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臭名昭著的莫过于2000年梵蒂冈“封圣”事件,梵蒂冈册封了120名在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当中死于非命的传教士和教徒为“圣人”,其中诸如马赖、郭西德、刘方济之流是西方列强不折不扣的侵略帮凶,使中梵关系正常化倒退数年。这一恶性事件正是在“台湾主教团”的提议和怂恿下进行的,“台湾主教团”为了维系自身的既得利益做出此种数典忘祖之举,着实令世人齿冷。
或许陈建仁弟兄以天主教徒的身份来大陆进行一次朝圣之旅,为两岸和平做出自己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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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臭名昭著的莫过于2000年梵蒂冈“封圣”事件,梵蒂冈册封了120名在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当中死于非命的传教士和教徒为“圣人”,其中诸如马赖、郭西德、刘方济之流是西方列强不折不扣的侵略帮凶,使中梵关系正常化倒退数年。这一恶性事件正是在“台湾主教团”的提议和怂恿下进行的,“台湾主教团”为了维系自身的既得利益做出此种数典忘祖之举,着实令世人齿冷。
问:从中国近代史来看,西方基督教、天主教传入中国,是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侵略中国紧密相联的。在这个过程中,许多传教士起了不好的作用。您怎么看待传教士在中国近代史上的作用?
答:确实,近代史上,基督教传教士与军事的力量有时候是关联在一起的,特别是在中国。这与当时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有关系,这是很不幸的,但这是事实。否认这一点是很荒谬的。
问:与这个问题有关的,您可能知道,最近罗马教皇要册封120个圣人,其中有80多个是在1900年义和团运动中致命的传教士和教徒,在被封圣的人当中,有一些人在中国干了坏事,是有劣迹的,而且梵蒂冈选择在中国的国庆日举行封圣仪式,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孔汉思:作为一个天主教的神学家,如果在北京对梵蒂冈的作法作评价,是非常困难的,也是非常复杂的一件事。可能会被人看成是在一个共产党的国家被召来做这样一件事。但是,我又是一个独立的学者,我会在北京和梵蒂冈说同样的话。我一直觉得非常疑惑,为什么罗马教廷把这种宗教事务变得越来越政治化。我宁愿没有这样的情况发生。为了了解传教士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还要考虑义和团的例子。事实上,义和团最开始不是反传教士的,到义和团运动第三阶段才反对传教士。这说明了一个问题,在19世纪的后半叶,传教士越来越多地涉及到西方列强的活动中,即传教士与中国社会前后期关系的变化。罗马教廷方面应该考虑两个问题,一个是传教士的问题;一个是所谓基督教国家列强干涉的问题。实际上,在义和团运动中,被中国人反对的并不是真正的基督徒,而是完全政治化的西方列强。所以我认为,梵蒂冈方面不应把这些传教士神化。
折叠愚昧与残暴
义和团的行为除了杀害无辜的外国人外、也直接造成许多无辜的中国人(数量远超过洋人及教民)受害,而且针对对象从光绪帝(所谓一龙)、李鸿章、奕匡(所谓二虎)、京官大臣(所谓十三羊,或谓三百羊,宣称京官除十八人外全应杀)至洋人、教民、普通百姓(所谓十毛),无法无天,除屠杀外,也奸淫据掠,其不人道处比八国联军更甚,不论以中外的传统道德观点来看、义和团的行为实属野蛮残暴。如据当时记载:“城中日焚劫,火光连日夜……夙所不快者,即指为教民,全家皆尽,死者十数万人。其杀人则刀矛并下,肌体分裂,婴儿生未匝月者,亦杀之残酷无复人理”,“京师盛时,居人殆四百万。自拳匪暴军之乱,劫盗乘之,卤掠一空,无得免者。坊市萧条,狐狸昼出,向之摩肩击毂者,如行墟墓间矣。”“义和团之杀教民毛子也,备诸酷虐,锉舂,烧磨,活埋,炮烹,支解,腰杀,殆难尽述。京西天主堂坟地,悉遭发掘,若利玛窦,庞迪我,汤若望,南怀仁诸名公遗骨,无一免者。胜代及本朝御碑,皆为椎碎。保定属有张登者,多教民,团匪得其妇女,则挖坑倒置,填土露其下体,以为笑乐。”
台湾人(不分统独)及许多海外华人对义和团的评价极差,义和团已经成为迷信及暴力的象征,更成为骂人用语。义和团几乎是找无辜者泄愤,不但受害的外国人多属无辜,更有许多中国人直接受害,唐德刚将义和团与文化大革命的红卫兵、武斗相提并论。
值得注意的是:在2000年梵蒂冈“封圣”事件中(名单系由台湾教团推荐),大多数被“封圣”的圣徒是义和团运动中的“殉道者”,但在中国方面看来则视其为帝国主义的帮凶,这也凸现了教廷方面与中国站在不同的立场上,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 事后梵蒂冈教皇曾为封圣日与中共十一国庆撞期而道歉,但无意改变封圣的决定。
邹容在其著作《革命军》中说“有野蛮之革命,有文明之革命。”“野蛮之革命有破坏,无建设,横暴恣睢,知足以造成恐怖之时代,如庚子之义和团,意大利加波拿里,为国民添祸乱。”
鲁迅在《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中说:“清光绪中,曾有康有为者变过法,不成,作为反动,是义和团起事……”。
蔡元培在1916年说:“满洲政府,自慈禧太后下,因仇视新法之故,而仇视外人,遂有;义和团之役,可谓顽固矣。”(《华工学校讲义》)
李大钊在他著名的宣言性论文《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1918年7月1日)中说:“时至近日,吾人所当努力者,惟在如何吸取西洋文明之长,以济吾东洋文明之穷。断不许以义和团的思想,欲以吾陈死寂灭之气象腐化世界。”
陈独秀在发表在《新青年》上的《克林德碑》(1918年)一文,更是全面分析了义和团运动在五个根本方面反时代潮流的特征,陈独秀最后总结说:“照上列的事实看起来,现在中国制造义和拳的原因,较庚子以前,并未丝毫减少,将来的结果,可想而知。我国民要想除去现在及将来国耻的纪念碑,必须要叫义和拳不再发生;要想义和拳不再发生,非将制造义和拳的种种原因完全消灭不可。 现在世上是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向共和的科学的无神的光明道路;一条是向专制的迷信的神权的黑暗的道路。我国民若是希望义和拳不再发生,讨厌克林德碑这样可耻的纪念物不再竖立,到底是向哪条道路而行才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