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这样的遭遇，另一位比昨天提到的伏尔泰更早的启蒙主义思想家、身为犹太人的巴鲁赫·斯宾诺莎（Baruch de Spinoza，1632年11月24日—1677年2月21日）就已经遭遇了：就因为他认为神和自然是一体，也就是Deus sive Natura这句名言的意思。更进一步讲，斯宾诺莎认为，既然神就是自然本身，神的行为就是自然规律的表现，因此不存在神通过“超自然”或“奇迹”来干预自然规律的问题。（哈哈哈哈，道德经的观点：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所以，祈祷没用。西方理性三哲莱布尼茨笛卡尔斯宾诺莎领悟这一点比道德经晚了两千年。而天主教神棍到今天才勉强承认）
在关于冷战的众多研究成果中，宗教或文化是一个相对被忽略的因素。然而，以约翰·刘易斯·加迪斯（John Lewis Gaddis）为代表的新一代冷战史专家，正日益拓宽学者们的研究视角，这其中就包括对意识形态、文化、价值、宗教等因素的重视。如冷战史专家马可·克雷默（Mark Kramer）所言，随着新的档案资料的发掘，许多学者开始重视意识形态在冷战中的作用，但就其实际影响并未能形成共识。吉尔斯·斯科特·史密斯（Giles Scott-Smith）和乔伊斯·塞格尔（Joes Segal）明确指出，冷战是“一场文化和意识形态间的战争”。他们用“梦想世界”（dreamworlds）的概念来概括东西方阵营解释世界的思想框架。二者都各有一个完整的体系，且对未来有着美好的描绘。当然，这种“梦想世界”并非铁板一块，经常面临内部和外部的挑战，并受政治、社会及文化发展的影响。他们研究的重要意义体现在，“文化冷战”（Cultural Cold War）已是一个既定的研究领域。
21世纪初，戴安妮·柯比（Dianne Kirby）和菲利普·莫赫兰贝克（Philip E. Muehlenbeck）分别主编了《宗教与冷战》的论文集，对宗教在冷战中的作用予以充分关注。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也逐渐不满足于“宗教与冷战”（religion and the Cold War）或“冷战中的宗教”（religion in the Cold War）的说法，直接提出“宗教冷战”（Religious Cold War）议题。这一词语上的微妙变化无疑更加凸显了宗教对冷战的意义。柯比指出，21世纪的学者们见证了一种学术共识的出现：“冷战有一个宗教的维度，它是一个多维度、多信仰的全球现象。”“宗教冷战”不只是冷战时期的副产品，而是一系列历史因素的复杂综合体。她认为，宗教既是文化的贡献者也是接受者；它影响主流文化，也被主流文化所影响。“宗教冷战”可以被置于现有的冷战研究成果中，“探索观念、文化及规范的影响，与物质主义的解释互补，加强国际关系领域关于冷战起因的争论”。詹姆斯·华莱士（James C. Wallace）认为，“毋庸置疑，宗教在冷战的进程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宗教自始至终都有着重要的影响。但宗教不是全部故事，甚至不是事件演化过程中最重要的因素”。
1929年，意大利政府与天主教会签订《拉特兰条约》，以法律形式把梵蒂冈在国际法中的地位确定了下来。根据该条约“政治合约”中第3、4条，梵蒂冈城国（State of the Vatican city或Vatican City，简称梵蒂冈）作为一个独立主权国家在国际法上具有完整的主权地位。它是一个拥有独立主权国家，也是世界上面积最小的国家。它独立的领土服务于宗座自治主权，是具有国家性质的实体。同时，《拉特兰条约》赋予了梵蒂冈城国外交的法律权利。“政治合约”第12条规定，梵蒂冈城国与世界各国政府互派往来使者。但实际上，梵蒂冈城国不表示与任何国家的外交关系，梵蒂冈城仅仅是为保证圣座的自治权。梵蒂冈城国以国家的名义存在更多的是为保护圣座的独立主权。圣座是天主教会在法律上的化身，就像国家是民族的化身一样。
“圣座”是教会真正的政治实体、主权实体。圣座的通用含义指，天主教会治理的最高机构，相当于天主教会“中央政府”，以教宗为核心的整个教会中央治理机构，包括教宗及辅佐其处理具体事务的罗马教廷。圣座作为天主教会的最高政府机构，是从属于教宗、协助其履行管理职责的机构与组织的总称。只有当梵蒂冈城国、圣座、教宗结合时，以教宗为核心的教宗外交（Papal Diplomacy）才能代表梵蒂冈在国际关系中发挥作用。教宗（Pope）既是天主教会的最高统治者，也是梵蒂冈这一独立主权国家的最高元首。教宗站在两者的顶端，基于一种纯粹的宗教力量，是天主教会的最高宗教领袖。他是宗教、道德、精神、行政、外交、政治事务中的绝对领袖，也是唯一的权力来源。教宗的决定在天主教会和梵蒂冈教宗的意志就是法律，拥有绝对权威。教宗拥有立法、行政和司法权力。教宗空缺期间，这些权力属于枢机主教团（College of Cardinals）。在外交活动中，教宗以“教会最高牧职”的身份进行交涉，而非以国家元首的头衔。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天主教国际主义”主要针对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国际秩序。协定外交（concordats）是教廷的一个主要手段。然而，在1929—1933年的大萧条后，罗马教廷逐渐把矛头集中到共产主义上面。随着布尔什维克的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发展，教廷甚至忽略了纳粹主义兴起所带来的影响。“公教进行会”（Catholic Action）是推动教宗目标的主要民间组织。1931年庇护十一世发布通谕《四十年》（Quadragesimo Anno），“发起了影响深远的反国际共产主义的十字军”。同时，教廷开始筹备无神论秘书处（Secretariat on Atheism），并于1935年开始运行。1937年，庇护十一世发布了三份通谕。第一份是关于纳粹德国的，但放弃了曾经讨论过的极权主义问题，也没有批评纳粹主义（特别是希特勒）的思想。相反，《神圣救赎》（Divini Redemptoris）通谕对苏联的共产主义做出了最激烈的批评，将“国际共产主义作为天主教和天主教会在世界上最大的威胁，”甚至是罪恶的化身。因此，即便面临纳粹的挑战，基于对天主教徒的保护，梵蒂冈仍旧采取克制态度；相反，却加强了对共产主义的批评。这也成为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诟病的一个方面。
罗伯特•福勒尔（Robert Booth Fowler）和艾伦•赫茨克（Allen D. Hertzke）曾指出美国政教关系的四大基本特征：（1）清教气质（Puritan Temper）：美国作为一个国家，从一开始就蕴含着一种宗教的气质；（2）多元主义：美国宗教的多元主义与同新大陆的移民特征密切相关；（3）福音派特征（Evangelical Dimension）：一方面是指坚持《圣经》无误、强调个人救赎、耶稣复活等传统教义的福音派教会，另一方面则是指美国宗教中普遍存在的福音派特征；（4）平民主义（Populism）：与欧洲的建制宗教相比，美国宗教在整体上是草根性、个人性的。总体而言，美国政教关系的一个整体形象在于，一方面是法律机制上的政教分离规定，另一方面是社会文化中浓郁的宗教因素。在外交方面，美国的这种宗教气质有着鲜明的体现。这表现为威尔逊的自由国际主义秩序，也体现在美国以宗教为工具的扩张主义。在冷战的背景下，美国的宗教外交可谓得到充分体现。参照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军事—工业综合体概念，乔纳森·赫茨克（Jonathan P. Herzog）提出“精神—工业综合体”（spiritual-industrial complex）的概念，意指20世纪40—50年代利用社会资源刺激宗教复兴的努力，它是政策制定和神学思考两者的结合。“精神”反映了美国领导人在赋能灵魂方面的努力，“工业”体现了冷战初期的精神隐喻和政策，“综合体”体现了各种动机、行为体和行动错综复杂的结合。
在艾森豪威尔时期，美国虽然没能持续杜鲁门时期与教宗的密切关系，但宗教依然是美国外交中的重要特色，且体现于冷战中坚定的反共主义立场。1953年2月1日，在华盛顿特区的国家长老教会，爱德华·埃尔森（Edward Elson）牧师为新任总统艾森豪威尔施洗。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在任期间受洗的总统。“艾森豪威尔政府见证了一种新的美国公民宗教的确立”。这一方面是为鼓动国内的反共支持，另一方面则是为削弱国外的共产主义政权。1952年12月，刚刚当选总统的艾森豪威尔在与苏联的朱可夫元帅见面时指出，美国政府基于一种深深的宗教信仰，而且这种宗教的概念是犹太—基督教的。1953年1月，在就职演说前，艾森豪威尔决定先做一个祷告，这在美国历史上也是史无前例的。他祈祷全能的主保佑这个国家和人民，同时将矛头指向了无神论的敌人。1955年，美国国会决议，将“我们信仰上帝”（In God We Trust）作为国家箴言；1956年，又将“上帝保佑的国家”（One Nation, Under God）加入效忠誓言。
艾森豪威尔的宗教情结与美国福音派的兴起相契合，但这与基要派的利益相悖。全国福音派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Evangelicals）称赞艾森豪威尔在就职演说前的祈祷。基要派的美国基督教委员会（American Council of Christian Churches）则反对艾森豪威尔出席在华盛顿给教宗的弥撒，以及参加全国基督教协进会（National Council of Churches）在纽约的大楼剪彩仪式。艾森豪威尔与著名的福音派布道家葛培理（Billy Graham）建立了密切的关系。艾森豪威尔将葛培理视为“国内精神和道德复兴的代理人，以及美国在国外美好愿望的大使”；葛培理则认识到，“总统的支持对于加强其国内外声望的潜力”。艾森豪威尔在宗教界的另一位密友则是其私人牧师埃尔森。1953年，在埃尔森的提议下，艾森豪威尔政府成立社会和公民秩序中的宗教行动基金会（Foundation for Religious Action in the Social and Civil Oder）。1954年11月，该基金会召开全国性的宗教会议，邀请了基督新教、天主教和犹太教的人士参加。艾森豪威尔本人也在会议上发表了演讲。1956年，埃尔森还以中东美国之友（American Friends of the Middle East）主席身份到中东进行为期六周的访问，并给沙特国王等带去了总统的信件。埃尔森的目的在于，希望联合伊斯兰教以对抗共产主义在中东的传播。
耶利米·顾恩（Jeremy T. Gunn）指出，1947年后，为了应对实际和假想的苏联威胁，一种新的价值观开始在美国浮现。他称之为“美国的国民宗教”（American National Religion）。这包括了三个方面的因素：政府有神论、超级军事、资本主义即自由。他将此与著名社会学家罗伯特·贝拉（Robert Bellah）所提出的“公民宗教”（Civil Religion）相区别，认为它是“较少来自灵性，而更多是固着于政治”。他认为，冷战大大改变了美国人的价值观，深深影响了美国的意识形态，一直到冷战结束都还存在。这可能是美国人自身都没有意识到的。这一国民宗教也有着明显的“美国”标签。这是因为在欧洲及其他国家，尽管也会有政党提倡宗教，但总有著名领袖来反驳，甚至斥责将宗教作为实现政治目的的工具。在美国，这却几乎变成了一种共识。尽管有人意识到这样做的问题，但却无法在公共场合予以明确反驳。然而，杜鲁门本来希望借助英美之间的亲缘关系成立反共同盟，却最终因基督新教世界内部的反对而破产。相反，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曾经是天主教在19世纪最主要的批评对象，美国国内也一直存在激烈的反天主教传统。但在冷战的背景下，天主教的普世主义和美国的福音派精神却形成一种合流。
韩清平怎么不谈论乌克兰问题了？是因为预测完全失败、不好意思谈论吗？这两天我在朋友圈可是嘲笑了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