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这观点我们坚决反对,关于陈日君的言论,我们坚持忠贞信仰的人,不赞成,他是活害精,捣乱分子,他支持灰色团体,这个团体我们不认同,他不代表范学奄主教路线的人,睁开你的狗眼,你是共产党的狗,一看就知道,你骗不了忠于天主的忠贞教友们。
大家如此积极发言,说明陈枢机在中国大陆教会是个很有影响力的人物,起码比汤汉机的影响力大,更比大陆的好多主教影响力大,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敢跟政府唱反调。
发言者不以基督信仰为原则的,可以怀疑其教友身份。
一人祈福,一人诅咒,天主究竟要俯听谁的呼声?
【中国教会当代历史事件存疑的探究】 ——1946年6月国共内战全面爆发,至1950年7月内战结束。在大陆,教友私下流传于斌总主教在内战时被中共宣布为“战争罪犯”,但教会在内战时期的历史却完全空白,只留下一句话:1949年于斌总主教奉教宗命令去美国。直到2011年台湾教会新作的《1949年之后的中国教会》,才将内战时期的教会作为历史背景进行简单敷衍的叙述,首次向大陆教会承认中共将于斌总主教视为“战争罪犯”,除此就再无其它有价值的交代,因此怀着诸多不解和疑问开始探究。首先声明:本文如题,只局限当代历史事件存疑的探究,而非完整的历史。 《一》国共内战时期的于斌总主教 ——教会在内战时期的资料经过多方查找毫无线索以后,很多人开始质疑台湾教会在隐瞒历史。之后台湾辅仁大学教授陈方中,在香港教区圣神研究中心的季刊《鼎》发表了《记田、于二枢机》的史记,由于叙述明显存在技术处理和修饰的原因,所以将史记中的资料和国内收集少许的资料,——1937年7月抗战爆发,于斌主教逃离南京教区长达7年有余(另述)。1945年8月抗战胜利,中共在她控制的地区已经建立政权,军事实力迅速壮大。同年9月于斌主教回到南京教区履职,12月第一次去隶属南京教区的无锡,他都忙于和军方将领及地方官绅酬酢时局,直至离开无锡,于斌主教都没有时间与一直等候的无锡神父见面。1946年6月国共谈判破裂内战全面爆发,当时教会发行的《益世周刊》记载的‘中国宗教徒联谊会’,是1943年于斌主教与各宗教代表共同发起成立,于斌主教担任轮值主席。在内战期间,‘中国宗教徒联谊会’的性质在《益世周刊》第三十卷三期有记载:“为全国各宗教徒参加戡乱救国工作起见特派总干事卫立民赴各地督导”。教会资料证明,‘中国宗教徒联谊会’是于斌总主教督导天主教徒与其他宗教徒参加内战的工作机构。这时期于斌总主教也有数次奉命特使欧美的外交行程,最后一次是1948年底,在国民政府呈现强弩之末时,于斌总主教再应蒋介石总统及夫人宋美玲的邀请,显然是国大主席亲信的身份作为总统特使,赴美为蒋介石及其政府做游说工作,因为于斌总主教公开为蒋介石及其政府奔走,所以中共在1949年1月宣布于斌总主教为“战争罪犯”。根据台湾辅仁大学教授陈方中的统计,于斌主教从1945年9月回到南京教区履职,截止1949年7月底逃去台湾,于斌总主教在南京总教区的时间加起来都不到一年半,而且还有许多外务;内战时期,于斌总主教每年都有长达数月时间在美国。按先后排序进行归整,重新还原历史事件的原貌。——1937年7月抗战爆发,于斌主教逃离南京教区长达7年有余(另述)。1945年8月抗战胜利,中共在她控制的地区已经建立政权,军事实力迅速壮大。同年9月于斌主教回到南京教区履职,12月第一次去隶属南京教区的无锡,他都忙于和军方将领及地方官绅酬酢时局,直至离开无锡,于斌主教都没有时间与一直等候的无锡神父见面。1946年6月国共谈判破裂内战全面爆发,当时教会发行的《益世周刊》记载的‘中国宗教徒联谊会’,是1943年于斌主教与各宗教代表共同发起成立,于斌主教担任轮值主席。在内战期间,‘中国宗教徒联谊会’的性质在《益世周刊》第三十卷三期有记载:“为全国各宗教徒参加戡乱救国工作起见特派总干事卫立民赴各地督导”。教会资料证明,‘中国宗教徒联谊会’是于斌总主教督导天主教徒与其他宗教徒参加内战的工作机构。这时期于斌总主教也有数次奉命特使欧美的外交行程,最后一次是1948年底,在国民政府呈现强弩之末时,于斌总主教再应蒋介石总统及夫人宋美玲的邀请,显然是国大主席亲信的身份作为总统特使,赴美为蒋介石及其政府做游说工作,因为于斌总主教公开为蒋介石及其政府奔走,所以中共在1949年1月宣布于斌总主教为“战争罪犯”。根据台湾辅仁大学教授陈方中的统计,于斌主教从1945年9月回到南京教区履职,截止1949年7月底逃去台湾,于斌总主教在南京总教区的时间加起来都不到一年半,而且还有许多外务;内战时期,于斌总主教每年都有长达数月时间在美国。——当时中国大多数人对共产党的政治与经济结构没有好感,有些人因为国民政府官员腐败及施政不当表达抗议与共产党合作,还有些人对国民政府领导阶层完全不抱希望,在绝望中变成共产党人。显然,当时中国的问题是国民政府腐败无能,必须通过改革获取人民的支持,才能从根源上遏制共产党在中国的发展。正如中华民国外交部叶公超次长向美调查团的石博思表达的看法:如果有一个良好值得他们支持的政府,有很多与共产党人合作的中国人可能就会离开。 ——内战期间于斌总主教任国大议员被推举为国大主席,他从事的政治活动都有政府背景,所以在八年举国之力付出3500万生命取得抗战胜利后,国家经济民生一片凋零百废待兴时,于斌总主教无视民生疾苦支持蒋介石及其政府内战。根据资料显示,内战造成近千万军民死亡,并加重了民生的灾难。结果使共产党在中国得到快速发展,并使中国迅速成为共产主义的国家。于斌总主教作为教会领袖必须以维护生命、和平与正义的宗教良知带领教会,将人民作为国家的主体去回应人民的利益,与人民期待政府改革的诉求,极力促成一个受人民欢迎的廉效政府,从根源上遏制共产党在中国的发展,这才是主教应该做的。但是,于斌总主教的政治却以政治领袖为马首,从而使教会失去自身政治的独立性,他支持蒋介石及其政府内战,因此违背了人民的利益,同时也回避人民期待政府改革的诉求,最后以彻底失败逃离大陆告终。于斌总主教的政治错误源于他以政治领袖为马首的领袖政治,而领袖政治也回报成就他世俗的荣耀。二》中华民国教会领袖的抉择 ——于斌总主教和田耕莘枢机是中华民国教会的领袖,在中共逮捕上百名神父后,又将于斌总主教视为“战争罪犯”,试图通过强力震慑达到瓦解和操控教会的目的。中共的震慑逼使于斌总主教和田耕莘枢机面临严峻的考验,他们必须对自己肩负的使命、职责在教会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做出抉择。 ——1948年到1949年期间,教宗庇护十二命令中国所有的主教、神父都必须坚守岗位。1948年6月,田耕莘枢机请病假到上海治病以后,教廷驻华公使黎培理到田耕莘枢机的北平总教区公开发表谈话,要求中国所有主教、神父甚至神学修士都要坚守岗位,这是教廷的决策,教宗庇护十二本人在德军占领罗马时就是这样做的。大概在1948年底,于斌总主教就有将南京总教区的年轻神父和修士撤退到台湾的计划,但教廷驻华公使黎培理不准。1949年4月在解放军要渡江之际,于斌总主教公开违抗教宗命令,指示秘书龚士荣神父执行撤退计划,带领部分神父、修士租乘一艘上海往广州的货轮临时转往基隆码头靠岸到了台湾,迫使教廷接受这些人在台湾的既成事实。而后于斌总主教通过朋友谋求教廷在台湾分划新的监牧区担任署理。1949年7月底,于斌总主教逃抵郭若石总主教管辖的台湾监牧区,但随即接到教廷的通知命令他立即离开台湾,这代表教宗庇护十二对于斌总主教不能坚守岗位的不满,也代表教宗庇护十二准备与中共对话。罗光总主教说,于斌总主教接到教廷命令他立即离开台湾后写信告诉他,在年底结束南美之行后将返回云南或四川工作。于斌总主教对教廷的命令先以南美之行滞缓,然后以回到云南或四川工作婉拒教廷要他坚守南京岗位的命令。此后国军第13兵团在1950年7月前都驻守云南,从越南、缅甸入境云南的陆路、空航都畅通,但于斌总主教为了保全自己不受监狱之刑决意逃离大陆,先前写信说回到云南工作也食言不去了,至此于斌总主教完全暴露不堪教会领袖的重任,若再勉强他回到岗位可能情况更糟,之后,教宗庇护十二批准于斌总主教暂居美国,从此开始他在美国10年的流亡生活。——同期田耕莘枢机在1948年6月请病假先后到上海和香港治病,他离北平前指定献县的赵振声主教代理管理总教区。在他离北平之前的一年中,中共日益扩大控制区域就有上百名神父被捕,在田耕莘枢机看来未来的局势是悲观的。1949年2月,耶稣会的蒲敏道神父告诉田耕莘枢机,教廷多数人赞成将神哲学修士撤往安全地带;但另一方面,好牧人要坚守羊群。田耕莘枢机这时住在香港道明会的会院,心中痛苦犹疑不定。1949年10月,民国政府派飞机到香港接田耕莘枢机去台北,他也同意去,但启程前一晚,教廷驻香港代办葛礼耕神父来看望田耕莘枢机,宣布教廷禁止他去台湾,并要他健康恢复后回到北平的岗位。方若翰神父说,也有人给他送去到天津的船票。但田耕莘枢机对回北平有深切的顾虑,为此致信中共领导人周恩来总理,但没有得到回复,最后田耕莘枢机为了保全自己没有回到北平的岗位。到了1950年10月,田耕莘枢机才离开香港,去罗马参加圣母升天定为当信道理的典礼,随后转往芝加哥郊外圣言会的会院,作为他以后8年的隐居之所。 ——于斌总主教和田耕莘枢机是中华民国教会的领袖,在教会陷入严重的前途危机之际,他们都为了保全自身利益,在国民政府呈现强弩之末时,抗命渎职逃离流亡美国,其领袖的榜样对中华民国留守大陆的教会造成了深远负面的影响。《三》掩盖中华民国教会分离、分裂及转嫁责任 ——在共产党即将全面夺取政权之际,中华民国教会及其神职都陷入了严重的前途危机和恐慌之中,因此在中共夺取政权前后出现了以下三种选择: (1)为了退守台湾的中华民国的法理存在,于斌总主教在1949年4月解放军要渡江之际,公开违抗教宗的命令,指示秘书龚士荣神父带领部分神父、修士撤退到台湾,对当时没有撤退的主教、神父称之‘留守大陆’,同年7月底于斌总主教也抗命逃抵台湾,其作为对当时教会的主教、神父和教友都造成强烈的震动与反响,从而导致其他教区有些主教和神父相继抗命逃离大陆。 (2)于斌总主教和田耕莘枢机抗命逃离后,留守大陆有很多象董世祉神父一样的主教和神父,他们试图对中共表示亲善与合作来换取教会的生存空间,但中共与教廷的关系在渐行渐远。 1950年11月30日,四川的王良佐神父被迫发表主张建立‘三自’的新教会,同年成立‘天主教革新运动促进筹备会’,即‘天主教爱国会’的前身,因此留守大陆的主教和神父都受到逼迫,有部分主教、神父加入,并在教会原则与中共妥协,从而使中华民国留守大陆的教会产生分裂。 (3)1949年10月,中共建都北京。1951年9月,驻中华民国首都南京的教廷使馆及公使黎培理遭到中共驱逐,之后教廷使馆移驻台湾。当时以龚品梅主教为代表的部分留守大陆的主教和神父,基于外交承认的法理,不承认中共政府的合法性,坚持与中共政府不合作,捍卫教会信仰原则不妥协,作为当时教会的‘两不’政策。龚品梅主教不承认中共政府的抉择一生都没有改变。——上述选择造成中华民国教会分离与分裂,从而形成现在的‘台湾教会’,和大陆‘地上教会’,及大陆‘地下教会’的雏形。但台湾教会在建立大陆留守教会的论述时,为了掩盖中华民国教会分离与分裂,和于斌总主教、田耕莘枢机抗命渎职的错误责任,因此台湾教会策划了三个步骤作为论述的基础:第一步,掩盖于斌总主教支持蒋介石及其政府内战,和违抗教宗命令指示部分神父、修士撤退台湾,以及于斌总主教和田耕莘枢机抗命渎职的事实;第二步,无视教廷承认中华民国的法理,违背事实,将中华民国教会留守大陆的主教、神父强行划归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陆教会,不承认龚品梅主教和其他主教、神父隶属中华民国教会。第三步,然后再从1949年10月中共建国后开始论述:“由于大陆教会部分主教、神父与中共政府妥协,加入成立的‘天主教爱国会’,从而造成大陆教会分裂……。”台湾教会通过掩盖和歪曲事实的三个步骤进行论述,其一,达到掩盖中华民国教会分裂的目的;其二,洗脱于斌总主教和田耕莘枢机抗命渎职造成中华民国教会分裂的责任;其三,将于斌、田耕莘两位主教抗命渎职造成教会分裂的责任,转嫁给留守大陆的主教和神父。所以,台湾教会建立的大陆教会的论述,不论做人、做事、还是学术都违背普遍的道德准则。 四》罗光总主教纵容外行的神职群众论述 ——将违背普遍道德准则的三个步骤作为论述大陆教会的基础,是台湾教会的耻辱,因此论述是何时、有何人参与建立就成为大家关注的问题。1966年之前大陆没有‘地下教会’。1966年至1976年文革教难逼使教会转入秘密的地下状态。1979年政府拨乱反正归还教堂,部分主教、神父选择公开传教,于是产生‘地上’和‘地下’形容主教、神父及教友的状态;后来演变成为‘地上教会’和‘地下教会’作为主教、神父及教友分属不同团体的名词,由此可以确定,大陆教会的论述是1979年之后在80年代才建立的。 ——大陆1949年建国后闭门锁国30年,当教会面对中国大陆开放时,首要的工作就是尽快建立大陆教会的论述作为制定政策的基础。此时台湾神父也有机会中转第三地持他国护照,以游客的身份潜行了解大陆教会的状况。这时期罗光总主教接替于斌枢机成为台湾教会的牧首。而台湾教会能够胜任论述大陆教会的学者屈指可数。现在从外面传来的情况是,询问台湾教会可能建立论述的人都说不是自己做的,但也拒绝说出是谁做的。后来又说,台湾教会的学者没有建立过论述,是台湾教会普通神职群众自发形成论述。当时的情况是,台湾教会的普通神职群众几乎每天发表有关大陆教会的论述文章,向港澳教会及海外华人教会输送论点,首先在人的意识里逐步固定论点,然后形成论述的轮廓。我们不禁要问,罗光总主教身为台湾教会的牧首,又是辅仁大学的校长,据介绍也是著述颇丰的学者,他为什么闲置台湾教会的学者,将制定针对大陆教会政策的基础论述,任由一群外行的普通神职群众妄为?因此强烈要求台湾主教团进行调查,撤销对大陆教会所有错误和不完整的论述。《五》结语 ——于斌总主教逃离后,他的南京总教区在中共的胁持下发生三件改变大陆留守教会的重大事件:(1)南京留守神父、修女及教友800余人签名支持教会革新在全国沸扬漫延。(2)南京留守神父带领教友到教廷驻华使馆抗议,要求中共驱逐驻华公使黎培理。(3)南京留守神父李维光是‘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主要的筹建领导人。所以于斌总主教和田耕莘枢机的错误有两个层面:首先是个人层面,想跟随主耶稣就要背自己的十字架,坚守岗位就是对的,逃离岗位就是错的。其二是职务层面,羊在哪里牧人就要在哪里;主教是教会的支柱,教会圣统赋予总主教、枢机主教崇高的地位和重要的作用。然而,于斌总主教和田耕莘枢机在教会危机时刻保全自己,离弃下属和羊群,完全放弃不履行教会领袖的职责是严重的渎职,是职务犯罪,所以两位主教必须为自己渎职的错误负责,承担中华民国教会分裂的责任。 ——于斌总主教被中共视为“战争罪犯”后,为了保全自己不受监狱之刑抗命逃离大陆。田耕莘枢机在中共逮捕上百名神父后,对前途感到悲观也拒绝回到北平的岗位。因此中共顺利达到两个目的:(1)教会领袖逃离使团体失去向心的凝聚力,从而达到瓦解教会的目的。(2)教会领袖保全自己的榜样打开了人性软弱的闸门,致使留守大陆的部分主教、神父动摇妥协。因此中共才能在1950年和1957年顺利成立‘天主教革新运动促进筹备会’,和‘中国天主教爱国会’达到分裂和操控教会的目的 —于斌总主教公开违抗教宗的命令,指示部分神父、修士撤退台湾,然后不顾自己对教会担负的职责,离弃下属和羊群临阵脱逃流亡美国,所以教会领袖渎职是造成留守教会分裂的内因;外因是中共政府及支持的‘天主教革新运动促进筹备会’,和‘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分裂教会;只有内因、外因都具备的条件下教会才可能分裂。留守大陆的部分主教、神父,由于被外因挟制产生分裂的行为其错误是肯定的,他们必须为自己的错误负责,但是,他们确实不是分裂教会的主角,而是教会分裂的内因和外因共同产生的果。 ——探究是根据可靠的资料,对中共夺取政权前后的中华民国教会分离、分裂的过程进行客观的评述,同时也证明了教会分裂完全是中华民国天主教神职一手造成的,目的是促进教会史学工作者重新研究中国教会的当代历史,对台湾教会蓄意掩盖和歪曲的论述进行纠正,重新界定教会分裂的责任,为留守大陆已经去世的老人追讨一个公正的历史,如果认为文章与事实有出入,并有具体意见的,我会立刻反省改正。
陈日君你不是大陆教区的人,你无权管大陆教区的事。
谁把国民党手中的外蒙卖了??这是汉奸干的吧!你说刘幼民!
你们不让大陆坚持忠贞信仰的神父主教教友活,我们为了忠于天主也决不向你们教宗教庭妥协,坚持正义到底,一至你们迫害了自己的兄弟姐妹。我们不怕鬼共也不怕你们,我们该怕天主教公义审判。
如果说陈日君是汉奸?那我也愿意做他这样汉奸。
引:陈抠机讲话,看看这是不是实事。 现在是共产党全权审判谁爱国谁不爱国。更可笑的,他们也自作判官,决定谁有资格称为天主教徒、天主教司铎或主教。 难道让政府插手我们教会的事,我们就更爱国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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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这观点我们坚决反对,关于陈日君的言论,我们坚持忠贞信仰的人,不赞成,他是活害精,捣乱分子,他支持灰色团体,这个团体我们不认同,他不代表范学奄主教路线的人,睁开你的狗眼,你是共产党的狗,一看就知道,你骗不了忠于天主的忠贞教友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