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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新疆谢主教:没有爱国会,我们一直这样过得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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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9-13 08:54:21 发表
没有爱国会,也得独立自主自办教会。

敢不独立自主自办教会么?


第六十五条 宗教团体、宗教院校、宗教活动场所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宗教事务部门责令改正;情节较重的,由登记管理机关或者批准设立机关责令该宗教团体、宗教院校、宗教活动场所撤换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情节严重的,由登记管理机关或者批准设立机关责令停止日常活动,改组管理组织,限期整改,拒不整改的,依法吊销其登记证书或者设立许可;有违法所得、非法财物的,予以没收:
(一)未按规定办理变更登记或者备案手续的;
(二)宗教院校违反培养目标、办学章程和课程设置要求的;
(三)宗教活动场所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未建立有关管理制度或者管理制度不符合要求的;
(四)宗教活动场所违反本条例第五十四条规定,将用于宗教活动的房屋、构筑物及其附属的宗教教职人员生活用房转让、抵押或者作为实物投资的;
(五)宗教活动场所内发生重大事故、重大事件未及时报告,造成严重后果的;
(六)违反本条例第五条规定,违背宗教的独立自主自办原则的;


       


第三条 宗教事务管理坚持保护合法、制止非法、遏制极端、抵御渗透、打击犯罪的原则。

第五条 各宗教坚持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宗教团体、宗教院校、宗教活动场所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

信教公民应当遵守宪法、法律、法规和规章,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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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9-08 21:47:53 发表
李克强签署国务院令 公布修订后的《宗教事务条例》(全文)
时间:2017-09-08  来源:网络  作者: 点击:96
新华社9月7日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新修订的《宗教事务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自2018年2月1日起施行。《法制日报》提及,新修订的条例规定禁止以宗教名义进行商业宣传、禁止以慈善名义接受境外附条件捐赠、宗教教职人员开展慈善活动受法律保护、从事互联网宗教服务应经过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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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9-03 15:19:09 发表
地下教会的天主教友们问圣座是否已经向中国政府妥协,同意取缔地下教会。尽管如此,圣神仍旧在他们当中做工,坚固他们的信仰。都一样不用取缔地下教会。都去爱国会听教宗听共党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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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8-22 21:07:20 发表
在文革期间,所有公开的宗教活动都被镇压,在毛主席去世后宗教活动再度恢复。当局继续坚持“自选自圣”主教,然而,1979年新的“非法”主教的祝圣促成了“地下”教会的形成,与爱国会权下的“官方”教会不同的是,他们公开表明忠于教宗。直到今天,任命主教的问题是阻碍中国与梵蒂冈和解的关键问题。

这就是梵蒂冈领导们放的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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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8-22 18:12:21 发表
很多地方没有爱国会,不参加爱国会!过得很不好!政府仗势欺人那!中共在新疆搞一教两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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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8-20 11:04:18 发表
应中国要求删除敏感文章 剑桥出版社引发学界不满
2017年8月20日 星期日 03:30 AM
来自/联合早报


(北京综合讯)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应中国当局要求,在其中国网站删除《中国季刊》上的敏感文章,引发学术界强烈不满,纷纷要求这个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出版社改变决定,拒绝审查要求。

据法新社报道,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副教授鲍尔丁(Christopher Balding)前晚在change.org上发起请愿行动,要求剑桥大学出版社拒绝中国当局审查。

他在请愿书中写道,作为关注中国的学者,他对中国政府向剑桥大学出版社提出这样的要求感到“不安”,如果出版社答应要求,学界有权抵制剑桥大学出版社及与其相关的季刊。

长期关注中国政治与政策的麻省理工学院助理教授迪斯特尔霍斯特(Greg Distelhorst)也在推特上批评出版社。他写道:“把你的名字和信誉同一段被审查过的历史联系起来,等于是同谋制造这段被审查过的历史。”

他说,正因为《中国季刊》拥有主要期刊的地位,在中国出版“经政治消毒”的版本才会造成如此大的伤害。

英国《卫报》引述非政府组织“人权捍卫者”国际主任任磊说,剑桥大学出版社“为了数以百万计的中国政府钞票出卖了灵魂”。

剑桥大学出版社应中国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要求,在其中国网站抽走逾300篇《中国季刊》的文章及书评,下线的内容大部分与天安门事件、文革、西藏、新疆及台湾有关,涉及中国政府视为敏感的课题。

出版社说,答应这项要求是为了“确保在这个市场内的研究人员及教育界人士能继续使用我们出版的其他学术及教育类的材料。”

《中国季刊》编辑普林格莱(Tim Pringle)接受《纽约时报》电访时指中国政府的要求不仅是原则上的“倒退”,更会影响中国学者,导致他们接触不到全球学者有关中国的学术内容。他感叹:“中国走向世界之际,却伴随着学术自由限制,实在非常可惜。”

报道也引述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展江说:“审查蔓延到学术界是前所未有的……这意味着研究会面对更大的限制和困难。”

德国柏林罗伯特·博世学院(Robert Bosch Academy)中国媒体项目联合主任班志远(David Bandurski)认为:“鉴于习近平决心在信息空间中控制反对意见,外国出版商如果认为能够逃避像《中国季刊》所面对的压力,就是在误导自己。”

目前这些受限制资料仍能通过的VPN软件“翻墙”获取,不过这类软件正面对中国政府更严格的监管。美国科技巨头苹果上月底从其中国应用商店撤下VPN软件,亚马逊在中国的业务运营商本月初也宣布下架VPN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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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8-19 08:44:43 发表
网友 匿名 的原文:

唯物主义:

震惊:发生在毛主席铜像前的灵异现象

来源:21CN综合| 2012-08-03 08:31:35|  

到韶山以来,听到了太多的有关于毛主席和纪念毛主席活动的动人故事和神奇传说,而听到最多的是在1992年12月26日,毛主席铜像在毛泽东广场揭幕时刻 发生的神奇现象,一个令科学都无法解释的现象,这个传说不仅仅群众中传说,而且每个带领游客到韶山的导游们,她们都在一遍又一遍地动情向大家叙述着这个美 丽而真实的故事。

  毛主席的铜像是由南京晨光机器厂铸造,像重3.7 吨,像高6米,基座高4.1米,寓意主席在位41年;全高10.1米,寓意中华人民共和国 10月1日成立;毛泽东主席铜像身着中山装,胸前左上衣口袋外挂着“主席”出席证,双手握着文稿,面带微笑而又沉思,正视前方,再现了领袖在开国大典时的 风采。置身铜像下,仿佛身边又一次响起了那洪亮的湘音:“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

  1993年12月5日毛泽东主席铜像从南京起程,按行程计划运输铜像的卡车应抵达湖南省会长沙停一晚。临近傍晚,大卡车行驶到曾经为中国革命做出巨大贡献 和牺牲的红色革命根据地江西境内。沿途数以万计的群众目送主席铜像缓缓过境。他们多想当年的毛委员重上井冈山和那里的群众话话旧,住上一晚啦。

  当车子行驶在湘赣临界点的一瞬间,发动机突然熄火,怎么也发动不起来,也检查不出毛病在哪儿,连司机也感到几分蹊跷,刚才还是好好的,又没有什么故障预 兆,怎么就突然熄火了呢? 司机怎么搞也点不着火:“……莫不是主席在天显灵,他要到曾经战斗过的根据地去走一走,看一看,和老区的群众住上一晚呢?”看来,今晚只能人随天意在江西 抛锚了……

  江西老表纷纷传说:“江西是毛泽东最早闹革命的地方,是他的第二故乡,他要在这里住一晚,看一看”。

  次日,东方拂晓,司机面向仰卧在天地间的主席铜像,双手合一,深深地鞠上一躬,“主席,咱们上路吧!”说完,跨上驾驶室,打开点火钥匙,没想到一“脚”就打着了火。司机师傅感叹到:真是神啊!

  1993年12月6日上午9时,毛泽东铜像行程一千三百多公里,历时5天,终于到达韶山地界。早早等候在韶山广场的几万名儿女聚集在广场,比 过年还高兴,大家用激动的心情恭迎主席回韶山。上午10点正.当披挂着大红绸“毛主席回韶山”的横幅、运送着毛泽东铜像的大卡车缓缓驶进韶山冲时,天真活 泼的孩子们沸腾了,如花似玉的青年朋友沸腾了,年过花甲的老人沸腾了,他们敲着锣、打着鼓,扯着“热烈欢迎毛泽东主席铜像回家乡”的巨大横幅,载歌载舞. 欢呼雀跃,鞭炮震天,不约而同呼喊:“主席回来啦!”“主席回韶山啦!”

  一位80多岁高龄的毛氏家族老人用手触摸着仰卧在天地间的毛泽东主席铜像时,激动得泪水挂满老腮,“真是咱韶山的石三伢子回来啦?! ……”

  就在此时,奇迹出现了,躺卧在天地间的毛泽东主席铜像好象被人们的欢呼声惊醒了,停好了的卡车忽然向前动了动,似乎主席要起身向欢迎他回家乡的父老乡亲致敬。

  1993年12月20日毛泽东铜像揭幕仪式举行,江泽民同志专程来韶山。

  离毛泽东主席诞辰100周年还有6天的日子,中央在韶山举行了盛大的铜像揭幕仪式,江泽民主席亲自为毛泽东主席铜像落成揭下长达20多米的红绸大幕,中央电视台作了现场直播。

  “揭幕仪式开始,请中国共产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同志为毛泽东主席铜像揭——幕!”,主持人话音刚落,江泽民主席在工作人员的陪同 下,缓步走到披盖着大红绸布的铜像前拉下大红绸。正当大红绸滑落到毛泽东主席铜像手握文稿处时,红绸布不知怎的就是拉不动。这时,一位工作人员快步走到江 主席身边,贴在耳边说了句一句话,江主席即刻后退三步,面仰铜像.深深地鞠下了三躬。说也怪,当江主席再次拉动红绸布时,20多米长的红绸布霎时轻轻地飘 落在铜像基座底下。江泽民主席为铜像揭幕未能一次拉下大红绸的事情也在韶山冲成了神奇传说。

  在这一天,在毛泽东铜像边,又出现了一个奇特景观:6只鲜艳的彩蝶,围着铜像翩翩起舞。人们惊叹不已:莫非是毛家的6位英烈,化成蝴蝶,前来向毛主席贺寿吧!人们想起了毛泽东那首著名的诗词《碟恋花.答李淑一》,那该是开慧和岸英他们化蝶而来吧!

  就在江泽民主席揭下大红绸的时候,人们的注意力几乎都在注视着耸立在蓝天白云下、背靠韶峰、面向东方的毛泽东主席铜像时,谁也没有想到,谁也没有看到,却 有一位资深摄影记者抓拍到了一个千载难逢、令世人惊叹、能载入历史史册的真实画面——日月同辉。过了八分钟之后,月亮就消失了。

  清光绪七年举人戴炯在《中湘韶山毛氏二修旗》卷首作《老谱序》中对韶山的古往今来写道:“夫山水秀绝,必生奇才,韶山虽不在中州往来之地,赋客骚人所不到.必将有秉山川之秀.追踪古老先生,其人者,为国之华,为帮之望,使人与天地俱传,日月同辉”。

  没想到150年后,一代伟人毛泽东在韶山诞生,一轮红日从韶山升起。就是这轮不落的太阳,照亮了中国,也影响了世界。100年后的今天,历史再次印证了古老先生惊人预见,一代伟人毛泽东,将永远与天地共存,与日月同辉。

  当时的各大媒体都报道了这件事情,一个外国媒体评论说:一个逝去了多年的伟人,竟能感天动地,让日月同辉,真是世上千年罕见。

  时过四年,中央心连心艺术团来到韶山慰问演出,,再一次的证明了铜像的神奇传说。开演之前,天空飘着雨,演出开始后,天空似乎为情所动,主持人赵忠祥拿起话筒:“刚才天上还下着雨,打着伞.可我们演出一开始,雨也停了,太阳也露出了笑脸,从感情上我们相信,是毛主席他老人家在保佑我们……”场上群众顿时掌声不断,演出进入高潮,台上台下一片沸腾。在阳光下,韶山人怀着欣喜的心情,观赏了这场精彩的演出。

  那年冬天,还出现了罕见的奇遇自然景象。本应在阳春三月开放的杜鹃花却提前了整整三个月开放,铜像的到来,为韶山带来了春天,杜鹃花也为毛泽东重返故里而动情,红红地、火一样的绽放在韶山方圆5公里内的群山之上,真可谓“花随人意开,天随人意变”。

  反常的自然景观不仅让韶山人增添几分高兴,几分惊叹,还引起了湖南省委、省府高层领导的关注,一连间出了让世人至今难解的几个谜。为什么早不开,晚不开,恰在铜像落成的时候—— 开呢? 为什么与毛泽东故居相距28公里的宁乡县花明楼又不开呢? 于是,他们搬来省城的高级地质学家,气象专家到韶山探幽访古,动用现代化仪器踏山斟测,但终归徒劳而返,难解其意。因此韶山冬日杜鹃红也就永远成了神奇传说和美丽的故事。

  为铜像设计倾注了大量心血的刘开渠大师是新中国雕塑事业的开拓者,他不顾90多岁的高龄,与陈允贤大师精心合作,将毕生精力全部投入到塑像创作之中,样稿设计了一幅又一幅,意见征求了一遍又一遍。经中央领导审定,最终选定了毛泽东主席出席开国大典的光辉形象的设计稿。

  刘老的一生为新中国的雕塑立下过汗马功劳,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正面三块主体浮雕曾留下他的不朽之作,为世人所仰目。而今为一代伟人雕塑更倾注了他的大量心血和汗水,铜像成功的雕塑再次展现了大师的经典之作。然而,这个成为我国去西方学习雕塑的第一人刘开渠大师在完成设计制作后的一个月便神秘离开了人世间,报端未见报道,一时引起艺术界的种种猜测。

  刘老留给世人最后一件盛世作品,是他人生最好的结晶.像人们怀念伟人一样,在欣赏这幅巨作后也会对刘老油然起敬。毕竟名人也有名人的归宿,无论选择何种方式,神秘点更让人难以忘怀。由衷地祝这位深受人民爱戴的艺术大师一路走好。

  庄重、简朴,与自然环境、人文景观相协调的风景线。

  毛泽东铜像广场风景优美树绕村庄,水满陂塘。倚东风、豪兴徜徉。小园几许,收尽春光。有桃花红,李花白,菜花黄。

  铜像广场两侧是游人观赏、休息的好场所远远围墙,隐隐茅堂。飏青旗、流水桥旁。偶然乘兴、步过东冈。正莺儿啼,燕儿舞,蝶儿忙。

  关于毛主席铜像的三大谜团,在韶山老百姓中流传甚广,越传越神,越传越奇。韶山人老老少少都坚持认为毛主席是神,护佑苍生的神,所以家家户户大都敬拜主席像。到韶山,不请一尊毛主席铜像是绝对说不过去的。铜像都是限量发售,有监制、有编号,颇具收藏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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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网友 匿名
2017-08-19 08:43:39 发表
唯物主义:

震惊:发生在毛主席铜像前的灵异现象

来源:21CN综合| 2012-08-03 08:31:35|  

到韶山以来,听到了太多的有关于毛主席和纪念毛主席活动的动人故事和神奇传说,而听到最多的是在1992年12月26日,毛主席铜像在毛泽东广场揭幕时刻 发生的神奇现象,一个令科学都无法解释的现象,这个传说不仅仅群众中传说,而且每个带领游客到韶山的导游们,她们都在一遍又一遍地动情向大家叙述着这个美 丽而真实的故事。

  毛主席的铜像是由南京晨光机器厂铸造,像重3.7 吨,像高6米,基座高4.1米,寓意主席在位41年;全高10.1米,寓意中华人民共和国 10月1日成立;毛泽东主席铜像身着中山装,胸前左上衣口袋外挂着“主席”出席证,双手握着文稿,面带微笑而又沉思,正视前方,再现了领袖在开国大典时的 风采。置身铜像下,仿佛身边又一次响起了那洪亮的湘音:“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

  1993年12月5日毛泽东主席铜像从南京起程,按行程计划运输铜像的卡车应抵达湖南省会长沙停一晚。临近傍晚,大卡车行驶到曾经为中国革命做出巨大贡献 和牺牲的红色革命根据地江西境内。沿途数以万计的群众目送主席铜像缓缓过境。他们多想当年的毛委员重上井冈山和那里的群众话话旧,住上一晚啦。

  当车子行驶在湘赣临界点的一瞬间,发动机突然熄火,怎么也发动不起来,也检查不出毛病在哪儿,连司机也感到几分蹊跷,刚才还是好好的,又没有什么故障预 兆,怎么就突然熄火了呢? 司机怎么搞也点不着火:“……莫不是主席在天显灵,他要到曾经战斗过的根据地去走一走,看一看,和老区的群众住上一晚呢?”看来,今晚只能人随天意在江西 抛锚了……

  江西老表纷纷传说:“江西是毛泽东最早闹革命的地方,是他的第二故乡,他要在这里住一晚,看一看”。

  次日,东方拂晓,司机面向仰卧在天地间的主席铜像,双手合一,深深地鞠上一躬,“主席,咱们上路吧!”说完,跨上驾驶室,打开点火钥匙,没想到一“脚”就打着了火。司机师傅感叹到:真是神啊!

  1993年12月6日上午9时,毛泽东铜像行程一千三百多公里,历时5天,终于到达韶山地界。早早等候在韶山广场的几万名儿女聚集在广场,比 过年还高兴,大家用激动的心情恭迎主席回韶山。上午10点正.当披挂着大红绸“毛主席回韶山”的横幅、运送着毛泽东铜像的大卡车缓缓驶进韶山冲时,天真活 泼的孩子们沸腾了,如花似玉的青年朋友沸腾了,年过花甲的老人沸腾了,他们敲着锣、打着鼓,扯着“热烈欢迎毛泽东主席铜像回家乡”的巨大横幅,载歌载舞. 欢呼雀跃,鞭炮震天,不约而同呼喊:“主席回来啦!”“主席回韶山啦!”

  一位80多岁高龄的毛氏家族老人用手触摸着仰卧在天地间的毛泽东主席铜像时,激动得泪水挂满老腮,“真是咱韶山的石三伢子回来啦?! ……”

  就在此时,奇迹出现了,躺卧在天地间的毛泽东主席铜像好象被人们的欢呼声惊醒了,停好了的卡车忽然向前动了动,似乎主席要起身向欢迎他回家乡的父老乡亲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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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网友 匿名
2017-08-18 08:23:17 发表
罪恶的结构是怎样的?(1869)
罪恶的结构是相反神律的一种社会处境或制度,是许多个人犯罪的表现或结果。罪恶使人互为同谋、促使暴力、不义、私欲横行,并引诱受害者自己去作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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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网友 匿名
2017-08-17 13:59:16 发表
网友 匿名 的原文:

所有在天主教混日子的神职人员,都不会有好下场。不必等到死后,活着的时候,就会备受煎熬。不信试试看,党给的滋润,老婆孩子给的滋润,能不能填补空虚和煎熬。
还胆敢怂恿教宗投降?

一些“神职人员”,对梵蒂冈投降的迹象感到欣喜若狂。党胜利,就是他们胜利。
不断鼓动,不断宣传造势。
不断向教廷高层进言:中国宗教很自由。
本该持守教会底线,却和党一个鼻孔出气。
日后不好相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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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网友 匿名
2017-08-17 13:45:45 发表
所有在天主教混日子的神职人员,都不会有好下场。不必等到死后,活着的时候,就会备受煎熬。不信试试看,党给的滋润,老婆孩子给的滋润,能不能填补空虚和煎熬。
还胆敢怂恿教宗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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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网友 匿名
2017-08-17 13:38:15 发表
网友 匿名 的原文:

网友 匿名 的原文:

本站网友 匿名  2017-08-15 17:35:20 发表 [5 楼]
Vatican official hints at de-facto deal with China on bishops
Bishop Marcelo Sanchez Sorondo made the point at Chinese conference on organ donations
Michael Sainsbury, Loikaw
China
August 9, 2017
A senior Vatican official has hinted there is an unofficial agreement between the Holy See and Beijing on the appointment of bishops even as negotiations to formalize arrangements continue to hit roadblocks.
Bishop Marcelo Sanchez Sorondo, who attended a conference on the sensitive topic of organ donation and transplantation in the southern Chinese city of Kunming, offered the hint during an interview with state-run Global Times on Aug. 4.
"We need to make a distinction between a formal agreement and the real things (that are happening among the public). The real thing is that at this moment China and [the] pope have a very good relation," said Bishop Sorondo.
Observers have been increasingly confident that a process has been put in place as the two sides work towards a formal agreement especially after the appointment of five new bishops in 2015 and 2016 that were jointly recognized by both sides.
But a formal agreement appears to be stuck on three bishops appointed by Beijing who are not recognized by Rome. Two of them are understood to have family relationships inconsistent with the priesthood and another has a cloud over him regarding possible criminal offences.
Still, others have noted the tenuousness of any deal — either official or in practice — with the ruling Communist Party after the talks appeared to slow further during the last round in June and then the Vatican hit out at Beijing for its extra-judicial detention of Bishop Peter Shao Zhumin of Wenzhou.
A process to normalize the appointment of bishops in China, so they are confirmed by both the Vatican and the ruling Communist Party's own non-Rome affiliated Catholic peak bodies, has been at the center of negotiations over three years. The talks were resumed by Pope Francis who has made Asia, and China in particular, a key focus of his papacy after all talks were suspended under his predecessor Benedict XVI around 2009.
Bishop Sorondo also told Global Times that Pope Francis loves China and that the Vatican hopes the country has a great future.
The Vatican is committed to addressing the issue of climate change, which the Chinese people closely follow, and the pope considers very important, the 75-year-old bishop said.
这下可有趣了,怎么天亚社这篇报道的中英文版本差距会那么大?我试将它翻译公诸同好:
标题:梵蒂冈官方暗示与中国就主教问题有实则协议
副题:马尔切洛.索伦多主教在中国器官捐赠会议提出了这一点
迈克尔.塞恩斯伯里,垒固
中国
2017年8月9日
第一段:梵蒂岗高层官员暗示即使就正式安排的谈判仍然遇上障碍,梵蒂岗与北京之间就主教任命问题有一个非正式的协议。
第二段:马尔切洛.索隆多主教出席在云南省昆明市举办的全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大会,在接受中方官媒《环球时报》访问时,作出这一暗示。
第三段:「我们需要区分正式的协议和(那在公众间正在发生的)事实。那事实就是此时中国与教宗有良好关系,」索隆多主教说。
第四段:观察家越来越有信心,双方努力达成正式协议的情况下,特别是在2015年和2016年5个新主教的任命得到双方共同承认的情况下,已经有了一个进程。
第五段:但正式协议似乎因由北京任命、但不被罗马承认的3名主教而卡住了。他们中有2人据了解拥有与神职身份不一致的家庭关系,另一个人罩着可能有刑事犯罪行为的疑云。

第六段:不过,在6月份最后一轮谈判,加上梵蒂冈抨击北京对温州邵祝敏主教作出法外拘留,谈判似乎进一步放缓之后,其他人指出,与执政共产党作任何正式或实际的交易都是脆弱的。

第七段:中国主教任命正常化的进程,由梵蒂冈和执政共产党自己的非罗马附属天主教顶层机构得到证实,3年来一直是谈判的中心。教宗方济各将亚洲地区,特别是中国,视为他任内的重要焦点,而恢复了在2009年前后,他的前任本笃十六世所暂停的所有谈判。
第八段:索隆多主教也对《环球时报》说,教宗爱中国,而梵蒂岗希望这个国家有美好的未来。
第九段:梵蒂冈致力解决中国人民密切关注的气候变化问题,教宗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位75岁主教说。
英文版标题和第一段都说这位主教暗示中梵之间有一个秘密协议,而中文版提也不提。
此外,英文版说中梵谈判的障碍是出于三位政府任命而梵蒂冈不承认的主教,换句话说就是非法主教。去年坊间一直流传有两个非法主教有媳妇和孩子,也就见怪不怪,但第三个人可不得了了,说是涉嫌干犯刑事罪!是不是中梵谈判因为这个有刑事罪的非法主教,所以梵方要与北京达成秘密协议?  

有老婆孩子的“主教”,你们还有权利对教友发号施令?早点滚蛋。

是不是想辩解:共产党拿枪逼着娶老婆呀!
这样的“主教”,这样的“神职人员”,还装逼!自取其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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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网友 匿名
2017-08-17 13:31:29 发表
网友 匿名 的原文:

本站网友 匿名  2017-08-15 17:35:20 发表 [5 楼]
Vatican official hints at de-facto deal with China on bishops
Bishop Marcelo Sanchez Sorondo made the point at Chinese conference on organ donations
Michael Sainsbury, Loikaw
China
August 9, 2017
A senior Vatican official has hinted there is an unofficial agreement between the Holy See and Beijing on the appointment of bishops even as negotiations to formalize arrangements continue to hit roadblocks.
Bishop Marcelo Sanchez Sorondo, who attended a conference on the sensitive topic of organ donation and transplantation in the southern Chinese city of Kunming, offered the hint during an interview with state-run Global Times on Aug. 4.
"We need to make a distinction between a formal agreement and the real things (that are happening among the public). The real thing is that at this moment China and [the] pope have a very good relation," said Bishop Sorondo.
Observers have been increasingly confident that a process has been put in place as the two sides work towards a formal agreement especially after the appointment of five new bishops in 2015 and 2016 that were jointly recognized by both sides.
But a formal agreement appears to be stuck on three bishops appointed by Beijing who are not recognized by Rome. Two of them are understood to have family relationships inconsistent with the priesthood and another has a cloud over him regarding possible criminal offences.
Still, others have noted the tenuousness of any deal — either official or in practice — with the ruling Communist Party after the talks appeared to slow further during the last round in June and then the Vatican hit out at Beijing for its extra-judicial detention of Bishop Peter Shao Zhumin of Wenzhou.
A process to normalize the appointment of bishops in China, so they are confirmed by both the Vatican and the ruling Communist Party's own non-Rome affiliated Catholic peak bodies, has been at the center of negotiations over three years. The talks were resumed by Pope Francis who has made Asia, and China in particular, a key focus of his papacy after all talks were suspended under his predecessor Benedict XVI around 2009.
Bishop Sorondo also told Global Times that Pope Francis loves China and that the Vatican hopes the country has a great future.
The Vatican is committed to addressing the issue of climate change, which the Chinese people closely follow, and the pope considers very important, the 75-year-old bishop said.
这下可有趣了,怎么天亚社这篇报道的中英文版本差距会那么大?我试将它翻译公诸同好:
标题:梵蒂冈官方暗示与中国就主教问题有实则协议
副题:马尔切洛.索伦多主教在中国器官捐赠会议提出了这一点
迈克尔.塞恩斯伯里,垒固
中国
2017年8月9日
第一段:梵蒂岗高层官员暗示即使就正式安排的谈判仍然遇上障碍,梵蒂岗与北京之间就主教任命问题有一个非正式的协议。
第二段:马尔切洛.索隆多主教出席在云南省昆明市举办的全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大会,在接受中方官媒《环球时报》访问时,作出这一暗示。
第三段:「我们需要区分正式的协议和(那在公众间正在发生的)事实。那事实就是此时中国与教宗有良好关系,」索隆多主教说。
第四段:观察家越来越有信心,双方努力达成正式协议的情况下,特别是在2015年和2016年5个新主教的任命得到双方共同承认的情况下,已经有了一个进程。
第五段:但正式协议似乎因由北京任命、但不被罗马承认的3名主教而卡住了。他们中有2人据了解拥有与神职身份不一致的家庭关系,另一个人罩着可能有刑事犯罪行为的疑云。

第六段:不过,在6月份最后一轮谈判,加上梵蒂冈抨击北京对温州邵祝敏主教作出法外拘留,谈判似乎进一步放缓之后,其他人指出,与执政共产党作任何正式或实际的交易都是脆弱的。

第七段:中国主教任命正常化的进程,由梵蒂冈和执政共产党自己的非罗马附属天主教顶层机构得到证实,3年来一直是谈判的中心。教宗方济各将亚洲地区,特别是中国,视为他任内的重要焦点,而恢复了在2009年前后,他的前任本笃十六世所暂停的所有谈判。
第八段:索隆多主教也对《环球时报》说,教宗爱中国,而梵蒂岗希望这个国家有美好的未来。
第九段:梵蒂冈致力解决中国人民密切关注的气候变化问题,教宗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位75岁主教说。
英文版标题和第一段都说这位主教暗示中梵之间有一个秘密协议,而中文版提也不提。
此外,英文版说中梵谈判的障碍是出于三位政府任命而梵蒂冈不承认的主教,换句话说就是非法主教。去年坊间一直流传有两个非法主教有媳妇和孩子,也就见怪不怪,但第三个人可不得了了,说是涉嫌干犯刑事罪!是不是中梵谈判因为这个有刑事罪的非法主教,所以梵方要与北京达成秘密协议?  

有老婆孩子的“主教”,你们还有权利对教友发号施令?早点滚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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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网友 匿名
2017-08-17 13:29:45 发表
本站网友 匿名  2017-08-15 17:35:20 发表 [5 楼]
Vatican official hints at de-facto deal with China on bishops
Bishop Marcelo Sanchez Sorondo made the point at Chinese conference on organ donations
Michael Sainsbury, Loikaw
China
August 9, 2017
A senior Vatican official has hinted there is an unofficial agreement between the Holy See and Beijing on the appointment of bishops even as negotiations to formalize arrangements continue to hit roadblocks.
Bishop Marcelo Sanchez Sorondo, who attended a conference on the sensitive topic of organ donation and transplantation in the southern Chinese city of Kunming, offered the hint during an interview with state-run Global Times on Aug. 4.
"We need to make a distinction between a formal agreement and the real things (that are happening among the public). The real thing is that at this moment China and [the] pope have a very good relation," said Bishop Sorondo.
Observers have been increasingly confident that a process has been put in place as the two sides work towards a formal agreement especially after the appointment of five new bishops in 2015 and 2016 that were jointly recognized by both sides.
But a formal agreement appears to be stuck on three bishops appointed by Beijing who are not recognized by Rome. Two of them are understood to have family relationships inconsistent with the priesthood and another has a cloud over him regarding possible criminal offences.
Still, others have noted the tenuousness of any deal — either official or in practice — with the ruling Communist Party after the talks appeared to slow further during the last round in June and then the Vatican hit out at Beijing for its extra-judicial detention of Bishop Peter Shao Zhumin of Wenzhou.
A process to normalize the appointment of bishops in China, so they are confirmed by both the Vatican and the ruling Communist Party's own non-Rome affiliated Catholic peak bodies, has been at the center of negotiations over three years. The talks were resumed by Pope Francis who has made Asia, and China in particular, a key focus of his papacy after all talks were suspended under his predecessor Benedict XVI around 2009.
Bishop Sorondo also told Global Times that Pope Francis loves China and that the Vatican hopes the country has a great future.
The Vatican is committed to addressing the issue of climate change, which the Chinese people closely follow, and the pope considers very important, the 75-year-old bishop said.
这下可有趣了,怎么天亚社这篇报道的中英文版本差距会那么大?我试将它翻译公诸同好:
标题:梵蒂冈官方暗示与中国就主教问题有实则协议
副题:马尔切洛.索伦多主教在中国器官捐赠会议提出了这一点
迈克尔.塞恩斯伯里,垒固
中国
2017年8月9日
第一段:梵蒂岗高层官员暗示即使就正式安排的谈判仍然遇上障碍,梵蒂岗与北京之间就主教任命问题有一个非正式的协议。
第二段:马尔切洛.索隆多主教出席在云南省昆明市举办的全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大会,在接受中方官媒《环球时报》访问时,作出这一暗示。
第三段:「我们需要区分正式的协议和(那在公众间正在发生的)事实。那事实就是此时中国与教宗有良好关系,」索隆多主教说。
第四段:观察家越来越有信心,双方努力达成正式协议的情况下,特别是在2015年和2016年5个新主教的任命得到双方共同承认的情况下,已经有了一个进程。
第五段:但正式协议似乎因由北京任命、但不被罗马承认的3名主教而卡住了。他们中有2人据了解拥有与神职身份不一致的家庭关系,另一个人罩着可能有刑事犯罪行为的疑云。

第六段:不过,在6月份最后一轮谈判,加上梵蒂冈抨击北京对温州邵祝敏主教作出法外拘留,谈判似乎进一步放缓之后,其他人指出,与执政共产党作任何正式或实际的交易都是脆弱的。

第七段:中国主教任命正常化的进程,由梵蒂冈和执政共产党自己的非罗马附属天主教顶层机构得到证实,3年来一直是谈判的中心。教宗方济各将亚洲地区,特别是中国,视为他任内的重要焦点,而恢复了在2009年前后,他的前任本笃十六世所暂停的所有谈判。
第八段:索隆多主教也对《环球时报》说,教宗爱中国,而梵蒂岗希望这个国家有美好的未来。
第九段:梵蒂冈致力解决中国人民密切关注的气候变化问题,教宗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位75岁主教说。
英文版标题和第一段都说这位主教暗示中梵之间有一个秘密协议,而中文版提也不提。
此外,英文版说中梵谈判的障碍是出于三位政府任命而梵蒂冈不承认的主教,换句话说就是非法主教。去年坊间一直流传有两个非法主教有媳妇和孩子,也就见怪不怪,但第三个人可不得了了,说是涉嫌干犯刑事罪!是不是中梵谈判因为这个有刑事罪的非法主教,所以梵方要与北京达成秘密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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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网友 匿名
2017-08-17 13:22:11 发表
台上做弥撒,回家抱老婆孩子的“主教”,过得很滋润吧。
慢慢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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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网友 匿名
2017-08-17 13:19:21 发表
汪兆铭(1883年-1944年),祖籍浙江山阴(原绍兴县),出生于广东三水,字季新,笔名精卫,因此历史上多以“汪精卫”称呼。早年投身革命,曾谋刺清摄政王载沣未遂,袁世凯统治时期到法国留学。回国后于1919年在孙中山领导下,驻上海创办《建设》杂志。1921年孙文在广州就任大总统,汪精卫任广东省教育会长、广东政府顾问。1924年任中央宣传部长。后期思想明显退变,于抗日战争期间投靠日本,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沦为汉奸。1944年在日本名古屋因“骨髓肿”病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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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网友 匿名
2017-08-17 13:16:31 发表
等着二姓或三姓家奴上钩,真来了。
慢慢来,还有汪精卫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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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网友 白雪
2017-08-17 11:38:58 发表
网友 匿名 的原文:

宋朝最后的祥瑞 文天祥其人与灿烂王朝的灭亡
公元1283年,历史意义上的南宋作为一代王朝已于三年前随着陆秀夫的厓山一跃宣告灭亡,于是此时的中国纪年便名正言顺地记为元至元十九年。 也许还有一个人直到此时仍固执地认为大宋还活在他的丹心、血液和骨头里;也许这个人还时常为那个享国日短的末代皇帝赵昺南向而泣,并且替他拟定他应得而未得的庙号以尽君臣之义;甚至违背常理地把他生命中的这最后一年记作宋祥兴五年......既往的空白和汗青的沉默让'也许'充斥了想象的空间,而我们确凿知道的只是这个人的名字以及此后八百年间每至民族危亡时就会被人想起的他的事迹和诗文。事实上这一年,准确地说是三年多来,他只是燕京兵马司土牢里的一名与众不同的囚犯。
  时光倒流四十七年,江西庐陵(吉州)一个家底殷实但不富有的读书人文仪,在宋理宗端平三年的某一天第一次做了父亲。不错,这个庐陵就是《醉翁亭记》里的那个'庐陵',但在文仪时代,让每个庐陵人骄傲的还不是时常提及的这篇文章,而是塑在乡贤祠里为同乡后辈奉为精神导师和立身楷模的'四忠一节':欧阳文忠公(欧阳修),杨忠襄公(杨邦义),周文忠公(周必大),胡忠简公(胡铨),杨文节公(杨万里)。和所有的父亲一样,文仪对这个儿子寄予厚望,并因为自己忝为读书人却未能跻身仕途为国效力,便把这种理想和责任感以名字的方式烙在儿子的身上。据说这个孩子降生的时候,文家屋顶上云霞笼罩,于是文仪的儿子就叫做云孙,字天祥。待到以字入贡后,以天祥为名,字宋瑞。他就是本篇的主人文天祥。
  天之祥,宋之瑞,设身当时怎么看都是个好名字。历史会证明给我们看,这个名字的主人将会怎样把这个名字从欺天愚民的祥瑞之说变成真真正正的事实。假如从德祐二年(1276)伯颜大军进驻皋亭山虎视临安算起,文天祥至少使南宋挣扎着延续了两朝四年。因为在宰相陈宜中秘密出逃,人心涣散,恭帝年幼,谢太后一个妇道人家束手无策只知啼哭的混乱局面下,冷静地提出二王(益王赵昰,也就是后来的端宗;广王赵昺,也就是末帝)南走保存宗室的主张的正是文天祥。
  宝祐四年(1256),年仅弱冠的文天祥赴临安应试,集英殿上暮气沉沉的宋理宗看到他的名字时,也是眼前一亮。主考王应麟'古谊若龟鉴,忠肝如铁石'〔1〕的评语在耳,一篇洋洋万言、切中时弊、锋芒十足的殿试对策在目,再加上这个极有吸引力的名字(这不 是信口胡诌,晚清慈禧也做过这样的事),一闪念间,理宗皇帝也心潮澎湃:眼前的这个年轻人真的能够挽回大宋颓势的国运吗?千万不要怀疑一个封建帝王对他的国家的关切是否出于纯真!换个角度想,在天下为家的社会里,还能有谁比皇帝更关心这跟他姓的万里江山呢?这不仅是他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聚宝盆,而且是他的权威赖以确立和传诸子孙的根本,更是千辛万苦的祖宗留下的神圣遗产,一个出身和教育都无比高贵的男人千载之后立于卷卷史书的颜面。——当然,由于所在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使然,他面对的诱惑要远远超过这些,比如女人、书画、音乐、诗词,甚至捣鼓钟表。谁还能没有点小爱好呢?而他们的大多数意志又不是那么坚强。不过诸位倘若因此便以为皇帝并不在乎自己的国家的话就错了——理宗皇帝提起那只象征最高权力的朱笔,轻轻一钩便把考官呈报名单上列第七的文天祥擢为状元。

这种成长的的废话也放在这里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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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网友 匿名
2017-08-17 10:32:41 发表
网友 panpeter 的原文:

  这位谢主教,确实一心忠贞,但是天真又糊涂。
  他竟然对地下团体和地上团体的分裂状态认识不清,只知道自身教区内没有爱国会,所以没有分裂。
  他对爱国会存在着一种类似汤汉枢机一样能“改造成无害组织”的幻想。
  他对中梵协议中的主教任命权冲突认识不清,存在简单的美好幻想,以为中梵对话真的可能尊重并保证教会内部在任命主教上的全部主权。

讲得好!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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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网友 panpeter
2017-08-16 14:51:46 发表
  这位谢主教,确实一心忠贞,但是天真又糊涂。
  他竟然对地下团体和地上团体的分裂状态认识不清,只知道自身教区内没有爱国会,所以没有分裂。
  他对爱国会存在着一种类似汤汉枢机一样能“改造成无害组织”的幻想。
  他对中梵协议中的主教任命权冲突认识不清,存在简单的美好幻想,以为中梵对话真的可能尊重并保证教会内部在任命主教上的全部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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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网友 匿名
2017-08-16 06:57:02 发表
网友 匿名 的原文:

网友 匿名 的原文:

网友 匿名 的原文:

网友 匿名 的原文:

网友 匿名 的原文:

宋朝最后的祥瑞 文天祥其人与灿烂王朝的灭亡
公元1283年,历史意义上的南宋作为一代王朝已于三年前随着陆秀夫的厓山一跃宣告灭亡,于是此时的中国纪年便名正言顺地记为元至元十九年。 也许还有一个人直到此时仍固执地认为大宋还活在他的丹心、血液和骨头里;也许这个人还时常为那个享国日短的末代皇帝赵昺南向而泣,并且替他拟定他应得而未得的庙号以尽君臣之义;甚至违背常理地把他生命中的这最后一年记作宋祥兴五年......既往的空白和汗青的沉默让'也许'充斥了想象的空间,而我们确凿知道的只是这个人的名字以及此后八百年间每至民族危亡时就会被人想起的他的事迹和诗文。事实上这一年,准确地说是三年多来,他只是燕京兵马司土牢里的一名与众不同的囚犯。
  时光倒流四十七年,江西庐陵(吉州)一个家底殷实但不富有的读书人文仪,在宋理宗端平三年的某一天第一次做了父亲。不错,这个庐陵就是《醉翁亭记》里的那个'庐陵',但在文仪时代,让每个庐陵人骄傲的还不是时常提及的这篇文章,而是塑在乡贤祠里为同乡后辈奉为精神导师和立身楷模的'四忠一节':欧阳文忠公(欧阳修),杨忠襄公(杨邦义),周文忠公(周必大),胡忠简公(胡铨),杨文节公(杨万里)。和所有的父亲一样,文仪对这个儿子寄予厚望,并因为自己忝为读书人却未能跻身仕途为国效力,便把这种理想和责任感以名字的方式烙在儿子的身上。据说这个孩子降生的时候,文家屋顶上云霞笼罩,于是文仪的儿子就叫做云孙,字天祥。待到以字入贡后,以天祥为名,字宋瑞。他就是本篇的主人文天祥。
  天之祥,宋之瑞,设身当时怎么看都是个好名字。历史会证明给我们看,这个名字的主人将会怎样把这个名字从欺天愚民的祥瑞之说变成真真正正的事实。假如从德祐二年(1276)伯颜大军进驻皋亭山虎视临安算起,文天祥至少使南宋挣扎着延续了两朝四年。因为在宰相陈宜中秘密出逃,人心涣散,恭帝年幼,谢太后一个妇道人家束手无策只知啼哭的混乱局面下,冷静地提出二王(益王赵昰,也就是后来的端宗;广王赵昺,也就是末帝)南走保存宗室的主张的正是文天祥。
  宝祐四年(1256),年仅弱冠的文天祥赴临安应试,集英殿上暮气沉沉的宋理宗看到他的名字时,也是眼前一亮。主考王应麟'古谊若龟鉴,忠肝如铁石'〔1〕的评语在耳,一篇洋洋万言、切中时弊、锋芒十足的殿试对策在目,再加上这个极有吸引力的名字(这不 是信口胡诌,晚清慈禧也做过这样的事),一闪念间,理宗皇帝也心潮澎湃:眼前的这个年轻人真的能够挽回大宋颓势的国运吗?千万不要怀疑一个封建帝王对他的国家的关切是否出于纯真!换个角度想,在天下为家的社会里,还能有谁比皇帝更关心这跟他姓的万里江山呢?这不仅是他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聚宝盆,而且是他的权威赖以确立和传诸子孙的根本,更是千辛万苦的祖宗留下的神圣遗产,一个出身和教育都无比高贵的男人千载之后立于卷卷史书的颜面。——当然,由于所在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使然,他面对的诱惑要远远超过这些,比如女人、书画、音乐、诗词,甚至捣鼓钟表。谁还能没有点小爱好呢?而他们的大多数意志又不是那么坚强。不过诸位倘若因此便以为皇帝并不在乎自己的国家的话就错了——理宗皇帝提起那只象征最高权力的朱笔,轻轻一钩便把考官呈报名单上列第七的文天祥擢为状元。

今天的人恐怕已经很难想象中了状元,尤其是宋代的状元是何等风光的一件事。天子门生的荣耀,满朝亲贵的青睐,普天下妙龄女子暗许的芳心,以及各级地方长官接连而至的宴请(这甚至是国家定制),大宋朝最伟大将军的凯旋仪式相比之下也会黯然无光。闻喜宴上,意气风发的文天祥即兴赋诗道:'于皇天子自成龙,三十三年此道中。悠远直参天地化,升平奚羡帝王功。但坚圣志持长久,须使生民见泰通。第一胪传新渥重,报恩唯有厉清忠。'〔2〕真是'五百人中第一仙,等闲平步上青天'〔3〕(宋代进士科实际每年取四五百人,多至唐代十倍)。如果说汉唐之时,文人儒生还须到边庭风餐露宿建立军功才能实现其封侯之梦的话,那么到了守内虚外的宋代,进士及第就已经踏上了通往极人臣之位的通衢。一代名将狄青以大功入枢密(这已经是特例了)仍倍受同僚轻视,无处诉苦只好自怨自艾'但少一进士出身耳'〔4〕。这样,在紫袍和红袖的海洋里,任是儒学修养再深厚,年方二十的文天祥也不免年少轻狂飘飘凌云起来,凭着优厚的俸禄,和宋代许多名臣如晏殊、欧阳修、苏轼等人一样,过上了舒适的生活,养了一大群歌伎。
  国家命运总是在一种奇怪的合力左右下,行驶于历史的航道。它往往在人们无法确定坐标的某一点转向其倾覆的死亡之旅。然而,出于公平的原则,某种对当事人而言无迹可循,无征可求,有人称为规律,有人称为天意的东西,会在这艘船上安排一两个视力极好的瞭望员,或者经验极丰富的老水手,并让他们来意识到这一点的存在。于是,他们会惊骇地发出种种警报,做出种种可怕的预测,提出种种可能的方案(尽管未必真的有效)。而更多的人,甚至船长,则害怕转舵所激起的浪花会搅扰他们的清梦而宁愿相信那只不过是杞人忧天或是别有用心。如果有人能够从高空来俯视这条航道,他一定会发现大宋这条破船在这个时候已经到了千丈飞瀑的最边缘。回顾宋代的历史可知,值得注意的只是两个为当时许多人痛骂而为后人景仰的政治家的名字:范仲淹和王安石。范的庆历新政涉及改革官制、整顿武备、重视农桑等等,不到一年即告废止;三十年后王的新政包括政治、军事、农业、工商、文教等,其深广程度即使用今天的标准来评判仍让人惊叹不已,辛苦经营五年有余,还是随着神宗的死而彻底付诸东流。
  多年以后,文天祥在狱中痛定思痛时,想起庆历三年九月(1043)范文正公的那篇实施新政的纲领性文件《答手诏条陈十事》,仍觉字字切肤、句句刻骨:'历代之政,久皆有弊;弊而不救,祸乱必生......我国革五代之乱,富有四海垂八十年。纲纪制度日削月浸。官壅于下,民困于外,夷狄骄盛,寇盗横炽,不可不更张以救之。'这哪里是一份奏折,分明是满纸的忠心碧血!此时的文天祥更深刻地明白了开庆元年(1259)他提出改革军政方案的《己未上皇帝书》(文天祥的改革主张在其《殿试第一策》亦有陈述,但高考作文写得再好也不会影响国家决策,故不算)的不被采纳并不是他个人的不幸。他只不过丧失了他崛起仕途的第一个机会,而大宋却丧失了它自救的最后一个机会。
  后世有人在瞻仰文丞相祠的时候,感慨间写了这么两句诗:'捧土障洪河,一绳维大厦。'(杜光荐《哭文丞相》)文天祥有知必定心有戚戚。从开庆元年被贬到空坑战败海丰被俘,十几年的时间里文天祥东奔西走殚精竭虑所从事的,无非就是一个医生对一个绝症晚期病人所做的工作。他同样也面临着在那样的境况下医生所面临的道德难题:延长其生命同时增加其痛苦,抑或是减少其痛苦同时结束其生命。元朝的如日中天和大宋的江河日下都是那么无庸置疑,他应该怎么做才能既对得起国家,又对得起军民百姓和自己的信仰良心,这是一个天大的难题。可以想见,即便文天祥的脑子里偶尔闪现过'随他去吧'这样的念头,也会立刻被固有的道德观念和价值体系所扼杀,并继之以深深的内疚和加倍的忠心。自古华夷不两立,只有以夏变夷者,岂有以夷变夏者?夷狄又是什么?茹毛饮血畜生一样的东西......

任何务实的考虑在这个以道德为至上的国度里,都会在一些今天看来很可笑的判断面前不堪一击。文天祥的选择只能有一个,否则也不会有今天我们知道的文天祥。
  尽管他的选择需要付出的代价不仅是个人的,还有这片古老土地在战火中的炙烤,百姓在刀兵中的煎熬。于是,一个事实上并不会耍刀弄枪的文官穿上了甲胄,跨上了战马,开始为这首拖沓至三百年的曲子奏出最后一个低沉的重音。
  假使我们能够充分孤立地、抛开时代背景以及其他一切具体因素,把文天祥仅仅作为一个中国传统的士人来看他仕途进步的话,竟可以说他是一个幸运儿。由状元而宰相,出将入相,历代无数士人孜孜以求而做到者寥寥的这两个梦想,都被文天祥实现了。遗憾的是,我们所抛开的一切无疑都要重重地压在他的身上,从而使这种幸运异变成十足的不幸。德祐二年(1276),因为陈宜中的出逃,朝中无人主持大局,文天祥临危被授右丞相兼枢密使,满朝上下要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元营请降。此后便是我们在《〈指南录〉后序》里知道的一段九死一生的历险过程。文天祥由今天的南通遥望港(这个港口因为纪念他才如此命名)乘船南归到福州时,正赶上陈宜中和张世杰新立端宗,自己被任命为通议大夫、右丞相、枢密使。单从职务上看,文天祥似乎是军政大权集于一身,而实际的权柄却操纵在陈、张二人手里。由于他们的排挤,文天祥在中央无法施展,被迫自请到江西设都督府聚兵。在一无钱粮、二无支援的窘境下,文天祥居然奇迹般地起兵十万,转战江西,收复了不少州郡。就是这局部的'中兴气象',迅速吸引了元军主力的注意力。元军主将张弘范暂缓了对南宋流亡小朝廷的追击,重兵围剿文天祥。文天祥的队伍很快被打散,不久本人也在海丰五坡岭被俘。
  宋元最后一战,也就是厓山海战爆发之时,文天祥正被执押在元军舟中。就在前几天,张弘范还请他修书劝降张世杰,文天祥以'吾不能捍父母,乃教人叛父母,可乎?'〔5〕并写《过零丁洋》做答,张便不再多言。眼睁睁看着张世杰麾下数千战舰以保守的阵型、低落的士气在元军的凌厉攻势下樯倾楫摧、灰飞烟灭,文天祥顿足捶胸痛哭流涕,挣扎着想要投海自尽,被人拦住。
  南宋的灭亡对文天祥的打击之大,无异于一个建筑师亲眼看着自己倾毕生心血的建筑转瞬间轰然倒塌。对于一个有理想有抱负有节操的人而言,其生命的意义与价值即是其生命存在的决定性理由。那么当这种意义与价值赖以寄托的载体突然失去时,痛苦与彷徨间最容易产生的解脱念头就是求死。在北上的途中,文天祥多次寻机投水。待明白由于元军的严加防范,投水根本不可能,他又开始绝食。又由于元军看守采取强行灌食的办法,文天祥八日不食仍未能死成。让押解人员松了一口气的是,从第九天开始,文天祥竟自行恢复进食了。对这一转变,人们的理解自然不会是文天祥受不了艰难求死的痛苦,和他所经历的种种磨难相比,这根本算不了什么,而惟一合理的解释是,他又重新找到了生命的寄托。
  自先秦以降,中国士人阶层的人生价值取向基本上是在立德、立功、立言三个层面上盘旋。而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里,其侧重又有所不同。赵宋革五代之乱而建,而唐末五代以来颓废的士风、败坏的道德给继之而起的宋朝提出了整饬封建伦常、恢复社会秩序、重建儒家道德理性的历史任务。因此,从建国之初起,皇帝和士人阶层自身都把道德建设放在了相当重要的位置。在复兴儒学和重整伦常的时代氛围中,宋代士大夫的人生价值取向也从整体上发生了转变,即从汉唐士人对功名的追求转向对道德主体精神的弘扬,立德上升为人生价值的首位。这一点对我们理解文天祥此后的行为有着根本性的意义。在国家危亡之际,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只能是糊涂虫的救国良方,所以文天祥从戎起兵;而国家灭亡之后,文天祥作为丞相的职责客观上已不复存在,经过短暂的茫然状态,对道德名节的追求便迅速地成了他新的精神支柱。
  即便到了这一步,文天祥仍然面临着两个选择:一是以殉国的名义自杀,这是很多人采取的办法,相对也比较简单;二是活着抗争到底。实际上,这都是极具挑战和风险的道路,因为未来会发生什么是谁也无法预料的。似乎和许多杰出的人物喜欢通过艰难的途径以证明自己一样,文天祥选择了后者。因为一直被关在船上,其实,文天祥并不知道在押解途中所到之处都贴了汉族儒生写给自己的'生祭文'。他们想要一个他们心目中的文丞相,但又担心到了北方以后文天祥万一架不住元人的威逼利诱,所以就想通过这种方式来敦促文天祥自杀。文天祥的最终表现自然是令他们满意的,但单有文天祥的一厢情愿还不会有兵马司土牢三年的生活。一簇耀眼的火花需要火石和火镰的有力摩擦,文天祥就是火石,火镰的角色则要由元世祖忽必烈来扮演。这两个人可以说是两种不同意义上的英雄。文天祥在道德上的贡献最终上升为中华民族精神肌体的一颗沉郁而坚强、悲壮而慷慨的细胞;而忽必烈在功业上的建树则使中国的版图达到空前绝后的规模,此后八百年里的中国再也没能像在他手里那样让整个世界都为之战栗。

作为一个蒙古勇士,忽必烈有着壮硕的躯体、饱满的面庞和浓密的胡须。广阔的草原给了他豪迈的性格和豁达的胸襟,对忠贞之士有着天然的敬意和亲近感。作为一代霸主,忽必烈没有唐玄宗的文采风华,也没有清圣祖的满腹诗书。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类似于那些出身低贱的汉族君主,善于延揽人才,待之以诚,用之以信,不吝***厚禄是他成功的秘诀,他很早就留心结交甚至强请汉族士人。《元史·世祖纪》说他'思大有为于天下,延藩府旧臣及四方文学之士,问以治道'。
  《元朝名臣事略·内翰王文康公》引徐世隆《王鄂墓碑》也说他'闻唐太宗为秦王时,广延四方文学之士讲论治道,终致太平,喜而慕焉'。在和宋朝逐鹿的过程中,他更加明白了可以武力得天下不能以武力治天下的道理。他的铁骑可以轻易踏平一座城市却不能让它繁荣富庶,他的天威可以让无数的南人恐惧却不能让他们忠心臣服。他需要一个配得上他的大帝国和他这个大皇帝的左膀右臂。于是,在一次出巡中,忽必烈忽然问群臣曰:'南北宰相孰贤?'群臣皆曰:'北人莫如耶律楚材,南人莫如文天祥。'〔6〕群臣的回答其实也是元世祖自己的判断。他下决心要把文天祥收为己用,甚至乐观地认为,就像那些在南宋受尽窝囊气的文臣武将一到了自己手下就立刻生龙活虎起来一样,文天祥也会很快成为自己的耶律楚材。
  在忽必烈的安排下,元朝先后有五次对文天祥的劝降活动(不包括书信方式)。第一次的创意是最失败的,忽必烈竟然派去了在临安被围时投降的留梦炎。留梦炎的经历和文天祥有点相似,都是状元宰相,忽必烈正是据此以为他们俩应该比较有共同语言。岂料文天祥对这等忘恩负义的软骨贼最是痛恨不过,留梦炎此行只能是自取其辱。第二个被派去的是已废的宋恭帝,忽必烈觉得既然文天祥对大宋那么忠心,宋恭帝的话他总该会听。殊不知文天祥所忠于的乃是小皇帝所代表的大宋而非那个小孩子本身,他明白元朝的用意,则采取了另一种应对策略:一见恭帝,就伏地痛哭,乞求圣驾南归重整河山。九岁的小皇帝懂什么?看到这阵势,自己也跟着哭起来,来前大人教的话早已忘光了。第三和第四次被派去的是阿合马和孛罗。这两个人其实是不愿意去的,他们带着胜利者的姿态想去羞辱文天祥一番,结果在娴于辞令的文天祥那里自然又是讨了个没趣。接下来被派遣的是文天祥的亲弟弟文璧。文天祥的回答是一首诗《闻季万至》,其中有'弟兄一囚一乘马,同父同母不同天'之语。文璧在宋亡之后为保百姓而降无可厚非,文天祥对他并没有过多地责备,他让弟弟带走自己已经整理好的诗文稿,还和弟弟商议把弟弟的一个儿子过继到自己的名下以继承香火,因为亲儿子都在战乱中夭亡了,这样也算对祖宗有了个交待。
  每一次劝降,对文天祥而言,都是一场斗争,无论是同敌人斗智斗勇,还是面对亲人道义与情感的冲突。五次,总数不算少,但平均分到三年里也不过半年一次,然更多的时间,文天祥都是与那间土牢为伴。关于这间牢房,文在他的《〈正气歌〉小序》里有详细的记述:'室广八尺,深可四寻,单扉低小......雨潦四集,浮动床几......或毁尸,或腐鼠,恶气杂出......'要说文天祥在那样的环境下凭着信仰丝毫不以为苦那简直是非人之言,痛苦和孤独才是正常的。文学是苦闷最美好最优雅的发泄途径,所以文天祥把所有的空余时间都用来整理旧稿,并不断创作新的作品。他回忆自己成功和失败的经历,怀念死去的亲人、战友和随从,用诗来记叙、评论、悼念、呼号和高歌。这种方式同时客观上也作为一种心理上的自我暗示,促使文天祥矢志不渝地这样坚持下去。
  然而外面的环境渐渐起了变化。伯颜、张弘范先后去世,元朝朝中再也没有对文天祥既赏识又尊重的重臣了,而这个时候当丞相的又是文天祥在江西曾经大败的麦术丁。《宋史》载:'至元十九年,有闽僧言土星犯帝坐,疑有变。未几,中山有狂人自称‘宋主',有兵千人,欲取文丞相。京城亦有匿名书,言某日烧蓑城苇,率两翼兵为乱,丞相可无忧。'不管真假,反正忽必烈手上是有了一大堆奏请杀文天祥的奏折,他也到了该做出选择的时候了。三年里与文天祥间接的多次交锋,使他明白了文天祥'如虎兕在柙,百计驯之,终不可得'〔7〕,清楚自己对文天祥的看重早已引起了那些主动投降的南官和部分北人的不满。然而,忽必烈仍然心有未甘,在这一年的腊月初八决定亲自出马作最后的尝试。

这是两个人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会面。文天祥并没有因为忽必烈的召见而感动,他以外臣之礼长揖不跪,对元世祖以宰相之位相邀婉言以谢。最后,忽必烈问:'汝何愿?'文天祥对曰:'天祥受宋恩,为宰相,安事二姓?愿赐之一死足矣。'〔8〕忽必烈无语。文天祥知道自己死期已到,如释重负,他的使命和牢狱生活都快要结束了。他从容地写了两首绝命诗交给三年来照顾自己的张千载(毅夫)。张千载是文天祥的早年同窗,在文天祥富贵时邀而不至,却在文天祥押解途中自请随行,三年里一直照料文的饮食起居。接着文天祥又写了一篇《衣带赞》,藏于腰带间。
  第二天,文天祥被押往燕京城北的柴市处斩。临刑前,监斩官告诉文天祥此时反悔还可以当丞相,文天祥回答,我要做的事都已经做完了。遂被斩。数日后,文天祥的妻子欧阳氏前来收尸,在文天祥衣带中发现了那篇《衣带赞》。其词曰:'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文天祥死后,宋朝真的是亡了。

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了中华精神,应该明白他的意义:天祥受宋恩,安事二姓?
可马上得天下,不可马上治天下。
天主教有文天祥式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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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8-16 06:51:45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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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最后的祥瑞 文天祥其人与灿烂王朝的灭亡
公元1283年,历史意义上的南宋作为一代王朝已于三年前随着陆秀夫的厓山一跃宣告灭亡,于是此时的中国纪年便名正言顺地记为元至元十九年。 也许还有一个人直到此时仍固执地认为大宋还活在他的丹心、血液和骨头里;也许这个人还时常为那个享国日短的末代皇帝赵昺南向而泣,并且替他拟定他应得而未得的庙号以尽君臣之义;甚至违背常理地把他生命中的这最后一年记作宋祥兴五年......既往的空白和汗青的沉默让'也许'充斥了想象的空间,而我们确凿知道的只是这个人的名字以及此后八百年间每至民族危亡时就会被人想起的他的事迹和诗文。事实上这一年,准确地说是三年多来,他只是燕京兵马司土牢里的一名与众不同的囚犯。
  时光倒流四十七年,江西庐陵(吉州)一个家底殷实但不富有的读书人文仪,在宋理宗端平三年的某一天第一次做了父亲。不错,这个庐陵就是《醉翁亭记》里的那个'庐陵',但在文仪时代,让每个庐陵人骄傲的还不是时常提及的这篇文章,而是塑在乡贤祠里为同乡后辈奉为精神导师和立身楷模的'四忠一节':欧阳文忠公(欧阳修),杨忠襄公(杨邦义),周文忠公(周必大),胡忠简公(胡铨),杨文节公(杨万里)。和所有的父亲一样,文仪对这个儿子寄予厚望,并因为自己忝为读书人却未能跻身仕途为国效力,便把这种理想和责任感以名字的方式烙在儿子的身上。据说这个孩子降生的时候,文家屋顶上云霞笼罩,于是文仪的儿子就叫做云孙,字天祥。待到以字入贡后,以天祥为名,字宋瑞。他就是本篇的主人文天祥。
  天之祥,宋之瑞,设身当时怎么看都是个好名字。历史会证明给我们看,这个名字的主人将会怎样把这个名字从欺天愚民的祥瑞之说变成真真正正的事实。假如从德祐二年(1276)伯颜大军进驻皋亭山虎视临安算起,文天祥至少使南宋挣扎着延续了两朝四年。因为在宰相陈宜中秘密出逃,人心涣散,恭帝年幼,谢太后一个妇道人家束手无策只知啼哭的混乱局面下,冷静地提出二王(益王赵昰,也就是后来的端宗;广王赵昺,也就是末帝)南走保存宗室的主张的正是文天祥。
  宝祐四年(1256),年仅弱冠的文天祥赴临安应试,集英殿上暮气沉沉的宋理宗看到他的名字时,也是眼前一亮。主考王应麟'古谊若龟鉴,忠肝如铁石'〔1〕的评语在耳,一篇洋洋万言、切中时弊、锋芒十足的殿试对策在目,再加上这个极有吸引力的名字(这不 是信口胡诌,晚清慈禧也做过这样的事),一闪念间,理宗皇帝也心潮澎湃:眼前的这个年轻人真的能够挽回大宋颓势的国运吗?千万不要怀疑一个封建帝王对他的国家的关切是否出于纯真!换个角度想,在天下为家的社会里,还能有谁比皇帝更关心这跟他姓的万里江山呢?这不仅是他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聚宝盆,而且是他的权威赖以确立和传诸子孙的根本,更是千辛万苦的祖宗留下的神圣遗产,一个出身和教育都无比高贵的男人千载之后立于卷卷史书的颜面。——当然,由于所在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使然,他面对的诱惑要远远超过这些,比如女人、书画、音乐、诗词,甚至捣鼓钟表。谁还能没有点小爱好呢?而他们的大多数意志又不是那么坚强。不过诸位倘若因此便以为皇帝并不在乎自己的国家的话就错了——理宗皇帝提起那只象征最高权力的朱笔,轻轻一钩便把考官呈报名单上列第七的文天祥擢为状元。

今天的人恐怕已经很难想象中了状元,尤其是宋代的状元是何等风光的一件事。天子门生的荣耀,满朝亲贵的青睐,普天下妙龄女子暗许的芳心,以及各级地方长官接连而至的宴请(这甚至是国家定制),大宋朝最伟大将军的凯旋仪式相比之下也会黯然无光。闻喜宴上,意气风发的文天祥即兴赋诗道:'于皇天子自成龙,三十三年此道中。悠远直参天地化,升平奚羡帝王功。但坚圣志持长久,须使生民见泰通。第一胪传新渥重,报恩唯有厉清忠。'〔2〕真是'五百人中第一仙,等闲平步上青天'〔3〕(宋代进士科实际每年取四五百人,多至唐代十倍)。如果说汉唐之时,文人儒生还须到边庭风餐露宿建立军功才能实现其封侯之梦的话,那么到了守内虚外的宋代,进士及第就已经踏上了通往极人臣之位的通衢。一代名将狄青以大功入枢密(这已经是特例了)仍倍受同僚轻视,无处诉苦只好自怨自艾'但少一进士出身耳'〔4〕。这样,在紫袍和红袖的海洋里,任是儒学修养再深厚,年方二十的文天祥也不免年少轻狂飘飘凌云起来,凭着优厚的俸禄,和宋代许多名臣如晏殊、欧阳修、苏轼等人一样,过上了舒适的生活,养了一大群歌伎。
  国家命运总是在一种奇怪的合力左右下,行驶于历史的航道。它往往在人们无法确定坐标的某一点转向其倾覆的死亡之旅。然而,出于公平的原则,某种对当事人而言无迹可循,无征可求,有人称为规律,有人称为天意的东西,会在这艘船上安排一两个视力极好的瞭望员,或者经验极丰富的老水手,并让他们来意识到这一点的存在。于是,他们会惊骇地发出种种警报,做出种种可怕的预测,提出种种可能的方案(尽管未必真的有效)。而更多的人,甚至船长,则害怕转舵所激起的浪花会搅扰他们的清梦而宁愿相信那只不过是杞人忧天或是别有用心。如果有人能够从高空来俯视这条航道,他一定会发现大宋这条破船在这个时候已经到了千丈飞瀑的最边缘。回顾宋代的历史可知,值得注意的只是两个为当时许多人痛骂而为后人景仰的政治家的名字:范仲淹和王安石。范的庆历新政涉及改革官制、整顿武备、重视农桑等等,不到一年即告废止;三十年后王的新政包括政治、军事、农业、工商、文教等,其深广程度即使用今天的标准来评判仍让人惊叹不已,辛苦经营五年有余,还是随着神宗的死而彻底付诸东流。
  多年以后,文天祥在狱中痛定思痛时,想起庆历三年九月(1043)范文正公的那篇实施新政的纲领性文件《答手诏条陈十事》,仍觉字字切肤、句句刻骨:'历代之政,久皆有弊;弊而不救,祸乱必生......我国革五代之乱,富有四海垂八十年。纲纪制度日削月浸。官壅于下,民困于外,夷狄骄盛,寇盗横炽,不可不更张以救之。'这哪里是一份奏折,分明是满纸的忠心碧血!此时的文天祥更深刻地明白了开庆元年(1259)他提出改革军政方案的《己未上皇帝书》(文天祥的改革主张在其《殿试第一策》亦有陈述,但高考作文写得再好也不会影响国家决策,故不算)的不被采纳并不是他个人的不幸。他只不过丧失了他崛起仕途的第一个机会,而大宋却丧失了它自救的最后一个机会。
  后世有人在瞻仰文丞相祠的时候,感慨间写了这么两句诗:'捧土障洪河,一绳维大厦。'(杜光荐《哭文丞相》)文天祥有知必定心有戚戚。从开庆元年被贬到空坑战败海丰被俘,十几年的时间里文天祥东奔西走殚精竭虑所从事的,无非就是一个医生对一个绝症晚期病人所做的工作。他同样也面临着在那样的境况下医生所面临的道德难题:延长其生命同时增加其痛苦,抑或是减少其痛苦同时结束其生命。元朝的如日中天和大宋的江河日下都是那么无庸置疑,他应该怎么做才能既对得起国家,又对得起军民百姓和自己的信仰良心,这是一个天大的难题。可以想见,即便文天祥的脑子里偶尔闪现过'随他去吧'这样的念头,也会立刻被固有的道德观念和价值体系所扼杀,并继之以深深的内疚和加倍的忠心。自古华夷不两立,只有以夏变夷者,岂有以夷变夏者?夷狄又是什么?茹毛饮血畜生一样的东西......

任何务实的考虑在这个以道德为至上的国度里,都会在一些今天看来很可笑的判断面前不堪一击。文天祥的选择只能有一个,否则也不会有今天我们知道的文天祥。
  尽管他的选择需要付出的代价不仅是个人的,还有这片古老土地在战火中的炙烤,百姓在刀兵中的煎熬。于是,一个事实上并不会耍刀弄枪的文官穿上了甲胄,跨上了战马,开始为这首拖沓至三百年的曲子奏出最后一个低沉的重音。
  假使我们能够充分孤立地、抛开时代背景以及其他一切具体因素,把文天祥仅仅作为一个中国传统的士人来看他仕途进步的话,竟可以说他是一个幸运儿。由状元而宰相,出将入相,历代无数士人孜孜以求而做到者寥寥的这两个梦想,都被文天祥实现了。遗憾的是,我们所抛开的一切无疑都要重重地压在他的身上,从而使这种幸运异变成十足的不幸。德祐二年(1276),因为陈宜中的出逃,朝中无人主持大局,文天祥临危被授右丞相兼枢密使,满朝上下要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元营请降。此后便是我们在《〈指南录〉后序》里知道的一段九死一生的历险过程。文天祥由今天的南通遥望港(这个港口因为纪念他才如此命名)乘船南归到福州时,正赶上陈宜中和张世杰新立端宗,自己被任命为通议大夫、右丞相、枢密使。单从职务上看,文天祥似乎是军政大权集于一身,而实际的权柄却操纵在陈、张二人手里。由于他们的排挤,文天祥在中央无法施展,被迫自请到江西设都督府聚兵。在一无钱粮、二无支援的窘境下,文天祥居然奇迹般地起兵十万,转战江西,收复了不少州郡。就是这局部的'中兴气象',迅速吸引了元军主力的注意力。元军主将张弘范暂缓了对南宋流亡小朝廷的追击,重兵围剿文天祥。文天祥的队伍很快被打散,不久本人也在海丰五坡岭被俘。
  宋元最后一战,也就是厓山海战爆发之时,文天祥正被执押在元军舟中。就在前几天,张弘范还请他修书劝降张世杰,文天祥以'吾不能捍父母,乃教人叛父母,可乎?'〔5〕并写《过零丁洋》做答,张便不再多言。眼睁睁看着张世杰麾下数千战舰以保守的阵型、低落的士气在元军的凌厉攻势下樯倾楫摧、灰飞烟灭,文天祥顿足捶胸痛哭流涕,挣扎着想要投海自尽,被人拦住。
  南宋的灭亡对文天祥的打击之大,无异于一个建筑师亲眼看着自己倾毕生心血的建筑转瞬间轰然倒塌。对于一个有理想有抱负有节操的人而言,其生命的意义与价值即是其生命存在的决定性理由。那么当这种意义与价值赖以寄托的载体突然失去时,痛苦与彷徨间最容易产生的解脱念头就是求死。在北上的途中,文天祥多次寻机投水。待明白由于元军的严加防范,投水根本不可能,他又开始绝食。又由于元军看守采取强行灌食的办法,文天祥八日不食仍未能死成。让押解人员松了一口气的是,从第九天开始,文天祥竟自行恢复进食了。对这一转变,人们的理解自然不会是文天祥受不了艰难求死的痛苦,和他所经历的种种磨难相比,这根本算不了什么,而惟一合理的解释是,他又重新找到了生命的寄托。
  自先秦以降,中国士人阶层的人生价值取向基本上是在立德、立功、立言三个层面上盘旋。而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里,其侧重又有所不同。赵宋革五代之乱而建,而唐末五代以来颓废的士风、败坏的道德给继之而起的宋朝提出了整饬封建伦常、恢复社会秩序、重建儒家道德理性的历史任务。因此,从建国之初起,皇帝和士人阶层自身都把道德建设放在了相当重要的位置。在复兴儒学和重整伦常的时代氛围中,宋代士大夫的人生价值取向也从整体上发生了转变,即从汉唐士人对功名的追求转向对道德主体精神的弘扬,立德上升为人生价值的首位。这一点对我们理解文天祥此后的行为有着根本性的意义。在国家危亡之际,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只能是糊涂虫的救国良方,所以文天祥从戎起兵;而国家灭亡之后,文天祥作为丞相的职责客观上已不复存在,经过短暂的茫然状态,对道德名节的追求便迅速地成了他新的精神支柱。
  即便到了这一步,文天祥仍然面临着两个选择:一是以殉国的名义自杀,这是很多人采取的办法,相对也比较简单;二是活着抗争到底。实际上,这都是极具挑战和风险的道路,因为未来会发生什么是谁也无法预料的。似乎和许多杰出的人物喜欢通过艰难的途径以证明自己一样,文天祥选择了后者。因为一直被关在船上,其实,文天祥并不知道在押解途中所到之处都贴了汉族儒生写给自己的'生祭文'。他们想要一个他们心目中的文丞相,但又担心到了北方以后文天祥万一架不住元人的威逼利诱,所以就想通过这种方式来敦促文天祥自杀。文天祥的最终表现自然是令他们满意的,但单有文天祥的一厢情愿还不会有兵马司土牢三年的生活。一簇耀眼的火花需要火石和火镰的有力摩擦,文天祥就是火石,火镰的角色则要由元世祖忽必烈来扮演。这两个人可以说是两种不同意义上的英雄。文天祥在道德上的贡献最终上升为中华民族精神肌体的一颗沉郁而坚强、悲壮而慷慨的细胞;而忽必烈在功业上的建树则使中国的版图达到空前绝后的规模,此后八百年里的中国再也没能像在他手里那样让整个世界都为之战栗。

作为一个蒙古勇士,忽必烈有着壮硕的躯体、饱满的面庞和浓密的胡须。广阔的草原给了他豪迈的性格和豁达的胸襟,对忠贞之士有着天然的敬意和亲近感。作为一代霸主,忽必烈没有唐玄宗的文采风华,也没有清圣祖的满腹诗书。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类似于那些出身低贱的汉族君主,善于延揽人才,待之以诚,用之以信,不吝***厚禄是他成功的秘诀,他很早就留心结交甚至强请汉族士人。《元史·世祖纪》说他'思大有为于天下,延藩府旧臣及四方文学之士,问以治道'。
  《元朝名臣事略·内翰王文康公》引徐世隆《王鄂墓碑》也说他'闻唐太宗为秦王时,广延四方文学之士讲论治道,终致太平,喜而慕焉'。在和宋朝逐鹿的过程中,他更加明白了可以武力得天下不能以武力治天下的道理。他的铁骑可以轻易踏平一座城市却不能让它繁荣富庶,他的天威可以让无数的南人恐惧却不能让他们忠心臣服。他需要一个配得上他的大帝国和他这个大皇帝的左膀右臂。于是,在一次出巡中,忽必烈忽然问群臣曰:'南北宰相孰贤?'群臣皆曰:'北人莫如耶律楚材,南人莫如文天祥。'〔6〕群臣的回答其实也是元世祖自己的判断。他下决心要把文天祥收为己用,甚至乐观地认为,就像那些在南宋受尽窝囊气的文臣武将一到了自己手下就立刻生龙活虎起来一样,文天祥也会很快成为自己的耶律楚材。
  在忽必烈的安排下,元朝先后有五次对文天祥的劝降活动(不包括书信方式)。第一次的创意是最失败的,忽必烈竟然派去了在临安被围时投降的留梦炎。留梦炎的经历和文天祥有点相似,都是状元宰相,忽必烈正是据此以为他们俩应该比较有共同语言。岂料文天祥对这等忘恩负义的软骨贼最是痛恨不过,留梦炎此行只能是自取其辱。第二个被派去的是已废的宋恭帝,忽必烈觉得既然文天祥对大宋那么忠心,宋恭帝的话他总该会听。殊不知文天祥所忠于的乃是小皇帝所代表的大宋而非那个小孩子本身,他明白元朝的用意,则采取了另一种应对策略:一见恭帝,就伏地痛哭,乞求圣驾南归重整河山。九岁的小皇帝懂什么?看到这阵势,自己也跟着哭起来,来前大人教的话早已忘光了。第三和第四次被派去的是阿合马和孛罗。这两个人其实是不愿意去的,他们带着胜利者的姿态想去羞辱文天祥一番,结果在娴于辞令的文天祥那里自然又是讨了个没趣。接下来被派遣的是文天祥的亲弟弟文璧。文天祥的回答是一首诗《闻季万至》,其中有'弟兄一囚一乘马,同父同母不同天'之语。文璧在宋亡之后为保百姓而降无可厚非,文天祥对他并没有过多地责备,他让弟弟带走自己已经整理好的诗文稿,还和弟弟商议把弟弟的一个儿子过继到自己的名下以继承香火,因为亲儿子都在战乱中夭亡了,这样也算对祖宗有了个交待。
  每一次劝降,对文天祥而言,都是一场斗争,无论是同敌人斗智斗勇,还是面对亲人道义与情感的冲突。五次,总数不算少,但平均分到三年里也不过半年一次,然更多的时间,文天祥都是与那间土牢为伴。关于这间牢房,文在他的《〈正气歌〉小序》里有详细的记述:'室广八尺,深可四寻,单扉低小......雨潦四集,浮动床几......或毁尸,或腐鼠,恶气杂出......'要说文天祥在那样的环境下凭着信仰丝毫不以为苦那简直是非人之言,痛苦和孤独才是正常的。文学是苦闷最美好最优雅的发泄途径,所以文天祥把所有的空余时间都用来整理旧稿,并不断创作新的作品。他回忆自己成功和失败的经历,怀念死去的亲人、战友和随从,用诗来记叙、评论、悼念、呼号和高歌。这种方式同时客观上也作为一种心理上的自我暗示,促使文天祥矢志不渝地这样坚持下去。
  然而外面的环境渐渐起了变化。伯颜、张弘范先后去世,元朝朝中再也没有对文天祥既赏识又尊重的重臣了,而这个时候当丞相的又是文天祥在江西曾经大败的麦术丁。《宋史》载:'至元十九年,有闽僧言土星犯帝坐,疑有变。未几,中山有狂人自称‘宋主',有兵千人,欲取文丞相。京城亦有匿名书,言某日烧蓑城苇,率两翼兵为乱,丞相可无忧。'不管真假,反正忽必烈手上是有了一大堆奏请杀文天祥的奏折,他也到了该做出选择的时候了。三年里与文天祥间接的多次交锋,使他明白了文天祥'如虎兕在柙,百计驯之,终不可得'〔7〕,清楚自己对文天祥的看重早已引起了那些主动投降的南官和部分北人的不满。然而,忽必烈仍然心有未甘,在这一年的腊月初八决定亲自出马作最后的尝试。

这是两个人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会面。文天祥并没有因为忽必烈的召见而感动,他以外臣之礼长揖不跪,对元世祖以宰相之位相邀婉言以谢。最后,忽必烈问:'汝何愿?'文天祥对曰:'天祥受宋恩,为宰相,安事二姓?愿赐之一死足矣。'〔8〕忽必烈无语。文天祥知道自己死期已到,如释重负,他的使命和牢狱生活都快要结束了。他从容地写了两首绝命诗交给三年来照顾自己的张千载(毅夫)。张千载是文天祥的早年同窗,在文天祥富贵时邀而不至,却在文天祥押解途中自请随行,三年里一直照料文的饮食起居。接着文天祥又写了一篇《衣带赞》,藏于腰带间。
  第二天,文天祥被押往燕京城北的柴市处斩。临刑前,监斩官告诉文天祥此时反悔还可以当丞相,文天祥回答,我要做的事都已经做完了。遂被斩。数日后,文天祥的妻子欧阳氏前来收尸,在文天祥衣带中发现了那篇《衣带赞》。其词曰:'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文天祥死后,宋朝真的是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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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最后的祥瑞 文天祥其人与灿烂王朝的灭亡
公元1283年,历史意义上的南宋作为一代王朝已于三年前随着陆秀夫的厓山一跃宣告灭亡,于是此时的中国纪年便名正言顺地记为元至元十九年。 也许还有一个人直到此时仍固执地认为大宋还活在他的丹心、血液和骨头里;也许这个人还时常为那个享国日短的末代皇帝赵昺南向而泣,并且替他拟定他应得而未得的庙号以尽君臣之义;甚至违背常理地把他生命中的这最后一年记作宋祥兴五年......既往的空白和汗青的沉默让'也许'充斥了想象的空间,而我们确凿知道的只是这个人的名字以及此后八百年间每至民族危亡时就会被人想起的他的事迹和诗文。事实上这一年,准确地说是三年多来,他只是燕京兵马司土牢里的一名与众不同的囚犯。
  时光倒流四十七年,江西庐陵(吉州)一个家底殷实但不富有的读书人文仪,在宋理宗端平三年的某一天第一次做了父亲。不错,这个庐陵就是《醉翁亭记》里的那个'庐陵',但在文仪时代,让每个庐陵人骄傲的还不是时常提及的这篇文章,而是塑在乡贤祠里为同乡后辈奉为精神导师和立身楷模的'四忠一节':欧阳文忠公(欧阳修),杨忠襄公(杨邦义),周文忠公(周必大),胡忠简公(胡铨),杨文节公(杨万里)。和所有的父亲一样,文仪对这个儿子寄予厚望,并因为自己忝为读书人却未能跻身仕途为国效力,便把这种理想和责任感以名字的方式烙在儿子的身上。据说这个孩子降生的时候,文家屋顶上云霞笼罩,于是文仪的儿子就叫做云孙,字天祥。待到以字入贡后,以天祥为名,字宋瑞。他就是本篇的主人文天祥。
  天之祥,宋之瑞,设身当时怎么看都是个好名字。历史会证明给我们看,这个名字的主人将会怎样把这个名字从欺天愚民的祥瑞之说变成真真正正的事实。假如从德祐二年(1276)伯颜大军进驻皋亭山虎视临安算起,文天祥至少使南宋挣扎着延续了两朝四年。因为在宰相陈宜中秘密出逃,人心涣散,恭帝年幼,谢太后一个妇道人家束手无策只知啼哭的混乱局面下,冷静地提出二王(益王赵昰,也就是后来的端宗;广王赵昺,也就是末帝)南走保存宗室的主张的正是文天祥。
  宝祐四年(1256),年仅弱冠的文天祥赴临安应试,集英殿上暮气沉沉的宋理宗看到他的名字时,也是眼前一亮。主考王应麟'古谊若龟鉴,忠肝如铁石'〔1〕的评语在耳,一篇洋洋万言、切中时弊、锋芒十足的殿试对策在目,再加上这个极有吸引力的名字(这不 是信口胡诌,晚清慈禧也做过这样的事),一闪念间,理宗皇帝也心潮澎湃:眼前的这个年轻人真的能够挽回大宋颓势的国运吗?千万不要怀疑一个封建帝王对他的国家的关切是否出于纯真!换个角度想,在天下为家的社会里,还能有谁比皇帝更关心这跟他姓的万里江山呢?这不仅是他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聚宝盆,而且是他的权威赖以确立和传诸子孙的根本,更是千辛万苦的祖宗留下的神圣遗产,一个出身和教育都无比高贵的男人千载之后立于卷卷史书的颜面。——当然,由于所在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使然,他面对的诱惑要远远超过这些,比如女人、书画、音乐、诗词,甚至捣鼓钟表。谁还能没有点小爱好呢?而他们的大多数意志又不是那么坚强。不过诸位倘若因此便以为皇帝并不在乎自己的国家的话就错了——理宗皇帝提起那只象征最高权力的朱笔,轻轻一钩便把考官呈报名单上列第七的文天祥擢为状元。

今天的人恐怕已经很难想象中了状元,尤其是宋代的状元是何等风光的一件事。天子门生的荣耀,满朝亲贵的青睐,普天下妙龄女子暗许的芳心,以及各级地方长官接连而至的宴请(这甚至是国家定制),大宋朝最伟大将军的凯旋仪式相比之下也会黯然无光。闻喜宴上,意气风发的文天祥即兴赋诗道:'于皇天子自成龙,三十三年此道中。悠远直参天地化,升平奚羡帝王功。但坚圣志持长久,须使生民见泰通。第一胪传新渥重,报恩唯有厉清忠。'〔2〕真是'五百人中第一仙,等闲平步上青天'〔3〕(宋代进士科实际每年取四五百人,多至唐代十倍)。如果说汉唐之时,文人儒生还须到边庭风餐露宿建立军功才能实现其封侯之梦的话,那么到了守内虚外的宋代,进士及第就已经踏上了通往极人臣之位的通衢。一代名将狄青以大功入枢密(这已经是特例了)仍倍受同僚轻视,无处诉苦只好自怨自艾'但少一进士出身耳'〔4〕。这样,在紫袍和红袖的海洋里,任是儒学修养再深厚,年方二十的文天祥也不免年少轻狂飘飘凌云起来,凭着优厚的俸禄,和宋代许多名臣如晏殊、欧阳修、苏轼等人一样,过上了舒适的生活,养了一大群歌伎。
  国家命运总是在一种奇怪的合力左右下,行驶于历史的航道。它往往在人们无法确定坐标的某一点转向其倾覆的死亡之旅。然而,出于公平的原则,某种对当事人而言无迹可循,无征可求,有人称为规律,有人称为天意的东西,会在这艘船上安排一两个视力极好的瞭望员,或者经验极丰富的老水手,并让他们来意识到这一点的存在。于是,他们会惊骇地发出种种警报,做出种种可怕的预测,提出种种可能的方案(尽管未必真的有效)。而更多的人,甚至船长,则害怕转舵所激起的浪花会搅扰他们的清梦而宁愿相信那只不过是杞人忧天或是别有用心。如果有人能够从高空来俯视这条航道,他一定会发现大宋这条破船在这个时候已经到了千丈飞瀑的最边缘。回顾宋代的历史可知,值得注意的只是两个为当时许多人痛骂而为后人景仰的政治家的名字:范仲淹和王安石。范的庆历新政涉及改革官制、整顿武备、重视农桑等等,不到一年即告废止;三十年后王的新政包括政治、军事、农业、工商、文教等,其深广程度即使用今天的标准来评判仍让人惊叹不已,辛苦经营五年有余,还是随着神宗的死而彻底付诸东流。
  多年以后,文天祥在狱中痛定思痛时,想起庆历三年九月(1043)范文正公的那篇实施新政的纲领性文件《答手诏条陈十事》,仍觉字字切肤、句句刻骨:'历代之政,久皆有弊;弊而不救,祸乱必生......我国革五代之乱,富有四海垂八十年。纲纪制度日削月浸。官壅于下,民困于外,夷狄骄盛,寇盗横炽,不可不更张以救之。'这哪里是一份奏折,分明是满纸的忠心碧血!此时的文天祥更深刻地明白了开庆元年(1259)他提出改革军政方案的《己未上皇帝书》(文天祥的改革主张在其《殿试第一策》亦有陈述,但高考作文写得再好也不会影响国家决策,故不算)的不被采纳并不是他个人的不幸。他只不过丧失了他崛起仕途的第一个机会,而大宋却丧失了它自救的最后一个机会。
  后世有人在瞻仰文丞相祠的时候,感慨间写了这么两句诗:'捧土障洪河,一绳维大厦。'(杜光荐《哭文丞相》)文天祥有知必定心有戚戚。从开庆元年被贬到空坑战败海丰被俘,十几年的时间里文天祥东奔西走殚精竭虑所从事的,无非就是一个医生对一个绝症晚期病人所做的工作。他同样也面临着在那样的境况下医生所面临的道德难题:延长其生命同时增加其痛苦,抑或是减少其痛苦同时结束其生命。元朝的如日中天和大宋的江河日下都是那么无庸置疑,他应该怎么做才能既对得起国家,又对得起军民百姓和自己的信仰良心,这是一个天大的难题。可以想见,即便文天祥的脑子里偶尔闪现过'随他去吧'这样的念头,也会立刻被固有的道德观念和价值体系所扼杀,并继之以深深的内疚和加倍的忠心。自古华夷不两立,只有以夏变夷者,岂有以夷变夏者?夷狄又是什么?茹毛饮血畜生一样的东西......

任何务实的考虑在这个以道德为至上的国度里,都会在一些今天看来很可笑的判断面前不堪一击。文天祥的选择只能有一个,否则也不会有今天我们知道的文天祥。
  尽管他的选择需要付出的代价不仅是个人的,还有这片古老土地在战火中的炙烤,百姓在刀兵中的煎熬。于是,一个事实上并不会耍刀弄枪的文官穿上了甲胄,跨上了战马,开始为这首拖沓至三百年的曲子奏出最后一个低沉的重音。
  假使我们能够充分孤立地、抛开时代背景以及其他一切具体因素,把文天祥仅仅作为一个中国传统的士人来看他仕途进步的话,竟可以说他是一个幸运儿。由状元而宰相,出将入相,历代无数士人孜孜以求而做到者寥寥的这两个梦想,都被文天祥实现了。遗憾的是,我们所抛开的一切无疑都要重重地压在他的身上,从而使这种幸运异变成十足的不幸。德祐二年(1276),因为陈宜中的出逃,朝中无人主持大局,文天祥临危被授右丞相兼枢密使,满朝上下要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元营请降。此后便是我们在《〈指南录〉后序》里知道的一段九死一生的历险过程。文天祥由今天的南通遥望港(这个港口因为纪念他才如此命名)乘船南归到福州时,正赶上陈宜中和张世杰新立端宗,自己被任命为通议大夫、右丞相、枢密使。单从职务上看,文天祥似乎是军政大权集于一身,而实际的权柄却操纵在陈、张二人手里。由于他们的排挤,文天祥在中央无法施展,被迫自请到江西设都督府聚兵。在一无钱粮、二无支援的窘境下,文天祥居然奇迹般地起兵十万,转战江西,收复了不少州郡。就是这局部的'中兴气象',迅速吸引了元军主力的注意力。元军主将张弘范暂缓了对南宋流亡小朝廷的追击,重兵围剿文天祥。文天祥的队伍很快被打散,不久本人也在海丰五坡岭被俘。
  宋元最后一战,也就是厓山海战爆发之时,文天祥正被执押在元军舟中。就在前几天,张弘范还请他修书劝降张世杰,文天祥以'吾不能捍父母,乃教人叛父母,可乎?'〔5〕并写《过零丁洋》做答,张便不再多言。眼睁睁看着张世杰麾下数千战舰以保守的阵型、低落的士气在元军的凌厉攻势下樯倾楫摧、灰飞烟灭,文天祥顿足捶胸痛哭流涕,挣扎着想要投海自尽,被人拦住。
  南宋的灭亡对文天祥的打击之大,无异于一个建筑师亲眼看着自己倾毕生心血的建筑转瞬间轰然倒塌。对于一个有理想有抱负有节操的人而言,其生命的意义与价值即是其生命存在的决定性理由。那么当这种意义与价值赖以寄托的载体突然失去时,痛苦与彷徨间最容易产生的解脱念头就是求死。在北上的途中,文天祥多次寻机投水。待明白由于元军的严加防范,投水根本不可能,他又开始绝食。又由于元军看守采取强行灌食的办法,文天祥八日不食仍未能死成。让押解人员松了一口气的是,从第九天开始,文天祥竟自行恢复进食了。对这一转变,人们的理解自然不会是文天祥受不了艰难求死的痛苦,和他所经历的种种磨难相比,这根本算不了什么,而惟一合理的解释是,他又重新找到了生命的寄托。
  自先秦以降,中国士人阶层的人生价值取向基本上是在立德、立功、立言三个层面上盘旋。而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里,其侧重又有所不同。赵宋革五代之乱而建,而唐末五代以来颓废的士风、败坏的道德给继之而起的宋朝提出了整饬封建伦常、恢复社会秩序、重建儒家道德理性的历史任务。因此,从建国之初起,皇帝和士人阶层自身都把道德建设放在了相当重要的位置。在复兴儒学和重整伦常的时代氛围中,宋代士大夫的人生价值取向也从整体上发生了转变,即从汉唐士人对功名的追求转向对道德主体精神的弘扬,立德上升为人生价值的首位。这一点对我们理解文天祥此后的行为有着根本性的意义。在国家危亡之际,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只能是糊涂虫的救国良方,所以文天祥从戎起兵;而国家灭亡之后,文天祥作为丞相的职责客观上已不复存在,经过短暂的茫然状态,对道德名节的追求便迅速地成了他新的精神支柱。
  即便到了这一步,文天祥仍然面临着两个选择:一是以殉国的名义自杀,这是很多人采取的办法,相对也比较简单;二是活着抗争到底。实际上,这都是极具挑战和风险的道路,因为未来会发生什么是谁也无法预料的。似乎和许多杰出的人物喜欢通过艰难的途径以证明自己一样,文天祥选择了后者。因为一直被关在船上,其实,文天祥并不知道在押解途中所到之处都贴了汉族儒生写给自己的'生祭文'。他们想要一个他们心目中的文丞相,但又担心到了北方以后文天祥万一架不住元人的威逼利诱,所以就想通过这种方式来敦促文天祥自杀。文天祥的最终表现自然是令他们满意的,但单有文天祥的一厢情愿还不会有兵马司土牢三年的生活。一簇耀眼的火花需要火石和火镰的有力摩擦,文天祥就是火石,火镰的角色则要由元世祖忽必烈来扮演。这两个人可以说是两种不同意义上的英雄。文天祥在道德上的贡献最终上升为中华民族精神肌体的一颗沉郁而坚强、悲壮而慷慨的细胞;而忽必烈在功业上的建树则使中国的版图达到空前绝后的规模,此后八百年里的中国再也没能像在他手里那样让整个世界都为之战栗。

作为一个蒙古勇士,忽必烈有着壮硕的躯体、饱满的面庞和浓密的胡须。广阔的草原给了他豪迈的性格和豁达的胸襟,对忠贞之士有着天然的敬意和亲近感。作为一代霸主,忽必烈没有唐玄宗的文采风华,也没有清圣祖的满腹诗书。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类似于那些出身低贱的汉族君主,善于延揽人才,待之以诚,用之以信,不吝***厚禄是他成功的秘诀,他很早就留心结交甚至强请汉族士人。《元史·世祖纪》说他'思大有为于天下,延藩府旧臣及四方文学之士,问以治道'。
  《元朝名臣事略·内翰王文康公》引徐世隆《王鄂墓碑》也说他'闻唐太宗为秦王时,广延四方文学之士讲论治道,终致太平,喜而慕焉'。在和宋朝逐鹿的过程中,他更加明白了可以武力得天下不能以武力治天下的道理。他的铁骑可以轻易踏平一座城市却不能让它繁荣富庶,他的天威可以让无数的南人恐惧却不能让他们忠心臣服。他需要一个配得上他的大帝国和他这个大皇帝的左膀右臂。于是,在一次出巡中,忽必烈忽然问群臣曰:'南北宰相孰贤?'群臣皆曰:'北人莫如耶律楚材,南人莫如文天祥。'〔6〕群臣的回答其实也是元世祖自己的判断。他下决心要把文天祥收为己用,甚至乐观地认为,就像那些在南宋受尽窝囊气的文臣武将一到了自己手下就立刻生龙活虎起来一样,文天祥也会很快成为自己的耶律楚材。
  在忽必烈的安排下,元朝先后有五次对文天祥的劝降活动(不包括书信方式)。第一次的创意是最失败的,忽必烈竟然派去了在临安被围时投降的留梦炎。留梦炎的经历和文天祥有点相似,都是状元宰相,忽必烈正是据此以为他们俩应该比较有共同语言。岂料文天祥对这等忘恩负义的软骨贼最是痛恨不过,留梦炎此行只能是自取其辱。第二个被派去的是已废的宋恭帝,忽必烈觉得既然文天祥对大宋那么忠心,宋恭帝的话他总该会听。殊不知文天祥所忠于的乃是小皇帝所代表的大宋而非那个小孩子本身,他明白元朝的用意,则采取了另一种应对策略:一见恭帝,就伏地痛哭,乞求圣驾南归重整河山。九岁的小皇帝懂什么?看到这阵势,自己也跟着哭起来,来前大人教的话早已忘光了。第三和第四次被派去的是阿合马和孛罗。这两个人其实是不愿意去的,他们带着胜利者的姿态想去羞辱文天祥一番,结果在娴于辞令的文天祥那里自然又是讨了个没趣。接下来被派遣的是文天祥的亲弟弟文璧。文天祥的回答是一首诗《闻季万至》,其中有'弟兄一囚一乘马,同父同母不同天'之语。文璧在宋亡之后为保百姓而降无可厚非,文天祥对他并没有过多地责备,他让弟弟带走自己已经整理好的诗文稿,还和弟弟商议把弟弟的一个儿子过继到自己的名下以继承香火,因为亲儿子都在战乱中夭亡了,这样也算对祖宗有了个交待。
  每一次劝降,对文天祥而言,都是一场斗争,无论是同敌人斗智斗勇,还是面对亲人道义与情感的冲突。五次,总数不算少,但平均分到三年里也不过半年一次,然更多的时间,文天祥都是与那间土牢为伴。关于这间牢房,文在他的《〈正气歌〉小序》里有详细的记述:'室广八尺,深可四寻,单扉低小......雨潦四集,浮动床几......或毁尸,或腐鼠,恶气杂出......'要说文天祥在那样的环境下凭着信仰丝毫不以为苦那简直是非人之言,痛苦和孤独才是正常的。文学是苦闷最美好最优雅的发泄途径,所以文天祥把所有的空余时间都用来整理旧稿,并不断创作新的作品。他回忆自己成功和失败的经历,怀念死去的亲人、战友和随从,用诗来记叙、评论、悼念、呼号和高歌。这种方式同时客观上也作为一种心理上的自我暗示,促使文天祥矢志不渝地这样坚持下去。
  然而外面的环境渐渐起了变化。伯颜、张弘范先后去世,元朝朝中再也没有对文天祥既赏识又尊重的重臣了,而这个时候当丞相的又是文天祥在江西曾经大败的麦术丁。《宋史》载:'至元十九年,有闽僧言土星犯帝坐,疑有变。未几,中山有狂人自称‘宋主',有兵千人,欲取文丞相。京城亦有匿名书,言某日烧蓑城苇,率两翼兵为乱,丞相可无忧。'不管真假,反正忽必烈手上是有了一大堆奏请杀文天祥的奏折,他也到了该做出选择的时候了。三年里与文天祥间接的多次交锋,使他明白了文天祥'如虎兕在柙,百计驯之,终不可得'〔7〕,清楚自己对文天祥的看重早已引起了那些主动投降的南官和部分北人的不满。然而,忽必烈仍然心有未甘,在这一年的腊月初八决定亲自出马作最后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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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8-16 06:45:50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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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最后的祥瑞 文天祥其人与灿烂王朝的灭亡
公元1283年,历史意义上的南宋作为一代王朝已于三年前随着陆秀夫的厓山一跃宣告灭亡,于是此时的中国纪年便名正言顺地记为元至元十九年。 也许还有一个人直到此时仍固执地认为大宋还活在他的丹心、血液和骨头里;也许这个人还时常为那个享国日短的末代皇帝赵昺南向而泣,并且替他拟定他应得而未得的庙号以尽君臣之义;甚至违背常理地把他生命中的这最后一年记作宋祥兴五年......既往的空白和汗青的沉默让'也许'充斥了想象的空间,而我们确凿知道的只是这个人的名字以及此后八百年间每至民族危亡时就会被人想起的他的事迹和诗文。事实上这一年,准确地说是三年多来,他只是燕京兵马司土牢里的一名与众不同的囚犯。
  时光倒流四十七年,江西庐陵(吉州)一个家底殷实但不富有的读书人文仪,在宋理宗端平三年的某一天第一次做了父亲。不错,这个庐陵就是《醉翁亭记》里的那个'庐陵',但在文仪时代,让每个庐陵人骄傲的还不是时常提及的这篇文章,而是塑在乡贤祠里为同乡后辈奉为精神导师和立身楷模的'四忠一节':欧阳文忠公(欧阳修),杨忠襄公(杨邦义),周文忠公(周必大),胡忠简公(胡铨),杨文节公(杨万里)。和所有的父亲一样,文仪对这个儿子寄予厚望,并因为自己忝为读书人却未能跻身仕途为国效力,便把这种理想和责任感以名字的方式烙在儿子的身上。据说这个孩子降生的时候,文家屋顶上云霞笼罩,于是文仪的儿子就叫做云孙,字天祥。待到以字入贡后,以天祥为名,字宋瑞。他就是本篇的主人文天祥。
  天之祥,宋之瑞,设身当时怎么看都是个好名字。历史会证明给我们看,这个名字的主人将会怎样把这个名字从欺天愚民的祥瑞之说变成真真正正的事实。假如从德祐二年(1276)伯颜大军进驻皋亭山虎视临安算起,文天祥至少使南宋挣扎着延续了两朝四年。因为在宰相陈宜中秘密出逃,人心涣散,恭帝年幼,谢太后一个妇道人家束手无策只知啼哭的混乱局面下,冷静地提出二王(益王赵昰,也就是后来的端宗;广王赵昺,也就是末帝)南走保存宗室的主张的正是文天祥。
  宝祐四年(1256),年仅弱冠的文天祥赴临安应试,集英殿上暮气沉沉的宋理宗看到他的名字时,也是眼前一亮。主考王应麟'古谊若龟鉴,忠肝如铁石'〔1〕的评语在耳,一篇洋洋万言、切中时弊、锋芒十足的殿试对策在目,再加上这个极有吸引力的名字(这不 是信口胡诌,晚清慈禧也做过这样的事),一闪念间,理宗皇帝也心潮澎湃:眼前的这个年轻人真的能够挽回大宋颓势的国运吗?千万不要怀疑一个封建帝王对他的国家的关切是否出于纯真!换个角度想,在天下为家的社会里,还能有谁比皇帝更关心这跟他姓的万里江山呢?这不仅是他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聚宝盆,而且是他的权威赖以确立和传诸子孙的根本,更是千辛万苦的祖宗留下的神圣遗产,一个出身和教育都无比高贵的男人千载之后立于卷卷史书的颜面。——当然,由于所在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使然,他面对的诱惑要远远超过这些,比如女人、书画、音乐、诗词,甚至捣鼓钟表。谁还能没有点小爱好呢?而他们的大多数意志又不是那么坚强。不过诸位倘若因此便以为皇帝并不在乎自己的国家的话就错了——理宗皇帝提起那只象征最高权力的朱笔,轻轻一钩便把考官呈报名单上列第七的文天祥擢为状元。

今天的人恐怕已经很难想象中了状元,尤其是宋代的状元是何等风光的一件事。天子门生的荣耀,满朝亲贵的青睐,普天下妙龄女子暗许的芳心,以及各级地方长官接连而至的宴请(这甚至是国家定制),大宋朝最伟大将军的凯旋仪式相比之下也会黯然无光。闻喜宴上,意气风发的文天祥即兴赋诗道:'于皇天子自成龙,三十三年此道中。悠远直参天地化,升平奚羡帝王功。但坚圣志持长久,须使生民见泰通。第一胪传新渥重,报恩唯有厉清忠。'〔2〕真是'五百人中第一仙,等闲平步上青天'〔3〕(宋代进士科实际每年取四五百人,多至唐代十倍)。如果说汉唐之时,文人儒生还须到边庭风餐露宿建立军功才能实现其封侯之梦的话,那么到了守内虚外的宋代,进士及第就已经踏上了通往极人臣之位的通衢。一代名将狄青以大功入枢密(这已经是特例了)仍倍受同僚轻视,无处诉苦只好自怨自艾'但少一进士出身耳'〔4〕。这样,在紫袍和红袖的海洋里,任是儒学修养再深厚,年方二十的文天祥也不免年少轻狂飘飘凌云起来,凭着优厚的俸禄,和宋代许多名臣如晏殊、欧阳修、苏轼等人一样,过上了舒适的生活,养了一大群歌伎。
  国家命运总是在一种奇怪的合力左右下,行驶于历史的航道。它往往在人们无法确定坐标的某一点转向其倾覆的死亡之旅。然而,出于公平的原则,某种对当事人而言无迹可循,无征可求,有人称为规律,有人称为天意的东西,会在这艘船上安排一两个视力极好的瞭望员,或者经验极丰富的老水手,并让他们来意识到这一点的存在。于是,他们会惊骇地发出种种警报,做出种种可怕的预测,提出种种可能的方案(尽管未必真的有效)。而更多的人,甚至船长,则害怕转舵所激起的浪花会搅扰他们的清梦而宁愿相信那只不过是杞人忧天或是别有用心。如果有人能够从高空来俯视这条航道,他一定会发现大宋这条破船在这个时候已经到了千丈飞瀑的最边缘。回顾宋代的历史可知,值得注意的只是两个为当时许多人痛骂而为后人景仰的政治家的名字:范仲淹和王安石。范的庆历新政涉及改革官制、整顿武备、重视农桑等等,不到一年即告废止;三十年后王的新政包括政治、军事、农业、工商、文教等,其深广程度即使用今天的标准来评判仍让人惊叹不已,辛苦经营五年有余,还是随着神宗的死而彻底付诸东流。
  多年以后,文天祥在狱中痛定思痛时,想起庆历三年九月(1043)范文正公的那篇实施新政的纲领性文件《答手诏条陈十事》,仍觉字字切肤、句句刻骨:'历代之政,久皆有弊;弊而不救,祸乱必生......我国革五代之乱,富有四海垂八十年。纲纪制度日削月浸。官壅于下,民困于外,夷狄骄盛,寇盗横炽,不可不更张以救之。'这哪里是一份奏折,分明是满纸的忠心碧血!此时的文天祥更深刻地明白了开庆元年(1259)他提出改革军政方案的《己未上皇帝书》(文天祥的改革主张在其《殿试第一策》亦有陈述,但高考作文写得再好也不会影响国家决策,故不算)的不被采纳并不是他个人的不幸。他只不过丧失了他崛起仕途的第一个机会,而大宋却丧失了它自救的最后一个机会。
  后世有人在瞻仰文丞相祠的时候,感慨间写了这么两句诗:'捧土障洪河,一绳维大厦。'(杜光荐《哭文丞相》)文天祥有知必定心有戚戚。从开庆元年被贬到空坑战败海丰被俘,十几年的时间里文天祥东奔西走殚精竭虑所从事的,无非就是一个医生对一个绝症晚期病人所做的工作。他同样也面临着在那样的境况下医生所面临的道德难题:延长其生命同时增加其痛苦,抑或是减少其痛苦同时结束其生命。元朝的如日中天和大宋的江河日下都是那么无庸置疑,他应该怎么做才能既对得起国家,又对得起军民百姓和自己的信仰良心,这是一个天大的难题。可以想见,即便文天祥的脑子里偶尔闪现过'随他去吧'这样的念头,也会立刻被固有的道德观念和价值体系所扼杀,并继之以深深的内疚和加倍的忠心。自古华夷不两立,只有以夏变夷者,岂有以夷变夏者?夷狄又是什么?茹毛饮血畜生一样的东西......

任何务实的考虑在这个以道德为至上的国度里,都会在一些今天看来很可笑的判断面前不堪一击。文天祥的选择只能有一个,否则也不会有今天我们知道的文天祥。
  尽管他的选择需要付出的代价不仅是个人的,还有这片古老土地在战火中的炙烤,百姓在刀兵中的煎熬。于是,一个事实上并不会耍刀弄枪的文官穿上了甲胄,跨上了战马,开始为这首拖沓至三百年的曲子奏出最后一个低沉的重音。
  假使我们能够充分孤立地、抛开时代背景以及其他一切具体因素,把文天祥仅仅作为一个中国传统的士人来看他仕途进步的话,竟可以说他是一个幸运儿。由状元而宰相,出将入相,历代无数士人孜孜以求而做到者寥寥的这两个梦想,都被文天祥实现了。遗憾的是,我们所抛开的一切无疑都要重重地压在他的身上,从而使这种幸运异变成十足的不幸。德祐二年(1276),因为陈宜中的出逃,朝中无人主持大局,文天祥临危被授右丞相兼枢密使,满朝上下要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元营请降。此后便是我们在《〈指南录〉后序》里知道的一段九死一生的历险过程。文天祥由今天的南通遥望港(这个港口因为纪念他才如此命名)乘船南归到福州时,正赶上陈宜中和张世杰新立端宗,自己被任命为通议大夫、右丞相、枢密使。单从职务上看,文天祥似乎是军政大权集于一身,而实际的权柄却操纵在陈、张二人手里。由于他们的排挤,文天祥在中央无法施展,被迫自请到江西设都督府聚兵。在一无钱粮、二无支援的窘境下,文天祥居然奇迹般地起兵十万,转战江西,收复了不少州郡。就是这局部的'中兴气象',迅速吸引了元军主力的注意力。元军主将张弘范暂缓了对南宋流亡小朝廷的追击,重兵围剿文天祥。文天祥的队伍很快被打散,不久本人也在海丰五坡岭被俘。
  宋元最后一战,也就是厓山海战爆发之时,文天祥正被执押在元军舟中。就在前几天,张弘范还请他修书劝降张世杰,文天祥以'吾不能捍父母,乃教人叛父母,可乎?'〔5〕并写《过零丁洋》做答,张便不再多言。眼睁睁看着张世杰麾下数千战舰以保守的阵型、低落的士气在元军的凌厉攻势下樯倾楫摧、灰飞烟灭,文天祥顿足捶胸痛哭流涕,挣扎着想要投海自尽,被人拦住。
  南宋的灭亡对文天祥的打击之大,无异于一个建筑师亲眼看着自己倾毕生心血的建筑转瞬间轰然倒塌。对于一个有理想有抱负有节操的人而言,其生命的意义与价值即是其生命存在的决定性理由。那么当这种意义与价值赖以寄托的载体突然失去时,痛苦与彷徨间最容易产生的解脱念头就是求死。在北上的途中,文天祥多次寻机投水。待明白由于元军的严加防范,投水根本不可能,他又开始绝食。又由于元军看守采取强行灌食的办法,文天祥八日不食仍未能死成。让押解人员松了一口气的是,从第九天开始,文天祥竟自行恢复进食了。对这一转变,人们的理解自然不会是文天祥受不了艰难求死的痛苦,和他所经历的种种磨难相比,这根本算不了什么,而惟一合理的解释是,他又重新找到了生命的寄托。
  自先秦以降,中国士人阶层的人生价值取向基本上是在立德、立功、立言三个层面上盘旋。而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里,其侧重又有所不同。赵宋革五代之乱而建,而唐末五代以来颓废的士风、败坏的道德给继之而起的宋朝提出了整饬封建伦常、恢复社会秩序、重建儒家道德理性的历史任务。因此,从建国之初起,皇帝和士人阶层自身都把道德建设放在了相当重要的位置。在复兴儒学和重整伦常的时代氛围中,宋代士大夫的人生价值取向也从整体上发生了转变,即从汉唐士人对功名的追求转向对道德主体精神的弘扬,立德上升为人生价值的首位。这一点对我们理解文天祥此后的行为有着根本性的意义。在国家危亡之际,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只能是糊涂虫的救国良方,所以文天祥从戎起兵;而国家灭亡之后,文天祥作为丞相的职责客观上已不复存在,经过短暂的茫然状态,对道德名节的追求便迅速地成了他新的精神支柱。
  即便到了这一步,文天祥仍然面临着两个选择:一是以殉国的名义自杀,这是很多人采取的办法,相对也比较简单;二是活着抗争到底。实际上,这都是极具挑战和风险的道路,因为未来会发生什么是谁也无法预料的。似乎和许多杰出的人物喜欢通过艰难的途径以证明自己一样,文天祥选择了后者。因为一直被关在船上,其实,文天祥并不知道在押解途中所到之处都贴了汉族儒生写给自己的'生祭文'。他们想要一个他们心目中的文丞相,但又担心到了北方以后文天祥万一架不住元人的威逼利诱,所以就想通过这种方式来敦促文天祥自杀。文天祥的最终表现自然是令他们满意的,但单有文天祥的一厢情愿还不会有兵马司土牢三年的生活。一簇耀眼的火花需要火石和火镰的有力摩擦,文天祥就是火石,火镰的角色则要由元世祖忽必烈来扮演。这两个人可以说是两种不同意义上的英雄。文天祥在道德上的贡献最终上升为中华民族精神肌体的一颗沉郁而坚强、悲壮而慷慨的细胞;而忽必烈在功业上的建树则使中国的版图达到空前绝后的规模,此后八百年里的中国再也没能像在他手里那样让整个世界都为之战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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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8-16 06:43:31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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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最后的祥瑞 文天祥其人与灿烂王朝的灭亡
公元1283年,历史意义上的南宋作为一代王朝已于三年前随着陆秀夫的厓山一跃宣告灭亡,于是此时的中国纪年便名正言顺地记为元至元十九年。 也许还有一个人直到此时仍固执地认为大宋还活在他的丹心、血液和骨头里;也许这个人还时常为那个享国日短的末代皇帝赵昺南向而泣,并且替他拟定他应得而未得的庙号以尽君臣之义;甚至违背常理地把他生命中的这最后一年记作宋祥兴五年......既往的空白和汗青的沉默让'也许'充斥了想象的空间,而我们确凿知道的只是这个人的名字以及此后八百年间每至民族危亡时就会被人想起的他的事迹和诗文。事实上这一年,准确地说是三年多来,他只是燕京兵马司土牢里的一名与众不同的囚犯。
  时光倒流四十七年,江西庐陵(吉州)一个家底殷实但不富有的读书人文仪,在宋理宗端平三年的某一天第一次做了父亲。不错,这个庐陵就是《醉翁亭记》里的那个'庐陵',但在文仪时代,让每个庐陵人骄傲的还不是时常提及的这篇文章,而是塑在乡贤祠里为同乡后辈奉为精神导师和立身楷模的'四忠一节':欧阳文忠公(欧阳修),杨忠襄公(杨邦义),周文忠公(周必大),胡忠简公(胡铨),杨文节公(杨万里)。和所有的父亲一样,文仪对这个儿子寄予厚望,并因为自己忝为读书人却未能跻身仕途为国效力,便把这种理想和责任感以名字的方式烙在儿子的身上。据说这个孩子降生的时候,文家屋顶上云霞笼罩,于是文仪的儿子就叫做云孙,字天祥。待到以字入贡后,以天祥为名,字宋瑞。他就是本篇的主人文天祥。
  天之祥,宋之瑞,设身当时怎么看都是个好名字。历史会证明给我们看,这个名字的主人将会怎样把这个名字从欺天愚民的祥瑞之说变成真真正正的事实。假如从德祐二年(1276)伯颜大军进驻皋亭山虎视临安算起,文天祥至少使南宋挣扎着延续了两朝四年。因为在宰相陈宜中秘密出逃,人心涣散,恭帝年幼,谢太后一个妇道人家束手无策只知啼哭的混乱局面下,冷静地提出二王(益王赵昰,也就是后来的端宗;广王赵昺,也就是末帝)南走保存宗室的主张的正是文天祥。
  宝祐四年(1256),年仅弱冠的文天祥赴临安应试,集英殿上暮气沉沉的宋理宗看到他的名字时,也是眼前一亮。主考王应麟'古谊若龟鉴,忠肝如铁石'〔1〕的评语在耳,一篇洋洋万言、切中时弊、锋芒十足的殿试对策在目,再加上这个极有吸引力的名字(这不 是信口胡诌,晚清慈禧也做过这样的事),一闪念间,理宗皇帝也心潮澎湃:眼前的这个年轻人真的能够挽回大宋颓势的国运吗?千万不要怀疑一个封建帝王对他的国家的关切是否出于纯真!换个角度想,在天下为家的社会里,还能有谁比皇帝更关心这跟他姓的万里江山呢?这不仅是他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聚宝盆,而且是他的权威赖以确立和传诸子孙的根本,更是千辛万苦的祖宗留下的神圣遗产,一个出身和教育都无比高贵的男人千载之后立于卷卷史书的颜面。——当然,由于所在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使然,他面对的诱惑要远远超过这些,比如女人、书画、音乐、诗词,甚至捣鼓钟表。谁还能没有点小爱好呢?而他们的大多数意志又不是那么坚强。不过诸位倘若因此便以为皇帝并不在乎自己的国家的话就错了——理宗皇帝提起那只象征最高权力的朱笔,轻轻一钩便把考官呈报名单上列第七的文天祥擢为状元。

今天的人恐怕已经很难想象中了状元,尤其是宋代的状元是何等风光的一件事。天子门生的荣耀,满朝亲贵的青睐,普天下妙龄女子暗许的芳心,以及各级地方长官接连而至的宴请(这甚至是国家定制),大宋朝最伟大将军的凯旋仪式相比之下也会黯然无光。闻喜宴上,意气风发的文天祥即兴赋诗道:'于皇天子自成龙,三十三年此道中。悠远直参天地化,升平奚羡帝王功。但坚圣志持长久,须使生民见泰通。第一胪传新渥重,报恩唯有厉清忠。'〔2〕真是'五百人中第一仙,等闲平步上青天'〔3〕(宋代进士科实际每年取四五百人,多至唐代十倍)。如果说汉唐之时,文人儒生还须到边庭风餐露宿建立军功才能实现其封侯之梦的话,那么到了守内虚外的宋代,进士及第就已经踏上了通往极人臣之位的通衢。一代名将狄青以大功入枢密(这已经是特例了)仍倍受同僚轻视,无处诉苦只好自怨自艾'但少一进士出身耳'〔4〕。这样,在紫袍和红袖的海洋里,任是儒学修养再深厚,年方二十的文天祥也不免年少轻狂飘飘凌云起来,凭着优厚的俸禄,和宋代许多名臣如晏殊、欧阳修、苏轼等人一样,过上了舒适的生活,养了一大群歌伎。
  国家命运总是在一种奇怪的合力左右下,行驶于历史的航道。它往往在人们无法确定坐标的某一点转向其倾覆的死亡之旅。然而,出于公平的原则,某种对当事人而言无迹可循,无征可求,有人称为规律,有人称为天意的东西,会在这艘船上安排一两个视力极好的瞭望员,或者经验极丰富的老水手,并让他们来意识到这一点的存在。于是,他们会惊骇地发出种种警报,做出种种可怕的预测,提出种种可能的方案(尽管未必真的有效)。而更多的人,甚至船长,则害怕转舵所激起的浪花会搅扰他们的清梦而宁愿相信那只不过是杞人忧天或是别有用心。如果有人能够从高空来俯视这条航道,他一定会发现大宋这条破船在这个时候已经到了千丈飞瀑的最边缘。回顾宋代的历史可知,值得注意的只是两个为当时许多人痛骂而为后人景仰的政治家的名字:范仲淹和王安石。范的庆历新政涉及改革官制、整顿武备、重视农桑等等,不到一年即告废止;三十年后王的新政包括政治、军事、农业、工商、文教等,其深广程度即使用今天的标准来评判仍让人惊叹不已,辛苦经营五年有余,还是随着神宗的死而彻底付诸东流。
  多年以后,文天祥在狱中痛定思痛时,想起庆历三年九月(1043)范文正公的那篇实施新政的纲领性文件《答手诏条陈十事》,仍觉字字切肤、句句刻骨:'历代之政,久皆有弊;弊而不救,祸乱必生......我国革五代之乱,富有四海垂八十年。纲纪制度日削月浸。官壅于下,民困于外,夷狄骄盛,寇盗横炽,不可不更张以救之。'这哪里是一份奏折,分明是满纸的忠心碧血!此时的文天祥更深刻地明白了开庆元年(1259)他提出改革军政方案的《己未上皇帝书》(文天祥的改革主张在其《殿试第一策》亦有陈述,但高考作文写得再好也不会影响国家决策,故不算)的不被采纳并不是他个人的不幸。他只不过丧失了他崛起仕途的第一个机会,而大宋却丧失了它自救的最后一个机会。
  后世有人在瞻仰文丞相祠的时候,感慨间写了这么两句诗:'捧土障洪河,一绳维大厦。'(杜光荐《哭文丞相》)文天祥有知必定心有戚戚。从开庆元年被贬到空坑战败海丰被俘,十几年的时间里文天祥东奔西走殚精竭虑所从事的,无非就是一个医生对一个绝症晚期病人所做的工作。他同样也面临着在那样的境况下医生所面临的道德难题:延长其生命同时增加其痛苦,抑或是减少其痛苦同时结束其生命。元朝的如日中天和大宋的江河日下都是那么无庸置疑,他应该怎么做才能既对得起国家,又对得起军民百姓和自己的信仰良心,这是一个天大的难题。可以想见,即便文天祥的脑子里偶尔闪现过'随他去吧'这样的念头,也会立刻被固有的道德观念和价值体系所扼杀,并继之以深深的内疚和加倍的忠心。自古华夷不两立,只有以夏变夷者,岂有以夷变夏者?夷狄又是什么?茹毛饮血畜生一样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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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8-16 06:40:59 发表
宋朝最后的祥瑞 文天祥其人与灿烂王朝的灭亡
公元1283年,历史意义上的南宋作为一代王朝已于三年前随着陆秀夫的厓山一跃宣告灭亡,于是此时的中国纪年便名正言顺地记为元至元十九年。 也许还有一个人直到此时仍固执地认为大宋还活在他的丹心、血液和骨头里;也许这个人还时常为那个享国日短的末代皇帝赵昺南向而泣,并且替他拟定他应得而未得的庙号以尽君臣之义;甚至违背常理地把他生命中的这最后一年记作宋祥兴五年......既往的空白和汗青的沉默让'也许'充斥了想象的空间,而我们确凿知道的只是这个人的名字以及此后八百年间每至民族危亡时就会被人想起的他的事迹和诗文。事实上这一年,准确地说是三年多来,他只是燕京兵马司土牢里的一名与众不同的囚犯。
  时光倒流四十七年,江西庐陵(吉州)一个家底殷实但不富有的读书人文仪,在宋理宗端平三年的某一天第一次做了父亲。不错,这个庐陵就是《醉翁亭记》里的那个'庐陵',但在文仪时代,让每个庐陵人骄傲的还不是时常提及的这篇文章,而是塑在乡贤祠里为同乡后辈奉为精神导师和立身楷模的'四忠一节':欧阳文忠公(欧阳修),杨忠襄公(杨邦义),周文忠公(周必大),胡忠简公(胡铨),杨文节公(杨万里)。和所有的父亲一样,文仪对这个儿子寄予厚望,并因为自己忝为读书人却未能跻身仕途为国效力,便把这种理想和责任感以名字的方式烙在儿子的身上。据说这个孩子降生的时候,文家屋顶上云霞笼罩,于是文仪的儿子就叫做云孙,字天祥。待到以字入贡后,以天祥为名,字宋瑞。他就是本篇的主人文天祥。
  天之祥,宋之瑞,设身当时怎么看都是个好名字。历史会证明给我们看,这个名字的主人将会怎样把这个名字从欺天愚民的祥瑞之说变成真真正正的事实。假如从德祐二年(1276)伯颜大军进驻皋亭山虎视临安算起,文天祥至少使南宋挣扎着延续了两朝四年。因为在宰相陈宜中秘密出逃,人心涣散,恭帝年幼,谢太后一个妇道人家束手无策只知啼哭的混乱局面下,冷静地提出二王(益王赵昰,也就是后来的端宗;广王赵昺,也就是末帝)南走保存宗室的主张的正是文天祥。
  宝祐四年(1256),年仅弱冠的文天祥赴临安应试,集英殿上暮气沉沉的宋理宗看到他的名字时,也是眼前一亮。主考王应麟'古谊若龟鉴,忠肝如铁石'〔1〕的评语在耳,一篇洋洋万言、切中时弊、锋芒十足的殿试对策在目,再加上这个极有吸引力的名字(这不 是信口胡诌,晚清慈禧也做过这样的事),一闪念间,理宗皇帝也心潮澎湃:眼前的这个年轻人真的能够挽回大宋颓势的国运吗?千万不要怀疑一个封建帝王对他的国家的关切是否出于纯真!换个角度想,在天下为家的社会里,还能有谁比皇帝更关心这跟他姓的万里江山呢?这不仅是他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聚宝盆,而且是他的权威赖以确立和传诸子孙的根本,更是千辛万苦的祖宗留下的神圣遗产,一个出身和教育都无比高贵的男人千载之后立于卷卷史书的颜面。——当然,由于所在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使然,他面对的诱惑要远远超过这些,比如女人、书画、音乐、诗词,甚至捣鼓钟表。谁还能没有点小爱好呢?而他们的大多数意志又不是那么坚强。不过诸位倘若因此便以为皇帝并不在乎自己的国家的话就错了——理宗皇帝提起那只象征最高权力的朱笔,轻轻一钩便把考官呈报名单上列第七的文天祥擢为状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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