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学论集-梵二「大会主义」法令简介与回应-天主教图书中心--天主教文学,书籍,图书,书库

数十年来，罗马天主教在每年一月十八日到二十五日，以八天的时间，为基督徒的合一祈祷。直到一九五九年，这八天祈祷的一般概念是希望誓反教徒能够「返回」唯一的真教会，以及结束东正教的分裂。就在那同样的数十年中，誓反教信友们越来越投入所谓的「大公运动」中。世界教会议会的发展，本国及世界性誓反教教会团体的成长，以及教会的合并等，这一切都表达出寻求合一的导向，而罗马天主教则保持疏远的态度。在欧洲许多天主教的研究中心注意到了这些发展，但一般来说，天主教会只是观察和祈祷，却并未加入誓反教教会的交谈与祈祷。就在此时，出现了教宗若望二十三世，他在一九五九年一月二十五日宣布召开大公会议。（译注：一月二十五日正是基督徒合一祈祷周最后一日，也是圣保禄归化庆日。）

在那一日，教宗他盼望二十三世宣布召开「整个教会的大公会议」，他说这将「不仅为了基督徒的神益和喜悦」，而且渴望「邀请分离的教会团体，再一次寻求那在世界各地的人所一直期盼的合一」。他的意思是要求誓反教与东正教和天主教的主教们，一起坐下来讨论如何克服他们的分离。事情并非如此简单，如此直接，在举行这样的会议之前，应先完成许多准备工作。事实显示，教宗在这方面采取了许多令人注目的步骤。他要求誓反教和东正教都派出观察贝；他安排他们坐在圣伯铎大殿中，与枢机们相对的座

位上；他成立「促进基督徒合一秘书处」为这些观察员服务，并给予此秘书处和大会委员会相同之地位。他选择了一位圣经学者，奥斯定贝亚枢机（Ampstin Cardinal Bea）任此秘书处的首任秘书长。

就如教宗在他第一封通谕（Ad Peti cathedram，1959年6月29颁）所说明的，天主教会首先应自我更新。在革新工作的第一部分中，就是在礼仪革新中，有一事实很快令人清楚看到，主教们心中怀有对基督徒合一的极大希望；在大会讨论中，他们一再强调礼仪革新对教京所谓的「我们分离的弟兄们」，能有什么意义。在大会第一会期中所讨论的下一个主题「启示的来源」，就是因为枢机们和主薮们指出，原有的提案不能鼓励我们和非天主教徒的交谈，而遭退回完全重写。

此后，许多有关基督徒合一的文件，纷纷出现在与会神长的眼前。东方教会委员会曾提出一有关合一的草案；神学委员会提议在教会宪章中，加入专论誓反教的一章；促进基督徒合一秘书处草拟了一般的大公原则。在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一日的大会上，以2068票对36票，决定上述一些材料都应由以贝亚枢机为首的秘书处，作进一步研究而撰写成大公主义法令。

教宗若望二十三世于大公会议的第一和第二会期之间逝世（一九六三年六月三日），但是他生前已看过了初版的大公主义法令。他于四月二十二日下令寄给全世界参与大公会议的神长们，要求他们研究并提出建议，在他的演说中，论及许多有关大分主义的事。同样的圣神一直在工作，有一股强大力量在推行运动，大会很快地便开始讨论大公主义法令的草案。

了解是必须的；由于其重要性，以致大公会议不能沈默不言而予以通过。从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十八日至十二月二日，大会的神长们讨论此文件。文件共有五章，前三章包含大公主义的原则与实施，以及和誓反教、东正教的关系，第四章论与犹太人的关系，第五章论宗教自由。十一月廿一日，当主席团询问大会是否愿接受前三章做为讨论之基础时，遂进行一次意义重大的投票，结果是1970票赞成，而仅80票反对。（关于另外两章的撰写经过，请参阅「教会对非基督宗教之态度宣言」及「信仰自由宣言」的简介）

一九六四年，在大公会义第三会期中，此法令再次修正。秘书处研究了一千多个修改之建议，所做的修正得到绝大多数的赞同，各章都被一一表决通过，仅剩下对整个法令之通过尚未做最后表决。在表决的前一天，教宗保禄六世对此文件作了十九处修正，教宗的这个举动激怒了许多主教以及非天主教的观察员，因为教宗的修改提出的太迟，以致于无法再进行讨论或表决。第二天，十一月廿日，大会表决包含对教宗所做的修改的整个文件，结果是2056票造成，64反对。在十一月廿日，最后的隆重表决中，只有11人反对此法令，于是教宗颁布了这个法令，罗马天主教会遂完全涉入大公运动之中。

梵二的各项法令中的许多章节和字句，都值得重视。因此，我们真正可以说整个大公主义法令是值得受重视的。在此法令中，重点放在迈向基督的「旅途」教会，而不是「返回」罗马天主教会的运动。在此法令中，大公会议超越了天主教是唯一的真教会的观念，而深信耶稣在圣神内，越过了有形可见的天主教会的界线，也在不同的教会及团体中工作。大公会议肯定一切受洗的基督信徒，都是真正获得重生，并是我们真实的兄弟，而天主利用他们的崇拜来圣化并拯救他们

）会正确的论及此法令说：「这远超过打开一扇门，而是开辟了一块新土地。从未有过一个天主教的文件，以此种方式来论及非天主教的基督徒。」在许多其他的事情之中，承认有罪也是值得重视的一点；大公会议说，基督徒之间的分离是双方的罪的结果。（第1号和第3号）

大公会议以这种悔改的精神展开行动：所有的人都有义务为重建合一而祈祷和工作，所有的人皆按他们的能力蒙召进行交谈，也都按他们的能力而蒙召在祈祷及社会行动上共同努力。这不仅只是一些文字和计划，而是一个行动的召叫。最重要的一点，我们要铭刻于心的，便是：内心的改变。

面对展现于眼前令人屏息的景象，一些天主教人士可能会采取未经思考的决策，以回应大公会议的召叫。一封关于此法令的牧函，其中一段话值得摘录于此：「在这不断增加沟通的时刻里，人们可能售有忘记我们的不同之处的诱惑，疏忽教义和权威的间题，而仅仅是如同朋友般的相聚在一起。两个世代以前，当大公运动在誓反教和圣公会各教会之间展开时，就有许多人建议真理问题并不重要。在那些日子中采用的口号是教义导致分离，而服务促成合一。从那时候起，一方面是由于东正教加入大公运动，这样的声音在我们分离的弟兄中已逐渐减弱了。今日，誓反教、圣公会、路德会的基督徒们都了解，以这样的实用主义之观点来促成基督徒合一，终将导致混乱。」（「大公主义和天主教真理」，安大略（On-tario）天主教主教会议牧函，1965年9月 I）。大公会议的大公主义法令提出同样的警告。这是具有希望和乐观的事实，但大公会议也是实际的，它提醒我们轻率并无助于达成合一，反而有害。

它却是一个开始而非结束。天主的启示教义宪章以建立宣道运动而著称，同样这也是一个开始而非结束。大公主义法令表明罗马天主教会完全的投入了大公运动。明显地，藉著此法令，许多事业已完成；然而，那些尚待完成的工作更值得注意。

如果Gustave Weigel．S.J。能活到大公会议的结束，他将被邀请为此法令撰写简介和诠释。他曾为大公主义的发展辛劳工作了许久。他应邋到大会中和说英语的誓反数以及东正教的观察员们一起工作。他向他们提供所有的一切，而他们皆作证说他还有许多东西可以提供。在大公会议的第二和第三会期之间，他辛勤的与基督徒以及犹太人交谈，一如在大会期间。有一天，在早晨交谈之后，而正在准备午后交谈时，他与世长辞了。护将此注解献给他，以兹纪念。

除非一切的标记都反对下列说法，否则，大公主义法令可以说是刻划出教会团体彼此关系的一个新时代开端，一个真正称得上大公的新纪元。虽然大公主义运动，在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召开梵蒂岗第二届大公会议之前，已在罗马天主教之外，有了五十年的发展。但是，没有天主教的参与，它总是有所欠缺。大公会议的召开，在人们心中唤起了希望—一公教会会在态度上有所改变。现在这些希望已经实现，且远远地超越了一切想像。

新时代的美好希望，在法令提到非天主教基督徒时，所用的新颖方式中，特别凸显出来。任何阅读法令的人，无不对于其中一些特点，留下深刻的印象。例如，它对于公教会以外弟兄，所表现出的尊重；以及用心了解对方立场，并公正的阐述它等等。再如，法令中没有独断地坚持分离弟兄应该回归罗马，以作为合一的唯一途径。取而代之的，文件主张回归基督。从分离弟兄的立场来看，此一新的方向具有很大的重要性，并且富于各种开创性的发展契机。

如果将大公主义法令，与一九二八年的Mortal turn nimos通谕，及圣座一九四八年的训诰Moni turn 互相比对，法令的意义会更鲜活的显露出来。后两份文件代表一种隔绝与疏离，它关闭了公教会与非公教基督徒之间，任何有效的交谈。今日，交谈的大门则已然敞开。

法令承认，在非公教的团体中，也能孕育出「真正的基督资产」。这一点实具有关键的重要性。此外，当法令承认，他们「在得救的奥迹中，并非毫无意义及价值」（3号）；以及，天主在他们身上的恩宠化工，mte 「使人更完善地接近基督和教会的奥迹（4号），那么，大公性的交谈，便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层次。文件中

另外一个具前瞻性的重点是，强调：为大公主义的发展而言，「更新与改革的工作」具有本质上的重要性。分离弟兄们特别满意读到这样一段话：「基督号召旅途中的教会继续不断的革新」（6号）。这段话的精神与宗教改革的根木原则，若合符节。梵二承认它，必定会带来更多的彼此了解。

法令中，与前面所说密切相连的，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特点是：坦白的表明，基督宗教的分裂，「双方的人都有错」。文件对于共同悔改与彼此宽恕的需要，有所肯定（7号）。此肯定会促进教会团体间，发展出一种新的关系氛围。这氛围不同于以往，在以往，公教会与分离弟兄对话时，充满了刚愎自是的批判、辩论。

文件提到「关于圣经与教会之间关系」，公教会与分离弟兄的看法，彼此有所不同（21号），这一点提醒我们，有关启示根源的争论，还没有获得解决。不过文件对于圣经的强调，以及其中所时含的祖圣经在传统中占种心地位的假设，都缩短了公教徒与分离弟兄之间观点的差异，此外，圣经研究应不受信理因素所左右，对于这一点，公教会表达出她真实的关切，也是另一个值得感谢的地方。

文件中决定「在某些情况下」，「不单许可…而且该鼓励…」公教徒与「分离的弟兄联合祈祷」（8号）。这项决定可能是具有最深远影响者。即使联合祈祷必须「在特殊情况下」施行，而且必须受本地主教的节制，但吾人仍能期待，这会使得将来的交谈，能在深刻的灵修层面进行，而不致过份的理性化、知识化。联合祈祷常会是地方社区中，教会团体之间，新关系的最直接表达。同时也是这关系的最好见证。令人欢呼喜悦的是，教宗保禄六世于大会闭

文件嘉许「全体基督徒之间的合作」，并指出在面对现代社会的众多问题时，这合作「应该加强和发扬光大」（12号）。这样的看法也受到热烈的欢迎。而且，有具体的证据显示出：这种看法已经化为行动。吾人能够很合理的期盼，当大家一起从事于基督召唤我们双方的事工时，人们将更深的体认到我们在它内原为一体。如此，我们便有了一个较好的准备，来共同面对在教义方面，使彼此分裂的那些差异。依此，基督教普世教协与圣座共同决定成立一个工作小组，是令人振奋的事。此小组的目标一方面是研究在共同关心的事务上，彼此合作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则是就彼此的差异，进行交谈。籍著这样的媒介，再加上一些地方性的措施，例如美国的基督教本国协会与公教主教团的大公事务委员会，所已经进行的合作。我们很有理由相信，大公主义法令将会以稳定的成长步伐，落实于具体的现实世界中。

虽然文件清楚地敦促公教会致力于合一运动的交谈与行动，然而法令也极具智慧地警告一种「伪装的妥协主义」（11号）。法令很正确地肯定，这样的主义「最不容于大公主义精神」。当我们真正愿意努力，以别人的立场来看事情时，我们很容易会为了和谐共融，而使得彼此的差异模糊不清。然而，为达到丰硕成果的真实交谈，坦诚与尊重都是不可或缺的。

依此，我认为，法令并没有真正调和它的大公主义外观，与罗马公教会是唯一真教会的预设。这个预设在「基督的公教会是救恩的总雇，唯有藉此教会，能获得一切充沛的救恩方法」这句话中，表露无遗（3号）。与此预设相连的另一预设是占多禄的首席权，以及他对整个教会的管辖权。这些预设似乎表示，罗马公教会对于大公主义的理解，仍无所改变地以罗马为中心。果真如此，则就那

解决此一课题的另一方法是，去探讨，当文件以「教会团体」（ecclesial communities），指称分离弟兄的团体时，包含了怎样的涵义。从一方面来说，这似乎暗示了传统公教立场的某种修正。至少，它承认分离弟兄的团体生活，有某种的教会现实性。但在另一方面，把非公教团体称为教会时，文件所表现出来的犹疑，很明显地表示「教会」（church）与「教会团体」之间，有所不同。这不同是什么？公教会对于在她之外的教会现实性，承认到什么样的地步，这些态度都是公教会需要进一步向分离弟兄们阐明的。

无论在未来，有关教会论的合一交谈会有怎样的发展，我们有非常充分的理由相信，罗马公教会与非公教会之间，能够在基督徒的合作中，一起生活与工作。为了这样一个美好的远景，我们—一分离弟兄与公教徒一起—一都应该感谢梵二的大公主义法令。

法令是否能够落实的考验，会在现今地方性团体中，所发生的情况中见到.正是在这些团体内，法令的圆满意义，要被人们加以探索与发掘.值此关键时刻，所需要做的最重要工作是，每一个基督的教会，都按照法令所建议的，开始在交谈与具体的合作事工上，有所进展。从历史中承继而来的分离与猜疑，并不是容易克服的。不过，为所有的基督徒而言，梵二是一个挑战，它敦促人们走上一条更为美善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