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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2-10 10:38:09 发表 |
这里漏了一段
三，对话的基础：人格尊严和普遍救恩
和世界对话，也是梵二对话精神的一个展现。公会议最后颁布的文件之一《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GS）中，没有把公会议文件的对象设定在教友和神长们身上，而是“毫不犹豫地向整个人类讲话”，“正视着世界及整个人类大家庭，并正视着这大家庭生活于其间的种种”（GS2）文件指出，“再也没有比……同人类直接交谈更妙”（GS3），公会议不再将现代世界看做是洪水猛兽，而是泰然地和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进行对话，文件甚至鼓励与那些迫害和反对教会的人士或机构进行对话（GS92)，从而最终促进全人类的亲密团结和共同福祉。
这些对话的基础是人格尊严。梵二文件充满着人本主义色彩的描述，体现出梵二会议的人本关怀。正如美国神学家罗杰·海特（Roger Haight）评论的那样，转向人类经验是梵二会议之后神学的一个主要特色，这个特色在该文件中已经得到充分体现。文件从现代人类的处境和经验入手，分析个体和团体的焦虑和盼望，社会诸体制变更对人类生活的影响，讲到人格尊严和人的自由，进而论及教会在现代世界的使命。文件指出，“对人格尊严、人类社会生活及人类活动的深湛意义所阐述的种种，都构成教会和世界所有关系及交谈的基础。”（GS40）
对人的重视，与普遍救恩的思想分不开。早在前文提到的若望二十三世的开幕致辞中，就论及过人格尊严和普世救恩的关系：“教会不会向人许诺今天的财富，也不会向人仅仅许诺尘世的快乐。但是她向人传播神圣恩典的好处，将会带人到神子的荣耀中去，这是对人生命最有效的捍卫和援助。她开启了给予生命的活泉，让人可以借着基督之光去认识人生是什么，什么是人性崇高的尊严，以及他们的目标是什么。天主教会要通过这次大公会议，高擎宗教真理的火炬，要将自己那慈母般爱、仁慈、耐心和恩惠也显示给那些分离的弟兄姊妹。” 教宗的开幕词表明，普世大公主义建立在由耶稣基督带来的普遍救恩上，也建立在人类具有普遍尊严的前提之下；同样也表明，教会关注的人性尊严是以基督救恩的普遍性为前提的。
《信仰自由宣言》（Dignitatis Humanae）可说是人性尊严的最直接的论述，也是会议讨论中经受最多曲折、会后承受最多诟病的一个文件，因为它给与所有宗教和信仰宣称以自由，而传统天主教的观点是：“谬误是没有权利”，只有罗马天主教掌握真理，因此，教会要求自己在所有的政治舞台上享有完全的自由；同时，天主教要禁止一切错误的信仰实践，即便其它宗教有政治上的自由，但是它们没有绝对平等权。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中，天主教会在欧洲的基督教王国中确实实践了这一点。不过，在约翰·穆雷(John Courtney Murray) 等美国主教和其它人支持下，《信仰自由宣言》以绝大多数票通过。“本次大公会议声明人有信仰自由的权利，此种自由在于人人不受强制，无论个人或团体，也无论任何人为的权力，都不能强迫任何人，在宗教信仰上，违反其良心行事，也不能阻扰任何人在合理的范围内，或私自、或公开，或单独、或集体依照其良心行事。本会议更进一步声明，信仰自由的权力，奠基于人格尊严的本身，从天主启示的圣言和人类的理智都可以知道。这项人格对信仰自由的权力，在社会法律的制度中应予以确认，并成为民法的条文。”（DH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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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2-10 10:00:39 发表 |
尽管有人宣称拉纳是梵二会议的总设计师，梵二会议是对拉纳思想的封圣，但是梵二的教长们并没有采纳这个所谓的“匿名基督徒”的观念。首先，梵二会议的文件并没有肯定其它宗教也是“拯救的道路”，没有对其它宗教是否是圣灵超越教会而进入各民族生活的做出判断。纵观《教会宪章》、《大公主义法令》、《信仰自由宣言》和《教会对非基督宗教态度宣言》、《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等文件，对其它宗教和民族的认同和尊重是因 “同出一源”、是因面对同样的“人生之谜”（NAE1），是基于人格尊严的本身，是基于对社会法律的尊重（DH2,15）而已；文件所有的论述的起点都是人，“我们的言论全部集中于人，集中于整个人，即人的灵魂、肉体、心情、良知、理智及意志”（GS3）。第二， 成为一个基督徒是一种意志决断，如果没有明确的信仰宣称，就没有意志决断，何以称其为基督徒？梵二会议强调，人各有人格，依其自由的尊严，既有理智与自由意志人的尊严，对自己的生活做出选择和判断。因此，无论是有神还是无神论者，只要跟从“良知”，而不是具体某个宗教，都会具有真善的成分，称为接受福音的准备。 对人性尊严的强调，并没有抹杀基督教启示的独特性和唯一性。
值得一提的观点是， 1996年，教廷国际神学委员会通过了一个最初以西班牙文起草的名为“基督教和世界宗教”的文件，其中对跨宗教对话的意义、面临的主要问题、前提、原则等进行了探讨。这个文件认为，在梵二会议之后，关于救恩是否存在在有形教会之外的问题，已经不复是一个主要的神学问题，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回应多元化宗教的现实，勾勒出一种世界宗教神学（theology of religions）的蓝图，同时，他也指出，尽管耶稣基督的事件是最完备的启示，这并不能说明教会在真理的宣称中具有比其它宗教更优越的地位，相反，耶稣基督所带来的真理实质是侍奉、服务，因此，在现代的多元社会中，本着谦卑之心开展宗教对话即是基督信仰对现实的必然回应，也是基督信仰对教会自身的必然要求，也就是说，教会对话的目的不再于判断，而在于服务和侍奉真理，成就丰盛的人性。
如今中国的天主教会纪念梵二会议召开50周年，我们不能遗忘梵二倡导的对话精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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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2-10 09:58:28 发表 |
人们批评这个文件建立在个人主义基础上对社会和公民宗教自由一个肯定，没有多少神学背景，不过，即便这个说法成立，20世纪的世界出现了不同的局面：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基本上都存在宗教迫害、世俗化和无神论在世界泛滥、政教分离理念在美国的深入人心、联合国人权宣言肯定宗教自由……天主教会就不能回避信仰自由的问题。该宣言的通过，是教会“赶上形势”的一个真正的标志，人们评论说，如果没有该宣言的产生，那么梵二会议的礼仪改革和教会改革就会以另一种方式进行，而《大公主义法令》、《教会对非基督宗教态度宣言》也就成为一个空洞的文件。
然而深究信仰自由、人格尊严的论述，背后的神学是昭然若揭的，梵二文件明确地说，信仰自由的来源是人格尊严，它不是奠基于人的主观倾向，而是“人的固有天性”（by nature,DH2），是“来自天主的种子” (Godlike Seeds, GS3),是“天主的肖像”（GS12），是“在良心深处”的“铭刻的法律”（GS16），是“永生的种子”（GS18）， 无论种族、肤色、生活方式、宗教有多大的差异，都不能改变人类的这些特性（NAE5）；即便是在不同的风俗和宗教传统的地方，教友也应该持慎重和尊敬的态度，去发掘“圣道的种子”（AG11），“绝不摒弃这些宗教里的真的圣的要素”（NAE2） 。
总之， 梵二会议从“教会之外无救恩”的狭隘视野中解脱出来，教会的中心不再是有形的体制，而是耶稣基督，由基督带来的救恩被看做是普世的。“……教会在过去与现在均一直坚持，基督是为了众人之罪，以其无限仁爱，甘愿受难受死，是普世都获得救赎。”（NAE4）基督不仅仅是为了天主教徒而钉死，也不是仅仅为了基督徒而死，他是为了普天之众而死，因此，由十字架带来的救恩必然是波及全人类的。而人的天命就在于同天主的结合，接受和天主交谈的邀请。而且，
教会没有从自身的教义出发去判断别的宗教，而是以普世救恩为基础，将人的宗教问题和人的生存问题结合起来，由此肯定其它宗教情感和人类经验的普遍价值， “过去的神学就关心有多少人可以从那受咒诅的世界历史中得救出来，而现在我们关心的问题是我们是否希望所有的人得救” ，关注的是人格尊严的完满，这是开始真诚宗教对话的第一步。
四, 进一步讨论
1）普世恩典和人格尊严为恩宠的一体两面
不少当代天主教神学家，如巴尔塔萨、卢巴克、拉纳、梅茨、谢列贝克斯等人，都对梵二会议的这种普世救恩观念做过神学上的解释。他们主要从重新理解救恩史和启示史的角度来展开的。所谓救恩史，就是在人类历史中所实现天主救恩计划和作为的事件。天主的救恩计划已经在旧约圣经中通过先知的话语表露给他的选民，在新约时代，耶稣基督成全了天主的救恩计划，使得所有信他的人，可以通过耶稣在十字架上受难、复活之功，分享天主的恩典。因此，整个新旧约的历史，就是天主启示自身的救恩史。但是，救恩史不仅仅体现为新旧约的历史中，也体现在凡俗的历史当中。
比如拉纳就认为，新旧约的历史是特别的救恩史和特别启示史，在这“特别的救恩史”之外，还有“一般的救恩史”，即在新旧约之外的一般世界历史中，也可以找到简要的、部分的范畴启示。 作为历史事件的耶稣基督是救恩史的中心，基督的道成肉身事件是历史的高潮，从创世以来神对人类的所有救恩计划都在耶稣基督身上成就并彰显出来，这种救恩是独特的、唯一的；正是因为耶稣事件是这样一个独特的历史事件，才使得世界史和救赎史有所不同。可以说，救赎历史揭示了世界史的终极意义，同时也为人类提供了揭示世界历史的话语解释。然而，对于人类而言，天主的救恩计划是一种我们现今无法完全知晓的奥秘，但是，这种奥秘并不是一种外在的、只能在我们此生结束之后、末日审判之时才发生的东西。相反，天主为所有人预备了恩典，即便人们在生活在罪恶中，或者生活在自身的自由中，没有看到这种恩典的价值，天主普世的救恩计划依然为这个世界而在，同时世俗历史中充满了让人们发现救恩的线索和记号。 因此，一方面，天主希望所有的人得救，在所有的历史，即便是世俗史中，都有天主的恩典的作为，天国不是一个远离当下世界的遥远未来国度，而是当下的人类历史；另一方面，就人类个体而言，自我传达的天主通过道成肉身圣子耶稣以及通过圣灵，将自己的恩典先在地赋予人类，由于具有人性的圣子和圣神之间的本质合一,因此，所有人都分享了和圣神的这种本质合一，先在地参与了神的这种自我交流， 因而，人在本质上是宗教性的，人的尊严源自于此。 这是“基督教的人本主义” 。
我们不妨说，基督教的人本主义将人格尊严和普世救恩看做是恩宠在人类历史的两个维度，是恩宠的一体两面。
2）对话者非得是“匿名基督徒”吗？
按照各个宗教中关于天主的知识和基督教信仰的亲疏程度，梵二会议的文件表明，教会的对话对象有一个序列（参见ＬＧ１６）。其中首推犹太教徒，再次是伊斯兰教徒，再是偶像崇拜者，如佛教、印度教等宗教信徒，还有一些无论是否因自己的过失而没有明确的基督信仰的、但是却过着如基督徒一般正直生活的人，最后，即便是被恶神蒙骗的人，也都在天主得救的计划之中，都有天主所赐予的普世恩典。
尽管所有的人都在天主的救恩计划中，但是最后他们如何得救仍然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因为，梵二会议仍然是坚持基督信仰的独特型、以及耶稣基督带来救恩的全备性，并且坚持认为因为耶稣基督是启示的完全显现，因此，只有天主教会才具有最完满的真理。而“在他们中所有的任何真善的成分，教会都视之为接受福音的准备，是天主为光照众人得到生命而赐予的。”（LG16）
在天主教内部，有两种理解其它宗教价值的路线。第一种路线是如法国神学家亨利·卢巴克等人的思路，他们从旧约历史中神和诺亚所立的约开始，认为其它宗教反映了天主所立的普世之约，是体现在自然和人们的良知之中的，但是，这个约和后来天主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不同，由亚伯拉罕的约才有后来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因此，其它宗教有价值，但是对于救恩而言是不够的。另外一种是有拉纳代表的路线。拉纳的“匿名基督徒”理论代表了人们对其它非基督宗教的信徒如何得救的一种态度。拉纳认为天主将自己的恩典先在地赋予人类，所有人都分享了和圣神的这种本质合一，其它宗教信徒身上也不例外，他们都有那种超性存在和先在的恩典，因此他们也就以称作“匿名基督徒”。基督教不是一个排外的团体，教会要传播基督的爱和希望，帮助“匿名基督徒通过客观的反省、信仰的宣称，在自己的生存深处看到基督的信仰”， 找到拯救的道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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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2-10 09:56:19 发表 |
2, 和非基督宗教的对话
“教会之外无救恩”在梵二会议之前是一个比较普遍接受的观念，虽然不同的时期的理解和表述有一些细微的差异。这个观念在最早由教父西普利安（Cyprian）明确阐述，他认为那些因为罗马的逼迫而脱离教会的人，因此也就失去了教会和基督带来的救恩应许，就像离开了诺亚方舟的人，就不能获得逃生机会一样。奥古斯丁在反对多纳派的时候，他引用了西普利安的“教会之外无救恩”的思想，当然，他和西普利安有点差异，即他认为教会之外受洗的人和教会内的人一样，都是在天主预知之中的，也是有救恩的，不过，他将犹太教徒、异教徒乃至未受洗的婴孩都放入受咒诅的人群中。随着罗马帝国将基督教看成国教、基督教世界在西方的形成，“教会之外无救恩”的思想渐渐普及。尽管中世纪托马斯的圣事观打破了这种外在直观的理解,指出圣事最后效果不仅仅取决圣事的外在条件（in re）， 还同样取决于圣事参与者的心态(in voto)， 也就是说内在的意愿才是衡量一个人的基督徒身份的标准，同时他也强调基督救恩的普遍性，甚至还认为那种因为客观原因而不知道基督救恩的人是不能被定罪的。天特会议了表述了类似的主张。这种观点随着１６世纪西方世界对新大陆的发现、西班牙道明会对印第安人的同情而得深化，他们指出，因为不可抗拒的因素而不知道基督教信仰的外教者，在天主的眼中是没有罪责的，并在１９世纪中叶首次得到教宗（庇护９世）认可。１９４３年教宗通谕“奥体”（Mystici Corporis）虽然再次重申了“教会之外无救恩”的思想，但是不久教廷就对字面化理解“教会”的做法提出批评，认为这个说法不能成为对天主教会之外的人进行谴责咒诅的依据，天主教会唯一肯定不能得救的只是那些被天主教会绝罚、并且始终停留在教会之外的人。
梵二会议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态度。在《教会宪章》（LG）中说，教会被看做是旅途中的教会，是一个仍在行进中的、真理尚未完全实现的实在（LG14，48）；教会是救恩的普世圣事，基督的真教会实现于（subsistent in）天主教内（参DH1），但是其它教派和宗教也有救恩和真理。它不再着眼于谁不能得救，它关注的是耶稣基督的普世救恩，它明确地肯定，无论是分离的教会弟兄、还是异教徒、犹太人、无神论者，只有他们有良善意志，救恩就不会将他们排斥在外。比如天主不会将自己对犹太人的恩典和呼召收回，同时，穆斯林兄弟也因为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崇敬和基督教同一个神而有救恩。 在《教会宪章》16中，天主教会已经表明对非基督教的一个基本立场，那就是“那些尚未领受福音的人，则由各种方式走向天主的子民。其中首推那曾经和神有约、耶稣基督由该血统而生的以色列民族，他们和我们同宗，是和我们最亲近的蒙选之民，天主并没有后悔对他们的恩赐和拣选。天主救人的计划，也包括着那些承认造物主的人，其中首推伊斯兰教徒……那些在幽暗和偶像中寻找未识之神的人们，天主离他们也不远，因为赏给众人声明、呼吸和一切的仍是天主，而且救世主愿意人人都得救……那些不是因自己的过时，而不知道基督的福音和教会的人，但有诚心寻求神，……他们是可以得到永生的。” 在教会宪章中，最基本的一个态度是，救恩是普世的，天主希望人人得救，甚至那些没有明确表明基督信仰的人，他们也有救恩和永生。
《教会对非基督宗教态度宣言》（NAE）可以说是梵二会议影响面最广的一个文件，尽管它是十六个文件中最短的一个文件，它涉及到基督教和非基督宗教、和伊斯兰教、特别是和犹太教之间的关系。对西方人而言最敏感的是第四章关于犹太人问题。这个与在《教会宪章》被称作“和我们最亲近的蒙选之民”的犹太人相关的问题，在召开梵二会议之前，就是教宗二十三世所思虑的问题，他要求德国主教、促进基督教合一秘书处的枢机主教比易（Augustin Cardinal Bea）负责这个问题的研究。天主教会历史上有强烈的反犹情节（犹太人被看做是将耶稣钉上十字架的千古罪人），二战纳粹集中营对犹太人大规模的屠戮，而前任教宗庇护十二在战时对犹太人的淡漠态度在当时引起教会的反思，这些都构成当时撰写这个章节的背景。这个宣言承认基督教和犹太教有共同“伟大的精神遗产”（NAE4），在这个基础上，要鼓励双方彼此尊重和理解，反对任何形式的仇恨和迫害。这个文件起草的时候，基督教和犹太人的对话，远远不及基督教内部大公主义那么深入，《教会对非基督宗教态度宣言》可以说是第一个系统论述基督教和犹太教之间关系、并呼吁对话的基督教官方文件，表明了有组织的基督教－犹太教对话的开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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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2-10 09:55:17 发表 |
二， 多层次的对话
1，普世大公对话
大公主义（Ecumenism,新教称普世主义)运动的诞生以1910年爱丁堡普世宣教会议的召开为标志，经过两次大战后获得蓬勃发展。但是天主教会一直没有参与这个运动，而且也禁止信徒以任何形式参加普世运动， 因为天主教官方认为只有自己才是真正唯一的教会，如果说有合一，只能是推动那些从天主教会分离除去的教会回到天主教会。在具体的生活层面，梵二会议之前，天主教徒不允许参加新教的任何崇拜、也不允许送自己的子女去新教组织主办的学校或者暑期活动。
这种情形直到若望二十三世之后才开始改变。他在梵二会议开幕式中呼吁说：“天主教会要通过这次大公会议，高擎宗教真理的火炬，要将自己那慈母般爱、仁慈、耐心和恩惠也显示给那些分离的弟兄姊妹” 。 他明确地将普世和大公主义看做是本次会议最重要的目标之一，呼吁人们不要在过去寻找相似的传统、信条，而是要在圣灵带领下通过理性、道德和传教寻找相似的未来。
继任教宗保禄六世在1964年1月访问圣地，并会晤君士坦丁堡大牧首阿特纳格拉，5月成立“非基督徒合一秘书处”，同年秋天，颁布了针对天主教和其它教派之间的关系的《大公主义法令》。 该法令开首就宣称，“推进所有基督徒之间的重新合一，乃梵二会议的主要目的之一”，作为基督的教会，分裂的现状违背了天主的美意，只能对福传事业造成损害（UR1），因此，它肯定了目前已经有的基督教合一运动。通过洗礼，基督教各个教派的基督徒都已经有不同程度的恩典，已经有不完全的共融的基础（UR3），其实，这也是“分离的教会”和天主教之间不同的所在，之所以不同的标准，在于使徒生命的圆满程度，而不在于某个教派的内在标准。正是出于这个考量，大公会议法令在讨论的时候，大家一致同意将“天主教的大公主义原则”改为“大公主义的大公原则”，表明大公主义并不是天主教会的特别运动，同时，也表明教会愿意参与到普世大公运动、愿意进行平等的对话的决心。大公主义法令第二章提出了具体的措施，比如呼吁教会改革、更新心意、共同的崇拜、大公训练、鼓励教会之间的对话等，第三章则对分离教会的不同特征作了分析，并肯定其中的价值。
梵二会议的这个文件标志了崭新一页的开始，在普世大公运动开始四十年后，罗马天主教会主动伸出了橄榄枝，这对于整个世界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大大的惊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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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2-10 09:51:09 发表 |
梵二的对话精神及其神学基础
2014-06-18
朱晓红
一，根本性的变化：对话精神
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是罗马天主教会的分水岭，当然， 梵二会议之后教会的分化现象也是显著的。对梵二会议的接受和解释过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欢欣鼓舞阶段，大多数人认为梵二会议是教会的思想大解放，所奉行的两条原则“赶上形势”和“回到源头”是人们认识教会现实、改造神学的有力指导。第二阶段是清醒阶段，或者实在阶段，这个阶段人们看到梵二会议有自己的动力，但是这股动力需要有内在灵性和宗教热情所激发和支持才会长久。因此，70年代教会改革节奏就开始放缓，特别是在教宗约翰·保罗二世时期，对教会稳定、灵性成长的追求成为明显的主导方针。
这些年来，不少神学家试图通过回到梵二会议，以期重新审视教会的问题；同时，神学家和教会历史学家也在总结梵二会议的真正精神，评估梵二精神对罗马教会的真正影响。在最近几年的出版物中，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一些神学家们认为，梵二会议和文件本身并没有取得什么实质性的突破，对教会生活也没有实质性的影响，梵二精神实质上不过是对传统延续性的表现而已。而另外一些神学家则认为梵二会议是天主教会的一个空前绝后的事件，使教会历史的一个新起点，因此，需要人们用一种新的诠释方法去重新认识梵二会议的精神。这两种不同意见的存在绝对不是偶然的。教宗约翰二十三世在开幕式上就说，梵二会议只象征着教会新的一天的开始，神学家拉纳也认为，梵二会议不过是一个过渡性的会议。从会议筹备时期，人们的预期就不同，会议之后人们的评价亦不同，这使得如何评估梵二会议成为当前天主教神学界和教会史学界的一个热点问题。
无论持守哪种意见，都不应否认传统总是变革中的传统，传统的跃迁在梵二会议中是显而易见的。正如美国耶稣会神学家欧马雷（John O’Malley)所言,梵二会议最大的改变在于教会神学语言的改变，最简单的一个例子就是梵二会议筹备委员会所提供的草案，均是用一种抵制现代世界和文化的防范性语言、反历史性的新经院神学的术语，从教条和传统出发，看不到教会的教牧关怀和世界的需要。而新的文件语言则是关注世界的喜乐，如牧职宪章称这个世界尤其是那些贫苦受折磨者的喜乐盼望、忧愁焦虑，就是基督徒的喜乐盼望和忧愁焦虑，因此，教会要从教会和世界的关系出发、向从全人类讲话（GS1，2）；因此，它的语言就不再是纵向的语言，而是用一种更包容的横向语言，比如称分离的教会为“弟兄姐妹”，教会为“天主的子民”。一种更内在化的语言引入了会议文件，比如关于情感化的“喜乐盼望”（GS1），对个人宗教情感经验、良知的肯定（GS16）等。总之，“……公会议的词汇发生了变化：从命令到邀请，从律法到理念，从威胁到说理，从强制到良知，从独白到对话，从掌控到服侍，从抽离到融合，从垂直纵向到水平横向，从排外到包容，从敌对到友谊，从静止到变化，从消极接受到积极投身，从描述到原则，从规定到开放，从制约行为到心灵对话，从律法强制到良心牵制，从外在同化到内在对圣洁的追寻。”
这些神学语言的转变看上去是细节，微不足道，但是，当这些细小的要素集合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看到它们表现了一种新的灵性，背后是一种重大的神学模型转换，正因为有这种转变，教会对整个世界的态度不同了，对其它宗教的态度不同了，对世俗文化和价值的态度也不同了。“对话”（频率很高的词汇）代替了说给别人听的“预言”或“咒诅”，天主教会也从“隔都”（ghetto）进入了与社会多元和知识多元的世界的对话之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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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2-10 09:43:02 发表 |
| 天主教的思想悄然发生变化，但不是从方济各开始的，方济各只是确认和巩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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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站网友 匿名 |
2017-02-10 08:21:27 发表 |
| 方济各推翻所有教宗的思想，把自己无神论的调调强加给天主教会，却又处处打着前教宗们的旗号遮遮掩掩。方济各终将受到惩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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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站网友 匿名 |
2017-02-10 06:30:52 发表 |
| 建设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天主的国度。你的话不易理解，因为通常认为世界不是天主的国度，而是魔鬼控制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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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和非基督宗教的对话
“教会之外无救恩”在梵二会议之前是一个比较普遍接受的观念，虽然不同的时期的理解和表述有一些细微的差异。这个观念在最早由教父西普利安（Cyprian）明确阐述，他认为那些因为罗马的逼迫而脱离教会的人，因此也就失去了教会和基督带来的救恩应许，就像离开了诺亚方舟的人，就不能获得逃生机会一样。奥古斯丁在反对多纳派的时候，他引用了西普利安的“教会之外无救恩”的思想，当然，他和西普利安有点差异，即他认为教会之外受洗的人和教会内的人一样，都是在天主预知之中的，也是有救恩的，不过，他将犹太教徒、异教徒乃至未受洗的婴孩都放入受咒诅的人群中。随着罗马帝国将基督教看成国教、基督教世界在西方的形成，“教会之外无救恩”的思想渐渐普及。尽管中世纪托马斯的圣事观打破了这种外在直观的理解,指出圣事最后效果不仅仅取决圣事的外在条件（in re）， 还同样取决于圣事参与者的心态(in voto)， 也就是说内在的意愿才是衡量一个人的基督徒身份的标准，同时他也强调基督救恩的普遍性，甚至还认为那种因为客观原因而不知道基督救恩的人是不能被定罪的。天特会议了表述了类似的主张。这种观点随着１６世纪西方世界对新大陆的发现、西班牙道明会对印第安人的同情而得深化，他们指出，因为不可抗拒的因素而不知道基督教信仰的外教者，在天主的眼中是没有罪责的，并在１９世纪中叶首次得到教宗（庇护９世）认可。１９４３年教宗通谕“奥体”（Mystici Corporis）虽然再次重申了“教会之外无救恩”的思想，但是不久教廷就对字面化理解“教会”的做法提出批评，认为这个说法不能成为对天主教会之外的人进行谴责咒诅的依据，天主教会唯一肯定不能得救的只是那些被天主教会绝罚、并且始终停留在教会之外的人。
梵二会议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态度。在《教会宪章》（LG）中说，教会被看做是旅途中的教会，是一个仍在行进中的、真理尚未完全实现的实在（LG14，48）；教会是救恩的普世圣事，基督的真教会实现于（subsistent in）天主教内（参DH1），但是其它教派和宗教也有救恩和真理。它不再着眼于谁不能得救，它关注的是耶稣基督的普世救恩，它明确地肯定，无论是分离的教会弟兄、还是异教徒、犹太人、无神论者，只有他们有良善意志，救恩就不会将他们排斥在外。比如天主不会将自己对犹太人的恩典和呼召收回，同时，穆斯林兄弟也因为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崇敬和基督教同一个神而有救恩。 在《教会宪章》16中，天主教会已经表明对非基督教的一个基本立场，那就是“那些尚未领受福音的人，则由各种方式走向天主的子民。其中首推那曾经和神有约、耶稣基督由该血统而生的以色列民族，他们和我们同宗，是和我们最亲近的蒙选之民，天主并没有后悔对他们的恩赐和拣选。天主救人的计划，也包括着那些承认造物主的人，其中首推伊斯兰教徒……那些在幽暗和偶像中寻找未识之神的人们，天主离他们也不远，因为赏给众人声明、呼吸和一切的仍是天主，而且救世主愿意人人都得救……那些不是因自己的过时，而不知道基督的福音和教会的人，但有诚心寻求神，……他们是可以得到永生的。” 在教会宪章中，最基本的一个态度是，救恩是普世的，天主希望人人得救，甚至那些没有明确表明基督信仰的人，他们也有救恩和永生。
《教会对非基督宗教态度宣言》（NAE）可以说是梵二会议影响面最广的一个文件，尽管它是十六个文件中最短的一个文件，它涉及到基督教和非基督宗教、和伊斯兰教、特别是和犹太教之间的关系。对西方人而言最敏感的是第四章关于犹太人问题。这个与在《教会宪章》被称作“和我们最亲近的蒙选之民”的犹太人相关的问题，在召开梵二会议之前，就是教宗二十三世所思虑的问题，他要求德国主教、促进基督教合一秘书处的枢机主教比易（Augustin Cardinal Bea）负责这个问题的研究。天主教会历史上有强烈的反犹情节（犹太人被看做是将耶稣钉上十字架的千古罪人），二战纳粹集中营对犹太人大规模的屠戮，而前任教宗庇护十二在战时对犹太人的淡漠态度在当时引起教会的反思，这些都构成当时撰写这个章节的背景。这个宣言承认基督教和犹太教有共同“伟大的精神遗产”（NAE4），在这个基础上，要鼓励双方彼此尊重和理解，反对任何形式的仇恨和迫害。这个文件起草的时候，基督教和犹太人的对话，远远不及基督教内部大公主义那么深入，《教会对非基督宗教态度宣言》可以说是第一个系统论述基督教和犹太教之间关系、并呼吁对话的基督教官方文件，表明了有组织的基督教－犹太教对话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