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学论集-崇高的神父和学者——利玛窦*-天主教图书中心--天主教文学,书籍,图书,书库

在封建社会内部发展起来的手工业导致了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商品经济的活跃，逐步突破了自然经济的局限。到十五世纪前后，欧洲的一些先进国家，如意大利、英国、法国，尽管封建经济仍占主要地位，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和雏形已在不同程度上出现，并且发展速度很快。西欧其他国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在十五、十六世纪逐步形成。纺织、造纸、酿酒、玻璃制造、采矿、冶金和金属加工等手工业技术有了较大的进步。彼时德国已有了马力和水力的抽水机，使坑采矿成为可能。德国的采矿工人在一五二五年已达十万人。英国在一五四六年已有了雇佣两千多工人的纺织品工厂。在十六世纪资本主义的工厂，手工业已成为城市经济的主要形式，生产力得到了很大提高。

西欧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与新航路的开辟和对殖民地的掠夺密切相关的。一四五三年，拜占庭被奥斯曼土耳其灭亡，奥斯曼帝国占领了西亚，吞并了埃及和北非，控制了红海、波斯湾和黑海通往地中海的交通线，向过境商人勒索大量捐税。此外，欧亚大陆间的商业往来长期受制于埃及卡拉米商人和阿拉伯骆驼商队。使得陆上运

输不仅速度慢、价格高而且还很不安全。因此西欧各国，特别是葡萄牙、西班牙、法国、英国等新兴国家，早就热切地希望摆脱意大利城邦对东西方贸易的垄断，寻求从欧洲直航印度、中国的航路。一四九二年，意大利探险家哥伦布在西班牙国王资助下远航印度，结果发现了新大陆——美洲。一四九七年葡萄牙贵族伽马沿非洲好望角抵印度。一五一九年至一五二二年，葡萄牙贵族麦哲伦率领的船队在西班牙国王的赞助下，成功地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环球航行。

航海探险和地理大发现开阔了西欧人的眼界。一方面它使人们从航海事实中相信大地为球形的概念；另一方面，它使资本主义获得了大量廉价的劳动力和广阔的市场，从而加速了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当然，中国的四大发明在欧洲的推广应用，也是欧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和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兴起为科学技术的进步奠定了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十六世纪前后诞生了一大批以实验、数学为基础的新学科，涌现出一大批超越时代的科学家。如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一四七O---一五四三年，波兰天文学家，提出太阳中心说）、麦卡托（Gerard Mercator，一五一二年---一五九四年，荷兰地图学家，用圆锥形投影法绘制世界地图）、伽利略（Galileo Galilei，一五六四---一六四二年，意大利天文和物理学家，发明天文望远镜和作自由落体的科学实验等）、刻卜勒（Johannes Kepler，一五七—---一六三O年，德国天文学家，发现行星运动的三个定律）、笛卡儿（Rene Descartes，一五九六---一六五O 年，法国数学家，制定解析几何，把变量引入数学）和哈维（Williar Harrey，一五七八---一六五七年，英国生物学家，发现血液循环）等。正是这些科学家的共同努力，使近代自然科学得以战胜宗教神学而产生、发展。

十六世纪也是欧洲宗教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当时罗马天主教由于宗教改革运动而产生了新教，新教在北欧很快取得了优势。与此同时，罗马的天主教教会也进行了「改革」。「改革」依靠的主要力量是耶稣会。耶稣会是由西班牙人依纳爵罗耀拉（Ignaclo de Loyola，一四九一---一五五六年）于一五三四年在巴黎创立的。为了补偿在宗教改革中天主教会所失去的教务和经济地盘，罗马教皇加紧向欧洲以外地区派遣布道团。其中以耶稣会最为活跃。耶稣会士除在北欧如波兰、比利时、英国等国家尽力帮助恢复天主教势力外，更重要的是他们在亚洲和美洲的活动。他们一方面打入宫廷和上层社会，以便加强罗马教皇的政治力量；另一方面通过多办学校和学院，以利用知识扩大其影响。一五五一年，依纳爵罗耀拉在罗马创办罗马学院，主要吸收十几岁的青年入会，给予若干年的宗教灌输和科学文化教育，然后派遣到各地活动。

罗马学院采用当时大学的学制，一切都力求尽善尽美，很快成为耶稣会各学院的楷模。该学院的课程表是这样的（4）：「第一年，欧几里德几何、天文学原理；第二年，理论音乐、透视学；第三年，天文学从Purbach的行星原理讲起，再加授些Ptoleny的Alemagesta（即《天文学大成》和Astrolabe（即《天文表》）。

一五七二年~一五七七年，利玛窦在罗马学院学习。他所修科目与上有所不同。第一年，算学；第二年，欧几里德几何学前四篇约五个月，应用数学一个半月，天文学Sphoera两个半月，地理学两个月，剩下时间读欧几里德几何学的第五、六篇；第三年，Astrolabe（即《天文表》二个月，行星原理四个月，透视学三个月，馀下时间读钟表制造和教会历。

罗马学院十分重视天文地理、算学知识。当时天文地理一科尚未分开，采用托勒密的著作教材。其中收集了西班牙、葡萄牙两国探险家的新成就，在托勒密著作之後附加了几章有关新发现的大

陆、岛屿的记述及新的世界地图。学院里经常举办讨论会，探讨神学和科学问题。作为这类活动中的活跃分子，利玛窦曾参加Parthernic学会，专门讨论神学与哲学问题。这里的哲学意义很广，包括科学在内。「该学会的会徽是：神学高踞殿内宝座，物理学和他的地球、算学和他的天球都跪在足前，它的格言是：给属下制定法律。」欧申学与物理、算学等自然科学间地位上的差别始终反映在利玛窦以后的生活中。

值得一提的是，利玛窦的恩师克拉维斯（Christoph Clavius，一五三七---一六一二年，德国人）教授，学识十分渊博，是全世界现行公历（格里历）的主要制订者之一。利玛窦入华后翻译撰写的西方科学著作中多数是以克拉维斯的著作为底本的。Clavi在拉丁语中有「钉状」的含义，而古汉语中「丁」通「钉」，故中国史籍中称克拉维斯为「丁」先生。

公元一三六八年明太祖定都南京，开始了明朝的统治。他针对元朝末年由于租税过重和战争影响而使土地大量荒芜，人口锐减等情况，制定了一系列发展生产的政策。在农业方面，奖励屯垦，兴修水利，注意栽桑，种植棉麻，减轻田赋和徭役。在工商业方面，改变元朝手工业奴隶的身分，减轻商税，规定「三十税一」。因此，明朝前期，农业、手工业、交通运输和商业贸易等方面乃得到较快地恢复和发展。

嘉靖八年（一五二九年），明政府废除了工匠轮班服役的摇役制度，改为代役租制。匠户可以完全从事商业生产，只要缴纳一定的货币就可以了。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明代中叶在一些地区和一

些手工业部门中已更为明显地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当时东南沿海一带已有著名工商业城市三十余座。主要手工业部门如纺织、冶铁、造船、造纸、制瓷等行业已粗具规模。仅江南松江一地就有「数百家布号……而染坊、踹场商贾悉从之。」（6）在佣工制度方面，已有如苏州的「佣工之人，计日受值，各有常主。其无常主者，黎明立桥以待唤。缎工在花桥，纱工立广化寺桥，又有以车纺丝者日车匠，立濂溪场。什百为群，粥后始散。」（7）在文化方面，明末学术风气极其沈闷。统治者不仅大兴文字狱，而且继宋、元之后，借助政权的力量，提倡程、朱理学，将其作为官方哲学。同时规定科举考试只能用「八股文」，即文章必须按照破题、承题、起讲、提比、虚比、中比、后比和大结这八段规定格式作，且专以四书五经命题，以朱熹等人注释为准。这一套恐怖与牢笼相结合的手段，使得文人不敢面对现实，也不善于实事求是地思考和研究问题，当然谈不上去钻研对解决实际问题有用的科学技术知识。

尽管如此，由于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和科学技术发展的继承性，加之欧洲资本主义萌芽开始时的技术起点较低，因此至十六世纪之前，我国在一些科学技术领域里仍然领先。特别在冶铁、纺织、制瓷、园林建筑等技术方面。

但在基础科学方面，我国古代两门主要科学天文学和数学却几乎处于停顿状态。这种状况的形成除了束缚科学发展的共同因素之外，明朝不加修改地沿用元代郭守敬等制订的授时历应是重要原因之一。授时历初时是很先进的。但由于中国古代数学的限制，加之许多天体运动规律未被充分认识和掌握，日子一久，大统历（即元朝授时历）的错误越积越多，误差也越来越大。在明代二百多年中，曾出现了多次大统历的预报与实际天象不符的事。如明史载：「崇祯初，日蚀失验，光启上言，台官用郭守敬法，历次必差，宜及时修正。」（8）而要修正大统历，则期待著数学上的新的重大突

尽管改历呼声越来越高，但历法改革却始终没有进行。不仅如此，明朝还沿袭过去各朝代的作法，禁止民间研究天文，而且更进一步严禁民间研究历法，凡违令者会被杀头。明人沈德符在《野获编》中记道：「国初学天文有厉禁；习历者遣戍，造历者诛死。」这不仅严重阻碍了中国古代天文学的发展，也严重阻碍了中国古代算学的发展。这一时期只有商业数学和珠算术得到了发展，而宋、元时代高度发达的数学方法却没有继承下来；当然更无从发展了。

然而，历史总是向前发展的。明代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向科学技术的发展提出了要求；而对宋明理学的批判又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扫除了一定的思想障碍。於是，明代後期再次出现了探求有用实学的风气，在许多知识部门里出现了总结经验、进行探索的努力；产生了一系列重要的科学著作。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徐霞客的《徐霞客游记》和徐光启的《农政全书》等，均完成於这个时代。值得指出的是，明末中国天文学的发展除前述原因之外，还与利玛窦等西方传教士传教过程中介绍的西方科学技术有密切关系。

利玛窦（Matteo，Ricci，一五五二~一六一O年），意大利玛塞来塔市（Macerata）人，出身於贵族家庭。少年时就读於故乡的耶稣会学校，一五七一年加入耶稣会，一五七二年至一五七七年在耶稣会创办的罗马学院学习。曾得到著名数学教授克拉维斯和著名神学教授伯拉尔弥诺（Bellarmino）等名师指点，相当广泛地涉猎了自然科学许多领域的知识。正是在这些名师的言传身教下，使利玛宝成长为集虔诚的教士、渊博的学者於一身的耶稣会士。

一五七八年九月，利玛窦从欧洲到达印度果阿；一五八二年抵澳门研习中文，翌年七、八月同罗明坚赴广州，未获准定居。九月十日应邀赴肇庆，赠自鸣钟等物于制台郭应聘，获准建教堂传教。在与各级官员、文人交往过程中，利玛窦介绍了西方天文、算学、理化知识，并将自鸣钟、地图、天象仪器、威尼斯制造的三棱镜陈列室内，任人参观。同一时期他还绘制了肇庆版世界地图。

一五八九年八月赴韶关后，利玛窦广泛结交社会名流，攻读儒家经典，宣传西方科学技术知识；并接受瞿太素的建议，由西僧打扮改为儒服。一五九五年五月抵南京，因南京不敢允留而转回南昌。在南昌；利玛窦遇临江府建安王，谈论西方交友之道，并整理成《交友论》献给建安王。一五九八年抵北京，因日本侵略朝鲜战争爆发，利玛窦无法进竭明神宗，只好在京逗留一个月后赴苏州、南京等地道。在南京遇开明官员吴中明，刻第二版世界地图（南京版）。一六OO年离南京再赴北京，次年抵京，献天主图像、天主母图像、天主经、珍珠镶十字架、报时自鸣钟、万国图志、西琴等礼物给神宗，因而引起明神宗的极大兴趣，被待以上宾之礼。经过近二十年的努力，利玛窦终于获准在北京定居、传教。

件天文仪器，但这些仪器一直被置入宫内，无人问津（9）。利玛窦是第一个在中国制造西方天文仪器的人，并且还教会中国学生如何制造、使用这些仪器。这些仪器包括：地球仪、天球仪、浑天仪、日晷仪、象限仪和纪限仪。其中日晷制造的最多，文献记载的也多。裴化行曾在其著作（10）中提到利氏制造天文仪器一事。

尽管有关利玛窦制造的天文仪器只有以上几段话的说明（日晷在后面还将提到），并且这些仪器实物也早已散佚，但是利玛窦制造的天文仪器，毫无疑问是和中国传统的天文仪器不同的。

利玛窦制作天文仪器，主要是用于赠送各地士大夫、官员，以扩大自己的影响。他在肇庆的住所里「绘制日晷或把日晷刻在铜板上，把它们赠给各个友好官员，包括总督在内。当把这些不同仪器展览出来并把其目的解释清楚，指出太阳的位置，这时它们的设计者和制作者（利玛窦）就被看作是世界上最大的天文学家。」（11）

一五九六年，利玛窦在南昌致罗马总会长的信中道：「我制作了几座地球仪和天球仪，较日晷更复杂，上附有黄道二十四宫，而且根据不同的省分而宫的位置不同。因为要的人有的是从外省来的。再把它们置于一块同样的石质座上。另一天，我赠给南昌知府王佐两架石制日晷。在南昌制作的日晷不同于那种纬度为三十六度赤道线的日晷，这是为纬度为二十度的南昌城应用的。上刻有黄道十二宫兽象，日夜的长短，太阳东起的时候，太阳走到一个星座和

利玛窦到中国后，还经常得到罗马学院读书时的恩师丁氏（Clavius）的指导。利氏在给丁氏的信中说：「去年曾给您写信，感谢您寄来的Astrolabic。您慷慨地待我，使我非常愉快；收到的书十分精美，今年我就用上了它。我不但让中国学者观看，他们对书中的图案十分惊讶，而且又照其中说明，制作了一座石制日晷，上刻有日夜二十四小时。一小时相当于中国历法上的一半，因为中国人一昼夜计十二时辰，非如我们由日出始，日落止，而是由半夜开始。他们由我撰写的精美石印小册子而知这点，因此引起中国人的好奇，这是他们从未听说过的。」（13）

利玛窦于一五九八年至一六OO年居住在南京。在南京，他有幸参观了「北极阁」天文台，第一次接触了中国天文学组织机构，了解了明末中国天文学发展状况的实情。他在后来写的书中道：「北极阁藏有浑天象、浑天仪、量天仪等仪器，这些仪器制造得十分精美，不仅仅是外观很美，经纬的度数和测量的标准也很精密。」（15）后来利玛窦到北京钦天监也看到同样的浑天象、浑天仪、纪限仪、象限仪、黄道经纬仪。他很快便发觉两京的仪器系出自一人之手，即元代天文学家郭守敬。在北极阁，利氏发规使用郭守敬所制天文仪器的人中，有些人甚至不懂天文知识，把仪器的位置都放错了。

利玛窦不仅自己亲手作天文仪器，还教中国人制作。在肇庆有瞿太素「拜利玛窦为师，亲自制作天文仪器，诸如天地仪、星盘、象限仪、罗盘、日晷及其他这类器械。」（16）李之藻也曾随利玛宾学习浑天仪、地球仪的理论与制造。利氏说：「他（李之藻）同时又

学习算学，制造许多仪器。他的府内几乎到处都是仪器了。他学会了制造各种各样的仪器，又按丁氏所教的方法，用金属片制造浑盖通宪图。按照宪图的意义，作图说两册，文笔雅致，图解明白，足以和我们的书籍相比，决不逊色。」（17）

《明史》中也提到利玛窦制作天文仪器之事。「明神宗时，西洋人利玛窦等人入中国，精于天文历算之学，发微阐奥，运算制器，前此未尝有也。」（18）「万历，西洋人利玛窦制浑仪、天球、地球等器。仁和李之藻撰浑天仪说，发明制造施用之法。」（19）

利玛窦刚到肇庆时；就碰到两次观察日蚀的机会。一五八三年十一月二十日和一五八四年五月二十四日，这两次日蚀出现时间都是由中国钦天监预报的，比较准确。使初到中国的利玛窦情不自禁地大大赞美了中国科学一番。他在写回欧洲的信中道：「他们计算日、月蚀的时间非常清楚而且准确，所用方法却与我们不同，这些人（中国人）从来没有和欧洲交往过，完全由自己的经验，获得和我们相似的成就，真是一件可以惊奇的事，何况我们的成绩是因为全世界人士的通力合作而得到的呢。」（20）

然而中国天文学发展到明代时，几乎完全处于停滞状态。大统历的错误愈来愈多。一五九五年，利玛宾在南昌遇到一次日蚀，这次钦天监预报有误，而利氏自己不但观察到这次日蚀，而且预报也比钦天监预报的准确。他说：「阴历上月（九月）曾有日蚀，我数月前已告诉中国人。他们一般是由朝廷公布，以便召集官吏，根据中国的习惯，届时敲罗救援受灾的太阳和月亮，直到阴影消失为止。」（21）

问利玛窦，为什么会有日蚀、月蚀？如何才能知道它们的准确时间？利玛窦对人们说：「日蚀是月亮处于地球和太阳之间，月蚀是地球处于太阳和月亮之间，天体的星辰都比地球大，有不动的恒星，也有动的行星。」（22）玛窦还向南昌的听众解释道：日蚀并非全球各地都同时出现，有些地方蚀度大，有些地方蚀度小，江西位于帝国的中部，所以蚀度不大。他们表示信服。当时他们认为「月蚀的成因是因为当月之直径对准太阳时，好像是由于害怕而惊慌失措、失色，光也失去而成阴暗状。对夜之形成，则认为是太阳落在地球旁边的山后之故。还认为，太阳只不过比酒桶底大一点而已等等（23）。

值得补充的是：上面这段话是昨玛窦写回欧洲的信中提及的，仅能代表南昌市民对日月蚀成因的认识。事实上，中国古代的天文学家很早就认识了日月蚀发生的科学道理。如关于日蚀，公元前一世纪的刘向就清楚地知道是月亮遮掩的；张衡认识到月蚀是由于月亮进入地影造成的。公元二世纪的刘洪则指出黄白二道有六度的交角，只有当太阳月亮在黄白交点附近15度半（赤经）以内相遇时，也即只有当月亮距离黄道1．6度（赤纬）以内时，才能产生交蚀。这就是交蚀能否发生的蚀限。总之，先人已经认识到日蚀的发生与否；主要是看太阳射向地球的光是否被月球掩盖。由此可见，中国古代天文学发展和市民的天文知识几乎完全脱节，中国古代天文学是超自然的、政治的。

利玛窦通过这次日蚀预报，名声大增，是他来华十几年来最成功的一次表现。他说：「他们（南昌人）对我推理的精细赞佩不已，对我们的数学、哲学与信仰，无不表示景仰，以为我是一个万能博士，是欧洲绝顶聪明之人。作日晷，中国人都以为我是了不起的数学家。」（24）很多人来拜利玛窦为师，有的要学习制作仪器，有的要学习记忆术，还有的要学习西方科学，更有的人坚持认为，利

南昌有位叫谢仰年的读书人，他对利玛窦说：「只凭老师历算的学问就可以破除那些虚妄的神话，比方他们说一到黄昏，太阳就落到山背后躲起来，日月蚀是因为仙人何老汉作怪等等，这些鬼话就一下子戳破啦。」（25）

一六O三年五月十一日出现日蚀，这次日蚀钦天监推算时刻误差较大。初亏时刻约差三刻钟左右（42’36”），蚀既时间约差一刻钟（14’12”）（26），而利玛窦对这次日蚀的推算又比钦天监准确。然而利玛窦并没有足够的天文学书籍从事日月蚀的推算工作。他说：「虽然我没有很多有关天文学书籍，但利用部份历书和葡萄牙文书籍，有时推算日月蚀比钦天监推算得还准确……所以我说，我没有相当的书籍，不能从事修历工作，实在没有人相信我的话。」（27）

利玛窦还把格里历和中国阴历考校订正了。他说：「我已把格里历书译成中文，并和中国所用的太阴历相配合，这样使中国籍的教友可以知道，一年中哪些节日是固定的，哪些节日是不固定的，以及中国的二十四节气等。中国每年印刷历书，要花很多钱，当他们看到我们的历书简单清楚，一目了然，非常惊讶。」（28）

一六0七年二月二十六日的日蚀，钦天监竟误测为二月一日，误差达二十五天，偏差愈来愈大。利玛窦当时是这样描述中国天文历算的：「中国人以前关于天文历算原有很好的知识，尤其在算学方面有很好的成绩。他们的星座和我们的不一样，因中国人把不发光的星（指慧星）也计算在内。他们不去解释现象和外表，只是竭力地推算日月蚀和行星运动，就此他们还犯了不少错误。」

「明代典制只准负责制历的人研究天文学。因怕人们借了天象之名，酝酿什么阴谋叛乱之事，因此宫内供养了很多阉宦的天算者，其余一部分在宫廷之外。上述历算者分为两个衙门，宫内宫外都一样分法。一个衙门是照中国古法推测的，一个衙门是照波斯的法则推算的。其后，宫内宫外再合在一起，比较结果，互相协助。每一衙门都有观象的高台和平台。为测天象，制作了历算用的紫铜仪器。这些仪器模式很大，样式很旧。每夜都有一人整夜在外守候，留意观测天空有无异常现象或慧星出现，以便翌晨摺奏皇上，同时还应解释主何凶吉。」（29）

利玛窦从此看到明末中国历法改革的需要。而这个需求正是可以使他们站稳脚跟，获得地位的好时机。他说：「……我有一件事相求，这是我多年的希望，至今未获得回音，此事意义重大，有利于传教，那就是派遣一、二位精通天文学的神父或修士前来中国服务。因为其他科技，如钟表、地球仪、几何学等，我略知一二（这是利氏的谦逊），同时又有许多书可以参考。但中国人对行星的轨道、位置以及日月蚀的推算更重视，因为这对编纂历书非常重要。」（30）

「希望你把此事向总会长神父美言几句，因为此事非常重要。派遣一、二位精通天文历算者前来中国，长住北京，并请务必提醒他们，携带必要的书籍，不能希望欧亚或其他地方能够帮助我们，因为印度公学也没这类书籍。」（32）

艾儒略在《大西西泰利于行迹》中也提及此事，他说：「利子以道之广传及朝家（按「朝家」此处家疑是廷）重典，俱未可一人独任，因寄书本国，招一、二同志，多携西书同译。」（33）

阁返抵罗马，由教皇保禄五世颁赐大批书籍，后金尼合又从欧洲募集大量科学书籍，后人称「七千部书」。对此，近人方豪写道：「利玛窦至中华，晋见朝廷，其国君感甚，特命傅、金二位（金指金尼阁神父，傅指傅泛际神父），远东继（按疑为结之误）好，除带上进贡方物外，还携有装璜图书七千余部，皆天人之学及历法度数之书。」（34）

一六二O年，金尼阁携书再次入华，随同他一起的有邓玉函、罗雅谷、汤若望等神父。正是这几位神父与中国学者徐光启、李之藻、李天经等人合作完成了《崇祯历书》的编纂工作，这是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成就之一。毫无疑间，这一成就与利玛窦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地图之说，始自利玛窦。」事实上；西方的地圆说、地球仪早在元代就已传入中国。据《元史·天文志》载：「苦来亦阿儿子，汉言地理志也。其制以木为圆球，七分为水，其色绿；三分为土地，其色白。画江、河、湖、海，脉络贯串了其中；画作小方井，以计幅员广义，道里之远近。」这里的「小方井」是指经纬线。尽管西方地图说概念并非始自利玛窦，但若论影响所及，可能要从利玛窦算起。

利玛窦刻「两仪玄览图」时，为使明代中国人接受地图的概念，他担心圆锥投影不足以说明地为球形的事实，特别在地图的两边加绘了南北半球图。因此，从利玛窦世界地图中可以看到当时世界上先进的麦卡托圆锥投影制图方法的应用与介绍。对此，利氏解释道：「南北半球之图与大图异式，而同一理，小图之圈线，即大图之直线，所以分赤道、南北昼夜长线之各纬度者也。小图之直线，即大图之圈线，所以分东至西之经线也。稍微更置纵横，可以

清初，刘献廷在《广阳东记》中说：「玛窦善言谈，多秘术。其言天体若鸡子，天为青，地为黄，四方上下皆有世界，如上界与下界，人足正相对。」（36）并且进一步认为：「地圆之说，直到利氏东来而始知之。」尽管事实并非如此，后人还是习惯称地图说是明末清初利玛窦来华之后，由他传入中国的。

利玛窦在其一六O三年绘制的世界地图自序中道：「窦初衍入与图于中国。形惟一球；南北定二极，东西为五联，均为三百六十度，以应天度。」（37）这里的「五联」即「五大洲」。冯应京也为该图作序，他说：「西泰子舆图，大都以天度定轮广，以日行别寒燠，以五大洲辨疆界。」（38）

郭子章（利氏南京版地图缩小版作者）说：「利生之图说日：天有南北两极，地亦有之；天分三百六十度，地亦同之；故有天球、有地球、有经线、有纬线。地之东西南北一周九万里，地之厚二万八千六百余丈，上下四旁，皆生齿所居，浑沦一球，原无上下，此则中国未闻之说者。」（39）

徐光启说：「天有经度、纬度，地亦有之。古历上有天之经度，至回回历乃有天之纬度……唐以来始知有地之纬度，故言北极出地某处若干度几十三处，而元人广之为二十九处。若地之经度惟利玛窦诸陪臣始言之，亦惟彼能测验施用之。故交食时候，非用此经度，则不能必合也。」（40）

下有五大洲。第一日亚细亚洲，中几百余国，而中国居其一；第二日欧罗巴洲，中凡七十余国，而意大利亚居其一；第三日利米亚洲；亦百余国；第四日亚墨利加，地更大，以境土相连，分为南北二洲；最后得墨瓦腊泥加洲，为第五，而域中大地尽矣。其说荒渺莫考，然其国人充斥中土，则地固有之，不可诬也。」（41）这里的利米亚洲指非洲，墨瓦腊泥加洲（Magellanica）为麦哲伦的异译，指南极洲。

事实上，明末清初已有相当一部分士人接受了利玛窦所介绍的西方天文学。徐光启在受命修历之前，每逢有交蚀发生，他总要使用西法预推，结果「大率与天相合。」李之藻在「清译西洋历法等书疏」中指出，西方教士携有波国书籍极多，「在京仕绅与讲论，其言天文历数，有我中国昔贤所未及者，凡十四事（……）。」舆这十四事中有若干涉及西方地理学概念的陈述，诸如地图、气候变化、经纬里差……

利玛实在中国绘制地图有近二十年的历史。他本人绘制的共有三个版本；即一五八四年肇庆版，王伴刻板，图名是「山海舆地图」；一六OO年南京版，吴中明刻板，图名是「山海与地全图」；一六O二年北京版，李之藻刻板，图名是〔坤舆万国全图」。一六O三年北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增订版，图名是「两仪玄览图」。此外，摹绘版、缩小版、梓工偷刻版，共达十几版之多。

第一版世界地图是利玛窦到达肇庆的次年刻的。当时利玛窦在住所墙上挂了一幅用欧洲文字标注的世界地图。来访的中国士人对此很感兴趣。利玛窦告诉他们，这是整个世界全图和说明。他们希望看到用中文标注的世界地图。此时，利玛窦已稍知汉文，故肇庆知府王伴「命利氏刊为之，使尽译原图上之注释，且拟刊印，以布

全国而收众誉。」（43）正如利玛窦在一六O二年的「坤舆万国全图」自序中所叙：「壬午（一五八二年），解缆东粤。粤人读图所遇诸国，以垂不朽。彼时，窦未熟汉语，虽出所携图册与积岁札记，细译刻梓，然司宾所译，奚免无误。」（44）

尽管王泮曾出资印制了相当数量的肇庆版地图，赠给当地相识之人，并且利玛窦本人曾於一五八四年十一月三十日寄回罗马一张肇庆版世界地图，范礼安也曾於一五八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将两张相同的刻本寄回欧洲。然而，令人十分遗憾的是，这版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第一版世界地图（在中国刻印的）早已佚失了。

利玛窦第二版世界地图是到南京后刻的。一六OO年利玛窦遇南京吏部主使吴中明（安徽歙县人），吴中明「要求利玛窦修订一下他原来在广东省绘制的世界地图，给它再增加些详尽的注释，他想在他的官邸里挂一份世界地图，供大家观赏。」（45）利玛窦十分高兴地接受了这一要求，开始大规模修订肇庆版世界地图，绘制了「山海舆地全图」。吴中明在地图序中谈到利氏制图情况，他说：「邹子称，中国外如中国者九，裨海环之……利山人自欧罗巴入中国，著山海与地全图……山人淡然无求，冥修敬天，朝夕自盟，以无妄念，无妄动，无妄言。至所著天与日月星远大之数，虽未易了然，其说有根有据，并载以俟知者。」（46）

此後，贵州巡抚郭子章（郭青螺）把利玛窦南京版地图缩印成小册子。仍依利玛窦所制体例，分世界为五洲，以五部分列各国。郭子章在此图序中多次流露对利玛窦学识、德行的钦佩和景仰。他说：「不谓四千载後，大西国利先生持山海舆地全图入中国，为邹子忠臣也，则此人证书也。且利子居中国久，夫书而中国也，则中国人也……予因其图大，不便观览，乃规而小之为册，而图中细说分注於左右。用利玛宾在一六0五年七月二十六日写回欧洲的信中也提及此事。他写道：「贵州巡抚郭子章（字青螺），不先告知

我，便把此图翻印成书，并把所有地、湖、河、山等名印在上面，还把奇特的风景或出产也一并写在上面，附有详细的说明与数字的统计。在序言中谈到改为书本印刷的益处何在，序文撰写十分典雅。后面附一问题：利子玛窦为一洋人，如何精通这些事情，对此讲了许多理由。最后结论道，利氏在华二十余年，已不能再称他为外国人了，而应视中国为他的故乡和大汉民族为他的同胞。」（48）

南京版地图无论在精工细作还是在发行数量上，都远远超过了广东肇庆版。该图从南京发行到全国各地，到澳门甚至日本。然而，据台湾东海大学林东阳教授考证，南京版世界地图也已失传。该版地图是彩色版，其特点是用五色以辨五方，犹如十六世纪文艺复兴时代流行于欧洲的地图。

第三版世界地图是利玛窦到北京后绘制的。这幅地图是在李之藻的要求和鼓励下完成的。该图共有六个版面，六篇序言。除利氏的一篇自序外，还有李之藻、陈民志、杨景淳、祁光宗及吴中明的序文。

利玛窦一六O二年---一六0四年间的信件仅存一封，并且也未提及北京版世界地图。幸好利氏自序中谈到该图一些情况。序中道：「辛丑（一六O一年）来京。缮部我存李先生夙志与地之学，自为诸生编辑是书，深赏兹图，以为地度之上应天继，乃万世不可易之法。又且穷理极数，孜孜尽年不舍，歉前刻之狭隘，未尽西来原图什一，谋更恢广之。余日：此乃数（按疑是敝之误）邦之幸，因先生得有闻于诸夏矣，敢不压意，再加校阅。乃取敝邑原图及通志诸书，重为考定，订其旧译之谬与其度数之失，兼增国名数百，随其楮幅之空，载厥国俗土产，虽未能大备，比旧亦稍瞻云。」（49）

印数颇巨，但今天国内也无一张遗本。据北京图书馆善本部与图组孙果清先生介绍，南京博物院有此图摹绘本（彩色）。只有罗马梵蒂冈图书馆、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日本宫城县立图书馆、巴黎、伦敦等六处藏有该版原图。

这里有必要提到一六O三年的北京增订版「两仪玄览图」，这版地图是喜好地理的李应试（李保禄）绘制的，它是在北京版世界地图基础上增为八幅的。在图的第一幅和第八幅上刻有两个小圆，共有八篇序文。除利氏自序两篇外，李应试、常胤绪、冯应京、阮秦元、侯拱宸、吴中明也为该图作了序。据北京图书馆孙果清先生介绍，辽宁省博物馆有一幅「两仪玄览图」。

利玛窦来华刻印世界地图之际，中国也有自己的世界地图。实际就是中国的十五个省，在它周围的海中，再放置了几个岛，以代表中国人所知道的外国，所有这些岛屿加在一起，还不如一个最小的中国省大。中国位于世界的中央，是一个庞大帝国。利玛窦看到这样的世界之后，便抹去了福岛（即今卡内里群岛）的第一条子午线，在地球两边各留下一道边，使中国正好出现在中央。这个传统一直延续下来，利氏的后继者艾儒略、汤若望、南怀仁在绘制世界地图时，继承了这个作法。直至今日，我国印刷出版的世界地图仍把中国置于中央。

利玛窦世界地图有两个显著特点，其一就是上面提到的中国被置于世界地图的中央。这可能是为迎合中国人的「唯中国独尊」的观念而作的移转。艾儒略曾向明代士人隐约指出「大地为一圆体，无所谓『中』的地位。」（50）其二利玛窦世界地图大量地介绍了西方天文地理知识。利玛窦的地图以赤道为中心，平分地球为南北两半球，并画了南北二回归线，南北二极圈线。相应地把气候分为一个热带，两个温带、两个寒带。图中吸收了地理大发现的最新成果，绘出了南北美洲、非洲南半部，以及大海中一些岛国的位置和形

状，并作了扼要说明，大大开阔了中国人的眼界。不仅如此，利玛窦还在其世界地图上，对当时世界各国的方域、文物、风俗尽量加以介绍，使中国人了解了中国和世界其他各国在地理上的关系，大陆和海洋分布情况，弥补了中国古代人民对世界地理认识的不足。此外，在利玛窦绘制的世界地图中，许多洲名、海名和地理学专有名词的译名一直沿用至今，如亚细亚、欧罗巴、地中海、尼罗河、罗马尼亚、罗马、古巴、大西洋、加拿大、南极、北极、经纬线、赤道、北极圈等。

利玛窦博学多能，涉猎十分广泛。他深知，面对一个航海。天文、地理与制图学仍停留在中古水平的闭塞国家，只有尽可能广泛地。详细地向中国人介绍西方先进的天文地理学知识，才能较好地为中国人所接受。因此，除上述天文地理学活动之外，利玛窦还和中国学者徐光启、李之澡等合作翻译撰写了许多西方科学著作，努力向中国介绍西方先进科学技术。

一六O六年至一六O七年，利玛窦和徐光启合作翻译了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前六卷，采用利玛窦在罗马学院学习时的老师丁氏（Clavius）的十五卷拉丁文译注本为蓝本，这是传教士来华後翻译的第一部西方科学著作。

欧几里德《几何原本》是一部具有严密演绎体系的数学名著，它从十个公理出发，按严格的逻辑证明推出四百六十七个命题。它的传入，不但对中国数学，而且对中国天文、历法。水利。测量、声乐、军事、财会统计、建筑、机械、绘图、医学等都产生重大影响。这是因为数学乃「众用所基」，能为许多学科所用之故。

一种观点认为：利玛宝及所有的传教士，不过是西方殖民者配合其军事、政治、经济侵略的一支先遣队，所以他们传播的科学不但不够先进，而且还留有一手（51）。不把《几何原本》译完就是这个想法的表现。

另一种观点认为工几何原本》卷七至卷十五，讲的是立体几何，翻译起来难度要大得多，徐光启是量力而行的。所以他译完《几何原本》前六卷後，就同利玛责译另一部数学著作《测量法义》。」（52）

本文认为上述观点皆为主观臆想，未考史实的武断结论。利玛窦、徐光启仅译《几何原本》前六卷的根本原因是利玛窦本人在罗马学院读书时，没有学过卷七至卷十五的内容。这一点，可从利玛宝所修课程表中看出。他在读二年级时，学了《几何原本》前六卷的内容，後九卷应是在最後一年的讨论课上学习。由於利玛窦读完第三年，即恳切要求出国传教，并且获得了批准。因此，他没有读完课程便离开了罗马前往东方。利玛窦没有必要向徐光启解释这些。他可以自学完了再译。《利玛窦中国札记》论及此事时，利玛宝推说自己传教工作繁忙，要看看中国士大夫对这前几卷译本的反应，再继续翻译。事实上，利玛窦并非没有时间从事《几何原本》後九卷的翻译工作。因为在译完《几何原本》前六卷後，他立即开始著手翻译另一部关於陆地测量的数学著作《测量法义》。

利玛窦在中国二十八年，虽为传教奔波操劳，但对中国科学文化的发展起到了较大的推动作用。正是这一点，使利玛窦及其后继者获得了明末清初中国士人乃至皇帝的尊重，从而为天主教的传播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利玛窦于一五八三年抵达中国广东肇庆，一六一O年卒于北京。在长达二十八年的岁月里，利氏不仅传播西方天主教，同时也传播西方的科学技术，从而揭开了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崭新的一页。正如法国著名史学家伯希和（Pierre Pelliot）先生所说：「没有任何接触比这种接触更为重要，这不是马可波罗来华的那种交往，这亦不是珠江三角洲上第一支葡萄牙船队。真正的接触是思想、精神与心灵的接触。它就是抵达明朝的利玛窦与耶稣会士们以及天主模糊不清的信息。」李约瑟也指出：「在文化交流史上，看来没有一件事足以和十七世纪耶稣会传教士那样一批欧洲人的入华相比，因为他们既充满宗教热情，同时又精通随欧洲文艺复兴和资本主义兴起而发展起来的科学。」（54）

利玛窦与耶稣会士的来华，是近代中国科学史、文化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标志著一次新的更大规模的中西文化交流的开始。而科学与宗教同时输入则是这一时期中西文化交流的显著特点。

样的天文仪器，多次绘制世界地图，传授几何学等，而把利玛窦仅仅看成一个对中国科学发展做出贡献的西方科学家。也不能因为利玛窦在中国刻有《天主实义》等，进行过种种宗教活动，而把利玛窦仅看成远道而来的西方传教士。事实上，利玛窦传播天主教与传播科学技术的活动始终是紧密结合的。因此，评价利玛窦应从以下两点出发。

第一，利玛窦的主观目的主要是传播天主教，传播科学是一个次要目的，是为达到其主要目的的手段。客观上，由于利玛窦当时在罗马学院受过良好的科学教育，使得他对长期寄居的中国，在科学上作出了巨大贡献，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

第二，从利玛窦所处的时代看，传播天主教在中国刚刚起步，中国官方对此还存有戒心；而同一时期的中国对于西方科学的需要却十分迫切。因此，利氏可以公开传播科学知识，而传播天主教则需处处小心。正因为如此，利玛窦在其制作的天文仪器上，地图解说里，《几何原本》序中，刻上或印上天主的圣名、天主教教规，使科学传播与宗教传播相互溶合、交叉传播。这种科学与宗教相互溶合、交叉传播的策略获得了成效，这也说明传播科学与传播宗教并不矛盾。

利玛窦始终把传播天主教作为自己的第一位工作。这一点在他的书信集中随处可见。如在一五九七年的信中，利氏道：「来信说有人愿意看到更多的人归化的消息，神父，您知道，我和我的同伴日夜所想念的，无非就是这件事。我们离乡背井，如今住在这里，穿中国衣服，吃中国饭菜，住中国房子，说中国语言，无非也就是为了这件事……」（55）在一六O九年二月十五日的信中，利氏又说：「神父，您知道，请求中国皇帝恩准自由传教之事，就是我日夜所思所念，也可以说，是我多年希望能够得到的。只可惜中国的政情与其他国家不同，不但神父您，连那些已到中国而未到北京的传教

第二，在这个帝国中有许多富有价值的文学作品、科学与哲理，而在中国最受人推崇与追求的便是这些学问。因此似乎不难皈依中国士大夫信仰天主，因为我们的信仰合情合理，容易明白。如果士大夫们相信我们，而其他的人也就更容易皈依了。

第三，在这里用书籍传教是最方便的方法，因为书籍可以在任何地方畅行无阻。这里很多人皆可看书，很多事皆可由书籍传授，讲话便没有那样方便，这是我们的多年经验之谈。目前我们的教会已因四、五种印刷的书籍而传开了（按指（天主实义》、《交友论》、（二十五言》与《畸人十篇》等）。在此之前因无教会书籍，只有用语言和其他方法传教……假使可能的话，把我们宗教有关的一切皆笔之于书，那么圣教会只要一些指点与训诲便可因而自传了，尤其在没有神父的地方。

第四，中国人一般而言，天质聪慧，他们的书籍、语言、衣冠及朝廷庞大的组织，整个东方无不对之景仰倍至。因此，如果我们能给他们教授科学，不但可以使他们成为专家，而且因此也能使他们接受我们的宗教，他们自然会感激所受的大恩……虽然迄今我只不过教授他们一点数学与宇宙学，但已使他们佩服得五体投地。有学问的人多次对我说，他们原在暗中摸索，是我们给他们指点了迷津；这仅指我教他们的有关数学的自然科学；假使我教他们更深奥的学科，如物理、形上学、神学与超注学的话，不知他们会用何种

第七，我们迄今和中国士大夫们交往谨小慎微，他们异口同声地称誉我们为学者、圣贤……现在我们中间已有许多品行端正、对神学有研究的神父，大家更勉力学习深奥的中国学问，因为只知道我们自己的学问，而不通晓中国人的学问是毫无用处，于事无捕的。

第八，我切愿籍书籍之助传播圣教……藉我所撰写的书籍，称赞儒家学说而驳斥另两家宗教的思想（指佛教、道教），但并非直接攻击，只是他们的思想和我们的教义相冲突时，才加以驳斥……同时我也设法联络其他知识分子，采取同一步伐，驳斥儒、释、道三派。本世纪有不遵循传统的士大夫提倡新奇的思想，我也不客气地加以驳斥，因此使不少现代学人信仰了天主，成为好教友，他们时常告解，领圣体，且尽可能还为神圣信仰作宣传。」（57）

利玛窦强调，为传播天主教，不但要通晓西方的学问（可传播的学问），也要通晓中国人的学问，从而知道怎样向中国人输入西方的学问。正因为如此，早期的利玛窦就十分重视学习中国语言文字和经籍，努力了解中国社会，顺应中国社会，以求得天主教义与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统一，藉以培植天主教在中国植根的土壤。

值得指出的是，利玛窦对于佛、道两教的认识仅限于他对寻常佛、道教徒的了解，没有悟透「佛」、「道」内含的深奥道理，因而误认为「佛」、「道」两教俱为封建迷信（不排除普通佛、道教徒的确是迷信），加之受与他来往的士大夫们对佛、道消极态度的

利玛窦是怎样把传教溶合在传播科学的活动中呢？一五九六年他制作石刻日晷送给南昌的建安王，并在这个日晷上刻有两句劝言：「一，由于其机械、格式与其显示的种种时间等，这一切如无太阳皆失效用，因此我声明，只有良好的法律与劝言，假如没有天主给予我们良好的、有效的法律，那一切也都枉然。另一句劝言：基于岁月如梭，已往者已不能追回，未来者也不在我们手中，所以奉劝大家要珍惜现在的时日，多行善，勿做无益之事。」（58）（按这里引的是译文，原文应是文言文。）他自己也说：「这样利用石片也能宣扬天主的真理。」（59）

利玛窦在其绘制的世界地图中写道：「此欧罗巴有三十余国，皆用前王政法，一切异端不从，而独崇天主上帝之教，凡官有三品，其上主兴教化，其次判理俗事，其下专治兵戎。土产五谷、五金、百果，酒以葡萄汁为之。工皆精巧，天文性理，无不知晓。俗敦实，重五伦。物汇甚丰，君臣康富。日时与外国相通，客商游遍天下……欧罗巴者……不信轮回而极信天堂地狱之说。古国人多去家修行，即巨家资，弃而不顾。男人三十以外乃娶，无二室者，百姓如此，君公亦如此。有三十余国，各国主统之，另有教主，其教主不娶；即国王尊师之……」（60）

一六O七年《几何原本》出版。利玛窦于次年写给耶稣会总会长的信中道：「……我曾给您写信，内容就是这位绅士（徐光启）和我一起把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译成中文，此举不但把科学介绍给大明帝国，提供中国人一种有用的工具，而且也使中国人更敬重我们的宗教。」（61）

「臣先于本国，忝于科名，已叨禄位。天地图及度数，深测其秘，制器观象，考验日晷，并与中国古法吻合。尚蒙皇上不弃疏微，命臣得尽其愚，披露于至尊之前，斯又区区之大愿，然而不敢必也。」（62）随疏呈献的贡品有：天主图像一幅，天主母像一幅，珍珠镶十字架一座，报时自鸣钟两座，《万国图志》一册，西琴一张等物。

利玛窦在奏疏中，想「得尽其愚，披露于至尊之前」的正是有关天文、数学知识。其目的是想见到「至尊」—一皇帝。同样，他把《万国图志》（即欧洲第一版铜板印制的世界地图，列入贡品，也是希望万历皇帝阅读此图，进而召他至御前，讨论有关世界的问题。

这一点，在利玛窦给耶稣会总会长的信中也曾提及，信中道：「今年（一六O八年）初，我曾把大张《世界地图》呈献给中国皇帝。皇帝非常高兴，希望能多有几张（大约十二张，为挂在不同宫殿中）。可惜原版不在京师，其他的版已破损不能用了。于是我被召见皇宫，吩咐我要多印几份。太监们听说原版不在北京，非常害怕，恐怕皇帝不信。于是我向他们建议，如给我一段时日，至少一个月，我可以绘一张更完美的地图。于是太监们把我的意见回禀皇帝，皇帝不愿我花钱又费心，便命工匠在宫中照我呈献的地图刻板，不久便印了不少张，很多殿中都挂起了我绘的『世界地图』。这对我们传教士十分有利，因为在此地图中有不少耶稣之名，皇帝也知道很清楚，还有本会的徽章，上为耶稣圣名的简字。不少大儒写有序言，盛赞我们与我们所有的一切，当然皇帝与皇子们都可以看到……希望皇帝或皇子看到我们刻印在上面的有关教会的道理，我们欧洲的风土人情。巴不得皇帝有一天想见我们，追问我们教会的事才好。」（63）

遗憾的是，万历皇帝一直把更大的注意力放在欧洲生产的精巧大钟上，世界地图仅作为稀有字画之类东西而被挂在宫殿内，并且那时的万历皇帝除宫中之人，已不见外人。故利玛窦直至逝世也未见到皇帝。

利玛窦从不否认他的宗教目的，科学仅是他和知识分子接触的媒介。利用这一媒介，利氏在中国结交了许多著名学者，学术传教相当成功。那么，利氏的追随者们——明末士大夫阶层中的天主教徒们是否因为利氏的学术而信教呢？他们又是怎样对待科学与宗教的关系呢？这都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稻叶君山在（清朝全史》书中写道：「明未天主教之徒之所以信教，是感于西人卓越的科学思想，而非绝对信仰他们的宗教。」（64）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指出。「徐光启辇因要研究西人的科学而奉教。」（65）黄节《徐光启传》认为：「徐光启信奉天主教的意图，是阳尊其教，而阴取其象数之学之为己用。」（66）一九八二年在徐光启逝世三百五十周年纪念学术讨论会上，关于徐光启的科学观与宗教观的主流看法也是认为徐光启人教的动机是为了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知识。

徐光启，松江府上海县人，万历二十五年（一五九七年）举人。万历二十三年，徐光启与西方传教士在韶州初次接触。那时他「屡试不中，又失爱母。单身在外省教书；且当壮年气盛的年龄，心中怎能不忧忧若有所失呢？下了馆，常独步闲游。一次，他走到护城河西的一座泰西教士的住宅外。他早已听到人家说泰西教士利玛窦，便敲门进访，在中堂见到墙上供著的天主画像，神气栩栩如生，不觉肃然起敬，跪地敬礼。一位泰西教士出现，名叫郭仰

万历二十八年（一六OO年）。徐光启赴北京应试，途经南京，为拜访其老师焦站，偶然认识了利玛卖。尽管利玛窦当时四十八岁，比徐光启大十一岁，但两人却一见如故。「这仅是一次短暂的相会，因为保禄正匆匆赶回家去，当时他可能只获知基督徒所信仰的上帝乃是万物的根本原理。」（68）

万历三十一年（一六O三年），徐光启因事返回南京，并拜会了罗如望神父。「他进屋时在圣母像前礼拜，而且在首次听到些基督教的原理后，马上就决定信仰天主教。那一整天直到天晚，他一直安静地思索著基督教信仰的主要条文。他把基督教教义的一份纲要，还有利玛窦神父教义问答的一个抄本带回家去……通宵读它们，第二天回去之前；他已经记住了整本的教义纲要。他请罗如望神父尽可能地给他解释某几段，因为他必须在年底以前赶回家，而他想要在动身前领洗。为了弄清他是否真正严肃地对待此事，神父要他来接受教诲，每周一天，每天一次，他对此回答说：不止是一次，我要一天两次……他在动身回家的那一天受了洗……」（69）

李之藻，浙江仁和人，生于嘉靖四十五年，万历二十二年举人，万历二十六年进士。万历二十九年他在北京初次拜见利玛窦，询问有关「山海与地图」问题。此后，李之藻经常向利玛口请教天文。数学问题。除此之外，他还经常和利玛窦讨论天主教教义，诚心诚意信奉天主教。无奈，教规中不容娶妾。李之藻又不愿休妾，因此利玛窦迟迟不肯为他授洗。尽管如此，李之藻仍十分热心于天

主教的传播事业。正如利玛窦所言：「这位友人（李之藻），虽然由于某种障碍而未入教，但是他如今在自己的家乡，印刷我们的书籍，称颂我们，赞扬我们的学术、我们的宗教，他希望我们的圣教在他的家乡传扬。因此他如今把在北京印的天主教实义，又在家乡再版。」（70）

一个偶然因素促使李之藻下决心休妾、领洗、皈依天主教。「万历三十八年二月（阴历），之藻忽患病，京邸无眷属，玛窦躬为调护，亲切如家人。及病笃，自忖必死，立遗言，请利玛窦主之。玛窦慰藉备至；之藻幡然，参彻于生死之际，遂受洗礼……」（71）

然而，徐光启、李之藻究竟因何而入教呢？我认为徐光启、李之藻信奉天主教是因为深信天主教教义与早期儒家思想相吻合，深信天主教能使国家长治久安。当然，对天主教传教士，特别是对利玛窦等人的高尚品德、伟大人格的钦佩也是徐光启、李之藻入教的重要原因之一。

利玛窦熟读中国经书，发现孔子的话很有理性。并且设法从先秦典籍中找出「上帝」、「天帝」等字眼，将其比附为天主教的天主。如在《天主实义》中所说：「吾国天主，即华言上帝，与道家所塑玄帝玉皇之像不同。彼不过一人，修居于武当山，俱亦人类耳，人恶得为天地皇耶？吾天主，乃古经书所称上帝也。中庸引孔子曰：「郊社之礼，以事上帝也。」……周颂曰：『执兢武王，无兢维烈，不显成康，上帝是皇。』又曰：『于皇来牟，将受厥明，明昭上帝。』商颂云：『圣敬日跻，昭假迟迟，上帝是祗。』雅云：『维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易曰：『帝出乎震。』……礼云：『五者备当，上帝其飨。』又云：『天子亲耕，

粢盛积鬯，以事上帝。』汤誓曰：『夏氏有罪，予长上帝，不敢不正。』又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绥厥猷惟后。』金滕周公曰：『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上帝有庭，则不以苍天为上帝可知。历观古书，而知上帝与天主特异以名也。」（72）

徐光启在《泰西水法》序中道：「泰西诸君子，以茂德上才，利宾于国；其始至也，人人共叹异之；及骤与之言，久与之处，无不意消而中悦者。其实心、实行、实学，诚信于士大夫也。其谈道也，以践形尽性，钦若上帝为宗，所教戒者，人人可共由。余尝谓其教必可补儒易佛；而其绪余更有一种格物穷理之学，凡世间世外，万事万物之理，叩之无不河悬响谷；丝分理解，退而思之，穷年累月，愈见其说之必然而不可易也。」（73）

「彼其梯航琛贽，自古不与中国相通，初不闻有所谓羲文周礼之教，故其为说，亦初不袭吾濂洛关闽之解。而特于小心昭事大旨，乃为经传所纪，如券斯合。独是天堂天狱，拘者末信，要于福善祸淫，儒者恒言，察乎天地，亦自实理……尝读其书，往往不类近儒，而与上古素问、周碑、考工、漆圆诸编，默相勘印。顾粹然不诡于正，至其检身事心，严异匪懈，则世所谓，比而儒者，未之或先。信哉，东海西海，心同理同。」（74）

之徒也。其道甚正，其守甚严，其学甚博，其识甚精，其心甚真，其见甚定。在彼国中，亦皆千人之英，万人之杰。所以数万里东来者，盖彼国教人，皆务修身，以事天主，闻中国圣贤之教，亦皆以修身事天，理相符合，是以辛苦艰难，履危蹈险，来相印证。欲使人人为善，以称上天爱人之意。其说以昭事上帝为宗本，以保身救心灵为切要，以忠孝慈爱为功夫，以迁善改恶为入门，以忏悔涤除为进修，以升天真福为作善之荣赏，以地狱永殃为作恶之苦报。一切戒训规条，悉天理人情之至。其法能令人为善必真，去恶必尽。盖所言天主生育拯救之恩，赏善罚恶之理，明白真切，足以耸动人心，使其爱信畏惧，发于由衷故也。」（75）

「西泰子浮搓九万里而来，所历沈沙狂飓，与夫啖人略人之国，不知几许；而不旧不害，孜孜求友；酬应颇繁；一介不取，又不致乏绝；殆不肖以为异人也。亲其不婚不宦，寡言饬行，日惟是潜心修德，以昭事乎上主。复徐叩之，其持议崇正辟邪，居恒乎不释卷经，目能逆顺诵。精及性命，旁及象纬与地，旁及勾股算术。有中国先儒累世发明未晰者；而悉倒囊究数一二，则以为博闻有道术之人。迄今近十年，而所习之益深，所称妄言妄行妄念之戒，消融都净；而所修和天和人和己之德，纯粹益精，意期善世，而行绝畦畦；语无击排，不知者莫测其倪，而知者相悦以解。间商以事，往往如其言则当，不如其言则悔，而后识其至人也。」（76）

「顾惟先生（利玛窦）之学，略有三种，大者修身事天，小者格物穷理，物理之一端，别为象数。—一皆精实典要，洞无可疑，其分解擘析，亦能使人无疑。而余乃亟传其小者，趋欲先而易信，

同样，李之藻经常向利玛窦请教有关天文、数学等问题，根据利玛窦讲授的笔记，编写了《乾坤体义》、《浑盖通宪图说》、《圆容较义》、《同文算指》等书。在为上述译著所写的序中，徐光启、李之藻多次赞美恩师的学识。

除论述天主教与儒学根本相通之外，利玛窦还论证天主教于国家太平也是大有好处的。他在一六O九年致巴范济神父的信中说：「利用良好读物与推理，对读书人逐渐介绍我们的教义，让中国人知道，天主教的道理不但对中国无害，对中国政府还大有帮助，它为帝国缔造和平……现在对这里没有天主教已能长期享有太平，那么如果天主教能在这里广扬，未来的日子不是要太平万世了吗？天主教过去也曾多次化战乱不睦为祥和啊！」（78）

利玛窦在中国开辟了一条学术传教的道路。他及其后的汤若望、南怀仁等传教士传入中国的天主教和西方先进的科学知识，都在中国产生了巨大反响。士大夫中，徐光启、李之藻等不仅接受了西方的科学知识，而且也接受了传教士传来的宗教信仰；李贽、方以智、梅文鼎等仅接受西方科学知识，排斥与之同来的天主教；杨光先等则一概排斥。至于万历、崇祯、顺治、康熙诸帝，基本上是抱著取长补短的态度，利用西方来华人才，吸收西方科学知识，同时适当允许传教士的正常教务活动。

在研究耶稣会士时，不仅要弄清耶稣会士生活的中国舞台和他们受教育的欧洲背景，他们与葡萄牙殖民者间的关系，而且要弄清耶稣会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以及耶稣会内部和天主教内部关于利玛窦传教方式的分歧和斗争等等。只有这样，才能对这一复杂的历史现象作出较为合理的评价。此外，有必要对我国四十年有关利玛宾等明清耶稣会士的研究作一反思，实事求是地评价过去的研究成果。对于一些错误观念要坚决拨乱反正，还其历史真面目。

诚然，利玛窦传入中国的西方先进科学受到了不少明末士大夫的欢迎和接受，但这些人的科学知识和治学态度均不足以从事西学的流传推广工作。并且，李之藻、徐光启等士大夫的努力也是十分有限。部分士大夫们的进步的人文精神、大同理想在一个封闭社会里基本上不起作用。事实上，士大夫阶层一直受到传统文化的束缚，古老地理知识的制约，因此，他们不能够正确地判断中国处在

十六、十七世纪世界历史大变动里的位置。当欧洲人从中西文化交流中吸取经验知识时；大多数中国人不是迷醉在「泱泱大国」的梦境里，就是毫无理性地排斥、拒绝西方的科学。这种保守的心态显然不适于立即接受近代西方的新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