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梵協議】湯漢不點名批陳日君言論惹混亂 稱「有責任全力支持教宗」 《苹果日报》即時要聞 [图片] 湯漢不點名批評陳日君的評論「造成嚴重混亂,或引起信友間的不和諧」,提醒教徒在發表與教會相關的言論時,「須顧及教會的公益」。(資料圖片) 中梵臨時協議被指是教廷向北京讓步,備受教內外人士非議。天主教香港教區宗座署理湯漢樞機發表牧函,提醒教徒「有責任全力支持教宗」,並不點名批評榮休主教陳日君樞機的評論「造成嚴重混亂,或引起信友間的不和諧」,提醒教徒在發表與教會相關的言論時,「須顧及教會的公益」。有神職人員認為湯的要求不能接受,指政治決定並非當信道理,而陳日君作為樞機,向教宗進諫是應有職責,如果只做應聲蟲是失職。 相關新聞:香港教區宣佈3措施防神職人員性侵兒童 告解要成年人在場 湯漢在2月底發表四旬期牧函,在短短一星期後、即3月6日教會聖灰禮儀日,再發表題為《以信德的目光正視教會》的牧函,全文刊於今期、即將於周日出版的公教報頭版,當中論及「教宗的角色」和「性侵犯未成年人」兩大議題。 他先大力讚揚教宗方濟各「備受稱許」、「是謙遜和開放的教會領袖」,對世界和平有重大貢獻,但「有教會成員對教宗方濟各抱有疑惑、不信任,甚至敵意。他們認為教宗不清楚自己的所言所行,或認為他的言行偏離教會訓導。」 他在文中為教宗解釋,指「教會必須與時並進」,「以易於理解和吸引人的方式」宣講福音,又指教宗是基督的代表,但在人性層面「有其局限和軟弱之處」,直言「我們有責任全力支持教宗」。 翻查資料,過去一年唯一曾以真實身份、以中文文章公開談論教宗中國政策的,只有陳日君一人,陳日君曾不止一次指教宗對中梵協議討論內情並不知情,又指教廷官員蒙蔽真相;去年初教廷發言人就曾罕有發聲明反擊,指陳的言論製造混亂和爭議,稱教宗與國務院等相關官員在中國事務上有恒常聯繫,官員忠實詳細地向教宗報告了中國教會的情況。 湯漢的牧函不點名批評陳日君過去對中梵協議的批評,「教會內有些成員似乎抱着一種取態:當教宗的觀點與他們的觀點一致時,他們便擁護教宗;但當教宗的觀點有別於他們的觀點時,他們便以言論反對教宗」。他明言,作為信徒,「當尊敬任職於羅馬教廷的神長」。 他提醒,教徒雖有權利和義務在有益於教會的事情上表達意見,但「表達意見仍須有節制,特別是當一些意見會造成嚴重混亂,或引起信友間的不和諧,以致危及公益和教會共融之時。」 對於湯漢提到,教宗不單在傳授信仰和倫理上享有不能舛錯的特恩,在其他情況下,作為天主教徒亦應向教宗表示服從,有神職人員直言不能接受,「點解唔可以批評中國政策?呢啲唔係當信嘅道理,唔係通諭,唔係不能舛错嘅部份,係政治上嘅嘢,點解唔可以表達意見?」 該不願公開身份的神職人員指,樞機是教宗的顧問,「畀意見係應有職責、合法職責,如果做樞機都盲從附和、唯唯諾諾,老闆講乜你講乜嘅,做應聲蟲,反而係無盡做樞機嘅責任,咁仲做嚟做咩呀?」他相信「封口」的要求是來自教廷,原因是教廷感受到陳日君言論帶來的壓力。
尊敬的罗马教宗 强烈要求罗马教宗方济各、罗马教廷也必须给在2000年以前地下教会用特权祝圣的而被罗马教宗和罗马教廷错误的认为这些不合法的主教们。他们是周至教区杨广彦祝圣的助理主教王辉耀13572931586,开封教区宗长风主教为上海教区祝圣的范忠良主教的接班人张同利主教,永年教区韩鼎祥主教祝圣的史双喜主教,石阡教区胡大国主教祝圣的姬增卫主教。这些本来在特权没有收回之前祝圣的合法有效的主教们,反而不被罗马教宗公开任何,而那些非法祝圣的六位主教,罗马反而给他们合法化了。这些地下主教们随时都可以用法典1752条规定为了地下教会的生存而启用法典赋予的特权再次合法有效的祝圣大批主教。 为了保持大陆教会的纯真和生死存亡,需要祝圣主教的教区和神父可以和这几位主教联系
中梵的这个临时协议,这事不是尊严不尊严的问题,而是教会可不可以让世俗政权的代理人管理教会,成为圣统体制的一部分!
看来共产党掘了陈日君家的祖坟,陈日君恨之入骨
陈枢机您要斗到何时,教会合一,大陆的教会内部不团结,您知道吗?
陈日君先生这篇文章开始全面暴露了他的本来面目。说实话,他的这篇文章让广大的中国天主教教会的信众更加看清他的本来面目。 过去哦,他的文章一贯地还有不反对教宗那么一张遮羞布。虽然反对弗朗西斯教宗意味很明显的,但是他假装画了那么一道红线,一贯的掩耳盗铃、自欺欺人。 这篇文章陈日君先生突破了那道红线,也是第一次亮明了自己是反对弗朗西斯教宗的。蓝色我估计,教廷在香港教会正权主教缺失时,教区暂时管理权的临时任命彻底激怒他了! 听话听声、锣鼓听音,任何人的话语要谨小慎微的。语言是人们表达思想的,话多了,真实的思想就一览无余了。冲动是魔鬼呀!
斐洛尼枢机:教宗牧函五年后的反思 今年是教宗本笃十六世《致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天主教主教、司铎、度奉献生活者、教友》信函五周年,教廷万民福音部部长斐洛尼(Fernando Filoni)枢机撰文谈到牧函发表五年后中国教会的状况及他的期许。 斐洛尼枢机的文章于十月廿二日签署,今天(十月廿五日)在梵蒂冈以意大利文、英文及中文发表。中文版由香港教区圣神研究中心翻译,全文如下: 教宗本笃十六世致函在中国的教会:五年后的反思 2007年对圣座与中国的关系而言,是关键的一年:香港回归十周年,以及邓小平倡议(1977)中国与世界接轨的三十周年。我曾经在香港居住好几年(1992-2001年),一直关注在中国的教会的生活,当时教会正步出漫长和严峻的迫害。由于职责所在,我数次前往北京,对中国的经济进展留下深刻印象,并对教会的未来寄以厚望。教会痛苦和忠信的历史,连同那些为信仰而受苦的精修者和致命者,散发圣德的芬芳。看来教会的苦难,不可能比以前,尤其比文化大革命(1966-1976)时所受的苦还多。可是,教会不仅在内部,而且在与政府的关系上,仍要面对极大的挑战。中国与圣座之间的交往也困难重重,此关乎历史、文化、政治的层次,也涉及相互了解的难度,以及对问题看法的不一。 教宗若望保禄二世于2005年逝世,他对访问中国的宿愿无法实现;然而,他所留下的丰富遗产:就是他对中国教会的热爱,对那些与伯多禄继承人失去圆满共融的人那份像父亲般的关怀,以及对中国人民的衷心欣赏和深情厚意,在不少场合中,我成为这些事实的直接见证人。 2007年,本笃十六世彻底审察当时的情况,认为中国与圣座建立关系的日子,客观看来,不会太近,所以必须致力铺路的工作,首要的任务是公开表明:圣座面对中国教会复杂情况所持的态度;其次表明何种态度是中国教会本身从内部所期望的,以便理顺教会与国家的关系;最后圣座孕育了何种心态以面对中国政府。 在此背景中,诞生了教宗的函件《致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天主教会的主教、司铎、度奉献生活者及教友的信》,于2007年5月27日签发。(啥时候公布的?) 圣座面对中国教会 的复杂情况 经过多年的研究,圣座清楚地察觉到,在中国的教会整体上从未陷入裂教的情况。我在香港的时候,曾用一个类比来形容发生了的情况。就历史而言,自起初中国的传福工作曾是忠于福音的:基督是唯一的泉源,而由这泉源诞生的教会,就好像一条清澈的河流,因地势的不平(历史的变幻),蜿蜒曲折。一九五零年代的政治地震使这条河的生命起了扭转乾坤的变化。因此部份河水渗入地下,另一部份继续在地面流动。按类比而言,教会的一部份成员不接受妥协和政治控制,而另一部份则为了存在性的考虑而予以接受。 有人会问:这两股水流会否有一天自由地、公开地汇合?当然,在基督圣心慈爱的浩瀚海洋里,最终会殊途同归。(胡说八道,莫非基督圣心是个大杂烩?善与恶,光明和黑暗,圣人跟罪人,天使与魔鬼都同归耶稣圣心?)但是,在历史过程中,在中国的教会有可能再一次出现有目共睹的合一吗?(既然都能殊途同归耶稣圣心,有目共睹的合一还有必要么?) 正如前文(第二段)所述,教宗本笃十六世的信函的目的,是就教会在中国的生活和福传工作提出指导思想。该信函的主要目的并非政治性的。根据教宗,中国教会应在自身内重拾迈向修和的意志和力量,而当务之急,就是消除成见和干预、分裂和默许、彼此憎恨和互相蒙混行为,为此,必须踏上真理、信任、净化和宽恕的旅程。(本笃十六教宗自己说当务之急是要坚固中国教会信德,并以教会的方法辅助他们合一!宽恕的前提是悔改,是坚持信仰真道!) 所涉及的主体包括四方面:所谓「地下」团体,即未经官方政权认可的教会团体;以及所谓「爱国」团体,即获得政权承认团体;还有圣座以及北京政府。 (所谓什么意思?各打五十大板?) 事实上,这些主体相互牵动,而形成多边关系,包括公开的和隐蔽的、明智的和轻率的、审慎的和粗暴的。因此,修和之旅将难以实现,假如圣座和北京之间缺少了与此旅程同步进行的对话,对吗? 两股「水流」之间的对话(你觉得有话可对么?道不同不相为谋的古话斐老不懂,但应该懂圣经吧!善和恶对话?天主跟亚当对话? 你们不要与不信的人共负一轭,因为正义与不法之间,那能有什麼相通?或者,光明之于黑暗,那能有什麼联系? 基督之于贝里雅耳,那能有什麼协和?或者,信者与不信者,那能有什麼股份? 天主的殿与偶像,那能有什麼相合?的确,我们就是生活的天主的殿,正如天主所说的:『我要在他们内居住,我要在他们中徘徊;我要做他们的天主,他们要做我的百姓。』 为此,『你们应当从他们中间出来,离开他们──这是上主说的──你们不可触摸不洁之物,我要收纳你们, 我要做你们的父亲,你们要做我们的子女:这是全能的上主说的。』) 按初步分析,我们要承认,教宗信函所表达的期盼遇到重重困难,此乃源自外来的压力,也出于这两股「水流」之间的误解。经历数十年的分隔,彼此之间已挖掘了鸿沟,又建立了围墙,因此,对教会内部造成的创伤,至今仍然存在。 鉴于寻求真理是对话的前提,由此而导向宽恕与修和。正如教宗所言,在持久冲突的状态下,不可能为当前问题找到解决方案,那么,中国教会的两股「水流」务须正视这一点,只要两者回到对伯多禄继承人的忠贞和服从的基础上,死结便可迎刃而解,只有他(教宗)才是信仰统一及精神共融的、永久可见的中心与基础(参阅梵二,〈教会宪章〉18)。 圣座与中国政权的对话 教宗本笃十六世致中国教会的信函中,一开始便强调现有的问题不可能在圣座和北京政权持久对立的情况下去解决,为此,信函开宗明义作出明确和公开的声明:「随时准备作相互尊重及建设性的对话」(n.4)。迄今,如此明示的善意和开放从未丝毫减弱。当然不论是圣座或中国──一个崛起的大国,双方行事的方式尽管不同,但我们不禁会问:难道寻求解决方案便遥遥无期吗? 从圣座角度来看,要进行对话(不但与中国,也与世界其他每个国家),该先创造甚么条件? 首先,有些条件是先决性的,例如:互相信任、平等对待、确立意愿,即愿意进入对话,以及遇上困难时仍愿意持续对话。圣座遵循教会建立者(基督)的意愿,维护教会的四大特性,作为对话的准则。这些特性是指:至一性,包括主教之间的合一,与教宗的合一;至圣性,包括牧者们的堪当性和适合性(译按:天主教法典377第2项);至公性(又称普世性),包括全部和完整的信仰;从宗徒传下来的特性,意谓教会的根源和架构与宗徒的承传息息相关。圣座也清楚意识到,这些特性是在每个民族的具体环境中体现和生活出来的,并密切地使真正的文化价值透过融入基督信仰得以提升。因此,在中国的教会如同在各国的教会一样,尽管在表述上各有特色,但常容许信友在实质上和感觉上,既成为十足的教友,也不失半点中国人的本色。 自从教宗本笃十六世致中国天主教徒的信函发表以来,已有五年之久,期间圣座与中国的关系看来是高低起伏。简而言之,容我列出最近出现在两者之间的三个绊脚石: 1. 2010年,北京当局主办全国天主教第八次代表会议,此举使政府对教会的控制更形尖锐,尤其是三自政策的推行。与此相关,当局向所谓「地下」圣职人员加强施压,逼他们加入爱国会这个控制中国教会的机构,其目的是要使教会独立自办、失去其至公性和脱离教宗。 同时,爱国会亦加剧对所谓「官方」教会的控制,操控他们的主教、神父、敬礼地点、财政和修院(例如:当局委任一名政府干部担任石家庄大修院副院长,导致修生罢课抗议)。 2. 严格控制主教的任命,导致屡次选出具争议性的候选人,甚至这些候选人在道德操守和牧民事工上都不合格的,却得到政权鼎力支撑。这些任命都是外表裹着选举的糖衣,为此,而事后参与者往往因事态严重,便立即以信件或其他形式(向圣座)提出反对。 3. 主教的祝圣,不管合法与否,都在礼仪中被逼接纳一些非法主教的参与,他们的临在使被祝圣者和祝圣者受到良心的严重谴责。 或许有人未能妥善地接受圣座的一些反应,也许他们不甚了解,也许他们没有顾及圣座之所以作出这些反应,无非是对一些固有的价值忠信地持之以恒,这些价值皆属教会的信理和教会的传统,这样,教会的原貌才可获保障。然而,归根究底,圣座的措施总是出自对中国天主教教友的真诚的和深度的尊重。 中国教会与国家 在中国的教会依据其由基督承受的使命,要求享有自由来完成使命,不愿受到政权干预;教会一方面遵守国家法律,另一方面尊重真理、正义和合作的原则。有一次,一位年长的中国神父对我说:「在中国,我们天主教教友所得到的自由,只不过是笼中鸟的自由!」事实上,在中国的教会并不要求任何特权,更无意取代国家的位置,当然也不想成为政治团体;一个是教会,一个是政治团体,两者彼此独立,互不混淆,但另一方面,教会却乐于为公益而作出贡献。 教会与国家之间的矛盾在具体的中国情况里一直是严峻的。一些主教和神父遭到隔离,人身自由被剥夺,正如最近上海的一位主教马达钦所遭遇的一样。其实他祇是宣布了希望投身于全职牧民职务上,搁置那根本不相称于牧者的工作,在此事之后,个人和机构所受的控制加为尖锐,当局也比以前更轻率地施用洗脑及强压的手段。 当缺乏宗教自由时,或者宗教自由受到严重限制时,难道整个教会不是有责维护中国信友的合法权利吗?而圣座不是有责率先为无声者发言吗?
你拉倒吧! 要不你先去地窖,自己又不肯去地窖。 你陈日君要达到的效果,“拿透”地下,对其纹身(擦也擦不掉),是不是啊? 呸!你个臭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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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漢不點名批評陳日君的評論「造成嚴重混亂,或引起信友間的不和諧」,提醒教徒在發表與教會相關的言論時,「須顧及教會的公益」。(資料圖片)
中梵臨時協議被指是教廷向北京讓步,備受教內外人士非議。天主教香港教區宗座署理湯漢樞機發表牧函,提醒教徒「有責任全力支持教宗」,並不點名批評榮休主教陳日君樞機的評論「造成嚴重混亂,或引起信友間的不和諧」,提醒教徒在發表與教會相關的言論時,「須顧及教會的公益」。有神職人員認為湯的要求不能接受,指政治決定並非當信道理,而陳日君作為樞機,向教宗進諫是應有職責,如果只做應聲蟲是失職。
相關新聞:香港教區宣佈3措施防神職人員性侵兒童 告解要成年人在場
湯漢在2月底發表四旬期牧函,在短短一星期後、即3月6日教會聖灰禮儀日,再發表題為《以信德的目光正視教會》的牧函,全文刊於今期、即將於周日出版的公教報頭版,當中論及「教宗的角色」和「性侵犯未成年人」兩大議題。
他先大力讚揚教宗方濟各「備受稱許」、「是謙遜和開放的教會領袖」,對世界和平有重大貢獻,但「有教會成員對教宗方濟各抱有疑惑、不信任,甚至敵意。他們認為教宗不清楚自己的所言所行,或認為他的言行偏離教會訓導。」
他在文中為教宗解釋,指「教會必須與時並進」,「以易於理解和吸引人的方式」宣講福音,又指教宗是基督的代表,但在人性層面「有其局限和軟弱之處」,直言「我們有責任全力支持教宗」。
翻查資料,過去一年唯一曾以真實身份、以中文文章公開談論教宗中國政策的,只有陳日君一人,陳日君曾不止一次指教宗對中梵協議討論內情並不知情,又指教廷官員蒙蔽真相;去年初教廷發言人就曾罕有發聲明反擊,指陳的言論製造混亂和爭議,稱教宗與國務院等相關官員在中國事務上有恒常聯繫,官員忠實詳細地向教宗報告了中國教會的情況。
湯漢的牧函不點名批評陳日君過去對中梵協議的批評,「教會內有些成員似乎抱着一種取態:當教宗的觀點與他們的觀點一致時,他們便擁護教宗;但當教宗的觀點有別於他們的觀點時,他們便以言論反對教宗」。他明言,作為信徒,「當尊敬任職於羅馬教廷的神長」。
他提醒,教徒雖有權利和義務在有益於教會的事情上表達意見,但「表達意見仍須有節制,特別是當一些意見會造成嚴重混亂,或引起信友間的不和諧,以致危及公益和教會共融之時。」
對於湯漢提到,教宗不單在傳授信仰和倫理上享有不能舛錯的特恩,在其他情況下,作為天主教徒亦應向教宗表示服從,有神職人員直言不能接受,「點解唔可以批評中國政策?呢啲唔係當信嘅道理,唔係通諭,唔係不能舛错嘅部份,係政治上嘅嘢,點解唔可以表達意見?」
該不願公開身份的神職人員指,樞機是教宗的顧問,「畀意見係應有職責、合法職責,如果做樞機都盲從附和、唯唯諾諾,老闆講乜你講乜嘅,做應聲蟲,反而係無盡做樞機嘅責任,咁仲做嚟做咩呀?」他相信「封口」的要求是來自教廷,原因是教廷感受到陳日君言論帶來的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