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学论集-对张春申神父所著「在台北举行亚太地区家庭人口会议的另一面」之回应-天主教图书中心--天主教文学,书籍,图书,书库

辅仁大学「神学论集」第一O六号寄到高雄寓所时，笔者正在罗马开会。出国月馀，返国后又忙于处理许多紧急信件以及教区和主教团的事务，无暇阅读出国那段时期所寄到的新书、报章和杂志。以后有人告诉笔者，张舂申和房志荣二位神父在上述「神学论集」中发表了一篇「在台北举行亚太地区家庭人口会议的另一面」文章。数位主教和几位神父也催促负责这次大会之筹备工作的笔者，对那篇文章做一回应，澄清事实的真相。

「至于说这个家庭人口会议在台北举行，使各国教会领袖深入台湾在这方面的某些成功经验，更是莫大的讽刺。的确去年杜喜耀枢机晋见时，李总统大言台湾已经成功地解决了人口问题。但究竟怎样解决了的？如果台湾天主教领袖不健忘的话，蒋经国先生担任行政院长时代，立法院通过堕胎合法化，台湾天主教经历了怎样一度抗议，应该还在记忆之中。现在大言不惭地请人深入台湾在这一方面的某些成功经验，真是令人啼笑皆非。不要说泛滥的节育，每年堕胎的数字一定惊人，这样解决人口问题与天主教会在「家庭与人口」的观点，相差何止千里，而那些不明真相的亚太天主教重量级圣职，来参加这个如此解决人口问题的政府支持的会议，真是令人叹息不已。」（神学论集一O六期496页）

暂且不论主教们之司祭、司牧、导师的神圣职责，只以正常的基督徒的身分而论，他们也不致丧心病狂到这般地步，竟敢「大言不惭地」邀请亚太地区的枢机及教长来台湾学习与教会训导正相反的控制人口的经验。在这方面，那些重量级的教会领袖，在他们自己的本国已经看到了比在台湾更严重的事情，不必千里迢遥到台湾来学习。他们也不会胡涂到这种地步，接受这样愚昧「大言不惭」的邀请。

到底这些教长到台湾来看什么？在开幕典礼中，笔者代表主教团致词时，有所交待地说：「去年九月杜喜耀枢机来台湾主持家庭年庆典时，向我建议：拟在台北召开亚太地区家庭人口会议。我当时曾犹豫是否应接受他的这项建议，因为在人口政策方面，台湾并不是一个完美的示范。…但在消灭贫穷和文盲以及增加就业机会等方面，台湾也做了一些积极可称赞的努力，例如土地改革、三七五减租、耕者有其田、发展农渔科技、增加食品供应等，解决了增加之人口的食粮问题。同时鼓励并支持中小企业，进而带动工业化，提供更多就业机会，解决了增多之人口的就业问题。此外推行九年国民教育、加强职业教育、推广技能训练、引进高等科技、设立加工出口区及科学园区、赚取大量外汇等积极措施，以解决增多之人口的生活与就业问题。」难道请人看看台湾这些积极的成功经验，也是「大言不惭」及「啼笑皆非」吗？

从李总统的邀请而论，他也不会天真幼稚到那种程度，以致邀请天主教的枢机和高级神长，来台湾观摩以人工节育及堕胎去控制人口的成功经验。他清楚知道天主教在这方面的观点与立场。前年九月杜枢机拜访李总统时，表示拟召开亚太地区家庭人口会议。李总统当时就对此会议表示很大的兴趣，并说台湾是全球人口第二最密的国家，也谈到如何以发展农经养活台湾不断增加的人口。农经是李总统的专长，也是他二十馀年在台大教授的课程。为此他能如数家珍般地讲出一些统计数：例如在人口方面，一九五0年台湾的人口是八百十四万一千多人，一九九三年则增至二千一百十二万六千多人，在四十多年中增加了百分之二百六十（260％）。在农业生产方面，如果以一九五O年的生产指标为一百，一九九三年则提高到百分之四六八（468 ％）。在工业生产方面，进步则更大，若以一九五O年之工业生产指标为一百，一九九三年之指标则上升到八一二 O（8120％）。李总统

其实法国、义大利等有悠久天主教信仰传统的国家，比台湾更早普遍实行人工节育及堕胎合法化。在我国主教团抗议堕胎合法化时，有些立法委员还引用上述这些天主教国家为例，加以反驳。宗座家庭委员会和当地主教团，在上述这些国家也举办过家庭人口会议。难道这也是「大言不惭」及「啼笑皆非」吗？正是因为这些国家有上述的问题，则更需要举办「家庭人口会议」，以宣导天主教的观点。「不是健康的人需要医生，而是有病的人」（玛九12）。

宗座家庭委员会举行这些会议的主要目的，是宣导天主教对于家庭及人口方面的观点与立场。这次亚太地区会议的主要目的，是希望这一地区的教长们，能在自己的国家积极宣导教会的观点及训导。至于顺便看看台湾在消灭贫穷以及增加生产解决人口的食粮及就业的一些成功经验，只是大会在台北召开的一个次要目的。其实这些积极解决人口问题的成功经验，也正是亚太许多国家所需要学习的。

从福传角度来看这次大会，也不无收获。除了开会那几天媒体大量报导之外，笔者被邀去总统府，向李总统及其高级助理讲解天主教对家庭及人口的看法及立场。张博雅署长及其助理也请笔者去卫生署做了同样的说明。在大会期间，卫生署主管家计及人口的官员均全程参与，听取天主教学者专家讲述天主教的观点以及积极解决人口问题的立场。会后他们大都有积极的回应，并向笔者索取天主教在这方面的书籍和文件。假如这个大会不在台北举行，我国政府高级官员那裹有机会聆听和研究天主教对于家庭及人口的观点和原则？这不是很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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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的一次福传活动吗？怎可以「大言不惭」及「啼笑皆非」讥讽之！ 二、接受政府经费补助真是与政府挂勾吗？

罗光总主教，在对「在台北举行亚太地区家庭人口会议的另一方面」的意见一文中，引用古今中外耶稣会之传教史中的实例，予以反驳张神父的「教会与政府挂勾论」。张神父在回信中，并没有做正面回答。现在仅就张神父个人担任耶稣会省会长时期的几件事请教。张神父做中国省及中华省的省会长共十二年之久，在这期间，台湾耶稣会的教育社会慈善事业接受了政府多少金钱补助，如果张神父关心留意的话，心中一定也会有个数目吧。假如这是和政府挂勾，做省会长的也脱不了责任，至少是监督不周。除了耶稣会的学校经常接受政府的补助款之外，就笔者所知，耶稣会神父们也接受政府不少的金钱津贴，例如蒲敏道神父在嘉义港干创立的圣心教养院，孙达神父在竹东兴建的天主教世光教养院，魏里仁神父在高雄善导堂兴建的善导社会服务中心等。接受这些金钱津贴，是否与政府挂勾呢？笔者认为当然不是。教会中开明有识之士，均认为教会应向外开放，自己的资源既然有限，在许多教育、文化、社会、慈善等事业上及活动中，应尽力运用社会及政府的资源，并与之合作。亚太地区家庭人口会议接受政府的补助，就是基于这个原则。利玛窦来华四百周年时的国际学术会议，在圆山大饭店举行，比这次接受政府的补助数目更大，也是基于这个原则。张神父认为这样的会议，是教会应该关起门来，自己办好呢？或是开放给社会与政府合作办好呢？在这方面接受政府的支持，是否可以被抹黑，被贴上「与政府挂勾」的标签呢？！

李总统曾告诉杜枢机，当年台湾穷困时，曾接受外援。现在台湾富裕了，就当回馈，所以派遣农耕队、医疗队等，去协助贫穷落后的国家。台湾也接受过天主教许多协助与救济，例如教育、文化、社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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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张文所泛论的「天主教与政府挂勾」，明眼的人一看就知道是指的主教们。主教们既然是教区首长，当然代表教区和教会。政府官员及社会人士，有关教会之事务自然去找主教。连修会涉及政府之事件，也屡次去找主教协助处理。为了维护教会的权益，和教会的教育、文化、社会、慈善、医疗等事业以及土地、财产等，主教们有时不得不和政府打交道。但主教们都在信仰和牧灵福传的大原则下知所进退。该反对的时候，就反对，例如：反对堕胎合法化、反对制定宗教法、反对限制宗教自由、反对驱遂马赫俊神父、反对贿选、反对贪污、反对政治与黑金挂勾、反对赌博合法化、反对污染环境、反对安乐死合法化……等。政府有好的政策时，也表示嘉许，并尽力合作，例如土地改革、农渔增产、奖励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科技、民俗改革、倡导伦理道德、文化复兴、两岸交流、救助雏妓、反毒运动……等，在这些积极好的政策方面与政府合作，不应被贴上「与政府挂勾」的标签。

至论与政党的关系，主教们早以牧函或演讲时公开声明：教会超越政治，不属于任何政党，但教友们有自由选择任何不违反基督信仰的政党。笔者身为主教团主席，和政治人物打交道的机会比较多，时常倍加谨慎，用低姿态和不同的政党保持同等距离。在戒严时期，笔者就曾去监狱看望过民进党前主席施明德先生。宴请到高雄访问的枢机主教们时，多次邀请当地不同政党的领袖们一起做陪。有一次吴敦义市长及老县长余陈月瑛和其子余政宪县长同时被请，吴市长在席间和笔者开玩笑说：「只有天主教可以将我们放在一张桌子上吃饭，因为我们知道天主教不搞政治，没有任何政治企图，所以我们今天可以

〔上接434页〕放心吃这顿饭。今天不谈政治！哈哈！」外人尚且如此看待教会，主内兄弟何必给主教们乱戴「与政治挂勾」的帽子？「相煎何太急」！

三、邀请李总统参加亚太会议开幕典礼真是为他竞选造势吗？

前年九月李、杜会谈时，李总统表示对亚太家庭人口会议很感兴趣，杜枢机当时就以口头，回罗马后再以正式函件邀请李总统致开幕词。李总统也欣然接受。去年六月下旬，李总统为准备开幕词，还请笔者去总统府，用一小时向他及其高级助理说明天主教对家庭及人口的观点和立场。去年九月十八日上午八时大会开幕时，李总统准时莅临致词。他除了欢迎各位贵宾，说明家庭及人口会议的意义之外，还赞扬天主教在发扬家庭伦理道德，以及在人口问题上坚持真理，保护生命及人权的勇气和贡献。

在大会开幕前两天，杜枢机召笔者去教廷大使馆，嘱咐向大会的国外代表介绍一下李总统，因为他们大都没有听过李总统的名字。的确，在今年三月中共于台湾海峡试射飞弹以前，外国人士很少注意台湾的存在，更少知道李登辉其人。常出国旅游或开会的人，大都有经验，在所接触的外国人中，大都还以为台湾仍处在戒严状态，由军政府统治。今年二月在罗马开会时，教廷一位高级神长还向笔者问这一类的问题。幸好，另一位访问过台湾的神长，在旁听到这个问题，立刻开玩笑地代替笔者回答说：「台湾和义大利一样民主，天天在国会中打架」。基于上述的理由，笔者勉强接受了杜枢机的临时授命，向外国代表介绍说明：李总统原来是一位农经专家，做过二十多年大学教授，负责过政府的农经发展工作，贡献良多。他当总统之后，竭力促进宪政改革，发展民主政治，开放党禁，倡导总统民选。并将在一九九六年三月举行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总统民选。所介绍的这些都是事实，对国人来说，并无新意，但对外国代表却可一新耳目，使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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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的用词，也大有商榷的馀地，例如：「健忘症」、「心知肚明」、「天主教与政府挂勾」、「不齿」、「大言不惭」、「啼笑皆非」、「急功近利」等尖酸刻薄的词句都用上了。并且口气是那样的肯定，犹如宣布「信理」一样。在未察明事实之前，也未给当事人一个说明的机会，就这样「信理式地」（DOGMATICE）宣布罪状，是否有失神学家的风度？

在此顺便一提，关于台湾地方教会及其牧灵福传政策及活动，张神父在写文章时，多次直接或间接消极批评或讥讽主教们。恕用张神父的话，主教们也「心知肚明」，但没有着文反驳。不是主教们理屈无言以对，也不是不会写文章，更不是胆怯不敢接受张神父的挑战，而是认为「小小羊群」实在没有内斗的资本。主教们终日忙于牧灵福传工作及处理教区的事务，往往身兼数职，无意也没有时间打笔战，更不愿意看到「小小羊群」窝里反，自相践踏，自相伤害。我们倡导团结合作还来不及呢，那有时间打笔战去攻击别人呢。兄弟之间，如有任何误解，尽量用交谈沟通来解决。

张神父对梵二精神之研究一定很有心得，大约也承认交谈、沟通、共融是梵二主要精神之一吧。果真如此，张神父如果对主教们有什么不满，或看到对教会有什么伤害的事，或对教会有什么兴革大计，或对牧灵福传有什么革新的构想等，都可直接向任何一位或数位主教或主教团建议。主教们一定也很乐意和张神父沟通，更乐意接受积极富有建设性的建议。但愿我们在主内彼此宽恕、交谈沟通、共融合作、相亲相爱、携手为愈显主荣、为天主子民做更多更大的服务！毕竟在主内我们都是一家人，都有同一的信仰及同一的目标，都热爱基督的教会，并愿教会在本地健全地建立起来。以上数语是笔者的祈祷，也是笔者对张神父之文章的善意回应。

一九九六年七月四日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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