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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仁大学神学论集 第100号

教宗若望保禄二世的人格与作风


 
尤雅士蒙席
    1992年12月7日,教宗正式介绍新编的《天主教教理》时,在场的有几位罗马圣部的首长。各国的外交官员和各主教团教义委员会的代表。当时他表示:「新编《天主教教理》的出版,可以算是近代教会历史上一件重要的大事。这是一个宝贵的礼物,因为它忠实的重申各时代的天主教信仰;这也是一个丰富的礼物,因为有许多主题都仔细且深入的研究过;这是一个适时的礼物,因为它答复现时代的要求和需要;而最重要的,这是一个真实的礼物,它介绍天主在基督内所启示的真理,把这个真理交付给我们的教会。教理解释这个真理,是在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的光照下来解释的;这个真理是我们所相信的,所庆祝的,是我们活出来的;是我们在祈祷中表达的,而且我们这样做,是为了表达我们对耶稣基督非常忠信的依赖。」
    教宗希望这个历史性的文件是为我们生活在廿世纪末的人所给的;也是为未来要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人而给的。这个真理是我们所相信的,所庆祝的,所生活出来的,也是我们所祈祷的。意思是我们对这个教理的内容不只是要有知识性的认识,也要有个人信仰的投入。我们也要努力培养自己的灵修生活,这样才能真正接受这个教理。“catechesis”源于希腊文,意思是「制造一个回音」。所以每次我们阅读教理时,也应当在我们的生活和态度上有一个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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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对天主的信仰是在历史和文化的环境中实现的。去年,拉辛格(Ratzinger)枢机在香港参加大会时曾说:「世上没有赤裸单纯的宗教,信仰是在文化里面的,信仰创造文化,信仰本身也是个文化。」
    这个教理已经是对现在教会生活的一个回应。因为在1985年的世界主教会议中,主教们已经表示希望有一个新编的教理书。
    既然教理的主要作者是教宗,所以我们今天藉此机会了解教宗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是很有意义的,因为他也是一位历史和文化所培养的人。他的信仰是在波兰的环境下培养出来的。他愿意将他的信仰和教会的信仰传递给今日世界的人。当然,这不是基于他个人的说服力,而是基于他所信服的教会信仰。
    大家可能知道,教宗的演讲和通谕大部分都是他亲自写成的。当然,他还有一组人员在协助他,但是,第一手原稿通常都是出自他的手笔。新教理可以说透露教宗的独到看法。我说他有一组人员在帮助他,因为历代教宗都是如此。一位教宗不可能处理所有待写的专题。有一次教宗若望廿三世面对一万字教师演讲,他愈念愈觉得这篇讲稿不适合当日的听众,于是他将讲稿收进口袋,并且说:  「今天我的助手似乎工作得不够好,所以我现在要发自内心的对你们说话。」
    在新编的教理第三部分「在基督内的生活」,可以清楚的看到教宗的精神。在读第三部分时,你几乎像是在读「真理的光辉」劝谕的精选部分。「真理的光辉」是一篇关于神律和自然道德律、良心、自由和真理、人性尊严、恩宠。仁爱等等的伦理劝谕。教理在其它部分也多次引用别的劝谕,例如「人类救主」通谕、「一百周年」通谕、「家庭团体」劝谕、「救主的使命」通谕等等。但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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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教宗最近出版的这道「真理的光辉」通谕,在教理书中出现最多。我由第一手消息知道「真理的光辉」几乎全是教宗亲自写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教理书中可以看到许多教宗的看法。教宗的个人信仰和对教义的知识也可以直接从教理书或引文(引用自教宗的作品)中看到。
    在「真理的光辉」通谕的序文中,教宗指出此通谕与新教理的关系:「这本通谕迟至今日才出版,是因为应该先出版新编的《天主教教理》;再出版此通谕。因为新教理对天主教的伦理知识有比较完整及系统性的介绍。而通谕只发挥某几个伦理教导的基本问题而已。」
    教宗于1978年10月16日当选。他在第一次演讲时形容自己是从很远的地方来的,这话并不夸大。「波兰位于欧洲大陆的中央,但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被共产政权统治以后,我们被孤立了四十五年之久。我们在波兰对于西方世界还有一些了解,因为我们努力的从收音机或私下传递的文章中得到一些消息,但西方世界对我们的情况所知有限。我记得1970年我到德国参加一个德语课程时,有一位从欧洲国家来的学生,我在此不提他的姓名,他不知道波兰濒临波罗的海,且我们有五百公里的海岸线。我们自己对苏俄所知不多,她也是一个共产国家。」这就是为什么教宗说他是从一个很远的地方来的。
    当他被选为教宗的消息传出以后,许多人很惊讶,自问这些枢机为什么要选这位不出名的克拉考(Cracow)教区的总主教做教宗呢?但是事实上,大部分的枢机都相当认识他。当然,他不像与他同一国家的华沙枢机主教魏辛斯基(Wyszynski)那么出名。但是在枢机主教当中;他已是相当著名的一位。
    他参加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时还是克拉考(Cracow)教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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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年轻辅理主教。他是1958年被选为主教的,当时他只有38岁。大公会议开始时,他正值41岁。他几乎参与了全部的讨论会议,除了一部分因故未能参加。当时共产政府为了分化波兰的主教团,只允许某几位主教去罗马,而另外几位则被留在国内。最后主教们决定那一次大家都不去罗马。总之,他差不多参与了全部的梵二过程,并且大家知道他对「教会宪章」和「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这两份文件有相当明显的贡献。
    大公会议之后,他于1967年被选为枢机主教,此后,他更积极的参加教会的大型会议;特别是几次的世界主教会议使得他被许多人赏识。他曾担任1964年世界主教会议的主席。他是唯一前后三次连任世界主教会议常务委员的主教。每次主教会议之后,都有几位主教被选为主教会议的常务委员,他们的任务是执行前一次会议的决定并筹备下一届的世界主教会议。他连续被选三次,意味这些枢机和主教都认识他且欣赏他。也许他们没有料到他当教宗的这种表现,但是他们认识他,并且我希望他们没有后悔选了他。当然,我们相信天主圣神也在领导主教们做这样的选择。
    教宗从前在他的教区时就是一位很好的牧者。他对世界各地也有许多认识,因为当时波兰的首席主教魏辛斯基枢机曾好几次邀请他去拜访散布在世界各地的波兰人团体。因此他到过许多地方,亚洲、新几内亚、纽西兰。澳洲等。
    因为我与教宗有些私交,因此我想介绍几件他的生活插曲给大家。我于1961年进入克拉考教区的大修院,当时他是辅理主教并且教授伦理学和伦理神学。听说他是一位仁慈但要求很高的教授,所以我很高兴在我进入修院时他正好离开修院的教职,而只在Lublin的天主教大学教书。我们就由另一位老师教我们伦理神学。
    他担任辅理主教时,曾到整个教区做牧灵探访,同时还在大学教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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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一位非常努力工作,而工作量又很大、很忙的人。我听说有时候他到学校教书时,会先要求学生到教室外面等几分钟,他说:「我需要在上课之前喘一口气。」因为牧灵访问使他非常疲劳。
    他最喜欢访视的地方之一就是大修院。他特别喜欢参加我们的节庆表演会,大约一年二、三次,像是四旬期前的嘉年华晚会。他喜欢听我们做的诗,编写的戏剧等等,因为我们会在当中对我们的长上开一些玩笑。他喜欢这些因为他年轻时非常热中戏剧,他喜欢创作。当然,他也会在其它正式的场合到我们修院来。当时我们一共约有四百位修生,他为了认识我们,每天早上邀请两位修生做辅祭,然后与他们共进早餐。就这样,他能叫得出每位修生的名字。后来,我们教区共有约一千五百位神父,而他都认识他们。
    我比较认识教宗是因为我曾担任两年的庆典礼仪团的团长。我可以随时去请教他。那个时期波兰有许多的庆典,我们正在庆祝波兰建教一千周年。我们有一个九年的准备过程,类似九日敬礼。主教们决定用Czestochowa的圣母像(非常出名的黑面圣母)游行每个教区和堂区,以便于教友们朝圣。但是政府禁止这样的游行。他们说:「你们不可以这样做,因为会扰乱公众的生活。」政府决定:「不可以用圣像!」主教们因此决定只用空的像框和象征基督的腊烛游行每一个教区。圣母将基督带给世上每个人。由于无法看到圣母像,只看到象征性的像框,波兰人民更可以发挥他们的想象力。而且这样敬礼圣母也很适当,因为它引导我们归向基督。我还记得当时有些其它国家的人取笑波兰人民,认为我们对圣母的敬礼太夸张了。他们还开玩笑说:教宗保禄六世计划访问波兰,特别是要查看他们在圣体柜内供的是耶稣还是圣母!
有时我也陪同主教(现在的教宗)去参加庆典,有时也去某些本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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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得有一次复活节,我们去全波兰最大的本堂(当时也是全欧洲最大的),有十二万教友。这个堂区在Nowa Huta,是共党建立的一个象征社会主义的新城市,城里没有一间教堂。廿年来,当地人民就在露天广场举行庆典。只有祭台有些遮盖。你们可以想象冬天零下20或30度或在下雨的时候的情形是如何!那个复活主日的早晨我们有游行。大约早上五点钟,成千上万的人在寒冷的泥地上祈祷、等待。教宗就是这样参与着人民的生活,而波兰人民在如此艰困的环境下,信仰一天比一天更坚强。
    由于我负责庆典的职务关系,常常有机会更认识他。我很欣赏他在行为和生活上都过着简朴的生活。照顾他起居生活的一位女士一直劝他换掉破旧的鞋子,但他不愿意,并且说旧鞋子穿起来比较舒服。当他去主教座堂举行礼仪时,他必须穿上礼仪的特殊鞋子,有一次在上祭台前他告诉我说:「我真想放弃这样的配备,这双豪华的鞋让我觉得很不舒服。」在他担任总主教(1964年)多年以后,他仍留在他担任辅理主教时住的房子里。他真的为神父和主教们留下简朴的良好榜样。
    他非常坚持神父们该有良好的神学培育,而当时在波兰是不可能成立独立的神学院。他发现在克拉考有一所拉特朗大学(Late.ran)的附属学院,于是要求罗马同意将他们的修院附属在此学院之内,神父们就可以得到较高的知识和学位。他也要求神父们要妥善准备要理讲授。由于我们不准在学校教授要理,所以我们教区就在本堂组织要理班。事实上这样更好,共党就无法控制来上要理课程的人。我记得我在本堂工作时,除了例行的听告解时间和探访病人等工作之外,每周还要上卅个小时的要理讲授课程。他要求这样的宗教教育,要我们妥善准备要理,提供给教友们。
    因为那时波兰所提供的教育有许多缺陷。教宗就提供许多周末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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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年轻人在假日一起上山,到山上学习宗教及历史课程,让他们研读波兰真正的历史,而不是学校所教的那一套。除了历史课,也有文学课。他真的在促进教友们的宗教文化发展。
    教宗也是一位常常祈祷的人。我记得几次陪同他去一些本堂时,他在到达时与人寒暄过后,就开始念玫瑰经,或阅读圣书。他常常喜欢在圣堂工作,有一个好处是在那里没有人会来打扰他,但主要理由是因为可以随时祈祷。有一次,我们出去滑雪三天。他说:「现在也好比是工作的日子。如果我们一天工作八个小时,我们滑雪也该一天滑八个小时。」然后他又说:「你们年青人去玩你们的,我要玩我的滑雪。」每次他滑下斜坡后,就拿起圣书或玫瑰念珠,站几分钟,在下一滑坡之前先祈祷一下。每一个与他亲近而认识他的人都感受到他有很深的灵修生活。
    虽然他在灵修生活上,用上面叙述的方式表达,不过与他交往的人并不觉得他这样的态度太过分或是不自然。当他被指派为主教的时候,大家找不到他,因为他和一群年青人在波兰境内的一个大湖度假,当时他正在划船。魏辛斯基枢机很不容易找他以便问他是否接受这样的任命。过了几天,他们找到他以后,他答应了,然后继续他的度假活动。
    教宗也是一个非常谦逊的人。共产政府里有几个人想要制造波兰两位枢机主教之间的紧张。他的态度是常常谦逊的在华沙的枢机后面。在他当选教宗一个月以前,他和魏辛斯基枢机及其它几位主教共同组成的代表团一起到德国与当地教会和好。他参加了全部的会议。一个月之后,他被选为教宗,其它人想从当次会议的照片中找他,但没有找到一张合适的,因为他总是很谦逊的站在一个角落。整个会议的过程中,他都设法让魏枢机站在前面。
    上主给了这位教宗许多恩宠、能力,特别是过人的记忆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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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我回罗马述职时,他突然提起我在书面报告中的一些问题。我觉得有些不好意思,因为在报告中的事情他记得比我还要清楚。有些人名和事情我已经几乎记不得了。
    在教宗的行动和灵修中可以看出他非常重视人的尊严、人的超越的幅度和人的幸福。当他在共产党统治的环境下做神父,做主教的时候,他一直渴望让老百姓不至于失望,维护他们的尊严,并渴望他们能在耶稣基督、在信仰中找到人生的意义。他最基本的信念就是「人类的救主」通谕里的中心思想。他坚信人类用自己的理智和才干,经由痛苦和罪恶等,都无法真正了解自己,唯有接近基督,人类的救主,才有可能做到。
    基于对人的强烈重视,促使他到处进行牧灵性的访视。他请求政治家为和平努力,他邀请有权势的商界老板与穷人团结一致,他也鼓励教内人士努力谦逊、圣化自己并献身于爱。
    凡是他所宣讲的,他都照样生活出来,为给今日世界的人们一个福音的见证。
    我认为教宗身上也带有某种先知性的能力。我记得教宗若望保望一世去世以后,现在的教宗在克拉考为他举行追思弥撒。他说道:「我们很快就可以明白天主的计划,为什么他在波兰圣母的瞻礼日(八月廿六日)选了这位教宗,却又让他这么突然的过世了。」两周以后,他被选为教宗,一位来自波兰的教宗。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先知性的讲道。
    教宗非常敬礼圣母,他常常用「我完全属于你」这句话来表达。他对圣母的敬礼也是他愿意表达对降生成人的奥迹的肯定,他愿意将教会的信仰分享给全人类。我们常称誉教宗碧岳十二世为天使般的牧者,同理我们也可称当今教宗为和平的牧者,因为他确实非常致力于人与人之间的了解与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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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教理书的序文里,教宗向圣母祈祷说:「切愿信仰的真光解救人类脱免无知和罪恶的奴役,获得真正的自由,就是耶稣基督在圣神领导之下所给我们的那种自由。」
    在此,我也祝福神学研习会在圣神的领导下,能够顺利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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