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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仁大学神学论集 第92号

中国科技大学博士研究主陈宏喜论文简介


 
杨堤
    本论文首先指出了耶稣会士来华传教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对抗欧洲宗教改革运动;耶稣会作为一个宗教团体,「它的宗旨就是要重振罗马教会;重树教皇的绝对权威」。作者大量地引用了利玛窦等人的原始信件。这些信件是分别写给上级、老师、同事、亲友的,况且写信时也不会考虑到后人的有关研究工作,所以其真实性、可靠性是很强的。任何人读了这些文献,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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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其字里行间所充满的宗教热情留下深刻的印象(是根据罗渔译《利玛窦书信集》,台北辅仁大学出版社)。
    其次是中国士大夫学习传教士的科学技术;只是中国人同传教士交往的诸多的内容之一,并不占突出地位。并举出利玛窦在南昌的活动为例:利玛窦充分利用这一切机会,同怀著各种目的中国人广泛接触;开展传教工作。还有一点很重要,即天主教得以在中国传行的关键;是其对於中国传统文化的顺应,而非传教士所掌握的科学技术。利玛窦等以儒家经典解释天主教教义,中国士大夫易於接受。利玛窦等人的行为基於宗教教义;也符合中国的道德规范,因而受到中国人的尊重。在采用「天主」这一名词时,他们费了很大的推敲工夫。
    徐光启、李之藻、王徵、瞿太素等著名科技人物都不是为了学习科技而入教的,这也可以说明科学技术这块「敲门砖」的作用是相当有限的。
    己之所无,不能举之以予人。这是哲学方面一个定律。耶稣会士重视知识;提倡教育,所以他们自己才能以身作则;带动别人。其会祖圣依纳爵;他自己并没有多大学问;但他却被认为没有学问的「学问之父」。欧洲当时的一些出色的学校,都是由耶稣会创办的;几乎所有的学府都有耶稣会士充当教授。欧洲许多名人学者如莫里哀、笛卡儿、孟德斯鸠、伽利略等,都是从耶稣会所办的学校培养出来的。
    伽利略为世所公认的近代科学的奠基人之一,但他与耶稣会士有密切的交往。裴化行司铎著《灵采研究会与中国》中,叙述了伽利略制造出望远镜并取得巨大科学价值的观测成果后,受到耶稣会方面热烈的欢迎。惟嫉妒者、不信者亦纷纷而起,独丁先生与研究院人士则不然,彼等对伽氏之研究;无不热烈拥护。
    耶稣会神父克拉维乌斯(即丁先生)与利玛窦更有师生关系。通过利玛窦;克拉维乌斯有四种重要的科学著作传入中国。至於欧几里得(几何原本》前六卷译成中文后;为何以后各卷末译,本论文也有令人满意的说明。
    耶稣会士所介绍的科技并不是腐朽,过时的,而是大有实用价值的。传教士所传入的,有许多虽属古典科学;但当时并未因陈旧过时而失去价值,对於中国来说,由於是新知识,其价值就更大一些。例如欧几里得几何学,虽产生於古希腊,但作为一种反映图形关系的数学基本知识,却永远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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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时的问题。欧氏几何学的传入;为中国人接受西方先进的天文学知识提供了基础;在机械工程方面;王徵是在学习了(几何原本》等预备知识后,才与邓玉函合译〈〈远西奇器图说》的。
    除了古典科学之外,传教士也介绍了许多欧洲最新的科技成果,如伽利略於一六O五年改进、制造了望远镜;用於天文观测;至一六一五年入华耶稣会士阳玛诺(字演西,一五七四~一六五九)著《天问略》一书时,即作了介绍。一六二二年汤若望入中国;即携入此新型望远镜,并撰(远镜说)而且伽利略使用望远镜所获得最新观察成果,如木星之卫星、土星之光环、金星之相变、银河由恒星组成等,在明未皆传入中国;写入
《崇祯历书》中。
    《崇祯历书》对哥白尼天文学成就就多有介绍、引用,「地动」观点偶有提及。这部书的理论部分是由耶稣会士邓玉函、汤若望、罗雅谷等人编译的;他们大量引用了《天体运行论》中的材料。
    虽然科学技术对於传教士「打开中国大门」所起的作用不宜夸大,但传教士因掌握农富的新的科学技术知识而受到中国人,尤其一批士大夫的尊敬,从而有利於传教也是事实。
    徐光启提倡改历,更有其独到的见解。徐光启的《农政全书》,也是汲取先人经验;取长补短,非一味肓从。而且王徵在机械制造方面,受到了社会的欢迎。
    徐光启等人对西方传入的科学知识和中国传统科学;进行了较为认真的比较、分析,所持的看法基本公允,且明确主张「网罗」和「会通」中西科学。
    笔者在进行考察之后,指出了两点事实,第一,「能言其法,不能言其义」,「所立诸法;荒芜不堪」之语,见於徐光启所撰《勾股义》绪言,从该文中明显可以看出,徐光启所言是具体指「旧『九章』中,勾股自相求,以至容方容圆、各和各较相求者」;亦即中国古代数学中有关直角三角形各种数学问题的「勾股法」,批评者说徐光启这些话讲的是整个中国古代数学,歪曲了徐光启的原意。
第二,「虽失十经;如弃敞履」一语出自徐光启所撰<刻同文算指序>。为批评者所视不见的,正是在这篇序中;徐光启叙述了他和李之藻对西方数学和中国传统数学中,某些内容认真进行比较、分析的过程。这与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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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所说的「不经仔细研究」、「不作深入分析」的态度大相迳庭。
    本论文表明,关於明未欧洲科技传入中国的历史,以往存在的种种的观点中,证据不足者有之;失之偏颇,完全错误有之。有必要进行系统的清理。正是抱著这种「系统清理」的目的;笔者在查阅大量文献(主要是原始文献)的基础上,从这段历史的开端——耶稣会士的入华动机 始,对传授和接受两方面的情况进行了分析讨论。
    综观整个论文,我觉得作者本著实事求是的精神,使传教士的本来面目很清楚的展现了出来,也使接受科学技术知识的中国士大夫展现出来了求知求真的取长补短的精神,而不是数典忘祖。崇洋媚外之徒。
这些观点,拿到世界学术界来评论,都是站得住脚的,有识之士所乐於接受的。「持之有故;言之有理」,是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并在科学或专门技术上做出创造性的成果的。故乐於介绍其梗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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