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蒂冈旧与新的“东方政策”

梵蒂冈旧与新的“东方政策”（第一部分）

罗马（亚洲新闻）— 近几个月来，也许在最近几年，圣座在外交政策上的放弃主义和激进的否定论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和困惑。在许多方面，似乎让人回想起梵蒂冈当年的“东方政策”（Ostpolitik），在上个世纪，教会藉此与几个最敌对的政权达成许多妥协，比如纳粹希特勒、斯大林和赫鲁晓夫的苏联。如今，梵蒂冈又显示出莽撞的开放态度和一味的让步，这其中最轰动的就是可能在主教任命问题上与后现代共产主义的中国达成协议，即使在卡沙罗里（Cas​​aroli）枢机时代，梵蒂冈也没有向中国屈服过。

其实，在激进程度上不逊于此的，是梵蒂冈与普京以及基里尔（Kirill）牧首的俄罗斯达成的天主教新伙伴关系，教宗方济各与基里尔牧首于2016年2月12日在哈瓦那机场进行了一场充满超现实感的会面。对俄罗斯政策无条件的支持，使得一向与莫斯科冲突的乌克兰希腊礼天主教徒感到非常不齿，梵蒂冈的这种态度自然而然与俄罗斯重新夺回其曾经失去的地缘政治中心地位之愿望高度吻合，然而付出的却正是梵蒂冈自我否定的代价。

目前的梵蒂冈政策与上个世纪的“东方政策”之间的相似之处值得注意，但只是部分的，也可能不具决定性。自从教宗若望二十三世（Giovanni XXIII）和梵二大公会议以来，罗马教廷决定放弃许多东西来拯救少数，但最重要的是为了拯救未来。如今，放弃似乎不仅是一种手段，而是目标：面对不可预知的未来，不让教会委曲求全于一个预先确定的角色。当他们决定让刚直不阿的敏真谛（Mindzenty）枢机留在美国驻匈牙利大使馆里、斯里皮（Slipyj）枢机留在罗马的乌克兰修道院里，对基督徒受的迫害避而不谈，以便促进签署《赫尔辛基条约》（Trattato di Helsinki），以这种方式，由卡沙罗里枢机领衔的梵蒂冈外交官们努力给教会留存一个生存空间，也许可以推动像苏联这样的极权主义政权改革，放弃与信仰和西方文明之间的冲突。

后梵二会议时代和对话

第一次梵蒂冈大公会议开辟了一个新时代，推动天主教会与东正教世界、尤其是与俄罗斯教会展开对话。在前任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和保禄六世、君士坦丁堡普世牧首雅典纳哥拉（Athenagoras）、俄罗斯都主教尼科季姆（Nikodim）和荷兰籍的维勒布兰德斯枢机（card. Willebrands，担任基督信徒合一秘书处秘书长即后来的圣座基督信徒合一理事会主席长达二十年）等人的合力之下，开启了一个独一无二的“对话季”。1965年12月7日梵二大公会议闭幕之时修成正果，天主教会和东正教会相互取消了彼此之间绵延近千年的绝罚和诅咒。

苏联领导层似乎是不温不火地支持这些开放，希望获得对自身目的有利的优势。俄罗斯的东正教会还培养形成了一批“对话专家”，围绕在极富魅力和充满活力的尼科季姆都主教及其亲密合作者们的身边，这些人中就包括时任圣彼得堡学院（Accademia di San Pietroburgo）院长、极为年轻而崭露头角的基里尔（冈贾耶夫Gundjaev），也就是现任的莫斯科牧首。

与此同时，得益于紧张局势的纾解，在国际层面，“冷战”投入的力量也渐趋接近和平衡，在肯尼迪、赫鲁晓夫和隆卡里（Roncalli，即若望二十三世）教宗等历史人物的作用下，和平前景趋于一致：更多是在宣传而不是实质上利用这种趋势，苏联领导人提出了“争取和平”的口号作为其外交政策行动的伟大前景，在这个意义上，莫斯科东正教会代表人物的国际交往似乎为其宣传本身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支撑。

这种“缓和”政策也受到一些著名人士的支持，比如时任佛罗伦萨市长的基督教民主党政治家乔尔焦·拉皮拉（Giorgio La Pira），他是一位致力于造福穷人的虔诚天主教徒，曾经亲自写了几封信给赫鲁晓夫。

1961年11月25日，也得益于拉皮拉等人的外交努力之下，赫鲁晓夫为教宗的80岁生日致送了一封祝福电报。1963年3月7日，赫鲁晓夫的女婿、官方日报《消息报》（Izvestiya）的总编阿列克谢·阿祖别耶（Aleksej Adžubej）与苏联共产党总书记的女儿拉达（Rada）一起拜会了若望教宗。其后，保禄六世于1965年10月4日在联合国与苏联外交部长安德烈·格罗米柯（Andrej Gromyko）会晤，然后，当格罗米柯于1967年2月、1970年11月、1974年2月和1975年6月陪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尼古拉·波德戈尔内（Nikolaj Podgornyj）访问梵蒂冈时，教宗又多次会见了他。

卡沙罗里枢机的“东方政策”（Ostpolitik）

抓住这些年来国际政治开放所提供的机会，梵蒂冈外交基本上遵循着与德国总理威利·勃兰特（Willy Brandt）发起的欧洲东方政策路线。卡沙罗里枢机（Agostino Casaroli）是这一阶段的伟大诠释者，他先是作为一名普通的官员、后来成为梵蒂冈外交的领导人，领导了教廷在后梵二会议时代里与东欧各国无神论政权进行对话的整个过渡期，直到戈尔巴乔夫改革。1963年，他参加了维也纳的联合国领事关系会议，代表圣座签署了有关公约。从维也纳出发，在教宗的安排下，他两次前往布达佩斯和布拉格，与共产党政府恢复已中断多年的接触。1967年7月4日，他被任命为宗教特别事务部（Congregazione per gli Affari ecclesiastici straordinari）的秘书长，该部次年即1968年改名为教会公共事务理事会（Consiglio per gli Affari pubblici della Chiesa）。1967年7月16日在梵蒂冈大殿受教宗保禄六世祝圣为主教。 1971年，他第一次前往莫斯科。1979年7月，受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封为枢机主教，并被任命为梵蒂冈国务卿。1988年，他参加了罗斯的洗礼千禧年庆典，在那里他会见了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čev）。1990年12月1日他辞去职务，并于1998年去世。

阿希尔·西尔韦斯特里尼（Achille Silvestrini），是卡沙罗里枢机早年最亲密的助手之一，后来成为枢机主教，如今是圣座东方教会部（Congregazione per le Chiese Orientali）的荣休部长，他这样描述了那些年里树造了梵蒂冈新政策的方法和希望：“事实上，在‘东方政策’实施的多年来，在教会中一直存在着紧迫而持久的对抗，受到总是不时出现的戏剧性问题的影响。这种对抗并不着眼于教会被迫采取的迂回立场，而是在教会‘政治’选项的层面上……我们面临的挑战是，是否让教会在共产主义面前摆出你死我活的抗拒，或者，让这种抗拒在原则坚定的同时，也承认在一些可能和诚实的事情上的有限协议。我们讨论的是，谈判能否让宗教生活获得空间和呼吸，或者是坚持不切实际的幻想，结果只是有助于保持那些政权的威望，却对教会没有任何持久的成果。”卡沙罗里枢机，作为一个出色的外交家和一个伟大教会之人的真诚信仰，如此解释三任教宗的领导，他们在气质上非常不同，然而在“爱德的对话”的信心里、不懈不倦地献身于“忍耐的殉教”，他们都是一致的。卡沙罗里枢机接受的是教会传统坚实的现实主义教育，早在若望二十三世开始最早的开放迹象时他就发问：“这是幻觉？或者，对教会而言是微弱、但却有依据的新的可能性之希望？确切的说，是什么东西经过了教宗的灵魂，在他漫长的生命里，乐观的自然天性、对人性根本的良善怀有几乎不可救药的信心，似乎统一在了一个近乎先知式的愿景里，超越了经验和外交的理性分析，却并不排除或轻视它们？”（引自于卡沙罗里枢机的著作《忍耐的殉教——圣座与共产主义国家（1963-89）》（Il martirio della pazienza. La Santa Sede e i paesi comunisti (1963-89)，都灵2000年出版）。

对东方政策的批评，宗教迫害和异议（第二部分）

梵蒂冈外交部门试图从苏联反宗教政策铁壁之夹缝中打开道路的努力，在天主教会本身的内部和外部都招来了诸多批评。许多人认为，与那些继续严酷迫害信徒的人们建立关系是不可接受的，几乎是不道德的。影响较大的有耶稣会神父阿莱西奥·弗洛里迪（Alessio Floridi），他是研究对俄关系的最好的天主教专家之一，从1950年开始是杂志《天主教文明》（Civiltà cattolica）关于苏维埃俄国问题的重磅专栏专家。由于他发表的文章和言论，他被苏联拒绝发放签证。六十年代中期，由于他对梵蒂冈东方政策（Ostpolitik）的批评争议，他结束了与前述杂志的合作，直到他出版了《莫斯科与梵蒂冈》（Mosca e il Vaticano）一书抨击此事。在这本书的序言中，持不同政见的俄罗斯历史学家米哈伊尔·阿古尔斯基（Mikhail Agurskij）写道：“作者提出的问题的确很让人苦恼：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梵蒂冈这样一个在世界上如此德高望重的道德权威，却出人意料地与一个道德观截然相反的权力结成某种奇怪和不自然的联系，这个权力不仅否认所有宗教的价值观，而且还积极打击这些价值观。”

在七十年代中期，梵蒂冈可以对其已经执行了十多年之久的东欧政策进行评估。在这场总结中，让人感到沉重的不仅仅是来自东欧方面的批评（比如在1974年波兰首席主教斯特凡·维辛斯基（Stefan Wyszynski）枢机就对波兰政府和教廷之间建立起一个几乎是未来外交关系序曲的“持久接触”表示反对），以及弗洛里迪神父等人的。而是结果本身看起来不尽人意，尽管梵蒂冈方面做出来巨大的改变。1975年，教宗保禄六世公开描述了一个问题重重的局面。尽管他重申了“东方政策”的优点，但教宗仍表达了自己的不满，他在枢机团会议上说：“如果说在某些情况下，对话的结果似乎是稀少、不足或姗姗来迟的​​，如果说其他人也许从中觉得足以有理由阻止这个政策的执行，然而，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重大的责任，需要持之以恒地继续走这条首先是通向甘之如饴的福传之道路：耐心、理解和爱德。当然，我们也毋需讳言，这中间有不少的情况下，我们不得不回避或者承受与教会或人类权利相左的事情，这引起了苦涩和担忧；我们必须要警醒，不要误解了我们负责任的态度，就好像它是无奈的接受或默认似的”（引用自安德烈·里卡尔迪Andrea Riccardi所著《梵蒂冈和莫斯科1940-1990年》Il Vaticano e Mosca. 1940-1990一书第314页，1992年罗马-巴里出版）。

宗教迫害

事实上，梵蒂冈的政策并没有允许从实质上改变信众们在无神论国家政权下的处境，他们仍然处在只稍稍比地下活动好一点儿的形态。相反，这些极权政府恰好是利用了西方和梵蒂冈伸出的求和之手，为所欲为地收紧了对信徒的压制和迫害，使教廷处在一个相当尴尬的境地。典型的例子就是在赫鲁晓夫的短暂统治中，他一方面显示出自己是倡导国际缓和的主要角色，同时另一方面又决定实施苏联历史上最为系统的反宗教运动，甚至宣称其目标是要在电视上“让最后一位教宗悔改”。而且，这种情况并没有在赫鲁晓夫于1964年失势后有所好转，在漫长的勃列日涅夫当政“停滞”期间，对宗教信仰的箝制是连续和令人窒息的，甚至设置了专门的精神病院关押最为活跃的宗教信徒。

不过，尽管当局力图骚扰和消灭信仰，但信徒们仍然存在。事实上，在战后、梵二大公会议以及缓和时期备受争议的开放态度的效果之一，正是在整个东欧和苏联自身内部出现了一场自发的社会、文化和宗教抗议运动，也就是所谓“异议”运动，其形式包括半地下式地流传阅读独立出版物“萨米兹达”（samizdat，源自俄语，意指未经官方许可的出版物）。这类异议只有在历史和心态上更接近西方国家（且人口的多数为天主教徒）的东欧国家——如波兰和匈牙利——才有比较张扬的公开表达，却被苏联坦克以极端暴力加以了镇压，而在苏维埃帝国的心脏，异议表达的方式主要是诗歌和文学形式，这其中，宗教表达找到了自然而热烈的形式。

显然，持不同政见的宗教人士无法理解或认同梵蒂冈外交的闪转腾挪，他们时常认为这是对“沉默教会”的真正背叛，沉默教会承受着痛苦和屈辱的代价，经常冒着生命危险，保全忠贞信仰。正是宗教迫害在基督教各个不同门派的代表当中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普世合一趋同：在苏联的各个劳改营中，天主教、东正教和新教的信徒们被一个共同的不幸命运联结在一起，却体验了在基督教诞生之初的几个世纪里基督徒的和谐与友爱，毫不费力地超越了最顽固晦涩的信理和教规问题。一位东正教神学家米哈伊尔·梅森-阿克赛诺夫（Mikhail Meerson-Aksënov）1972年写了一篇题为《天主子民和牧者》（Il popolo di Dio e i pastori）的随笔，其中写道：“基督创立的统一和大公（俄语sobornaja，即普世）的教会在历史上被划分和分割为两个（西方和东方教会），然后各自又分成几个对立的部分。地狱的力量不能赢得整体的教会，但又有哪个自我封闭、反对其他的教派，胆敢声称自己就是这教会的整体呢？”于是，正如索尔仁尼琴（Solženicyn）表述的那样，“从岩石底下”盛开出一个新的基督教复兴，其性质是跨教派的、很少体制的影响：当地教会阶层往往被困在与反宗教政权的被迫协作中，而与此同时教宗特使们在复杂的寻求活动空间之过程中不断做出妥协。

在苏联的周边卫星国家里，天主教徒的参照中心仍是波兰的圣职人员，即使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也懂得如何保全教会的中心地位，这方面波兰的圣职阶层首屈一指。而在苏联帝国的内部，天主教徒们紧紧倚靠在两个大岛上：拉丁礼的立陶宛，它秉持着类似于波兰邻居那样的精神维持着信仰，以及在乌克兰西部的希腊礼天主教，但它完全是地下组织的，因为官方教会在1946年利沃夫（L’vov）的伪主教会议之后已经完全被斯大林抑制了，尤其是在其领袖都主教约瑟夫·斯里皮（Josif Slipyj）被捕后，东正教会在明面上已沦为当局的同谋。

当梵蒂冈高层试图竭尽全力在外交突破努力和维护受迫害信徒之间寻求最大可能的平衡，在西方世界的许多人却以或多或少组织起来的途径，尽情享受自由的人们试图向“沉默教会”送去对苦难弟兄们在物质和精神上的团结和声援。事实上，从战后初期开始，就已经形成了各种致力于支持苏联和东欧弟兄姊妹们的协会、文化中心、平信徒运动等等，在梵二大公会议之后，这些组织扩大和深化了其方针和活动能力，加入到反共产主义的抵抗阵营，维护保存被破坏的传统，致力于实现梵二会议向全世界提出的大公合一之开放和更新教会的理想。

当今的新东方政策和“出走”的教会（第三部分）

苏联共产主义的崩溃以及在前任波兰教宗时代东欧的“宗教复兴”，似乎证明了梵蒂冈的筹划是正确的。然而，胜利并没有导向人们所希望的和解，也没有导向已世俗化世界的再次福传。东方和西方之间的冲突重生，而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扩散和可怕，这不仅表现在中东恐怖主义或者朝鲜核计划的威胁，而且尤其体现在新兴世界对旧世界的全球化经济战，以中国和印度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对美国和欧洲的冲击，金融市场无休止的经济危机，以及全球各处被排斥人民的无法遏制的流徙。

如今的教会执行着新版“东方政策”（Ostpolitik），似乎是要从这种情形抽身而出，作为一个不同世界、一个不同文明的宣告者，不再受地理或信仰区分的囿限。罗马不再是“世界之都”（caput mundi），这并非因为它已经被莫斯科或者北京所取代，而是因为它认为应该在一个没有任何领头或者中心的世界上重建，或许，认可新的中心和参照系。谁都可以来为所有人负起责任：如果俄罗斯东正教认为有必要从道德退化中拯救世界，梵蒂冈就支持它，哪怕是与自己更自由的开放自相矛盾；如果中国的新共产主义想要统帅市场规则，既是物质世界，也有意识形态，教宗也支持它，甚至可以牺牲数十年来在迫害中艰难生存的地下教会结构。

所有这一切也是在阿根廷教宗豪尔赫·马里奥·伯格里奥（Jorge Mario Bergoglio）的努力下实现的，他在当今的天主教领导着一场走出意大利和欧洲背景的真正革命运动，他一直受到此种运动的吸引。

这不仅仅是符合将教会拉近最需要帮助的人类“郊区”的贫穷选择这一“第三世界主义”的问题，而且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地缘政治转换：曾经依其定义是“罗马中心”的罗马天主教会正在变成一个无中心的教会。这就好比是说教宗方济各——正如启发了他选择名号的圣方济各一样——来割断宗座本身的驻地纽带，让它分散到世界的街头，恰好就像是中世纪的托钵修会和他们的成员所做的一样。

教宗方济各的教会事实上是在走出自身，不仅是从梵蒂冈禁锢的城墙走出，在物质上失去世俗权力，而且是从在绵延整个公元第二个千年教会保持了历史和政治中心地位的自负中走出。如果说拜占庭帝国教会在奥斯曼帝国的入侵下烟消云散，只有在俄罗斯东正教会、以及它古老和现代沙皇们的幻想中才在复兴，那么，罗马教廷——正如我们一直认为的那样——正在少数人的热烈欢迎和许多人的无动于衷中消失，让伯多禄的帆船启航驶向一片开阔和未知的大海，正如教宗圣若望保禄二世本人在福音禧年的格言所说：「划到深處去」（Duc in altum）。

梵蒂冈的新“东方政策”，这一自我矮化或者说“福传缩减”（decrescita evangelica）的政策，究竟是一个真正的预言、还是一次新的从世界逃亡，就像君士坦丁时代的埃及僧侣出逃那样，这将由时间来验证。可以肯定的一点是，教宗方济各带领下的教会正在促使所有人放弃与历史地位和遗泽相联结、以及部分也是与令人心安理得的教条定义相联系的确定性。或许，与其说方济各是一位来自“世界尽头”的教宗，他更是一位天主拣选的教宗来引导我们走向一个已然被超越和固化的世界之尽头，从而让我们敞开心扉，面向一个新的创造。

* 作者是罗马宗座东方学院（Pontificio Istituto Orientale）的俄罗斯历史和文化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