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关于中梵将签署主教任命协议的消息成为热点。对于这件事，因为一些原因，本来也不想多嘴。然而，近日看到香港教区前主教陈日君对此十分恼火，甚至专门跑到梵蒂冈向教皇陈情，结果自说自话地表示教皇对此事与教廷主管官员有不同意见，被圣座新闻室发了声明打脸。想那陈日君也是快九十的人了，也着实不易。前些年，因为中国天主教“八大”和上海地方为金鲁贤办诞辰百年纪念座谈会的事，他还专门给我写过文章，虽然其智可笑，到底其情可悯。所以，也便写下几句，告诉这位老爷子，其实他和一大批对此事如丧考妣的人，根本没懂他们的“至圣圣父”的高明手段。
首先来看看传闻中的协议吧。中梵谈判是全封闭的，综合各种公开的信息，大致得出以下几点：
1、罗马教廷认可目前7位“非法主教”为正权。其实，中方的所谓“非法主教”已经没有7位了。至于一直说7位，是因为中方的定调一直是要7位一起认，所以梵方暂时不公布，待协议签署时作为一个“大诚意”表现给中方的决策者看而已。
2、让现在地下的主教们逐步公开就职。
3、把罗马教廷在公开教会已经秘密委任的主教们“选圣”出来。
4、在今后的主教任命中由中方推荐人选，罗马教廷予以委任，但对中方的人选罗马教廷如掌握其在“伦理道德”方面有问题的确凿证据，得以否定。
陈日君之所以痛恨，就是认为这个协议是对中方完全的投降，丧失了罗马教廷的原则。然而，果真如此么？
我们先来问一个问题：中方为什么要与梵蒂冈谈判？对于这个问题，当然会有很多说法，比如进一步压缩台湾国际空间啊，进一步消解国内天主教地下教会啊，诸如此类。但是，核心问题就一个字：“权”！中梵谈判，对中方而言，是能让教廷分享多少权的问题；对教廷而言，是能让出多少给中方的问题。明确了这个问题，我们再来看这个协议：
1、7位“非法主教”对各自教区掌控力的格局未变。乐山教区雷世银主教对教区的掌控力在国内教会数一数二，教廷绝罚他这么多年，毫无用处。教廷认可他，他对教区的掌控力也不会再增加，因为已经是绝对掌控的了。闽东教区詹思禄主教，饱受当地地下教会压迫，教廷认可了他，当地地下教会服从他？不可能的。地上地下问题更多的是利益问题，不是信仰问题，有人有钱有地盘的才是主教。
2、忽略了中国教会根本问题――公开教会中的敌对势力。地下教会是问题吗？我十年前就说过，不是！中国天主教真正的问题是公开教会圣统制化。在河北、在山西、在陕西，那些地方的许多教区就是公开的圣统制教区。有那样的公开教会，还要什么地下教会？那样的公开教会比地下教会更可怕，因为他们在体制内活动，而且早已公开抵制现在的天主教工作体制。所以，在当下，保留一定数量的地下教会对中国天主教工作是好事。如陕西凤翔教区的李镜峰，当初公开就职时也说得如何如何之好，教育转化如何成功。结果呢？先秘密祝圣了本教区的张志勇，张志勇还为温州朱维芳秘密祝圣，开中国天主教公开教会中主教秘密祝圣的先例。有了朱维芳的例子，后来邯郸孙继根、宁波金仰科、汕头卓炎昌也跟了上去。张志勇年纪大了，李镜峰又向罗马推荐李会元为助理主教，并为其秘密祝圣，做成了既成事实。还是那句话，有这样的公开教会，还要地下教会干什么？
3、推进罗马教廷“占团废会”战略。协议签定后，一批地下主教公开了。公开以后去哪里？当然进入主教团。然后逐渐把主教团中不喜欢的人虚化。有人问怎么虚化。好办。主教团是做什么的？是要做好天主教工作的。如李镜峰那种人，向来不买“一会一团”的帐。一大批公开就职的主教进入主教团，与现在公开教会中的敌对势力一起，完全可以做到让主教会政令不出柳荫街。这时再有个把中方能够接受的，“在主教中威望”的人出来，不就可以“占团”了么？罗马教廷不急的，十年二十年都成，它有的是时间。跟你共产党斗了七十年了，不差这一二十年。同时，按现在的惯例，这批主教还会担任省、市两级爱国会的领导职务。爱国会也将进一步圣统制化。这就是我在“八大”前点出的教廷“占团废会”的图谋。
4、如何解释宪法第36条？宪法36条规定“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协议签下来后，不管怎么说，至少说明中方认为这样的协议（与梵蒂冈共享主教任命权）是不违背宪法36条规定的。按传闻中的说法，签下来后，教廷作形式任命。但再形式任命，也要在祝圣典礼上公开念教廷的委任书（现在是先在更衣室里把教廷委任书念了，再上祭台上演出戏，念主教团的任命书）。哪怕是“形式任命”，也是要公开念的。如果中方认可这种形式，就说明你认为此种形式不违背36条。那么，其它宗教就会照样来。这是显而易见之事。
5、罗马教廷在协议中埋了伏笔。所谓在有中方候选人存在“伦理道德”方面问题的确凿证据的前提下，可以否决人选。这种问题就是罗生门。一来国内神职人员中此类情况早已是普遍现象，罗马教廷在国内委任的那么多主教也多有此类情事，某教廷器重的骨干主教传闻当年就是以“勇于献身”上位。二来什么叫确凿证据？神职班、教徒的证词算不算。你有你的，我有我的。说到底，中方推荐的人是罗马教廷属意的，那有证据也没证据；如果不是他们属意的，那就让国内的棋子们弄点证据。其实，国内许多教区人事布局已经明朗，罗马教廷也是知道的，所谓证据么，现在就可以开始有针对性地弄了。
刚刚在天主教在线网站上看到出身金鲁贤治下的佘山修院的天津教区杨小斌神甫的一篇文章，里面有一段很有趣：
几天前，老师发来一个观点：“按常规，非法祝圣的主教抢了正权主教的位子是讲不通的协议技俩，但这样做如能让地上地下团结，让非法祝圣这事永不再发生，让政府不再百分之百控制教会，让四十多个没有主教的教区有自己的牧人，让被监禁的主教神父恢复自由，让各修会能正大光明地运作，这二个让位主教的牺牲是值得的，他们功不可灭，这是“牺牲小我，完成大我”最佳见证，此时，他们应该喜乐地出来支持这事，陈枢机也该闭嘴。英文有句谚语，「You’may lose a battle, but you may win the war at the end。.」
这里面的老师，是指任延黎。任当年走宗座外方传教会的路子去了罗马，回来后就成为中国天主教问题的专家。任延黎虽然屁股坐得不正，眼光还是可以的，这几句话倒是把协议的本质看得很透，罗马教廷就是小本钱做大买卖。
所以，这份中梵协议将开启中国天主教越南化进程，对中国现行宗教工作体制形成破坏性冲击。这是罗马教皇及其教廷的大智慧，陈日君完全可以宽心，乐养天年，行见圣统制复行于中华。
公元311年，在三大主教之一的迦太基新主教由开其良努（Bishop of Caecilian）出任，他由一位被怀疑曾叛道并在大迫害中交出圣经以换取牲命的腓力斯（Felix of Aptunga）所祝圣。因此有70位主教组成的团体否定了这次所授圣职的有效性。教会内部有关圣事（洗礼，圣体圣事等）有效性的纷争也逐渐扩大。
开其良努（Caecilian）去世后，多纳徒斯（Aelius Donatus）出任迦太基主教，自此这场分离运动便从他命名。因多纳徒信徒日益增多，分歧逐渐在大公教会出现。他们甚至认为凡是在大公教会受洗的，都需要重新接受洗礼。因为多纳徒主义否认了大公教会的权威，所以在公元314年阿莱斯会议（或称亚尔勒会议，Synod of Arles ）中被强烈谴责。
精心掩盖事实真相吧！为了卑劣的目的，用了一口两舌的卑鄙手段，这才是邪恶的。想绑架庄建坚为你们致命吗？没胆量
这就是邪恶的计划。
帕罗林都承认了，你还诡辩，有意思么？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