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友评论

网友 匿名 的原文：

这就是中国只讲经济不讲道德的结果。无信仰，无道德，只要是赚钱啥都能做。无诚信，只信钱，一个民族到了只信钱，什么都拿钱来衡量，什么都拿钱来交换，那是这个民族悲哀！

网友 匿名 的原文：

可惜啊！意大利人民没有中国人民的智慧，若有这样的智慧，冲进梵蒂冈拆你的十字架，把你这个迷信头子赶回本国去。

网友 匿名 的原文：

教皇老头讲得好，
世界需要拆十字架的智慧。

网友 匿名 的原文：

关押主教神父，不同政见者！拆十字架是智慧超凡绝伦的智慧！无神论，人是猴子变化来的，没有救世主都是智慧，超凡绝伦的智慧！

网友 匿名 的原文：

狗屁不通

网友 分享 的原文：

中国信仰真自由就是不自由

网友 大民族 的原文：

说他们好能建交吗？中国梦

网友 匿名 的原文：

方济各教宗册封中国为救世主！世界仰赖中国超凡绝伦的智慧！

不需要基督耶稣和他的十字架了！

网友 匿名 的原文：

习近平祝贺方济各教宗圣诞快乐了么？会祝复活节快乐么？习近平非常不懂事，中国已经非常不懂礼数了！

你说世界仰赖中国超凡绝伦的智慧！

人家中共说没有救世主，不需要天主教！

网友 匿名 的原文：

中华文明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 刘军宁
2016-03-23 大公鸡

警告：为革命，保护三观。请勿点击标题下蓝字“大公鸡”关注我们！

中华文明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 刘军宁

宁天下 | 原创

如果没有信仰、没有道德，全民承受的代价将会最大化。没有信仰即没有正义。没有信仰的社会，即是正义失落、道德匮乏的社会。
“中国人在食品中完成了化学扫盲，从大米中认识了石蜡，从火腿中认识了敌敌畏，从咸鸭蛋、辣椒酱里认识了苏丹红，从火锅里认识了福尔马林，从银耳、蜜枣里认识了硫磺，从木耳里认识了硫磺酸。今天，三鹿又让同胞知道了三聚氰胺的化学作用。”

“外国人喝牛奶结实了，中国人喝牛奶结石了。日本人一天一杯牛奶，振兴了一个民族，中国人一天一杯牛奶，早熟了一个民族。”

上面是近来许多人都读到过的民间段子。

段子里提到的事例表明，中国在今天面临的根本危机是道德危机。这个危机不是表现为信仰与道德的真空，而是表现为信仰与道德变成精神废墟。具体地说，中国在今后以至于更长的一段时间内，最大的、最根本的危机，是与信仰与道德有关的精神危机。纵然是严刑峻法也已经无法改变这样一个最直观的事实∶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真贪官、假商品、假文凭、假发票、真（假）防伪商标等的最大生产国。每次官民冲突、每个建筑物的垮塌、每个环境灾难背后无不暴露出巨大的道德亏空。由于种种原因，从数千年乃至数十年以来整个社会的道德赤字与坏账还在加速积累。中国发生的没有道德底线的事情，目不暇接，更多的、正在发生的甚至不为人们所知。



最近各种灾难与事端的密集爆发，说明中国已经到了道德亏空的密集还账期。许多中国人的道德底线已荡然无存。信仰的缺失与道德的赤字正在转化成一桩桩人为的灾难。整个社会开始为多年累计的信仰危机和道德沦丧承受沉重的代价，而这仅仅是个开始。信仰危机还在探底过程中。按照目前的趋势，中国人的道德状况还会进一步恶化。在现在的中国，没有信仰、不讲道德的人如鱼得水，有信仰讲道德的人寸步难行。中华文明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因为中国人到了最缺失信仰与道德的时候！

从现在到未来的相当一段时间内，中国人将继续生活在道德与信仰的废墟中。说是废墟，而不是真空，是因为废墟中尚有很多有价值的东西，生活在废墟中的许多个体还是有信仰有道德的，只是由权力主导的道德与信仰系统因坍塌而在整体上变成一个废墟，整个社会也因此陷入一种信仰崩溃和道德失范的溷乱状态。目前的信仰与道德危机是数千年的旧正统与六十年的新正统作为价值系统的坍塌所引发的精神危机。尽管这两种价值系统在现实中常常互相支撑，但是丝毫也未能扭转各自主体已经瓦解与坍塌的现状。分别历时数千年与六十年的精神主体结构为什么会瓦解与坍塌？我以为，这是因为这两种价值都不能提供信仰与道德规范的终极源泉。本质上，它们都是国家机器用来巩固政权维持统治的宣教手段。它们不是民间自发认可的，而是通过国家机器强加的价值系统。任何不是自由选择的信仰都是伪信仰。

中国历史上的道德纲常多半是统治者强加的道德，而且，这些道德都是为统治机器服务的，不论是历史上的三从四德还是现时代的标兵楷模。封号频繁想读此类好文章请加微信：bxzs1688   这是中国长期道德危机的根本原因所在。把掌权者的主义当做国民的信仰，并禁止其它信仰，必然导致全社会在信仰上的丧失，导致国民道德与精神的全面退化。中国的危机，从十九世纪中叶起，就已经不仅仅是体制的危机，更是精神的危机，是国家主导的价值系统崩溃所引发的道德与信仰的危机！



中国在传统上是个世俗社会，绝大多数人没有整全的信仰。可以说，信仰的问题在中国从未真正解决过。与世界上的许多国家相比，不论是传统的儒家思想，还是后来的马克思主义，都是世俗的意识形态。近来大行其道的国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缩影，其中也难觅宗教的踪影。专制极权是导致中国人缺失信仰的主要根源之一。在每个王朝后期的政权危机背后的，本质上都是人心的危机、信仰的危机、道德的危机。统治本身就没有道德基础，政治权力自然不允许公民树立信仰与道德。为什么许多国人无信仰无道德底线？因为有信仰要付出的成本太高；为什么不道德？因为讲道德的代价太大。问题是，如果没有信仰、没有道德，全民承受的代价将会最大化。没有信仰即没有正义。没有信仰的社会，即是正义失落、道德匮乏的社会。

几千年旧的信仰被暴力革命打得落花流水，几十年的疑似信仰又落了空，真正的信仰却领不到准生证。这就是现状。在中国，信仰与道德的失落与长期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有关。这样的意识形态把物质摆在第一位，完全排斥精神、宗教、信仰。如果一个社会真有一群先锋队的话，如果这个先锋队的成员又不能自由信仰的话，那么这个社会的主体就没有信仰。一种主义，一种政治意识形态，通常只代表一种理想、一种利益诉求。信仰不同于理想，乌托邦的理想梦境不可能作为人们心目中牢不可破的“信仰”。封号频繁想读此类好文章请加微信：bxzs1688   信仰也不同于科学，任何主义只要一旦被宣称为科学，就不具有成为信仰或宗教的可能。因为科学是经验的。要么说它是科学，要么说它是信仰，把经验的东西当作信仰是虚假的信仰。

现在许多国人对目前在精神、道德和信仰领域出现的危机，已似乎有了比较普遍的共识，但是对造成危机的原因却有重大的分歧。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人今天的道德与信仰状态是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造成的。这种看法是非常错误的。我认为，中国人今天的道德与信仰状态不是经济发展与生活富裕导致的，而是对道德与信仰的禁锢造成的，是权力对道德的压制造成的。阻碍自由信仰的不是市场，不是金钱，而是政治权力。没有市场经济，中国照样有信仰危机；没有市场，人都活不下去了，精神还空虚吗？如果不空虚，那也是动物意义上的不空虚。信仰危机与市场经济无关。在世界范围内，市场经济与宗教信仰从来都并行不悖。倒是在实行计划经济和公有制的地方，信仰与宗教都荡然无存。不是市场阻止信仰，而是权力阻止信仰。况且，中国还不能算是一个市场经济的国家。中国的燃油价格和许多商品的价格是发改委定的，中国的民企五百强利润总和不及两个国企，能说中国是市场经济体吗？相反，在中国，市场经济像信仰自由一样，都受到了政治权力的严重阻碍。若不是中国有了一点点市场经济，中国今天更是信仰的荒漠。表面上看，国人没有信仰与贪图货利是联系在一起的，但是我们不该就此得出货利或金钱是导致信仰失落的原因。抢劫犯盗抢珠宝，我们能说是珠宝造就了盗窃犯吗？我们能以销毁珠宝来作为根治抢劫行为的解决方案吗？



为什么信仰会繁荣或衰败？答案隐藏在信仰自身的属性之中。人和其他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人有信仰，而其他动物没有。道德的源头是信仰，没有信仰就没有道德底线。信仰是一个人活着的精神寄托。没有真正的信仰，人们就没有正义感、责任感，就会无所顾忌、无所敬畏、无有廉耻。信仰指向的是“意义”，并赋予人的生命以意义。因为人的存在是需要意义的。信仰不是现实的，而是超现实的；不是经验的，而是先验的。信仰是人对于无限、永恒、生命的终极价值与意义的追求。信仰涉及的是相对于经验科学而言的超验真理。信仰深深植根于人性之中。因为人在本性上总是在探寻意义，挣脱有限走向无限，趋向超越。信仰必须是由衷的、自觉自愿的、认可、相信、敬仰、崇拜和追求。依靠强迫、利诱、欺骗不能产生真正的信仰，也不能维持和改变信仰。信仰与道德的短缺，归根到底是自由的短缺。

所以，真正的信仰必须是自由选择的信仰，而不是政治权力强加的信仰。信仰是理性与信念的产物，而不是强制与暴力的产物。同样，强制与暴力也不可能阻止信仰。因此，不仅要尊重与保护信仰自由，而且应该把信仰自由嵌入到政治制度、政治秩序中去。只有信仰自由，才能产生好的信仰，才能淘汰抑制不良的信仰；没有信仰自由，只有坏的信仰。没有超验，没有信仰，就没有个人的自由。道德问题离不开自由，离不开相应的政体。自由是道德赖以存活的氧气，不论公德与私德。没有自由，任何德性都将窒息。所以，我们说人需要信仰，不是说需要被统治机器强加一个信仰，不是“被信仰”，而是每个人去自由选择自己的信仰，寻找自己的精神锚地。

如果说货利是人类生存的物质支柱，信仰则是人类生存的精神支柱。那么，在中国，解决信仰危机的方案，不是去通过拆除人类生存的物质支柱来加固精神支柱，不是放弃经济发展，而是归还属于每个人的思想、信仰自由。一个国家的未来，在于其精神的根基与力量，而不在于政府权力。中国的精神重建，中国的有限政府，中国的市民社会都离不开信仰自由。一个国家的根本力量，不在于其物质的或军事的力量，而在于其精神的、信仰的力量。没有信仰自由、没有精神信仰的国家，再大也是小国！没有信仰自由，不论人均GDP多高，国民在精神上和道德上依然是贫困的。国人常说，财大压身，对一个国家也是如此。没有精神与信仰的厚度，也难有物质财富的高度。即使有了，也会被压垮！有了信仰自由，一个人、一个社会信仰什么就会有答案，大家就会自由地去选择、去获得自己的信仰。唯有自由选择的信仰才有可能成为真正的信仰，中国人才有可能走出现在的精神废墟，藉由信仰自由获得真正的信仰与道德！

网友 匿名 的原文：

中梵欲建交  何必造声势

     -----读《中国“地下”神职人员：我们希望与圣座达成协议》

     2016.1.30，天主教在线网上披露了梵蒂冈内部通讯作者吉安尼.瓦伦特（GIANNI VALENTE ）的属名文章，中心思想是：“越来越多的天主教会牧人和教友们的声音，表达了他们对北京与梵蒂冈可能在教宗方济各和习近平的时代达成协议充满期待”

     读了两遍之后发现，此公完全是有意渲染，借“口”发挥，为“牺牲忠贞教会，与大陆达成《建交协议》”，摇旗呐喊，大造声势。

     瓦伦特先生心里明白，这次中梵建交的谈判，梵蒂冈方面在原则问题上可以说是“卑躬屈膝”，出卖了自己坚持千年的信仰原则，且毫不留情地践踏了中国主教、神父、教友“维护正统，坚持原则”的难能可贵的勇毅精神。他们历经监牢苦役，流血牺牲，坚持了半个多世纪的前赴后继的悲壮的信仰见证，也被抛到九霄云外。对这样的卖儿鬻女的“协议”，反弹最大的正应是这个牺牲最大的教会团体。特别是对因此致命的教会志士仁人，“公祭如何告乃翁”？

     所以瓦伦特在访问了几位“改性”的所谓“地下”的主教神父之后，便鱼目混珠，以为中国“地下”教会的一干人等，早就翘首企盼方济各教宗与习大大联袂开创双方的“历史新纪元”呢，会毫不姑息自身筚路蓝缕、饥寒交迫的见证信仰的忠贞价值，方济各委派的梵蒂冈代表团尽可以放开手，只要建交，中国地下教会是不会相持异议的。

    一、这些所谓的“地下”教会的主教、神父们能代表中国真正原生态的地下教会的声音吗？

1、齐齐哈尔教区主教魏景仪对此充满信心：“中国与圣座会达成协议的。就像是安排的。也是要求我们在福音光照下辨别的‘时代的迹象’”。

曾任中国（地下）主教团秘书长的魏景仪主教，数年前在齐齐哈尔机场被捕，一个多月后被释放。释放后，态度前后迥然，公然发布牧函，鼓吹“领证无害论”，成为爱国会的外围工作者。令人记忆犹新的是，他公然到我教区，为我教区主教暂停领受圣秩的两位修士，完成晋秩圣仪，加剧了我教区的分裂势态，完全成了造反派利用的工具。干着这种拆散忠贞教会勾当的主教，还有什么道义的人格力量，标榜自己是“地下”者云云呢？

     2、 福建省的“地下”司铎林学海神父在“铎兄铎弟”群中表示：“日夜盼望中梵关系正常化这好景况的来到，中梵建交是大局，大方向。习主席与方济各教宗握手，是中国好公民与基督徒的荣幸”。

     阁下真是“地下”司铎吗？难道您一点都没有“被牺牲”的警觉与痛楚吗？果如是，您根本就称不上自己“地下”的名号，早已是与官方沆瀣一气的同路人。瓦伦特不过是给您一个“地下”的封号以售其奸而已。



3、福州“地下”司铎刘神父特别要强调“我们服从教宗关于中梵关系的任何决定。中梵建交，将成为中国天主教会新起点”。

侬是否为来我教区联络工作的刘神父？也许不是。不过，希望神父扪心自问：中梵建交，真的将成为中国天主教会的新起点吗？瓦伦特正在拿您当枪使啊！

   

4、 内蒙古“地下”司铎胡宪龙神父说，“信仰可以改变一个人，也可以改变一个国家。中国人急切需要信仰，期盼中梵早日建交，用信仰的力量改变中国，使中国更加繁荣昌盛”。他根本不认为圣座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政府一旦达成协议会是政治性质的妥协，甚至是屈服。”

我也曾是内蒙的老住户，但在广袤的内蒙，不认识胡宪龙神父真是大可原谅的事。我不想妄加评论，只是提醒您：“不认为圣座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政府一旦达成协议会是政治性质的妥协，甚至是屈服。”是您的原话吗？因为瓦伦特自己就是带着这个观点去借“地下”者的口，来达到他不实报道的目的。



5、 在黑龙江省工作的“地下”韩文民神父说，“作为生活在中国的神父，我们特别渴望中梵能够早日建交，这样，地方的教会必然会获得更大的信仰自由。只有中梵关系正常化，才有希望使教会在中国广扬，我们盼望教宗不仅考虑现在的中国教会，更要顾及十三四亿中国人的灵魂。有中梵建交这个基础，才有广传福音的空间和自由”。

     恭贺您有这样的先知先觉。中梵建交了，地方教会就会获得更大的信仰自由吗？我更愿意认为这是瓦伦特先生的杜撰而不是您自我阉割的“肺腑之言”。

   

6、兰州韩志海主教表示，“我们希望在中国的天主子民能够有更多的空间和信仰自由。这也取决于圣座怎样能够加速与中国政府的交流与合作”。

我们不禁要问：“更多的空间和信仰自由”难道真的取决于“圣座怎样能够加速与中国政府的交流与合作”吗？亦即主动权在圣座手里-----这是新天方夜谭呢还是韩大主教凭空臆想的愿景呢？

你看看上面，有主教、有神父，地下教会的这些人在瓦伦特笔下，个个成了巴不得早点借中梵建交转变身份而成为中梵建交名正言顺的受益者。

耐不住寂寞了吗，迳直归了爱国会算了，照样可以高枕安卧而再也不必忧心戚戚地东奔西走。照样领取爱国会的津贴而成为领证达人，“却向城头骂汉人”，何必苦等中梵建交为自己洗白呢？



    二、梵蒂冈没有改变大陆政策的能量，中梵即使建交，大陆“转变”控制教会的手段也鲜有更变

1、天主教、基督教一直被认为是颠覆共产主义政权的最危险的“震源”，七十余年的掌控、限制、做空天主教的政策，一以贯之。从早期的大规模逮捕、判刑（一般被无辜打成现行反革命的主教、神父的刑期大都在15年以上直至无期、死缓等，更有甚者被莫名秘密处决）。延至今日仍然有宁夏教区忠贞教会蔚和平神父被投河自尽的案例发生。

大到光天化日下成百上千的教堂十字架被拆毁，小到蔚神父被自杀。这都是中国绝对“一元化领导”的民主法治实施的结果。在这个唯我独尊的政制下，不可能有异议存活的契机。

在《温州强拆十字架再现......》一文里，有这样的记叙： “华东浙江省在停拆十字架约三个月后又死灰复燃，在（二零一六年）一月份温州就有至少十八座教堂的十字架被拆，八名教会人员被羁押。据基督教的教牧同工统计，被强拆十字架的教堂，分别在南白象、鹿城、嘉兴及瑞安各一所，永嘉四所、最多的平阳有八所，及有两所在苍南。

政府雇用的强拆人员于廿六日晚上十一时，闯进平阳的鳌江镇外浦教堂强拆

十字架时，由于没有使用较高成本的吊车，而改用电钻，并把拆除的十字架向下推倒，因此损坏了教堂的钟楼。

    强拆人员其后更花了两小时砸碎十字架，把部分碎件扔进河里。他们又砸破了驻堂神职人员的房门，且不让信徒把小孩抱离，使驻堂人员的女儿受惊。强拆人员更取走了教堂的监控和录像设备。

    从中可以看出强拆队伍的蛮横无羁的霸道以及政府行为肆无忌惮的政策支撑。而浙江正是习大人从政历练晋升的韬光养成之地（2002－2007年　浙江省委副书记、书记、代省长，浙江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

这可就是我们不寒而栗的原因啊！从中可以看出，强拆与最高层颔首示意的微妙互动。神州大街小巷高调宣讲的文明、和谐、诚信、友善......等核心价值观焉在哉！多元的社会大众必然有多元的理念与多元的宗教信仰，为什么我们除了共产主义之外，就不能因循历史脉络而给予其他不同信仰群众以喘息自生的空间呢？

此时我们还幻想用赞美和阿谀分得肉食者一杯羹，期待“更多的空间和信仰自由”，岂不颟顸可笑和不合时宜？

    2、中梵建交协议的实施时机，取决于大陆决策者的底线思维的着力点，颇有借刀杀人的利益打劫的微妙。绝不在于梵蒂冈卑躬屈节的礼让，而在于台海局势的走向。一旦大陆认为蔡英文“台独”走向无可挽回之期，才是中梵建交有实质进展之日。这都是在5.20 台湾新任总统就任以后的事。

   咱老板要的是中梵建交这枚炸弹对台湾新贵的轰击烈度，而不是在乎梵蒂冈

方济各老头儿的几句贴心话。至于主教任命，这本来就在大人先生们的牢固掌控之中，不必再议。

    各位看官注意到没有，现在，精英们对蔡英文很有网开一面的铺叙，王毅外长2月25日在华府的演讲，就破天荒提出了承认“他们的宪法”即“中华民国宪政体制”的“两岸一国”的诠释。主动解套，搭设台阶，似乎正在取代“地动山摇”的恫吓。-----这就是政治！因此，中梵建交的利好时机又将遥遥无期。

有位网友热议，曰“方济各教宗就职后，大胆使用当初卡萨洛利枢机担任国务卿时的秘书帕洛林蒙席，使之成为梵蒂冈国务卿。为打开与中国的外交僵局，不惜一切代价，甚至牺牲地下忠贞教会辛辛苦苦捍卫的圣统信仰，让那些仍在监禁中的主教继续承受无端的痛苦，来签署这个‘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协议。”
    这将是天主教会“舍了孩子也套不住狼”的时代悲歌！

     3、当前国际局势波诡云谲：东海钓鱼岛的争竞，朝鲜导弹试射的危机，以及日本解禁自卫权出兵海外的咄咄逼人的趋势。台海方面，习马会的临门一脚也未能挽狂澜于既倒，台湾大选亲中势力的国民党仍未能免于全面溃败的命运。南海局势更是楚歌四面，山高皇帝远，“五鼠”闹南沙。利益的分割，疆界的区划，航行自由的借口以及美国B-52、B-22 战略轰炸机在南海上空的武力示威，既是临战危机的警戒，也是防不胜防的挑衅的无奈。越南风起云涌改革大潮的激荡以及去共产主义思潮的泛滥；古巴回归基督信仰的躁动（古巴总理劳尔.卡斯特罗说，他在适当时机也会信仰公教）。都对马列主义的意识形态构成了釜底抽薪的连锁效应。

中国已经没有几个推心置腹的意识形态伙伴了。在一带一路的谋划中，我们

只有利益让渡的策略，笼络着见利忘义的混成主义的大大小小的口是心非的政客们。

    在世界“全民皆贼”的惶恐中，在机场、车站那种严密的安检时刻，你能体会到一种恐惧心态的泛溢和保卫政权的忐忑心机。

国内经济危机的渐显渐成，大批成品房的积压，大批中小企业的倒闭，三四百万职工的分流与待业，去库存、去产能......等多种经济危局摆在总理面前。在这样紧绷的国内外形势面前，显然不是讲仁义道德的最佳时机。此时此刻，与梵蒂冈建交，这事儿，取舍之间的斟酌，只是个备份而已。这就是为什么梵蒂冈频摇橄榄枝而大陆只是冷冰冰千篇一律的几句回应的原因。

当春晚流光溢彩的歌舞升平的氛围消融之后，我们面对的将是一个不堪重负的政治与经济的挑战。此情此景，此时此刻，难道只有梵蒂冈可以破茧重生、化敌为友吗？----别拿自己不当外人！

“2016年2月25日黎明时分，中国浙江省温州市状元天主堂、永强天主堂便被一伙人强行拆除了。”

那边，教宗方济各每天都在佘山圣母前为中国祈祷；这边，归拢天主教的行动愈演愈烈-------这就是实实在在的现状。最好不要陶醉在中梵建交云开见日的幻影中过屠门而大嚼。

建交也罢，不建交也罢，都改变不了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命运。

主教大人，“要坚固你的兄弟”，叫他们的“信德不至丧失”为要。静待历史云起云收，自有天公做主。

中梵建交博弈，大可不必拿地下教会说事，GIANNI VALENTE ！



                   山雨来    2016.2.28

网友 匿名 的原文：

教皇老头讲得好，
世界需要拆十字架的智慧。

网友 匿名 的原文：

《聚焦》获奥斯卡最佳影片奖 关注美国天主教猥亵儿童丑闻

北京时间2月29日（美国时间2月28日），第88届奥斯卡金像奖颁奖典礼在好莱坞杜比剧院举行，《聚焦》获得最佳原创剧本和最佳影片奖。该片被称为一部社会良心之作，以美国天主教神职人员猥亵儿童的丑闻为背景，讲述了几位新闻记者为找出事实真相历经艰难的过程。
罗比·罗宾森（迈克尔·基顿饰）是《波士顿环球时报》聚焦栏目的编辑，聚焦是波士顿环球报的一个专栏，拥有一个独立的调查小组，组员包括萨查·佩弗（瑞秋·麦克亚当斯饰），麦克·雷泽恩德斯（马克·鲁法洛饰），Matt Carroll（Brian D'ArcyJames饰）。几位调查神父猥亵儿童案的记者，或多或少都与天主教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聚焦小组主编罗比是天主教家庭出身，小组成员萨查时不时跟奶奶去教堂，组员马特·卡罗尔（布莱恩·达西·詹姆斯饰）从小接受天主教教义，麦克也坦承小时候很喜欢去教堂，并期冀着自己有朝一日能够重回教堂。
当马蒂·巴龙（列维·施瑞博尔饰）接替了环球报的总编辑一职，他开始指派罗比和他的团队，紧跟一桩被雪藏已久的案件，一个天主教神职人员性骚扰教区里的孩子。
影片里，几位记者一起调查吉欧根神父性侵儿童案，后来发现仅在波士顿地区，性侵儿童的神父数目就有90人之多，之前的吉欧根神父并非特例。尽管遭受到教会内外非常大的压力，但这些记者还是坚持报道。在电影结尾的字幕上出现了非常惊人的数据，整个2002年《焦点》团队连续发表了近600篇丑闻报道，在波士顿大主教区就有249名神父和教士被公开指控，重大性侵丑闻在各地陆续爆出。
影迷“萱草”认为，这是一部相当有深度和值得人们不断反思的电影。“宗教团体如今在西方社会依然占有相当重要的分量，因此这样一部敢于直面抨击天主教内部体制的作品，从它一出生起就带着令人敬畏的勇气和力量。就像电影中那些为真相而战的新闻工作者，他们向全社会的发声表明了舆论的积极态度。”
此外，在颁奖典礼上，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终于结束了近20年的奥斯卡”陪跑“生涯,凭借电影《荒野猎人》夺得奥斯卡影帝。

网友 匿名 的原文：

郭良平：中国道德土壤的败坏
时间：2016-01-22  来源：联合早报  作者：郭良平 点击：1561
习近平暴风骤雨式的反腐确实大快人心，然而中外多数人对其远期前景都不看好；最常提到的理由是制度：缺乏有效制约权力的好制度，腐败就有发生和发展的土壤。于是大家把希望寄托在体制改革和依法治国上。
然而这些改革的前提是维持和巩固中共的政权，而且是集中权力，自上而下推动的；在政权受到威胁时，一切法律和制度都可以让路。中共对“威胁”的定义又十分广泛和模糊，给大小官员维护自己的权利开了方便之门。结果是一个奇特的现象：近三十年中共政权是世界上最稳固的，效率好支持率也高，但却最提心吊胆，生怕被颠覆。这与其说反映了现实情况，不如说是苏联东欧共产党政权崩溃（苏东波）的后遗症；这种非理性的悸怕常常导致一些非理性的、与社会发展趋势相背离的政策。
用权力推动大制度建设（如依法治国）来限制权力，本身就是个悖论，历史上也没有成功的先例；迄今为止成功的宪政都是利益和力量平衡的结果，是契约。权力至上侵蚀的不仅是法治和制度规则，也包括社会的道德基础。中国自诩礼仪之邦，硕果仅存的文明古国，然而中国游客在国外被认为是最不文明的；国内则是普遍的信任危机，市场上假货泛滥，欺诈横行。社会道德底线失守对官场的影响是巨大的，也是被反腐所忽视的治本之道。没有社会道德基础的“好制度”一定得不到好效果，不管其设计的初衷如何好。中国的反腐机构是世界上最庞大、最复杂的，中国也是腐败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如果腐败成了一种文化，好制度也会变成坏制度，这是邓小平始料未及的，因为在他的年代，腐败远没达到现在的程度。法律和制度靠人来执行，如果人烂了，制度就会跟着烂。因此，社会的道德基础比法律、制度更重要，因为它直接关系到人的行为模式。
官员腐败不仅因为官场的制度不健全，也因为社会对他们的腐蚀。如果社会是一个道德黑洞，它越富裕腐蚀力就越强。宇宙的黑洞使光线都无法逃脱；在道德的黑洞里极少有官员能洁身自好。中国的官员都是同代人中的佼佼者，多数都曾怀抱理想、品学兼优。他们中许多沦为贪官污吏的原因，也需要在社会大环境中寻找。然而，通过审视社会的几个主要的道德源泉，我们发现是权力在侵蚀中国社会的道德土壤，而且权力还在不断扩张。
第一个、也是最有中国特色的源泉是政府的倡导。这在中国可谓源远流长，儒教就是要建立伦理社会，从皇上到黎民都有一套行为的道德规范。克己复礼，只要人人都遵从规范，就会天下太平，社会和谐。皇帝、大臣、士大夫、师傅等都应当为人表率，知识人有义务成为天下的良心，文死谏，武死战等等。中共掌权后延续了这个传统，党员干部凡事要带头，吃苦在先，享受在后，严格要求自己。
毛泽东时代是榜样治国全面取代依法治国，雷锋、焦裕禄、孔繁森……以及最近的周小平、花千芳等等，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标准，但以德治国、树正气的逻辑不变。然而从古至今，腐败一直是官场的痈疽和癌，近几十年来由于市场力量的介入，权钱结合，腐败愈演愈烈。
究其原因，这些模范人物的提倡者都在权位上；他们误把权力的制高点当成道德的制高点。且不说为了塑造典型他们往往不得不造假，缺乏有效监督的权力，使他们自己的行为很难总是符合他们提倡的道德规范，甚至被揭发出是贪官，是腐败的源头和始作俑者。这对社会道德是致命打击，是对“官办模范”的极大讽刺，给社会上的不正之风签发了许可证，同时也威胁到政权的合法性。
权力和道德无缘
中国传统中的“天命”以道德和社会正义为其精髓；对政权的道德判断左右着人心向背和朝代更迭。中共格外注重人心向背。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对道德建设做出了巨大努力；在党内有无数次大大小小的整风运动，最近的包括习近平的八项规定，群众路线实践教育，较早的有江泽民的三讲，胡锦涛的保先教育。在全社会则有持续不断的精神文明建设，1980年代的“五讲四美”、胡锦涛的“八荣八耻”，习近平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但老百姓买账了吗？
从根本上讲，政府不适于作为道德的提倡者。在西方发达的民主国家，政客也被认为是一个鲜廉寡耻的职业，政府永远是挨骂的对象。权力出不了道德的权威，因为它总是和腐败联系在一起。“政府无德”应该是一个定律，不是说政府都不道德而是说权力和道德无缘，不能指望它们相辅相成。
第二个主要源泉是宗教。劝善是所有宗教的共性，对信教者，道德本身就是对道德行为的奖励，不需要外在表扬和宣传，那些来世或它世指向的宗教尤其如此。宗教产生的道德行为是最纯正无私的。在现代，除了伊斯兰，它们对政治的影响有限；基督教的政教分离原则已被普遍接受，佛教更是不问世事，一心修炼。在当下物欲横流的中国，宗教是一片难得的净土，是道德生长的可靠土壤，也是社会的稳定器——只要不介入政治，不走极端。
然而这片土壤也在受权力的侵蚀。由于苏东波后遗症，当局总是过于担心有组织的活动，怕它们威胁到政权的稳定，而对宗教在道德建设，社会稳定上的作用估计不足。于是总想方设法去控制、限制、打压、渗透，使中国的宗教不得不总是和政权打交道，变得政治化了，这片道德的土壤就这样退化了。
第三个主要源泉是公民社会和其他形式的民间自治，包括中国历史上的家族组织、宗教会社、乡绅、长老的权威、同乡会、商社等。传统上中国政府的权力只到县级，县以下的农村社会全靠自治。在国家垄断合法暴力的情况下，必须靠伦理道德、乡规民约、家教族训和教化来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这也是儒教常兴不衰的现实基础。
持续一个多世纪的接二连三的大革命，包括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不仅摧毁了传统社会的经济基础和阶级结构，也摧毁了其政治、文化、意识形态、信仰和道德建构。近些年来传统社会组织形式有所恢复，但往往被视为对政权的潜在威胁而予以打压。由于得不到合法的生存空间，它们不能健康发展，常常黑社会化。
苏东波之后，尤其是东欧颜色革命后，执政党内许多人视公民社会为洪水猛兽，西方颠覆阴谋的社会基础，因而不断打压言论结社自由，打压非政府组织、非盈利组织、慈善机构、自愿者组织、维权组织甚至兴趣爱好团体；最近的意向似乎是要用共产党庞大的基层组织（430万之多）来替代它们的功能。
严格的管控，包括执政党的渗透，使得社会组织普遍趋于半行政化，成为政权的附庸。权力的侵蚀使它们缺乏独立空间和自由意志，因而不能成为社会公德生长的沃土。在一个日趋多元化的社会里，缺乏充分表达和社会协商，使得公平公正得不到足够的伸张，无事不揽的政府却不堪重负，动辄得咎，这恰恰是最大的不稳定因素。
第四个源泉是社会舆论，包括传统大众媒介和新媒介。健康的社会舆论是公开透明和理性的产物；古语说“理不辨不明”，共产党讲“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只是现在不大提了）。公开的信息和自由的讨论是伸张社会正义的重要途径；在舆论的监督下，权势人物不得不注意自己的行为操守。道德是一个公共现象，不道德总是私下行为。因而公共舆论是培植道德的土壤，压制舆论就是破坏这个土壤。根据上文的分析，制度的笼子不一定能关得住权力，因为制度要靠人来执行。必须把权力也关进社会舆论的笼子，因为这个笼子比制度要细密多了，也公开透明多了。舆论监督是道德的监督，强化舆论就是强化道德。制度总有空子可钻，而道德则无隙可乘。
然而舆论界是权力侵蚀最厉害的领域之一，当局有一整套庞大而复杂的机构，来控制人们的言论甚至人们的思想。近来的“创新”是政府在网上大规模地制造“民意”。根据“政府无德”的定律，这样做只能适得其反；现实的情况也正如此。在西方，政府总被怀疑在撒谎；在中国则往往是无论政府说什么，百姓都从反面去理解，结果是官民对立，社会缺乏起码的诚信。
在一个没有起码诚信，道德底线失守的社会，人人都没有安全感。大家都觉得唯一靠得住的是金钱，于是拜金主义盛行，道德的土壤被铜臭进一步腐蚀。就像马克思所说，资本使一切亲情、友情、神圣的信仰和悠久传统都化作赤裸裸的金钱关系；为了钱人们什么都可以去做，甚至甘愿冒生命的风险。于是社会陷入一种道德的恶性循环，究其最大原因之一乃权力对道德土壤的侵蚀。而拨乱反正不能走用权力来限制权力的老路，因为这是一个强化权力的怪圈。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

网友 匿名 的原文：

郭良平：中国道德土壤的败坏
时间：2016-01-22  来源：联合早报  作者：郭良平 点击：1561
习近平暴风骤雨式的反腐确实大快人心，然而中外多数人对其远期前景都不看好；最常提到的理由是制度：缺乏有效制约权力的好制度，腐败就有发生和发展的土壤。于是大家把希望寄托在体制改革和依法治国上。
然而这些改革的前提是维持和巩固中共的政权，而且是集中权力，自上而下推动的；在政权受到威胁时，一切法律和制度都可以让路。中共对“威胁”的定义又十分广泛和模糊，给大小官员维护自己的权利开了方便之门。结果是一个奇特的现象：近三十年中共政权是世界上最稳固的，效率好支持率也高，但却最提心吊胆，生怕被颠覆。这与其说反映了现实情况，不如说是苏联东欧共产党政权崩溃（苏东波）的后遗症；这种非理性的悸怕常常导致一些非理性的、与社会发展趋势相背离的政策。
用权力推动大制度建设（如依法治国）来限制权力，本身就是个悖论，历史上也没有成功的先例；迄今为止成功的宪政都是利益和力量平衡的结果，是契约。权力至上侵蚀的不仅是法治和制度规则，也包括社会的道德基础。中国自诩礼仪之邦，硕果仅存的文明古国，然而中国游客在国外被认为是最不文明的；国内则是普遍的信任危机，市场上假货泛滥，欺诈横行。社会道德底线失守对官场的影响是巨大的，也是被反腐所忽视的治本之道。没有社会道德基础的“好制度”一定得不到好效果，不管其设计的初衷如何好。中国的反腐机构是世界上最庞大、最复杂的，中国也是腐败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如果腐败成了一种文化，好制度也会变成坏制度，这是邓小平始料未及的，因为在他的年代，腐败远没达到现在的程度。法律和制度靠人来执行，如果人烂了，制度就会跟着烂。因此，社会的道德基础比法律、制度更重要，因为它直接关系到人的行为模式。
官员腐败不仅因为官场的制度不健全，也因为社会对他们的腐蚀。如果社会是一个道德黑洞，它越富裕腐蚀力就越强。宇宙的黑洞使光线都无法逃脱；在道德的黑洞里极少有官员能洁身自好。中国的官员都是同代人中的佼佼者，多数都曾怀抱理想、品学兼优。他们中许多沦为贪官污吏的原因，也需要在社会大环境中寻找。然而，通过审视社会的几个主要的道德源泉，我们发现是权力在侵蚀中国社会的道德土壤，而且权力还在不断扩张。
第一个、也是最有中国特色的源泉是政府的倡导。这在中国可谓源远流长，儒教就是要建立伦理社会，从皇上到黎民都有一套行为的道德规范。克己复礼，只要人人都遵从规范，就会天下太平，社会和谐。皇帝、大臣、士大夫、师傅等都应当为人表率，知识人有义务成为天下的良心，文死谏，武死战等等。中共掌权后延续了这个传统，党员干部凡事要带头，吃苦在先，享受在后，严格要求自己。
毛泽东时代是榜样治国全面取代依法治国，雷锋、焦裕禄、孔繁森……以及最近的周小平、花千芳等等，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标准，但以德治国、树正气的逻辑不变。然而从古至今，腐败一直是官场的痈疽和癌，近几十年来由于市场力量的介入，权钱结合，腐败愈演愈烈。
究其原因，这些模范人物的提倡者都在权位上；他们误把权力的制高点当成道德的制高点。且不说为了塑造典型他们往往不得不造假，缺乏有效监督的权力，使他们自己的行为很难总是符合他们提倡的道德规范，甚至被揭发出是贪官，是腐败的源头和始作俑者。这对社会道德是致命打击，是对“官办模范”的极大讽刺，给社会上的不正之风签发了许可证，同时也威胁到政权的合法性。
权力和道德无缘
中国传统中的“天命”以道德和社会正义为其精髓；对政权的道德判断左右着人心向背和朝代更迭。中共格外注重人心向背。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对道德建设做出了巨大努力；在党内有无数次大大小小的整风运动，最近的包括习近平的八项规定，群众路线实践教育，较早的有江泽民的三讲，胡锦涛的保先教育。在全社会则有持续不断的精神文明建设，1980年代的“五讲四美”、胡锦涛的“八荣八耻”，习近平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但老百姓买账了吗？
从根本上讲，政府不适于作为道德的提倡者。在西方发达的民主国家，政客也被认为是一个鲜廉寡耻的职业，政府永远是挨骂的对象。权力出不了道德的权威，因为它总是和腐败联系在一起。“政府无德”应该是一个定律，不是说政府都不道德而是说权力和道德无缘，不能指望它们相辅相成。
第二个主要源泉是宗教。劝善是所有宗教的共性，对信教者，道德本身就是对道德行为的奖励，不需要外在表扬和宣传，那些来世或它世指向的宗教尤其如此。宗教产生的道德行为是最纯正无私的。在现代，除了伊斯兰，它们对政治的影响有限；基督教的政教分离原则已被普遍接受，佛教更是不问世事，一心修炼。在当下物欲横流的中国，宗教是一片难得的净土，是道德生长的可靠土壤，也是社会的稳定器——只要不介入政治，不走极端。
然而这片土壤也在受权力的侵蚀。由于苏东波后遗症，当局总是过于担心有组织的活动，怕它们威胁到政权的稳定，而对宗教在道德建设，社会稳定上的作用估计不足。于是总想方设法去控制、限制、打压、渗透，使中国的宗教不得不总是和政权打交道，变得政治化了，这片道德的土壤就这样退化了。
第三个主要源泉是公民社会和其他形式的民间自治，包括中国历史上的家族组织、宗教会社、乡绅、长老的权威、同乡会、商社等。传统上中国政府的权力只到县级，县以下的农村社会全靠自治。在国家垄断合法暴力的情况下，必须靠伦理道德、乡规民约、家教族训和教化来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这也是儒教常兴不衰的现实基础。
持续一个多世纪的接二连三的大革命，包括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不仅摧毁了传统社会的经济基础和阶级结构，也摧毁了其政治、文化、意识形态、信仰和道德建构。近些年来传统社会组织形式有所恢复，但往往被视为对政权的潜在威胁而予以打压。由于得不到合法的生存空间，它们不能健康发展，常常黑社会化。
苏东波之后，尤其是东欧颜色革命后，执政党内许多人视公民社会为洪水猛兽，西方颠覆阴谋的社会基础，因而不断打压言论结社自由，打压非政府组织、非盈利组织、慈善机构、自愿者组织、维权组织甚至兴趣爱好团体；最近的意向似乎是要用共产党庞大的基层组织（430万之多）来替代它们的功能。
严格的管控，包括执政党的渗透，使得社会组织普遍趋于半行政化，成为政权的附庸。权力的侵蚀使它们缺乏独立空间和自由意志，因而不能成为社会公德生长的沃土。在一个日趋多元化的社会里，缺乏充分表达和社会协商，使得公平公正得不到足够的伸张，无事不揽的政府却不堪重负，动辄得咎，这恰恰是最大的不稳定因素。
第四个源泉是社会舆论，包括传统大众媒介和新媒介。健康的社会舆论是公开透明和理性的产物；古语说“理不辨不明”，共产党讲“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只是现在不大提了）。公开的信息和自由的讨论是伸张社会正义的重要途径；在舆论的监督下，权势人物不得不注意自己的行为操守。道德是一个公共现象，不道德总是私下行为。因而公共舆论是培植道德的土壤，压制舆论就是破坏这个土壤。根据上文的分析，制度的笼子不一定能关得住权力，因为制度要靠人来执行。必须把权力也关进社会舆论的笼子，因为这个笼子比制度要细密多了，也公开透明多了。舆论监督是道德的监督，强化舆论就是强化道德。制度总有空子可钻，而道德则无隙可乘。
然而舆论界是权力侵蚀最厉害的领域之一，当局有一整套庞大而复杂的机构，来控制人们的言论甚至人们的思想。近来的“创新”是政府在网上大规模地制造“民意”。根据“政府无德”的定律，这样做只能适得其反；现实的情况也正如此。在西方，政府总被怀疑在撒谎；在中国则往往是无论政府说什么，百姓都从反面去理解，结果是官民对立，社会缺乏起码的诚信。
在一个没有起码诚信，道德底线失守的社会，人人都没有安全感。大家都觉得唯一靠得住的是金钱，于是拜金主义盛行，道德的土壤被铜臭进一步腐蚀。就像马克思所说，资本使一切亲情、友情、神圣的信仰和悠久传统都化作赤裸裸的金钱关系；为了钱人们什么都可以去做，甚至甘愿冒生命的风险。于是社会陷入一种道德的恶性循环，究其最大原因之一乃权力对道德土壤的侵蚀。而拨乱反正不能走用权力来限制权力的老路，因为这是一个强化权力的怪圈。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

网友 匿名 的原文：

中国社会已进入互害时代
   

    食

    农民——农民种菜，喷洒农药，自己不吃，卖给别人。他说：菜有毒，我吃肉。

    农民养殖，添加激素，自己不吃，卖给别人。他说：肉有害，我吃菜。

    食品加工者——腐乳、榨菜、鲜辣酱添加苏丹红，加工者说：我知道这个害处多大，不吃。

    奶粉、乳制品里有三聚氰胺，加工者说：这个有毒，我不吃。

    餐馆用得是地沟油，老板员工说：这吃了不好，我不吃自家饭菜。我吃别家的。

    大米添加白蜡，加工者说：白蜡是不能食用的，大米我不吃，我吃别的谷物。

    如果农民种的不能吃，养的不能吃，食品加工者加工出来的东西不能吃。大家可以自耕自种，自给自足吗?不可能。

    有毒的食品谁吃掉了呢?医生、工人、服装生产者……甚至还有他们自己。

    衣

    服装生产者说：我生产的服装添加了甲醛、PH值、可分解致癌芳香胺染料，虽然甲醛能够赋予纺织品放缩、抗皱、免烫、易去污的功能，PH值在弱酸范围内有利于保护皮肤，可分解致癌芳香胺染料可用于染色、印花和着色。

    但是甲醛对人体的呼吸道和皮肤有强烈的刺激，易引发呼吸道炎症和皮肤炎。PH值呈强酸性或弱碱性，容易刺激皮肤，造成皮肤瘙痒。可分解致癌芳香胺染料分解产生20多种致癌芳香胺。

    所以，我生产的有问题的服装我不穿，卖给别人。我只穿安全的或者符合国家安全标准的服装。

    问题衣服虽然只是穿在身上，不是吃进口里，也可能致病致癌的。那么有害的服装穿在谁的身上呢?农民、食品加工者、医生、工人……都有可能。

    住，行

    开发商——开发商拿下工程，一部分的钱用于打点，一部分钱要用来盈利，剩下的才是建筑资本，偷工减料在所难免。

    桥塌了。房倒了。路断了。

    开发商说：我要为自己建造一所坚实的房子，我不走我修过的桥，建过的路。我把豆腐渣房卖给别人。

    这些房子谁在住，路谁在走，桥谁在过?农民、工人、医生、食品加工者……都有可能。

    医

    医生说：过度输液降低人体免疫力、损伤肝肾等器官、导致人体菌群失调、可能造成人体不良反应。

    使用抗生素增加患癌风险、破坏肠内生态、增强微生物耐药性、产生过敏反应。

    有些高价药其实疗效一般。

    有些检查可能并不需要。

    但是为了能够多赚钱我要给病人输液、使用抗生素、使用高价药、进行不必要的全身检查。我自己很少输液、不使用抗生素、不用高价药、不过度检查，我只把这些开给病人。


看来在习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真有智慧啊！！！

但这是个大数据的时代，你说的所有情况要有大数据的支撑啊！比方说无良医生占医生的百分比是多少等等？

教宗对中国人民礼节性的赞誉应该肯定！教宗也会对任何爱好和平的国家给予赞誉，这是

起码的风范，就如同我们一般政府工作人员和科技界出国访问一样，都会对所在城市或大

学做礼节性夸赞！更何况教宗是天主教的领袖，有大爱的精神，这一点都不夸张！！

这和建不建交没有必然的联系！当然教宗代表梵蒂冈愿意和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建

交！

网友 匿名 的原文：

撒旦滚！你就是断章取义那来说事，没有一点理由。你也许看了全部的信，也许没有，要是你看了全部的信你还这么说，你就是恶，你就是撒旦附体。因为任何一个人也不会这样侮辱一个为整个世界做出卓越贡献的圣人！

网友 匿名 的原文：

与有夫之妇写了32年“情书”？教皇保罗二世与他的红颜知己
　　“上帝把你送给了我，让你成为了我的神召。”
　　这并不是莎士比亚爱情故事中的台词，而是已故前罗马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写给波兰裔美国女哲学家图米尼斯卡（Anna-Teresa Tymieniecka）信里的一句话。
　　英国广播公司于当地时间15日播出了一部关于保罗二世的纪录片，片中第一次公布了这位前教皇在32年之间写给他的“红颜知己”、已为人妻的图米尼斯卡的私人信件。
　　波兰国家图书馆于2008年从图米尼斯卡手中买走了保罗二世写给她的信，之后一直秘密保存着，直到这部纪录片问世才首次公诸于世。这些信件也让世人对这位被封为圣人的前教皇的感情世界有了新的认识。

天主教急于造偶像，这么快就被打脸了。

网友 匿名 的原文：

堕胎是人权的问题，可以先说为什么有胎，如果没有胎你就不必为堕胎是不是人权问题而争论。为什么有胎？有胎是结果，如果没有行为就没有这结果。而这行为是神圣的，是每个生命的延续。就是人乱用这神圣的行为而结出不可逆的不可预料的后果。所以我们要约束自己的行为，而不结出这后果。就完全远离堕胎。堕胎不是人权而是犯罪！

网友 匿名 的原文：

陈日君不是追求人权吗？给你个好消息：

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宣布：堕胎是人权

这是有史以来第一遭，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惩罚了一个拒绝让公民堕胎的国家。他们通过此举，将堕胎视为一项人权——决定自己要不要成为父母是每个人应当拥有的基本权利。

这个案子始于2001年，一名17岁的秘鲁姑娘需要进行一项有医疗需要的堕胎，但却遭受拒绝。于是，她向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申诉，要求秘鲁政府进行赔款，而她最近刚刚收到赔款。我们希望这一决策能够为将来的案例创下先例。根据Women on Web，世界上25%的人口居住在堕胎不合法的地方，这非常不公正。

为什么掌控自己的繁殖是一项人权呢？以下是五大原因。

1.堕胎权利影响女性幸福

当女性不知道自己是否或何时需要放下一切成为一名母亲时，她们的自由就被大大限制了。最近，一项研究表明，能够合法堕胎的女性具有更积极的未来前景。当我们拒绝堕胎时，便是在拒绝女性规划自己人生的能力。

2.反堕胎的立场并不科学

那些相信生命始于怀孕的人无法解决这样一个事实，即半数受精卵会自然而然地离开身体。如果反堕胎者真的如此关心受精卵，那么他们应该致力于想办法预防这种“损失”。从胎儿发育阶段上看，疼痛的神经机制通常在26周时形成。

3.身体自主权大于胎儿的“生命”

即便胎儿算人，那也不打紧，因为处置自己的身体是一项没人能够夺走的个人选择。献血可以拯救生命，但我们并不强迫人们捐献血液，这项自主权利比任何可能挽救的生命更重要。如果你被绑架到一个需要你的血液才能存活的人那里，逃跑并非不道德，堕胎权利也是如此。

4.堕胎权利能减少不安全堕胎

如果人们想堕胎，通常总能找到堕胎的途径。需要堕胎的人通常被置于绝望境地，有些人的生命健康受到怀孕的威胁，有些人根本无法养活孩子。世界卫生组织和古特马赫研究所发现，当人们无法进行安全堕胎时，便会诉诸于自行引产；此外，禁止堕胎并不会降低堕胎率，那些堕胎率最高的国家恰恰是堕胎不合法的国家。

5.堕胎可以拯救生命

美国妇产科学会指出，在某些情况下，无法堕胎会威胁生命。在感染、心脏衰竭、子痫前期等医学疾病中，堕胎对于拯救母亲生命是必要的。不过，堕胎是否为医疗需求其实无所谓，因为这是一项个人选择，我们无需为其辩护。

天主教，屋漏偏逢连夜雨 ^_^

网友 匿名 的原文：

与有夫之妇写了32年“情书”？教皇保罗二世与他的红颜知己
　　“上帝把你送给了我，让你成为了我的神召。”
　　这并不是莎士比亚爱情故事中的台词，而是已故前罗马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写给波兰裔美国女哲学家图米尼斯卡（Anna-Teresa Tymieniecka）信里的一句话。
　　英国广播公司于当地时间15日播出了一部关于保罗二世的纪录片，片中第一次公布了这位前教皇在32年之间写给他的“红颜知己”、已为人妻的图米尼斯卡的私人信件。
　　波兰国家图书馆于2008年从图米尼斯卡手中买走了保罗二世写给她的信，之后一直秘密保存着，直到这部纪录片问世才首次公诸于世。这些信件也让世人对这位被封为圣人的前教皇的感情世界有了新的认识。

天主教急于造偶像，这么快就被打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