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学论集-台港澳三地教会初探（二）神学反省及对台湾教会的期待-天主教图书中心--天主教文学,书籍,图书,书库

本文作者以「基督奥体」教会学为经，以上期政治社会学角度所给台、港、澳三地天主教会分析出的外在环境因素、及内部结构问题为纬，做了初步的神学反省，并诚恳地提出对台湾教会的期待。本文的前篇在 113期，315—337页。

笔者于上期以政治社会学的架构，对台港澳三地教会，作出分析²。然而，这种客观因素的分析，如果没有神学反省，对我们教会的发展，贡献甚微。职是之故，本文继续从信仰的角度，对三地教会作神学反省。并愿以台湾教会一分子的身分，表达些许期待。

注¹本文作者：梁锦文先生，平信徒，在澳门出生，大学以前在澳门接受教育，国立台湾大学政治学博士，辅大神学院教友神学课程学员，目前任职国立暨南国际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教会服务方面，是台北总教区古亭耶稣圣心堂、圣心礼仪团资深团员，对教会事务非常心。文章散见《教友生活周刊》、《见证》等教会刊物。

²拙著，《台港澳三地教会初探（一）：政治社会学的分析）《神学论集》113期（1997年秋），315—337页。该文先后承蒙张春申神父、胡国桢神父、罗国辉神父、高兴邦先生、吴汉霖先生与杨素娥小姐惠赐卓见，特此致谢。

出本文反省的基础，然后根据这些反省的基础，对台港澳三地教会作出反省。最后，缘着这些反省，提出期待。

对台港澳三地教会所作的神学反省，可以从许多方面着眼，然而，笔者认为最适当的角度，便是教会学。以下笔者将先确认教会是甚么；具备那些特性。这些便构成本文反省的基础。

教会的图像大致可分为：天主子民、圣神的宫殿、信者的共融与基督的身体四种³。但是，笔者认为最值得作神学反省的图像，便是保禄神学一再强调的「教会是基督身体」的图像。

简单而言，教会是基督身体的意思是：基督是整个身体的元首，由主内的兄弟姊妹构成这个身体的肢体。整个身体由元首基督的带领，执行司祭（敬礼）、先知（宣讲）与王者（爱德服务）的职务，参与天主的救恩工程⁴

既然本文订定以基督奥体的角度作为反省台港澳三地教会的基础，因此，甚么是基督奥体的特性？笔者根据人类身体的特性，认为基督奥体的特性有独立位格、生命、共融与新陈代谢四种。

自我出现成为交往的中心」⁵。换言之，人本身有其独立位格（Personality），据之与别人交往。在这独立位格中，人有其独立判断的能力，不受别人的影响。纵使所选择的结果与他人相同，也是经过本身慎密思考才决定的。

作为基督奥体的教会也一样，也有其独立的位格，绝不依附于外在的位格如国家机关（State）⁶、政党、族群等而存在。教会本身的任何决定，是经过独立的思考判断而来。或许教会本身所作的决定，是与国家机关、政党、族群等相同，但不应由它们影响，甚至作为这些位格主体的附庸，而是以天主旨意为依归，经过一番思考所作的判断。

基督奥体的第二个特性，便是生命。正如每个身体一般，基督奥体在整个外在环境中生活与成长。因此，必须是活在俗世的环境当中，不能遗世独立。所有思、言、行为，都要与外在环境产生互动。

旅途中的教会也相同，它是活在人类社会当中。透过互动，无论这个社会的历史、地理、经济、人口、政治、文化与教育等，都会对教会本身产生影响；相对的是，教会的言行理念，亦会影响到社会。教会在面对这些问题时，只有在元首基督的旨意下，利用各肢体加以因应，而非忽视社会的存在。

⁶政治学上有关「国家」的概念有三：Nation是指血统与文化相同者；Country是指地理上相同；而 State则指同受一个统治机关统制者。三者的范围有重叠，但不必然相同。例如在华的外籍神父，是Nation不同而 Country相同；而海外华人则是 Nation相同，Country与 State都不同。参阅萨孟武着，《政治学》，增订新版，（台北：三民，1982年），5—9、15—34页。

身体内的肢体与元首之间，或是肢体与肢体之间出现问题，或肢体本身丧失功能，身体便出现病征，也就是一个病态的身体。

同样，作为基督奥体的教会也必须由主内兄弟姊妹在元首基督的带领下，合作共融，各司其职，才能发挥整个教会的力量，才不是一个恹恹疼病的教会。所以，一个健全的教会并不是一个神职全能、越俎代庖的教会，也不是平信徒自废武功、不担任福传工作的教会，更不是一个各自为政的教会。

身体必需透过新陈代谢的功能，将与体质不符的物质排出体外，同时也自环境中吸收养分，作为身体存在与成长之用。

同样，教会本身亦需要不断反省，将与体质不符的思想观念排出体外，更要吸收新观念，作为成长发展之用。纵使这些旧观念在历史多么重要，一旦成为福传阻力，吾人亦应加以排除。

独立位格在三地教会的反省，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每个地方教会都是本身独有的生命发展而成，其最终目标是要建立一个属于该土地的教会。

林瑞琪先生曾分析大陆、香港与台湾三地教会时，精辟地提出了「复印」的观念，认为三地教会都是在不断「复印」的

容或地方教会在设立之初，需有其它地方教会的协助，但也应积极地成长，以建立一个属于该地方的教会。正如未成年人必须有父母之抚养培育，然而，成年以后则必须独立生活。因此，如何建立一个真正属于当地的教会，而不是「复印」其它地方教会，实是台港澳三地教会的主要方向。这是教会作为独立位格的首要层面。

独立位格的第二个层面，便是教会与国家机关以及族群间的关系。显而易见的是，台湾、澳门两地教会由于历史与政治因素，位格的独立性并不完整⁸。

澳门教会的保教权问题，本意并不坏。福传工作是每位基督徒的使命，由国家机关以政治力量作福传工作，原本无可厚非，相信也是任何一位基督徒乐见的事。不过，问题出于「过犹不及」。原本福传是以教会为主，国家机关为辅，但保教权实际执行的结果，出现了雀巢鸠占、尾大不掉的现象。教会逐渐为政治力量所牵制，教会本身的独立位格也受到一定的戕害。此外，澳门教会过分重视人口只占3.7％的土生葡人，形成对华人教会发展的障碍，也是教会受到族群过分影响，丧失本身独立位格的明证⁹^。

台湾教会也因为要配合国府的「反共复国」政策，以及外省教友「大陆情怀」的期望，位格的独立性也深受影响。无庸置疑的是，台湾教会之所以有这种现象，除了配合国民政府与

⁸1997年8月 25日下午，笔者于香港岭南学院访问梁洁芬修女时，她认为1966年澳门的「一二、三事件」，左派华人策动暴动，与中国大陆的文化大革命唱和，使教会当局不太敢发展华人教会，仍以葡人为主，切断了梵二精神在澳门地方教会之落实。

相较之下，香港教会与国家机关的关系没有那么深，且所照顾的族群并非少数的英籍统治族群，而是占香港总人口88．7％以上的华人族群。这种不受国家机关与统治族群影响，以其独立位格关照大多数的香港市民，使得香港教会在三地教会中，成长得较为蓬勃。

旅途中的教会并不是遗世独立的，它本身就是活在这个尘世中，因此，这个尘世的许多客观因素，多少对教会都有所影响。有人谓教会主要的目的，是追求天主的事，而非尘世的事。但对当时当地所发生的客观事件，不闻不问，岂非掩耳盗铃？

重视天主旨意，并不表示排拒尘世的事，而是以信仰天主的角度，作为吾人面对尘世事情的标准。尘世事情或有龌龊污秽，似乎与天主的国度相距甚远。但笔者却认为这才是基督徒背起十字架，实行基督精神使命所在。

香港教会在1950、1960年代，有感大陆移民将会成为香港社会的问题所在，于是主动地以这些后来成为香港社会的主流人口为服务对象，奠定香港教会日后发展的基础¹⁰。

同样，台湾教会在国民政府播迁来台时，亦感到外省同胞的颠沛飘零，而对他们加以服务。这些服务，确是洒甘霖于旱地，解困厄于倒悬。然而，由于人口结构的不同，台港两地同样的作法，却产生不同的结果。

注¹⁰陆鸿基著，（香港教区历史简述），收在香港教区一百五十周年庆典特刊工作小组编，《香港天主教会一百五十周年纪念特刊》（香港：编者自刊，1991年），38页；田英杰编着，游丽清译，《香港天主教掌故》（香港：圣神研究中心，1983年），256-260页。

1950、1960年代的移民成为香港人口的主流，但跟随国民政府来台的人士，只占了台湾人口的14％，相对地忽略了占人口 74％的闽南人士。吾人固然不应只重视「量」而忽略「质」的存在，例如我们不会因原住民人口只占 1％，便对其生活水准的低落置若罔闻。但忽略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族群，似也有「过犹不及」之嫌。况且，这74％的闽南人，也有贫穷、有需要的人士。

此外，正如生命一般，一个人绝不能活另一个人的生命。因此，在台湾的「中国主教团」一直认定自身是「中国教会」的正统，将中国大陆与香港纳入「统治」的范围内，似也「有越俎代庖」之嫌。教会的生命是与所处的社会息息相关，所遇到的问题也是当地地方教会所要背的十字架，也是基督徒使命之所在。台湾的「中国主教团」。只处于台、澎、金、马，并不活在香港与中国大陆。或许台湾教会基于兄弟姊妹的情谊，应该关心香港与大陆教会，但总不能活他们的生命。

基督奥体的共融有两层意义，第一层意义是：各个肢体应能发挥本身的功能；第二层意义是：肢体与肢体间的配合与协调。倘若其中一层意义出现问题，则这个基督奥体便会陷于病弱的状态。

台港澳三地教会共有的毛病，就是教友鲜少真正屡行普通司祭职的使命¹¹，这一现象在台湾与澳门两地教会尤其严重。之所以有此现象，最重要的就是「神职主义」的结果。我们不会否定公务司祭职的神职人员的重要性，而大多数神职人员亦深为我们敬重。不过，作为普通司祭职的平信徒，本身也有不

「神职主义。存在的另一个原因，也是因为平信徒的怠惰，将本身的职务完全推给神职人员。就像身体内的肢体不是丧失功能，就是由另一个肢体去取代其功能，这都不是一个正常、健康的身体所应有的现象。

「神职主义」的另一个问题，便是不重视专业。我们肯定许多神职人员学养俱佳，但心脏总不能发挥毛孔的功能。况且，不重视专业，在某种程度来说，也是一种「歧视」，因为心脏「歧视」毛孔。

坦白而言，台港澳三地教会其实做了不少社会福利与教育等事情。但是，由于太重视神职人员的意见，使得专业水准无法提高，这也是今天许多教会机构在面对崭新问题时，显得力不从心的原因。许多时候当社会要听教会对某些问题的意见时，教会机构的决策者因缺乏对问题的深切了解，提出的意见无法一矢中的，无法把问题作精辟的分析，也无法对社会提出有建设性而可行之对策。久而久之，社会大众对天主教的声音便不再重视，福传工作也因而产生负面的效果。

此外，由于不重视专业，再加上教会机构的决策者都是神职人员，因此，也造成一批「教会马屁虫」，终日以取悦有决策权的神职人员，作为获取教会机构内职务的基石。

基督奥体的共融，还有肢体与元首间、肢体与肢体间的关系。三地教会在肢体与元首间的关系，相信并没有多大问题，因为笔者相信每位基督徒都以其本身的方式与基督建立某种关系。况且，我们也不可能真正了解天主给予另一个人独有的使命，是故，我们也不能贸然地指责他人没有与元首基督建立关系。

现象，则较为严重。从管理学来说，「各自为政」是浪费资源而效果甚差的管理方式。然而，「各自为政」又岂是「同一身体」的现象？

肢体与肢体间有所谓「授」、「受」问题。从「授」来说，倘若肢体不把如血液般的体液，给予其它肢体，它本身便会出现「淤血」。若从「受」来说，倘若接收不到这些体液，或是拒绝这些体液，肢体便会「坏死」。教会内「各自为政」的结果，不是出现「淤血」便是出现「坏死」，这又是甚么正常健康的身体？

身体固然有新陈代谢的功能，但我们也必须承认有些肢体是不能「代谢」的。例如纵使有最好的义肢，手足也不能被「代谢」掉。在教会内也一般，有些机构（如神学院等，为了福传服务、或教会本身的成长而存在的）似乎在自养方面的能力较为羸弱，但它们确实是构成教会的一个必要机构。对于这些机构，不是把它「裁撤」，而是想办法将之「活起来」！

笔者所言的新陈代谢，最重要的是指观念问题。许多时候听到教会人士说由于时代改变了，人心不古，因此福传事业十分困难。我们不会否认目前福传事业有其困难，但是有时「危机就是转机」。目前教会人士的思想模式及建立起的既存组织架构，还是以农村社会的形态为本，与当今工业社会之间已出现了很大的差距。更遑论教会还在使用农业社会的工具，来处理工业社会中的事情，例如，教会传递消息时，总会让人感觉似乎舍「网际网路」不用，而采「马拉松接力」的方式。

台港澳三地的情况都一样，许多人都不想「听道理」。考其原因，并不是他们不需要宗教信仰，而是觉得天主教会许多

的观念与方式，都是十分「落后」。固然，我们也不要远离天主的哗众取宠，但是，如何在一个高度工业化，甚至资讯化的社会作福传工作，应是我们多加思考反省的问题！

福传工作的另一层障碍，也来自神职人员和热心教友。许多神职人员与热心教友总认为自己得天独厚，「自以为是，自以为义」地去待人处事，未能真正地将基督徒爱心表现出来，造成许多怨怼，对福传工作产生不利的影响¹²。

更有甚者，许多神职人员的言行举止，不只缺乏爱心，更显得心胸偏狭，也令人「敬鬼神而远之」，又如何对福传有利？

因此，不论从福传观念或个人言行举止而言，如何落实新陈代谢，对教会或自己作出反省，始是发挥这个基督奥体功能的最佳方式！

对台港澳三地教会作出神学反省之后，笔者从澳门来台落地生根，以自家人的心情，对台湾教会提出下列几点期待：

无庸置疑的是，台湾区「中国主教团」是从中国大陆迁移到台湾，其代表性应涵盖了整个中国。但是，基于教会的生命是要与当地社会息息相关，也就是活出当地社会的生命，现在台湾区「中国主教团」根本没法活出大陆与港、澳地区的生命来，若还坚持自己的代表范围确实涵盖三地的教会，而设法大力影响「全中国」的教务，实在是「隔靴搔痒」况且，现在大陆有「忠贞会」与「爱国会」，而港澳本身

也建立属于该社会的当地教会，台湾区「中国主教团」若还坚持代表性涵盖了这些地方，徒增姊妹教会间的猜疑与争执！

笔者认为台湾区「中国主教团」应承认目前两岸四地教会的分立与分治，并在这个基础上互相观摩、互相交流、互相合作，发挥桥梁教会或姊妹教会的功能¹³。这并不表示对全中国教会的合一不予关怀，而是希望在整个中国社会都能分享同一生命时，才谈合一¹⁴。否则，在两岸四地没有同一生命、各自独立的地方教会中妄谈统一，除了表示一点「沙文主义」外，根本没有注意姊妹教会的真正需要¹⁵。

放弃代表全中国的「中国主教团」，应该更以本土的需要多作一点努力，也就是说，除对外省人与原住民的关顾外，多花一点资源用在包括闽南与客家两大本省族群上。

闽南与客家两大族群是台湾本省占人数最多的族群，放弃对他们作福传工作，对牧灵工作是一件得不偿失的事。对这两大本省族群的福传，才可以真正的把基督精神「渗透」（Diffuse）到台湾的社会内。

注 ¹³张春申著，（桥梁教会的基本态度）、（桥梁教会与姊妹教会），载于氏著，《中国大陆天主教：牧灵与神学反省》（台北：上智，1997），3—15、125—127页。

¹⁴「虽然张春申神父认为「教会性」与「政治性」不同，但笔者却认为承认台海两岸目前的分立分治，然后透过平等、互谅、互惠的交流与合作，达成统一的最终目的，途径却是两者皆同。有关张神父之言论，可参阅张春申著，（咫尺天涯话交流—关怀「两岸教会」座谈会），收在氏著，前引书，25页。而笔者对中国统一的观点，可参阅拙著，《自德国模式研究中国统一问题》（台北：国立台湾大学政治学研究所硕士论文，1988年），127—139页。

¹⁵张春申著，（教宗职务与至公教会的共融）、（教宗若望保禄二世与中国教会的合一），载于氏著，前引书，65—80、113—124页。

或许有谓较诸原住民，本省人士较为富裕，不是福传的重点。但笔者要指出的是，目前仍有不少本省人士生活在贫困当中，况且，神贫与财富并没有很大的正相关，甚至「骆驼穿过针眼，比富有的人进天主的国还容易」（玛十25）。笔者亟待不久将来在台湾的天主教会，是一个既非外省教会，也非本省教会，而是属于基督、属于台湾这块土地生命的大公教会！

台港澳三地业已走向工商业社会，甚至是资讯社会。倘若教会仍维持昔日以农村为基础教会的形态，恐怕真的不合时宜。现代工商业社会有其特有的生活方式，也有它独有的问题，如何去因应这些生活方式与问题，是当前教会必须思考的议题之一。

工商业社会最大的问题在于人的「疏离」，都市内住同楝公寓的人，可以「相见不相识」。教会可以在此发挥「社区中心」的功能，成为真正的「民众服务处」。

况且，工商业社会中有关法律、医疗、理财、亲子、教育、关怀社会等，都是现代人所必须，教会可利用本身的公信力，举办相关的活动，使民众愿意到这个「社区中心」汲取新知¹⁶。

此外，教会机构尽可能「法人化」。虽然教会机构在台湾社会享有甚高的声誉，社会大众对天主教会甚具信心，但是，在一个工商业社会中，将教会机构登记成「财团法人」或「社团法人」，更能配合社会的形态，对教会日后的募款、举办福传活动都有助益。

注¹⁶笔者曾向教会内颇负盛名的文教机构建议举办法律讲座，俾一般民众了解生活所需之法律，却遭主事者以该机构以办理「文艺」为目的，受教育部管辖，不得跑越。惟据笔者了解，教育部主管文教组织的社会教育司，并不需要以「文艺」为主，只须符合「社会教育」便可。该文教机构主事者只是将教育部的法令自我从严解释，自缚手脚。

以电脑连线的方式，建立一个全台湾的平信徒资讯档。目前平信徒因迁移等问题，使得教会当局对平信徒的动向难于掌握。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可以了解平信徒各方面人才的所在，方便教会寻找人才，另方面也可根据这些人才的聚落，举办适合他们的活动。

或许有人认为这种调查一方面「劳民伤财」，他方面似乎是「考核」传教业绩，不予支持。研究中国历代政治史的人都了解，治乱之道虽多，但与户籍之良窳成正比¹⁷，因此，这种「劳民伤财」的调查有其必要。再者，这种调查虽然令许多堂区因教友人数较少而觉得难堪，但我们也知道，教友的流失有时是「非战之罪」，而是社会变迁的结果。倘若大家都能开诚布公地对平信徒加以调查，长远而言，对教区或堂区的规划有其助益?

目前教会内的资源因「各自为政」现象而分割得非常厉害，应将这些资源统筹运用，以免浪费。笔者庆幸主教团业已进行「博爱基金会」的筹募工作，希望借着基金会的成立，将全台湾的社会福利事业完全统筹，整体发展，以达到香港「明爱」在当地社会上的声誉，成为教会福传的大纛¹⁸。

此外，在教友培育的课程上，也有城乡的差别。在如台北市的城市中，教友培育的课程不只重叠性强，且「政出多门」；但在乡间，却连传道员也都不够了，更遑论这些传道员是否活

注¹⁷有关中国历代户籍与政治兴衰的研究，参阅萨孟武着，《中国社会政治史》，增订新版，（台北：三民，1975年）。

¹⁸有关香港明爱的组成过程及其影响力，可参阅拙著，（台港澳三地教会初探（一）：政治社会学的分析），332页。

在梵二精神中了！因此，笔者认为在城市，尤其是北部城市间的教友培育课程应加以合并，而将部分力量投注在乡间传道员的培训，至少也要将之投入中南部的城市，始对全台湾的福传工作有周延性的发展。

尽量鼓励、培养平信徒主动积极地参与教会事务，神职人员退居指导性的地位，尤其要培育传道员与送圣体员，以便培育慕道者，以及代表教会探访教友。

这些人员的培育时间不必太长，但务必要观念正确，否则传道员所讲的仍是梵二之前的观念，对福传工作仍是得不偿失。或许可以用「边做边学」的方式，一方面可使这些人员尽早投入服务，鼓励士气，另方面也可以把真实碰到的问题，在课堂中加以解决，成为观摩的题材。

其实福传观念不必更新，因为1960年代梵二以后的观念业已去芜存菁。所必须更新者，就是许多不了解梵二精神的神职人员与平信徒，仍活在梵二以前的观念，福传工作也以此为原则。例如梵二以前十分强调「罪」的观念，在梵二以后已经为「爱」所取代，许多慕道者并非不喜欢基督精神，而是对「罪人」的观念十分反感，形成福传的障碍。

对慕道者之培育，也可以由「单对单」的方式改为「慕道团」的方式进行，一方面可以减少神父、修女的负担，同时也可培育主动积极的平信徒¹⁹。

注¹⁹有关慕道团的运作，以及与「单对单」方式的比较，可参阅马若瑟（Josep Martos）著，刘国清译，《圣域门槛一洗礼：生生不息的恩宠与抉择》（香港：香港教区礼仪委员会，1997年），附录；以及拙著，（信仰培育与教友心态之我见）《见证》，268期，8-10 页。

此外，仿效香港教区，与经营电讯的平信徒结合，将每日福音或圣经金句显示在传呼机上；或是与信用卡银行办理回馈教会卡；或是结合计程车业之教友，组成属于教会本身的车行，既可为社会，尤其是女性同胞服务，更可为教会广辟财源，又岂非福传的新观念？

一直以来，天主教会可能太重视庆典式的「大」活动，近年来如 101布道会、在台北市大安公园公拜苦路、圣家游行等，都吸引了社会大众，尤其是媒体的注意?

不过，庆典式的「大」活动对平信徒动员过多，不只影响他们日常应该关心的爱德服务与再慕道，更容易形成「弹性疲乏」，消弭了他们的福传热情。

况且，这类庆典式「大」活动若缺乏持续性的承接力，只不过是一场「大拜拜」而已。例如101 布道会，原意甚佳，但活动未能真正体认各堂区的意愿与能力，许多堂区无法承接后续的慕道课程，使该活动的效果不彰。又如公拜苦路，由于缺乏用心的规划，虽引起媒体的注意，但呈现在媒体时，只是一场戏剧而已。

我们相信许多神职人员都是学养俱佳之士，但他们也非万能，尤其是今天许多工作都需要专业知识，非内行人不能一窥全豹，因此，在教会内亦希望能重视专业知识，例如教区内的财务，就应该由会计师、律师等人士组成，而非由主教们组成，毕竟土地、财产等的管理是一件十分专业的工作，非一般人所能胜任。

重视专业还有另一层意义，就是教会机构应以合理的薪资聘请合格的专业人士，而非以低薪或义工来取代正式编制的员工，更非以「奉献」之名而短发薪资。

利用台湾良好的学术环境与人才，建立「智库」式机构，为教会提供先知性的研究，并提出方案。当社会需要教会发表对某些问题的看法时，教会当局便可以根据这些研究，以极短的时间，一矢中的地提出精辟的分析与建议。

这项建议似乎是「劳民伤财」，但一旦教会的研究十分严谨，而建议既可表达教会立场，又确实可行，则社会必会逐渐重视教会的声音，也是一种福传的方法。

教会完全依赖国家机关，以之为马首是瞻，失去独立的位格，但完全反对国家机关的政策，又是另一种极端。笔者认为要「论件计『筹』」，倘若国家机关的政策，符合基督精神，教会应该戮力支持，否则便反对。前者如推动社区关怀，后者如代理孕母合法化等。

总而言之，教会是基督的奥体，这个基督奥体有其独立的位格，不是其它位格所能剥削或取代。它本身的生命又活在这个尘俗的社会中，社会中任何因素都会对这个基督奥体产生影响。教会是以基督为元首，我们是肢体的方式呈现，因此，与基督以及兄弟姊妹间的共融，是维持这一奥体健康，使之延年益寿的唯一方式。由于外界环境的变迁，以及肢体不断接收到元首的「启示」，便会发生「新陈代谢」。这就是由我们与基督组成的教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