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学论集-基督徒信仰的特质-天主教图书中心--天主教文学,书籍,图书,书库

信仰是基督徒的标帜。自古以来基督徒常被称为信徒（fideles, faithful, Glaubige）。慕道者在受洗入教时，必须当众宣誓信仰，才被接纳成为教友。在教会的中心礼仪——主日的感恩祭中，教友们也藉著诵读信经，重申他们的信仰。所以一个名实相副的基督徒是以信仰为其生活的基础，乐天顺命的承受生活中的一切——温饱可也，冻饿亦可也；有余可也，不足亦未始不可也，随遇而安，知足常乐。至于死亡，基督徒更以「我信罪的赦免，肉身的复活，我信常生」而无畏地面对它，视死如归。

尽管信仰是成千累万的基督徒的标帜，然而许多人一谈到信仰，便联想到「迷信」二字。他们把「信」当做是一种幼稚可笑的行为，以为它和现代人所重视的科学精神相违背，是思想和研究的障碍。因此在讨论「基督信仰的内容」之前，首先我们要对「信」字本身加以反省。

1.「我相信会下雨」I believe it’s going to rain：Ich gloube,es wird regnon．这句话表示：我虽然不能确定会下雨，但某些迹象使我「预测」将会下雨。「天将风，巢居之虫动，且雨，穴居之物扰。」（论衡变动篇）看到鸟雀倾巢而出，便「知道」要刮风了；看到蚂蚁大举迁徙，就「知道」要下雨了。这种「预测」「知道」在德文中以glouben一字表达。因而我「相信」常常是「我以为……但我不能确实知道」的意思。如此的信反映出我们人的情况—对许多事我们无法有绝对的把握，但是仍然能处理日常的生活问题，因为这种「相信」常足够用来指引我们的行为。譬如：我「相信」会下雨，所以我外出时要携带雨具。而且当我说：「我相信会下雨」或类似的话时，相对的，我也承认自己不是专家，我会错误。

2.有时候人会说：「我相信人性本善」，「我相信民主制度是优越的」。在这一类的话里，「我相信」表示一个信念，我对某一件事的重视，以及我所采取的立场，同时也暗示这个信念、立场……并非是百分之百明显而理所当然的，别人可能与我看法不同、立场相异。虽然如此，上述的话也表示自己认为这信念和立场是有所依据的。譬如主张「性善」者认为人在犯罪时良心不安。而许多作奸犯科的人，在晓以大义后常能幡然悔悟，痛改前非。同样，「相信民主制度优越」的人认为：民主制度虽然有时不会立即产生良好效果，但由于对人民的尊重，及它促使百姓乐于参与，共同为社会的安和乐利而努力，所以往长远处看，民主制度对社会的安定、和谐将比其它的政治制度更有效益。

这种「信」表示一个人的价值观，对我们的行为有极深的影响：它能产生一股力量，推动我们、指引我们。譬如对性善说的坚持，能使我们以鼓励、劝导取代斥责、严惩来教育孩子。对民主制度的信心，鼓励我们尊重人权、凡事不欺压、强迫，而以讨论、沟通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总之，这种「信」的态度，使人活得更有重心，也是人追寻理想的泉源。

3. 第三种信的用法，可用下面的例子予以说明：当我在旅游途中，问一位本地人「火车站在哪里？」在他的指引下，我便往火车站的方向走去。这行为表示，我「相信」了他——不但相信他知道火车站的位置，也相信他有诚意帮助我。这种信不是盲目的，而是合情合理的行为——因为本地居民大体上都知道火车站的位置，而对一个陌生的外乡人也没有戏弄的恶意。藉著这种「信」，在我未到达车站之前，我已分享了他人的知识，而「知道」了火车站的位置。

古人云：「非学无以致疑，非问无以广识。」又云：「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一个人要知识丰富非向人「学」，找人「问」不可。如果我们不能相信别人，如果去学、去问呢？人类文明之所以能进步，端赖人之努力求知，而如此的「相信」常是学习认知的开始。例如：我先相信别人的话，而找到火车站，终于知道了火车站的位置，下次，我便可以自己前往，不必再向人讨教了。又如学生先听信老师所教导的有关三角形内角的总和是一百八十度，然后以此为出发点，自己去「了解」三角形的内角总和必然等于一百八十度。又如孩子们先相信父母的话，认为刷牙是需要的，然后凭著自己的体验确实明白父母所说的刷牙的用处。总之，在一般生活的许多事情上，我们先「相信」别人的话，然后用眼去看、用手去做、用脑去想……终于把别人的知识变为己有。如此的「信」，常能使自己的学识更渊博，生活得更充实。

世上有许多重要的事只能席著这种「信」而获知，却永远无法自己去体验。例如：「我是谁的子女？」「我生于何时？何地……」等等。这些事我无法目睹，只能因著别人的话而「知道」。相信这一类事情是那由自然，以至于我未曾感觉到：我只是藉著「信」而知道这类事情。

4. 第四种信的意义可用以下的例子加以澄清。别人对我倾诉他内心的感觉、行为的动机……之后，我回答说：「我相信你」（I believe you）这里所谓的「信」和上述的「信」在意义上稍有不同，因为人内心隐密的感觉、行为的最深动机、对未来的僮憬等等，我们无法亲自去感受，或以自然科学的方法去证责。除了当事者主动陈述，别人永远无法知道，当事者的感受是喜是忧、是苦是乐，他的计划和动机……我都只能相信。

这样的「信」是尊重对方的表现。如此的「信」常是更深的「了解」对方的开始，因为人与人之间由于这种「信」，沟通的层面能由浅而深，终于触及心灵深处。那时，对他人的认识不只是他外面的言行举止，而是引发行为的动因，所听到的也不只是对方口中所陈述的，而是心中的呐喊。这样的「信」可以说是真正认识、了解别人的不二法门，在人一生中极为珍贵的友谊、爱等也常是以这种信为基础。相反的，不相信别人的动机、怀疑别人的感觉并加以讥笑、讽刺，常导致兄弟失和、朋友反目，甚至夫妻离异等严重后果。由此可知，这种「信」对个人、对社会都很重要。

均被他肯定，因为他确信那个人的一言一行全出自善意，而且是可靠的。因此当我如此相信一个人，这个人的思想、见解、赞美、劝导甚至于他的临在，对我都深具意义。简言之，这个被我所相信的对象成了我精神和整个存在的支柱。

这种「信」对人的影响特别大。当我们如此相信一个人，就能以他的立场去体会、去感受，以他的角度去衡量、去观察，这样我们所见的更广，所知的更深。此种对某一个人的信影响到人整个的存在，举凡人生观、人际关系、对艺术的喜好、生活的品味……甚至于与万有之源—天主的关系也深受其影响。因此能如此相信一个人，可以说是一种特恩、一种幸福。

由上文可知「信」在一般的生活中并非是一种可免除、不需要而能以其它的方法来代替的态度。它确实是人与人交往的基础。论语云：「民无信不立」。如果对政府首长、社会贤达、或为人排难解纷的鲁仲连……都不能或不止肯相信，那么政令如何执行？社会建设如何推动？国家怎能富强？如果对父母、兄弟、朋友都加以怀疑，家庭的温暖、亲情的廿饴、友情的芬芳都无从享受，生活也将变得枯燥而乏味。所以「信」在日常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十分重要。而信也常是学习的开始。上文中我们已明白指出「信」与现代科学精神不相违背。相反的，在变化急遽的今天，接受（就是「信」）他人或专家的资讯，以为研究和决策时的参考，正是从事研究工作和决定做事时不可或缺的条件。如果凡事未曾证实，便不肯行动，那产生活中许多工作便将停顿，而这种拒绝「信」的态度，也可以说是否定了人的社会性。

从上文所列举的数种信的用法中，可知信并非盲目的行为。信的行为虽不能像自然科学或数学一般，可以提出实验结果，以兹证明，但由以上的陈述可以明白，这些「信」的行为皆是有所依据的？再者，根据理由而相信，非但不会成为汲取知识和增进了解的阻碍，反而因著「信」，人们彼此学习、切磋砥砺，终于使智慧更加圆熟，因著「信」，人与人之间有更深的认识与了解，友谊、爱等蓬勃滋长，因著「信」，人们对于理想的追寻能锲而不舍，科学更发达、文明更进步……相反，「只有我看得见、摸得著、或能清楚明白的……我才承认、才相信，否则都是迷信」这种不「信」的态度，将使人失去生命中极有价值的友谊、爱等珍贵的情感，是不合情理的态度，而有依据、有理由的对人的「信」才是合理的生活态度。

人与人之间的互信是一种「位」与「位」之间的关系，一种知识的分享。藉著这种分享，对方的知识、见解、关怀变成我的知识、我的意愿，我的行动的「一部分」，甚至于我们能说对方本身也成为我存在的依据。

互信的关系取决于对方的自由行动。譬如有人告诉我，他的感觉、他的喜好、他心情的好坏……这样的自我显示完全出自对方的意愿，也唯有他主动的陈述，我才能知道，才能相信。所以这种「信」的关系是以对方所赐的自我显示的「恩惠」为先决条件。

因为我们对某人的感觉、计划、动机和他的诚实不能有绝对的把握，所以在相信别人的时候，我们尊重他，承认他的诚实，而接受他的话，就好像是服从他一样。所以人与人之间的互信具有服从、尊重的特质。

基督信仰包括对神的信仰是众所周知的。一般人也很清楚：基督徒就是相信神的人。具有代表性的信经便是以信神的字句开始的。「宗徒信经」开宗明义第一句就是「我信全能的天主父」，主日感恩祭礼——弥撒的信经也以「我信唯一的天主、全能的圣父」为首。

相信神的实在性，肯定神为万有之源并统御一切，这是信天主的首要条件，虽然神不具形象，无法捉摸。信神指基于某些理由（或迹象）经过理智的推断后，确认神的实有性。如此肯定无法看得见的神的存在，表面上看来与上一节所说五种信的第一种颇为近似，然而其间也有极大的区别。

在宗教的用法中，信天主不限于承认神的存在，而且以天主的实有性作为生活的基础。信天主指把神所喜爱的视为自己努力的对象、行为的规范、进退取舍的依据，人生所追求的目标。如此对神的后仰包括常愿接受神所启示的，及神对我们所要求的一切。这样的信与上文所说的第三种信（相信别人的话）、第四种信（相信对方的诚意）、第五种信（心甘情愿相信并依靠别人）有相同之处。

以上所与信仰神的因素均包含在第二届梵蒂冈大公会议对「信仰」所作的诠释中。按启示宪章第五节的教导—信仰是一种「服从」，藉著它「人自由地把自己整个地托付给天主，『对于启示的天主尽理智与意志的信从』，并心甘情愿顺从天主的启示」。

信仰常被误解，以为那只是承认神的存在而已。当然，对神的实有性加以一月定，是信天主不可或缺的条件，但对神的信仰绝不限于此一理智的行为，只确认神的存在，并不是对天主信仰的核心。

为了明白对天主信仰的本质，我们可以梵二的教导为出发点，启示宪章第五节很清楚地指出：藉著信仰「人自由地把自己托付给天主」。这意味著：信天主就是把自己完完全全的交给天主，以她的旨意为旨意。换句话说，就是把自己「孤注一掷」地依恃、信靠上主。这样的信可以进一步说明于下：

个人与社会、物质与精神……各方面所组合成的这个我。也就是父母遗传于我的，兄弟教导给我的，我生长的时代、环境、我的天赋、我的个性……我后天努力所拥有的，人生过程中所经历的快乐、痛苦、成功、失败…．：以及我对社会、国家的希望，对自己的期许，对将来的憧憬等等。简单地说：信天主，是把自己整个托付给天主，面对并接受所有的优点、缺陷、才干、成功、失败并且以依恃的信心将这一切托付给天主。

这种「托付」行为就像把钱存入银行，或度假时委托邻居看管房子一般，因为我们相信他们能忠信处理所交付给他们的一切，以保障我们的权益，我们才把房子或钱财托付给他们。对天主的「信」更要这样，我们信天主时，是以看不见的天主为生存的基础，而毫无保留地将自己整个托付给他。真正信天主的人像伯多禄一样，凭著耶稣「来吧」一句话，便从船上跳下去，在水面上走向耶稣（参玛十四路）。真正对天主信仰的核心是这种全然的托付！以不可见的天主为依据，将自己整个地孤注一掷。

启示宪章第五节指出：藉著信仰人「自由地」把自己托付给天主。此一说法揭示信仰的本质与人的存在的关系：神本为万有之源，人既为受造物、不管人知道与否、愿意与否，人的一切，其生、死，成、败，快乐与痛苦均在神的安排之下。然而藉著信天主的行为，人自由地并以依恃的信心对自己整个的存在，及自己的生命与神的关系加以认同。

藉著信仰，人以不可见的天主为基础，而孤注一掷，将自己毫无保留地完全交付给神，这种对天主的信仰不是一件轻率的事，而是要以严肃的心情去从事的行为。另一方面，神既为万有之源，人为

神所创造，因此信神本是合乎人性的「自然」行为。信仰之所以困难，主要是因为神是看不见的，是绝对的奥迹，并且他又创造了一个充满邪恶和痛苦的世界，容许无辜的善良百姓饱受天灾、人祸的摧残、欺凌，妻离子散、路有出孳、豺狼当道、哀鸿遍野、众欺寡、强凌弱……。由于神的奥妙难测，使人深深地觉得信天主，并将自己完全托付给他，虽然合乎人性，却也极为困难。为此人总希望得到神的启示！以能明白神对人类的计划。

基督徒对天主的信仰和上述对神的一般信仰颇为近似，但因为基督徒以耶稣基督的教导为其思想和行为的准绳，所以他们对天主的信仰也就具有其特质．而这种受耶稣的教导，受他言语、行为影响的信仰，我们称之为「基督徒的信仰」。此信仰的特征可以归纳为下列两点：

1．基督徒所信仰的神是耶稣基督所启示的天主。这天主是在以色列的历史中，藉著行动启示自己的天主。他曾引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在颁布诫命之前，天主以此解放工程为自我称呼：「我是上主，你的天主，是我领你出了埃及地、奴隶之所（出二十2）。这天主也是在耶稣基督身上；以他的死亡、复活启示自己的天主。因而在新约中她常称之为「那使耶稣基督，从死者中复活的天主父」（引迦一1；格后四14；罗八11）。简言之，基督徒所信仰的神是那在以色列历史中，并且藉著耶稣基督的降生、言语、行为、死亡、复活启示自己的天主（参阅希一1-2。启示宪章第二、三、四节）。由于基督徒信仰基于这个启示，所以他们的信仰自然具有其特质。

然而天主在以色列历史中，及在耶稣基督身上所启示的随著宗徒和历代的基督徒——圣教会传授给我们了。所以「基督徒的信仰」也可以称之为历代教会的信仰。在这二千年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不只是信仰的表达有所改变，而且对启示的内涵也有激烈的争论，致使教会发生分裂。虽然如此，东方和西方教会，东正数、罗马天主教和基督教都同意一些自古流传下来的信仰格式——信经。以信经为准绳而相信上主的信仰，就是所谓的「基督徒的信仰」。因为信经包含整个基督信仰的纲要，所以信经在慕道者的受洗仪式、感恩礼——弥撒以及其他特别而重要的教会场合里都被采用。因著同样的理由，信理神学的探讨也常以信经为纲要。信经既享有如此权威，下文将更深入的探讨信经的来源及其历史。

英文的Creed一字是指一个人或团体的基本信念，及表达此信念的格式。Creed源自于拉丁文credo，而credo正是基督徒所使用的拉丁文信经的第一个字。信经概括基督徒的基本信仰，并清楚说出基督徒是以何种信念为其生活的基础。

早期的各地教会各有其不同的信经，借着这种「信经」，各地教会以大同小异的格式，综合他们所认为的基督信仰的要点（参阅D。S。1-76）。经过历史的沿革，两篇信经：即所谓的「宗徒信经」（Apostolic creed）「尼西亚信经」（Nicene/Constantinopolitan creed）享有特殊的权威，而成为具有代表性的信经。以下我们将简要研究此两种信经的历史，并指出其中所呈现的基

宗徒信经可溯源到第二世纪末叶：罗马人依玻理（Hippolyth）他公元二百一十五年左右所完成的著作中，会描写当时圣教会的授洗仪式。既然依玻理的记述反映出更早的受洗礼仪，所以我们得知：在第二世纪末叶，慕道者在受洗时，会先后被问以下三个问题：「你相信天主，全能圣父吗？「你相信耶稣基督，天主之子，由童贞玛利亚因圣神诞生，于般雀比拉多执政时，被钉在十字架而死，后被埋葬，而于第三日从死者中复活，升了天，坐在圣父之右，将要降临此世，审判生者、死者吗？」「你信圣神、圣教会及肉身之复活吗？」（参阅D.S.10）当慕道者对每个问题答覆了「我信」之后，他就藉著浸入水中而领受圣洗圣事。

第三世纪时，慕道者的人数增加了，为使他们在正式入教前，有较为周全的准备，因此在大约三年的预备期间，慕道者已经能参与些教会的礼仪。在领洗以前，把「信经授予」他们——意即口授一种有连贯性的希腊文信经文句（参阅O．S．11），并使他们在领洗前都能背熟。

第四世纪罗马教会开始在礼仪中采用拉丁文。于是上述的信经也被译成拉丁文。经过些微的更改后，普遍为西方教会所接受。第九世纪查理曼大帝（Charlemagne）规定，在其辖区内，圣洗礼仪都应一律采用这信经（罗马于第六世纪到第九世纪采用尼西亚信经）。

二位宗徒编成的，每一位宗徒提供一句，因而整个信经有十二句三种传说为人所深信，流传于西方教会中，且成为中世纪艺术作品的重要题材。因为东方希腊正教并未采用此信经，也未有此传说，所以自从十五世纪的佛罗伦斯（Florence）大公会议时，这传说的真实性受到怀疑。以后虽然历史学家有根据地否定了所谓的宗徒信经出自宗徒之手，但此名称仍有其深厚的意义：此信经忠实而扼要地表达从宗徒传下来的信仰要点。

公元三二五年于尼西亚所举行的大公会议，会驳斥亚略派的异端，并肯定了圣子是与圣父「同性同体」的（参阅D．S．125）。公元三八一年于君士坦丁堡召开的另一届大公会议中，重新认可尼西亚大公会议所通过的信经，并加上有关圣神的天主性的教导「我信圣神，他是主及赋予生命老，他是由圣父所发的，他和圣父、圣子同受钦崇，同享光荣。他曾藉先知们发言？」（参阅D．S．150）由于上述的历史背景，这信经就被称为「尼西亚信经」．因为它反映出有关圣子和圣神的天主性的争论，所以藉著更具发挥性的神学术语，表达教会的信仰．

尼西亚信经普遍受到东、西方教会；天主教与基督教会的接受。自第六到第九世纪罗马教会于圣洗礼仪中也采用尼西亚信经。公元五八九年多来多（Toledo）会议规定，在弥撒中应采用此信经，十一世纪教宗本笃八世规定于主日弥撒中应诵念此信经。第二届梵蒂冈大公会议的礼仪改革，准许弥撒中除尼西亚信经外，也可采用宗徒信经。

按上文的探讨，所谓宗徒信经的最早因素是取自罗马教会的授洗礼仪。慕道者经过一段漫长的预备期，从信友口中得知基督的喜讯，并加以接受。在领洗前，他被问：「你是否相信我们给你讲过的有关天主父，耶稣基督和圣神的喜讯？」慕道考则答以「我信」。这种宣信方式，反映出信仰「出于报道」（参阅罗十17），其内容不是信友自己想出的一套哲学思想，基督信仰乃是对所听到的讯息，加以接受和赞同）。

自古以来，在圣洗礼仪中，慕道者要先弃绝魔鬼、弃绝它的一切行为和诱惑，然后才宣誓他的信仰。这种礼仪表示：弃绝魔鬼和信天主不是两个不相关的行为，而是皈依天主这一行为的两面。皈依的消极一面是弃绝魔鬼、弃绝邪恶，积极的一面是奔向善，信天主。由于信经与皈依和洗礼的关系，当教友每次诵念信经，而宣誓信仰时，好像是重发「圣洗誓愿」，弃绝魔鬼和邪恶而皈依天主。

由教会的历史我们知道，信经早已在教会的重要礼仪、即圣洗圣事及感恩礼中诵念。这种信经与礼仪的关系正如在日常生活中的人际关系，相信某人就是尊重他。同样，信天主就是朝拜他，就是在日常生活中，将自己的一切完全托付给他，这是对天主最崇高的朝拜。

早期的教会把信经称为希腊文的 Symbolon，指的是符节、信物（符节是古代用为凭信的器物，刻于竹、木、金、玉之上，剖为两半，各执其一，相合以为征信。）当教会称信经为 Symbolon时，就表示相信信经中所指的天主，乃是基督徒的标记。也就是说：在具体的生活中，相信天主是创造主、救世主和赋予生命者，如此的信仰是名副其实的基督徒的标帜。

真正的信仰必须有个人的幅度：信仰并非仅对某一真理加以赞同，而是按照梵二的教导，藉著信仰将自己整个托付给天主。因此我信天主，便是把我的生命和死亡托付给他，以他为我生命和死亡的意义的凭藉。人都寻找自己生命的意义和保障，在信天主的事上，没有人能代替我。因此真正的信仰必须有此个人的幅度。

基督徒的信仰也须有团体的幅度。由于对天主的信仰，信友加入一个信仰的团体——来自不同的文化、种族、国家的人，属于天主教、基督教、东方和西方教会的人都宣誓同一个对天主的信仰。而且不仅与我们同时代的无数人属于此一信仰团体，就是那些在罗马帝国时代，受迫害并牺牲性命的殉道者、以及历代教会千千万万的男女信友也都是此一信仰团体的成员。由此可见，个人和团体的幅度二者都是基督信仰不可或缺的因素。总括来说，每当基督徒宣信时，他必定会说：「我信」，同时因他参与了信仰的团体，因此他也必定和别人一起说，「我们信」，这两个幅度是相辅相成的。个人的信

仰由于团体而得到支持与鼓励，并且在团体中得以发展，同时，个别的教友也能对团体的信仰有所贡献。因著基督徒信仰的这种性质，它不仅合乎人性，并且还能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因为它除了强调人的个别性外，也同时重视人的团体性。

六年以后，我们将庆祝著名天文学家及传教士汤若望（一五九二---一六六六）四百周年诞辰。这名耶稣会士生于科伦，死于北京，一生奉献于在中国传播福音与文化交流。今天我在德国很高兴能作讲演，并以中国人和中国教友的名义为德国人和德国教会带来衷心的祝贺。

四百年前，当中国人第一次见到欧洲人时，他们的相貌是红发、蓝眼、高鼻梁。中国人非常惊异和开心。但德国人也同样地惊异中国的地大物博，人民异样的风俗习惯，神秘的笑容和服饰。在那个时代中国的确是在太遥远的异方。你们知道吗？汤若望写家信要得到家人的回覆，需等待三年之久。那时的中西交通唯一的是帆船，必须绕道非洲到西欧。对德国人来说中国文化，一方面看来有无限的诱惑力，另一方面是舶来品并感到神秘。由于两国人民的风俗习惯如此不同，他们彼此间就像有月球人般的隔阂。

感谢科学的进步及科技的发展，我们今天的世界已缩小了很多。从北平到科伦坐飞机仅需十二至十五小时。或者一个人坐在自己房间的电话旁，拨电话号码就可和上海的友人马上直接通话了。但我们两国人民是否真能彼此了解？是否我们实在因科技的进步联系得更紧密了些呢？

我们已经进入太空旅行的时代。我们研究太空船从月球或水星上摄取的照片。但由于许多成见和知识的不足，无论个人之间的或两国人民间的资讯付之阙如。对中国大陆的天主教也有同样不了解的

情形。人们散播的新闻往往和事实不符。另有些新闻铺张或者显然歪曲事实。同样对我私人和我的作为散种不实的报导。我到这里来作这次学术演讲，希望也能对这些事有些裨益。我们必须学习以真理及纯正彼此谈话。

对我们不但有坏的报导，也有值得珍惜的报导。德国人士到中国去，总会努力尝试保持客观，并对所见所闻没有成见。这些日子我到德国来是应Herder公司的邀请。我很感激这一邀请。我也感谢那些请我今晚演讲的人。我邀请大家想起这是天主赐予的恩惠。希望在我们和我们两国之间，交换经验并发展友谊。我们期待著我们所做的能得到天主的祝福。

我们考虑过的题目，有「从中国看世界教会与地方教会」及今晚的题目：「从中国看远东的基督信仰」两个。我明白两个论题都很难讲，更由于我的学问有限，能说的很少。我所知的一定没有你们的多。所以我将对中国的过去和现在特别以我的经验来观看现时代中国人的基督信仰。我也愿意描述一些具体的结论，以供大家讨论及付诸实践。

首先我愿意对中国教史做一个简短的同顾。远在第七世纪初，圣伯尼法斯还没有到德国，还没有成为美因兹的总主教前，唐朝（六一八---九O七）的时代，在中国皇帝的盛世，基督教义传到了中国。有聂斯多路派传教士循著丝路到了中国，建造了教堂，也有了许多信徒。这些第一期的中国信徒延续了约二百年。后起的皇帝禁止外来宗教，聂斯多略派教徒就在中国的土地上消逝不见了。

十三世纪初，成吉思汗的儿子忽必烈，在中国建立了元朝（一二六O---一三六八）。北平成为首都。这些元朝皇帝们实行「门户开放」政策。他们对宗教的政策也比较容忍。为此方济会传教士能来到中国，沿著丝路两旁地带，建造教堂，成立基督信徒团体。一二九八年义大利方济会传教士蒙高维诺（一二四七---一三二八）与德国方济会士科伦的阿诺特在北京建立了总主教区。他们在蒙古人中尤其在上层阶级有了许多信徒。在中国把天主教传开，例如在江苏省的扬州，福建的泉州等地都建造过教堂。甚至基督徒有了不少的特权。但方济会士在蒙族人中传教成功了，对于汉族人则稍为逊色。那时绝大多数的汉人不知道有福音。在十四世纪中叶蒙古朝代被推翻，约在一三五O年。明朝（一三六八---一六四四）兴起，汉人执掌政权。由于朝代的更替，教会又完全消散了。

对你们来说，利玛窦（一五五二---一六一O）是一个闻人。四年前为庆祝他到中国的四百周年，在中国大陆、欧洲、美国等地都有过庆祝，举办了许多研讨会并出版了专论的书籍。利玛窦被誉为伟大传教士的典型：在那个时代他就看清楚了适应及本地化在传扬福音上的重要性而毕身拳拳奉行。我们今天应该如何则效他的榜样呢？

东亚宗徒圣沙勿略．方济各（一五O六---一五五二）充满传教热忱，却没有能打开中国的门户。一五五二年，孤独而被弃地在南中国的小岛上川，遥望中国大陆而逝世。上智安排很耐人深思！在那年圣沙勿略如此凄凉地去世，利玛窦却在义大利出生了。他将实践沙勿略的遗志。利玛窦在罗马不但研读了哲学、神学，也研究了天文学。他由葡萄牙政府得到传教士的执照，被核准由里斯本出发到澳

在那些日子传教士们须面对这个已有四千年历史的非基督文化，及如此高的道德水准。有些欧洲人傲慢地看这一文化——利玛窦则没有走他们的路线。他一到中国马上开始以耐心和爱心研究中国文字和风俗习惯，他取了适应与本地化的路线。他做了长久的反省和各种方式的经历之后，采用了宣传福音实际可行的方法。他不但受到中国上层社会的欢迎，也为一般平民百姓所接受。

利玛窦观察了中国人的两个重要特质：第一，对中国著称的哲学家及思想家孔子，普遍而深刻的尊敬。第二，对父母祖先有非常孝爱的赤子之忱。每逢节期，没有人忘怀敬祖，例如在遗像前或牌位前摆设食物。他对这些风俗习惯表示同情，终于以中国士人的打扮完全接受儒家文化的传统。他不论在著作或谈吐中，常加以引证中国哲士们的话。他的想法是：「走这样的路线，福音更能为中国人所了解」。

利玛窦的这一研究，使他获得许多中国学者的深刻友谊，又因了他的友谊，其中许多人后来成了基督信徒。其中有当时的大官，如李之藻（一六三O殁）、徐光启（一五六一---一六三三），后者官至宰相。由于这些人的关系和其他人的友谊，利玛窦甚至能成功地进入朝廷。也经由他欧洲的科学介绍到中国，基督宗教的这种本地化，使它在中国能存在、扎根成长。

从对教友的统计上，我们可以看到利玛窦的传教方法是对的。一五八四年中国只有三名教友。一五八五年：十九人。一五八六年：六十人。一五八九年：八 O人。一六 O三年：五百人。一六一O年：二千五百人。一六三六年：三万八千二百人。一六四八年：四万八千一百八十人。一六七O年：二十七万三千七百八十人。教友的成长率很稳定。但这一好景未能持久，由于魔鬼在中国的传教园地

道明会士与耶稣会士当时在任何问题上都是对头。彼此在欧洲特别在罗马争辩不休，而延伸到中国。此外，葡萄牙和其他的殖民势力的对立也有很不利的后果。自从发现印度和印度洋之后，葡萄牙是首先获得殖民势力者，他们由教宗那里获得了保教权。葡王从教宗亚历山大六世（一四九二---一五O三）手中得到一张敕书，教宗公开鼓励葡国的保教权其他殖民势力较后也在远东扩张起来，例如法国急起直追，在传教事务上和葡萄牙的保教权尖锐地竞争。于是欧洲的政治势力以宗教和传教事务作为政治上的殖民政策。

现在我们来谈一下上面已提及的礼仪之争。绝大多数的耶稣会士认为在中国普遍举行的祭孔祭祖是文化性的礼节，所以进教后的基督徒可以照常去做。但道明会士和其他法国籍的传教士则坚持祭祖是迷信，所以为基督徒在禁止之列。他们原则上拒绝中国文化，给中国天主教徒张先生、孙先生……改为葡萄牙姓氏如「提雅士」或「达．高斯塔」等……有这种需要吗？这些殖民主义者和他们的随从者只顾他们的利害关系，教会的好处却被他们抛弃了。

中国的康熙皇帝（一六五五---一七二三）是一位智慧和开放的君主。他本来对基督信徒很友善，尊重有道德学识的传教士如汤若望、南怀仁等。他对福音教训有极高的评估，特别关怀基督博爱精神。当他研究了传教士之间的礼仪之争，感到很失望。他想传教士们的道德是表面的，他们实际上很自私，贪婪权势，充满阴谋。但由于他对耶稣会士的同情，有意结束这一战争，并声明敬孔和祭祖只是文化的（而非宗教的）意义。道明会士不理睬皇帝的这一声明，不但没有放弃他们的攻击！反而更进一步地斗争。

教宗格肋孟十一世（一七OO---一七二一）派遣安底亚基宗主教多罗（一六六八---一七一O）到中国，以教廷代表身分宣布中国礼仪的禁令并付诸实行（一七O五）。他与福安代牧颜裆（一六五二---一七三O）——巴黎外方传教会士最反对中国本地化的分子到北平。康熙皇帝接见他们二人。他把在宝座后面匾额上的四个中文大字指给颜当看，并经翻译问他是否知道那些字的意思。颜当同答「不知道」。皇帝说：「你不认识中国字，也不能说中国话。你凭什么能判断中国事务？你好比一个人站在房子外面却争论房子内里所发生的事。你说话没有根据。离开中国！」多罗也被押解同澳门，葡国总督把他关进监狱，由于他没有葡王「保教权」的核准，就想在中国指派总主教。

多罗去世以后，教宗格肋孟十一世派遣另一特使，名嘉乐 Mezzabrba的，于一七二O年带著教宗禁行中国礼仪的「从那天起」通谕到中国。皇帝接见他时问道：「我看到你们西方的画上人添加了翅膀。你认为真有这样的事吗？」嘉乐同答说：「没有，没有一个生翅膀的人。画家们要用翅膀来象征天使们的行动便捷」。皇帝答辩说：「朕了解你的话。我们中国人不懂你们的话，所以我们不明白你们所象征的事。你是西方人，不会讲中国话，怎能决定我们的事呢？这是朕发问的主题」。

教宗不理会皇帝的声明，坚决要中国天主教徒放弃祭祖，违者受开除教籍的罚。当皇帝知道传教士们执行教宗的禁令时，就把那些教士统统驱逐出境，不许再在中国传教。

这时中国天主教的尴尬情况不难想像。依据罗马的禁令，天主教徒为保存信仰就不能做中国人了。由于所有中国人，任何人都不例外，常举行祭祖敬孔的礼仪。由那时起天主教孩童就应该放弃入学了，由于当时中国的教育主要的是孔子的思想。自那时起天主教徒受到社会的摈索，他们变成了二毛子、下民。

教宗鲁莽地介入中国事务，使中国的基督信仰衰退。当时中国天主教约有三十万人，禁行礼仪后很快减到二十万。这些教友大多是农人、渔夫，是被社会轻视而孤立的乡下人。

两百年后，罗马改变主意，并解除了禁行礼仪的规定。现在中国人敬孔祭祖受到鼓励。在台湾有许多圣堂中，现在圣多玛斯阿奎那像和孔子像一起悬挂。在追思已亡节，基督徒拿著他们最喜欢的饭菜，供在他们父母祖先的墓上（译者按：此说法与事实并不符合）。这种变通确实不错，一定比固执于错误更好。但这不是改变得太迟了吗？敬孔在那时有生存问题迫切需要的时候，罗马却禁止了。当中国人大家已经不把孔子看作一同事时，罗马却允许敬孔了。在这事务上蒙受的损失已经无法弥补。人能承认过错总应该算一件好事。如果人能反省及此，至少他将来能不蹈覆辙。我的见解是教会在中国礼仪问题上的错误，是把教会和殖民势力脏乱地扯在一起。他们遗忘了基督的教训相爱，以及所有人生来都是平等的，他们使其他国家变为基督徒，同时又使他们受殖民势力的管辖。

一八四二年，中国的门户又为传教士开放了，这是鸦片战争以后，清帝被英国势力强迫签署「不平等条约」的开始。在条约中有：「从现在起外国商人可以在中国各地销售鸦片烟……，传教士们可以在中国各地传播福音」。基督徒以武力强迫别国人民接受鸦片，对基督信仰而言是极大的不幸。自由传播福音与自由贩卖鸦片搞在一起是教会的耻辱。西方的列强利用基督信仰来扩张它的政治影响。罗马教廷与列强勾结一起并将中国教会和列强分赃。

葡萄牙势力衰退之后，法国的「保教权」在中国的天主教传教事务上取而代之。法国传教士得到「狮子的分脏」（“lion’s share”）：北平，天津，上海，河北，江苏，江西，广东，云南，浙

江，比利时传教士得到内蒙一带，德国教士们得到山东省一带。传教士购买地产，建造教堂，设立学校和医院。绝大部分的传教士都是良民，为中国教会献身。但可惜少数则不然。例如在上海震旦大学的校长就声称：「震旦嘛，是法国的！」

在许多中国人的眼里，传教士仅代表各该国的利益。基督教（天主教与耶稣教）是一个西方的宗教，是为西方的，而不是为中国和中国人民的。传教士有许多特权，许多基督徒滥用这些特权。例如用传教士的特权声威，兴起不义的诉讼，欺侮他们的邻居同胞。因此许多人不满、震怒反对基督徒及、传教士。一九OO年拳匪兴起，他们的口号是「扶清灭洋」（包括基督徒，半洋鬼子！）为消灭拳匪之乱有包括德意志的八国联军，派遣舰队到中国。包围北平之后，逼迫中国订立城下降书，赔款四万万银圆（一银圆约抵劳工半月的薪资）。八国联军虽然撤退了，但中国人的念怒对洋人和基督教会有增无已。

日本侵略中国以后，梵蒂冈有更不幸的错误。他们在东北急忙承认日本人建造的傀儡「满州国」。宗座代表蔡宁总主教又给所有天主教主教神父及教友下令：对日本的侵略要绝对保持中立。这种立场当然深深得罪了中国的爱国志士。日本、义大利和德意志的纳粹党人组织了「轴心国」，梵蒂冈地处义大利境内又是天主教的中枢，中国人会做怎样的想法？

从利玛窦开始（一五八三），除了南京会有一位中国主教外，三百五十年间没有一位中国主教，所有主教都是外国人。一九二六年首次祝圣了六位中国主教，但仅安排在不重要的教区。在三十年代梵蒂冈的趋势改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九四六年独立圣统建立，北平获得第一位中国总主教并为枢机。但已为时太晚了：一九四九年毛泽东在中国掌权。我们不可小看政治上的更替，因为它的意义

在这一极困难的情况下，中国天主教遭遇了新的大灾难。教廷禁止中国天主教徒与人民接受的共产政权合作。例如禁止天主教徒阅读共产党发行的日报、杂志和书籍。禁止参与共产党组织的商会，及所有的组织等。当中国人在朝鲜半岛打美国人时，梵蒂冈任命一个美国人为扬州（江苏省）主教。你们可以想像，假如在二次世界大俄时梵蒂冈在科伦任命一个法国人当总主教、或者一个德国人在里昂当总主教，情何以堪？

中国天主教被迫陷于这样的进退维谷：要做一个天主教徒不能做中国人。当外国传教士完全离开中国，或者更好说被逐之后，梵蒂冈不愿意任命任何中国新主教，中国天主教自己向前迈进，选出适于当主教的人来并予以祝圣。被选的名单寄送教廷，但得到的答覆是凡胆敢擅自祝圣者，受被开除教籍的处罚。

每个地方教会应该能决定自己的命运。中国教会有它自己的经验，也知道罗马教廷有一个世界性的政策，必须努力于各民族和权力的不同利害的均衡。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任务。

中国天主教徒是天主教徒，我们愿意保持为天主教徒，不想成为誓反教或东正教。我们接受梵一及梵二大公会议的基本原则。我们正在尝试将梵二大公会议付诸实现。由天主的保佑我们能自治，发

今天我们已经开放了六百多座教堂，包括北平和上海的主教座堂。上海附近的余山建有很大的朝圣教堂，已经重新开放了。我们有六座地方修院，和一座全国性的修院。我们的（上海）教区建立了一个研究中心，以出版书籍和杂志。最近我们成立了一个天主教学者联谊会，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什么是地方教会？什么是世界教会？只有澄清了这些名词之后，才能继续讨论。地方教会是一个有伸缩性和适应性的观念。每个基督徒团体是一个基本的，在某种意义之下的地方教会。一个教区是一个完全意义的地方教会、一个地区，一个国家，一个洲也像似一个地方教会。科伦就像上海一样是一个地方教会。罗马教区也是一个地方教会一如义大利教会，欧洲教会，斯拉夫教会一般。

世界教会或普世教会宁可说是一个抽象的名词：由于没有一个地方存在著这样的教会，存在的只有地方教会。也许以「完全的教会」（vollstandige Kirche）或「全部的教会」（Gesamtkirche）取代「普世教会」更好。「全部教会」以整体而言存在于每个地方教会。因此在每个地方教会存在著完全的教会。「只有一个主，一个信德，一个洗礼，只有一个天主和众人之父，它超越众人，贯通众人，且在众人之内」（弗四5-6）。

教会是一件圣事，就是说为许多人同天主的亲密结合、也是全人类同天主结合一体的记号和工具。这表示在外观下！含有它本身的奥迹：天主奥秘的工程。在许多奥迹中，我们至少可以发现两种：

主、圣父、全伏永生的天主！祥和你的独生子及圣神，只是一个主、一个天主：不是单独一位，而是三位一体。我们因若他的启示，坚信碓认他的光荣和他圣子的光荣与圣神的光荣毫无差别。因此

因此在各地方教会之间的关系上我们必须注意，最重要的是彼此相爱、相通、参与、团体精神—不是权力与法律。以爱做出发点，传教士去宣讲福音。一个地方教会已经建立，他们就应该引退，不要抓住领导地位数百年不放。要把圣若翰洗者的话据为己有：「他该兴旺，我该衰退」。

我们的教会是天主的新子民，它由基督所建立，使众人得救。为此数会是为所有民族和国家开放的。它是一个「在旅途中的」朝圣旅行指向天上的耶路撒冷。当它在一个新地方宣讲福音时，并不和那里的文化纠缠不清。

教会起于东方，起于犹太，为此它开始时有许多东方的特质。它发展在西方：希腊主义，拉丁主义，福音，犹太主义在西方发展成为西方基督教。希腊与拉丁两主义紧密结合，今天令人难以区分。

初世纪教会是一个本位化的卓越榜样。较后拉丁主义占了上风，强调的是权力和法制。当然，教会需要有一定的制度，但不需要限制彼此相通、兄弟友谊、平等意义的相爱。今天我们面临的任务是对新文化的本位化和结合。每次与另一个文化结合，教会会变得更富丽堂皇。这是我们教会的生命力，哪里单调与「清一色」，表示那里教会停滞和衰退。基督信仰并不消灭多采多姿而要使其更趋圆满。所有民族国家多采多姿的各种文化都是它的丰富宝藏。

许多人想，信仰必须纯粹和理想，人必须以数千年来不变的观念表达出来。但事实上，基督徒信仰只能结合在一个地方性的文化上去发展。天主的圣言，包括圣经在内，是用人间语言表达出来的，为此具有一个民族文化始特质。

信仰「言」，天主子能在不同的文明和不同的文化中体验、生活表达出来，在本质上没有任何变更。我们还可以更进一步地说：尤其在多采多姿和不同的时间与地域，天主的圣言发展他的无限力量。我们无法束缚天主大能的手臂。

由于天主圣言已经进入了人类历史，善与美没有保留地启示在这世界上了。基督对他门徒说：因着圣神的力量，你们将做比我更大的事业。因此教会面临一个新的文化新的环境和新的挑战时，总不会失望或感到生命的威胁。它的动态不是消极的，而是值得同情的。正因为它拥有真理，光明及永远的生命，它充满信赖和乐观。

教会是基督的奥体。它依照天主预定的计划在时间和空间的幅度里成长。各民族国家文化的精粹来自天主，并由天主预见将成为基督奥体的构成部分。任何一种拒绝能造成不可取代的损失。圣保禄宗徒说：「就如身体只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身体所有的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体：基督也是这样。……若是一个肢体受苦，所有肢体都一同受苦；若是一个肢体受尊荣，所有的肢体都一同欢乐」（格前十二12，26）。

我的看法，那些生活在宫殿里的教会亲王，不会了解在贫民窟里生活的人们的痛苦和不幸，他们食物不足充饥，衣不蔽体。所有神父、修女，所有基督徒看到这些不幸会去帮助他们吗？所以不要再干预！

在我们中国仅有一二百万教友，是一个极少数。但我们再次能做牧灵工作，我们努力奋斗，我们有进步。我们欢迎和所有天主教徒，对我们弟兄友爱的人相通，我们参与他们的痛苦和快乐。

我童年时代在学校里读欧洲史时，已经特别对德国人民有一分特殊的同情。他们如此聪明，勤劳，有创造力，使我愿意对德国人认识。不幸的很，在我的学校或邻居中没有德国人。

后来，我研究德国人对整个人类文明有很大的贡献，德国教会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我的惊奇也更大了三是我于一九四七年到欧洲，和愿意学习德文的动机。在这时期，一到假期我都在德国、奥国或在罗马的德国公学中度过。我遇到的那些德国人都对我很友善。有些友人一直保持到现在。虽然许多年来保持缄默，但他们对我来说是一直怀念不忘的，其中如艺术家Georg Meistermann这一家人。这次我到德国来是特地恭贺Frau Prof Meistermann夫人的八十岁寿诞。这样我就有机会和你们大家会面。

德国人民的确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不但在音乐、哲学、科学上有特殊的贡献。神学家如卡尔．拉内；罗马诺．瓜尔地尼；弗林格枢机等，这些名字常在我们的想念中。如果没有德意志的天才，教会将是另一个样子。我看了这些贡献之后，承认更加了解教化工作的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