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友评论

网评:周亚夫军细柳是为了让人们服从管理，陈涉世家则是强调反抗。一增一删，其潜台词不言自明。

https://www.voachinese.com/a/China-tightens-control-of-teachers-speech-freedom-of-high-education-20190219/4794477.html
中国当局对高校的管控越来越严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执政7年来，中国当局对高校这个被视为意识形态工作前沿阵地的管控越来越严。一些教师因言论自由或学术自由受到惩罚，在教师队伍中产生寒蝉效应。

一段时间以来，中共对高校教师言论自由、学术自由的控制趋紧。一些高校教师因为在课堂上，或者自媒体上发表的一些观点、看法和言论，受到所在学校各种形式的处理。

2018年9月，厦门大学决定，解除学校与人文学院历史系助理教授周运中的聘用关系，称其在微博上多次发表错误言论，歪曲历史事实，损害党和国家形象。

2018年5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因副教授翟桔红“错误解释中国宪法修改制度，妄议中国人大制度”等取消其教师资格，开除其党籍。据称，翟桔红在课堂上批评习近平废除任期制。

北京建筑大学2018年4月决定，给予理学院副教授许传青行政记过处分。此前学生举报许传青在讲授课时，将日本民族和中华民族进行不恰当对比。

2017年7月15日，北京师范大学决定解聘古籍与传统文化研究院副教授史杰鹏，决定认为，史杰鹏在微信发布不当言论，与主流价值观不一致，逾越意识形态管理红线，违反政治纪律。

2017年7月，重庆师范大学开除了教授西方文化课的谭松副教授，称谭松在课堂上讲授的内容偏离了“正确路线”，背离了党性原则。不过，谭松认为，校方的决定与他近年对1950年代川东土改进行的调查研究有关。

上述这些人年龄大多是40至50岁之间中年教师。不过，也有年过六旬的老教授，也因言获罪。中共山东建筑大学2017年1月对1955年出生的邓相超教授“错误言论行为”做出处理意见，称邓相超多次在微博发表错误言论、性质恶劣、影响很坏。邓相超山东省政府参事被解聘，政协常委被免职，并被迫退休。

在当局高压政策的打压下，有些被校方警告的教师，不得不低头认错，“痛改前非”。山东工商学院副教授李默海因为在网上发布“错误言论”，被校方勒令停职检查。据称，李默海在校方“严厉批评”下，承认了错误，深刻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中国某高校的一位教授说，最近几年，中共加强对高校教师的控制，要把高校办成“党领导下的高校，社会主义的高校”。在约束教师行为准则等各项规定下，校方劝诫，甚至是拜托老师们要谨言慎行，避免“祸从口出”，警告老师们“要与现行的、官方的、政府的政策保持高度的一致”。他说，对于校方的规定，老师们不适应，但为了生计而不得不为之。

他说：“所有的老师们都感觉不太舒服，因为学校本身是个学术研究，追求真相、追求真理，科技创新的地方，是人类发展前沿的领地。在这个领地的人，需要大量的思考，创造性的思考，才可能推进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创新。而这些思考、甚至是观点，很可能与现实生活和观点发生冲突。如果抑制这些思考和观点，将限制老师们活跃的思想，限制学校的学术自由。”

在中共当局压制高校教师言论自由、学术自由的过程中，校方以政治进步，入党，表彰，以及金钱奖励为手段，招募一些学生信息员，让学生检举和揭发他们的教授在课堂中的一些言论。这种被中共惯用的“发动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做法，不仅导致一些敢言的教师轻则被警告处分，重则被解聘开除，也激化了老师和学生、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之间的关系和信任感，弄得老师谨小慎微、人人自危，“话到嘴边留半句”。

相比2004年前后中国高校的学术自由、言论自由的空间，自从习近平主政以来的近7年里，当局的限制越来越紧。2019年1月，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强调要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风险，将青年和网络作为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的阵地。2004年3月，时任北大新闻专业的副教授焦国标因发表《讨伐中宣部》一文，引起轰动。不过，在当时的环境下，焦国标并没有被北大立即解聘或开除。

经过十几年的思考、反思和沉淀，与15年前相比，2019年的焦国标思想观点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现在他认为，言论自由并不是最高的价值。

他说：“言论自由不是最高的价值。还有比言论自由更高的价值。这个价值是什么？就是社会的稳定呀，和谐呀，全社会的利益。”

他说，个人的言论自由，可能会影响社会的和谐等问题，有时候同社会利益不一致，会造成一些负面的东西。

焦国标今年55岁，14年多前发表《讨伐中宣部》檄文时不到41岁。他说，高校教师中现在有一个“四十岁现象”，大部分“出事”的教师年龄在40多岁、50岁以下，他们有一定的资历，职称，学术上有一定的造诣，处在讲课、学术研究的黄金时期。这个年龄段的教师“出事”多，值得思考和研究。

焦国标2005年3月应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邀请做访问学者6个月，被北京大学当作“自动离职”除名。多年来，焦国标已经没有任何公职，现在靠写字、卖字为生。十几年前的锐气似乎荡然无存，激情被他所说的思考和理性取代。他说，老师的学术自由和学校监管之间的互动，能否从“抵触性”走向“建设性”，值得思考。焦国标认为，校方、教师和学生之间要建立一个和谐、并非抵触的关系，不是学生举报-学校追查-老师受罚的“低劣”互动关系。

他说：“总体而言，简单地归结为管控太严了，我觉得是太单一了。问题没那么简单，它是一个很复杂的动向”。

有观察认为，在媒体全部由中国官方控制，媒体不能作为第四权，独立地监督政府，一些高校的教师，为了言论自由，不惜失去职务、待遇和收入。其本身说明了在中国言论自由的珍贵和价值。境况比高校教师更凄惨的是一些异议人士、人权律师等，他们为了中国的法治，言论自由，被当局冠以各种罪名判刑入狱。

天主教教会，香港地区社会等本都有许多中国需要学习的宝贵东西，真正的可以信赖的人，可我们的“祖宗”太上皇不是去倾听他们，学习他们，请他们指出中国社会，政府的不对和错误的地方，反而要听话的，顺从的人的奉承讨好的东西。一个全世界最好的民族就是栽在这样的太上皇的手上，中华民族的悲哀！我要是习近平，我会指定请陈日君枢机，韩大辉主教和与他类似的人参加制定中国宗教政策，不是韩德力，汤汉这样的人。我要是习近平，我会看批评的文章，不是奉承讨好的文章！为了中华民族的好和长远的繁荣，放弃不好的东西，即使是自己奉为经典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