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友评论

网友 匿名 的原文：

狡猾的人出现在我们当中，试图毁掉蒙你恩宠的葡萄园。树林里喧吵的野猪想要摧毁她 – 一个牲畜想要毁灭她。

教皇良十世斥责马丁•路德

来吧，吾主。以你的名论断这一切。留心一直以来那些愚蠢人对你的中伤。听我们的祷告，因为狡猾的人出现在我们当中，试图毁掉蒙你恩宠的葡萄园。当你将要升天到父那里去的时候，你把葡萄园 – 得胜的教会 – 的管理和爱护的责任交给宗徒之首彼得以及他的继承人。树林里喧吵的野猪想要摧毁她 – 一个牲畜想要毁灭她。

来吧，伯铎禄。以我主赋予你的责任为名。留心至圣的罗马公教会，以我主在你血脉上的承诺为名而成圣的，如今被狡猾之人分割的众教会之母，信仰之师。

来吧，保禄。我们祈祷，因你以你的教导和舍己启蒙了教会。如今一块新的斑岩 – 就跟过去的一样 – 攻击至圣的十二宗徒，攻击我们蒙福的教宗，我们的先驱，并攻击他们的教导，并非以祈祷的方式，而是以充满欲望的斥责。他渴望自己的名，并不以使用异端最后的法宝 – 辱骂性的语言为羞耻，就如圣哲罗姆所见，在他们发现自己的教训被谴责的时候用他们的口舌喷出卑劣的毒药。当他们发现自己快要被定罪的时候，就开始臭骂一气。尽管你说异端有助于巩固基督教信仰，但他们必须在起初就通过你的仲裁被消灭，以免生长壮大。

最后，来吧，我们所有主内相通的圣徒，和我们这统一的，却因如实诠释圣经含义而受到烦扰的基督教会。我们中的不少被那些像古异端分子一样以自己的“智慧”曲解圣经含义，使之偏离圣神指引的谎言之父蒙住双眼。如圣哲罗姆所见，福音不再是天主的福音，而是人的 – 或者说 – 是魔鬼的福音。来吧，我说，我主至圣的教会，与我们蒙福的宗徒一起，向我主全能的天主祷告，祈求他在清理他的羊群和驱逐异端之后，能给他的教会带来和平与统一。

网友 匿名 的原文：

忠于教宗？忠于哪个教宗？庇护十二？若望保禄二？本笃十六？方济各？
唯独圣经？唯独哪本圣经？希伯来文？希腊文？拉丁文？和合本？……

网友 匿名 的原文：

教会初期，宗徒们呢？好像不是这样的

网友 匿名 的原文：

我们要尊重汉奸，邪教分子吗？

陈日君终于露出了本来面目

保禄

维基公开的过千份文件，揭发了港版“四人帮”的李柱铭、陈方安生、陈日君和黎智英，在外国势力的支持下，推动“宗教（陈）、政党（李）、传媒（黎）”三位一体的组合，并与外国势力保持频繁联络，提供情报，寻求资助和“策略性指导”。资料曝光后，社会各界哗然。
    星岛环球网消息：由公民党成立、民主党分裂，以至近年香港泛民政党策动所谓“公投”运动等，在维基公开的近千份美国驻港总领事馆机密电文中，就揭露了泛民“四人帮”，即前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原天主教香港教区主教陈日君和壹传媒老板黎智英由成形到合作无间的过程。电文披露，“四人帮”中李柱铭、黎智英、陈日君于2006年到梵蒂冈“朝圣”，首次令他们尝到“传媒、宗教、政客”这个组合可以发挥的影响力，随后就和美领馆“情投意合”。
    香港《文汇报》报道，敏感字符公开的美国驻港总领事馆的近千份机密电文，主要由2005年至2009年间两任美国驻港总领事撰写，涉及香港泛民主派头面人物的就超过半数，而单单包括“四人帮”，即陈方安生、李柱铭、陈日君和黎智英的动向和意见的已逾100份。
    “四人帮”近年主导整个泛民的力量和意识形态。其中“三大头目”2006年到梵蒂冈的“朝圣之旅”，引起香港社会对政教混为一谈的争议，但也令他们首次尝到传媒、宗教、政客结合可以发挥的影响力，也令美国驻港总领事馆开始留意到这个“宗（陈日君）、政（李柱铭）、媒（黎智英）”的组合。
    据披露，美驻港总领事馆于2006年3月31日的电文表明会探讨“传媒、宗教、政客”3种力量结合下的影响力，既透过美国“线人”收集当时3人在梵蒂冈的一言一行，还研究了当时传媒的看法，更特意就此事询问了香港天主教界消息人士的意见。此后，3人不时一起与美国驻港总领事会面吃饭，讨论的话题非常广泛，包括香港的政治、政党及政府官员等方面。
    此后，到2007年的立法会补选，“三人帮”开始试图发挥“造王者”的力量，推动陈方安生参选，统合泛民主派力量，由劝退民主党的甘乃威，到由陈太“担纲”上场后，“四人帮”也正式“成形”。
    美国驻港总领事馆于2007年9月11日撰写的文件透露，李柱铭、黎智英等游说陈太参选，并形容她是唯一可以统一泛民主派对抗有意参选的叶刘淑仪的人选，而陈太亦乐于藉此一试自己的剩余政治影响力。此后，“四人帮”开始插手、左右泛民阵营的选举部署及政党合作。所谓“五区公投”一役，更众所周知是其“幕后操盘”，而促成公社连的台前演出。
    除努力从泛民人士中索料，收集有用的情报外，外国势力最关注的还是与泛民的联络工作，藉以操控香港反对派，乃至整个香港政坛的路向。不过，自“四人帮”的李柱铭退下火线后，美国方面一直未能找到合适的继任者，作为他们与反对派的联络人，一度看上陈方安生，奈何“神女无心”。反之，“四人帮”则极力想推公民党的余若薇做“接班人”，却又变成美国当局“襄王无梦”，驻港总领事馆甚至于电文中直接质疑余若薇在泛民主派中未有决定性的影响力。
    维基文件披露，在2007年的立法会补选，“三位一体”开始发挥“造王者”的力量，推动陈方安生参选，统合泛民主派力量。港版“四人帮”其后不断邀美干预香港事务，最明显的是在香港的选举事务和所谓“五区公投”中与美领事馆密切配合，按照美领事馆指令和部署展开泛民主派的选举工程和策动所谓“公投”， “政治主教”陈日君高调呼吁教徒投票支持泛民主派和参与“公投”，传媒大佬黎智英利用“媒体霸权”指挥和动员泛民主派的选情，政客李柱铭和陈方安生则负责左右泛民主派的选举部署。

网友 匿名 的原文：

网上发帖说话骂人的都是，感慨气愤发泄讲真理说真话的。是我们不骂人可我们骂的不是人【是那些胆小如鼠，明知故犯，心口不和的伪君子】但对陈日君老先生你们要尊重。不要坏他的名誉伤他的自尊，按他的年龄已没有任何顾虑了要安享晚年了。只是先知的工作还没有做完。要说【没有主教团，是裂教】毕竟好多人还不清楚吗？你们忽视了一个词，叫【启程】启程就是第一步。解决了第一步。第二步才是【地中的灰色的】往后三步四步，遥祝老人家智慧高寿身体健康，牧养我们的羊群，叩首。

网友 匿名 的原文：

办宗教最重要的一是人，二是钱，看看基督教的牧师，都有结婚、买房、生子的压力，所以要不停的传教，传的人多了，十一税收的也多，传教用不着谈什么高深的神学理论，把基督的福音转化成传销洗脑，弄的信徒神魂颠倒，简单粗暴，赚的盆满钵满，遍地开花。

网友 匿名 的原文：

应该翻译成中文

网友 匿名 的原文：

繁文缛节太多，体制复杂，这样的宗教在中国很难成功。

网友 匿名 的原文：

何止一个陈枢机，您把下面的读完了，才知道哪个立场合理。
绕口舌，没有意思。
请您，批一批下面的三位学者，客观的、理性的，为了长治久安的……

如果谁的意见也不值得参考，哪也不是很好的处事方式吧。

徐玉成：赵朴初在26年前就提出：没有宗教法而起草宗教的行政法规是舍本逐末
http://www.pacilution.com/ShowArticle.asp?ArticleID=7179

王超：关于“《宗教事务条例修订草案（送审稿）》”“五教三方”的网络舆情分析
http://www.pacilution.com/ShowArticle.asp?ArticleID=7160

刑福增：创新宗教管理？还是强化宗教控制？
http://www.pacilution.com/ShowArticle.asp?ArticleID=7158

网友 匿名 的原文：

二战期间教皇是否同纳粹狼狈为奸?

康韦尔的《希特勒的教皇--庇护十二世秘史》一书得到很多读者和有关专家的好评和支持。例如，法国历史学家安尼·拉克罗瓦－里兹在《思想》杂志第322期（2000年第2期）上以《教皇与希特勒》为题发表的长篇评论中指出，康韦尔的立论充分参考了以往发表的各种著述和文献，因此是有确凿根据的。尽管没有很多惊人的新资料，但作为系统的综合，使世人了解了庇护十二世的言行的来龙去脉。首先，康韦尔在书中打破了传闻极广的帕切利在出使慕尼黑期间从容对付来到教宗代表处造反的革命派的神话，描述了他如何惧怕革命骚动而仓皇逃出慕尼黑。其次，人们可以看到帕切利怎样站在当时反动阵营所固有的一般立场和特殊的泛日耳曼主义立场上，把犹太人同革命党人混为一谈，表现出病态的反犹主义。而在希特勒在德国上台的过程中，当时已经成为教廷国务卿的帕切利竭力说服势力强大的德国天主教中央党同纳粹联合，从而排除了希特勒建立法西斯政权的主要障碍。1933年7月，帕切利不惜一切代价力求同希特勒结盟，签订了“帝国协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刚刚登上教皇宝座的帕切利--庇护十一世又向波兰施加强大压力，要波兰忍辱负重“自愿”向希特勒的第三帝国割让领土，并策划搞“第二个慕尼黑”，打算在1939年5月召开所谓的“国际和平会议”。他还以“克罗地亚老朋友”的身份，在战前和战争期间对法西斯在那里大杀塞尔维亚人和犹太人的暴行熟视无睹。对于近在梵蒂冈眼前的罗马发生的虐犹事件，庇护十二世也在“保护罗马”的借口下装聋作哑，保持沉默。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当意大利共产党人在1948年4月的大选中胜券在握之时，庇护十二世却又一反常态，亲自出马干预“俗务”，支持天民党人。与此同时，他竭力保护路易吉·吉达等法西斯主义的老牌“世俗”领袖，先后任命吉达这个“老褐衫党员”为天主教进行会会长和天主教人协会会长，委以重建“天主教国际”，网罗曾经同法西斯合作的高级“流亡分子”的重任。正因为如此，康韦尔完全有理由把庇护十二世称作“希特勒的教皇”，或者说是“希特勒棋盘上的过河卒子”，“实施‘最终解决’的理想教皇，同时也是一个伪君子”。
　　安尼·拉克罗瓦－里兹的评论同时认为，《希特勒的教皇--庇护十二世秘史》一书的不足之处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由于被看作反布尔什维克斗士的庇护十二世在墨索里尼时代发表的许多反犹出版物在战后突然“无从查找”，康韦尔因此对这个教皇的许多具有法西斯色彩的言论没有揭示。另一方面，康韦尔努力要把庇护十二世同教廷区别开来，试图把庇护十二世的言行描写成个人的孤立举动，这是该书的致使缺陷。例如，康韦尔沿袭以往许多著述的似是而非的说法，把庇护十二世的前任--庇护十一世分别在1931年7月和1937年3月发表的《我们不需要》和《深忧》两个通谕作为教廷公开表明反对德、意法西斯的证明。其实，前一个通谕只不过是当时试图控制意大利群众的两股主要势力--同教会结盟的墨索里尼法西斯制度与作为教廷工具的天主教进行会这个“从来不是非进攻性和非政治性的运动”之间争权夺利的反映。至于后一个通谕，用当时德国驻梵蒂冈大使冯伯根给本国政府报告中的话来说，只是为了保护教廷避免来自轴心国以外的国家对其同该阵营相勾结的必然指责，用来遮人耳目的表面文章，“庇护十一世是犹太人的保护者”之类的传言完全是教廷为了遮丑而编造出来的神话。安尼·拉克罗瓦－里兹指出，早在1940年，当时法国驻教廷的代表弗拉吉米尔·多梅尔松就在给本国政府的报告中揭示：检验“梵蒂冈的各个机构”，可以清楚看到“基督教的观念是一回事，教会的政府是另一回事”，“很少见得到教廷的‘人道’”。因此，安尼·拉克罗瓦－里兹在其评论的结语中这样写道：“帕切利作为毫无‘人性’的‘希特勒的教皇’，只是教廷这个政治和财经机构的一个忠心耿耿的代表，而绝非是黑色羔羊。我们很容易理解当今教皇约翰-保罗二世为什么要热衷于为他的前辈和导师封圣：他那大肆标榜的波兰人身份拙劣地掩盖着他对于‘伟大帝国’的一贯支持，而帕切利正是出于这一原因把他提拔到了克拉科夫。”　
　　综上所述，关于教皇庇护十二世及教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行为的争论不仅仅是一桩关于往事的笔墨官司，而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一方面，随着越来越多的文献和资料的解密，历史事实的本来面目进一步得到澄清。许多经过精心包装（包括打着所谓“中立”的幌子）的卑劣勾当也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譬如说，近年来一系列著作揭露了一向以严守“中立”自居的瑞士银行界如何助桀为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储藏纳粹掠夺的黄金并侵吞被害犹太人的大量存款，大发战争横财。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至于庇护十二世及教廷，历史事实至少表明其不光彩的“沉默”背后有着明显的倾向性，而且这样的倾向性隐藏着深刻的历史原因，绝非偶然。另一方面，这桩公案再一次尖锐地提出了人们经常遇到的一个普遍伦理问题--义与利的关系问题。在邪恶的强权压力特别是极权政治暴力面前，是舍生取义，挺身而出抵抗和制止其侵害，还是在种种借口下苟且偷安，或者甚至见利忘义，助桀为虐，与之狼狈为奸？这不但是同第二次世界大战相关的诸多历史公案的普遍问题，也是现实生活中经常可见的实际问题，值得深思。众所周知，许多西方学者和思想家在战后的著述或学术会议等公开场合对于德国民众没有抗议纳粹政权，特别是对于德国学术界人士对纳粹迫害杰出的犹太人科学家无动于衷，提出了严厉的批判。最近，有人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办的《第欧根尼》杂志上着文论述思想自由时，把意大利的林赛科学院与德国的柏林科学院面对法西斯压力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作了对比，严厉地谴责了在所谓“政治策略”幌子掩盖下的卑怯行为。意大利林赛科学院在墨索里尼法西斯政权以实施“种族法”为借口强迫其开除杰出的犹太人数学家费德里戈·恩里克和图利奥·列维－戚维塔之际，其全体成员经过激烈的讨论，在要么以“保持机构”为名屈服于压力，要么学院被解散的抉择中，毅然选择了后者，坚定地宣布：“绝不苟且偷安！”而在柏林科学院却出现了相反的情况。开除当代最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和另一名大科学家、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弗里茨·哈伯的决定在第三帝国的学术界似乎没有激起道德意识上的不安。他们中间的许多人甚至公开标榜自己心安理得。即使是在那些感到某种心灵上的不安的人中间，也是拯救机构的想法占据了上风。其结局是毁了他们的机构，使之名誉扫地，在历史上留下了不光彩的一页。毫无疑问，这样的道德判断同样适用于庇护十二世的所作所为。何况，教廷历来声称自己是以拯救世人灵魂为己任的精神和道德权威。
　　正确的道德判断和伦理批判乃是历史反省和反思的重要基础。只有在此基础上认真反思，才能避免历史悲剧的重演。无原则的一味“宽容”和“理解”，只能助长翻案之风，混淆正义与邪恶的原则界线，使得某些邪恶势力自以为得计，越发嚣张。这不能不引起世人警惕。
　　原文参考文献：
　　1.Cornwell,John,1999,Hitler's Pope,The Secret History of Pius Ⅻ，Viking Penguin.
　　2.Riccardi Andrea,1993,Ⅱ Potere del Papa,da Pio Ⅻ a Giovanni Paolo Ⅱ，Editori Laterza.
　　3.Lacroix-Riz,Annie,2000,Le Pape et Hitler,La pensee,p.322.
　　4.伊姆雷·托思：“‘正如毕泰戈拉派学者非罗劳斯所说……’--哲学、几何学、自由”，《第欧根尼》中文版，2000年第2期。

网友 匿名 的原文：

Parolin to the Nuncios: No Concession with China

In the appointment of future bishops, it will be the Chinese episcopal conference that proposes the candidates. But on the condition that they also join the thirty “underground” bishops whom Beijing does not yet recognize, and that the bishops without papal approval be removed

by Sandro Magister

ROME, September 26, 2016 – In mid-September, cardinal secretary of state Pietro Parolin held a meeting with all the apostolic nuncios gathered in Rome to celebrate the jubilee.

And during this meeting, as in other informal conversations, when asked about the status of negotiations with China he gave them some information of great interest.

He confirmed that the negotiation underway concerns only the question of the appointment of bishops, not the reestablishment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as well, and that the discussion between the two sides is currently taking place between mid-level officials of equal rank: for the Holy See, the undersecretary for relations with states, Antoine Camilleri, and the undersecretary of the congregation for the evangelization of peoples, Tadeusz Wojda.

In Parolin’s judgment, it is noteworthy that for the first time since the advent of communism China is willing to let the Holy See have a role in the appointment of bishops.

Since it has been in power, in fact,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has wanted to set up a Church submissive to itself and separate from Rome, with bishops appointed by its own exclusive warrant and ordained without the approval of the pope, subjugated to a “Chinese Patriotic Catholic Association” that Benedict XVI called “irreconcilable” with Catholic doctrine.

An “official” Church, therefore, on the brink of schism. Interwoven with an “underground” Church led by bishops not recognized by Beijing and absolutely faithful to the pope, who however pay the full price of clandestinity: oppression, surveillance, arrest, abduction.

Out of a little more than a hundred bishops active in China today - who are not named in the Annuario Pontificio - there are thirty “underground.”

The “official” bishops who were ordained illegitimately but then were more or less reconciled with Rome, or were ordained with the parallel recognition of Rome and Beijing, number around seventy.

And there are eight still beholden to the regime, who for the Holy See are not only illegitimate, but also excommunicated.

One proof of this intricate situation came at the beginning of this September, with the death at age 88 of Vincent Zhu Weifang, bishop of Wenzhou, the city that recently made news for the crosses taken down by zealous communist functionaries.

The diocese of Wenzhou has a history of stark division between the two Catholic communities. It is calculated that there are about 100,000 faithful in the “official” community and 50,000 in the “underground” one. The priests are equally distributed between the two branches, and number about fifty in all.

Ordained bishop in 2009 after twenty years of imprisonment and forced labor, Zhu obtained government recognition in 2010. But Rome placed alongside him, as coadjutor with right of succession, an “underground” bishop, Peter Shao Zhumin.

So then, to prevent him from taking leadership of the diocese, the communist authorities have abducted him together with three of his priests, preventing him from celebrating his predecessor’s funeral. And on top of that they have promoted as head of the “official” priests one of their proteges, Ma Xianshi, as if singling him out as the new bishop the regime would like to have appointed.

It is against this background that Hong Kong bishop Cardinal John Tong previewed this past August the terms of the agreement he saw approaching between Rome and Beijing over the appointment of bishops:

> Card. Tong: Communion of the Church in China with the Universal Church

Unleashing the wrath of his elderly but ever-combative predecessor in Hong Kong, Cardinal Joseph Zen Zekiun, against what he judges as an intolerable concession by the Vatican:

> Card. Zen: My concerns over China-Holy See dialogue and repercussions on Chinese Church

The agreement would assign to the Beijing authorities the selection and proposal of every new bishop, while Rome would have the faculty of vetoing the candidates it didn’t want.

Formally, every new candidate would be proposed by the Chinese episcopal conference. Only that this conference is a creatur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completely at the beck and call of the regime, without any “underground” bishops and with a president who is one of the eight excommunicants.

Even if it is approved by Rome, therefore, the fear is that every new bishop would in any case have to undergo the iron control and impositions of the communist authorities.

“Fear and trembling” for the Church are precisely the words that Parolin himself used on August 27 with regard to the “hopes and expectations for new developments in relations between the Apostolic See and China,” in a conference on a great diplomat of the 20th century on Chinese soil, Cardinal Celso Costantini:

“I consider it important to emphasize this concept forcefully: the hoped-for new and good relations with China - including diplomatic relations, if God should will it so! - are not an end in themselves or a desire to be attained perhaps as “worldly” successes, but are pondered and pursued, not without fear and trembling because here it is a matter of the Church, which belongs to God, only inasmuch as they are ‘functional’ - I repeat - to the good of Chinese Catholics, to the good of the whole Chinese people and to the harmony of the whole society, on behalf of world peace.”

The cardinal secretary of state assured the nuncios gathered in Rome that it will be up to the pope to decide on the suitability of every new candidate for bishop.

He reiterated that the appointment will be up to the pope.

He also implicitly confirmed, therefore, that it will be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who will propose the candidate, through the episcopal conference.

But precisely in regard to this, he said that a couple of key questions will have to be resolved prior to the agreement.

The first concerns the thirty “underground” bishops, who will have to be recognized by the government and integrated into the episcopal conference.

The second concerns the fate of the eight “official” bishops who were excommunicated. All of whom - he said - have asked Rome for absolution. But in order to deserve it, they will have to make credible professions of unconditional fidelity to the pope and to the Church.

Also hanging over them is the accusation of having children and lovers. If proven, canonical sanctions would follow.

So it is not easy for the eight to arrive quickly at that generalized jubilee “pardon” which Pope Francis is thought to have foreshadowed.

And it is even more difficult to foresee how the Beijing authorities would behave toward any of the eight who might remain excommunicated or be made the object of canonical sanction.

Just as it is not known to what extent China may be willing to extend official recognition to the “underground” bishops.

The agreement, in short, if subordinated “to the good of the Church, which belongs to God,” is plausibly much more complicated and further off than many believe or fear.

And the recent publication of the new draft regulations for religious activities in China does not provide much reason for hope. They appear even more punitive than the previous ones, when it comes to “illegal religious activities” and “functionaries from abroad.” A heavy blow for the “underground” Catholic Church:

> Beijing issues new, harsh draft regulations on religious activities

One of the criticisms that Cardinal Zen levels against the Vatican authorities is that of responding to China today with the “bankrupt” Ostpolitik pursued by Agostino Casaroli during the years of the Cold War with the communist countries of Eastern Europe.

In regard to this, here is what Joseph Ratzinger said in his book-length interview published at the beginning of September:

“It was clear that Casaroli’s policy, as much as it may have been implemented with the best of intentions, was a failure. The new approach followed by John Paul II was the fruit of his personal experience, of contact with those powers. So naturally it could not be hoped that the regime would collapse right away, but it was evident that, instead of being conciliatory and accepting compromises, one had to oppose it  forcefully. This was the basic vision of John Paul II, which I shared.”

网友 匿名 的原文：

为了忘却的纪念：殉道主教师恩祥
时间：2015-02-02 17:54:33  作者：里德  

     今早获悉天亚社报道：忠贞不屈的师恩主教近日在监禁中逝世（圣名葛斯莫），终年九十四岁。太久太久的时间，他被很多中国信友们忘却了，真的太久了。很多人只知道师恩祥的名字，网上能找到的只是一些片段的记忆。

　　他被控什么罪名，不知道。

　　他被监禁在什么地方，不知道。

　　他究竟被监禁了多久，不知道。

　　他在狱中受了多少磨难，不知道。

　　他怎么去世的，不知道。

　　他什么时候去世，不知道。

　　他什么地点殉道，不知道。

　　但他却不会被传承千年的教会忘记、不会被永恒的天主忘却。清楚的记得，他是因不参加“三自革新”被判刑无期，服刑劳改廿六年；他因为教友施行圣事被监禁、软禁在家六年；他因参加地下教会的“天主教中国大陆主教团”被软禁、秘密关押至去世。这些见证只是见诸报端的部分，至于他为信仰失去自由多久，没人知道，可能从接受天主召叫，承担圣职开始吧……为了这份忘却的纪念，特在网上收集近年有关这位“一生属于上主的主教”的报道，殉道者的鲜血是信仰的种子，祈求圣神给予我们勇气，赏赐我们效法致命者的忠贞不屈。

　　二零零七年，美国驻华大使馆网站《国际宗教自由报告》关于中国部分提到：“未登记的主教遭受虐待的事例不断见诸报端，未受官方认可的天主教神职人员被拘留的报道层出不穷……二零零一年四月主教师恩祥被捕后杳无音讯……”

　　二零一零年，天主教徒网友“花雨清风”在《师恩祥──葛斯莫主教》写到：“他是一位良善慈祥的主教，我们想念您。”在他仅有获得自由的时间，“都在保定、北京、石家庄、正定各地看顾、照顾几十年来的无牧之羊”。那时，还在祈祷中期待着：“他能获释，安度晚年”。那时师主教已八十九岁了。

　　同年，彭鉴道神父也撰文纪念师主教，称他“坚贞不屈”，在他的回忆中看到了“主教的坚强和勇敢”和“视死如归”，“师恩祥主教与干预天主教信仰的势力毫不妥协”。他也写道：“当易县教区刘冠东主教患病荣休后，师恩祥主教就继续高举捍卫天主教纯正信仰的旗帜，领导教区维护天主教信仰。”那时，他同样也期待着：“为老人献上我们虔诚的祈祷！希望师恩祥主教早日脱离监牢获得人身自由，能与我们分享主内的欢乐！”

　　另一教友，在他《被捕或软禁的主教与失踪的主教》一文中回忆道：师主教“因不参加三自革新组织，被冠反革命集团首犯，被判无期”；“被关押在北京草岚子监狱十三个半月”；“在北京自新路看守所关押九个月”；“被流逐到黑龙江兴凯湖劳改四年零一个月”；“在北京第一监狱服役两年零六个月”；“在山西大同劳改煤矿下煤窑服役四年零六个月”；“在山西阳泉劳改煤矿下煤矿劳改九年零六个月”；“在河北省第一监狱监禁、翻译外文书籍一年零三个月”；“在石家庄为教友施行圣事被关押六个月”；“在北京西城区为教友行圣事被关押三年，后又被软禁在家”；“因参加大陆主教团被密押在一水库小岛上四年”；最后的回忆是“二零零一年被北京从其侄女家中再度被捕”，至此杳无音讯。

　　二零一一年，香港的教友在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公室请愿：“中国宪法列明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指出人人有权享受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他们“敦促当局‘落实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权利，停止强迫国内的神职人员做出违反信仰原则及个人良心的事’”，也要求“释放所有无理被捕的神职人员”，其中“包括河北易县教区师恩祥主教”。

　　同年，大陆一位教会领袖在《罗马，该如何做才能正确表达我们的信仰？》一文中，写道：“还有许多主教在为维护信仰原则多年如一日为信仰作证的现状（到现在为止：保定教区苏志民主教在监狱中已十六年，易县教区师恩祥助理主教已失踪十六年，国内多位神父还在监狱中）。”

　　二零一一年底，《亚洲新闻》在《两位具殉道精神的大陆忠贞主教》中报道说师主教是“一位忠贞的牧者”，他“被监禁至少五十一年”，并被誉为“出色的无名英雄”，他“与苏志民主教一起因忠贞信仰而长期受到磨难，他们为信仰自由而战，值得流名千古”。

　　二零一二年，圣座新闻室主任隆巴尔神父引述万民福音部部长斐洛尼枢机的话说：“情况继续严重，几位主教和司铎受隔离或被剥夺自由”。隔日，《亚洲新闻》引述韩大辉总主教的话说：“我们祈求上主……使许多被关押的中国主教……如师恩祥主教……获得自由”。

　　二零一四年，《天主教在线》有作者在师主教主保瞻礼日撰文《主保瞻礼诗歌寄怀——师恩祥（葛斯莫）主教》写道：“今天是师恩祥葛斯莫主教的主保瞻礼日。这为主尽忠贞的血，为耶稣基督的教会增添了丰富不断的种子，促进教会的稳固与发展。……求主赐恩降信德的勇气，赏赐我们效法致命者的忠贞不屈。”师恩祥主教失踪已达十三年之久，我们怀念他！”

　　又有信友撰诗怀念师主教：“童时举杯似圣爵，幕道晋铎喜成真。赴汤易县逢战乱，马李师众八面槽。夜来汽车卸军火，晨时招叫众人见。指说兵器是马师，惊天假案属天祸。逐马判师是无期，兴凯湖中度岁月。为望教人得付洗，不畏事发杀身祸。只为尽职显神通，身处晋煤达九年。车碎乱石身无恙，八零平反冤错案。回乡福传尽牧职，三番五次又进监。至今长达五十年。”

　　二零一四年底，陈日君枢机在《教宗方济各真能到访问中国吗？》写道：“……易县教区师恩祥主教和保定教区苏哲民主教仍在监禁中……”

　　这位为忠于信仰而失去自由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牧者，近日被接升天，重获自由；不，在主内，即使在磨难监禁中，他的心永远是自由的。这位最后为主殉道的牧者，悦乐了上主，今日在天主面前获得了荣耀，重获新生。在天，他注视着我们，为我们继续祈祷。

　　容我借用同样被限制人身自由的上海马达钦主教之前纪念范忠良主教的悼言：“请看，这是一位大司祭，悦乐了上主，故此被提升天，成为后世悔改的模范。他被共认是齐全正义的人，而在天主义怒时，成为人类的继承人。”（德4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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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蒂冈连个屁都没放啊

网友 匿名 的原文：

不是日君爱反叛
而是教皇变得快
今日宽恕同性恋
他日又把建交谈

网友 匿名 的原文：

陈日君和咱们都是耶稣的徒弟，不许高抬陈日君在耶稣之上

网友 匿名 的原文：

莫非您认为不按照陈枢机那样积极地从事政治运动，就是“不担负教会责任、不担负社会责任的心态”？汤枢机、帕罗林枢机、教宗方济各，以及许多教会的神职人员没有像陈枢机那样，莫非他们都也是没读懂您所提到的那几篇通逾？如果您有机会，建议您去香港听听香港教区大部分神父们对陈枢机参加“占中”等运动的看法，或者，您有机会到罗马教廷看看他们对陈枢机的态度，或许会改变您现在的看法。平心而论，我个人是觉得陈枢机的所作所为也是出于善意，即为大陆教会争取更多的“自由”空间，但很遗憾，他这些年一些过激的言行，却恰恰相反给教会带来了很多困扰。当然，不排除他主观良心的“问心无愧”。

网友 匿名 的原文：

……他的神学思想也比较倾向解放神学的思想，政治性太强……

牛神父，您学习神学时，有否读过教会的训导文献，例如《新事》通谕，《百年》、《教会在亚洲》、《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等等。里面都讲了些什么？天主教可不是一个关着门子念经，只顾就自己灵魂，不关心社会、政治、经济的教会呀。

您是不是出于对身边某些事物的恐惧，而造成只要内心信仰，不担负教会责任、不担负社会责任的心态呢？我们对信仰是需要做深刻分辨的。

网友 匿名 的原文：

……他的神学思想也比较倾向解放神学的思想，政治性太强……

牛神父，您学习神学时，有否读过教会的训导文献，例如《新事》通谕，《百年》、《教会在亚洲》、《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等等。里面都讲了些什么？天主教可不是一个关着门子念经，只顾就自己灵魂，不关心社会、政治、经济的教会呀。

您是不是出于对身边某些事物的恐惧，而造成只要内心信仰，不担负教会责任、不担负社会责任的心态呢？我们对信仰是需要做深刻分辨的。

网友 匿名 的原文：

陈枢机的逻辑确实有问题，可能是年纪大了的原因。他的神学思想也比较倾向解放神学的思想，政治性太强。伦理神学也偏向极端的主观良心，感觉除了他的想法是正确的，其他人要么是笨蛋，要么是骗子。不同意他的观点，谁都得被贬、被怀疑，连教宗也不例外。如果继续这样煽动中国的教友，恐怕真的会把中国教会弄得鸡犬不宁。希望他能好好反省自己的信仰问题！

网友 匿名 的原文：

是病人需要医生，而非无病之人。
就是因为中国大陆没有宗教自由，我们才更要努力，努力建交，努力争取更多的自由。就因为没有宗教自由就不建交了？那不建交就可以有宗教自由吗？自由不是骂出来的，是多少的人努力出来的。建交后总会更自由一点吧！自由一点好比没有的较。就是因为不是最好，只是较好我们就不要了吗？我们就要选择一点自由也没有吗？有一点不就是一点吗？香港就是完全的自由吗？你们不是也在争取吗？怎么你们争取宗教自由可以，大陆的信徒就不可以呢？
不要总是高高在上，站在完全的地方向别人喊叫：“你们冲上去！我在后面掩护你们！”可以自我牺牲，但是不要要求别人牺牲。你和那些把重担放在别人身上而自己不肯动一手指的法利塞人不什么不同吗？那些法利塞也是严守法律的，但是没有爱心，有什么用。

网友 匿名 的原文：

是病人需要医生，而非无病之人。
就是因为中国大陆没有宗教自由，我们才更要努力，努力建交，努力争取更多的自由。就因为没有宗教自由就不建交了？那不建交就可以有宗教自由吗？自由不是骂出来的，是多少的人努力出来的。建交后总会更自由一点吧！自由一点好比没有的较。就是因为不是最好，只是较好我们就不要了吗？我们就要选择一点自由也没有吗？有一点不就是一点吗？香港就是完全的自由吗？你们不是也在争取吗？怎么你们争取宗教自由可以，大陆的信徒就不可以呢？
不要总是高高在上，站在完全的地方向别人喊叫：“你们冲上去！我在后面掩护你们！”可以自我牺牲，但是不要要求别人牺牲。你和那些把重担放在别人身上而自己不肯动一手指的法利塞人不什么不同吗？那些法利塞也是严守法律的，但是没有爱心，有什么用。

网友 ruziniu 的原文：

刚才看完 «陈日君枢机向教廷国务卿请教：从哪里启程？»一文时，心中很是感慨！陈枢机虽然年岁已高，且已退休多年，但依然能为关心在中国的天主教会而呕心沥血，实在令人敬仰！他的这篇文章以“请教”的方式向教廷国务卿公开提出质疑，虽然不太符合作为一个枢机主教该有的办事风格（按照教会的共融精神，通常是通过教会内部交流商讨以解决异议，而非在媒体上论战），但他的苦衷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的话，至少代表了中国教会一部分人内心的不满和不安的声音。   

由于生活所迫，这段时间我没有精力去研究中梵之间的问题，所以对其现状也只能是一知半解而已。我也不想对枢机老前辈的文章指指点点，毕竟对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的敬重是人之常情。但是，作为中国教会大家庭的一个成员，面对这种情况，我也愿意分享我的一些个人的肤浅见解，以求共同反思其问题的焦点所在。 以下就陈枢机的ABCDE“五段论”的一些重点，尝试逐个进行分析思辨：
     
(A)“帕罗林枢机说：今天中梵关系的问题，和七十年前刚恒毅枢机面对的问题并非完全不同。本人对这看法不敢苟同，照我了解，分别实在太大了”。

按照陈枢机上述的原话，我觉得帕罗林枢机所说的所谓“并非完全不同”，与陈枢机所说的“分别实在太大了”，从语境逻辑上讲并没有矛盾。二者之间不是对立的观点，即“分别实在太大了”不排除“并非完全不同”。只是二者强调的重点不同而已。就如我们可以去肯定一个人的优点，也可以去肯定同一个人的缺点。而肯定一个人缺点的同时，并不意味着排除其优点存在的可能性。

陈枢机的观点似乎是：教廷与中国政府要达成协议的目的，无非是“保证大陆教徒能享有宗教自由”，而“中国政府这几十年来一贯的政策是，控制所有宗教”（照此推理，除非是梵方妥协，及中国天主教会付出“沦陷”的代价，中梵才能达成协议）。同样的原理，陈枢机这里持的是“二择一”的绝对自由二元论倾向的观点：要么让政府“控制宗教”，要么享有“宗教自由”。二者之间完全对立，而排除任何第三种可能性的存在。

然而，我们要问的是：尽管政府尚有许多“控制宗教”的迹象，但政府有没有可能在“控制宗教”的同时，也能给予教会履行其信仰生活的“宗教自由”的足够空间？即在“控制”和“自由”之间是否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调整空间”的可能性？ 如果有，为什么中梵之间会没有谈判的余地和希望呢？

（B）“教廷有什么根据以为中国政府会签署一个协议保证宗教自由？他们已几十年牢牢地拥有了话事权，现在为什么要交回给教廷？难道中国政府“改观”了吗？”
当然，我们希望教廷有百分百的胜算之后再决定。但谁又能如先知般的预知未来，而“保证”选择绝对更好的决定呢？那么，我们是否在没有绝对保证的情况下，就能心安理得的故步自封呢？中国教会继续以目前的状态存在，真的是很符合天意吗？中国话中的“危机”一词，表达了“危险”与“机会”并存的道理。我们祈祷，希望教廷能在“危”与“机”之间做正确的考量和选择。

至于中国政府是否“改观”了的问题，我觉得也不能一概而论。纵观这近几十年的中国历史，说没有任何“改观”是不符合客观事实的。比如，教会过去是被“打击”的对象，而现今则是被“控制”（领导）的对象，但谁又能肯定以后不会变得更好呢？如果政府严厉“控制”教会，是因为缺乏对教会信仰真实的理解，那么，随着彼此间不断地真诚对话与交流，而加深对教会的信任，谁又能断定将来不可能还会有进一步“改观”呢？横观全国各地，每个教区的情况也不尽相同。有的地方，政教之间的关系基本没有困难，有的地方困难大一些，但不论哪个教区，跟五十年前对比，应当说情况都有所好转吧？

（C）“帕罗林枢机请我们信赖上主安排，但上主并无保证现在已是天晴的时候，“时间属于祂（天主）！””。

我们相信“时间是属于天主”的！但我们是否也愿意让天主给中国足够的时间，来行走从“人治”到“法制”进程呢？及跨越从“不信任教会”到“信任教会”的墙壁呢？我们是否愿意通过我们的努力，以信望爱的信仰精神去见证和改善我们在中国的生活环境呢？当然，难免会有所困难，但依赖天主的心，让我们勇往直前。  

（D）“让我再问：真正的问题在哪里？我以为问题是“怎样把我们的教会从政府的控制中解放出来”。没有真正的自由，我们怎能全面生活出与教宗的共融”。

不知陈枢机所谓的“真正的自由”的定义是什么？但我想，古今中外，不论教会生活在哪种政治文化背景中，都难免或多或少的受其环境的限制或“控制”。即使在“天主教国家”的意大利，教会也未必拥有完全的绝对的自由。这为我们而言，是不尽人意，但却是人类群居生活的客观现实。我们固然不主张放弃对“自由”的追求，但我们也不主张超现实生活的理想主义。否则，教会可能也会陷入类似于解放神学所延伸出来的“泥沼”。

事实上，人只要活在这世界上，就不可能拥有绝对的完美的自由（可参阅神哲学）。“天主的国”（Regno di Dio）不是君士坦丁的罗马帝国，也不是教会的某些机构，而是耶稣基督本人。因此基督徒真正的自由，是一种内在的在神性生命中存在的自由，这种自由是超越一切外在环境的“控制”（可参阅保禄书信）。

（E）“真正的现实主义是认识并承认事实，否则现实主义（健康或否），或中国政府发言人所说的“灵活、务实的态度”，无非是妥协、投降、负卖自己的尊严”。

“认识并承认事实”相信是大家的共识。但我觉得，我们的问题不在于愿不愿意“认识并承认事实”，而在于如何理解我们的“事实”。由于每个人的人生经验不同，所以对事物的理解也有所不同。有悲观的理解事实，有乐观的理解事实，有观望态度的理解事实。就同样的中国教会问题，陈枢机和汤枢机的看法却可以不同，以及教廷内部不同的人，也会有不同的理解。我们珍惜自己的理解方式并乐于将之与他人分享，但我们也尊重他人的理解方式。我们反对无原则的相对主义，但我们也不能陷入唯我独尊的原教旨主义。我们不能一味地追求功利主义的道德论，但也不能陷入法律主义、教条主义的法利撒形式。因为教会的一切法律都是为了人灵的好处。当然，教会当局不能违背任何神律，但有时为了牧灵的好处，却可以对教会所定的律法做适当的调整，这是完全符合教会的信仰原则与法律精神的。

我不知教廷内部是否有很多“投机主义者”，但我相信至少教宗方济各他不是。他对中国教会的关心是有目共睹的，他为了促进改善中梵的关系所做的种种努力，也是完全为了中国教会的好处。而直到现在，帕罗林枢机对中国政府所采取的积极对话的态度，也是与教宗的开放对话精神相吻合的。

孺子牛
2016.09.25

网友 匿名 的原文：

我们坚决拥护陈枢机，坚持信仰原则，坚持真理，敢于与强权个出卖教会的人士说：不。大陆政府支持的所谓地上教会，就是异端，是裂教，不是真正的天主教。教廷国务卿你们应该好好的研究研究中国大陆天主教会的历史，特别是共产党执政以来……！教廷的官员们你们不要在固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