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学论集-佛教研究与宗教交谈-天主教图书中心--天主教文学,书籍,图书,书库

佛教研究所牵涉之范围相当广泛，对於基督徒而言，倒底我们应采取怎样的立场与方法，来与佛教进行宗教交谈？就宗教交谈的目的而论，基督徒能以何种角度与态度来认识佛教、切入佛教研究的课程领域之中？这些是本文所关切的焦点。

从历史上来看，虽然对於佛教的比较研究，在印度及中国，早已有人著手进行。但其研究本质，仍以佛教本位之主观立场来从事，且大多属於训诂学的研究内涵与处理方式，探讨的范围也仅限於哲思性的信仰反省层面。然而，所谓「近代的佛教学」，却是诞生於欧洲的学问，企图以第三者的立场，藉由客观的科学方法，来探讨佛教。

近代的佛教学，为何会诞生於欧洲呢？按照圣严法师的说明，指出发生於法、英等国的佛学研究，多由基督宗教的传教士所推动，其最初之动机「是为了传播基督教，是先有主观的宗教立场后，抱著指摘佛教弱点的愿望，以显示基督教之优秀性为目的。」（1）慧吉祥在另一篇文章中更分析道，欧洲的佛教研究者，于十九世纪时，多为军职人员或传教士，「他们之所以研究佛教，其动机不出二种：一、因为他们研究的动机并不是真正为了真理或理解佛教，而是用来做殖民政策的一种工具；二、因为他们为了充实传教

的常识，不得不研究佛教，以便于传教之用。」（2）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为了有效改变别人原有的宗教信仰，达成殖民政策的目标，确实兴起了一股研究佛教的热潮。后来虽然由于一些努力研究佛教原典的欧洲语文学者的更正，逐渐却除了人们对佛教的偏见与误解。但是，文化背景及人生体验的重大差异，使得基督宗教与佛教之间的交谈与互动，仍然充满了挑战性的变数。

既然，宗教殖民不是我们研究佛教应有的目的与动机。那么，宗教交谈当然也应该避免沦为宗教殖民的另一种型态的工具。如何才能避免呢？从L．Swidler那著名的交谈十项规则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在宗教交谈中，参与交谈者应先能肯定自己的信仰；对自身的宗教传统至少该存有最起码的批判态度，并且也应尝试以对方的观点来体会对方的宗教信仰（3）。除了知己知彼的工夫外，当然我们也需要对内在的研究动机与目的，常常保持批判。反省的警觉。宗教交谈如果成了我们所锁定的一个重要的基本态度与动机，它必然地会相当程度地主导我们的研究方针与进路。在众多的佛学研究方法中，我们又该何所依循呢？现有的佛教研究方法中，有任何与宗教交谈有关且值得我们借镜的方法吗？

首先，我们必须先厘清「佛学研究方法」与「佛学方法」的不同。「佛学方法」是佛教在思想概念上把握人生真理的方法，以及在实践生活上体现真理的方法。「佛学研究方法」则是「佛学方法」的方法，是对佛学成果进行理解性研究的方式（4）。佛学研究方法通常可细分为：文献学方法、思想史方法、哲学方法。考据学方法、实践修行法及其他。而文献学方法与哲学方法并重的研究方式，为许多学者赞同且采用的研究法。这些方法在我们宗教学研究所的佛教研究课程中，都可见其应用之实例。

这些研究方法虽有助于我们进行宗教交谈的基本准备，但却不是直接用以从事宗教交谈的合宜题目与进路。因为这些研究法牵涉大量相当专门的佛学知识及原典语文能力。我们只能从大方向上掌握到若干基本概念（例如，佛教艺术概论、修持法入门、佛教译经问题浅述、佛教宗派思想简介等等）。当然，基本概念是最需具备的根基。若是我们能从这些基本概念得到抛砖引玉的效果，而深入追踪某些要理，则此基本课程便可成为引导我们迈向宗教交谈的一个准备工作。

至于在现存的佛学研究方法中，是否有任何与宗教交谈有关；且值得我们借镜或反省的方法？笔者发现，在哲学研究法中的所谓「京都学派」的方法及成果，颇值得一提。因为此学派将佛教哲学与西方宗教哲学拿来进行大量的比较研究。但是，京都学派的研究真的有助于宗教交谈吗？或者我们还必须进一步加以检讨反省？

京都学派将佛教看作是一种宗教，欲透过宗教比较的方式来显出佛教哲学的特色。主要是与西方的基督宗教之比较研究。其创始者日本哲学家西田几多郎吸收了西方哲学的观念，藉以全面性地研究佛教。京都学派最关心的问题就是所谓「宗教会遇」（Encounter of World Religions）。他们将东西方不同的宗教教理，拿来比较，并将不同宗教立场的学者集合起来，进行宗教交谈。

例如京都学派的久松真一即曾与西方的基督宗教神学家（M．Heldegger），P．Tillich，E．Brunner，R．Bultmann等赫赫有名的神学大师进行过宗教交谈（5）。这些交谈并不尽理想，彼此都有若干误解及成见。

文献学，对於西方宗教哲学的了解虽属深刻，却较主观。强调大乘经的「涅槃」、龙树的「空」观，与禅的「无」观，将这些融合在一起。京都学派由於太强调东方哲学及宗教的优越地位，且忽略了佛教之外的东方思想，因此，他们轻视儒家、误解道家、贬低基督宗教。基本上，这已违反了宗教交谈的本意。

然而，他们开放进行宗教会遇的做法，以及关心佛教的「时代意义」的研究精神，是值得肯定的。他们心目中的佛教，并非一种历史的陈迹，而是一种生活化的宗教，一种能指引现代人类生命方向的宗教。这些态度与立场均有助於宗教交谈的进行，也是值得我们借镜之处。

恒清法师在讲授「佛教思想」课程时，曾提到佛教与基督宗教在「神义论」（Theodicy）上进行比较研究的可能性，实际上，京都学派的阿部正雄（Abe Masao）即做过这一类的比较研究唧＜法光＞杂志二十六期也曾译载过Abe Masao关於＜从基督教和佛教看罪恶的问题＞一文。

宗教比较研究自然不等於是宗教交谈，只能算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因为宗教交谈不仅在於比较，也不仅满足於「交谈」本身的层面而已，更是为要透过交谈达成彼此学习、互相农富的「转化」过程（Transformation）。Cobb在他那本《Beyond Dialogue》中，即主张基督宗教与佛教之间的交谈，必须超越交谈层面本身，而迈向互相转化的大道上（Toward a Mutual Transformation of Christianity and Buddhism）⑦。如此，我们不禁要问，这要如何达成？对於宗教研究所的学生（基督宗教组）要如何透过有限的课程及浅显的概论，来切入此主题呢？显然地，教义上的比较不太容易找到合宜的交谈题目，修行法门的类比也差异过大，如何找到宗教交谈的焦点论题，成了一项难题。

佛教研究的范围除了原典文献、佛教历史、佛教哲学，当然也包括佛教艺术（建筑、美术、音乐……）、修持法、组织机构等等。换言之，佛教研究是全面性的探讨。但是如果我们进一步去了解现今世界各国的佛教学者们，对于佛学的研究与应用，就可以发现佛学研讨的范围早已超出上述的传统研究领域之外，而深入了人类生活中所共同遭遇到的现代问题之中。

我们从「第一届中华国际佛学会议」（一九九O年）的研讨主题：「佛教伦理与现代社会」，即充分表现出佛教界对「时代适应性」问题的重视。由圣严法师所筹备的「中华国际佛学会议」，正是以「佛教传统与现代社会」为永久主题。圣严法师认为：「佛教在二千五百多年以来，为了因应各古时代及不同环境的需求，经常主动或被动地从传统走向现代。」（8）我们从其第一届会议的若干论文题目，即可见一斑。例如：Dr．David W．Cahppell＜佛教对宗教多元主义的反应＞Dr．John H．Crook＜佛教伦理与少数民族问题—一拉逵克的例子＞、Dr．Lewis Lancaster＜佛教与当代世界：都市社会行为的困难＞、Ven．Mettanando Bhikkhu ＜佛教行医的伦理观＞、Dr．Sandra A．Wawrytko＜圆满正党之道—一从道家与禅宗的观点谈妇女解放＞等等（9）。

佛教研究与时代文化的关系，早在原始佛教时期即已有之。例如原始佛教主张众生平等、不择等级种姓、反对婆罗门教的神权专横等，都颇能反映当时人民的心声与需要，也是针对当时印度社会体制文化之弊病而发（10）。因此，无论是原始佛教或近代佛教之发展，若无法与时代生活文化有一种互动的关系，则不但是违背了佛陀的根本思想，且必然会窒碍了佛教的进一步拓展。

与现代社会的实际问题相结合的方向来迈进。在这一点上，基督宗教也不例外。所以，既然我们在宗教教义或制度的比较上，无法完全排除宗教交谈的传统困难（这并不表示教义的比较研究没有价值），倒不如将交谈的主题范围移至共同关心的若干实存问题上（例如，人类的伦理困境、生态危机、基本人权、犯罪的问题……）。不再以互相批判或教义比较的方式来交谈，而是就本身宗教信仰的立场与观点，针对各宗教共同面对的社会、文化、生态等具体生活情境中的主题，来进行宗教交谈。如此的交谈才有可能超越交谈的本身，而朝向互相转化、彼此觉富的境界来前进。

走笔至此，我们可以说，迈向宗教交谈的佛教研究，是基督徒研究佛教的最佳途径与态度。以我们宗研所的佛教研究课程来说，虽然都是一些基本概念的介绍，但是，我们不妨注意其中有可能成为宗教交谈的内容（例如「佛性思想」中对于人类善恶问题的看法、或是「业力论」与生态问题的关联等等）。将来的佛教研究课程也可以请老师多谈及与宗教交谈相关的可能问题，或佛教学者的有关看法。这样，可以使我们初学者更易触及较广的佛教研究之现代领域。另一可行方式，是将此类佛教概论课程移至宗教系课程里，而在宗教研究所中，则进一步专注于与佛教进行宗教交谈的应用课程（犹如法光佛研所即将举办的「各宗教的妇女观」之交谈）。

总之，此课程只是一个开端，它的延伸与发展，犹待每一位参与此课程的人不断持续努力去达成。佛陀虽不立文字，但佛教却能渊远流长，靠的正是「交谈」，在其中有传承也有创新。我们今日的佛教研究也必须时时不忘佛陀那颗愿与众生交谈的佛心。

（4）参见，吴汝钧，《佛学研究方法论》（台北市：台湾学生书局，民72年），页93以下。（5）参见，同上引，页143以下。久松真一与日立克的交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