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学论集-福传大会前夕谈译经-天主教图书中心--天主教文学,书籍,图书,书库

这里所说的「译经」是指天主教与基督教共同或合力翻译圣经。本文先指出几件已成历史的事实，然后略提几个合译圣经的原则，最后讨论一下以「上帝」代替「天主」的范围和意义。

台湾的天主教与其他信仰基督的教会第一次讨论一部共同圣经的需要及其可能，是在一九六八年元月。这一讨论是在台湾圣经公会的大力推动下促成的。此后圣经公会在合译圣经计划上常起带头作用：圣经公会推一把，大家就向前走一步，圣经公会一停，大家也就停下来。

同年（一九六八）六月，天主教的「促进基督徒合一秘书处」与世界联合圣经公会的执行委员会，同时以五种语言发表一项有关合译圣经的文件，名为「各教派合作翻译圣经的一些指导原则」。我国天主教一方面也在这年年底拥有了思高圣经学会所译注的新旧约圣经合订本——开教四百多年以来的第一部天主教华文圣经。

既然有了合译圣经的原则，于是在圣经公会驻台主任赖炳栅牧师的策划下，组成「汉文圣经统一译本筹备委员会」，并于一九六九年六月廿三日召开第一次座谈会，继续讨论一九六八年初已开始讨

论的圣经中不同的人名、地名及其他固有名词的问题，并编制对照表，加注希伯来文及希腊文译音等。该委员会的第二次集会是在一九七O年一月五日，会中听取联合圣经公会翻译部主任Dr. Eugene A．Nida报告未来工作的计划，他并预报同年暑期将在台中东海大学举办一次为期一个月的译经研习会，由Dr．Nida 亲自主持。

这次的「联合圣经公会东北亚区译经研习会」，由一九七O年七月四日至卅一日如期在东海大学开办，除中国籍学员外，还有香港、越南、菲律宾、韩国、日本各国的学员，连同讲师及服务人员在内，共有五十六人之多。学员三分之二属基督教各教派（约三十名），三分之一属天主教（约十五名）。当时的中国主教团团长郭若石总主教派刘绪堂、陈维统、韩承良、房志荣四位神父参加研习。

一年多以后，却一九七一年十月，正式的翻译和校对工作开始，不过不是从原文翻译，而是一人——许牧世牧师将「现代英文译本」译成中文，将译稿分发给八位中国圣经学者，请他们将译文与新约希腊原文相较，以确定其正确的意义和忠实的译文，天主教有三位同工在这审阅组里工作，本人即为其中之一。一年后本人因病停止审阅工作，直到一九七四年全部译稿就绪，才代替中国主教团合一组主任罗光总主教写了「新约全书现代中文译本」天主教版序言」。天主教版于一九七六年刊印一万册，售完后又于一九八四年印了六千册。再过五年，即一九七九年底，全部新旧约的「现代中文译本」问世，可惜因缺乏次经部分，不可能有天主教版，这就有待进一步的努力了。

在中华民国圣经公会主任蔡仁理牧师的邀请下，思高圣经学会同仁（韩承良神父、曾志罡神父、刘绪堂神父）及本人又于一九八一年与基督教专家开会两次，将路加福音中的人地名及其他专用名词

一九八二年五月至一九八六年七月是一段空白时间。再一次证明圣经公会不动，就没有人动。但一九八六年八月廿一、廿二日终于在香港重开中断了五年的译经会，这次把宗徒大事录中的人地名统一。大家觉得新约中的人地名已所剩无几，下次的台北会议大概可以将新约的所有人名地名统一了。这样就到了一九八七年二月二十及廿一八日的两天台北会议。这次会议作了一个重大的决策，就是由熟悉圣经语文的中国学者将圣经由原文译成中文。为了即刻著手翻译，当场决定由周联华牧师译迦拉大书，刘绪堂神父译厄弗所书，韩承良神父译哥罗森书、房志荣神父译斐理伯书。本年十月底的香港会议将根据四人的译文继续研讨。

以上这几个原则是比较技术性的。此外还有一些原则说出合译圣经的目标及其重要性，为一般信友来说，这些原则更易懂，也更能发生积极作用。比方在一九六八年开始交谈时，圣经公会就作过声声：「共同圣经不是要取代各教派的圣经，而更是为了我国百分之九十多以上的非基督徒，让他们也有与天主圣言接触的机会」。

合译而成的大公圣经今天受到重视，并日益成为可能，不外因为以下的一些理由；圣经学的长足进展使大家冷静地坐下来谈谈有关圣经的原意，大公运动的多采多姿使各方消除了不少成见和障碍，传福音的人总离不开圣经，并且总希望有一本大家都能接受的圣经。

最后这个理由十分有力：所以要朝乾夕惕，孜孜不倦地合译一本大公圣经，唯一的目标是使耶稣基督的福音更容易传开，更容易被人接受。「十九世纪以来，基督教许多传教会已感到一个迫切的需要：信仰基督的人不能再传扬一个分裂的基督，而必须和衷共济，寻求合一，在一个天父一个基督，一个圣神的洗礼下引导世人归向这个三位一体的上帝」（引自「天主教与基督教圣经的异同」页64，闻道一九八七年再版）。

天主教一方面，教宗若望廿三世最懂得这个道理：要谈牧灵，要谈传福音，与基督教弟兄的合一是刻不容缓的。因此他在一九五八年十月廿九日当选教宗的清晨，就以无线电向世界所有的基督徒说话，请他们与罗马天主教会往来，这里有他们自己的家，他们在这里不是外人（宗座公报五十，一九五八，页八四O）。他还说了一句在官方文件没有记录的话：「假使你们在它（罗马天主教会）身上

梵二大公会议的主要目标之一是全世界所有基督徒的合一。会后所颁的文件，以「教会宪章」，「启示宪章」及「大公主义法令」最能代表天主教在这一方面的立场。比方启示宪章22号力言翻译圣经的重要性：「教会以慈母的心肠，设法促使适当而且正确的各种语言的译本出版，尤其按圣经原文翻译更好。但愿能有机会，并经教会权威者的许可，与分离的弟兄们合作翻译圣经，供给所有基督徒使用」。

不仅如此，启示宪章25号最后两段还特别指出主教们的双重责任：一是设备圣经译本，训练托付给自己的信友：「寄托宗徒道理的主教们有责任设备必须而准确的，且有充足注解的圣经译本，适宜地训练托付给他们的信友，让他们正确地使用圣经，尤其是新约，而最主要的是福音，务使教会的子女稳妥而有益地与圣经接触，并受其精神的薰陶」。

另一个责任是司牧与教友一起编写适合的圣经给非基督徒使用：此外，宜编写适合非基督徒的情况，备有适宜注解的圣经读本，给非基督徒使用。人灵的司牧或各界的教友当用各种方法明智地设法予以散发。

大公主义法令指出了我们该有的态度。法令的绪言说，基督徒的分裂明显违反基督的旨意，令世人困惑，使向万民宣扬福音的神圣事业遭受损害。但不可轻易归咎他人，而是我们自己需要天主大量地灌输愧悔之情与合一的愿望。法令公号最后的一句话是：「为获得救主向众人所提出的合一，在天主全能手中，圣经对于交谈乃是最卓越的工具」。至于教会宪章，因为强调教会首要是一个奥迹，是

本年二月天主教的三位代表（刘绪堂、韩承良、房志荣三位神父）与圣经公会的代表（见前文）作成一个重要的决定，即成立一个全由中国学人组成的委员会，由圣经原文合译全部新旧约圣经。经过一番讨论后，大家当时达成一个协议：统一「上帝」与「圣神」的称呼。这并不是说要强迫双方的信友必须使用上帝及圣神的两个称呼，而是说将来合译的圣经出版时，天主教圣统及圣经公会各让一步：天主教接受以「上帝」代替「天主」（只在这部合译的圣经中，至于「天主教」的称呼，及其他圣经本或礼仪本中的「天主」都仍保持原状）圣经公会所代表的基督教会接受「圣神」的说法来代替他们惯用的「圣灵」（也只在这部合译圣经里用，其他的圣经可以不变）。

会议结束前，大家公推韩承良省会长神父将这一协议转达给主教团，听听主教团的意见。韩神父于开会次日即上书当时的主教团团长罗光总主教及秘书长王愈荣主教请示。三月七日的台北总主教公署参议会中，韩神父也曾提出同样建议。「二位总主教咸表不太赞成，怕天主教之名称受到诽议，不过这是他们个人的意见」（韩承良神父三月九日致周联华牧师信）。四月中开主教团常年大会，「我也曾要求亲自出场向主教们当面解释，以征求他们的同意和谅解」（韩致周信中语），但不知为何韩神父并未出席，而结果是「上帝」与「圣神」的协议在会中被否定了。到底是怎样否定，并根据什么理由呢？五月份的主教团月志页二一有这样一段记录：

「大家觉得有共同之圣经—合一本是好事，但是合一圣经是为大家念的，假如把圣经中的「天主」全改为「上帝」，天主教教友在整部圣经中找不到天主，那大有危险」。

这样的理由及这样的结论实在有点使人摸不著头脑，也不知道应该怎样去解释，因为好像所问的是一件事，所答的是另一件事，问和答只在「天主」与「上帝」的表皮如蜻蜓点水般，一擦而过，并没有进到真实的问题里去。实际工作的是一批人，桌上决策的是另一批人，两批人从来没有沟通、澄清、甚至辩论的机会。如果给予翻译工作者澄清的机会，当场就可说明：

——合年圣经小组建议的不是天主教放弃「天主」，基督教放弃「圣灵」，而是在合译的大公圣经格大家都同意采用「上帝、耶稣、圣神」来表达三位一体的至上神，所有的基督徒用同样的称呼来

周联华牧师在函覆韩承良神父的信中说：「弟等当不断为此事祷告求主赐怜悯玉成…反正现在时间还早，不断讨论，并说明未来合作之远见，并不伤害「天主教」之名称，也许到一九九O年完稿之日，彼等都能同意，而如若吾等不开始进行，则永无成功之日」。周牧师在三月十二日写给笔者的

本文先简述在台的天主教与基督教最后二十年来讨论一本共同圣经的小史，由统一圣经中的专用名词到合力由原文翻译全部圣经的决策。其次略述合译圣经的原则与态度，深觉梵二的开放及深谋远虑给整个天主教会带来一股朝气，指出一些可行又必行的途径。最后以一个具体的例子说明我们如何可将梵二所要求的大公精神在给与受的平衡态度下本著原则实现出来。推动大公运动是传扬福音重要的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