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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7-13 11:12:45 发表 |
台学者：部署福建平潭离台湾仅68海里 大陆海巡船未来或在台海强势执法
来源：联合早报 2022-07-13
排水量达6600吨的中国大型海事巡航救助船“海巡06”星期一（7月11日）正式列编福建海事局，并部署在平潭岛，引发外界关注。
受访学者分析，北京近期加强对台海管辖权的主张，部署大吨位的海巡船，相当具有针对性，未来可能会通过在台海的强势执法，创造对台海行使管辖权的事实。
平潭距离台湾本岛最近仅68海里，相当于125公里，是台湾海峡最窄处。虽然海巡船隶属中国交通运输部海事局，不同于海警船隶属武警部队海事局，但同样具备执法能力，因此这次“海巡06”列编、部署格外引人关注。
一个月前彭博社曾报道，中国军方多次在与美方会晤时强调台湾海峡不是“国际水域”（international waters）。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随后提出“中国对台湾海峡享有主权、主权权利和管辖权”的主张。
台湾中华战略前瞻协会研究员揭仲接受《联合早报》采访时分析，北京在台海部署大吨位海巡船，本身就意味加强对台海的执法与管理，不排除未来将通过强势执法行动，创造对台海行使管辖权的事实。
他也提到，“海巡06”吨位远大于台湾多数舰艇，倘若行驶到台海中线以东执法，台湾可能要动用军舰来支援。但军舰面对执法船时很多行动会受限，法理上更会落于下风，“这会让争议变得更复杂”。
综合新华社、中新社报道，周一列编的“海巡06”全长128.6米，宽16米，深7.9米，满载排水量6600吨，最大动力1万3920千瓦，搭载船用北斗及GPS定位系统，以及多星联动的卫星通讯设备，可与通信指挥车、海事巡查车、其他执法船艇、直升机、无人机及船舶交通管理系统（VTS）、船舶自动识别系统（AIS）协同配合。
报道并形容，海巡06是构建中国“陆海空天一体化”综合监管和快速反应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作为独立、立体、移动的海事行政执法单元，执行海上巡视、海事监管、海上交通事故调查处理和船舶污染监测，也能进行搜救与船难险情事故的应急处置。
揭仲指出，这么大吨位的海巡舰艇，在大规模军事行动中通常会被征召从事军事任务。因此，不排除“海巡06”在设计建造时，就已考虑到战时应用，只要经过短暂改装，就能装上较重的火力武装，担任次要护航、巡逻、封锁任务。
除了台海之外，中国万吨级海事巡逻船“海巡09”2021年10月也在广州南沙列编，且配置智能机舱系统、水炮系统、救助艇，并可搭载多型直升机。当时也有分析认为，这将增强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执法力量。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近期也通过立法完善海上执法能力，例如2021年陆续通过的新版《海警法》《海安法》均涉及海上执法规范。接着2022年6月通过的《军队非战争军事行动纲要（试行）》，则授权军队在非战争状态下应对处置突发事件，也被视作海上执法维权的扩张。
揭仲推断，这系列立法目的在于完备海上执法“紧追权”法律架构，完成军队支援执法武力的相关法律准备，替“联合维权”定出清楚标准流程。当中国船舰执法时，若有船只拒绝配合，中国执法船不仅有紧追的权力，甚至可以呼叫军机、军舰支援。加上这次部署大吨位海巡船舰，相信未来在运用上会更频繁熟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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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7-13 09:04:04 发表 |
这个世界比的就是谁的意志得到贯彻、谁的意愿能够实现。
神之力：一命就成、言出即法、意愿就是旨意。人是神的分身，不同程度获得神之力。如果总是事与愿违、心想事不成，就是获得神之力最少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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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7-13 08:37:04 发表 |
| 陈亲王的事与愿违：希望发生的事——中国革命，没发生；不希望发生的事——天主教被革命，发生。每个人、每个国家，目标都不一样，这个世界比的就是谁的意志得到贯彻、谁的意愿能够实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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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7-13 07:43:19 发表 |
| 中华民国的软弱无能堪比满清，患有严重的讨好型人格。“果粉”不会承认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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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7-13 07:38:53 发表 |
| “精日”、“汉奸”那么努力传教是为什么？让人忘记这些，宽恕。凡事都要中国反思，呵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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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7-13 07:26:21 发表 |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聊聊日本侵华之前，中国对日本的全民救灾行动
一钵行者 2022-07-10 23:22 发表于山东
1923年9月1日11时58分，日本关东地区发生的7.9级强烈地震。造成15万人丧生，200多万人无家可归。消息传到中国时，中国政府迅速行动，展现了极其罕见的高效率。外交总长顾维钧提出，对于日本震灾，“我国本救灾恤邻之义，不容袖手旁观，应由政府下令，劝国民共同筹款赈恤”。
上海总商会决定，“购办面粉一万包，米三千包”，并垫付611万元，由顾馨一、荣宗敬购置面粉及装船，虞洽卿办理报关。商人、画家、上海佛教领袖王一亭募捐白米6000担、面粉2000余包以及各种生活急需品。招商局则派出“新铭”号轮船免费运送。他们的效率非常高，满载着面粉和大米等第一批救灾物品的“新铭”号，就起锚驶往日本，这成为日本接受到的国际第一笔援助。
中国红十字会总办事处理事长庄得之、医务长牛惠霖，亲自率领“男女医士四人，救护员八人，书记会计各一人，女看护士四人，队役四人，现款二万元，药料等品十余大箱”乘日轮皇后丸起程前往日本东京参与赈灾工作。这是到达日本灾区的第一支国际医疗救援队伍。
京剧大师梅兰芳发起成立了“全国艺界国际捐赈大会”，余叔岩、杨小楼等明星都参加了义演，为日本赈灾筹集了5万元大洋。“上海伶界联合会”也在“新舞台”开展两天的义演，由何丰林、盛竹书、汪精卫、史量才、虞洽卿、叶楚伧、张季鸾等人赞助。上海书画保存会通过拍卖，为日本赈灾筹集款项，拍卖的画作包括会员们收藏的唐寅（唐伯虎）、刘墉（刘石庵，即“宰相刘罗锅”）、吴昌硕、李梅庵、钱季寅等名家精品。
上海县教育局、教育会发起成立“救济日灾会”，上海县立各小学都成立了“募捐队”，除向学生及家长募捐外，孩子们还“手执‘救命’、‘恤邻’等字样小旗，沿途演说，挨户劝捐，精神充足，言论切当，路人颇义之”。
北京各界在中央公园“来今雨轩”集会，北京银行公会捐助10万元购买米面3万石。世界红十字会中华总会决定拨付5万元赈灾，派代表携带粮食、衣物、药品赶往日本。天津方面，直隶省长王承斌召集天津商界人士会商援助日本灾区。天津红十字会、天津报界公会等纷纷行动，筹粮筹款，支援日本。广州、南京、东三省等都捐出大额粮食、物品和款项。
在段祺瑞的“救灾同志会”成立仪式上，倪嗣冲、周学熙、靳云鹏、曹锐、曹汝霖、张勋、鲍贵卿等出席并捐款，当场筹集了价值10万日元的款项，次日直接汇给日本首相山本权兵卫。此外，担任直鲁豫巡阅使的曹锟，捐款5万元，3万元为赈济日人，2万元为赈济旅日华侨、留学生；两湖巡阅使吴佩孚、湖北督军肖耀南各捐款2万元；江苏省长韩国钧、直隶省长王承斌、松沪护军使何丰林、安徽省长吕调元、浙江督办卢永祥、浙江省长张载阳等均捐款1000元至1万元不等……
根据上海《申报》、天津《大公报》的鸣谢公告，及天津《大公报》另行刊登的“救灾同志会段祺瑞等谨启”的捐款实收公告，仅此三项的捐款总额的大洋就达到44万元以上。
以上海为中心的江浙地区，成为这次救灾的主力，包括温州在内的不少中小城镇也建立了赈济日灾团体。日本轮船甚至直放温州，运载木炭、烟叶、菜子、鲜蛋等物，一次价值就高达51万元。
我国普陀山和许多寺院举行四十九天道场法事，念经念佛，吊祭日本罹难者。在杭州铸造完工的梵钟，至今还存放在东京都慰灵纪念堂。
北洋政府海军部长李鼎新，他是甲午海战中“定远号”副管驾，与日本有深仇大恨，此时毅然发下仇怨，本着人道主义，指挥输送物资救助灾民。)，调派军舰两艘，载运粮食急驶往横滨拯救灾民。并电上海总商会召集巨商及慈善机关，设法捐助大批款项汇东急赈。闻总商会已议定派商船十支，载运食物、药品分赴东京、横滨、神户等处接济。
八年后，日本发动了九一八事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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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7-12 11:10:30 发表 |
莱布尼茨的这种有机论哲学思想受到科学史家李约瑟的大力赞赏。李约瑟将莱布尼茨视为是现代西方有机论思想的直接先驱, 并猜测他的有机论哲学可能是受到中国思想的启发:“当它 (有机论思想) 来临的时候, 人们发现一系列的思想家已经为它准备了道路——从怀特海回溯到恩格斯和黑格尔, 又从黑格尔回溯到莱布尼茨——然后大概灵感就不再是欧洲的了。也许最现代的‘欧洲的’自然科学的理论基础受益于庄周、周敦颐和朱熹等人的地方, 比这世界已经意识到的要更多。”[6] (第505页) 李约瑟的这一设想固然令人振奋, 但正如本文所分析的, 莱布尼茨的有机论哲学是有其自身的思想根源的, 即对上帝进行充分理性化的结果——上帝对世界的不干涉使得世界按照自身的规律和动力运作。有意思的是, 中国的有机论思想某种意义上也是这种宗教转换的结果——即对上古的人格神加以理性化, 这一过程在理学思想中达到顶峰。
反观当代的文化比较, 人们出于种种不同的目的, 似乎更注重文化间的差异性, 但莱布尼茨注重寻找文化间共识的努力是值得人们重视的。对莱布尼茨而言, 这种文化间的契合绝不仅仅是空洞的思想而已, 他穷其一生的努力都是在政治、外交、文化等多方面社会活动中, 试图缔造一个基于人类共同的理性 (即自然神学) 的人类共同体, 将破碎的欧洲整合起来, 并进而使欧洲和中国能够紧密联合, 取长补短, 通过发扬人的理性和科学精神, 消除世界上的各种混乱和纷争, 建立一个极大地促进人类福祉的新世界。莱布尼茨的宏伟构想固然失败了, 他的普遍理性主义思想也不免忽视了文化间的差异, 但是一个有希望的人类未来除了建立在文化间的共识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 还能有其他的选择吗?如果我们不愿赞同亨廷顿的文明间必然冲突的理论的话, 那么莱布尼茨关于东西方文化大融合的宏伟构想就仍不失为我们努力的方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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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7-12 09:35:27 发表 |
创造力就是所谓浪费时间的残留物。
——爱因斯坦
2016年2月11日，LIGO（激光干涉引力波观测站）科学家宣布接收到了100年前由爱因斯坦预言的引力波，证实了引力波的存在，引起了科学界的关注及万众热议。那么，什么是引力？什么又是引力波呢？
牛顿发现万有引力
这是一个流传甚广但迄今无从考证其真实性的故事：1665年的一天，大科学家牛顿在花园里散步，看到苹果从树上落下。他想，苹果受到地球的吸引会从树上掉下来，而悬挂在空中的月亮为什么不会掉下来呢？他又想，月亮绕地球做圆周运动，需要一个向心力；如果地球对月亮的吸引力能够穿越浩瀚的太空作用于月亮，那么这个力的大小应该与距离的平方成反比。算了一下，向心力与吸引力两者相等。原来月亮做圆周运动的向心力是地球给的。此时，牛顿的思路产生了一个飞跃：宇宙里的任何物体大到星球小至尘埃，相互之间都存在吸引力，故称万有引力！
随着牛顿故事的家喻户晓，地球上存在重力也广为人知。艺术家对重力并不陌生，建筑师和雕塑家对重力也有切身感受。而画家在创作的时候却喜欢逆向思维：如果物体在不受重力的空间里，情况会怎样？富有创意的法国画家马奈，其许多绘画作品中，画中的人物好像悬浮在空中，上不接天下不着地，这在以前的西方绘画中很少见。图1是法国印象派画家修拉的《马戏团》，女演员轻盈的肢体动作是在重力空间里无法完成的，让观众产生一种“失重的感觉”。
万有引力定律在计算实际问题上取得了成功，但是在理论问题上却面临困难：地球和月亮相距如此遥远，互相之间的吸引力到底是瞬间产生的，还是通过介质传递的？
为了能够自圆其说，科学家提出了一种“以太”说，认为空间里充满了这种无色无味而富有弹性的物质。可是当一个精密实验证明了太空里并不存在以太的时候，牛顿力学面临的困难就更大了。
爱因斯坦预言引力波
20世纪初，伟大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提出了相对论，从根本上颠覆了牛顿的时空观。他说：“牛顿啊！请原谅我，你发现了你那个时代所能发现的唯一的路⋯⋯但是我们知道，如果想达到更深刻的理解，这些概念需被远非人类能体验的其他内容所替代。”
在牛顿力学里，时间如流水，空间像框架。而在相对论里，时间和空间是物体的属性：当空中放置了一个重物，它周围的空间就会变得弯曲，时间过程也会发生变化。而弯曲的时空又会影响到其中物体的运动，改变物体的运动方向。图2所示的是一个相对论的空间模拟图：在一大片无限扩展的弹性网格上，大球的重量使网格下陷，如果在附近的空间里还存在另一个小球，那么小球就会因为网格空间的变形，朝大球滚过去，两球之间出现的相互吸引力（即万有引力）就是由空间变形产生的。当然，小球为了不掉到大球上，只有在变形的网格空间里做圆周运动才行。
爱因斯坦的这些奇思妙想都是在大脑里进行的，这在物理学里称为理想实验。但是，它也是可以通过实验来验证的。
1919年，由爱丁顿带领的英国科学考察队来到了非洲西海岸外的普林西比岛，按推算，在这个岛上某地某天能看到日全食。由于月球经过太阳的表面时，太阳的光芒被完全遮住，岛上的天空变得黑暗，即使中午也可以看到恒星，此时，恰好从太阳边缘经过的恒星光束在穿过太阳周围弯曲的空间时必定会发生偏转。倘若爱因斯坦的理论是正确的，那么在这个黑暗的白天，这些恒星出现在天空的位置，就应该与其后在夜间出现在天空中的位置不一样。最终，日全食的观察结果与爱因斯坦的预言完全一致。后来有学生问爱因斯坦，如果实验结果不能证明他的理论，他会怎么想？爱因斯坦回答：“我会为上帝感到遗憾——这个理论是正确的！”可见他对此信心满满。
英国科学考察队的观察证明了爱因斯坦的理论，这在世界范围内引起轰动。一时间，爱因斯坦人气爆棚！许多国家纷纷邀请他去讲学。
1922年，爱因斯坦在去日本的途中顺道访问了上海，在南京路被一群青年学子认出，大家兴奋地把他抬了起来。那天，他还去豫园听了昆曲，晚上参加了画家王一亭的家宴并欣赏了中国绘画，对此留下了愉快的印象。
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还解释了水星近日点的运动等难题，就是预言的引力波还没有被探测到。那么，什么是引力波呢？看！图中的小球围绕大球转动的时候，位置在不断地改变，引起空间网格产生类似弹性震动的运动，从而发出了引力波（也称为量子涟漪）。因为引力波相当弱，所以100年来没有被探测到，最近探测到引力波，从而使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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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7-12 09:29:35 发表 |
科学何以成为科学：爱因斯坦品读牛顿
吴以义 知识分子 2016-11-15
导言：
终其一生，爱因斯坦一直注视着牛顿。这是一种精神上的继承，一种哲学的沉思。爱氏想要问的，是什么最终让科学变成了科学。作为人类对自然的世代相袭的叩问，破旧立新是科学的发展最显著的特色；而爱氏要问的却是，什么是这一发展过程中贯穿始终卓然不变的要素，而正是这些要素，定义了科学，并且成为构造现代文明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方面。
下文是吴以义先生为所著牛顿传2013年再版写的前言。从事具体科学研究的人，对科学发展感兴趣的人，都可以由此产生更深入的哲理性的思考。
撰文 | 吴以义
责编 | 艾维
科学当然不是一蹴而就地出现在历史上的。究竟什么时候科学成为科学，说实在的无法也不必作排他性的认定。本书说科学自牛顿起成为科学，意在强调科学的几项基本特征至此充分展现；其中比较有意思的有三：作为对象的自然界，理性的权威地位，以及对科学的探索本质的认识。而对此的讨论，对牛顿的评价，则当以来自“一个在科学上同牛顿相匹敌的人”为上选。[1]爱因斯坦对牛顿赞誉有加，惺惺相惜，自然值得特别的留意，而其论述也常在这三个方面。让我们做稍微细致些的考察。
科学把我们的感官所反映的自然界确立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这一观念由来已久。亚里士多德[2]就明确地说，“既然我们是在寻求感觉物体的本原，既然感觉是可触的意思，而可触又是感官触及的东西，”研究的对象就是这些东西。所谓研究这些东西，就是要揭发它们之间的因果联系。他后来又说：“显然，我们应须求取原因的知识，因为我们只能在认明一事物的基本原因后才能说知道了这事物。…… 从这些事实说来，我们将谓万物的唯一原因就只是物质，……” [3]爱因斯坦强调说，“牛顿的概念体系中逻辑上的完备性就在于：一个体系中各个物体的加速度的唯一原因就是这些物体本身。” [4]
但是，严格界定科学研究的对象，把除了感官所提供的经验事实以外的一切全部摒弃在科学之外，并没有把牛顿的研究局限在一种狭小的视野之中。近150年在科学和技术高度发达的同时，对自然的研究也日益专门化。科学家看见的，是他所专注的一个或几个极其专门的问题，而且常常是和现实经济或政治利益紧密相关的问题，这和牛顿的时代很不一样。牛顿面对的，始终是整个自然。从星辰的运动到潮汐，从原子的吸引到丹药，从光的本质到视觉，牛顿的研究在爱因斯坦眼里，是和自然的直接的无障碍的沟通：[5]
对于他，自然界是一本打开的书，一本他读起来毫不费力的书。他用来使经验材料变得有秩序的概念，仿佛是从经验本身，从他那些像摆弄玩具似的而又亲切地加以详尽描述的美丽的实验中，自动地涌溢出来一样。 他把实验家、理论家、工匠和讲解能手兼于一身。
对于爱因斯坦来说，科学所面对的就是这样的作为一体的自然：[6]
我想知道上帝是怎么创造世界的。我对这一或那一个现象无甚兴趣，对这一或那一种元素的光谱无甚兴趣，我想要知道的是上帝的想法，余皆细枝末节。
当牛顿和爱因斯坦面对整个自然时，他们当然不是只注视一个或几个孤立的现象或客体，科学所要求的，不是对现象或客体的孤立的描述，不是感官所提供的直接感受，而是对存在于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的确认。因果关系是科学地理解自然的本质特征，也是科学所孜孜追求的终极目标。爱因斯坦认为，正是牛顿，最终完成了亚里士多德的这一要求：“我们必须明白，在牛顿以前，并没有一个关于物理因果性的完整体系，能够表示经验世界的任何深刻特征。”“在牛顿以前，还没有什么实际的结果来支持那种认为物理因果关系有完整链条的信念。” [7]爱因斯坦简要地归纳了牛顿建立这种因果关系的工作：[8]
牛顿设想，作用在一个物体上的力是由一切离该物体足够近的物体的位置所决定的，这种思想无疑是受了行星运动定律的启发。只有在这种观念建立起来以后，才能得到关于运动的完整的因果概念。大家都知道，牛顿怎样从开普勒的行星运动定律出发解决了引力问题，并且由此发现了作用在星球上的推动力和引力在本质上是相同的。…… 以这里所简要说明的基础为根据，牛顿成功地解释了行星、卫星和彗星的运动，直至其最微末的细节，同样也解释了潮汐和地球的进动，—— 这是无比辉煌的演绎成就。
他后来又补充说，[9]
科学家却一心一意相信普遍的因果关系。在他看来，未来同过去一样，它的每一个细节都是必然的和确定的。
进一步，爱因斯坦认为，从纷繁的现象中整理出因果规律，“不能单从经验中得出，而只能从理智的发明同观察到的事实两者的比较中得出。”[10] 这就是理性的作用。正是理性，这种人类独有的分析能力，可以对自然材料加工，可以揭示自然现象的联系。这一人类特有的智力活动，就是科学。而这一活动的实现，有赖于两个基本的假定：一是自然界的规律确实是存在的，自然变化确为因果律所统帅；二是这种规律是可以认识的，自然现象对于人来说，或多或少，或迟或早，在本质上是可以理解的。
这是自然科学之所以可能的先验的认识论基础。爱因斯坦认为，这是唯一的不可理解的命题：[11]
借助于思维，我们的全部感觉经验就能够整理出秩序来，这是一个使我们叹服的事实，但却是一个我们永远无法理解的事实。可以说，“世界的永久秘密就在于它的可理解性。”要是没有这种可理解性，关于实在的外部世界的假设就会是毫无意义的，……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爱因斯坦把这种对可理解性的先验的信心比作一种宗教：[12]
你很难在造诣较深的科学家中间找到一个没有自己宗教感情的人。但是这种宗教感情同普通人的不一样。 …… 他的宗教感情所采取的形式是对自然规律的和谐所感到的狂喜和惊奇，因为这种和谐显示出这样一种高超的理性，同它相比，人类一切有系统的思想和行动都只是它的一种微不足道的反映。
爱氏回忆说，在十二岁的时候他第一次读到欧氏几何关于三角形三条高交于一点的证明。“它们本身虽然并不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可以很可靠地加以证明，以致任何怀疑似乎都不可能。这种明晰性和可靠性给我造成了一种难以形容的印象。” [13]他以后的工作就是建立在这样一种对理性的“宗教感情”之上：[14]
相信世界是一个有秩序的和可认识的实体，这是一切科学工作的基础，也是一种宗教情感。我的宗教感情就是对这种秩序的谦恭的赞赏，这一秩序在现实的一鳞半爪中显现，而这一小块现实和我们微不足道的理性正旗鼓相当。[15]
所以，求得自然现象的因果解释，是科学的终极目的，而在这一追求中，理性贯穿始终。爱因斯坦对牛顿及其工作所怀有的，正是这种“谦恭的赞赏”：[16]
想起他就要想起他的工作。…… 牛顿第一个成功地找到了一个可以用公式清楚表达的基础；从这个基础出发，他能用数学的思维，逻辑地、定量地演绎出范围很广的现象，并且能同经验相符合。……由此，目标就达到了，天体力学这门科学也就诞生了，这门科学已无数次地为牛顿自己和他以后的人所证实。
在爱因斯坦看来，理论为实践所证实，是理性发展的必然。如果理性不能把我们引向正确的结果，那倒是理性所不能理解的了：[17]
科学……鼓励人们根据因果关系来思考和观察事物。在一切比较高级的科学工作的背后，必定有一种关于世界的合理性或者可理解性的信念，这有点像宗教的感情。同深挚的感情结合在一起的，是对经验世界显示出来的深邃的理性的坚定信仰，这就是我的上帝。
至此我们谈到了自然界，以及人对自然的认识。既然这种认识本质上是自然现象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单一和孤立的现象，理性所追求的这种因果关系当然就不能为感官所直接把握，就必须通过人特有的智力活动认识；这种活动为理性所指导，为理性所贯穿。而在理性的带领下对因果关系的认识，基于一种对自然和自然规律的敬畏和对人的认识能力的信心，常表现为一种从不知到知，从知之甚少到较多的过程。这一过程为科学的成果所标志，但是这一进程的本质却并非这些成果而是它们的不断更新。开普勒在讨论行星运动时曾用 being 和 becoming来强调静止的状态和变化的过程，在这儿或可以作一不恰当的附注。 [18]如果留意科学的本质是这样一种过程，我们就不会为牛顿学术生涯中的表观不一致而困惑，事实上，他在天文学上的和炼金术和年代学方面的工作同样都是理解自然的努力。
由此可见，科学活动必然是一种探索。这种不断完善的过程的起点，常在对于理论的弱点和不足的深刻认识。科学理论从来不是自我封闭的。在理论成功的同时，认识到其中的弱点，恰恰为理性的下一步的追求指明方向，这就使得科学成为一种连续的，指向明确的，世代相袭的社会活动。爱因斯坦认为，牛顿理论的弱点在于绝对时空的概念，这一概念是虚幻的；[19] 在于假定力的超距作用，这一假定和我们日常生活的经验不合；还在于认定引力质量和惯性质量相等，牛顿对此没有作任何物理的解释，而《原理》定义质量的妙处恰恰在于其可操作性。不难看出，爱因斯坦所注意的，正是相对论的出发点，正是他所力图解决的问题。理论就是这样成长。作为牛顿事业的直接继承人，爱因斯坦比任何人都更加亲切地感受到牛顿的伟大：[20]
牛顿的基本原理从逻辑的观点看来是如此完善，以至于检验这些原理的动力只能来自经验事实的要求。…… 我必须强调指出，牛顿自己比他以后许多博学的科学家都更明白他的思想结构中固有的弱点。这一事实时常引起我对他的深挚的敬意，……
值得留意的是，爱氏的敬意来自牛顿对自身理论的弱点的认识和思考。牛顿关于以太的考虑，在爱因斯坦看来，这才是一种“挑战”：[21]
去了解牛顿想的什么，以及他为什么要干某些事，那是最重要的。…… 比如，牛顿是怎样并且为什么提出他的以太概念的？尽管牛顿的引力理论得到了成功，他对引力概念还是不满意。…… 牛顿所最强烈反对的是一种能够自己在空虚空间中传递的力的概念。牛顿希望用以太来把超距作用归结为接触力。…… 这里有一个牛顿思想过程的最有趣的说法 ……
因此，尽管牛顿的以太概念后来被证明不成功，但是，如果注意到科学发展的本质模式是探索，我们就不会在个别成果、个别概念上纠缠：[22]
本来理智每一活动的目标，就是要把奇迹转变为理智所已掌握的东西。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奇迹确实可以转变，那么我们对牛顿的才智，就只会更加钦佩。
惺惺相惜。在爱因斯坦看来，正是牛顿，规范了“西方的思想。”牛顿所树立的，是以后科学研究乃至一切学术研究的“规矩”和“典范”：[23]
我们觉得有必要在这样的时刻来纪念这位杰出的天才，在他以前和以后，还没有人能像他那样地决定西方的思想、研究和实践的方向。他不仅作为某些关键性方法的发明者来说是杰出的，而且在善于运用他那时的经验材料上也是独特的，同时还对数学和物理学的详细的证明方法有惊人的创造才能。由于这些理由，他应当受到我们的最诚挚的尊敬。
不须解释，如果以科学的最终目标即自然界中的因果关系，科学的最高原则即理性的批判精神，以及科学的发展形态即尝试和实验的探索模式来衡量，牛顿的工作确实标志了一个时代。在牛顿诞生将近三百年的时候，爱因斯坦再次提到牛顿，深沉的眷恋溢于言表：[24]
牛顿的时代早已被淡忘了，他那一代人的充满疑虑的努力和痛苦已经从我们的记忆中渐渐消失；只有少数几个伟大的思想家和艺术家的作品留了下来，给我们和我们的后代以欢愉和高尚。
但是，这种“欢愉和高尚”并不会自发自动地向受众转移。爱因斯坦八十年前的担忧，现在听起来竟像是近乎先知式的警告了：[25]
我所以要说这些话，是因为在我们这个时代里，为知识而尊重知识的精神，已不再像文艺复兴时代的那几个世纪时那样的强烈了。
的确，科学革命时代上承文艺复兴的余绪，下开启蒙运动的先河。文艺复兴的一个标志是人的兴趣极大地转向自然。在此之前，人们为了追寻上帝而诉诸自然，自然对于人而言，是上帝智慧的展示。当牛顿的工作为世人所知晓，科学革命臻于完成的时候，情形丕变，人们为了追寻自然而诉诸上帝。在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探索中，上帝退居原动者和最后因，而理性作为这一探索的主线，始终贯穿。当理性成为人类活动的最初动因和最后判定者时，科学就成为了科学。
作者简介
吴以义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硕士（1981年），师从张瑞琨先生，最初偏重于量子力学史。1984年起师从普林斯顿大学Charles Gillispie教授，1989年完成博士学位。随即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科学史和科学社会学系任席文先生博士后研究助理。之后在纽约市立大学，China Institute，复旦大学等处教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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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7-12 09:20:22 发表 |
凯恩斯：牛顿其人
郝刘祥 译 燃读 2020-01-27
文｜凯恩斯
译｜郝刘祥
《牛顿其人》这篇文章是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Joan Maynard Keynes ,1883-1946）为纪念牛顿诞生300周年而准备的演讲稿底稿，1942年在皇家学会俱乐部友人圈子内宣读过。由于二战之故，牛顿三百年祭推迟到了1946年7月15日至19日，其时凯恩斯勋爵已去世，留下的底稿是由其弟杰弗瑞（Geoffrey Keynes）于1946年7月17日在剑桥三一学院宣读的。凯恩斯何时开始对牛顿感兴趣尚不清楚，但他终生致力于牛顿手稿的研读和收藏。他的这篇演讲是牛顿研究的一个转折点。在此之前，牛顿一直被认为是理性主义的化身。在此之后，人们开始注意到牛顿的神学和炼金术思想与其数学和物理学思想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而在17世纪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上来理解牛顿的伟大与超凡。
──译者注
当我试图在牛顿自己的家中向你们讲述牛顿的真实形象，我确实有些怯意。很长时间以来，我一直埋首于牛顿的手稿之中；我早就打算将我的印象和心得写成一篇文稿，在1942年圣诞节牛顿诞生300周年纪念会议上宣读。但战争剥夺了我来探讨这一如此重大主题的闲暇，也剥夺了我去查阅自己的图书文稿以便证实我的印象的机会。所以说，我将要在你们面前宣读的这篇短文，如果没有达到它本该达到的深度，我希望你们能够谅解。
预先再说明一点。我相信牛顿不是人们通常设想的那个样子。但我不相信他的伟大会因此削弱。他没有19世纪精心描绘出来的形象那么平常，事实上他更为超凡。天才都是极为特异的。希望这里没人会认为我是在用描述的手法来贬低剑桥最伟大的儿子。事实上，我是在努力像他的朋友和同代人那样来看他，而他们无一例外地将其视为最伟大的人物之一。
18世纪及其以后，牛顿就被认为是第一位、并且是最伟大的现代科学家，一位理性主义者，是他教导我们按照冷酷无情的推理方式来思考问题。
我不这样看他。我不相信，有谁阅读过牛顿手稿箱中文本的人会这样看他；那个箱子是他在1696年最终离开剑桥时封装好的，现在已流传到我们手中，尽管其中部分手稿已经散落。牛顿不是理性时代的第一人。他是最后一位魔法师，最后一位巴比伦人和苏美尔人，最后一位像几千年前为我们的智力遗产奠立基础的先辈那样看待可见世界和思想世界的伟大心灵。艾萨克·牛顿，1642年圣诞节降生的遗腹子，是最后一位可以接受博士朝拜的神童。
假如有时间，我很愿意向你们读读牛顿同代之人对其童年的记录。因为这份记录尽管传记作家相当熟悉，却从未完整地出版过──不加任何评论、原样地出版。这份记录确实是编织这位年轻魔法师传奇的素材，是描绘这位天才的开放心灵的最为欢快的一幅图像，它略去了这位年轻学子内心的不安、忧郁和神经质般的紧张。
尽管用现代流行的术语来说，牛顿是一个严重的神经过敏者，并非不常见的那种；但我要说──依据历史材料──他是最为极端的一例。他的至深天性是玄奥的、隐秘的、遁世的，对于向世人袒露自己的思想、信仰和发现感到极度的恐惧。“我所知道的最忧虑、最谨慎、最多疑的性情”，惠斯顿（Whiston），这位卢卡斯讲座教授的继任者曾这样评论道。牛顿与胡克、弗拉姆斯蒂德（Flamsteed）和莱布尼兹之间广为人知的冲突和颇不光彩的争吵，明白无误地说明了这一点。像所有他这种类型的人一样，他完全远离女性。他不丢弃也不发表任何东西，除非在朋友们的极端压力之下。直到他生命的第二阶段为止，他都是一位专注的、神圣的孤独者，通过深刻的沉思（introspection）来从事自己的研究，其精神毅力或许无人能及。
我相信，理解其心灵的线索，当在其全神贯注并且持之以恒的非凡的沉思能力之中找到。固然，我们有理由将其视为一个技艺高超的实验家，笛卡尔也可如此看待。牛顿孩童时代的机械发明的故事，是最迷人不过的了。他的望远镜和光学实验更是明证。这些无疑是他的核心性成就，是他那无可匹敌的全能技艺的一部分；但我确信，这些并不是出于他的独特天赋，特别是在他的同代人当中。他的独特天赋在于，他有能力在其内心中持久地抓住一个纯粹心智上的问题，直到彻底澄清它为止。我想，他的卓越要归功于天才人物所禀有的最强健最经久的直观力量。
任何尝试过纯粹科学或哲学思考的人都知道，一个人何以能在自己的内心中暂时抓住一个问题并且集中全部力量来突破它，它又将如何从你的头脑中消失，直至你发现你所审视的是一片空白。我相信牛顿能够连续数小时、数日、甚至数周在自己的内心中紧紧抓住一个问题，直到该问题向他交出秘密为止。然后，作为一位超凡的数学技师，他将其包装起来，如你所愿，以便于解释和说明，但卓越不凡的是他的直觉。“如此陶醉于猜测之中”，德摩根（de Morgan）说，“以至于比起他有可能加以证明的东西来，好像知道的要多得多。”证明，不论其价值如何，我已说过，是随后装扮起来的──它们不是发现的工具。
有一个故事，讲他告知哈雷关于行星运动的最基本发现之一的情形。“是的”，哈雷答道，“但你是怎么知道的呢？你已经证明了吗？”牛顿非常吃惊──“什么？我已经知道多年了”，他答道。“如果你给我几天时间，我肯定会找到一个证明”──他及时做到了。
还有，有迹象表明，牛顿准备《原理》时，在最紧要的关头被一道证明搁住了：如何证明我们可以把一个球体当成一个所有质量都集中在其中心的质点来处理呢？直至《原理》出版的前一年他才成功地找到一个证明。但他早就知道这是对的，并且多年来一直把它当作一个真定理来使用。
毫无疑问，用来装扮《原理》阐释的特殊几何形式，与牛顿得出结论的心智过程没有任何相似之处。
我猜想，他的试验通常不是发现的手段，而是证实他业已所知的东西的工具。
为什么我称他为魔法师呢？因为在他看来，整个宇宙以及其中的万物只是一个谜语或一桩秘密，纯粹思考某些证据或迹象（evidence）──上帝有意布放在世界中以供哲学家作寻宝游戏的神秘线索──就能把它解读出来。他相信，这些线索部分可以在天空的迹象和元素的构成中找到（因此将他看作是一个试验自然哲学家是错误的），部分可以在通过教友流传至今的某些文献典籍中找到（这些典籍的传承从未中断，一直可以上溯至巴比伦的原始天启）。他把宇宙看作万能之主设置的密码，就像他自己在与莱布尼兹通信时将微积分的发现写成密码文一样。他相信，通过纯粹的思考，通过心灵的专注，这个谜语就会向受启者泄露自己的谜底。
他确实解读了苍穹之谜。并且他相信，运用同样的沉思中的想象力，他也能解读上帝的秘密，解读神明预定的过去与未来事件的秘密，解读从初始未分化的第一物质到各种元素及其构成的秘密，解读健康与不朽的秘密。他相信，所有秘密都会向他显露，只要他能坚持到底，只要没有任何外来干扰：阅读抄写和试验一切都由他自己来做、无人进来打搅、严格对外保密、没有不谐和的阻拦或批评。他怀着恐惧与畏缩来探讨这些半命定半禁止的事物，如同回到母亲的子宫一样爬回上帝的怀抱。“独自航行在奇异的思想大海之上”，不是查尔斯·兰姆（Charles Lamb）“那种只相信像三角形的三条边一样清楚的事物的家伙”。
他就这样持续奋斗了大约25年。1687年，在他45岁的时候，《原理》出版了。
在三一学院这里，向你们介绍他在做出最伟大成就的那些年是如何在你们周围生活的，最恰当不过了。教堂的东端比大门向东延伸得更远。在17世纪下半叶，三一大街和连接大门与教堂的建筑物之间的空地上，有一个带围墙的花园。南墙从大门的角塔伸向教堂，与教堂重叠的距离至少有现在人行道的宽度。因此，花园规模适度合理，正如洛根（Loggan）的版画（取自Cantabrigia Illustrate, 1688）清楚显示的那样。
这是牛顿的花园。他拥有一套研究员房间，在大门门房和教堂之间──那套房子我想现在是布罗德(Broad)教授住着。花园连着一个楼梯，通往木柱支起的阳台，阳台从建筑区凸向花园。楼梯的顶部支着他的望远镜──请不要与牛顿在世之时（但离开剑桥以后）设立在大门顶部的观测台相混，那是供罗吉尔·科茨（Roger Cotes）和牛顿的继任者惠斯顿使用的。这个木建筑物，我想是惠威尔（Whewell）1856年拆除的，代之以布罗德教授的石凸窗。花园的教堂那头是一个很小的二层建筑，也是木制的，那是牛顿的实验室。当他决定准备出版《原理》时，他雇用了一个年轻的男性亲戚汉弗瑞·牛顿（Humphrey Newton）来做抄写员（《原理》手稿在付梓时显然在汉弗瑞手中）。汉弗瑞与他一起呆了５年，从1684年到1689年。牛顿去世时，汉弗瑞的女婿康迪特（Conduitt）写信问他回忆录之事，我收集的手稿中就有汉弗瑞的回信。
在这25年全神贯注的研究中，数学和天文学只是其事业的一部分，或许还不是他最投入的那部分。我们有关这些的记录几乎完全局限于他离开剑桥前去伦敦时保存在那个手稿箱中的文稿。
让我对这些文稿的主题作些简要提示。它们的数量极其巨大──我敢说留存至今的手稿在100万字以上。无疑，除了作为辅助我们理解这位最伟大的天才的心灵的迷人的侧光灯之外，它们没有多少实质性的价值。
且让我不要夸大其辞来反驳过去两个世纪精心创造出来的那个牛顿神话。他的疯狂极其有条不紊。他所有未发表的关于神秘事物和神学的著作，都带有这样的标记：精致的学识、准确的方法和极为严肃的陈述。假如它们的内容和目标不是魔法性质的，它们就会像《原理》一样健全和明智。它们都是在他进行数学研究的那个25年内写成的，可以分为几大类。
牛顿很早就在三一学院放弃了正统的信仰。当时在知识分子圈中，索奇尼派（Socinian）是一个重要的阿里乌斯教派。牛顿可能会受到索奇尼派的影响，但我想他没有。他不如说是一位迈蒙尼德学派的犹太一神论者。他得出这一结论，不是基于比如说理性的或怀疑的立场，而是完全基于古代权威著作的诠释。他相信，天启的文献根本不支持三位一体教义，它是后来伪造的。从天国向我们显现的上帝只有一位。
但这是一个可怕的秘密，牛顿怀着绝望的痛苦终身将其隐藏在内心。这就是他拒绝圣职的原因，为此他必须得到特许以保住自己的研究员和卢卡斯讲座教授的职位，并且不能担任三一学院的院长。甚至1689年的宽容法案也把反三位一体论者排除在外。流言是有一些，但不是在最危险的时期，不是在他担任三一学院的年轻研究员的时候。他大体上将这个秘密带进了坟墓。但他的手稿箱中的大量手稿泄露了这一秘密。
在他死后，霍斯雷（Horsley）主教受命检查这个手稿箱，希望将它们出版。他看过内容之后万分惊恐，砰然将其合上。百年之后，大卫·布鲁斯特（David Brewster）爵士再次查看了这个手稿箱。通过精心选择和摘录，加上一些严肃的小谎言，他将那些痕迹掩盖了起来。最近的传记作家莫尔（More）先生更坦诚一些。牛顿大量反三位一体的文章，在我看来，是其未出版的手稿中最为有趣的部分。
除了他的更为严肃的信仰宣言之外，我还有他的一篇完整文章，表明了牛顿认为哪些记录是极端不诚实的和伪造的。他认为，圣·阿塔纳修斯（St. Athanasius）对此负有责任，特别是诽谤阿里乌斯死于厕所一事。7世纪下半叶英格兰三位一体论者的胜利，不仅是彻底的，而且是辉煌的，就像圣·阿塔纳修斯当初大获全胜一样。有充足的理由认为，洛克是一神论者。我还见过有人论证弥尔顿也是一神论者。牛顿的记录中有一个污点：他的卢卡斯讲座教授的继任者惠斯顿因为公开承认自己的观点──那是牛顿在内心已经隐藏了50年以上的秘密──而失去了教授席位并被逐出了大学，可牛顿当时一言不发。
保有这一异端信仰，进一步加剧了他的沉默、守密和内向的性情。
手稿中的另一大类涉及所有门类的天启作品，从中他试图推想出宇宙的隐秘真理──所罗门圣殿的规模、大卫书、启示录、以及大量其他著作，其中部分著作是在其晚年出版的。与此相随的是数百页教会史之类的手稿，意在发现口头流传下来的教义的真理。
再有一大类，从笔迹上判断应是最早期的，与炼金术相关──嬗变、哲人石和长生药。几乎所有检查过这些手稿的人，对其范围和性质不是秘而不宣，就是轻描淡写。大约1650年左右，伦敦有一个相当可观的团体，以出版商库珀（Cooper）为中心。他们在随后20年中不仅复兴了人们对15世纪英格兰炼金术士的兴趣，而且复兴了人们对中世纪以及中世纪之后炼金术士的译作的兴趣。
剑桥图书馆藏有大量早期英格兰炼金术士的手稿。看来，剑桥大学内有个未曾中断的秘密传统，并且在1650-1670年间再度活跃起来。无论如何，牛顿显然已沉溺其中不能自拔。就在其撰写《原理》的那几年，每年的“春季6周和秋季6周”他完全沉浸在炼金术的研究之中，“实验室的炉火几乎未曾熄灭过”──这些他对汉弗瑞只字未提。再者，牛顿全身心投入的，不是需要慎重考虑的试验，而是致力于解读传统之谜，发现隐秘诗句的含义，重复以往世纪的初创者声称做过的但实际上大多是想象的试验。
关于这些研究，牛顿留下了大量的记录。我相信，这些记录的大部分是他从已有的书籍和手稿之中翻译和抄录出来的。尽管如此，实验记录的数量仍然相当大。我浏览过不少──我想至少有10万字。无可否认，这些手稿完全是魔法性的，完全缺乏科学价值；同样无可否认的是，牛顿经年累月全身心投入其中。未来要是有某个学子，比我训练有素也比我更悠闲，来厘清牛顿与该传统以及同时代的抄本之间的精确关系，虽说无益，当是非常有趣的。
在这些异质的和超凡的研究中，牛顿度过了人生的第一阶段──做出了全部重大工作的三一学院阶段，一只脚踏在中世纪，另一只脚为现代科学踩出了道路。现在让我们转到第二阶段。
《原理》出版后，他的习惯和生活方式有了彻底的变化。我想是他的朋友，特别是哈利法克斯（Halifax），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他必须彻底摆脱在三一学院所过的生活，否则他的身心很快就会衰竭。总而言之，或是出于自己的动机，或是受到朋友的劝说，他抛弃了自己的研究。他接手了大学事务，在议会里代表大学；他的朋友在四处奔走，力图为他找到一个地位尊贵、酬金丰厚的职位──国王学院院长、查特豪斯公立学校校长、造币厂总监。
牛顿不可能担任三一学院的院长，因为他是一位一神论者，并因此未受圣职。他落选国王学院的院长，理由接近无聊，就因为他不是伊顿公学出身。对于国王学院的拒绝，牛顿极为不快，并且准备了一份长长的诉讼备要（现在在我手中），列举出他担任该院院长不是不合法的理由。不幸的是，牛顿获得院长提名之时，正值国王学院决定对抗国王的提名权，而这场斗争学院获得了胜利。
牛顿足以胜任上述任何一项职位。诚然，牛顿性情内向，喜爱独处，一贯守口如瓶，每每心不在焉，但绝不能由此推论出，他缺乏处理自己选择从事的事务的能力。许多记录都证明了他的伟大能力。读一读他与副校长柯维尔（Covell）博士的通信就知道，那是他作为大学的议会代表期间，为处理1688年革命后棘手的宣誓问题而写的。他与佩皮斯（Pepys）和洛恩德斯（Lowndes）一起成了最伟大、最有成效的公务员之一。他是一个极其成功的投资者，克服了南海泡沫危机，离世时相当富有。他拥有几乎所有种类的罕见智力才能──律师、史学家、神学家，而不仅仅是数学家、物理学家、天文学家。
当他的生活转变来临之际，当他将自己的魔法之书装箱之后，他就很容易将17世纪置诸身后，从而演化成18世纪的形象，传统中的牛顿形象。
然而，他的朋友们劝其改变生活的建议来得太晚了。1689年，他深深依恋的母亲去世了。1692年圣诞节他50岁生日的前后，他得了我们现在所称的严重的神经失常。精神忧郁、失眠、受迫害的恐惧──他给佩皮斯、给洛克、无疑也给其他人写信，致使他们都认为他的心智已经错乱。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失去了往昔那种心智上的一致性”。他再也没有像从前那样集中精力，也没有做出任何新颖的工作。神经失常大概持续了将近两年；失常之后，尽管有轻微的疯癫（‘gaga’），却仍然是英格兰最强有力的心灵之一，传说中的艾萨克·牛顿爵士。
1696年，他的朋友们终于成功地将他挖出了剑桥。在随后的20余年里，在他的同代人看来，他就像君王一样居住在伦敦，是那个时代、是整个欧洲最为知名的人物。当他的力量日渐衰退、性情变得更为和蔼的时候，同代之人甚至认为，他或许是一切时代最知名的人物。
他开始有了自己的家，和他的外甥女凯瑟琳·巴顿（Catharine Baton）住在一起。凯瑟琳无疑是牛顿在剑桥读书时的密友、也是他日后一贯忠诚的朋友、财政大臣哈利法克斯伯爵、查尔斯·蒙塔古（Charles Montague, Earl of Halifax）的情人。在康格里夫（Congreve）、斯威夫特和蒲伯的笔下，凯瑟琳是伦敦最灿烂、最迷人的女性之一。斯威夫特的《献给斯特拉的日记》（Journal to Stella），使她的故事广为人知，从而大大提高了她的知名度。
这些年，牛顿还是中等个，体重倒是增加了不少。“当他乘坐四轮大马车时，两只胳膊都要伸到马车外面去。” 脱掉假发之后，满头雪白的头发，令人肃然起敬。粉红色的面容，益发显得仁慈而又庄严。在三一学院的后堂，安妮女王一天晚上为他加封了爵位。将近24年，他一直担任皇家学会的主席。对所有来访的外国知识分子来讲，他成了伦敦的一道主要风景，而他也慷慨地款待他们。他喜欢身边有聪明的年轻人来做 《原理》各种新版本的编辑工作──有时只是一些能说会道的年轻人，法齐奥·德·杜里埃（Facio de Dullier）就是一例。
魔法已然忘却。他业已成为理性时代的圣贤和君王。正统的艾萨克·牛顿爵士形象──18世纪的艾萨克爵士形象，正在树立起来，它与17世纪上半叶出生的那个孩提魔法师几乎没有任何关联。伏尔泰在伦敦之旅的回程之中就这样报道艾萨克爵士：“那是他特有的福分，不仅出生在一个自由的国家，而且出生在一个扫除了一切经院颟顸的时代。唯有理性获得了培育；人类只能是他的学生，而不是他的敌人。” 牛顿，就这样隐瞒了自己内心的异端思想和经院信念，那可是他毕生探究的问题！
但他再也没有聚精会神过，再也没有恢复“往昔那种心智上的一致性”。“他在众人面前讲话很少。”“他的表情和举止总显得有些倦怠。”
我想，他极少查看那个箱子，那里藏有他离开剑桥时装进去的、曾经在其位于大门和教堂之间的房间、花园和实验室里占满了他的头脑、汲尽了他的热情的事物的所有证据。
但他没有毁掉它们。它们躺在箱中，令所有18和19世纪的窥视者惊骇无比。它们成了凯瑟琳·巴顿的财产，随后被其女儿普茨茅斯伯爵夫人（the Countess of Portsmouth）所继承。牛顿箱中所藏的数百万字未发表的手稿，就这样变成了“普茨茅斯手稿”。
1888年，数学部分捐给了剑桥大学图书馆。这部分已被编目，但从未有过编辑。剩下的，非常庞大的数量，被凯瑟琳·巴顿的后代，也就是现在的莱明顿勋爵（Lord Lymington），于1936年在拍卖行里分散拍卖了。这一不孝之举，令我深感不安。我渐渐设法收集到散落手稿的半数左右，包括几乎整个传记部分，即“康迪特手稿”，目的是将其带回剑桥，并且希望它们永远不会离去。其余大部分被一家辛迪加所攫取，非我的能力所及；这家辛迪加希望借近期300年祭的机会高价出售，可能是在美国。
当一个人盘思这些怪异的收藏品时，似乎就比较容易理解──在另一方向不加歪曲地理解──这个奇特的灵魂：他受到了魔鬼的诱惑，当他在这些围墙之内解决如此众多的问题时，相信自己利用纯粹的心智力量就能破解上帝与自然的所有秘密──集哥白尼与浮士德于一身。
选自《科学文化评论》第1卷 第1期(20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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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7-12 09:12:48 发表 |
由于其全知、全能, “上帝对整个宇宙就只有一道命令, 用这道命令他就决定了允许整个宇宙由可能性而进入现实性”[3] (第77页) 。上帝无限的理智使其在创世时一次性地赋予了世界以尽可能完善的理性的秩序。上帝创世之后只需维系事物的存在, 而不用干涉事物的进程, 因为上帝赋予了事物以它们所可能具有的最高的完善性, 使它们可以按照上帝所规定的秩序自发运行。
与自然神论者不同的是, 莱布尼茨承认神迹的存在,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认为上帝作为超世界的理智 (supramundane intelligence) 需要干涉世界。在他看来, “神迹虽然违背了 (人们有限的理智所认识的) 低等的规则, 但却服从于普遍的秩序。……既然任何事物的发生都是有秩序的, 那么神迹就跟自然事件一样有秩序。” (《形而上学论》第7条) [2] (第58页) 。因此, 莱布尼茨的世界是彻底理性化的, 上帝不是莫测的神秘力量, 而是理性秩序的化身和保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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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7-12 09:09:43 发表 |
莱布尼茨的神学理性主义及其对中国理学思想的解读
桑靖宇 何处相逢 2020-07-25
当17世纪来华的基督教传教士们关于中国文化是否与基督教相通融的争论传到欧洲本土时, 引起了欧洲文化界对中国思想的极大兴趣, 以至于谈论中国成为了18世纪知识界的一大时尚。值得注意的是, 无论是激进的自由思想家还是保守的神学家, 基本上都认为中国儒学类似于斯宾诺莎的无神论, 与基督教是相冲突的, 因而对之或褒或贬。德国大哲学家莱布尼茨 (1646-1716) 却认为中国儒学是一种自然神学, 与基督教是相融合的, 主张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可在自然神学的基础上联合起来, 互相交流, 以促进全人类的福祉。他的上述思想集中表现在去世前夕 (1716) 所著的《论中国人的自然神学》一书中。莱布尼茨为何会力排众议, 采取这种宗教融通主义 (religious accommodationism) 的态度呢?要理解这一点有必要先从他本人的神学思想说起。
一、莱布尼茨的神学理性主义
17世纪的欧洲处于严重的宗教冲突之中, 天主教和新教的尖锐对立四处蔓延, 1618-1648年的30年战争更是使德国处于一片瓦砾之中。莱布尼茨自青年起就有个坚定的信念, 即只有在天主教与新教的和解及统一的基础上德国才能摆脱割据走向富强, 也只有如此欧洲才能真正实现和平和繁盛, 从而基督教各教派的统一构成了他毕生的努力目标 (无论是政治活动上还是学术思想上) 。他的神学、哲学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试图为基督教的教派统一提供一个基于理性的、各方都能接受的理论基础。
莱布尼茨1668年的《天主教证明》 (Catholic Demonstrations) 为我们勾画出了他的力图给欧洲带来和平的宏大计划的大致轮廓。该计划有三个部分及一个导论。第一部分, 关于上帝存在、灵魂不朽的证明, 即自然神学;第二部分, 关于基督教信仰或启示神学的证明;第三部分, 关于普遍教会及圣经权威的证明。莱布尼茨认为, 必须有一个导论来为这些证明奠定基础, 该导论具有某种百科全书式的性质, 包括逻辑学、形而上学、物理学、伦理学等基本原则[1] (第109页) 。1686年的《形而上学论》 (其成熟思想的标志) 即是该导论的一个重要工作。莱布尼茨的具体思想虽然屡经变化, 但他终其一生都未偏离《天主教证明》的基本思路。
莱布尼茨的神学思想具有浓厚的理性主义色彩, 即使是 (由于人的理性的有限性而) 不能为理性所直接证明的启示神学的信仰, 如三位一体、道成肉身、圣餐等在他看来也是与理性不冲突的。他认为只有在理性的基础上基督教各教派才能克服分歧, 达成共识, 从而为世界带来永久的秩序。下面我们将论述莱布尼茨自然神学 (即能为理性所直接把握的神学部分) 的主要思想。
处于莱布尼茨自然神学核心的是神学理性主义 (theological intellectualism) 的上帝观念, 即上帝的理性是高于意志的, 而对各种神学意志主义 (theological voluntarism) 的批评几乎贯穿了他的一生。莱布尼茨的神学理性主义的上帝观念可简单归结为以下几个部分。
第一, 上帝作为最完善的存在, 其行为都服从理性的指导。与神学意志主义者极力推崇上帝意志的至高无上性截然不同, 莱布尼茨认为:“任何意志都包含了意欲的理由, 而这理由自然是高于意志的” (《形而上学论》第2条) [2] (第55页) , 即上帝的理智是优先于意志的。为了避免陷入斯宾诺莎式的决定论, 莱布尼茨认为, 在上帝的理智之中存在着无数的可能世界, 上帝的意志根据最佳者原则选择理性所指明的最佳世界, 并使其现实化。这样, 莱布尼茨认为尽管上帝的意志行为是为理性所决定的, 但在逻辑上上帝做其他选择并无矛盾, 因此上帝的意志仍是自由的。
第二, 由于其全知、全能, “上帝对整个宇宙就只有一道命令, 用这道命令他就决定了允许整个宇宙由可能性而进入现实性”[3] (第77页) 。上帝无限的理智使其在创世时一次性地赋予了世界以尽可能完善的理性的秩序。上帝创世之后只需维系事物的存在, 而不用干涉事物的进程, 因为上帝赋予了事物以它们所可能具有的最高的完善性, 使它们可以按照上帝所规定的秩序自发运行。
第三, 与自然神论者不同的是, 莱布尼茨承认神迹的存在,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认为上帝作为超世界的理智 (supramundane intelligence) 需要干涉世界。在他看来, “神迹虽然违背了 (人们有限的理智所认识的) 低等的规则, 但却服从于普遍的秩序。……既然任何事物的发生都是有秩序的, 那么神迹就跟自然事件一样有秩序。” (《形而上学论》第7条) [2] (第58页) 。因此, 莱布尼茨的世界是彻底理性化的, 上帝不是莫测的神秘力量, 而是理性秩序的化身和保证。
莱布尼茨的神学理性主义上帝观对他的哲学有着深远的影响, 这种不干涉的上帝导致了他的有机论的世界观, 即世界是能动的, 能够按照 (上帝创世之初赋予) 自身的规律自发地运作。由此出发, 莱布尼茨批判了近代占主导地位的机械论的、僵死的物质观, 认为无论是笛卡儿派的广延还是伽桑狄、牛顿学派的不可分的原子均不能说明物质世界的有规律的守恒运动, 物质的本质必须是某种能动的力。在其晚期思想中莱布尼茨把这种能动的力归结为精神性的单子, 认为只有单子才是自足的个体实体, 而符合机械论原则的物质只是彩虹般的现象。由于单子是彻底自足的, 不受外界的任何作用和影响, 从而单子之间以及单子与物质现象之间的关系就不是现实的相互作用, 而是上帝创世之初所预定的“前定和谐”。
莱布尼茨的神学理性主义精神还鲜明地表现在他对“上帝之城”的普遍化的理解上。上帝之城本是奥古思丁提出的宗教政治学概念, 是指与世俗城邦截然不同的基督教会。但莱布尼茨突破了这种宗教上的狭隘性, 认为所有人类的全体构成了上帝之城。莱布尼茨极大地淡化了基督教的原罪说, 认为人作为上帝的肖像被赋予了理性能力, “能够认识宇宙的秩序, 并在一定程度上能通过例如建筑来模仿它, 每一心灵在自身领域内就像是个小神” (《单子论》第83条) [2] (第280页) , 从而都是上帝之城的成员。当然, 莱布尼茨的这种思想并非是要彻底取消宗教与世俗之间的区别, 而是指每个人都可以凭借理性的正确使用而认识到上帝的存在, 而信仰只是完善人的这种自然神学的理性认识而已。
总的来说, 莱布尼茨虽然终身都坚持路德教徒的身份, 但其神学思想更接近于以阿奎那为代表的经院哲学的神学理性主义传统, 是对经院哲学与近代哲学加以综合的理性化的创造性尝试。这使得他在反经院哲学蔚为潮流、神学意志主义普遍流行的早期近代显得颇为异类, 他的教会再统一的宏大规划最终只能流于空想也就毫不奇怪了。
二、莱布尼茨对中国思想 (理学) 的解读
莱布尼茨的《论中国人的自然神学》是对龙华民、利安当等人的中国思想是无神论的反通融主义 (anti-accommodationism) 的一个批判性的回应。值得注意的是, 莱布尼茨在该书中所提到的中国思想资料基本上转引自龙华民、利安当的相关著作, 也沿袭了他们的错误, 如把“理”、“太极”等理学思想误认为是属于先秦儒学的。限于篇幅, 本文将重点讨论莱布尼茨是如何以其神学理性主义来解读理学思想的。
龙华民、利安当等人认为中国思想中缺乏作为人格神的上帝, “理”、“太极”虽貌似基督教的上帝, 但实质上只是原始物质 (prime matter) 而已, 中国人根本就没有精神实体的概念。但莱布尼茨却从他们关于中国思想的引文中看到了类似于他的上帝观念的东西。
莱布尼茨对把“理”视为是原始物质的观点进行了批驳:“根据[中国人], ‘理’或‘太极’即是至善的‘太一’, 毫无任何杂物的纯善, 既纯又善的本体, 造成天地的本源, 至高的真理。‘理’本身既是力而不限于本身;又为了与众沟通而造了万物, 它是纯、德与爱之源。它的原理即是造万物, 而众善都出乎它的要素与本性。……我们可以假定‘理’、‘太极’或‘上帝’是有灵性的, 能洞窥一切、知道一切, 做一切的。那么, 中国人不可能同时说这么多好, 并且又相信它无用处, 无生命, 无意识, 无灵性, 无智慧, 而不现出矛盾”[4] (第79页) 。即“理”作为创造、主宰万物的能动性的纯善与经院哲学的纯被动性的原始物质恰恰是截然相反的, 倒是类似于基督教的“上帝”。
莱布尼茨进而指出:“若是中国古典作者否认‘理’或第一本原有生命, 知识, 力量, 他们指的, 无疑是有人形的、存在于受造物身上的[生命、知识、力量]。他们指的生命, 是感官的活力、知识, 是理性或体验带来的知识、力量, 使王子或官吏通过威严和希望而管辖庶民时的势力。”[4] (第83页) 按照他的解释, 中国人之所以否认“理”具有生命或力量, 是反对将最高实在拟人化, 这一思想与伪狄奥尼索斯的“否定神学”是一致的, 这并不表示“理”不是能动的精神实体。
反通融主义者的一个重要理由是, “理”产生万物, 并不出于意志或计划, 而是表现为自然律, 万物依照这自然规律而产生、运动, 无需外在的干预。例如培尔 (Bayle) 和马勒布朗士等深受笛卡儿哲学影响的神学意志主义者 (theological voluntarianist) 认为, 如果自然规律是由神的理性所规定的, 那么自然就有了某种独立性, 神的万能也就受到损害。从而, 他们认为, 自然界并没有自在的规律, 一切都处于神的意志的掌握之中。也正因此, 崇尚客观秩序的中国理学思想被培尔、马勒布朗士、龙华民等神学意志主义者视为是斯宾诺莎主义、即无神论的典型。
如前所说, 莱布尼茨的神学理性主义是与神学意志主义正相对立的, 他认为当时流行的形形色色的神学意志主义只会造成宗教与科学间的对立以及加剧教派之间的冲突。他很自然地把“理”通过自然规律产生万物的理学思想引为同道, 认为“理”正是他所理解的不干涉的、理性的上帝。如前所说, 莱布尼茨是用“可能世界”的理论来调和神的万能与客观的自然规律、神的意志与其理智之间的张力, 同样, 他也用这种“可能世界”的学说来解释理学思想:“我相信我们不用违背中国人古代的学说, 即可说‘理’凭着本身的完美而从多种可能性中选择最妥善的一种, 因而产生‘气’或物质, 但[气]因备有其本能, 而使其他的[万物]自然而然地产生了, ……中国人非但不应受责备, 而且他们的事物因自然本性和预定规范而产生的这项理念, 实在值得受人称扬。”[4] ( 第86页)
理学思想中引起莱布尼茨强烈共鸣的不仅仅是通过理性秩序来统御世界的“理”, 还有世界的有机性。实际上, 早在与来华传教士白晋的通信中 (1697-1698年) , 白晋就指出莱布尼茨的物质本质是力的有机论哲学与中国思想有着显著的类似。在《论中国人的自然神学》中, 莱布尼茨则直接用他的单子—物质模式来解释理学的理气关系。在该书第14条莱布尼茨说道:“这位作者[ 朱熹]很聪明地指出, 鬼神不仅仅是气, 而是气之力。如果孔子对他的一个学生说鬼神仅仅是气, 他指的是有活力的气, 并且是因为这位学生的理智能力不能理解精神实体, 才因此而因材施教。对希腊人、拉丁人来说, Pneuma和Spiritus意味着空气, 那是一种微妙的、有穿透力的物质, 被创造的精神实体实则被其所覆盖。同一作者 (指朱熹) 还提到鬼神即理。”[5] (第87页)
莱布尼茨尽管对理学思想存在着误解——如将理与鬼神等同起来, 并将它们都视为是精神实体, 但难能可贵的是, 他不但反对龙华民、利安当将理视为是惰性的原始物质的谬误, 还进一步觉察到气也非僵死的原始物质, 而是“微妙的、有穿透力的”、生机勃勃的东西, 类似古代西方人所说的空气。莱布尼茨之所以能够达到这种理解显然与其自身的有机论哲学观密不可分。在他看来, 物质的本质既非是广延, 也非是不可分的原子, 而是能动的力, 物质的力源于与其结合在一起的能动的精神实体——单子。莱布尼茨认为朱熹的理是类似单子的能动的精神实体, 它赋予了气以活力和生机。“ (朱熹还认为) , 事物除了精粗, 厚薄之外, 并无其他差别。他想说的, 显然并非理或鬼神是物质性的, 而是这些物质为鬼神所赋予生机, 那些与不那么粗糙、不那么厚重的物质结合在一起的 (理或精神实体) 就更为完善了。……个别的理是那伟大的理的 (比照着他们躯体的) 不同完美程度的散射 (emanation) 。因而事物的不同与他们物质的微妙性与粗重程度成比例, 因为理本身与它们 (指理所依附的物质) 相对应。”[5] (第88页) 莱布尼茨从朱熹的理气不离以及事物因气的清浊、厚薄不同而不同中再次看到了他自己的哲学。莱氏认为, 除了作为最高单子的上帝之外, 任何被创造的单子都因不同程度的模糊的知觉而与相应的物质躯体相伴随, 越高级的单子的物质躯体越精细。正是这种心物不离的有机论哲学观使得莱布尼茨得以克服笛卡儿的心物二元论及其僵死的物质观, 使得物质得以分享了精神的活力和生机。
莱布尼茨的这种有机论哲学思想受到科学史家李约瑟的大力赞赏。李约瑟将莱布尼茨视为是现代西方有机论思想的直接先驱, 并猜测他的有机论哲学可能是受到中国思想的启发:“当它 (有机论思想) 来临的时候, 人们发现一系列的思想家已经为它准备了道路——从怀特海回溯到恩格斯和黑格尔, 又从黑格尔回溯到莱布尼茨——然后大概灵感就不再是欧洲的了。也许最现代的‘欧洲的’自然科学的理论基础受益于庄周、周敦颐和朱熹等人的地方, 比这世界已经意识到的要更多。”[6] (第505页) 李约瑟的这一设想固然令人振奋, 但正如本文所分析的, 莱布尼茨的有机论哲学是有其自身的思想根源的, 即对上帝进行充分理性化的结果——上帝对世界的不干涉使得世界按照自身的规律和动力运作。有意思的是, 中国的有机论思想某种意义上也是这种宗教转换的结果——即对上古的人格神加以理性化, 这一过程在理学思想中达到顶峰。
值得一提的是, 莱布尼茨对中国的态度与他的理性主义的“上帝之城”的思想也颇有关系。在他看来, 既然中国思想通过理性认识到了上帝的存在, 那么中国人就现实地是上帝之城的成员, 从而他的基督教会统一计划就进一步扩大到把中国也包括进来。他热情地指出:“人类最伟大的文明与最高雅的文化今天终于汇集在了我们大陆的两端, 即欧洲和位于地球另一端的——如同‘东方欧洲’的中国。我认为这是命运之神独一无二的决定。也许天意注定如此安排, 其目的就是当这两个文明程度最高和相隔最远的民族携起手来的时候, 也会把它们之间的所有民族都带入一种更合乎理性的生活。”[7] (第1页) 莱布尼茨尤其对中国的道德伦理和政治哲学推崇备至, 他说道:“鉴于我们目前面对的空前的道德没落状况, 似乎有必要请中国的传教士到欧洲给我们传授如何应用和实践自然神学, 就像我们的传教士向他们传授启示神学一样。”[7] (第6页)
三、结 语
以上从莱布尼茨的相关著作出发, 扼要地论述了他的神学理性主义及其对中国 (理学) 思想的解读。我们不难发现, 在这两者之间确实存在着某种内在的一致性, 即理性主义的天道观和有机的自然观。实际上, 尽管在莱布尼茨哲学与朱熹理学之间存在着基本的差异, 但两者之间的类似性比他所知道的多得多:如在认识论上, 莱布尼茨既认为一切观念都是天赋的, 又主张经验的“助缘”对于认识天赋观念的重要性, 这与朱熹的“心具众理”、“格物致知”的思想若合符节;在伦理学上, 他们都很推崇理性认识对道德修养的重要性;在政治哲学上, 他们都强调德性的首要地位, 等等。这些都是非常值得研究的。
在今天看来, 莱布尼茨对中国文化的阐释有着明显的不足, 如资料的局限性, 较浓厚地将中国思想套入西方框架的西方中心论的痕迹。但莱布尼茨的深刻之处在于, 他坚信人类有着共同的天性和基于自然的理性, 因而文化间在差异的表象之下有着某种内在的一致。他用自己卓越的才智在当时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创造性地揭示了中西文化间的契合。正如法国当代著名汉学家艾田蒲所说:“在1700年前后, 关注中国的人之中, 莱布尼茨无疑是最了解实情、最公平合理的一个, 他的著作也是唯一一部我们今天还可以阅读的著作。”[8] (第385页)
反观当代的文化比较, 人们出于种种不同的目的, 似乎更注重文化间的差异性, 但莱布尼茨注重寻找文化间共识的努力是值得人们重视的。对莱布尼茨而言, 这种文化间的契合绝不仅仅是空洞的思想而已, 他穷其一生的努力都是在政治、外交、文化等多方面社会活动中, 试图缔造一个基于人类共同的理性 (即自然神学) 的人类共同体, 将破碎的欧洲整合起来, 并进而使欧洲和中国能够紧密联合, 取长补短, 通过发扬人的理性和科学精神, 消除世界上的各种混乱和纷争, 建立一个极大地促进人类福祉的新世界。莱布尼茨的宏伟构想固然失败了, 他的普遍理性主义思想也不免忽视了文化间的差异, 但是一个有希望的人类未来除了建立在文化间的共识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 还能有其他的选择吗?如果我们不愿赞同亨廷顿的文明间必然冲突的理论的话, 那么莱布尼茨关于东西方文化大融合的宏伟构想就仍不失为我们努力的方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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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7-12 09:05:29 发表 |
当东西方智慧相遇——德国“百科全书式”学者的中国故事
中国一带一路网 2022-06-23
“我将在门上贴上标识：‘中国咨询处’，让每个人都知道，仅需通过我就能了解中国的最新动态。”1697年，后来成为普鲁士王后的索菲·夏洛特收到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
这封信出自德国著名学者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之手。因在数学、哲学、法学等多领域取得卓越成就，莱布尼茨在欧洲声名远播，被后世誉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
▲ 德国科学基金会2015年3月3日举行当年度德国科研最高奖“莱布尼茨奖”颁奖仪式。新华社记者张帆摄
莱布尼茨也是当时欧洲有名的“中国通”。他对中国的关注始于青年时期，贯穿一生。在他生活的17至18世纪，一批欧洲传教士前往中国，西方对中国有了更多了解。
“17至18世纪，中国拥有传奇的财富以及先进的艺术、文化、科技和医学，这是进入启蒙运动时期的欧洲人所渴望的，”德国汉诺威莱布尼茨大学科技史专家阿丽亚娜·瓦尔多夫日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好奇心强的莱布尼茨也对中国充满兴趣。”
17世纪60年代，莱布尼茨开始大量搜集中国语言、哲学、地理等方面的材料，并与赴华传教士们保持频繁的书信往来。
1689年，莱布尼茨在与在华传教士格里马尔迪的通信中提出30个关于中国的问题，涵盖天文、地理、医药、军事、人文社会等各个方面，其中绝大多数与科技有关。“中国人观察天的历史是怎样的”“人们修订地图的情况如何”“人参是否真的拥有巨大疗效”“中国人掌握毕达哥拉斯定理吗”“学习汉字有何捷径”……
“莱布尼茨对中国的兴趣更广泛、深入。作为富有真正好奇心和开放思想的伟大学者，科学是莱布尼茨的激情所在。他特别注重西方同中国的知识和技术交流，甚至根据一份关于中国的旅行报告，发明了一种受中国技术启发、用于银矿开采的水平轴风车。”瓦尔多夫说。
1697年，莱布尼茨出版《中国近事》，轰动欧洲。书中主张欧洲人学习中国的实用哲学、开展欧洲文化与东方文化的交流。
“中国和欧洲代表了人类文化的两个高峰，如果中西加强合作与文化交流，便可以达成完美和谐的世界。”莱布尼茨在书中写道。
此外，莱布尼茨还发现，自己创造的二进制算术与中国《易经》中六十四卦图存在一一对应关系。东西方文化穿越时空，心有灵犀般联结在一起。
▲ 2017年11月7日，在德国汉诺威，嘉宾为莱布尼茨孔子学院揭牌。新华社记者单宇琦摄
2006年，莱布尼茨诞辰360周年之际，德国顶尖理工学府之一汉诺威大学正式更名为汉诺威莱布尼茨大学。
瓦尔多夫说：“莱布尼茨的精神反映在学校‘全球性思维，跨领域研究’的校训中。如今，学校约有1300名来自中国的教师和学生，这体现出莱布尼茨所追求的包容自由、开放科学和相互尊重精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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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川异域风月同天？聊聊日本侵华之前，中国对日本的全民救灾行动
一钵行者 2022-07-10 23:22 发表于山东
1923年9月1日11时58分，日本关东地区发生的7.9级强烈地震。造成15万人丧生，200多万人无家可归。消息传到中国时，中国政府迅速行动，展现了极其罕见的高效率。外交总长顾维钧提出，对于日本震灾，“我国本救灾恤邻之义，不容袖手旁观，应由政府下令，劝国民共同筹款赈恤”。
上海总商会决定，“购办面粉一万包，米三千包”，并垫付611万元，由顾馨一、荣宗敬购置面粉及装船，虞洽卿办理报关。商人、画家、上海佛教领袖王一亭募捐白米6000担、面粉2000余包以及各种生活急需品。招商局则派出“新铭”号轮船免费运送。他们的效率非常高，满载着面粉和大米等第一批救灾物品的“新铭”号，就起锚驶往日本，这成为日本接受到的国际第一笔援助。
中国红十字会总办事处理事长庄得之、医务长牛惠霖，亲自率领“男女医士四人，救护员八人，书记会计各一人，女看护士四人，队役四人，现款二万元，药料等品十余大箱”乘日轮皇后丸起程前往日本东京参与赈灾工作。这是到达日本灾区的第一支国际医疗救援队伍。
京剧大师梅兰芳发起成立了“全国艺界国际捐赈大会”，余叔岩、杨小楼等明星都参加了义演，为日本赈灾筹集了5万元大洋。“上海伶界联合会”也在“新舞台”开展两天的义演，由何丰林、盛竹书、汪精卫、史量才、虞洽卿、叶楚伧、张季鸾等人赞助。上海书画保存会通过拍卖，为日本赈灾筹集款项，拍卖的画作包括会员们收藏的唐寅（唐伯虎）、刘墉（刘石庵，即“宰相刘罗锅”）、吴昌硕、李梅庵、钱季寅等名家精品。
上海县教育局、教育会发起成立“救济日灾会”，上海县立各小学都成立了“募捐队”，除向学生及家长募捐外，孩子们还“手执‘救命’、‘恤邻’等字样小旗，沿途演说，挨户劝捐，精神充足，言论切当，路人颇义之”。
北京各界在中央公园“来今雨轩”集会，北京银行公会捐助10万元购买米面3万石。世界红十字会中华总会决定拨付5万元赈灾，派代表携带粮食、衣物、药品赶往日本。天津方面，直隶省长王承斌召集天津商界人士会商援助日本灾区。天津红十字会、天津报界公会等纷纷行动，筹粮筹款，支援日本。广州、南京、东三省等都捐出大额粮食、物品和款项。
在段祺瑞的“救灾同志会”成立仪式上，倪嗣冲、周学熙、靳云鹏、曹锐、曹汝霖、张勋、鲍贵卿等出席并捐款，当场筹集了价值10万日元的款项，次日直接汇给日本首相山本权兵卫。此外，担任直鲁豫巡阅使的曹锟，捐款5万元，3万元为赈济日人，2万元为赈济旅日华侨、留学生；两湖巡阅使吴佩孚、湖北督军肖耀南各捐款2万元；江苏省长韩国钧、直隶省长王承斌、松沪护军使何丰林、安徽省长吕调元、浙江督办卢永祥、浙江省长张载阳等均捐款1000元至1万元不等……
根据上海《申报》、天津《大公报》的鸣谢公告，及天津《大公报》另行刊登的“救灾同志会段祺瑞等谨启”的捐款实收公告，仅此三项的捐款总额的大洋就达到44万元以上。
以上海为中心的江浙地区，成为这次救灾的主力，包括温州在内的不少中小城镇也建立了赈济日灾团体。日本轮船甚至直放温州，运载木炭、烟叶、菜子、鲜蛋等物，一次价值就高达51万元。
我国普陀山和许多寺院举行四十九天道场法事，念经念佛，吊祭日本罹难者。在杭州铸造完工的梵钟，至今还存放在东京都慰灵纪念堂。
北洋政府海军部长李鼎新，他是甲午海战中“定远号”副管驾，与日本有深仇大恨，此时毅然发下仇怨，本着人道主义，指挥输送物资救助灾民。)，调派军舰两艘，载运粮食急驶往横滨拯救灾民。并电上海总商会召集巨商及慈善机关，设法捐助大批款项汇东急赈。闻总商会已议定派商船十支，载运食物、药品分赴东京、横滨、神户等处接济。
八年后，日本发动了九一八事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