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适逢教宗额我略七世逝世九百周年（1085-1985），「宗座史学委员会」与「额我略研究」（注）特为此而筹划一国际会议，并得沙里隆（SALERNO）总主教区的鼎力支持和赞助，会议的主题为「额我略改革与欧洲」。经过一年多的准备，会议终于在本年五月二十日至二十五日，假沙里隆举行。出席者约三百人，包括义籍（约三分之一）及外籍，都是知名的学者。尤其是被邀的十八位讲员，更是董声国际的学人，几乎全是中世纪史学的专家或权威。在众位被邀的讲员中，只有波兰籍教授TADEUSZ   GRUDZ NSKI 因拿不到出境签证而不能出席，诚属憾事。

    大会在沙里隆总主教宣读现任教宗若望保禄二世的贺函后正式揭幕。被邀的十八位讲员所作报告的内容，归纳为下面四个主题（一）额我略七世的形象；（二）额我路改革的形式与目的；（三）额我略改革在欧洲的散布和影响；（四）额我略七世的遗业。

    揭幕礼后，由奥国A. STICKLER中枢机开始会议的第一篇报告，题目为「额我略七世的改革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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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民行动的历史性和法律性先决条件」。枢机先略述导致这改革的远因，这可追溯至查尔曼王朝与奥图王朝。自此时起，不断有大量外教人士归化，基督信仰深入社会的每一阶层，教会的势力日益增长，教会的地位日趋重要。影响所及神职人员的身份也备受重视。譬如当时的主教或修院主持，在社会上便享有很高的地位，到后来简直变成如同朝廷的贵人王侯，而不再是教会的一种职务。于是教会的组织开始发生变化，俗人开始插手于教会事务。这情况因当时的罗马法与德国法，如产业继承法和封建制度的影响而变得益发不可收拾。那时的教会可说完全操纵在俗人手里，枢机戏称之「俗人入侵」。当时的帝王公侯在法律上可给任何人授予圣职。于是他们往往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而胡乱授予，全不理会领受人的资格问题，致造成所谓「职务部是财富」的现象。换句话说，当一个人获得授予职务时，他会同时得到大量其他财物和权位。于是我们明白，为何当时有这么多缺乏准备，在学养及神修上都非常不足的人，对神职生活趋之若骛。他们的目的不在当主教，只是贪图该职务所带来的丰厚物资。这种现象所造成的后果可想而知，首先有「圣职买卖」（SI MONIA）接著是「教士结婚」（NICOLAI  SMO）。而领我略改革所针对的先是这两项弊端，之后才是「俗人授职」（INVESTITURA）。或许有人会感到奇怪，因为照事实看，「俗人授职」才是祸端，反倒被置于次席。然而正如我们前面说过，此举为当时的法律所接受，故甚至额我略七世自己在初期，也对这事采容忍态度。枢机特别指出，额我略七世直到一O七八及一O八O年的罗马主教会议中，才完全禁止「俗人授职」一事。枢机在结论中说，额我略七世最大的功绩，是看到「圣职买卖」与「教士结婚」源自「俗人授职」而立志要将它根绝。虽明知会受到很大阻力、排挤甚至迫害，但他毫无退意，可见他欲力矫时弊的决心多么坚强，他的勇气魄力如何横扫一代，故他所倡导的改革，其实即是「反俗人授职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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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部份的报告有好几篇，较值得注意的首先有德国C．G．FÜRST教授的「枢机、教廷、宗座议会」。他特别强调额我路七世对「教会的中自由」的重视，他所作的一切全是为了恢复并维护这自由。

    义籍 M．MAC CARRONE蒙席（宗座史学委员会主席）讲的是「教宗首席权的伯铎基础」。蒙席说额我略七世非常重视教宗是伯铎继承人这事。他在文件及信件中屡以「圣伯铎的仆人」或「伯铎的代表」自称。他这样作并不是出于浮夸欲与伯铎看齐，实际上他为人忠笃、性情质仆谦逊，且常觉得自己不配接掌教宗的职位，做伯铎的继承人。额我略七世之这样作，完全因为他察觉到在那个时代，他需要一种超越君王的权力，这样他才能使自己和整个教会，不再受任何俗权或俗人的管辖控制。于是他确定教宗的首席权，并清楚指出这权的基础建于教宗是伯铎继承人这事实上。

    来自慕尼黑的H．FUHRMANN教授的「额我略七世与圣教法典，特别讨论教宗训令的问题」，主要研究那道著名的「教宗训令」（Dictatus Papae）。FUHRMANN教授怀疑这训令并非出于额我略七世之手。他说虽然中古时代的历任教宗，不乏对教律非常谙熟之士，然而额我路七世不在他们之列。他说他非常同意某些学者，如WULLMANN 等的意见，认为额我略七世并非教律学家。他所持的理由主要是因为额我略年青时所受的培育，显示他并没有可能曾在伏姆斯（WORM S）或罗马学过教律。其次是以后当他数度当宗座特使时，也没有对教律表现很大的兴趣。他甚至说过下面这句被人多次引用的话：「基督没有说过我是法律，她只说我是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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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UHRMANN 教授认为，额我略七世为肯定教宗在普世教会及个别教会的管理、立法及裁判上享有绝对的权利，而颁发的「教宗训令」，其中有二十七项条文跟以前的教典相径庭。他归纳以上所说的，假定额我略并没有亲自撰写这道训令，而只是将一些当时因缺乏适当的教律学家的推动，而尚未付诸实行的法典草案收集、整理后加以运用。因此在那二十七项条文中，有不少地方与过去的教典及传统脱节（笔者按，在讨论时，很多人都不同意FUHRMANN 教授的说法）。

    另一位德籍教授W．GOEZ 的讲题为「额我略改革—教会改革」。他说根多人常将这两项改革混为一谈，而实际上两者之间颇有分别。主要是次序上的问题，却是说教会改革应先于额我路改革，因为促成教会改革的主要因素是神职界的颓靡生活，而这在额我略七世之前早已存在。故他说他的讲题应改为「教会改革 额我略改革」。

    至于额我略改革所针对的两项时弊「圣职买卖」和「教士结婚」，亦常被人相提并论。然而这两者间也有本质上的不同。「教士结婚」涉及的是情欲方面的事，故基本上是个人的问题。反观「圣职买卖」，则牵连到整个社会及国家的结构，比较起来严重得多。故  GOEZ教授说，虽然额我略七世也曾多次指责神职人员行止不端，生活放纵，但他在作这些中斥时，可从没用过「教士结婚」这一词。相反，他至少五十次以上，公开禁止「圣职买卖」，原因是此举直接影响教会的整个组织和行政。

    额我略七世欲通过改革而达到的另一目标是教会的合一或统一。这需要个别教会对教宗首席权的承认。在当时来说这可非易事。虽然当时也有不少主教意欲改革教会，可是他们心目中的改革与领我略七世所施行的不全相同。随我略七世所要求的，是整个教会、包括罗马教延及各地方教会在管理及法律层面上的彻底革新。但当时很多主教不明白额我略的心意，他们不愿意与罗马联合，更无意依其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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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改革，他们只想维持自己教区的现状。额我略改革的目标却是整个教会，换句话说，这改革建基于教会的「至一性」，整个教会联合起来对抗一切不利于她的人事。为达到这一点，当然少不了各地方教会对教宗的「服从」。据GOEZ教授研究所得，「服从」是额我略七世用得最多的字眼，可见他对此是如何重视。

    最后一个讲题是德国教授ELZE的「额我略七世与罗马礼仪」。教授说虽然额我略七世曾不止一次订定信友及主礼的礼仪守则，如在一O七八年十一月的拉特朗大公会议中所作的，然而他并没有带来一个真正的礼仪改革。

    这部份原来由八位讲员负责，但因为波兰籍教授不能出席，于是东欧部份只得付阙如。首先由德国内，SCHIEFFER教授讲「额我略七世与欧洲众王」。将额我略改革对欧洲各国的影响作一总介绍，之后再由其他讲员作个别地区的分析。较值得注意的有下面这几处：

    法国J．GAUDEMET教授的讲题为「领我路改革在法国」。他说额我略改革与法国的关系颇大。他指出现存于梵蒂冈档案处，有关额我略七世的三百六十九份文件中，有一百二十三份是关于法国的。由此可看出十一世纪末叶时法国教会的情况是如何使人担忧。额我略七世不得不对她特表关注，并希望以改革将她纳入正轨。当时法国教会的神职界和信友的生活都腐败至极，额我略七世曾为此对他们严加责斥。不过他主要是针对教会的内务及神职人员的操守。相反在处理涉及政治或圣事守则等问题上，他显得较温和并作适度的保留。 GAUDEMET 教授说额我略七世当时最著重的为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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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点：对圣统的尊重，地方教会之间的纠纷与裁决，及俗人干预教会事务。三者之中又以第一点最重要。为证实这事，GAUDEMET 教授特别节录了额我略七世于一O八三年写给岗巴热（CAMBRAI），龙尔安（NOYON）和亚米斯（AMI ENS）等地的主教，以及菲安特（FIANDRA）的信友的长信中的一段。在该段中额我略七世提醒他们，正如基督怎样将她的教会托付给伯铎，将天国的钥匙给了他，付予他束缚并释放一切的权柄，她也将这一切给予伯铎的继承人。只可惜当时法国教会对额我略七世的说话置若周闻。甚至在调解各个别教会的纷争或修会的诉讼时，额我略七世的干预也未能收到预期的效果。除了对神职界外，他也没有忽略信友的生活，譬如当时的法王菲腊一世，便因生活放荡不羁及从事「圣职买卖」而备受他的申斥。

    其他欧洲国家又如何？H．E．J．COWDREY 教授在「额我路改革在安格鲁诺曼等地与斯干的纳维亚」这篇讲词中说，当领我路七世与德王发生冲突后，他开始向别的他认为可靠的国家寻求助力。他们中有些教会的组织已相当完善，如安格鲁诺曼等地，其他如斯干的纳维亚的教会则仍在萌芽阶段。而额我略七世与此等国家的领导层的关系也颇微妙，其中较具代表性的要算与英国威廉一世征服者的一节。额我略七世从开始便欲跟他建立友好关系，以使他屈服于自己的宗座权下。他甚至公开表扬威廉为争取正义和废止「圣职买卖」所作的努力。然而威廉的同应却非如额我略七世所企盼的，他不愿意屈居教宗之下，甚至在额我略七世罢免德王后，他仍不肯让步向教宗宣誓效忠。他只答应每年送上献与宗座的款项。结果是导致政教分歧，而额我略七世与英王之间的「友谊」，也一直是起落不定。

    至于意大利，根据G．FORNASARI教授（义国）的「额我略改革在义大利王国」所说，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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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受额我略改革影响最大的是北部，即加诺撒女伯爵玛蒂德所管辖的土地（亦是当时义大利王国的整国强土）。我们知道这位女伯爵是那时支持额我略改革最力者之一，虽然如此，改革在这里推行起来也并非毫无阻力，事实上失败的次数比成功的多。

    南义大利方面，照义籍N．CI LENTO教授在「领我略改革、拜占庭与南义大利」这篇讲词中说：那时该地的希腊教会与拉丁教会磨擦正烈，故当额我略七世被选为教宗时，便决意小心行事，避免使这两教会间的关系更恶化，继而寻求途径与东方教会修好。本来他成功的机会很大，因为他当时的交谈对手米格尼七世社斯卡也很有诚意，再加上十字军一事，于是两个教会合一的可能似乎指日可待，无奈终因米格尼的被黜而成泡影。大致上，这地区的改革主要集中在下面几点，承认识宗的首席权；确保一切授予教会和修院的特权的有效性，反抗并阻止俗人侵犯及干涉教会事务。

    这最后主题有两篇讲稿，其中义籍教授 C．VI OLANTE的「额我略七世：放逐、死亡、遗业、影响」可说是这次会议的总结。VIOLANTE教授说，无论是额我略七世本人，或他所带动的改革可供研究之处实在太多，这次会议所讨论及触及的只是其中一部份。他说额我略改革最重要的一点，是肯定教宗首席权的绝对性，这权高于所有世俗王权，而其基础则植根于教宗是伯铎继承人这一事实。只可惜当时不少主教，包括很多非常接近额我略七世，并对他的改革甚表赞同者在内，都未能领悟他的用心。他们没有他的「教会至一观」，尤其缺乏他那超时代的特识，、看不到他紧的，是要一劳永逸地，将教会从「俗人」的手里解放出来，使她不再是他们营谋私利的工具，恢复她本来的面目。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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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额我略七世跟德王的争执使他走上流亡之准、并死于流亡之所。然而德王与伪教宗克来曼三世的短暂胜利，只是再一次证明顿我略七世的观点正确，尤其是他一再强调的「教会的自由」的重要，虽然这自由要待他逝世多年之后，至一一二二年才在伏姆斯（WORMS）协议中正式获得。至于他对当时毒害教会的流弊的摧毁廓清，对教会内部颓风的整肃扶正之功，更值得用金字写在教会史上。

    VIOLANTE教授继续说，这次会议在学术方面的收益是有目共睹的，特别是从各讲员的报告及讨论中所发掘的问题和资料，更大大的拓展了有关额我略改革、或更好说有关反「俗人授职之争」的研究范围，为未来的研究工作开辟了新途径。然后他补充说，这次会议也有美中不足之处，就是总额我略改革局限在额我略七世短短的十二年教宗任期内，即从一O七三至一O八五年。结果使不少讲员的报告都偏重于额我略七世的形象，他的神修精神，他的生平，甚至他死时年岁的考证（义籍MALLEGN教授依据一份额我略七世骸骨的研究报告，说他死时七十岁），而未能将额我略改革对欧洲．各国无论在社会、政治、文化及其他方面的影响，作更深入和全面的探讨。无论如何，这次的会议确是教会和学术界的一大盛事，那是不容置疑的，有两件事尤其值得一提，首先是教会，特别是现任教宗若望保禄二世个人对此次会议的重视。他不但在会议开幕时致函祝贺，更在会议闭幕时亲自到访沙里隆。其次是这次会议成功地扮演了「文化桥梁」的角色，把来自不同地域，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各地学人结集起来，再次证明在自由地区，通过交谈、比较、分享和互相尊重，我们能越过隔离双方的鸿沟，拉近彼此的距离，一起为发扬振兴那唯一真正能造福人类的「文化」而努力。VI OLANTE教授这几句话果然语重心长。注：「额我略研究」乃罗马慈幼大学出版社，专为研究额我略七世而出的一本刊物，初版于一九四七年，至今已出了十一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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