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学论集-中国人在科学事物方面进步缓慢-天主教图书中心--天主教文学,书籍,图书,书库

物理学家兼数学家Dortous de Mairan〔注2〕，他先是科学院院长，后为该院终身秘书，继FOntenelle之后，由1728年至1740年，在致巴多明神父一系列信件中，充分提出了有关中国历史。天文及文化问题。而且这些信件於1759年出版了，书名《致北京耶稣会士巴多明神父书信：谈有关中国几个问题》。

第一封信是智力的比较研究。欧洲人的科学进步应归功于他们的着急。巴多明神父以为与之针锋相对的是中国人的惰必性、务实、平庸：研究工作就不能突飞猛进。此外，官了制度使文人高枕无忧。

伏尔泰在《风俗论》中借用此信的结论：「试问中国人为什麽这样落后，这样停滞不前；为什麽天文学在他们那里古已有之而故步自封，这些人就好像天生如此，和我们的性格不同，他们只想发明机器；有利民生，一劳永逸，不愿越雷池一步。我们则不然，我们的知识起步很晚，而进步很快。

「如果要问为什麽在中国很久以来，很多艺术、科学；源远流长，连绵不断，而进步是这样少，也许有两个原因：其一就是这个民族敬祖敬得出奇，在他们眼中看来；凡是老祖宗传下来的都是圆满无缺的；其二就是语言的性质，语言为一切知识之本」（第一章）。

（前略）先生，这也许使你莫名其妙。「中国人很久以来就致力於所谓纯理论性的科学，却无一人深入其中。」我和你一样，都认为这是难以叫人置信的；我不归咎於中国人的心灵，如说他们缺少格物致知的光明及活力，他们在别的学科中的成就所需要的才华及干劲，不减於天文及几何，许多原因凑合而成，致使科学至今不能得到应有的进步，只要这些原因继续存在，仍是前进中的绊脚石［注3］。

首先，凡是想一试身手的人得不到任何报酬。从历史上来看，数学家的失误受到重罚，无人见到他们的勤劳受到奖赏，他们观察台天象，免不了受冻挨饿。凡是企图在钦天监谋生的人，总想在监内当头面人物；但其收入仅能饱口，因为此监不是高高在上的；它是礼部下属机构。九卿（原作九经）中无其地位；九卿之魁首才能相聚一堂，共商国家大事。总而言之，他们无声无臭，不求名利。

钦天监正假如是一位饱学之士；热爱科学，努力完成科研；如果有意精益求精，或超过前人，加紧观察，或改进操作方法，在监内同僚之中就立刻引起轩然大波，大家是要坚持安部就班的。他们说：「何必自找麻烦、担风险，一扣不就是一两年的薪俸吗？为别人行好，自己挨饿而死，何苦呢？」〔注4〕

这种情况势必是一种阻力，以致在北京观象无人再使用望远镜去发现肉眼所看不见的东西，也不用座钟去计算准确的时刻。皇宫内原来配备得很好，仪器都是出自欧洲的能工巧匠之手（指耶稣会士汤若望等人），康熙皇帝又加以改革；并把这些好的仪器都放在观象台内；他并知道这些望远镜和座钟为准确观象是多麽重要，但没有人叫数学家利用这些东西。无疑地；还有人大反特反这些发明，他们抱残守阙，墨守成规，只顾私利，他们尝心改朝换代时，这个大君一声令下，中国的旧仪器都要送往炼铜炉，不再恢复名誉，它们今日白占地盘，不如送往铸造厂，一化了之，不留痕迹［注5〕。

要使这些科学在中国兴旺发达，一个皇帝不够，而且要许多皇帝连续地优待勤学苦练、有创造发明之士；建立雇固的基金，以奖励有功人员；提供差旅费及必要的工具；解决教学家落魄穷困之忧，不致受不学无术者之折磨，不学无术者分不清失误是怎样来的，是来自疏忽或无知，或来自仪表之缺乏，或时自瞎指挥。

有人说，而且一点也不错，几位皇帝给钦天监花了大批金钱；然而这些钱只够日常开支，有功之士并未得到根本的奖励。先帝康熙，只有他一人所作之事超过前人，善始善终就好了，但是有人以为万事大吉，无事可作了。《天文汇编》［注6］是由这位伟大君主明令编纂的，在他的继续人雍正的关怀下出版了，该书印刷后加以发行，请看其中永恒的法则：在未来的许多年代里，天体如果不与书本相符，这并不是推步者的失误；而是天体红身的变异。最后

使科学停滞不前的第二个原因，就是里里外外没有刺激与竞争。假如中国邻邦有一个独立的王国，它研究科学，它的学者足以揭露中国人在天文学中的错误，中国人也许可以如大梦初醒，皇帝变得谨慎、追求进步［注7］。据我所知，中国只想去抑制这个王国，使之静默无言，勉强它恭恭敬敬地接受中国的正朔；人们可以看见中国人不止一次为了皇历而作战。

内部也无竞争，轻描淡写的竞争也没有；我已说过，研究天文绝不是走向富贵荣华之路。走向高官厚爵的康庄大道，就是读经、读史、学律、学礼，就是要学会怎样作文章；尤其是要对题发挥，咬文嚼字，措词得当，无懈可击〔注8〕。这些文人学士，一旦考中功名，可以青云直上，安富尊荣；随之而来，炙手可热。有意做官的人，官位有的是，回到本省，可以被看做地方官；他们的家庭就可以免掉各种摇役，他们可以享受许多特权。

建国初期，就有天文学家及几何学家，他们经过严格考试之后才被分配到钦天监，但是以后经过考验及功绩，他们当了省官或京官，假如数学及数学家更为尊荣的话，我们今日就有长期的观察纪录〔注9〕，对我们大有用处，使我们少走许多弯路。

但是前面我说过，中国人只为自己而学；虽然他们研究天文学比所有的国家都早，只是到了紧急关口，才毛遂自荐地加以利用。开始如何，接著还是老一套；老是故步自封，不想腾飞，就如你们所见，他们不但没有促使科学进步的远见、着急，而且仅仅局限於完全必须的事物，凡事依照个人利益及国家的安全，不必苦心积虑地钻研纯理论性的事物，它们既不能使我们幸福，也不能使我们安宁（原书下有省略）。

靠；他们开处方治病时，是凭脉博诊断，又从头部各种迹象而察之，我看见他们往往药到病除。这使我相信他们留给后代的这些处方，结合理论与实验，对於人类体内的血脉及液体流通，有一种特别的知识；他们给子孙所保留的不过是机械的。

约在四十年以前，皇太后、康熙皇帝的祖母，害眼睛，遍访中医，百药无效。他们被皇帝所逼，不知如何解围，其中一人回忆起来，曾听别人传说过，大象之胆，治眼疾有特效。他的同事立刻认为这方法不错，更有人认为美中不足的是怕皇帝不愿他们做试验。他们想错了，皇帝命令从自己的象苑中宰杀一头象，将胆囊拿来。当著着内科医生、外科大天、官员和看热闹的群众的面，这个命令很快就执行了；然而取出肝脏以后，找来找去，一无所得；为了要找一点蛛丝马迹，甚至将肝切成碎片，又在其邻近部位寻找，也找不到一点和胆相似的东西。提出此药方之人，吓得脸色苍白，浑身冒汗，认为自己是彻底完蛋，毫无救星了，因为一头庞然大象白白地送了命，它本是从皇帝的仪仗队中提出来的呀！

应该向皇帝汇报经过的情况。皇帝回答说，这是医生做事不够细心，或者他们都是糊涂虫，他将翰林学士以及九卿的魁首都叫来。他们聚齐了，然而，不是出於无知，就是怕话不投机，他们都不吭声，不加可否，问题丝毫得不到解决。最后有一位名叫朱青元（音译）的秀才，他很有把握地说，大象是有胆的，但不在肝脏。在肝脏内是白找的；大象的胆一年四季周游全身，这时当在腿上，他并引证某书，举出作者之名，证明自己的知识是有根据的。

大家都感到惊奇。人们当著秀才的面做起实验来，看热闹的人比以前更多了。结果找到了象胆，带著胜利的喜悦心情给皇帝送去。皇帝一看，高兴地大喊：「除了这个秀才，还有什麽能人吗？」

假如我从康熙朝的一个遗老得知此事，我就要乐於追根问底；然而这仅是今年偶然听见两位高龄儒医说说而已，其中一人，当大象被杀时，他在北京；另一个，当秀才升了学政南下时，他在杭州原籍。

我向这两个人提出了我自己的疑问，我首先问道：假如人们能在象腿的小囊中找到象胆，其他的兽类也都如此吗？或者另有一腑脏以储存之？是否在此腑脏的邻近部位有腺管或分泌通道，或类似之物，负责分解血液与胆汁？是否有什麽腺体或淋巴之类以维护胆汁？那麽胆及其它经过何种路线由此腿而进入彼腿？或者应该相信，大象的四条腿天生如此，胆顺序光临，轮流驻扎；

他们对我说，中国常有人宰杀大量的家畜和野兽，对於胆之为物知之甚深，胆之用途也多，许多明白人毫无疑虑之馀地，都以淋巴液为胆汁，也不知它如何从一肢传到另一肢；但是事实总是千真万确的。

我说道：「你们看过秀才所引证的书吗？」其中一人说：「我以前看过，我现在无此书，你如有好奇心想看此书，我可以向朋友处借找。」我接受了他的好意，几天以后，有人给我带来了这本书。我一看，知是《动植物通史》第五册。这是成自众人之手的一个大杂烩。其中一条是关於大象的描写，提到一个名为苏涣（音译）的作家，其言早曰：「象之胆不在肝脏，它随四季而转移，春，在前左腿；夏，在前右腿；秋，在后左腿；冬，在后右腿。］此故事书中还说，在宋朝第二代皇帝时，春天死了一头大象，皇帝命令取胆，有人对苏涣说，叫人在前左腿找，果然在那里找到了。

应该注意，「足」字之用法，此字原指「脚」，然而在此书中，「足」字表示脚及腿，一直到膝关节，甚至直到兽之躯干。它说足像一根柱子，说得很对；但是胆囊真正所在之处，他们所见有误。如果要把事情弄得水落石出，最好是和印度人结伴而行，他们手握屠刀，在非洲各地往往对大象开肠剖肚。

此稿译自法文《Letteres édifiantes et curleuses》一书，原书是法国耶稣会士在中国的通讯集，有多种版本。吴模信、沈怀洁、梁守锵三人合译的世界名著伏尔泰《路易十四时代》第39章末，将此书名称译作《有益和奇异的信札》，方豪在《中西交通史》（上册，导言，页12）译作《耶稣会士述异借鉴书札集》，又说简作《耶稣会士书札集》。又於下册798页上说：「《耶稣会士通讯集》亦译《坊表书札》」。今试译其中一篇，并加注释数则，作为此次安徽省科学技术史学会1990年学术论文，供专家学者参考，并请批评指正。

［注1］原书前面有作者简历：Parennin Dominique，入华故取汉名巴多明，字克安。1665年生於法国贝桑松附近。其父为学校教师。巴多明於1685年入耶稣会初学院。1698年到达广州。在北京生活40多年。使满族皇室苏奴多人皈依天主教。绘制中国地图；设立一拉丁语学院，培训清室外交人员。1741年卒於北京，葬礼隆重。著作有用满文写的论人体解剖及拉汉字典。他的肖像（王致诚绘制）挂在皇宫内某厅。

巴公多明，字克安，法国人，1665年9月1日生。1685年入耶稣会，1698年离欧来中国，航海10个月，抵澳门。康熙重视西士，公后赴京，帝指派满汉官员授以满汉文语，公不久颇娴熟。康熙时，公常随侍帝20馀年，帝出巡塞，公亦扈从。西士中测量制成中国皇

舆全图，亦公提出之计划。雍正时，公亦居内廷，任御前传译职务，在康雍两朝，垂40年之久。1723年，雍正难为圣教，驱逐各省教士，然得以缓行禁令，各省督抚不致过分虐待教士者，公之力也。1729年，雍正以接见外国使臣，必以西士传译为憾，因在京创设译学馆，选满汉聪颖子弟，入馆习拉丁文，命公主其事。但学者不屑学外国语，无大成绩。雍正八年（1730），京师地震，一昼夜20馀次，压毙者10馀万人，东堂南堂几全部震毁，公与在京同会得免於难。雍正崩，乾隆即位，仇教之事又忽加剧。公乃上奏摺，不得达。由郎公世宁面呈乾隆；而禁教令得渐弛。1741年，公卒於京。帝赐葬银二百两，大缎十疋，以旌公之劳。

方豪《中西交通史》（下册）第四篇《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史》，第五章《生物学与医学》，第三节《明清间西人对中国动植物之研究》，提到巴多明时说：不敷出「巴多明，18世纪巴黎学士院驻中国之通讯员也，精满文，历任教廷及葡萄牙、莫斯科维亚使节之译员，为第二期来华耶稣会士之翘楚，发现植物……雍正元年（1723）西历5月1日致函法国学士院，於论述中国若干特种部族外，并列举在华觅得之植物。」并论及巴多明对於医学、音乐及建筑学之贡献。

［注2］方豪《中西交通史》第四篇第十三章第一节译音作「特梅郎」，原文说：「雍正十三年（1735）法教士巴多明以六经注释，寄与其本国学者特梅郎（译音）de Mairan，注释皆附於木版中文原本中。」（页1049）

我国历史上有不少科学技术的发明与创造往往因后继无人，年久失传。这固然由於过去统治阶级不重视科学，而没有正确的图画，和详细的文字记载，也是一个原因。尤其机械制造，非图不

旧社会不重视科学，凡从事科学研究或技术创造的人，往往被笑为玩物丧志，或不务正业。所以翟氏（翟金生）认为自己的工作，也只不过是「雕虫小技」，博儒林佳话而已（页199）。

明於齐化门（即今之朝阳门）南，倚城筑观象台……康熙八年命造新仪，十一年告成，安置台上，其旧仪移置他室藏之；新仪有六……康熙五十四年，西洋人纪理安（Stumpf Kilianus，字云风，巴伐利亚人）欲炫其能而灭弃古法，复奏制象限仪，遂将台下所遗元、明旧器作废铜充用，仅存明仿元制浑仪、简仪、天体三仪而已，所制象限仪，亦置台上。

接著又说：按明史云：嘉靖（二年）间修相风杆及筒、浑二仪，立四丈木表以测晷影，而立运仪。四方案、悬晷、偏晷、盘晷，具备於观象台，一以元法为断（《明史》卷二十五《天文志·仪象》）……馀於康熙五十二、三年间，充蒙养斋汇编官，屡赴观象台测验。见台下所遗旧器甚多，而元制简仪、仰仪诸器，俱有王恂、郭守敬监造姓名，虽不无残缺，然睹其遗制，想见其创造苦心，不觉肃然起敬也。乾隆年间，监臣受西洋人之愚，屡次拣括台下馀器，尽作废铜送制造局。廷臣好古者，闻而奏请存留，礼部奉敕查拣，始知仅存三仪，殆纪理安之烬馀也。夫西人欲藉技术以行其教，故将尽灭古法，使后世无所考，彼盖得以居奇，其心叵测；乃监臣无识，不思存什一於千百，而反助其为虐，何哉！乾隆九年冬，奉旨移置三仪於紫微殿前，古人法物，庶几可以千古永存矣（见《梅氏丛书辑要》卷六十二·附录二）。

我皇考圣祖仁皇帝（康熙）生知好学，天纵多能，方机之暇，留心律历算法，积数十年博考繁颐，搜抉奥微，参伍错综，一以贯之，爰指授庄亲王等率同词臣於大内蒙养斋编纂，每日进呈，亲加改正，汇辑成书，总一百卷，名为《律历渊源》，凡为三部，区其编次，一曰《历象考成》，其编有二，上编曰《揆天察纪》，论本体之象以明理也；下编曰《明时正度》，密致用之术，列立成之表以著法也……书成，纂修诸臣请序而传之。恭帷圣心高深，岂易钻仰，顾朕（雍正）夙承庭训，於此书之大指微义，提命殷勤，岁月渐久，尊其所闻，敬效一词之赞。盖是书也；岂惟皇考手泽之存，实稽古准今，集其大成。亮出前代，垂千万世不易之法，将欲协时正日，同律度量衡，求之是书，则可以违天地而不悖，俟圣人而不惑矣（雍正元年十月朔敬书）。

［注7］今人郝侠君、毛磊、石光荣主编的《中西五百年比较》一书，我未及研读，但从《人民日报》发表的苏双碧评论文章《读＜中西五百年比较＞》中，得知其精华，发人深思，今特摘录数节如下：

《比较》时间的上限是16世纪中叶，恰好中西历史是在「同一起跑线上」。但由於历史的构成不一样，中国和西欧在同一起跑线上起跑之后，其方向却很不一样，西欧沿著发展资本主义的方向迅步迈进，中国却沿著封建制度的轨道走下去。本书作者把中西历史放在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从政治、经济、宗教。法律、文化和

中西历史走向造成巨大的差距，根本原因是制度不同……在制度根本不同的这个大框架下，中西历史的发展就朝著相反的方向发展，社会的一切变革性的活动，目的和动机都是相反的……在近代科学方面，西欧哥白尼的r日心说」，伽利略的惯性定律等相继发现，而中国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徐光启的《农政全书》的写成，基本上是采取传统的整理典籍和总结经验的方法，在发展生产力上少有创新……而中国则始终没有出现近代科学技术。

《比较》为读者提供了这样一条线索，即西方在15世纪后，一直在开放中发展…而中国则在封建帝国的围墙里，重覆著历代封建王朝盛衰轨迹。当清王朝出现康、雍、乾的盛世之时，西欧突飞猛进的历史已经把这个「盛世」的王朝抛在背后。乾、嘉之后，清王朝转入衰世，但清统治者还自我感觉良好，傲然以世界独一无二的强国自居。中国就在统治者自我封闭，自我陶醉状况下落伍的……《人民日报》1990、5。11《理论研究》版）

［注8］引钱临照先生在最近出版的《安徽科学技术史稿》的《序言》中，提到中国古代科技的成就，唐以诗赋取士，明朝以来则以八股为士人进身之阶，还提到中国的康熙皇帝和俄国的彼得大帝，使人深受启发，今特转录如下：

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之所以取得卓越成就，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在各个时期，都有一些优秀的科学家，但不尽为官史所载，以至其成就鲜为人知，未能激发后人奋起之心。唐以诗赋取士，自明以还则八股为士人进身之阶。清康熙帝识者评为我国历史上最重视科学技术的中国皇帝。帝俄时的彼得大帝则远适异国，亲持斧凿学习造船业，力求祖国的科学技术之革新。两帝相比较，为何如哉？帝俄时

四表中最早者为嘉庆十九年十月十一日，合公历1814年11月22日……又第四表晚间观象之天文生，并分东南西北四方，为前三表所无。可见当时之观察工作，已日益精密。第四表与第三表，相去在五月以上，与第一表相去一年零九月，宜有所进步也（1—4表在页723—7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