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蒂冈外交部门试图从苏联反宗教政策铁壁之夹缝中打开道路的努力，在天主教会本身的内部和外部都招来了诸多批评。许多人认为，与那些继续严酷迫害信徒的人们建立关系是不可接受的，几乎是不道德的。影响较大的有耶稣会神父阿莱西奥·弗洛里迪（Alessio Floridi），他是研究对俄关系的最好的天主教专家之一，从1950年开始是杂志《天主教文明》（Civiltà cattolica）关于苏维埃俄国问题的重磅专栏专家。由于他发表的文章和言论，他被苏联拒绝发放签证。六十年代中期，由于他对梵蒂冈东方政策（Ostpolitik）的批评争议，他结束了与前述杂志的合作，直到他出版了《莫斯科与梵蒂冈》（Mosca e il Vaticano）一书抨击此事。在这本书的序言中，持不同政见的俄罗斯历史学家米哈伊尔·阿古尔斯基（Mikhail Agurskij）写道：“作者提出的问题的确很让人苦恼：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梵蒂冈这样一个在世界上如此德高望重的道德权威，却出人意料地与一个道德观截然相反的权力结成某种奇怪和不自然的联系，这个权力不仅否认所有宗教的价值观，而且还积极打击这些价值观。”
新东方政策，呵呵！禺认为在中国这个政策用方济各教宗话说、中国是一个伟大智慧的国家而新东方政策在中国是没有什么用处的，也可以说肯定是失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