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先生喜欢在历史中漫游，已经从抗日战争游到抗美援朝了，佩服。下一站到哪里去，有谱吗？可是，老在历史长河中游荡是危险的，千万不要跌入历史的深渊。虽然有一句名言，忘记过去就等于背叛，但这句话有时候是错误的。例如，你下一站游到“文革”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中。那时，不但宗教界被当做“四旧”，“牛鬼蛇神”扫光了。就是革命者，老革命者，甚至国家主席也不能幸免。所以还是回到现实为好，对过去多一份宽恕，宽恕七次，七十个七次。如果你是无神论者，也有一句名言：宽恕别人，就是宽恕自己。 现在有一实例，值得思考，那就是美国和古巴在交恶50多年后建交了，受到两国人民的欢迎，也受到世界的称赞。我想如果他们两国老纠缠在历史中孰是孰非，即使有教宗方济各出来调停，恐怕也难有今天的结果。所以我们还是向前看为好，只有向前看才有光明的未来，才能到达幸福美好的彼岸。
基督宗教在抗日战争中贡献：现在是抗战胜利七十周年，在那艰苦、困难的岁月里，中华民族遭受空前的苦难和浩劫，广大人民的艰难岁月可想而知，灾民的处境就更加危险，在这危难的关头，与某些人宣传的相反，那些在华外籍传教士们挺身而出，救助灾民，建立难民区，为我们中国人民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有关救助问题请看以下报道： （1）、在南京大屠杀”事件中看到，西方人、特别是美国记者和传教士，南京大屠杀期间，设立的安全区保护了25五万中国难民。不仅竭力保护了一些中国民众与军人，还记录了日本人的兽行，后来在国际法庭举证。 （2）、今年6月26日，上海国际友人研究会与上海福寿园人文纪念馆联合举办2015年“先贤与上海城市记忆”论坛，论坛主题是“抗日战争时期的国际友人与上海”，沪上国际友人与历史学者共聚一堂，揭开了一段段抗战往事。 “被称为“中国辛德勒”的拉贝，是抗战时期广为人知的国际友人。南京大屠杀期间，他设立的安全区保护了25五万中国难民。然而，很多人不知道，在拉贝之前，世界现代史上第一个战争时期的平民安全区诞生于上海，这里保护了30余万中国难民。做出这一重要贡献的人，就是饶家驹神父。 还有，“难民中有共产党，饶家驹是知道的，只是他并不声张，客观上就是提供了帮助。从难民收容所走出来的青少年，很多人后来成为中共和新中国的领导干部，如担任上海市长的曹荻秋，担任上海市委书记的陈国栋，担任上海市副市长的刘述周和杨堤，担任外交部副部长的韩念龙，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副部长及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的彭柏山，担任全国人大常委的著名经济学家吴大琨等。不但如此，还为解放区输送了成千上万的青年干部，为革命输送了新鲜血液。 此后，在抗战期间的武汉、杭州、广州、福州等地，“饶家驹安全区”的模式在不同程度上得到复制，特别是1938年10月，在武汉沦陷前，饶家驹神父亲自领导了汉口难民区的创建，再次救助了4万中国难民。 （3)、河北正定外籍传教士为保护中国妇女而被日军杀害……请看下面报道： 在正定惨案中，有一起日军屠杀天主教主教和神父的事件，是为正定天主堂惨案。日军进攻正定县城时，有大约两万人进入正定县天主堂避难。10月9日午后，日军听说教堂中藏有许多妇女之后向天主堂索要，被文致和主教（S.E.Mgr Schraven，荷兰）严词拒绝。下午六点，四五位日本兵去天主堂西院去敲门，藉口搜寻军火，实欲强拉妇女。驻守在此的亚纳玛利姆姆拒不开门，这几个日本兵就只好离开。之后，又有一群日军来到天主堂大门口，文主教闻讯后，派贝德良神父（R.P. Eugebe Bertrand，法国）和夏露贤神父（R.P. Lueien Charny，法国）与日军交涉，但两人刚走到大门口，就被日军扣押，并锁在门房的小屋内。日军随后闯入教堂，逮捕了正在用餐的文致和主教、艾德偲修士（Fr.Geerts，荷兰）、柴慎诚神父（R.P.Ceska，奥地利）、卫之纲神父（R.P.Wouters，荷兰）、苦修会的霍尼玛神父（Emmanuel Robial，法国）、顺德教区的白来福修士（Fr.Prinz，波兰），还有一位从北平来修风琴的毕先生（Mr.Biscopitch，捷克）。日军将他们七位和之前锁在门房的两位神父一起押上汽车。文致和主教等九人，在当晚全体被火焚烧了。看到这一桩桩事件，血淋淋的事实，那些把外国传教士总看成帝国主义分子，殖民主义分子的人有何感想！？那些把基督宗教看成殖民主义产物的人有何感想！？但不知为什么，有些人总喜欢把基督宗教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相提并论，这完全是凭空捏造。 （4）、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时，帮助中国人民的外国传教士们，何止以上提到的几位，雷明远神父更是大家所熟知的，他为了帮助中国人民抗战，毅然加入中国国籍。大家知道，那时中国是贫穷落后，人民遭受空前苦难的时候，这时加入中国国籍，意味着什么，这需要付出要多大的代价和牺牲精神呀！基督宗教界帮助抗战的还有很多很多，他们总是站在正义的一方。下面简单介绍一下。 6月24日，是洗者若翰诞辰，同一天也是雷鸣远神父，这位一生热爱中国的传教士逝世75周年。雷鸣远神父曾把自己的整个生命，毕生精力献给了中国。他，推动了中国教会本地化和中国国籍主教运动；他，为能更相似中国人，放弃了优越的欧洲身份而加入中国籍；他，为能辅助国籍教区，创立了耀汉、德来两个国籍修会；他，抗战时期身先士卒，带领会士和教友组织救护队和野战医院奔波在抗日前线。 早在天津传教时期雷鸣远神父就宣讲爱国是每一位基督徒的职责，也是天主十诫第四诫所要求的。抗战时期，雷鸣远神父曾率领修会会士和教友到战地去救护伤兵。卢沟桥事变后雷鸣远神父再次组织修会会士及教友三百余人，成立天主教救护队到战地去救护伤兵。而且雷鸣远神父曾在报纸及电台宣讲爱国和救国。一教会学校请他作三天的灵修指导，他以成圣为主题，以圣女贞德为榜样，解释爱国、救国也能成圣。在太行山和中条山，雷鸣远神父以基督福音精神，服务在战场上受伤的伤兵。在雷鸣远神父传记中记载，有一个姓张的士兵常和雷神父及修士们在一起。一次战役中这位士兵被炮弹击中，临死之前他要求雷鸣远神父给他授洗，雷神父给他起圣名保禄。在他咽气的那刻雷鸣远神父说：“张保禄我们天堂上见”。在中条山雷鸣远神父被称为“十二师之父”，他的“爱国和救国”精神鼓励了十二师的士兵们。当时在士兵中间流传这样一句话：“有雷神父在我们不怕，伤了有他的救护队，死了我们能升天堂”。 抗战期间一位记者到战地采访他，他幽默地说道：“不要看我的鼻子，不要看我的眼睛，要看我的赤心，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人。”就连在他死前因黄疸病他的皮肤变黄时，他幽默地说：“这下我的皮肤更像我们中国人了。”“博爱之谓仁救世精神无愧基督，威武不能屈毕生事业尽瘁中华”，这是他逝世后国民政府颁赐给他的挽联。 卓教授，当你们看了这些简明报道后，有何感想？为帮助中国人民，救灾救难，不怕牺牲，挺身而出，请问有多少中国人做到了这些？对这些曾经帮助我们的外籍传教士们，不但不知报恩，反过来还要给他们扣上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帽子，给基督宗教戴上洋教的帽子，甚至现在还有些人把这些帽子向基督宗教头上扣。为了达到自己的某些目的，总把基督宗教和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相提并论，这公平吗！？我觉得我们中华民族不是那样忘恩负义民族，我们中国人不是那样轻易忘恩负义的人。卓教授，你不是提倡学习东方的犹太文化吗，希望卓教授也学学“东方的犹太文化”，看看犹太民族的以色列是如何知恩图报的，在这点上，我们中国应该是深有体会的，你们觉得呢？对于基督宗教帮助我国人民抗日事业的实例还有很多很多，这里不再叙述。
虐童案件逐渐曝光的重要节点 1994年6月，天主教神父布伦丹兰克·史密斯认罪，承认在贝尔法斯特涉及17项猥亵5名女孩和2名男孩。教会为了庇护他，把他“窝藏”在爱尔兰和美国的教区。但是最后他在英国被捕。 1994年11月，传教士阿尔贝·雷诺兹辞职，他以此向总检察长施压，并和政府部门勾结拖延引渡史密斯。 1995年7月，前祭坛男孩安德鲁·马登成为公开揭露受到神父性虐待的第一人。教会付给马登35000欧元，让他保持沉默了3年。后来马登站出来指控神父，但爱尔兰大主教康奈尔不予认可。 1996年2月，爱尔兰广播电视公司披露了一些女孩在克里斯廷巴克利和圣文森特工业学校等教会管理的学校中遭受虐待的事件。 1998年1月，教士佩恩被指控在都柏林性虐待8岁男孩，但他仅被判4年监禁。 1999年3月，神父肖恩受到性骚扰、强奸29名男孩等66项罪名的指控，随后他在监狱中自杀。 1999年5月，爱尔兰教会机构建立一个赔偿委员会和一个真相调查委员会，调查虐待儿童案件。 2000年5月，爱尔兰政府授权调查委员会查虐待儿童的手段及从1937年以后所有涉及教会机构的相关案件。 2001年7月，3149人向调查委员会作证。 2003年9月，高等法院法官玛丽辞职，抱怨爱尔兰教育部门的失职。 2004年7月，调查人员对基督教兄弟会召开听证会，发现在其总部设在罗马的存档证明和相关证据。 2005年10月，最高法院法官认为，教会、警察和国家机关对数百名儿童虐待案件存在失职行为。 2005年12月，超过14000人声称童年遭受教会机构的虐待，并向国家提出赔偿请求。 2009年5月20日，2575页的调查报告被公布。 世上有这样无耻的基督教吗？ 这是圣神领导的教会吗？ 梵蒂冈自庇护12时代就走上了邪路，这就能解释为何梵蒂冈领导的天主教会出现一系列性侵虐童暴行。这在教会的历史上是从来没有的丑恶现象。 错的不是我们中国天主教爱国会，是梵蒂冈
是谁在开倒车？开倒车有什么后果？——评一些学者的观点 有一类学者总喜欢把宗教，特别是基督宗教拉回到五十年代，说什么现代这种状况是[开倒车]。有的说现在是建国初期的人民民主专政。且不说现在是什么专政，因为我们国家早已提出，从人民民主专政过渡到无产阶级专政了。至于现在谁是无产阶级，谁是资产阶级，不知这些学者专家们能否说清楚。反正我知道建国初期枪毙了一个刘青山，也枪毙了一个张子善。原因是他们贪腐，而且数额不大。如果按照这类专家学者的观点愿意回到五十年代，那么按五十年代的标准，来衡量现在的贪腐问题，不知道能够真正站立的还有多少堂堂正正的官员？正人先正己，自己不正何以正人？自己歪了不正，别人不歪反倒去正，这不是很荒谬吗？ 在中国的社会里，荒谬的事情有的是。比如说爱国，你们的一些官员家属子弟，权贵富属子弟，纷纷跑到你们“讨厌”的西方国家是爱国吗？寻求绿卡，追逐加入国籍，成为“洋人”是爱国吗？还把巨额财富转移到国外，这难道是爱国行为吗？反过来，你们却理直气壮的说你们不加入爱国会就是不爱国，退出爱国会，甚至把属于宗教内部的教职也可以给废除（例如上海的马达钦主教），这里还有什么人民可言，还有什么民主可言。有权者可以为所欲为，可以把国家的财富攫为己有，可以通奸，可以包二奶，可以养情妇，老百姓应有的权力可以任意剥夺，这哪里还有什么真理可言。 再说地下教会是如何产生的。说起地下教会，人们不应当误解，以为是秘密组织，实际上是当时政府政策的产物，他的一切都是公开的，没有任何秘密可言，只是不愿意加入爱国会，而被列入地下教会。基督宗教，特别是天主教会，是普世性的，全世界的教会都是一体的。五十年代有相当一部分人被迫脱离普世教会，加入爱国会（后回归共融），不愿加入的就成了地下教会。如果在五十年代提倡爱国会的话，还可以理解，因为那时候相互了解的实在很少。现在已经进入二十一世纪，基督宗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也风风雨雨历经六十余年，你们许多学者已经把基督宗教都研究透了；基督宗教是很开放的教会，坦然的，没有什么秘密，不应把基督宗教看做另类了，如果还有人这样看，实在是过时了，所说的爱国会应该解散了。这样，宗教管理者可以省去很多事情和麻烦，可以减少许多经费，可以避免许多矛盾，使社会更加和谐，何乐而不为呢！在这方面牟钟鉴教授提出了中肯的建议，那就是可以向台湾学习，他号召政界和学界的朋友们要向台湾取经，学习台湾和谐共生的成功治理经验。如果你们真正向台湾学习了，起码在宗教界，一定会更加和谐，更加顺畅，更加安定，因为去掉了许多人为因素。你们动了那么多的脑筋，卖那么多的力气，花费了那么多经费，反而造成社会矛盾重重，怨声载道，费力不讨好。如果你们还是不放心，那就放下身段，亲自去台湾考察考察，看看人家是怎么做的，取取经不就可以了吗。他们不干涉任何宗教内部事务，宗教社会里反而很和谐共生，宗教生态平衡，不是值得深思吗？ 你们常常说不加入爱国会就是不爱国，这实在也是自欺欺人之谈。因为常常说别人不爱国的人，恰恰是自己的所作所为，表明你们是真正的不爱国者：纷纷到西方国家定居，追求绿卡，是爱国吗？把大量财富转移到国外，是爱国行为吗？加入外国国籍是爱国吗？你们养了那么多贪官，是爱国吗？许多贪官跑到国外，把大量财富带走，是爱国吗？现在看来，真正需要成立爱国会的正是你们自己，真正需要加入爱国会的也正是你们自己，是你们自己要好好把自己整顿成真正的爱国者，真正的善待老百姓者。 再说做一个好公民吧。你们不但说基督宗教信徒要爱国，而且还要基督宗教信徒做一个好公民。言外之意大家都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可是请问，你们是一个好公民吗？上面已经说过，你们的种种作为，证明你们实在离一个好公民相差甚远。现在正是你们自己要好好反省，好好悔改，使自己真正做一个好公民，善待老百姓，好好的爱国了。 你们不是常常担心基督宗教不爱国吗？基督宗教遵照其教义、教规、戒律等等要求，遵照基督的爱，爱祖国，爱人民，爱每一个人，包括你们这些经常企图逼迫、迫害，甚至经常污蔑、毁谤基督宗教的人。基督宗教每天都在为国家，为社会，为人民祈祷。在历史上基督宗教无论在文化，科技，医疗卫生，创办大学，社会服务，济贫救困等等多方面都有许多建树，为国家为人民都做出过很多贡献，这里不再叙述。在现实中也在尽力做着力所能及的事，如开办诊所，收留照顾弃婴，捐款助学，救济贫困；联合普世教会在麻风病院，基督宗教人士遵照耶稣爱的精神，自我牺牲的精神，不怕脏，不怕累，冒着被感染的风险，救济、服务、看护、服侍全国几十所麻风病院的麻风病人们，有的甚至牺牲在这样的岗位上（详细情况这里不再叙述）。这里我们不是在标榜自己，我们是在表明我们为国家，为社会和人民实践着基督的爱，尽着自己的一份力量。 另外，基督宗教提倡经常反省，经常悔改，有错必改，这是基督宗教的习性，绝对是稳定社会的正能量。人不是不会犯错误，而是勇于反省，勇于改正错误。如果你们也早早这样做，怎么会有这么多贪官，怎么会深陷贪腐泥潭，社会也不会这样乱了。可惜，你们不但不这样做，反而经常打压基督宗教，把这种正能量破坏，总觉得不放心。其实真正不放心的应该是你们自己，是你们自己的所作所为与社会现实不适应，是你们把自己把推向贪腐的深渊，推向险境，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如果你们真正早早向基督宗教学习，好好反省，经常悔改，社会将是什么样子，社会早就改观了，和谐了，那才是国家之幸，人民之幸，我们愿经常为此祈祷。
梵蒂冈主要是宗教性质的，管理的也是宗教，对普世教会的管理也是宗教内部的事物，并不管人的俗世问题，俗世事物归凯撒。耶稣说过：凯撒的归凯撒，天主的归天主。
西藏的情况与内地有着本质的不同，因为西藏过去是政教合一的，也就是说，宗教领袖也是行政官员，当然需要政府批准。内地则不是这种情况，王作安先生一再强调中国是政教分离的。对基督宗教来说，比如主教是纯粹的教职人员，不是行政官员，没有行政权力，所以应当由基督宗教内部决定，报政府备案，这也是基督宗教进入中国后的一贯做法。例如，就算从明末算起，基督宗教传入中国已经四百多年了，基督宗教教职的任命，在49年以前，没有受到中央政府的干预。那时候的基督宗教教职的任命只是宗教内部确定，任命后报管理部门备案便可。即使在49年以后，主教职务还是报最高部门批准。只是在当时一切断绝，无法了解情况，所以无法批准。这就是后来王作安先生所说的，不批准就自选自圣了（这是不合理的辩解。如果中国政府下级向上级报批，也这样的话，那成什么样子）。这是因为在当时一切隔绝的情况下，互不了解的产物，是不正常的现象。现在到了二十一世纪，各种联络渠道应该畅通，各自的情况应该了解的更清楚，隔阂应该越来越少，不应该再有什么节外生枝的事了。
梵蒂冈教廷，怕罗琳们还在做梦么？醒醒吧 中国教会事务不归你们换，你们不必操心！有党统治呢！党决定一切！党绝对领导！中央决定一切！是北京中央政府，不是梵蒂冈教廷中央！睁开眼睛吧！
政府可以管理宗教，但不应干预宗教内部事务，这才是天经地义，才符合政教分离的原则，才信守了自己一贯宣称的宗教分离的诺言。
政府管理宗教，天经地义。 ----政府不信天，何来天经？政教分离，政治插手宗教内部事务，何来地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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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先生喜欢在历史中漫游，已经从抗日战争游到抗美援朝了，佩服。下一站到哪里去，有谱吗？可是，老在历史长河中游荡是危险的，千万不要跌入历史的深渊。虽然有一句名言，忘记过去就等于背叛，但这句话有时候是错误的。例如，你下一站游到“文革”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中。那时，不但宗教界被当做“四旧”，“牛鬼蛇神”扫光了。就是革命者，老革命者，甚至国家主席也不能幸免。所以还是回到现实为好，对过去多一份宽恕，宽恕七次，七十个七次。如果你是无神论者，也有一句名言：宽恕别人，就是宽恕自己。
现在有一实例，值得思考，那就是美国和古巴在交恶50多年后建交了，受到两国人民的欢迎，也受到世界的称赞。我想如果他们两国老纠缠在历史中孰是孰非，即使有教宗方济各出来调停，恐怕也难有今天的结果。所以我们还是向前看为好，只有向前看才有光明的未来，才能到达幸福美好的彼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