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学论集-卡尔·拉内对梵二大公会议的贡献-天主教图书中心--天主教文学,书籍,图书,书库

天主教大公会议是全球主教的会议；是主教们在会议中发言，作证，并讨论教会的信仰。有时他们也须处理争论的问题，甚至判决一些错误或似是而非的论调和主张。虽然主教们自己普通也是神学家，但他们常要请一些专家为自己的左右手，尤其在这个问题越来越复杂的时代。有时主教因行政工作繁重，没有时间作更深的神学反省，那就更需要倚重神学家了。

梵二大公会议的神学家名单是公开的，虽然他们每人作了什么，有了什么贡献我们不大容易知道，卡尔·拉内也不例外。但这样一位影响深厚的神学家，既然亲身参与了梵二的多项工作，一定有一些蛛丝马迹可寻，让我们一窥大公会议与神学家之间的关系。这也可算我们对些幕后英雄所表示的一份敬意，并给现在从事神学工作者一点鼓励。

直至一九五五年卡尔·拉内从未去过罗马。他满了五十岁以后才第一次被请到圣京的德国公学讲神操，那是一九五五年九月廿五日的事。该公学的大事录中有下面这几句话：「我们每人都意识到，这次神操会和以往的不同。拉内不准备来讲神操，是我们自己要做神操：神操不就是基督信仰的操练吗？」。神操后拉内留在那里参与晋铎及首祭，他在首祭中的证道，日后搜集在他那本「使命与恩宠」

在此以前，拉内的神学工作已引起罗马的注意。一九五0年教宗比约十二世钦定圣母玛利亚灵肉升天的信理后，拉内曾尝试著由基督信仰的人学及恩宠论的观点予以详尽的发挥。他又为一九五四的圣母年写了一部著作，但修会方面没有准许他发表，事情转到罗马，审查的结果反增加了出版的困难，传来传去，终究未能付印①。

此外教宗又在一九五四年年底给枢机及主教们作了一次讲话，讲话中对拉内的一本小书「许多弥撒与一个祭献」中的思想加以指责和拒绝——虽然不曾提他的名字。很多人以为这是最高权威对他的判决；但他自己并不以为然，因为他觉得教宗所要交代清楚的并不和他有什么冲突。因此他又按照教宗的解释把他书中的思想写成一篇短文：「多少弥撒——多少基督的祭献」②。这一切都显示当时的罗马并不欣赏共祭的想法，其实罗马所认为的共祭并不是拉内所说所想的。

这时他的朋友和亲信都认为，有必要在罗马多建立一些个人关系和接触，以澄清误解，驱散阻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种作法每每是非采取不可的，因为德国纳粹党的统治及占领他国土地时期，德文地区与其他语言各国在整个文化及科学的生活上被隔绝，神学也为其中之一。各方所有过的经验是那样的不同；以致造成很多误会，而彼此的往来和交谈只能很辛苦地慢慢重建起来。

以后的几年，拉内所达到的是，虽然罗马仍有不信任的表示，但从未对他采取断然的行动。这时他出版了最初两册「神学研究」（一九五四），而把影响扩展到全世界。不久以后，他又主编「争论的问题」丛书（由一九五八始），直接讨论尚未定案的问题或问题的某些幅度。这两种出版品给他的神学工作带了变化，因为使他超越了大学的领域。此外这类著作越来越注重现实的问题，诸如有关重

因此一九六一年三月二十二日教宗若望廿三世指派拉内为圣事委员会的顾问，以筹备大会中的讨论，就不使人奇怪了。不过在被派为顾问之前，应该有过一段相当长的分辨时间，也许这就是拉内于一九六O年三月十九日又住到德国公学的理由。当时想做的事是要为重建执事制写一报告。拉内与日后要担任信仰圣部部长的 Franjo SePer 共同起草，赞成执事制的重建。一九六二年初这一主张在大公会议主委会受到严重的怀疑，但「神学委员会却把执事及其重建的主题接受到『论教会』的提案里」③。

关于执事问题的讨论使得拉内作更多更深的神学反省，结果他成了赞成复兴执事制的有力代言人之一。圣事委员会的工作又给他机会在一九六二年公布一本文集；名为「在基督内的服务」（Diaconia in christo;与 Herbert Vorgrimler共同出版）。教会宪章第二九号的诠释明言，这本文集确为大公会议将来有关教会内的执事任务所说的种种，打下了基础。在传教区内这种对执事职务的鼓励得到强大的积极反应，而拉内的一艮献就在於他给那本文集所写的一篇「复兴执事制的神学」④。

大公会议开幕（一九六二年十月十一日）前夕（同年圣神降临节），拉内还受到圣职部（Sanctum Officium）的一次警告，要预先审查他的出版物。幸亏教宗若望廿三世在一九六二年暑期没有批准圣部的这一措施——其实一直也是当时很多德国大学教授及一些主教们所正式抗议的。前不久维也纳的枢机柯尼克已邀请拉内为他的个人神学家，现在若望廿三世又聘他为大会专家，於是卡尔·拉内已有多种名义踏入大公会议的会场了。

从一九六二年十月九日（大公会议前两天）开始，拉内又住在罗马德国公学里度过大会的第一会期。在同一公学也住著别的大会教长及神学家⑤，这不仅有助于搜集情报．交换意见和多方面的接触，并且使同居一起的教长与神学家能密集地为大会分工合作。以后几年的大会期间也是如此，他们形成了一个自然联合的工作小组。

本文上段末所说的教宗指派拉内为大会专家一事发生在一九六二年十月底，因此十月十一日大会开幕以后不久；拉内的神学工作以三种名义在会中展开：他是许多筹委会之一的成员，他是维也纳枢机的私人神学家，最后他是教宗所指派的大会神学家。这样一来，从前那些对他不利的外在困难都一扫而空。关于神学家参与大会工作的一般印象，身为名神学家的那琴革曾这样生动地予以描写：「在大会堂里（指伯铎大殿），除了正式的大会教长们（指主教们）以外，还有两批默不作声，但却非常活跃的人，就是接近二百位数宗所指派的专家，及所聘请的非天主教的各基督教派观察员」⑥。

进入研讨大会工作本身，能有不同的方式：神学筹备小组所预写的草案；草案的检讨和批判，多数意见的形成，各方信念的转移等，都可加以追踪和研讨，这是一种方式，不过谁要从这条路上去追索神学家们的具体贡献，那将是一条走不完的路．因为有关资料浩瀚如海，难于一一把握。倒不如选另一条更可行的路，就是从大公会议已接受的这些宪章和法令里来探讨，哪些地方能发现到拉内的影响。这些发现只是初步的，值得进一步去作更深的研究。

为：主教们只须按照已写好的草案投投票就行了；最多在一些枝节问题上可以略加讨论，大体和整体来说，摆在眼前的那些方案会通过，而这次大会可以很快地、毫无困难地完成。不料大会开工的最初几天就现出，主教们对他们验证及讨论的权利十分清楚，并愿充分地利用。这方面，拉内针对大公会议的神学不断地发表意见，在这大会的初期，相信他的思想和指点曾发生过澄清和鼓舞的作用。

说到大会工作的内容，第一个讨论的主题是礼仪的革新。由之而产生的礼仪宪章清楚地烙有拉内影响的痕迹，如共祭的神学基础与推动，教会在感恩礼团体中的自我实现的思想。不过这些贡献不是直接的，而是他的有关著作在继续发生著作用。其他不少大会文件上也是如此：大公主义法令．主教的教职法令，修会生活法令，司铎培育法令，司铎职务与生活法令，教友传教法令，教会与非基督宗教态度宣言。拉内对这些文件的影响不是直接或个人的，而是透过他的书和文章。

另一些文件则未受到拉内影响的波及：传播工具法令，东方公教会法令，及天主教教育宣言不曾受到拉内的影响没有什么奇怪。有点使人愕然的是一直争论到大会末期的宗教自由宣言似乎也没有受到拉内多大影响。

根据大会文件来看，拉内在大会期的真正工作集中在教会及天主启示的两道信理宪章，以及教会在今日世界的牧职宪章。前二者是本届大公会议仅有的具有信理特质的决定。这两道信理宪章能以现有的面貌出现，不能不归功于第一次会议开始，即刻对预写的草案展开了严厉的批判。在回顾这一事实时；那琴革对天主启示的提案作了以下的观察：「终于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八位枢机主教⑦没有事先商量，不约而同地，各人由自己的观点，对提案做出闻所未闻的尖锐批评，这一批评同时出乎起草者及反对者双方的意料之外」⑧。因此在休会期间（一九六二、十二月九日—一九六三、九月廿八日

至于一九六三年发给各位教长的教会宪章新草案，主要是由比利时的一批神学家在徐能士枢机主教支持下再度起草的。徐枢机尝试在两种潮流间找出一条中道：既不随罗马或西班牙型式的士林派论著草案，也不随德国或法国神学家的那种大胆的现代建议。新草案是在一九六三年秋天第二期会议中予以辩论。

一九六三年十月十日开始，拉内又住进罗马的德国公学，为参与大公会议的第二期会议。很多方面的工作已成了例行公事，就像那琴革所报告的：在罗马的主教和神学家们，这段时间。为各式各样及不同来源的文稿所掩埋，简直是一种纸张的雪崩。原来这是大家所采用的战术，为了给一个思想，一个辩论题，一项建议争取支持者，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写在纸上分送给大家。到了某一阶段；连粗浅地翻阅一下这股无止无休的纸潮也不可能。很多文稿成了废纸——有时也真是，「活该」大会教长及他们的智囊不得不发展出一种独特的分辨技巧，好能在良禾与杂草之间，做出既快又稳的选择。当然，主教及神学家们也用这方法把解释、要求，及提案的修正传给很多大会的成员。此外，扮演著一个重要角色的是许许多多的演讲，交谈，小组讨论，没有可能全部参加，连与会者对那些活动的认识也只是片面的。

拉内在这方面的具体贡献在于他跟那琴革一起，对教会宪章的第三章；即有关教会职务的结构问题，采取了断然的立场。关于这一问题的辩论造成了这次（第二期）会议的戏剧性和高峰。此外，也突出其他的问题：维也纳的柯尼克枢机代表著很多人的意见，要把有关玛利亚的文字衔接到教会宪章里，好让玛利亚论归入对教会思考的整体中。同一枢机也建议，要讨论「教会共融」，就是有关教会

一年后（即由一九六三年七月始），在总报告（Relatio generalis）中，提到教会宪章第三章时，列出了一系列神学工作者的姓名，拉内也在其中。他对此名单曾写说：「这些属于工作委员会的人名。至少示范式地让人对幕后的工作来个惊鸿一瞥。至于神学委员会的主教成员，因已在大会的官方历史出现，这里便不必点名」⑨。

现在我们都知道，所说的第三章是讨论「教会的圣统组织——特论主教职」。在召开大会前的讨论中，拉内已和那琴革共同出版了一本名为「主教职与首席地位」的书一九六一年二月「争论的问题」业书）。这本书对主教们的集体性质（the Collegiality）及主教旅与首席地位的关系，一直影响着以后的讨论，及对教会宪章的诠释。拉内较早的一本书「教会与圣事」当然也影响到教会宪章的形成。

为了解神学家在大公含义的影响，略提会场中的一些人事实况也会有所助益。根据两位法国记者的报导，一九六三年十月廿二日，哦大维阿尼枢机因为一篇有关执事问题的文章流传甚广。给专家们严厉地训了一顿，其中就有拉内在场。一周后又传出风声，负责修会的枢机主教在十二位大会专家前警告一番，拉内的名字也被提出；不过以后又说没有这回事。这些传闻都是一些指标，告诉我们，连闻名世界的大神学家，在大会中的合作是多么微妙难测。为拉内本人来说，一直要到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十日他被教宗亲自接见后，才有转机。由Fteiburg的总主教及Herder出版社的代表陪伴著，拉内向教宗呈上「神学与教会」大辞典的新版及其他著作。教宗对拉内的神学成就表重视，并以明言认可赞赏。这不啻向浓云密布的大会会场射下了一道阳光。

上文说过，天主启示的第一草案被推翻，休会期间须另外起草。在这第二期会议里，由拉内等人写成的新草案得到比利时、德、法、荷、奥各国主教团主席的支持和散布。新草案极力反对启示有彼此独立的二源流（圣经与传统），及传统有比圣经更多内涵的学说。对方也不甘示弱，坚持己见；彼此的立场越来越僵，致使大会是否要出一分有关启示的文件，一时也成了未知数。幸好第二期会议快结束时，教宗把这个案件列入第三期会议应讨论的问题之中。进一步的筹备工作交给了一九六四年年初建立的一个次委员会，拉内为委员之一。工作的结果对圣经是否含有质一方面的完整启示这一问题未能达成一致的解答。拉内写了一篇特殊报告，肯定有。Heeribert schauf也写了一篇，肯定没有。

但拉内的报告代表多数人意见，而另一篇相反的报告则代表少数。加之向大会作总报告的翡冷翠总主教Florit深得人心，他以从前担任过拉得郎大学新约教授的资格，看出不积极肯定圣经与传统在质的完整性上的关系，并无碍于天主教的道理。他终能使少数意见的代表高兴接受启示无二源流的看法。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八日，在大会的第八次公开集会中，教长们终于以投票来决定：二三五O票中二三四四票赞成，六票反对，这样完成了大会历史中有决定性的一项任务。教宗当日予以隆重的宣布，给四年来紧张刺激的辛劳加了冕⑽。

最后谈谈教会在今日世界的牧职宪章。这也是梵二大公会议中辩论最为激烈的文件之一，基本理由是未知数太多太广。首先应该弄清楚的是，出这样一个声明，到底有什么目标？德国法兰克福耶稣会神学院的三位教授⑾对这文件提倡最力，拉内不久也加入他们的行列。后者透过徐能士枢机得见文件草案⑿。因为一九六三年九月徐枢机请拉内参加一个国际研究小组，要把该草案的信理部份画出一个轮廓；拉内就神学人学的奠基工作提供了他的协助。

一年以后，为本草案特别设立的次委员会开会，拉内在被请之列。他在日后要成为枢机的Garrone之下，参与研讨「人的使命」的小组工作。完成了的草案就整体来说，并不曾即刻得到大会的同意，而有些部分特别遇到德国主教团的强烈批评，其中某些论点清楚地是拉内的观点，因此他必须进一步澄清某些说法的确切意义和价值。

此外还有许多受人质疑的地方：缺乏历史的层面，关于原罪的道理相当薄弱，没有十字架的神学，也没有关于末世的神学。起草人的基本倾向带有自然主义，乐观主义，及简化问题的特征。总之一句，这草案没有顾到罪恶的深度，而一味尾随著一个更美好世界的意识型态。

因为这种种批判，草案初稿必须经过许多研讨及大事修改；才得再度提出。重要的是，在这进一步的研究中，不仅许多方向各异的神学潮流；而且连大会教长们的不同组合，也都能渐趋一致。大公会议一天比一天更清楚地成了主教和神学家们的一座学校。大家学习如何彼此合作；哪里需要注意或给人留后路，怎样对付突出的各种困难……一切都为了不让一个更大的好处陷入困境。表决的程序虽以多数为原则，但事实上是要达到伦理性的一致，大家一同为教会的信仰和生活作证，因此只有数目上的大多数是不能使大会满意的。这样看来，无论是大会本身，或是参加工作的专家群，都不能以今日流行的议会制度来衡量。虽然乍看像是一个议会，所用的沟通方法也并没有什么不同，但事实上是大家一起寻找真理本身。

这种高尚远大的要求自然会带来许许多多的问题，梵二大公会议至少对这些问题开始有所觉醒，要想给予相称的解答，当然还得假以时日。其间主教与神学家的合作，不但的确发生过，并且似乎是必要的和不可或缺的。神学家的介入曾引起两种反应或后果。「主教们多次颇有道理地须防御神学家

们的『思想轰炸』，因为后者多少受到某一诱惑的驱使：要把自己心爱的一些思想带入大会的宪章中」⒀。另一方面，神学家们的这一诱惑也产生了好的效果：在大会的不同会期中，神学气候一直在变，往好处变，往开明的方向变。「一九六二年的那些提案本来只想把禁诫的神学翻新一下就好了……欧洲的主教们及站在他们背后的神学家们，在大会一开始时，就强烈地反对这一企图，因为他们确切看出，用这种自卫的方式，徒使信仰走向自我毁灭之路。烙有现代科学方法之印的今日思想，要求人自由地确定自己的信仰，把这种可能取消，等于抽去他所呼吸的空气；信仰也必随著窒息而亡」⒁。

梵二闭幕快二十年了，这种在今日思潮中自由确定自己信仰的可能，确实引来不少的澜用，而在效果上，也没有像当初所期待的那样丰硕。但是另一方面，把这些年的经验与梵二前的情况作一简单的比较，也不难看出；并得承认，在信仰复苏及活跃上的确有了一个突破。这就是拉内在大会期中所说过的「教会的自我觉醒」：关于天主启示的基础，关于教会今日的角色，关于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这三方面，拉内的辛劳给大会提出了可观的贡献。

本文原来可以在上段收尾时结束。但是梵二后的这些年来，拉内的神学努力仍然非常活跃。到了一九八四年三月五日他过八十大寿时，学生和朋友乘祝寿的机会编出了拉内的出版物清单，竟高达四千单位。过完大寿后不到一个月，他终于在三月三十日与世长辞了，如是纪念他的广播和文章继续出现，要为他的精神遗产作一个盖棺论定的评估。下面简略地加以介绍，特别是与梵二精神有关联的层面⒂。

1、走向神学之路：拉内本想做灵修辅导，神操讲师，或传教士。但耶稣会的上司要他去教授哲学史，因此命他先去得一哲学学位。两年在海德格的门下他学会了思想方法，但在哲学内容方面他受另外两位耶稣会神父的影响更多⒃。不久茵桥（Innsbruck）神学院的一位教授去世，拉内又受命考取神学学位，并于一九三七年开始在茵桥教神学。

2、神学特征：拉内的恩宠论最有代表性。他认为恩宠是非受造物，而是自我启示的天主本身，因此有交谈的结构，有其有效的基础——天主的自我给予，及普救论的表达：这些论点就是拉内神学的主要内容。拉内的另外两个特征是：一方面他十分忠于传统——他对教父的长期钻研及熟识，及他直至一九五六年给自桥神学杂志所写的又多又长的书评是明证，另一方面他也像Congar或de Lubac一样，认为教会的神学并不是那么狭窄和固定，像新士林派所说的那样；不但不是那样，且也不一该那样，因此神学的多元化是应该的。拉内与前述学者所不同的是，他还要向前推进一步：不断寻找一个使多元合一的基本思想，用今日的语言说出；把人引入一个神学主题：天主——这个不可思议的奥秘。

3、神秘与牧灵：大家都承认（包括拉内自己在内），拉内的神学泉源和中心，是依纳爵神操中的对天主的体验。除他自己对天主的体验以外，别人有过的天主经验为拉内的神学也十分重要。拉内自己曾提过的就有：教父们的神秘学，大德兰及十字若望的著作，文德的神秘学。他也指明耶稣会的一些灵修家对他所发生的影响⒄。因此晚近有人特别将拉内对神秘神学的贡献，及拉内思想的引人入秘的方向以专文指出⒅。

——不可思议的天主，但另一方面也透露出解放人，使人宽心的许诺：在这奥秘中最不可思议的还是爱。拉内的一个基本主题是，爱天主与爱人常常连成一体，不可分割。换句话说，对天主的爱非有对人实际的爱予以表达不能算数。一种由欧洲小康社会提出的神学观点为拉丁美洲的解放神学是一个重要的刺激。

至于拉内的一些重要说法已在神学界及宗教课里广为接受（特别是德语系的），诸如非受造的恩宠就是天主的自我授与，由天主的普救意愿而对未领洗的婴孩有一较乐观的看法及其他后果，自然与恩宠两层结构思想方式的克服，将圣事懂成教会在基督徒存在的某些重要际遇上所有的实现等。很多人将这些主题和说法用得那样自然，以致再想不起它们与拉内的关联了。

4、拉内的著作除了他去世前已达到十六巨册的「神学研究」外，还有许多灵修、讲道、牧灵的作品。他主编的大部头辞典或丛书有四、五种之多⒆。影响所及，不仅在天主教以内，而是连基督教，犹太教，甚至马克斯主义者及自然科学家也都愿与之交谈。在这些接触中，拉内有一种很细腻的直觉，从一开始就避免假的「二者可选其一」的假设。

5、拉内自己谈梵二⒇：「有人说我是对梵二最有影响的神学家之一，这是夸张，也没有多少事实的根据。大会的工作一直是集体的，所出的文件像是许多人共同织成的一匹布，无论怎样想找，也找不出我的特殊贡献在哪里。也许大会一开始时，有了一个关键性的时刻，就是当德、法、荷的主教们扭转了大会筹备者的原先计划，而使各委员会选举成员的方式改弦更张。在这个时期大会的重要人物向哪他一神学家问主意，是攸关匪浅的。

辙确实也有神学家们的分——虽然无法证明到底每人做了什么。事实上，大会教长及各委员会主席，像 Alfrink－suenens、Lienart、Dopmer、Frings都有神学家当顾问。我也多少在场]。

拉内曾说过：「一个耶稣会士能以伯铎职位为教会不可或缺的事实，而同时又能对罗马采批判态度，并敢说出他的批判」。因此拉内为他的教会有了突出的服务，并为教会消耗了他的全部精力。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有一个挂虑越来越沉重地压在他的心头：教会能由梵二的冲劲里渐渐退却，而再度踏起老的步伐、甚至跌入从前的小圈子里。他不得不振臂高呼，反对任何教会停止忏悔的暗示，用字遣词转为强硬，有些作品简直成了哀歌，像「生命的祷词」或「神学家的自由」等（21）。是一颗受伤的，但仍在深深爱著教会的心所发出的呐喊。

至于别人对拉内的评断——除了德语系的国家以外，他在美国受到最热烈的欢迎和相当多的批判（22）。比方Scanlon说拉内的神学革新了对天主教的了解，且是转向世界的，又说拉内把康得、黑格尔及马克斯的思想成功地撮合在一起，而带来了一个物质的大翻身。有人把卡尔巴特对史来马赫所说的话用在拉内身上：「他不是创立了一个学派，而是创立了一个时代」，违反对他的人也受到他的影响，因为自从他们读了拉内的作品以后，他们的视野、问题、及讲理的格调会不知不觉有所改变。

放下汉思·昆及施肋贝克斯不说，拉内在巴尔大撒尔身上确实遇到了一位劲敌。附和后者的人认为：巴尔大撒尔更能维护启示的历史性意义，基督信仰的独特处，天主教传统及训导权的威信等。反之，拉内太偏于藉「先天的」形上推理引出不能令人拆服的结论，或者他把圣经及传统的与件吞下，为使它们进入自己的系统——一个更合乎理想主义哲学的系统。

最后缩小到美国来说，在六十年代（大公会议前后），很多美国神学院采用拉内的「超越」方法，因为天主教里僵化了的士林派受人摈弃，其他又没有别的选择。这超越的方法将继续发生影响吗？谁也不知道。可以确定的是，拉内的一批弟子若能证明，这一方法能将个人经验，及心理学与社会学的种种新知「整合」起来，那必大有可为。无论将来怎样，有一件事已是不争的事实，就是卡尔．拉内在北美天主教神学所发生过的影响，远超过其他任何同代的神学家。过去这二十五年里，他在很多方面所拥有的权威，不亚于从前圣多玛斯所拥有的。

5. 他们是Erzbischof von Munchen und Freising, Kardinal Julius Döpfner; Erzbischof von Bambefg, Josef Schneider; Bischof Leo Lommel von Luxemburg und sein Generalvikar Jean Hengen, Weihbischof Joseph Zimmermann von Ausbufg, Otto Semmelrothund einige weitere Theolog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