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宗方济各将会前往中国吗？这是一个令梵蒂冈外交人员煞费思量的问题。
如果教宗真的能成行，这将会是何等光景，可以在天主教历史上开创先河；但是这样的一个行程，却耗费北京共产政权和教廷之间恍惚永无止境及非常秘密的谈判。
这将会是罗马教廷与新专制中国建立新关系的一个明确讯息。
尽管双方的外交人员致力建立桥梁以达成此事，但是这还需要克服彼此的不信任；把两个阵营中激烈的反对者推到一边；以及治愈过往残酷的历史伤口。
魏明德（Benoit Vermander）神父是一名耶稣会士及知名的汉学家和书画家，他以笔名「笨笃（Bendu）」从事创作。长久以来，他都用手指为这种复杂的关系把脉。
一九九六年至二零零九年间，魏明德担任台北利氏学社的主任。他现在是上海复旦大学神学系宗教科教授，并在该学徐光启-利玛窦文明对话研究中心担任学术主任。
在二零一七年十二月，我在探讨教宗方济各下梵蒂冈外交取向的一个研讨会上，首次听到魏德明的名字。这研讨会是在巴黎政治大学的国际研究中心举行。
当这位法籍神父最近返回法国，我趁机邀请他与三位同事在蒙鲁日一间餐厅午膳。用膳期间，他向我们阐述中共对宗教团体实施的政策。
以下是他讲话的摘要：
教宗方济各想达成协议
有关教廷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谈判，在三年前稍为有一点恢复起来。
教宗已经表明，他想跟中国达成一份协议。他也想有一天能到中国访问。因此，国务院一直朝着这个方向工作。
在北京，情况更为复杂。外交部最可能支持达成协议，但是统战部这个负责监督民间社会包括宗教事务各部门的机构，看来拖慢了进度。在中共党内，内部发展未必朝着这个方向迈进。
重要的议题系于双方共同接受任命主教的方式上。大部分的技术问题已经解决，大家可以想像：当拣选一名主教时，北京会向教廷提出一个经过充分拣选的候选人名字，让教廷不会有异议。他会是一名获得同袍信任的神父，有坚定的信仰，没有隐藏的家庭，也没与中共有任何联系。
不过，最近的讨论似乎没取得成功。为何没有？因为彼此缺乏信任。当梵蒂冈反应一旦协议签署后，不排除一个可能性：中共要求神职人员以一种象征方式向政府俯首称臣。自去年秋天中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以来，中共采取的方向应该会让人产生这种警戒心理。
「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
十九大确认恢复公民信仰的决心，而宗教要作出承诺，忠于这种信仰。为习近平来说，党国的生存不能没有共同信仰。他于二零一七年十月的演说中曾经作出总结：「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事实上，中国应该是它本身所尊崇的对象。而宗教应该伸出援手，至少部分成为接力者转播这种新公民宗教。
因此，尽管技术而言，主教委任问题差不多获解决，但是彼此之间的信任仍需要建立，并获保证。政治方面，机会之门已经为教宗打开。在文化范畴上的努力，可助建立信任关系，譬如定于今年春天分别在梵蒂冈及北京举行的双连展。
中国政府正在寻求与民众缔结新的社会契约；这契约是建基于获得中共批准的共同信念基础上。就这思想，到卢梭，是一种公民宗教、精神上的结盟；既不可缺少，大有可能出现。
在中国早已出现至高的个人崇拜。（首先是）马克思和列宁主义；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是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今天呢？例如学校的升旗礼，再度有严格要求；视像宣传再被利用为夸赞中共的工具，例如：「社会主义的十六项核心价值」。我们已经从「集体领导」的观念，转而到聚光灯下的习近平身上。
人们会发觉到，有一种渴望想结束邓小平时代；这时代的特点是国家发展的一项条件，是要不断向世界开放，并是由党国分离所主导。但今天，为加强这个体制，党国联系变得更为紧密。而大多数的民众认为，这些原则是正常的，甚至是可取的。
迈向绝对的社会操控
中国正透过新科技逐步达致绝对的社会控制，中国人民也热衷采用类似的科技。不久，将可追踪到国民一整天的活动：他们以何种方法使用社交网络，他们银行信贷的情况等等。矛盾的是精英阶层不希望他们的孩子在这种环境中成长，故此，即使财产转移到国外较以往困难得多，但他们仍不断把财产转到国外。
另一可行方案是：受控制情况下的开放。中共的智库已设想过各种政治选择。民主在华人世界是可以达到的，像台湾所显示的情况一样。不过，这不是中国政府所要作出的选择。
习近平追求这强大的国度，当然会想标榜其在这地区内的霸主地位。中国人对自己国家充满著信心，是远远超过对自己的。他们希望得到世界领袖的认可，而不一定想要主宰这世界。他们害怕走得太远，因为他们意识到，当你走得太高的时候，你有可能会从高处摔下来。同时，盼望有天以武力发挥国力的梦想，一直悬空着而没清楚表示出来，政府还是务实点好。
宗教获相当重视
在民众之间，「宗教」不管以何种形式存在，都获相当的重视。在极端理性主义体系中，宗教被视为给予人力量及自尊。儒家思想不获大多数人视为一种宗教，而是价值观的根源。伊斯兰教是为例外：网上进行的辩论中，伊斯兰教较受到广泛的排斥。
基督宗教中，新教可谓乘风航行，有着迅速的发展。新教徒数目较天主教徒多出约五至六倍，当中只有两到三成是获官方认可的新教教会所监督。
这是一种中国人之间通过互相联系达致口传皈依的现象，显示民众渴望在界限分明的社会环境内找到一点人性的温暖。服务通常在「朋友间」的私人场所进行，但中共不喜欢这种现象。只要信友没秘密行动，中共不会对信友存著不安感。然而，中国人却经常追求这种秘密活动，是由于对党国存在不信任，他们想尽可能避免与它有半点关系，并尽可能对它少一些妥协。
虽然中国天主教徒数目较少，但扎根在一段悠久的历史上。在山西省的一个农村地区，就一直恭敬著「痛苦之母」。当地首名教友是在十七世纪由一名耶稣会士帮忙受洗；其后一些天主教徒带领其他人皈依；跟着意大利传教士来到，与本土神职人士偶有出现紧张关系；继而义和团叛乱期间，天主教徒遭屠杀；跟着是文化大革命，很多信徒被监禁，甚至遭杀害。
当地教友团体拥有着这些所有的回忆，并从奉献中表达出来。而在圣誔节颂唱圣诗《无数天使空际临》的教友，会保证歌颂的是百分之一百的中国人。正是在这一环境下，地下教会与官方认可的教会能平行存在，即使彼此有越来越多重叠的地方。
【完】来源：《十字架报国际版》，天亚社编译。
There’s a lack of trust between China and the Vati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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