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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李山：探索天主教坚持中国化方向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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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网友匿名	2019-04-23 10:57:06 发表
有人对我的一篇小短文作出这样的评价：“这只是理想状态下的宗教。实际的宗教千奇百怪。” 其实这位先生的看法倒使人感到奇怪，因为宗教，特别是基督宗教（包括天主教和基督新教）实际上对中国的贡献是非常巨大的，不是任何人能任意抹杀的，为什么现在失去了作用，这正是我的那篇小短文的主体思想。再请看：基督宗教在抗日战争中贡献：在那艰苦、困难的岁月里，中华民族遭受空前的苦难和浩劫，广大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岁月的艰辛可想而知，灾民的处境就更加危难，在这危难的时刻，那些在华的外籍传教士们，以基督的爱挺身而出，救助灾民，建立难民区，为我们中国人民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有关救助问题请看以下报道：（1）“南京大屠杀”中看到，西方人、特别是美国记者和传教士，不仅竭力保护了一些中国民众与军人，还记录了日本人的兽行，这些记录后来在国际法庭举证。“被称为“中国辛德勒”的拉贝牧师，是抗战时期广为人知的国际友人。在南京大屠杀期间，他设立的安全区保护了25万中国难民。上海国际友人研究会与上海福寿园人文纪念馆联合举办2015年“先贤与上海城市记忆”论坛，论坛主题是“抗日战争时期的国际友人与上海”，沪上国际友人与历史学者共聚一堂，揭开了一段段抗战往事。 “被称为“中国辛德勒”的拉贝牧师，是抗战时期广为人知的国际友人。南京大屠杀期间，他设立的安全区保护了25万中国难民。（2）然而，很多人不知道，在拉贝之前，世界现代史上第一个战争时期的平民安全区诞生于上海，这里保护了30余万中国难民。做出这一重要贡献的人，就是天主教神父饶家驹。还有，难民中有共产党员，饶家驹是知道的，只是他并不声张，客观上就是提供了帮助。从难民收容所走出来的青少年，很多人后来成为中共和新中国的领导干部，如担任上海市长的曹荻秋，担任上海市委书记的陈国栋，担任上海市副市长的刘述周和杨堤，担任外交部副部长的韩念龙，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副部长及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的彭柏山，担任全国人大常委的著名经济学家吴大琨等。不但如此，还为解放区输送了成千上万的青年干部，为革命输送了新鲜血液。此后，在抗战期间的武汉、杭州、广州、福州等地，“饶家驹安全区”的模式在不同程度上得到复制，特别是1938年10月，在武汉沦陷前，饶家驹神父亲自领导了汉口难民区的创建，再次救助了4万中国难民。上海：“上海南市难民区纪念碑”在城隍庙落成并揭幕：12月14日，“南市难民区”纪念碑在城隍庙落成揭幕。南市区难民区这一事实曾长期被历史的尘埃所淹没，经过抗战史专家、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苏智良团队长期考察研究才发现了这个二战时期世界上第一个、规模最大的、卓有成效的战时平民中立保护区——上海南市难民区，饶家驹神父和南市难民区再度回到公众视线内。创难民救助“上海模式”：饶家驹神父1913年来到上海，共在上海生活了27年，担任过徐汇公学、震旦大学的教师。 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 面对日本侵略者的凶狠残暴，上海军民万众一心，奋起抗争，以各种形式积极开展斗争，保家卫国，其间涌现出许多如八百壮士般可歌可泣的抗战英雄。在空前惨烈的战争中，上海天主教界也积极投身抗战，将教义信仰融于行动，爱国爱教，谱写了波澜壮阔的壮丽史诗。被誉为“上海拉贝”、“中国辛德勒”的独臂神父饶家驹，受各方委托，在复旦大学操场、徐家汇等地建立了6所难民收容所，收容难民5万多人次。此外，饶家驹还针对滞留在法租界与南市交界的人民路上的大量难民，提出了设立“南市难民区”的建议。经他奔走，这一最终得到英、美、法等国驻沪外交当局支持，最后取得中日交战双方的同意，11月9日，南市难民区正式成立。成立当天就收容难民2万多人，难民区由以时任国际红十字会难民救济委员会负责人的饶家驹神父领导监督委员会负责管理。为拓宽经费来源，饶家驹神父于翌年5月赴美在白宫会晤罗斯福总统，获资助约70万美元。在美期间，饶神父利用一切机会走访政界和社会要人，四处募捐。美国红十字会响应而发起“一碗饭运动”，饶家驹神父还在旅美华侨中发动募捐，并去加拿大继续开展此项活动。从1937年11月9日到1940年6月30日，难民区运作32个月，饶家驹神父从世界各地为难民营募到巨额捐款，供应如此众多的难民生活、学习、医疗等等生活的费用，使难民营能够运营如此长的时间，是世界之最，也是世界的典范。这片难民区位于方浜路以北、民国路（今人民路）以南、毗邻法租界的地区。难民区呈半月形，占据南市老城厢约1/3区域，著名的上海城隍庙就在其中。在32个月的时间内，这片土地保护了30万中国平民的生命安全，成为当时远东最早的国际难民庇护地。在当时，“南市难民区”创立了一整套相对完备的战时难民管理体制。饶家驹神父将难民区分成九个区，每区由办事处派区长一人，从住户与难民中挑选若干人，负责管理区内清洁给养等事宜。各区长之下，分设总务、文书、训导、设计、给养、庶务、卫生、消洁、登记、调査、医务等股，分别处理各项工作。国际红十字委员会图书馆与公共资料馆的历史学家丹尼尔·帕尔米耶里这样说：上海南市难民区是二战期间世界上第一个最大的，卓有成效的战时平民中立保护区，它保护了至少30万难民，并创造了难民救助的“上海模式”，这一模式后来推广到南京、汉口和欧洲等地。 1949年《日内瓦第四公约》签约，饶家驹神父在中国建立及维持难民区的举措作为成功经验载入了公约，被称为“上海模式”。这个公约是饶家驹“上海模式”的延续，今天该公约的签字国达196个（这一定包括我国）。饶家驹神父一生致力于战时平民救助事业。当年《申报》报道，在华的最后岁月中，能说一口流利中文的饶家驹神父表示，希望改名“饶家华”，以表示对中国这片土地的感情。两年来地毯式搜索健在者：这些事实，曾长期被历史的尘埃所淹没。2014年，上海师范大学举行了“饶家驹与战时平民保护”国际学术研讨会，饶家驹神父和南市难民区再度回到公众视线内并引发关注。 2015年开始的两年时间内，苏智良和他的研究团队在上海音像资料馆等单位的支持下，对这段历史进行抢救性的发掘和拍摄。已采访和拍摄海内外见证人及相关学者40余人，累积素材总量达70小时，并在全球范围内采集与“上海南市难民区”有关的珍贵历史影像。为了寻找目前还健在的当事人，研究团队先是找到了这片区域内的派出所，查询80岁以上老人的相关信息，同时找到辖区居委会，再通过居委会“大海捞人”。最终，在多方的努力以及媒体的帮助下，一位位见证者才慢慢浮出水面。 “上海成为3万犹太难民的‘诺亚方舟’，这段历史已家喻户晓，但饶家驹神父和其创立的南市难民区知晓者并不多，”为什么！？在苏智良的心中，还有这样一个愿望：将提篮桥犹太人难民区和南市难民区“打包”来共同申请世界文化遗产。“二战中的上海是一座救助难民极为出色的城市，我们需要记住这段历史。” ［历史回眸］难民区还办起临时学校、临时医院：刘复田，85岁。傅剑秋，89岁。俞光辉，95岁……出现在纪念碑落成现场的这些耄耋老人，都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刘复田的父亲刘槑一曾和饶家驹神父并肩战斗筹划成立难民区工作，当时他的二姑妈在难民区里做一些服务工作，当过护士的小姑妈在难民区的卫生所里为人包扎、打针。“我当时也不知道饶家驹的名字，每次都说那个大胡子爷爷。” 今年89岁的傅剑秋曾在难民区避难，对往事仍记忆犹新。时年9岁的他和祖父、母亲一直居住在今豫园城内。战争爆发后，家人都想逃入租界避难。无奈当时的日军封锁了进出租界的主要出入口，栅栏封门、重兵把守，进出都需要许可证。“每天都是提心吊胆地度过，那时候的难民不光是上海的，还有从江苏浙江各地过来的难民，连九曲桥上都睡满了难民”，傅剑秋回忆说，虽然安全区粮食也很紧张，但起码每天都有粮食可以果腹，带着小锅子在人群中排队等待派粥的情形他至今难忘。对难民的救济不仅仅是身体上的。到后来，安全区里甚至通了水电、有了老虎灶，还办起了临时难民学校、难民医院……现年95岁的俞光辉就当过学校的小学老师。“破桌子、破椅子，老师也都不固定，谁有空谁就去一下，教得也不成章法，但在那个年代是件多不容易的事情。” “受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这是中国有名的古训。可是那些对基督宗教常常说三道四的人，那些时常把基督宗教说成“洋教”，说成姓“西”的人，那些常把基督宗教与帝国主义挂钩的人，那些总把基督宗教看成另类，看成洪水猛兽的人，那些把基督宗教与渗透、颠覆挂钩的人。请你们仔细想想，看看这些从外国来的洋传教士，他们在中国人民处于危难，处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以耶稣博爱的精神，无私的把中国人民当作亲人来救助，他们是帝国主义分子吗？他们是侵略工具吗？从明末开始，历经数百年，除了对中国的巨大帮助，他们颠覆过哪一朝代的政权！？如果基督宗教在世界上真是一个颠覆政权者，那不就像现在人人喊打的“恐怖组织”吗？她能存在吗？基督宗教能发展成普世性的世界上第一大宗教吗！？ “受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但基督宗教以耶稣之爱行事，是自己的本分，是基督宗教的特质，并不求报恩，更不求回报。可是我们自己这样一个泱泱大国，一个文明古国，有着悠久文化底蕴的国家和人民，怎么能忘恩负义？怎么能恩将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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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网友匿名	2019-04-14 14:39:04 发表
有人对我的一篇小短文作出这样的评价：“这只是理想状态下的宗教。实际的宗教千奇百怪。” 其实这位先生的看法倒使人感到奇怪，因为宗教，特别是基督宗教（包括天主教和基督新教）实际上对中国的贡献是非常巨大的，不是任何人能任意抹杀的，为什么现在失去了作用，这正是我的那篇小短文的主体思想。那就用事实来说话吧！为了节省篇幅，只简单谈一下基督宗教，对我国在各种文化和社会服务方面等的诸多贡献：从远的来说，有天主教的传教士，例如耶稣会士利玛窦他们那一代人在明朝末年就开始的对中西文化交流所做的贡献，也就是将西方的哲学与科学介绍到中国来，并将中国的哲学介绍到西方去。几位天主教耶稣会士还在明清朝做官，并在中国与欧洲的关系中发挥了很多重要作用。几百年来，基督宗教的传教士们在中国创办了各种学校、医院以及慈善机构。中国的现代教育最先是基督宗教搞起来的，包括辛亥革命前后他们在中国创建的几千所中小学、中国最早的十几所大学。北大、复旦等当今中国最重要的一些学校的前身都是教会学校。不少中共的干部就是最先在教会学校受到教育的。在中国现代教育事业起步过程中，到1914年，天主教在全国开设各类学校达8，034所，并创办了震旦、津沽、辅仁三所大学；到1920年，新教创办各级各类学校7，382所，其中大学14所。在中国现代医疗事业起步过程中，传教士创立医院达800余所；1949年以前，教会医院占全国医院的70%。在现代慈善事业起步过程中，教会创办了几百所育婴堂、孤儿院、养老院，从事救济慈善。在中国现代出版事业方面，从19世纪40年代到90年代，基督新教创办中外文报刊70种，占当时中国报刊总数的95%；到1930年，天主教在全国创办了20所印书馆，到1935年，基督新教创办了出版机构69个。这些出版机构出版的书籍，涵盖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等众多不同的领域，使它们成为中国现代出版事业的先驱和推动者。从社会功能来说，中国在鸦片盛行期间，由于基督宗教特有的戒律（如天主十诫），使得大部分在华传教士，特别是英国传教士，写文章、画漫画大声疾呼反压迫，并办戒烟馆，帮助中国人戒掉这个坏习惯，并且在英国发动反对鸦片贸易的运动，并取得成功。贵州省威宁县在清朝末年时，一位年仅21岁的英国传教士伯格理（Samuel Pollard，1864-1915）等人在那里办学、培养出苗族第一批医生、教师、翻译圣经、为苗族发明文字、引进了土豆及各种蔬菜、水果。该县在辛亥革命前就有了学校、医院、足球场、游泳池等。连后来任贵州省委书记的胡锦涛都说，“他传播了科学知识与西方文化，留下了奉献和敬业精神”。在文化方面，传教士们提出公共卫生、天足运动、废止纳妾等现代文明，并创办了第一份杂志，第一张报纸，办了出版机构。他们翻译出版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资料远远超过宗教方面的书籍。早在明万历至清顺治年间天主教的耶稣会士们，就为中国引进了一共有一百五十余种的西方书籍翻译成中文。利玛窦和徐光启等人翻译的欧几里得《几何原本》等书不仅带给中国许多先进的科学知识和哲学思想，而且许多中文词汇，例如点、线、面、平面、曲线、曲面、直角、钝角、锐角、垂线、平行线、对角线、三角形、四边形、多边形、圆、圆心、外切、几何、星期等等辞汇就是由他们创造并沿用至今。在具体学科方面的帮助包括：哲学、数学、天文学、地理学和地质学、生物学、物理学、化学、医学、农业、应用科学及技术、经济学及经济思想、法学、历史学、军事、文学、音乐、美术等等。同时也将中国文化，包括儒家思想，中国的政治制度等，介绍给了西方。基督宗教对中国作出的贡献，有目共睹，有意或无意抹杀这种贡献的人，不妨多读一些历史，开阔一下自己的视野，总是希望我们国家在各方面搞得更好，多多增加正能量，多多制造向心力，而不是离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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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网友匿名	2019-04-09 11:06:22 发表
宗教是人生修养、道德完善的净化剂，而不是对手；宗教是国家安定团结，社会和谐的稳定剂，而不是对手用一般的思维去看待宗教，去处理宗教问题，企图把宗教变成自己的御用工具，事实证明这是走不通的。应当尊重宗教本有的性质和功能，应该正确处理，更应该正确发挥宗教应有的社会功能，这才是尊重客观规律，按客观规律办事，为国家富强，为社会和谐，为人民负责造福的举措。也是充分利用宗教应有的本质，特别是宗教的功能为国家社会和人民服务，而不是相反。纵观管理我国宗教的现状大体上可分为两类，一是纵容利用，一是打压利用。这两种方式相反，但奇怪的是，也是必然的，得到了几乎相同的结果——自酿苦果。所谓纵容利用，主要是对佛道教而言。有人说，佛教是中国化最好的，但是，在宗教搭台经济唱戏的口号下，把这两个宗教搞得面目全非，严重的世俗化，把好端端的宗教搞成了某些人的摇钱树，甚至把宗教搞成了犯罪的温床。这就是用一般的思维去看待宗教，用一般的思维去处理宗教问题，企图把宗教变成自己的御用工具。事实证明其结果是毁坏了这两个宗教，使其变质，失去了原来的应有的向善的功能，反而产生许多副作用，给国家、社会和人民带来危害，这是走不通的。例如，佛教道教商业化不仅违反宗教政策和法律法规，扰乱了正常的佛教道教宗教活动秩序，严重损害了佛教道教的形象，而且滋生权力寻租、灰色交易等腐败行为。极大地伤害了佛道教界人士及信仰佛教道教群众的感情，败坏了社会风气，无论是对教内还是教外，都具有非常大的危害。这不得不使我们国家的12个部门，在《宗教事务条例》批准之后，而生效之前，再联合发出《关于进一步治理佛教道教商业化问题的若干意见》，努力解决佛教道教商业化问题。足可看出凯撒纵容佛道教到了什么程度，如果是真正的正确管理，为什么最新出的《宗教事务条例》都不包括佛道教出现的，那么严重的乱象需要治理的问题，还需要再劳国家十二个部门在《宗教事务条例》批准之后，而生效之前，再联合发出《关于进一步治理佛教道教商业化问题的若干意见》呢？打压利用，主要是对基督宗教（包括天主教和基督教）而言，主要是“对手思维”在作怪。即“认为宗教信仰与思想是异己的”，要“遏制宗教，控制宗教，对宗教的自然发展设置重重障碍”，“使群众的宗教活动‘被非法’”。 “当这种粗暴行为受到海内外媒体的批评时，又随手将批评者打成敌对势力，对手思维演变成阶级斗争思维，所有的非法措施都在目的正确的幌子下获得了合法性”，尽管这种对手思维下的稳定，不过是扬汤止沸而已，非但没有消除，而是不断强化了社会动荡的基础。其实是导致政教关系紧张、政教冲突的主要原因。最近，凯撒对宗教场所还要“四进”，这是对宗教正常活动对侵犯与亵渎。宪法规定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凯撒的“四进”是严重违反宪法的行为，也是对自称我国是政教分离的失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是有“诚信”这一项吗！？你们有诚信吗？你们这种利用权利践踏宪法的行为，极大地伤害了基督教界人士及信教群众的感情，是在毁坏自己的形象，是在往自己脸上抹黑，是把群众推向自己的反面。请你们设身处地的想一想，你们觉得如此伤害你们的人可爱吗？你们会爱这样欺压你们的人吗？好好珍重自己权利，切勿滥用！这种针对宗教，企图将其政治化、工具化、附属化的模式，也即让宗教为执政党的政治目标服务的模式，能发挥你们想要的结果吗？答案是否定的。这种控制打压等手段的效果如何，许多学者都提出了质疑，因为那是违背客观规律的，70年的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一味的打压，只能产生相反的效果，不过是扬汤止沸而已。然而，宗教就是宗教（特别是基督宗教由于其较为严格的宗教戒律），宗教对国家和社会有着她独特的，不可替代的良好作用。宗教除了追求终极关怀、阐释人生苦难之外，宗教还教人向善、仁爱、宽容等等生存智慧。宗教的基本教义或信条都是向善抑恶、慈悲为怀、积功累德、不贪无私、清心寡欲、乐善好施，宽恕助人，以此作为个人品德修养的准则；以爱、博爱、和睦、和好、平等、互助互济作为人际关系的原则，这对培养信众的仁爱、善良、平和、忍耐、恩慈、温柔、节制、信实、宽容的质量和人格，促进心灵的净化，自觉向善，觉悟人生，有极大的帮助作用。现在社会乱象丛生，贪污腐败严重，社会风气败坏，奸杀，诈骗，处处是陷阱，一不小心就会上当受骗。再加上凯撒对宗教的打压、控制、变相改造，实际上把宗教搞乱了，把宗教搞得四不像，不仅使宗教失去了对国家，对社会应有的良好作用，反而起到相反的作用，使社会乱上加乱。为了维稳，凯撒还要加大维稳的力量。有人说，现在的维稳力量，增加了很多倍。先搞乱（要花费相当的人力物力），再维稳（又要花费更大的人力物力），这不就是恶性循环吗！？如果把这些资源用在国家建设，改善民生上，那将是什么样子。有人说北欧几个小国，已经达到了社会主义（他们的思维与我们大大不同），国家富裕，社会安定团结，人民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那样的国家还需要多少维稳费吗！？关于这些我们的凯撒，是否好好考察一下别人的好的经验，是否也要换个思维想一想，也总结一下自己70年的经验，把我们的国家搞得更好，更强大，人民安和乐丽，社会安定团结又和谐，人民才真正感到凯撒的伟大，不是会产生更大的向心力吗！这样岂不更好！希望凯撒多多制造向心力，而不是相反。一味的把好的搞乱，再去维稳，这是在制造离心力，这不合常理，也不符合客观规律，希望凯撒换个思维审查一下在宗教方面存在的问题，多多制造向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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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网友匿名	2019-04-08 11:16:01 发表
请仔细阅读一下小短文的内容，节录的内容也请好好读一下，你可能会知道我的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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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网友匿名	2019-04-07 11:15:20 发表
你的身份是宗教工作者还是党政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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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网友匿名	2019-04-02 17:48:35 发表
凯撒控制宗教，将宗教政治化、工具化、附属化的模式，也即让宗教为执政党的政治目标服务的模式（有时甚至企图消灭宗教），已经70年了，现在还有加剧之势。但是，这种控制打压等手段的效果如何，许多学者都提出了质疑，因为那是违背客观规律的，70年的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一味的打压，只能产生相反的效果。有学者指出，这是“对手思维”在作怪。然而，宗教对国家和社会有着她独特的，不可替代的良好作用。宗教除了追求终极关怀、阐释人生苦难之外，宗教还教人向善、仁爱、宽容等等生存智慧。宗教的基本教义或信条大都是向善抑恶、慈悲为怀、积功累德、不贪无私、清心寡欲、乐善好施，以此作为个人品德修养的准则；以爱、博爱、和睦、和好、平等、互助互济作为人际关系的原则，这对培养信众的仁爱、善良、平和、忍耐、恩慈、温柔、节制、信实、宽容的质量和人格，促进心灵的净化，自觉向善，觉悟人生，有极大的帮助作用。宗教是人生修养、道德完善的净化剂。现在社会乱象丛生，贪污腐败，奸杀，诈骗，处处是陷阱，一不小心就会上当受骗。再加上凯撒对宗教的打压、控制、变相改造，实际上是把宗教搞乱，把宗教搞得四不像，不仅使宗教失去了对国家，对社会应有的良好作用，反而起到相反的作用，使社会乱上加乱。70年来，现在生活好了，社会比过去安定吗！？为了维稳，凯撒还要加大维稳的力量。有人说，现在的维稳力量，增加了很多倍。先搞乱（要花费相当的人力物力），再维稳（又要花费相当的人力物力），这不就是恶性循环吗！？如果把这些资源用在改善人民生活上，那将是什么样子。有人说北欧几个小国，已经达到了社会主义，国家富饶，社会安定团结，人民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估计那些国家的维稳费是相当少的。我们的凯撒，是否也要换个思维想一想，总结一下70年的经验，考察一下别人的，好的经验，把我们的国家搞得更好，而不是一味的把好的搞乱，再去维稳，这似乎不合常理，也不符合客观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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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网友匿名	2019-04-02 10:36:20 发表
宗教的社会功能（下面是节录）这种将宗教政治化、工具化、附属化的模式，也即让宗教为执政党的政治目标服务的模式，其实是导致政教关系紧张、政教冲突的主要原因。这种模式，其实就是魏德东所说的“对手思维”，即 “认为宗教信仰与思想是异己的”，要“遏制宗教，控制宗教，对宗教的自然发展设置重重障碍”，“使群众的宗教活动‘被非法’”。“当这种粗暴行为得到海内外媒体的批评时，又随手将批评者打成敌对势力，对手思维演变成阶级斗争思维，所有的非法措施都在目的正确的幌子下获得了合法性”，尽管“这种对手思维下的稳定，不过是扬汤止沸而已，非但没有消除，而是不断强化了社会动荡的基础”。这种模式是建立在对宗教的负面看法之上的。而这种负面看法，多是建立在对马克思关于“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的说法的片面理解之上的。马克思的落脚点是对苦难尘世的批判，是对西欧各国的国家宗教支持、拥护现实政治的批判。如果将马克思的评论用在今天中国的语境中，马克思会批判宗教和现实政治合谋，而不对现实政治进行批判。这里马克思并没有否定宗教本身。而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所提出来的对现实政治的关怀，对贫穷问题、人权问题的关怀，从某种意义上讲，正好响应了马克思的号召。所以说，如果从马克思的鸦片论出发，对宗教得出负面的结论，实际上是误解了马克思本来的意思。而这种负面看法还包括，某些人认为境外敌对势力正在利用宗教，企图颠覆中国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破坏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境外宗教势力企图控制中国宗教团体、干涉中国宗教事务、在中国发展教徒；他们还在利用文化交流、学生交流等进行合法渗透。但是她（他）们在讨论这些问题时，基本上是在戴帽子、打棍子，将正常的交往也看作是宗教的渗透，连“英语角”、研讨会、扶贫助学都看作是别有用心，或者将个别现象看作普遍现象，缺少海外敌对势力颠覆中国的具体证据。或许最重要的是，她（他）们没有看到宗教的积极功能。其实宗教对社会有很好功能：例如， 1）宗教为人们提供信仰的力量；2）宗教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团结互助的社群；3）宗教为社会提供了多种服务。 1）宗教为人们提供信仰的力量，让人们的生活有意义、让他们示爱、行善从韦伯著名的对新教伦理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影响的讨论中，我们已经看到了信仰的力量。其实马克思提到的所谓反映现实的苦难、慰藉劳苦大众的功能，也是信仰的力量。正如刘澎所指出的，信仰的需求，是人类的正常现象，古代有，现在有，将来也会有。韩月香总结说，宗教反映的不仅是对生命的终极关怀，也是对生命的现世关怀。或者说，宗教对生命的终极关怀往往需要通过对生命的现世关怀来实现，宗教理想中的永恒、天国、极乐世界为人们描绘了来世的幸福，为信奉者提供了一种信仰，在满足其延展个体生命与天地共存、与日月同辉的美好愿望的同时，又从精神上获得一种无限的力量。增强了信仰者应对现实苦难的承受力和忍耐力，抵消或部分抵消了现实给人们带来的失落情绪，是心灵的清凉剂。除了追求终极关怀、阐释人生苦难之外，宗教还教人向善、仁爱、宽容等等生存智慧。正如韩月香所指出的，宗教的基本教义或信条大都是向善抑恶、慈悲为怀、积功累德、不贪无私、清心寡欲、乐善好施，以此作为个人品德修养的准则；以爱、博爱、和睦、和好、平等、互助互济作为人际关系的原则，这对培养信众的仁爱、善良、平和、忍耐、恩慈、温柔、节制、信实、宽容的质量和人格，促进心灵的净化，自觉向善，觉悟人生，有极大的帮助作用。宗教是人生修养、道德完善的净化剂。基督教向教徒宣扬忍让、谦卑、悔改、认罪等精神，要求教徒首先从自己身上找事情的原因，而不是一味地归咎于他人；《圣经》上说，要爱人如己，要爱你的仇敌；耶稣教导人们说，饶恕人的罪，我就饶恕你的罪，等等。这些都是人们首先放弃自己之前那种争强好胜的个性，规训自己的脾气，通过自己的改变而改变社会风气。比如对基督徒老板来说，信仰的力量使他们有所为而有所不为。他们相信商业活动是上帝的呼召，赚钱是为了荣耀神，所以赚钱之后不应该挥霍无度，“而应该节制欲望，保持简朴，扩大生产，服务社会”。他们强调保守和传统的商业伦理与家庭观念，承诺不行贿，不偷税，不做假账，不包二奶。信仰使他们的事业和家庭更加成功，也使社会更加稳定。所有这些都和信仰有很多关系。 2）宗教为人们提供一个信仰共同体以及团结互助的社群宗教也可以建设并维持一个团结互助、守望相顾的社群。这个社群里的人们平时相互接触较多，聚会时也可以相互交流思想，相互排忧解难，彼此关爱。于建嵘对农村的研究发现。农村教会的信徒多是邻里、亲属，或乡里其它熟知人员，这些人在农闲时很愿意聚到教会，信徒在此进行交心、攀谈，对于孤寂的人来说具有很大的吸引力。此外，农村信徒的团队观念也很强，信徒间彼此关爱也非常明显，若某位信徒家中出现事故或有困难，其它信徒会自发地组织起来，给予无偿的援助和关爱。最为常见的是，农忙时没有能力完成农田作业的信徒家庭往往在其它信徒无私的帮助下，提前完成农活作业，有些信徒甚至将自家的农活拖后，也要献爱心和奉献。农村教会的这种社会功能具有很大的吸引力，特别是对无保户、孤寡老人和其它孤寂者，这种种活动也就大大减轻了国家和社会的负担。 3）宗教的各种文化、社会和政治服务宗教的文化、社会和政治服务，从远的来说，有利玛窦他们那一代人在明朝末年就开始的对中西文化交流所做的贡献，也就是将西方的哲学与科学介绍到中国来，并将中国的哲学介绍到西方去。几位耶稣会士还在明朝做官，并在中国与欧洲的关系中发挥了很多作用。几百年来，基督教的传教士们在中国创办了各种学校、医院以及慈善机构。中国的现代教育最先是基督教会搞起来的，包括辛亥革命前后他们在中国创建的几千所中小学、中国最早的十几所大学。北大、复旦等当今中国最重要的一些学校的前身都是教会学校。不少中共的干部就是最先在教会学校受到的教育。另外，在教育、医疗、出版、慈善等方面，基督宗教在中国现代教育事业起步过程中，到1914年，天主教在全国开设各类学校达8，034所，并创办了震旦、津沽、辅仁三所大学；到1920年，新教创办各级各类学校7，382所，其中大学14所。在中国现代医疗事业起步过程中，传教士创立医院达800余所；1949年以前，教会医院占全国医院的70%。在现代慈善事业起步过程中，教会创办了几百所育婴堂、孤儿院、养老院，从事救济慈善。在中国现代出版事业方面，从19世纪40年代到90年代，基督新教创办中外文报刊70种，占当时中国报刊总数的95%；到1930年，天主教在全国创办了20所印书馆，到1935年，基督新教创办了出版机构69个。这些出版机构出版的书籍，涵盖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等众多不同的领域，使它们成为中国现代出版事业的先驱和推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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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网友匿名	2019-04-01 13:19:37 发表
李山天主教在中国用的着这么费劲了吗？还分出个1234 来了。你的法子真多，配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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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网友匿名	2019-03-30 13:10:41 发表
李叁同志，你的父母若知道你这样，还不被你这个孽子气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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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网友匿名	2019-03-30 05:11:09 发表
蓝色安日落，你是一位不知天高地厚的狂妄者。你每天在教会的网站洒你的存在感，又不停地诅咒别人脑残或愚昧。你还口口声声全家人都受过高等教育。如果全球十三亿基督徒都像你一样，那信仰还有价值吗? 耶稣拣选十二门徒都是渔夫，难道他们都不如你安日落。信仰是与主心灵的相遇，你要重新回慕道班学道理，不要每天讥讽，羞辱主内的弟兄姐妹。在四旬期内，悔改，求主宽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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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网友匿名	2019-03-29 21:36:46 发表
有点教会历史常识都知道，天主耶稣基督不是宗教，宗教中国化是一个伪命题，爱国会的伪主教李山就是一个法利赛人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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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网友匿名	2019-03-29 11:45:03 发表
不必是宗教为洪水猛兽（节录）压制也不会妨碍宗教发展，也不会降低人们的宗教热情，只会导致宗教红市、黑市和灰市的产生，使宗教管理的任务更加艰巨，压制会产生一些有利于宗教增长的非预期后果。压制会导致稀缺效应。凡事一旦被禁，反而会引起人们的兴趣，有人甚至不惜付出代价也想开禁试之。这就是所谓的稀缺效应。在宗教领域，压制也会无意中制造稀缺效应。当年台湾地区很多一贯道信徒因为好奇而参加了该教派的活动。随后他们会发现该教派与官方所描述的邪教形象相距甚远。一旦人们的真实体验与官方的公开宣传不符，那么他们肯定会觉得该教派比官方更可信，这也在无形中提高了被禁宗教的可信度。压制所带来的牺牲和殉道者有助于增加宗教的可信性。按照常识，如果见证者从听众或观众那里得不到好处，甚至可能因此而利益受损，那么他所讲的话就更可信。殉道者的存在有效地降低了宗教所含的风险。对于殉道者来说，砍头不要紧，只要信仰真。其实我们无法判断其信仰是否真实，因为它涉及来世，至少在我们的有生之年无法确证。但是如果有人愿意为之献身，那么这可能是对其信仰的真实性所能做出的最好证明。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烈士的出现会有效地增强其他人的信心，从而吸引更多的追随者。不必视宗教为洪水猛兽：第一，宗教治理模式的转变首先源于宗教观的转变。美国由“国教模式”转向“以社会为中心的多元治理模式”；台湾地区则是由“以国家为中心的选择性管制模式”转变为“以社会为中心的多元治理模式”。国教模式背后是“独大排他”的宗教观，用强制性手段消除异己，结果导致宗教纷争频仍，宗教迫害盛行，宗教自由化为乌有。“以国家为中心的政治化管制模式”所体现的是“正邪对立”的宗教观，其治理方略是扶持一些宗教团体，打击另一些宗教团体。但无论是扶持还是打压，都会产生一些意外后果：扶持产生懒惰，压制则会导致宗教逆势增长。这种治理模式在现代社会很容易给人以压制宗教自由的口实，同时由于其社会成本极高，很难真正实行，宗教管理往往处于事实上的无政府状态。正是由于这两种模式效果不佳，形势比人强，当政者被迫转变宗教观。第二，在管理宗教时，政府需要在战术上忽略宗教，或者说无为而治。“多元治理”模式所透露出来的一个思路就是不必视宗教为洪水猛兽，也无需事无巨细都加以管理，而是有所为，有所不为。坦率地说，什么都想管可能什么都管不好，代价大却效果差，放手让社会监督宗教或许更为有效。台湾在转变为“多元治理”模式之后，社会成为管理宗教的主力，民间力量担当起监督争议性宗教人物的重任，这有利于未雨绸缪、防范于未然，并对那些存在偏差或争议的宗教团体有着实质性的影响。“多元治理”模式让政府遁形于社会背后，看似消极，但能落到实处，此所谓“无为而治”；而以国家为中心的管制模式，看似积极有为，但在实践中或者因社会成本过大而难以实施，或者即使实施也会导致一些意外后果，从而使管理目标难以达成。实践表明，在实施多元治理模式之后，台湾地区和美国虽偶有宗教乱象，但乱中有序，宗教所扮演的角色非常重要与正面。第三，在战略上，政府要重视宗教。具体而言，就是要积极利用宗教对内塑造国民性，凝聚共识；对外传播自身文化，提升国家的软实力。前文已经提到，美国虽然依靠社会力量来管理宗教，在法律地位上赋予每个宗教平等地位，但这绝不意味着政府对所有宗教一视同仁。恰恰相反，美国政府有清晰的宗教战略，独厚基督教。在美国国内，基督新教为美国的立国之本，其影响无远弗届，有人称之为美国的“隐性国教”。在国际上，美国大力推行与新教有千丝万缕联系的价值观，新教成为美国软实力的重要来源。如果说美国是个新教社会，那么台湾地区则是一个儒家社会。在台湾地区，台当局在尊重宗教多元的同时，儒家价值成为社会都认可的文化公约数，其功能与美国的新教类似，虽然其地位有所不如。所有这些，都值得我们在制定宗教抑或文化战略时加以甄别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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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网友匿名	2019-03-29 11:27:42 发表
网友匿名的原文：作者人家都不注明是主教。呵呵他不在乎是不是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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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网友匿名	2019-03-28 23:15:31 发表
作者人家都不注明是主教。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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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网友匿名	2019-03-28 21:00:12 发表
现在的天主教实行”健康的现实主义””健康的人文主义””健康的理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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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网友匿名	2019-03-28 20:16:44 发表
这是从基督葡萄树上剪下葡萄枝条自行栽培的“李山途径”，结出是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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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网友匿名	2019-03-28 19:19:17 发表
在基督来临前，教会将要经历一个动摇许多信徒信仰的最后考验。那陪伴她在世旅程的迫害，将揭露在冒牌宗教的方式下的「邪恶的奥秘」，它给人提供一种表面解决问题的方法，但要付出背弃真理的代价。最大的冒牌宗教就是假基督，即是一种冒充的默西亚主义：人追求自己的荣耀而取代天主及在肉身内降世的默西亚。（教理675） …… 可是，圣经早就警告我们：基督光荣来临之前，教会必要受到最後的严重考验，许多教友的信德将受到振，教会也要被迫害。然而，那些迫害必将揭露邪恶的面目，这个面目就是打着教会的旗子，行欺骗之术，呈献给世人一些表面看来似乎能解决他们的问题的途径，其实是引诱他们变节，背弃真理的陷阱。（新编普世教会要理《天主教要理广播初译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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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网友匿名	2019-03-28 18:15:01 发表
不退出爱国会，可以共融共祭合一？教宗训导能错吗？沒有天主圣神了，这还是天主教吗？这样的论理错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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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网友匿名	2019-03-28 18:11:15 发表
共融合一不退出爱国会，这叫悔改吗？不退出爱国会方济各你能赦免宽恕不离开罪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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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网友匿名	2019-03-28 17:57:40 发表
大家要知道李三是北京的主教，当然替党和政府宣传宗教自由政策!但他的头衔是主教，有点思考，这就是教会中国化的具体体现，也是中国特色的红色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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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网友匿名	2019-03-28 16:56:57 发表
李同志，你真的好可怜啊！我们感到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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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网友匿名	2019-03-28 16:56:56 发表
李同志，你真的好可怜啊！我们感到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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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网友匿名	2019-03-28 16:56:55 发表
李同志，你真的好可怜啊！我们感到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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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网友匿名	2019-03-28 16:56:53 发表
李同志，你真的好可怜啊！我们感到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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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网友匿名	2019-03-28 16:56:52 发表
李同志，你真的好可怜啊！我们感到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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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网友匿名	2019-03-28 13:40:06 发表
教宗能错吧，在论理上训导已经错了，教宗能不能错？能错，天主教的信仰是相互联接的，一样错件件错，已经不是天主教了，听梵蒂冈教宗什么？听梵蒂冈教宗就去听无神论共产党领导，这叫友谊友善吗？你们梵蒂冈教宗已经失去了信仰失去了天主，还解释让我们理解你们什么？你们这些欺骗人的大骗子，鬼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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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网友匿名	2019-03-28 13:33:44 发表
谁让他们共融共祭合一了？这看到了梵蒂冈教宗方济各有罪吧罪大恶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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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网友匿名	2019-03-28 05:41:12 发表
想想将来你如何面对上天严厉的审判吧！披着羊皮的狼！教会的败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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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网友匿名	2019-03-28 00:13:46 发表
现在最时髦的一句话就是宗教中国化。难道天主教这个全世界的宗教，在每个国家都有各自的特色吗？欧洲化的天主教，非洲化的天主教，美洲化，。。。。。现在轮到中国化了。。。一个国家一个化。想想连马克思主义都中国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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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网友匿名	2019-03-27 23:24:47 发表
梵蒂冈教宗方济各这就是和你们共融合一共祭的爱国会吗？如果是这样梵蒂冈教宗方济各你们已经不是天主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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