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的教皇”
1999年在英国出版了一本题为《希特勒的教皇--庇护十二世秘史》的书，再次激起争论的波澜。该书作者约翰·康韦尔是英国剑桥大学耶酥学院的资深研究员，曾经发表过《夜间窃贼--约翰-保罗（天主教会通译为若望-保禄）一世之死》等揭露天主教会内幕的书籍，并为《伦敦时报星期日周刊》等报刊撰写有关教廷和现任教皇约翰-保罗二世的专栏文章。康韦尔在其新作《希特勒的教皇--庇护十二世秘史》中不是就事论事地来谈论庇护十二世对于纳粹屠杀犹太人的“沉默”，而是从这个教皇的一生主要经历及其在不同时期的所作所为和一贯思想倾向，来剖析其固有的泛德意志和亲纳粹情结，以及反犹主义情绪。简而言之，在20世纪的第一个10年里，他作为梵蒂冈的著名法学家竭尽全力来树立空前的教皇集权意识形态；在20世纪20年代，他作为驻慕尼黑和柏林的代表，利用狡诈的思想讹诈在德国确立梵蒂冈教廷的权威；1933年，他同希特勒达成“帝国协定”，保证纳粹上台不会受到世界上最有势力的德国天主教社团的反对，从而把欧洲犹太人的命运交到了法西斯手里。康韦尔在书中强调，历史学家们至今只是把焦点对准了庇护十二世对于纳粹屠杀犹太人持“沉默”态度这一枝节问题，但实质上一系列确凿的证据表明，庇护十二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举动绝非偶然，乃是同他不择手段地为加强教皇权力而纵横捭阖的整个生涯联系在一起的。
康韦尔的上述基本论点自然触到了教廷的痛处。但是，另一方面康韦尔的《希特勒的教皇--庇护十二世秘史》一书得到很多读者和有关专家的好评和支持。例如，法国历史学家安尼·拉克罗瓦－里兹在《思想》杂志第322期（2000年第2期）上以《教皇与希特勒》为题发表的长篇评论中指出，康韦尔的立论充分参考了以往发表的各种著述和文献，因此是有确凿根据的。尽管没有很多惊人的新资料，但作为系统的综合，使世人了解了庇护十二世的言行的来龙去脉。首先，康韦尔在书中打破了传闻极广的帕切利在出使慕尼黑期间从容对付来到教宗代表处造反的革命派的神话，描述了他如何惧怕革命骚动而仓皇逃出慕尼黑。其次，人们可以看到帕切利怎样站在当时反动阵营所固有的一般立场和特殊的泛日耳曼主义立场上，把犹太人同革命党人混为一谈，表现出病态的反犹主义。而在希特勒在德国上台的过程中，当时已经成为教廷国务卿的帕切利竭力说服势力强大的德国天主教中央党同纳粹联合，从而排除了希特勒建立法西斯政权的主要障碍。1933年7月，帕切利不惜一切代价力求同希特勒结盟，签订了“帝国协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刚刚登上教皇宝座的帕切利--庇护十一世又向波兰施加强大压力，要波兰忍辱负重“自愿”向希特勒的第三帝国割让领土，并策划搞“第二个慕尼黑”，打算在1939年5月召开所谓的“国际和平会议”。他还以“克罗地亚老朋友”的身份，在战前和战争期间对法西斯在那里大杀塞尔维亚人和犹太人的暴行熟视无睹。对于近在梵蒂冈眼前的罗马发生的虐犹事件，庇护十二世也在“保护罗马”的借口下装聋作哑，保持沉默。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当意大利共产党人在1948年4月的大选中胜券在握之时，庇护十二世却又一反常态，亲自出马干预“俗务”，支持天民党人。与此同时，他竭力保护路易吉·吉达等法西斯主义的老牌“世俗”领袖，先后任命吉达这个“老褐衫党员”为天主教进行会会长和天主教人协会会长，委以重建“天主教国际”，网罗曾经同法西斯合作的高级“流亡分子”的重任。正因为如此，康韦尔完全有理由把庇护十二世称作“希特勒的教皇”，或者说是“希特勒棋盘上的过河卒子”，“实施‘最终解决’的理想教皇，同时也是一个伪君子”。
安尼·拉克罗瓦－里兹的评论同时认为，《希特勒的教皇--庇护十二世秘史》一书的不足之处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由于被看作反布尔什维克斗士的庇护十二世在墨索里尼时代发表的许多反犹出版物在战后突然“无从查找”，康韦尔因此对这个教皇的许多具有法西斯色彩的言论没有揭示。另一方面，康韦尔努力要把庇护十二世同教廷区别开来，试图把庇护十二世的言行描写成个人的孤立举动，这是该书的致使缺陷。例如，康韦尔沿袭以往许多著述的似是而非的说法，把庇护十二世的前任--庇护十一世分别在1931年7月和1937年3月发表的《我们不需要》和《深忧》两个通谕作为教廷公开表明反对德、意法西斯的证明。其实，前一个通谕只不过是当时试图控制意大利群众的两股主要势力--同教会结盟的墨索里尼法西斯制度与作为教廷工具的天主教进行会这个“从来不是非进攻性和非政治性的运动”之间争权夺利的反映。至于后一个通谕，用当时德国驻梵蒂冈大使冯伯根给本国政府报告中的话来说，只是为了保护教廷避免来自轴心国以外的国家对其同该阵营相勾结的必然指责，用来遮人耳目的表面文章，“庇护十一世是犹太人的保护者”之类的传言完全是教廷为了遮丑而编造出来的神话。安尼·拉克罗瓦－里兹指出，早在1940年，当时法国驻教廷的代表弗拉吉米尔·多梅尔松就在给本国政府的报告中揭示：检验“梵蒂冈的各个机构”，可以清楚看到“基督教的观念是一回事，教会的政府是另一回事”，“很少见得到教廷的‘人道’”。因此，安尼·拉克罗瓦－里兹在其评论的结语中这样写道：“帕切利作为毫无‘人性’的‘希特勒的教皇’，只是教廷这个政治和财经机构的一个忠心耿耿的代表，而绝非是黑色羔羊。我们很容易理解当今教皇约翰-保罗二世为什么要热衷于为他的前辈和导师封圣：他那大肆标榜的波兰人身份拙劣地掩盖着他对于‘伟大帝国’的一贯支持，而帕切利正是出于这一原因把他提拔到了克拉科夫。”
综上所述，关于教皇庇护十二世及教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行为的争论不仅仅是一桩关于往事的笔墨官司，而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一方面，随着越来越多的文献和资料的解密，历史事实的本来面目进一步得到澄清。许多经过精心包装（包括打着所谓“中立”的幌子）的卑劣勾当也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譬如说，近年来一系列著作揭露了一向以严守“中立”自居的瑞士银行界如何助桀为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储藏纳粹掠夺的黄金并侵吞被害犹太人的大量存款，大发战争横财。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至于庇护十二世及教廷，历史事实至少表明其不光彩的“沉默”背后有着明显的倾向性，而且这样的倾向性隐藏着深刻的历史原因，绝非偶然。另一方面，这桩公案再一次尖锐地提出了人们经常遇到的一个普遍伦理问题--义与利的关系问题。在邪恶的强权压力特别是极权政治暴力面前，是舍生取义，挺身而出抵抗和制止其侵害，还是在种种借口下苟且偷安，或者甚至见利忘义，助桀为虐，与之狼狈为奸？这不但是同第二次世界大战相关的诸多历史公案的普遍问题，也是现实生活中经常可见的实际问题，值得深思。众所周知，许多西方学者和思想家在战后的著述或学术会议等公开场合对于德国民众没有抗议纳粹政权，特别是对于德国学术界人士对纳粹迫害杰出的犹太人科学家无动于衷，提出了严厉的批判。最近，有人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办的《第欧根尼》杂志上着文论述思想自由时，把意大利的林赛科学院与德国的柏林科学院面对法西斯压力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作了对比，严厉地谴责了在所谓“政治策略”幌子掩盖下的卑怯行为。意大利林赛科学院在墨索里尼法西斯政权以实施“种族法”为借口强迫其开除杰出的犹太人数学家费德里戈·恩里克和图利奥·列维－戚维塔之际，其全体成员经过激烈的讨论，在要么以“保持机构”为名屈服于压力，要么学院被解散的抉择中，毅然选择了后者，坚定地宣布：“绝不苟且偷安！”而在柏林科学院却出现了相反的情况。开除当代最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和另一名大科学家、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弗里茨·哈伯的决定在第三帝国的学术界似乎没有激起道德意识上的不安。他们中间的许多人甚至公开标榜自己心安理得。即使是在那些感到某种心灵上的不安的人中间，也是拯救机构的想法占据了上风。其结局是毁了他们的机构，使之名誉扫地，在历史上留下了不光彩的一页。毫无疑问，这样的道德判断同样适用于庇护十二世的所作所为。何况，教廷历来声称自己是以拯救世人灵魂为己任的精神和道德权威。
正确的道德判断和伦理批判乃是历史反省和反思的重要基础。只有在此基础上认真反思，才能避免历史悲剧的重演。无原则的一味“宽容”和“理解”，只能助长翻案之风，混淆正义与邪恶的原则界线，使得某些邪恶势力自以为得计，越发嚣张。这不能不引起世人警惕。
原文参考文献：
1.Cornwell,John,1999,Hitler's Pope,The Secret History of Pius Ⅻ，Viking Penguin.
2.Riccardi Andrea,1993,Ⅱ Potere del Papa,da Pio Ⅻ a Giovanni Paolo Ⅱ，Editori Laterza.
3.Lacroix-Riz,Annie,2000,Le Pape et Hitler,La pensee,p.322.
4.伊姆雷·托思：“‘正如毕泰戈拉派学者非罗劳斯所说……’--哲学、几何学、自由”，《第欧根尼》中文版，2000年第2期。
338年前（即1674年），教宗克莱孟十世委任首位国籍主教罗文藻，却遭到了西方某些修会竭力反对，因为他们不愿意把管理中国教会的权力交给中国人。罗主教在等待了十一年之后，即1685年，才由意大利籍主教伊大仁（Bernardinus della chiesa）在广州祝圣为主教。历史就是这样的嘲弄人，谁会想到，数百年前的历史，在今天还在重演！
“天主教”这个名词经过这么多年新教的宣传早就已经臭了，新教的信徒在中国十倍于天主教，收的奉献款也是十倍于天主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