争及冲突，对它否认的残暴力量。」(49)神学家是与圣统规定相对抗之其他可能选择的泉源，并藉此而支持基督徒团体的弹性和原动力。为使近代天主教具有意义，为解决不同价值之间、价值与实际生活之间所存在的矛盾，为弥补官方教导及信友之生活经验之间的鸿沟，为孤立传统中之非圣经的、破坏性的成份，为吸收来自其他宗教与俗世学术中的宝贵领悟，教会的创新思想家扮演著不可缺少的角色。

堂区司铎及宗教导师是此制度的关键和枢纽。他们甚至对来自现代神学的新领悟一无所知，只知利用主教公署秘书处的指示或现存的思想模式去应付困难的问题，就以为满足，他们消弱了教会在解决现代男女之道德难题上，以权威讲话的能力。这些当地的权威人士有一种严重的义务，要跟得上现代的神学，并且要扩展其教会团体中的影响力。

教会之权威、准则及清楚发布的和有力支配的原则的传统方式，曾适合于其目的（虽然有严重的负担），应该在实行其道德权力时，继续做为一种重要因素。（50）但是，该种方式应藉对团体权威模式的强调予以缓和。教宗若望二十三世的生活常可作为这种形式的持久象征，几位过去及现在的主教之经历也是如此。西雅图韩特郝森（Ravmond Huthausen）总主教的活动为现代主教的权威提供了一个有希望的榜样，如何使权威伸展，去触动我们现时代的良知。

不管韩特郝森这呼吁以抵制纳税来反抗美国黩武主义有什么功绩，他表达了他的道德影响，他所表达的不是一种约束良心的命令，而是对福音及其与武器竟赛之关联的一种尝试性、探索性的反省。在基本的原则上——对和平的承诺，把自身的安全寄望于天主（而非火箭），为福音而冒险——总主教是确定的。在他特殊的建议上——国民违命抵制纳税——他承认那是“我在奋斗中一项个人的决定”（51），此一决定在经过数月的反省并与其他基督徒互相交往之后得以澄清。的确，是听过别人的意见之后，总主教才开始采取其根本反战的立场。（52）不顾自己身为权威人物的立场，他呼吁其随从者，要坚持他们对抗权威的信念。再者，他那抵制纳税的尺人呼吁首先是在信义会的聚会中发出，得到如雷般的喝采赞同，以后又借相当多的报导面扩大。总主教以此种资格行使他的道德权威，使它成为一个超载那约束教会成员之堂区命令的声音，召唤所有人民在福音的光照下，大胆地去面对他们的偏偏并对此信念做一个彻底的献身。这是析恩斯所赞赏的“蜕变式领导”(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的一种真正执行方式，它是“形成道德的一种过程”(a process of morality), 此过程使随从者中间的无意识的（思想）变成有意识的」，「将他们提升进入他们更好的自我中。」（53）长此以往，这种团体权威的方式，可能被证实为应付教会其他当代的伦理问题，是最有效的。（54）

一般地讲，在西方，特别在天主教中，冲突的根源经常是权威之比较静态的特性，当其与内在精神之动态的特性抵触时就会有矛盾发生。根据森乃特（Richard Sennett），非洲的以博（Ibo）文化发展了一种技巧，以减轻这种紧张情势。当一个孩子成长到成人阶段以庆祝成人礼来表示他权威之关系的转变。在儿童期，要隶属于长者的命令下；在青年时，要听他们的劝告。在成年期，对部落之过去的回忆成为权威的主要根据。生命的循环按成熟中的自由意识分成不同的阶段，在此过程中权威改变形式，而非消灭权力。不合法的权威正是那种固定于静态形式下的权威。（55）

圣事与以博文化相似，能够把一种延续式仪式化，在延续过程中，礼仪让人在心灵成长的不同阶段，以不同的形式体验到教会权威。比如，紧张能够表示道德焦点的转变：从儿童期所强加的禁令转变成个人的责任，在个人生活中去解释并大胆地应用基督徒价值。（56）婚姻圣事能加强人的奋斗，使所有规矩、原则以及快乐都从属于基督之爱的中心法律下。司铎在领受圣秩时对基督所做的承诺，应该清楚地包括所有威胁福音价值之势力的反抗义务，该种势力包括教会与国家中恶性的权威。忏悔圣事能够一生利用，以促使忏悔者从超我的禁令，逐渐形成一种更强的良心意识，视之为能力与自由的内在核心。依照以博人的作法，圣事礼仪能够加强教会权威，使之在人民生活中作为一种创新、改革的力量，要比使之作为他们美德生活的一种外在压力为善。

在发展一更完备之权威神学时的第五个幅度，要求重新检讨这项传统的道理：一个人诚意地有所行动之前，应具备良心的确实性。一个人应试图解除一些烦人的怀疑，这在道德与心理方面有好的意义。但作为一项普遍的原则，这种对道德上确定性的要求代表另一种冲突点，在此，神学的抽象理论与心理的实际情形互相抵触。

在今日许多问题上的伦理含糊性中，要求确实，多次是一种奢想。传统的道理不会考虑到在以下的冲突：即当一个人努力越过那固定于其教育之禁令中的「超自我」，而迈向一基于推理与反省的良心时所发生的冲突。例如，为许多教友，为了避孕所做的负责任的决定，即使经过反省与商讨，仍然是一个在意见纷纭的教会中所做的痛苦、带有怀疑色彩的选择。人类之精神的历史充满了价值分歧的情况，男女在此情况中必须于完全解除疑问之前就采取行动．一个兵士在战场上射击敌人之前，突然为疑惑所困扰；基督徒科学家决定以输血拯救其孩子的性命，而不顾其宗教的禁忌；基督教中的基要主义者藐视其宗教训练，而愿皈依天主教；离婚而再婚的教友，他被告知要戒避性关系，虽然这样做可能会破坏他第二次幸福的婚姻。（57）

死板地去遵守对良心确实性的要求，会使它成为在冲突情况中一种要人停止活动的规定。它能使为反对强制之超自我，而追求个人责任所做的努力减弱，并且加强恶性权威控制顺民的能力。米格兰（Milgram）的试验显示，那些对权威之不道德命令抵抗的人，会受到更令人悲伤之疑惑的痛苦。为了他们道德方面之正当行为，他们所付出的「不服从的代价是一种使人烦恼的感觉：曾经不忠……是他，而非顺民，体验到他的行为的压力。”（58）高登．臧关于那拒绝在纳粹军队中服役的德国天主教徒也得到同样的结论。由于跟国家及教会当局不和，他们易于受到深为烦人的怀疑及罪恶感之沉重的压力（59）。白特海木（Bettelheim）提醒我们，一个成熟中的良心「能变成一种令人恐惧的经验，因为一个人不能确知，他是否在遵循正确的途径。」这种情形会造成一种强烈的冲击，使人向权威屈服：「倘若我们只顺从强加于我们的要求，我们自己就感觉无罪和安全。」(60)

尽管教会具有它所有的一切缺点，它仍提供给人类极深奥的真理，我们能赖以生活；它曾在每一时代启发了伟大的思想家，对信仰和理性追求作新的综合。但是，只要教会被人类所管理，无疑的它将为外来的声音所累，它将有不少试图压制创新见解的圣职人，以及使忠实人民疏远的严格措施与压制力量。天主教是一个宗教团体，在这团体中，人性与神性的事物混合在一起；在这团体中，人对唯一真天主，以精神及真理所做的敬礼，与那使教会及其教导成为最后效忠对象的偶像崇拜，从来就相差不太远。

一种机械人的社会不能触摸到近代人内心深处精神的渴求。但是一个教会，如果它对真理的追求是一种团体性的努力，如果教会的权威能使与它挑战的反对意见整合，如果教会中理智的澄清非来自对教导权的单纯服从，而是来自有力的相互影响——那才是更符合其本身历史中的事实，并符合现代人伦理意识的教会。

(31)贾玛拉总主教于一九八○年十二月在纽约河滨教堂讲道时，将拉丁教会现在的情况与其昔日的情况作一比较，「从前我们最关心的是对教会权威的支持。」在那些年中，我们与天主及富人之间有一种极坚强的联系，我从未被人控告是一位破坏份子，是共产党……。」NCR, December 9, 1980.

(32)西雅图的Hunthausen总主教发起一次极好的挑战，他公开声明他要扣留他税金的一部分，以抗议军事方面的消费。Mary Lou Kownacki修女，Pax Christi的主席，曾警告政府在未来的战争中所预期的一些问题：「许多修会开放他们的教堂做为青年人的避难所，他们良心上感觉到不能参加战争。」见NCR, December 26, 1980; February 19, 1982; February 19, 1982.

(34) Walter M. Abbott, S.J., The Documents of Vatican Ⅱ, (New York, 1966), PP, 213—4.依照此文献，道德的选择源自内心深处，非出于「盲目的冲动」或「纯粹外在的压力」。这种立场应做为天主教要理的基础。它意味著一种纯真的抗拒，抗拒那以专权控制代替此内在圣所的趋势。在对种族、战争、性等问题，教会所做的声明中，应清楚了解，它主要关注的是，人民忠于他们内在的自我，比符合教会规则更为重要。梵二为达到良心自由与教会权威规范之间的脆弱平衡已做了一个好的开始。信友在培育其良心时，应注意教会之神圣与确实的道理。注意听教会的教导决非严格地完全遵从。但梵二忽视了这种情况：即个人的信念有时会与教会的教导相冲突；也没有注意到这种可能：即非不能错误的、权威性的教导也会有差错。个人良心与教会权威相比，现代天主教神学给予前者较高的优先，这在几十年前却是后者较为优先。对正式的教导应先予以注意，但教友也应考虑道德反

(36)表示异议之道理可作为一种技巧以缓和个人原貌与教会权威之间的紧张，这道理在我对一班学生讲授政治理论时戏剧性地表现出来。在讨论Thorean有关国民抗命之一篇论文时，有一位天主教学生示意，反对权威的概念不能适合于她的教会。我在此讨论之后，指示她梵二论良心自由之声明，并对现代神学中之表达异议权加以注释。她承认说，「我感到轻松了。」事实上，由于她在成长中所受的宗教教育没有给她留下与教会道理争论的余地，她曾痛苦地怀疑她是否仍能做一个天主教教友，这项怀疑显然地因我们的交谈而减轻。

(42)一般地讲，耶稣遵守了盟约之法律，但强调该法律隶属于爱天主爱人的诫命下。他的生活强烈地与对法律的陈旧解释相抵触，例如管制饮食的严格规定以及安息日的习惯。同时，他也扩大法律而要求人的内在态度，与禁止贪欲、谋杀等命令相谐合。See R, Orlett, “Jesus Christ I,” New Catholic Encyclopedia, VOL, 8(New York, 1967), p.915.

(46) See Charles Curran, “Growth (Hopefully) In Wisdom, Age and Grace,” in Gregory Baum, ed, Journeys (New York, 1975), pp. 87-116; Edward Cuddy, “Alexander Solzhenitsyn and Daniel Ellsberg: Minor Ripples in the Tide of History or Men for All Seasons?” in Milton Plesur, ed., An American Historian (Syracuse, 1980), pp. 224-233.

(50)这种方式，虽然对权威主义、教条主义、法律主义、以及反理性主义有伤害，却给道德生活注入一定程度的客观性与明确性，它限制过份的主观主义和相对主义，并且阻止教会之教导退化成为空虚的道德。对较早古典教育主义与较新的历史良知神学的一个简洁的比较，see McBrien, op. cit., pp. 941-3.

(52) Douglas Hunthausen的影响始于一九七六年时，当时他说服总主教支持他为反对黩武主义推动的三十天绝食。总主教听从了他的请求，劝告他的圣职人员发言反对三叉戟潜艇，并供给他们五十页的背景资料。之后，他参加了和平示威游行，并且促使天主教徒每星期一禁食与祈祷，以阻止武器竞赛。

(56)刚毅是坚振时所接受的圣神的特殊恩惠，它坚强我们去反对奴隶式地服从权威，以及我们生活中的其他压力。McBrien注意到，「以下的各种人缺少刚毅之德：他常害怕使别人不高兴，面对不公平之事时常保持缄默；他不惜任何牺牲逃避冲突，他避免『使船摇动』，因此他只做他认为『别人希望他作』的事。」See McBrien, op, cit. p. 990

(57)在 Mark Twain’s Advertures of Huckleberry Finn中，曾尖锐地刻画出成长时所受之道德教育与正在成熟的道德意识之间的冲突 Huck Finn协助一个逃亡奴隶吉木投奔自由时，他的良心开始「煎熬」他，因为他协助一位逃犯。吉木的被捕会带给他严厉的报复，可能被处以私刑，但Finn的良心继续使他不安：「要凭良心，良心每次对我说，『但你知道他是投奔由的，你也可能使他失败，告诉他人』……这是他烦恼所在。良心对我说，『可怜的华士敦小姐对你做过什么，而使你看到她的黑奴逃跑，而从不说一句话。』一个把吉木交还（主人）的决定可带给他暂时的心安。然而，Finn那时发现自己在虚构一精心结构的谎言，来保护他的朋友，他的良心再度攻击他。但，再仔细反省后，Finn觉悟，假如他背叛其朋友，对他交还主人，他仍然感到有罪。如果Finn受过道德哲学训练，并精于天主教盖然论的原则，他或许得到神学家所谈的实际上确定的良心。但 Finn的难题反映出人类处境的实际混乱，即当一个人教育中学得的道规范与生活的体验有冲突时，所产生的混乱。See The Adventures of Huckleberry Finn, in Lawrence Teacher, ed., The Unabridged Mark Twain. (Philade1Phia, 1976). Pp. 809-812.

名的研究著作，The Nature of Prejudice,书中曾如此结论，对不明确事物的容忍是一位成熟的、容忍之人士的显著标志。相对地，有偏见的人对不明确的事物或怀疑有低度的容忍，并且当新的解决方式进行时，倾向是固守「尝试过、考验过的习惯。」见See Allport. The Nature of Prejudice, (Garden City, 1958). Pp. 378. 4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