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2018年9月22日中梵之间的协议，当中涉及很多误解，包括有些教友从各方面的言论中得到印象，以为在习近平政府治下，地下教会群体特别受压，教廷何以在今天却与中方达成协议。就这些问题，笔者想作一个基本的解说。
地下教会苦楚 并非今日独有问题
教廷40年来，由教宗若望保禄二世、教宗本笃十六世，以至当今教宗方济各，均一直寻求与中国政府方面达成共识，好使中国教会出现不正常问题时，能有协商渠道以解决困难。但寻求对话，并不表示教会忽略了地下群体或地上群体所受的压迫；相反，正是为了解决这些压迫，而需要与政府协商。
地下教会40年来的确受苦很多，也很勇敢地应对。但将他们所受的困难算到习近平政府头上，则与事实相去甚远。事实上，对地下教会的重重限制，40年来一直如是，读者有兴趣的话，可从拙作《谁主沉浮》得知。
最近，香港电台节目《铿锵集》于2019年1月21日播出「中梵协议一：背十字架的信徒」，也印证了笔者所说，大部分迫害是在2013年前已发生，包括1996年东闾朝圣地的祈祷所被拆、1997年苏哲民主教的终极监禁、2001年当局用推土机夷平范学淹主教的墓地；而大部分圣堂被拆及佔用，更是在20世纪60及70年代的悲剧。
近年打压主要是针对公开教会
读者应该注意到，最近几年一连串政府机关对教会的压制，包括强求在圣堂内插国旗、张贴政策文件及宗教条例、禁止18岁以下人士进堂、禁止夏令活动等等，均是冲着公开教会而来，受苦的是公开的教会团体。
《明报》观点版年前刊登吕秉权兄的文章，以温州拆十字架及拆堂风潮为例，证明地下教会受到严重打压，是明显的张冠李戴。事实上，2014至2017年间的「温州拆十字架及拆堂风潮」，主要是打击公开教会形象的政治侵权行为，以致公开教会的朱维方主教要在2015年7月24日上街抗议；朱主教亦于较早前表示信错了官员，发公开信向教友表示「深深的愧疚」（请参阅拙作《21世纪中国教会：悲欢离合》，页85）。当时地下团体的领导人邵祝敏助理主教与20多名神父联署向政府抗议，本质上是一种道义方面对公开教会的支持，并非为争取他们自身的权益。
从不同途径所知，习近平领导之下的政府，对地下群体的举措大致没有变化，而地下教会在过往的经验中，已掌握到互动的手法；反而是公开教会方面，由于政府当局完全改变「游戏规则」，以致感到惊愕及无所适从。
中梵协议关係到主教自由
刚才谈及的《铿锵集》特辑，带出一个重要信息：地下群体为苏哲民主教所做的种种安排，都得到政府的默许，连苏主教往昔所主理的圣堂，也可以容许公开教会的人士自由前往祈祷，这种宽容就得来不易了。笔者作为极少数曾亲自造访苏哲民主教的香港教友，对苏主教的坚定及睿智，敬佩不已。但1994年访问他时他所主持的教堂，尚无今天的亮丽安稳。
对于苏主教的释放问题，主教的侄儿苏天佑在特辑中道出了甚为关键的一节，他说：「国家宗教（事务）局的中梵代表，他到保定来，我见过他。我问主教的事什麽时候能解决，他说这是个国际问题。如果中国与梵蒂冈改善了关係，这事就能解决。」这一点印证了中梵关係在目前政治境况的切实需要。
当然，苏天佑兄弟慨叹的是「现在关係改善，应该是解决的时候了。但到现在还没有解决」。我们也和苏兄弟同样，盼望苏哲民主教早日获享自由。
习近平主席的善意应受重视
一如笔者在过去两年多次提及，在中梵协议中所连带要处理的7宗非法主教的宽免案，1宗是在江泽民时代发生的，其馀6宗是在胡锦涛时代发生的。习近平主席于2013年上任以来，再没有在国内出现任何「未得教宗任命的主教祝圣礼」，这一点是非常善意的表现，值得所有天主教徒珍惜。对于这7宗非法祝圣事件，对习近平政府而言，似乎只是为顾全两名前任的面子作出补救。据笔者所知，教廷得到7人一再保证不会重複过往所犯错误，而最终获得教宗方济各的宽免并重新任用。这亦是在多重争议之下，可以接受的解决方法。
当然，过去5年半「已得教宗任命的主教祝圣礼」亦举行不多，一共只有5次祝圣礼得到政府当局的「绿灯」：2015年有1次，2016年4次，2017及2018年却一次也未有。目前可知的排在名单已得教宗批准的主教约有20人，盼望他们能在中梵已有协议的实况下，早日得以祝圣为主教而能服务国内的广大教友。
作者是天主教香港教区圣神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