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关于冷战的众多研究成果中，宗教或文化是一个相对被忽略的因素。然而，以约翰·刘易斯·加迪斯（John Lewis Gaddis）为代表的新一代冷战史专家，正日益拓宽学者们的研究视角，这其中就包括对意识形态、文化、价值、宗教等因素的重视。如冷战史专家马可·克雷默（Mark Kramer）所言，随着新的档案资料的发掘，许多学者开始重视意识形态在冷战中的作用，但就其实际影响并未能形成共识。吉尔斯·斯科特·史密斯（Giles Scott-Smith）和乔伊斯·塞格尔（Joes Segal）明确指出，冷战是“一场文化和意识形态间的战争”。他们用“梦想世界”（dreamworlds）的概念来概括东西方阵营解释世界的思想框架。二者都各有一个完整的体系，且对未来有着美好的描绘。当然，这种“梦想世界”并非铁板一块，经常面临内部和外部的挑战，并受政治、社会及文化发展的影响。他们研究的重要意义体现在，“文化冷战”（Cultural Cold War）已是一个既定的研究领域。
21世纪初，戴安妮·柯比（Dianne Kirby）和菲利普·莫赫兰贝克（Philip E. Muehlenbeck）分别主编了《宗教与冷战》的论文集，对宗教在冷战中的作用予以充分关注。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也逐渐不满足于“宗教与冷战”（religion and the Cold War）或“冷战中的宗教”（religion in the Cold War）的说法，直接提出“宗教冷战”（Religious Cold War）议题。这一词语上的微妙变化无疑更加凸显了宗教对冷战的意义。柯比指出，21世纪的学者们见证了一种学术共识的出现：“冷战有一个宗教的维度，它是一个多维度、多信仰的全球现象。”“宗教冷战”不只是冷战时期的副产品，而是一系列历史因素的复杂综合体。她认为，宗教既是文化的贡献者也是接受者；它影响主流文化，也被主流文化所影响。“宗教冷战”可以被置于现有的冷战研究成果中，“探索观念、文化及规范的影响，与物质主义的解释互补，加强国际关系领域关于冷战起因的争论”。詹姆斯·华莱士（James C. Wallace）认为，“毋庸置疑，宗教在冷战的进程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宗教自始至终都有着重要的影响。但宗教不是全部故事，甚至不是事件演化过程中最重要的因素”。
1929年，意大利政府与天主教会签订《拉特兰条约》，以法律形式把梵蒂冈在国际法中的地位确定了下来。根据该条约“政治合约”中第3、4条，梵蒂冈城国（State of the Vatican city或Vatican City，简称梵蒂冈）作为一个独立主权国家在国际法上具有完整的主权地位。它是一个拥有独立主权国家，也是世界上面积最小的国家。它独立的领土服务于宗座自治主权，是具有国家性质的实体。同时，《拉特兰条约》赋予了梵蒂冈城国外交的法律权利。“政治合约”第12条规定，梵蒂冈城国与世界各国政府互派往来使者。但实际上，梵蒂冈城国不表示与任何国家的外交关系，梵蒂冈城仅仅是为保证圣座的自治权。梵蒂冈城国以国家的名义存在更多的是为保护圣座的独立主权。圣座是天主教会在法律上的化身，就像国家是民族的化身一样。
“圣座”是教会真正的政治实体、主权实体。圣座的通用含义指，天主教会治理的最高机构，相当于天主教会“中央政府”，以教宗为核心的整个教会中央治理机构，包括教宗及辅佐其处理具体事务的罗马教廷。圣座作为天主教会的最高政府机构，是从属于教宗、协助其履行管理职责的机构与组织的总称。只有当梵蒂冈城国、圣座、教宗结合时，以教宗为核心的教宗外交（Papal Diplomacy）才能代表梵蒂冈在国际关系中发挥作用。教宗（Pope）既是天主教会的最高统治者，也是梵蒂冈这一独立主权国家的最高元首。教宗站在两者的顶端，基于一种纯粹的宗教力量，是天主教会的最高宗教领袖。他是宗教、道德、精神、行政、外交、政治事务中的绝对领袖，也是唯一的权力来源。教宗的决定在天主教会和梵蒂冈教宗的意志就是法律，拥有绝对权威。教宗拥有立法、行政和司法权力。教宗空缺期间，这些权力属于枢机主教团（College of Cardinals）。在外交活动中，教宗以“教会最高牧职”的身份进行交涉，而非以国家元首的头衔。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天主教国际主义”主要针对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国际秩序。协定外交（concordats）是教廷的一个主要手段。然而，在1929—1933年的大萧条后，罗马教廷逐渐把矛头集中到共产主义上面。随着布尔什维克的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发展，教廷甚至忽略了纳粹主义兴起所带来的影响。“公教进行会”（Catholic Action）是推动教宗目标的主要民间组织。1931年庇护十一世发布通谕《四十年》（Quadragesimo Anno），“发起了影响深远的反国际共产主义的十字军”。同时，教廷开始筹备无神论秘书处（Secretariat on Atheism），并于1935年开始运行。1937年，庇护十一世发布了三份通谕。第一份是关于纳粹德国的，但放弃了曾经讨论过的极权主义问题，也没有批评纳粹主义（特别是希特勒）的思想。相反，《神圣救赎》（Divini Redemptoris）通谕对苏联的共产主义做出了最激烈的批评，将“国际共产主义作为天主教和天主教会在世界上最大的威胁，”甚至是罪恶的化身。因此，即便面临纳粹的挑战，基于对天主教徒的保护，梵蒂冈仍旧采取克制态度；相反，却加强了对共产主义的批评。这也成为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诟病的一个方面。
罗伯特•福勒尔（Robert Booth Fowler）和艾伦•赫茨克（Allen D. Hertzke）曾指出美国政教关系的四大基本特征：（1）清教气质（Puritan Temper）：美国作为一个国家，从一开始就蕴含着一种宗教的气质；（2）多元主义：美国宗教的多元主义与同新大陆的移民特征密切相关；（3）福音派特征（Evangelical Dimension）：一方面是指坚持《圣经》无误、强调个人救赎、耶稣复活等传统教义的福音派教会，另一方面则是指美国宗教中普遍存在的福音派特征；（4）平民主义（Populism）：与欧洲的建制宗教相比，美国宗教在整体上是草根性、个人性的。总体而言，美国政教关系的一个整体形象在于，一方面是法律机制上的政教分离规定，另一方面是社会文化中浓郁的宗教因素。在外交方面，美国的这种宗教气质有着鲜明的体现。这表现为威尔逊的自由国际主义秩序，也体现在美国以宗教为工具的扩张主义。在冷战的背景下，美国的宗教外交可谓得到充分体现。参照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军事—工业综合体概念，乔纳森·赫茨克（Jonathan P. Herzog）提出“精神—工业综合体”（spiritual-industrial complex）的概念，意指20世纪40—50年代利用社会资源刺激宗教复兴的努力，它是政策制定和神学思考两者的结合。“精神”反映了美国领导人在赋能灵魂方面的努力，“工业”体现了冷战初期的精神隐喻和政策，“综合体”体现了各种动机、行为体和行动错综复杂的结合。
在艾森豪威尔时期，美国虽然没能持续杜鲁门时期与教宗的密切关系，但宗教依然是美国外交中的重要特色，且体现于冷战中坚定的反共主义立场。1953年2月1日，在华盛顿特区的国家长老教会，爱德华·埃尔森（Edward Elson）牧师为新任总统艾森豪威尔施洗。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在任期间受洗的总统。“艾森豪威尔政府见证了一种新的美国公民宗教的确立”。这一方面是为鼓动国内的反共支持，另一方面则是为削弱国外的共产主义政权。1952年12月，刚刚当选总统的艾森豪威尔在与苏联的朱可夫元帅见面时指出，美国政府基于一种深深的宗教信仰，而且这种宗教的概念是犹太—基督教的。1953年1月，在就职演说前，艾森豪威尔决定先做一个祷告，这在美国历史上也是史无前例的。他祈祷全能的主保佑这个国家和人民，同时将矛头指向了无神论的敌人。1955年，美国国会决议，将“我们信仰上帝”（In God We Trust）作为国家箴言；1956年，又将“上帝保佑的国家”（One Nation, Under God）加入效忠誓言。
艾森豪威尔的宗教情结与美国福音派的兴起相契合，但这与基要派的利益相悖。全国福音派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Evangelicals）称赞艾森豪威尔在就职演说前的祈祷。基要派的美国基督教委员会（American Council of Christian Churches）则反对艾森豪威尔出席在华盛顿给教宗的弥撒，以及参加全国基督教协进会（National Council of Churches）在纽约的大楼剪彩仪式。艾森豪威尔与著名的福音派布道家葛培理（Billy Graham）建立了密切的关系。艾森豪威尔将葛培理视为“国内精神和道德复兴的代理人，以及美国在国外美好愿望的大使”；葛培理则认识到，“总统的支持对于加强其国内外声望的潜力”。艾森豪威尔在宗教界的另一位密友则是其私人牧师埃尔森。1953年，在埃尔森的提议下，艾森豪威尔政府成立社会和公民秩序中的宗教行动基金会（Foundation for Religious Action in the Social and Civil Oder）。1954年11月，该基金会召开全国性的宗教会议，邀请了基督新教、天主教和犹太教的人士参加。艾森豪威尔本人也在会议上发表了演讲。1956年，埃尔森还以中东美国之友（American Friends of the Middle East）主席身份到中东进行为期六周的访问，并给沙特国王等带去了总统的信件。埃尔森的目的在于，希望联合伊斯兰教以对抗共产主义在中东的传播。
耶利米·顾恩（Jeremy T. Gunn）指出，1947年后，为了应对实际和假想的苏联威胁，一种新的价值观开始在美国浮现。他称之为“美国的国民宗教”（American National Religion）。这包括了三个方面的因素：政府有神论、超级军事、资本主义即自由。他将此与著名社会学家罗伯特·贝拉（Robert Bellah）所提出的“公民宗教”（Civil Religion）相区别，认为它是“较少来自灵性，而更多是固着于政治”。他认为，冷战大大改变了美国人的价值观，深深影响了美国的意识形态，一直到冷战结束都还存在。这可能是美国人自身都没有意识到的。这一国民宗教也有着明显的“美国”标签。这是因为在欧洲及其他国家，尽管也会有政党提倡宗教，但总有著名领袖来反驳，甚至斥责将宗教作为实现政治目的的工具。在美国，这却几乎变成了一种共识。尽管有人意识到这样做的问题，但却无法在公共场合予以明确反驳。然而，杜鲁门本来希望借助英美之间的亲缘关系成立反共同盟，却最终因基督新教世界内部的反对而破产。相反，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曾经是天主教在19世纪最主要的批评对象，美国国内也一直存在激烈的反天主教传统。但在冷战的背景下，天主教的普世主义和美国的福音派精神却形成一种合流。
继上星期日的反填海游行参加者被要求挂颈牌等多项限制条款后，香港过去两日的游行虽全属非抗议式的筹款或宗教活动，但警方仍以国安为由而加设条件，包括参与者须穿统一服饰丶手持指定物品等身份识别标志丶高至1名纠察对5名参加者的高比例纠察人数或言行不可煽动等。保安局长邓炳强没有正面回应有关安排会否成为新常态，但订明雷同原则作订定附加条件的风险评估标准。有法律研究员宜指，香港的要求较中国（内地）更苛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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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家超要小心了，小心被耶教徒斩杀 ：）
李家超指出，近期舉辦的公衆活動都有序、安全並守法進行，警方在發出不反對通知書前，會按活動的性質、人數及風險做出決定，又要考慮香港整體情況，過往2019年很多公眾活動被綁架，違反公共安全，國家安全及公共秩序，傷害其他不參與公眾活動人的權利及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