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学论集-内地、港、台三地教会的社会角色-天主教图书中心--天主教文学,书籍,图书,书库

²根据香港《明报》1997年3月30日「中国要闻版」首条报导：中共对香港「回归」事件透过「北京中央宣传思想工作小组、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近期己作出部署，要求各地传媒『好香港回归的宣传报

至于「中央统一传媒用词」的指示，作者仅从阅报记忆中得知，撰写本文时询问过至少六位报社编辑，大家都证实有这项指示，可惜未能找到文件的原本。为了向读者交待，兹引述部分人士解释：第—，这分文件在香港没有以公开形式出版过；第二，询问左派报章时，他们更否定有这项指示；第三，指示文件类别该属对中国境内传媒的内部公文，外人不易获得；第四，1997年7月1日之前，中共不太可能直接给予香港的报馆这分文件；第五，中共与香港传媒的沟通，经常用书信以外的形式，比方：放风声、电话、见面等。而香港报界亦懂得「自律」求存。

所欲表达的讯息及思想。例如：7月1日事件弃称「收回」而用「回归」；同时，以「内地、香港」关系取代「中、港」关系，禁止把两地对等，盖因「中」代表国家层面，「港」是属于中国一部分的地方层面。以上所举，仅是传媒统一用词的一小部分例子而已。

政治文化及社会制度是内地、香港及台湾的主要分歧，生活在其中的教会，也各自寻找与所属政权间的关系、适应地方的政治气候、社会需要、以及市民的整体特质（character）1997年7月1日，香港的主权移交北京，遂引发三个地方教会独立性及互相交流的反省。不过，这现象并非始自香港主权移交的那一天，而是存在已久，7月1日只是一个机会，唤起我们去确立这思考。

撇开不同政治实体对三个地方的决定性改造不谈，更根本的相异是「次文化」（Sub－culture）现象，即在同一主流文化体系之下，有地方／省分／族群等不同特征，而中国人对地方性的乡土归属感原本也较浓。在今日社会，次文化族群除了地域差异外，这些族群的差异亦扩展至其生活方式（如单身贵族）。

说得仔细一点，台湾本岛已有多个次文化族群，大陆更多。站在次文化区域层面而言，和谐一统局面只是一厢情愿的幻想。事实上，不同的次文化团体之间，还存在着歧视、冲突、控制、并吞诸现象。三个不同政治实体的存在，使得在次文化

注这分「统一用词」指示文件的存在，亦可间接地从事件的发展中得到证明：在1990年4月4日《香港基本法》颁布时，当时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在序言中，仍使用「收回香港」的字眼；最迟在1997年初，中共的官方用词及香港传媒都已经毫无例外地，使用「香港回归祖国」了，其它用词的统一亦然。

中共政权，与其它以列宁式政党统治的国家一样，其最主要特征，是在政权与个人之间，排除中介性的民间团体。这特征对社会所造成的影响、对发展的限制、以及所产生出来的国家与公民关系，教宗良十三世在《新事通谕》中早已分析得非常透彻³。当政权无事不管的大原则，与家庭、教育团体、宗教组织、文化界、各式志愿团体、乡邻组织等产生矛盾时，后者便被否定、压抑，或由政府直接管理。至于社会上必须存在的中介性团体，在中共的行政逻辑上自然成为政府组织的一部分。宗教团体作为中介性的民间团体，必须要纳入政府组织，这只不过是中共行政总体原则下的必然安排，并非仅针对宗教而言。而政府对不同中介性组织的干预或管理程度，是有不同具体措施的。按香港教区圣神研究中心林瑞琪先生分析，中共政府把宗教（特别是公开教会）视为民间宣传机器的一部分；但他也补充，文革对中央的威信构成了极大打击，使得中共政府对宗教作为民间宣传机器所下的大量投资与收效，相对之下得不偿失。而另一方面，宗教的发展亦严重受挫⁴

在林先生的分析下，我们可说大陆公开教会由官方所赋予的社会角色，并未达到预期的目的，而政权对宗教之干预及管理，也直接导致社会分裂。公开教会在组织结构、礼仪、信条、伦理等方面并未自立门户，但其存在模式与普世教会、其它地方教会以及社会大众之间，的确产生各种实存或假设的对立。

这些对立的存在，本身便见证着一个政权排除中介性团体的后果。若果局外人只指责公开教会的成员，或只强调互相接纳及互相交流，则仍未一矢中的。即使交流再多，都只能在个人修养层面去共融。至于这存在模式所引致的分歧，则不可能在宗教层面去解决。

跟着要谈大陆的非公开教会，非公开教会代表着独立于政权之外的民间团体，它与反政府活动没有必然关系。然就中共的统治哲学而言，其存在于不该存在的范畴中，向党的管理哲学挑战，故必然受怀疑、排斥及抑制，问题在于程度以及政权能投入多少权力资源（Power Resources）加以操控而已。在这情况下，非公开教会见证一个地区开放的可能性，以及政府与人民的新关系，它的社会角色是先知性及前瞻性，也突破当前社会制度的局限。

非公开教会人士在大陆的角色，与争取工会独立的人士⁵、争取艺术创造自主的人士、或争取言论不受审查的传媒工作者等相似。他们虽不受政权所欢迎，但都各自尝试拓展自己领域的空间，让新鲜的空气给一言堂社会赋予生气。

在实际环境中，我们可想象非公开教会成员所冒的各种危险及逆境，特别是在开放改革政策下、与普世教会的互访或接触中，非公开教会成员都不能分享一杯残羹。而又因聚会受到限制，教会的庆典及仪式也不方便举行，日积月累的结果，凡属教会的外显生活（包括组织、培育及礼仪等），实行起来都有困难。从外表来看，成员们会缺乏教会外显性的生活，与公开教会的生活形成鲜明对比。

香港教会是三个地方当中，最缺乏政治色彩的一个。不但如此，它也没有民族主义的包袱，更不牵涉在大陆及台湾的政教关系中，甚至建设「中华文化」的意识对它也毫无影响，正如同一意识从未「在战后⁶」的香港社会催生过社会运动一样。

在英国本土，天主教会属于非主流宗派，没有政治上的特殊地位，派驻香港的英籍官员多属英国国教圣公会，因此天主教与殖民地政府人员的关连性不大⁷。基本上，天主教会在香港的角色，与一般中介性民间团体相同；只不过由于天主教开办社会事业众多，与政府间有一定程度的默契及合作关系，而殖民地政府过往亦对基督教及天主教兴办事业的申请，如批地准许、减征税项等，予以方便。不过，近年来，前殖民地政府已开始对各类民间团体一视同仁，按章办事，依法监管⁸，这些方

⁸香港政府从没有在法例上列明优待教会，或明文取消对教会的优惠。香港在英政府管制期间，大部分时间都以行政主导，意味着政府办事在一定程度上行使「酌情权」。从教会的行事经验中，觉得以往办事比较方便，但越近九七，政府在行政上已尽量对各民间团体一视同仁。原因如下：

一百五十年来，香港的管治都是以行政主导，政党只在1980年代，才开始兴起参与区议会及立法局有限席位之选举。天主教会素来没有政党因素，只有政府因素，就是视乎教会活动的性质（如礼仪、办学、慈善等），依法与行政当局的官员交涉。当教会批评政府时，亦只以公共政策及法例为限，谈不上依附或危害殖民地政府的管治。

香港社会虽然从来没有真正的民主，但殖民政府始终是向老牌民主政治国家的英国政府负责，加上香港地位特殊，国际上一般对殖民统治的专横及迫害的谴责，并不适用于香港。从相对的角度而言，香港的民主及人权水平从不比大陆低，甚至到1980年代末以前，台湾亦未能超越香港。中介性民间团体在香港起了积极的作用，为社会带来稳定，并舒缓迫切的社会服务；这些团体有属乡邻性、有属宗教性、有属慈善性、有属职业性的。然在中介性民间团体中，宗教团体一枝独秀；若论对社会服务的参与，天主教更是其中佼佼者。

以政府批学校给办学团体为例：在新成立的社区，教育署倾向平等照顾各主要宗教及慈善团体的利益，避免有偏私之嫌。以作者所经历的新界马鞍山新社区为例，作者与其它牧者于1994年往教育署查询申请兴办一所中学的可能性时，得到口头答复谓「天主教会的申请已排列在轮候名单第八十名之外」。但是基于其它主要团体都已在该区获得分配，教育署于是把最后一间中学批给天主教会。此乃一视同仁及依法办事原则的例证。

教会当时对救济工作的积极，亦反映出教会业已意识到自己在社会中之所以存在，是要解决有需要者的燃眉之急。香港居民当时大多数是政治难民（或半政治难民），没有反殖民统治的诉求，只求安享一个栖身及温饱之所，教会亦不会脱离现实地兴起政治抗争之浪潮。今日不少香港教会人士认为，1940一1950年代是香港教会回应时代需要的模范时代。

在办学方面，教会不在乎教授英语是否违反华人的民族尊严，教会办学（尤其是各修会）使得社会上广大贫苦弟子得到谋生的有利条件（掌握英语以及接受教育），而得到事业上的更大机会，拉近阶级距离，1980年代教育普及既定，母语教育原则才露头角。

至论文化方面，虽然梵二后本地化礼仪及神学反省成风，但香港教会在这方面似乎无动于衷。香港人重实际，崇尚现代化，重视效率，甚少对某些文化因素为保留而保留，亦甚少在民族主义的旗帜下标榜任何事物。功利原则压倒一切，凡保留的皆出于商业价值或本身吸引程度。在这整体社会风气下，香港教会并没有坚持某些中华传统，而勉强给予礼仪上的表达，亦不流行透过中华典籍的包装，对信仰加以诠释；至于经文的翻译、歌曲的创作及新近的圣堂建筑，亦是为了适应社会需要及广东话表达为主，根本没有考虑复古。

注 ⁹1940及 1950年代，是香港人口遽增的转捩点，教会及修会此时大量兴办中、小学及幼稚园。l 990年代之前，香港教区大约半数堂区的主日弥撒，都是在学校的礼堂内举行的，直到1990年代，才开始陆续增建独立的圣堂建筑物。

的策略¹⁰。其实全分文件除了强调加强既有服务之外，并没有实质的因应策略，而在文件出版后五年的检讨报告中，更简单地直接以《传播福音，拓展天国》为题，而福传的努力，严格上来说并不关乎政权转移。除非我们能够如同市场调查那么精确，能判别九七前后香港社会环境的变迁，否则一切实质的因应策略必属徒然。香港临近九七的政治经济情况，不但已使一般人失算，相信今后十年内，也同样使人难以掌握。

在这情况下，香港教会明智之举仍该是秉承一贯作风，实事求事，以人的需要为中心，服务人群，不与任何政治团体挂勾，亦无需背负民族文化意识的包袱；既然教会一向不背这包袱，九七后亦没需要背。据多项调查显示，逾半香港市民对7 月1日没感觉，对各类庆祝活动漠不关心，表示香港市民普遍不会因为7月1日来临而突然提升自己的民族感及文化感情；只不过现在亲北京政客当道，公共言论给了国际社会错觉，以为香港市民在7月1日后才开始为得到中国人身分而自豪。

其实香港社会的情况一直非常独特，它是有文化的地方，但不是国内眼中的唯一道统；香港市民有民族感，但亦不是国内政权所确认的唯一类型，这现象在7月1日后仍是一样。香港地方教会不宜政治化地谈民族归属及中华文化，它该如过去一样，让这些属于世俗的领域留给世俗社会去处理，它该推动人生活最基本及最普遍的价值，维护公义与平等，藉此参与社会的文明发展。

笔者对台湾社会的印象，以1970年代为主，记得当时国民党政府控制思想的手段仍相当严格，闽南语被视为是次等方言，宗教不能列入学校的正式课程，各大学有教官之设以监管学生思想及活动，而最无稽的是由党去界定中华文化的内容，由党控制的政府部门去颁授「文化奖」。

教会也如同国民党及部分学者、商界人士一样，迁台时把台湾视为一个过渡性的地方，「过客」的心理十分强烈。但台湾也如香港一样，无心插柳，两个地方都由于中国特殊的政治环境而有了今天的骄人成就，台湾的繁荣及成功正促使我们应以其所处的立场，加以思考。

国共斗争，以及各自在辖土所宣传的爱国教育，在一定程度上歪曲了政府与人民的合理关系，妨碍了人民自由创造文化的空间。记得 1970年代时，国民党政府把复兴中华文化作为反共的一种方式。台湾教会在1970年代已有本地化的努力，但今日反省起来，觉得当时教会人士心目中的中华文化，与国民党推动的是同一版本，都是由上而下的先存内容，对来自民间的因素及具体生活不够重视，未能扎根本土，似乎以心在神州大陆的情怀暂寓于台湾，记得当时选择学习台语的外籍传教士更在教会内受到指责¹¹。笔者相信事隔这么多年，上述一切现象都不再存在。

从印象中，1970年代教会在台湾已兴办不少事业，如文化、广播、电视、学校、医院、幼儿及护老中心……等等，在社会慈善服务方面作出了有力的见证，美中不足是批判性的先知言论及行动较弱，相信是碍于当时国民党的压抑政策，使教会「不能」而非「不为」。记得当时，为劳工仗义执言的马赫俊神父被党政府驱逐出境¹³。

现在已是 1990年代末期，笔者心目中的台湾所拥有的政经实力与对国际影响力上，完全不成正比。台湾在今日中国人所有地区中，政制最跟得上当代的民主，集中了最多及最顶尖的人才及科技，累积了最庞大的财富，可惜在国际上却被矮化，在逆境中求空间，有点英雄无用武之地的委屈。

笔者相信，这时代是整个台湾（不单是教会）需要作另类见证的时候：有强者的条件，却以弱者的身分参与国际活动，很多时候不能名正言顺地跻身国际组织，不能堂堂正正在国际社会中代表全岛的利益，这都是耐心、坚忍、稳守立场的考验，台湾需要在这些不利因素下，继续为本土社会作出更大的建设，以本身的实力来见证一个优良社会制度的成就。

对教会方面来说，笔者认为教会在政治上中立非常重要，在目前各种危机下（如冻省、修宪、统独争论等），不偏袒任何一方，属于全民的事务该由全民自决，在争论过程中，教会该鼓励交谈精神，以和平及尊重人民意愿的方式解决问题。无论台湾要走的是甚么路向，教会都该与广大人民同步迈进，作

美国芝加哥大学公教神学家 David Tracy在 The Analogical Imagination一书反省到各宗教并存的意义时，并不赞同「条条大路通罗马」，或「万宗归主」的理论；但，他确信宗教交谈的基础，是在宗教经验的「共通性」

基督事件是发生在社会中的，保存这些事件的教会也是社会现实之一，因而社会与基督事件之间，有其内在的关联性。历史中的信仰事迹（包括经验），既在特定时空中发生，就必然是构成该地区宗教性经典文化（Religions Classic）的一部分。神学的职分，需要诠释自己传统的宗教性经典文化，并为当代人道出其意义。在其它宗教内，一切真实的信仰经验，亦应同等看待：诠释其宗教性经典文化，并宣报给现代人。

基督宗教作为一个历史性团体，有寻找上主、探索信仰的过程，其最核心的信仰事件是耶稣基督的启示，以及初期教会的反省和福传努力。基督宗教之角色，正是提供自己对信仰经验及历程的诠释，并与其它宗教彼此参照比较，共同分享¹⁴。

遭遇、经历以及忠于召叫的历程。多年来政治上的分离，已使我们意识到三个地方的制度与文化差距将会持续，而且差异可能越来越大，这为每一个地方的教会团体，都构成相当独特的经历，可以互相参照，互相丰富。

信仰的具体发展及表达形式，是在特定的时空中。当社会剧变迁时，教会亦需要一段适应及探索期，以求更真实、更符合人的实况去表达信仰。社会特殊情况的发生，正好引发教会自信仰的传承中去寻找回应的灵感。因此，在地方教会不断适应世界的过程中，它也可与旧约以色列民适应时代变迁的努力对照，亦与普世教会的发展史对照；为大陆、港、台的地方教会来说，相互对照其发展经验，彼此都有一分亲切感及认同感，使我们为了信仰的丰盛、和在不同境遇中的彰显而自豪。不过，我们并不急于寻求结构上的合一，我们需要肯定三地社会长久差异的价值，因着这差异，我们的地方教会才有特色。

大陆公开教会的普及化，始自文革结束后，在一片百废待兴声中，教堂重修以及重新开放，即可显示政府有将政策落实的诚意；不少教会领袖从阶下囚的身分获邀复出，出掌政府认可的教堂。教会的收获主要是土地及建筑物使用权，提供圣事服务，以及建立教会的外在组织结构。相信只有在大陆生活的教会，才能判别当时是否是恢复制度性教会的时机，亦相信将来历史会断定这选择是否值得，以及付出了甚么代价。

文革后，教会的组织及圣事服务得以恢复，本身无疑是好事，而公开教会亦为社会提供一些慈善性服务，有一定程度的见证性；但付出的代价可能当初始料不及，一来教会分裂明显化，二来教会需要在某些事情上，负起稳定既存体系的角色，几乎丧失对社会的先知性见证。

丧失仅存的精神空间。他们的存在（即使是缄默）本身，已是先知性见证，向社会指出党政府该扮演的角色。历史将会证明他们的坚持是否值得，亦将明辨他们见证的意义。无论如何，现在不是互相指责的时候。笔者认为，大陆的共党政府运作方式必然产生目前情况的大陆教会，唯有政治上的改革开放，才会导致大陆教会全面性的共融；到时各地方丰富而多元的生活历程，将会得到灿烂的整合。

在可见的未来，香港各宗教亦会丧失前殖民政府给予的优惠及特殊信任，需要与其它民间团体竞争主办社会服务，这新局面要求天主教会更加自立，提供更符合社会需要的服务。在适者生存的原则下，即提高服务的质素，见证民间社团的角色。本文执笔时，特区已成立一个月，特首班子的作风已见端倪：就是行政主导、偏重商界及投资者利益、强势管治作风、民主及人权倒退……等等。香港教会需要作为社会的良心，秉公发言，维护弱小，这才使它真正属于地方、扎根于广大市民。

台湾教会的社会角色，上文已说得很多，需要补充的是在三地教会中，台湾天主教会在学术上最突出，唯独台湾有天主教大学；而在神学上，辅大神学院除了陆续完成基本教科书外，梵二至今亦能一直把当代神学思潮及最新述著介绍给国人，这些资料为大陆及香港都极有贡献，希望台湾地方教会亦同时加强与本土次文化的融汇，使之更具地方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