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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庆祝成立六十周年、老生常谈的辞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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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网友 匿名
2017-07-24 21:40:11 发表
你们的知识误导了你们，你们自以为是成年人，你们该变成孩童，从哑哑学语到会数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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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网友 匿名
2017-07-24 21:33:28 发表
从第一个人亚当到现在过去几亿年了，天主一直惩罚罪人，真乏味，求天主换换对待罪人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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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网友 匿名
2017-07-24 21:24:56 发表
无知的人啊！天主的实质是神，能站立在无法无天的无神者中吗？哪只是个工具用完要投入火中的，这么简单的道理，亏得还有脑，理智，和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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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网友 匿名
2017-07-24 21:10:30 发表
共产党很简单，是自认为是天主，能主宰一切。认识不同，是因我们独自的立场不同，认识不同而已，而已！主要是不知天主站在哪面，要知道了，什么都可解决了，条件是:只要你真信。(要受许多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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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网友 匿名
2017-07-24 18:34:56 发表
共产党员和天主教徒信仰不一样。

一个是领导，一个被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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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网友 匿名
2017-07-24 14:11:08 发表
上海谁去了？马达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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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网友 贫困者
2017-07-23 18:51:01 发表
都在自选自圣的爱国会任职，还算是与教会共融吗？这是自欺还是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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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网友 匿名
2017-07-23 15:03:29 发表
中国讲共产主义是对內，是真正的资本主义对外。共产党是世界巨型的地主，世界巨型的资本家。细细分忻品味吧，在內的集中制，在外的(国与国)是纯真的私有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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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网友 匿名
2017-07-23 14:24:15 发表
共产党征服了天主教，这是多么辉煌的创举，多么伟大的胜利！无神战胜了有神。义与义在搏击。正义与不义的混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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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网友 匿名
2017-07-23 13:08:26 发表
大喜大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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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网友 匿名
2017-07-23 07:34:00 发表
网友 arahatta 的原文：

网友 匿名 的原文：

偏执狂病因不明，与下列因素有一定关系： 　　1、遗传倾向； 　　2、具有特殊的个性缺陷，表现为主观、固执、敏感多疑、易激动、自尊心强、自我中心、自命不凡、自我评价过高、好幻想等； 　　3、精神因素诱发。

邪教徒特质：反国家，反民族，反共，反华。包庇邪恶，分裂教会，深夜不睡，拼命挣狗粮。

瞎子都能看得出你是一条狗，共狗！精神不正常的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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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网友 匿名
2017-07-22 23:21:03 发表
恭读智慧篇　12:13,16-19

上主，除你以外，再没有其他照顾万物的神。你还要向谁证明，你的审判莫不公允？
你的权力，原是你公义的本源，因为你主宰一切，所以你必能谅解一切。为此，如果有人不相信你具有绝对的权威，你就将你的权力显示出来；如果他们知道，而仍胆大妄为，你就予以惩罚。你虽掌有大权，但施行审判，却很温和；治理我们，极其宽仁；因为，权能属于你，只要你愿意，你就能行使。
你这样做，是为教训你的子民：义人必须怜爱众人；并使你的子女，满怀希望，因为人在犯罪之后，你常赐人忏悔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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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网友 arahatta
2017-07-22 23:05:26 发表
网友 匿名 的原文：

偏执狂病因不明，与下列因素有一定关系： 　　1、遗传倾向； 　　2、具有特殊的个性缺陷，表现为主观、固执、敏感多疑、易激动、自尊心强、自我中心、自命不凡、自我评价过高、好幻想等； 　　3、精神因素诱发。

邪教徒特质：反国家，反民族，反共，反华。包庇邪恶，分裂教会，深夜不睡，拼命挣狗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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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网友 匿名
2017-07-22 22:59:46 发表
网友 匿名 的原文：

偏执狂病因不明，与下列因素有一定关系： 　　1、遗传倾向； 　　2、具有特殊的个性缺陷，表现为主观、固执、敏感多疑、易激动、自尊心强、自我中心、自命不凡、自我评价过高、好幻想等； 　　3、精神因素诱发。

提醒这位兄弟注意偏执狂和强迫症。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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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网友 arahatta
2017-07-22 22:59:15 发表
网友 arahatta 的原文：

网友 arahatta 的原文：

网友 arahatta 的原文：

网友 arahatta 的原文：

网友 arahatta 的原文：

中国共产党万岁万万岁
习近平主席万岁万万岁
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万岁万万岁

他坚信天主教能够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写于金鲁贤主教诞辰一百周年之际（四）

2000年3月11日《人民日报》第三版刊登了时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副主任的金鲁贤主教接受记者采访的题目为《宗教要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访全国政协委员金鲁贤》的文章。

在采访中，当问及对我国现行宗教政策的看法时，金鲁贤主教说：“党的宗教政策符合中国的实际，我们衷心拥护；我们宗教团体要团结在党的宗教政策的旗帜下，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贡献。”金主教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宗教信仰政策得到了很好的贯彻，宗教团体合法的宗教活动也依法得到保护。几代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曾多次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宗教政策，宗教界人士心情舒畅。

金主教是党的宗教政策落实的亲历人和见证人。他对党的拨乱反正、在法律和政策上，积极扶持宗教界恢复宗教活动、积极支持合法的宗教团体落实宗教政策、积极推动中国天主教教务工作的正常开展、积极帮助爱国的宗教团体和教会神职人员在合法的宗教活动场所的建设与开展工作，深有体会。为此，他说：“感谢天主！我们生活在一个美好的时代，生在神州大地，尤其生活在上海，可谓身逢盛世，享受着太平、丰盈的生活。”（2004年牧函《无名圣人为我等祈》）1994年他参加香港《驿》杂志创刊15周年的研讨会，他发表了题为《汪洋大海中的一叶扁舟》论文，他说：“今天在大陆上，妨碍福音的不是社会主义，而是拜金主义。大陆上行的是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是市场经济，而非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这对西方人来说，似乎矛盾，可是对中国人来说，很能接受。基督宗教与社会主义可以相适应，或许，西方人也认为这是不可思议的。社会主义、基督主义的共同敌人是风行的拜金主义，金钱万能。许多人拜倒在金钱下面，被金钱腐蚀；在金钱诱惑下，可以出卖朋友、出卖国家、出卖教会，丧失国格、人格、教格。拜金主义带来了自私自利主义、享乐主义、分裂主义，这些东西涣散人心、瓦解家庭、破坏社会安定，使人背弃信仰、犯罪堕落。”

金主教在采访中谈到，我们党和国家实行的是政教分离的原则。他说：“政教合一的制度，从历史上看是落后的，国家不会发展，文明不会进步。解放前我国的西藏实行的政教合一的农奴制就是一个例子。宗教活动必须在国家的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进行，没有超出宪法、法律的特权，也不允许干预国家的行政、司法、教育等事务，这是每个宗教团体必须遵守的。”

金主教回忆说，自己小时候，外国人主宰中国天主教的一切事务，中国天主教徒最大的愿望是中国人自己管理自己的教务。新中国成立后才实现了这个愿望，中国地区的主教都由中国人担当。要十分珍惜这个机会，坚持独立办教，不能让外国人来插手中国的教务。

对金主教而言，宗教与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一直是中国的宗教界不断思考的问题。这个适应，不是应不应该的问题，而是如何正确理解并积极引导中国的宗教界走这样一条道路。这是我们国家的宗教政策方针。这一点，也正是我们年轻一代神职人员和信友们应该理明白的。

在采访中，金主教说：“目前，党中央要求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这是摆在各宗教团体面前的一项重要的任务，我们有信心做好这项工作，首先要积极引导广大教众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为社会主义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其次要自觉调整神学思想与社会主义社会不相适应的部分，这是时代发展对宗教提出的要求；另外要培养、教育好青年宗教人士，使他们成为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的宗教事业接班人。”金主教的话，给我们道明了有关天主教与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在理论与实践上的三个幅度：

一是在政治上，金主教强调我们中国的天主教神职人员和信友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是党中央的要求，不仅是摆在中国的天主教会面前，也是摆在所有中国的宗教面前的一项重要的任务，这是党和国家的宗教方针和政策。我们作为中国人，应该接受党和政府的领导，努力学习党和政府在宗教的方针和政策上的精神，并在宗教事业上，把这些精神作为政治原则，来加以正确而积极地领会和实践。尤其是我们的神职人员，有责任和义务，积极引导广大信友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为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

二是在神学思想的研究与建设上，金主教提醒我们教会中人，要自觉地调整神学思想与社会主义社会不相适应的部分。金主教的这个思想，是站在中国历史和天主教与中国文化关系的高度来表达的。金主教在1988年参加香港举办的“国际儒学与基督教研讨会”上，发表了《福音的传布与中国民族文化的关系》论文，他说：天主教在历史上有记载的最早的两次传入中国，都以失败告终，究其原因，是没有与中国文化相结合。唐代时的景教，虽然翻译了部分圣经与祈祷经文，也相当注意中国的文化，主张“先事天尊，二事圣上，三事父母”，把儒家的“忠孝”观念结合进去，但没有深入到儒家文化的核心。元代蒙高维诺总主教也把祈祷文、圣歌和日课等翻译成本地语言，但今天没有留下来，所以极可能是翻译成了蒙古文，而不是中国文化的主流汉文。而明末清初教会的“礼仪之争”，让两种文化彻底对立，以至于中国的教友面临两难，做地道的中国人，便不能做基督徒；做完全的基督徒，便无法做中国人。所以，中国天主教要谋求生存与发展，必须走适应的道路。

三是在对神职人员与信友的培育上，要把这种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积极投身于天主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事业的精神，从老一辈爱国爱教的神长教友们那里传承下来。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以来，经过了上一辈的神长教友们对天主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三十多年的具体探索与努力，已经取得了很多理论成果与实践经验。这些都是我们中国天主教发展史上的宝贵财富，年轻一代的神职人员与信友们，都应该努力学习，不断思考，并加以传承。

今天，我们纪念金主教，回顾他的思想，我们获得很多启发和思考的内容与方向。

适应的问题，并非新生事物，古已有之。教会初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宗徒们在耶路撒冷召开了宗徒会议。主要发言人是伯多禄，保禄之后做牧灵工作中的经验分享。此次会议记载在《新约·宗徒大事录》中：
有从犹太下来的几个人教训弟兄们说：“若是你们不按梅瑟的惯例行割损，不能得救。”保禄和巴尔纳伯同他们起了不少的争执和辩论；大家就指定保禄和巴尔纳伯，与他们中的几个人，上耶路撒冷去见宗徒和长老，讨论这问题。他们由教会送走之后，就路过腓尼基和撒玛黎雅，沿途叙述外邦人归化的事，使众弟兄非常喜欢。他们到了耶路撒冷，为教会、宗徒和长老所欢迎，就报告了天主偕同他们所行的一切大事。却有几个信教的法利塞党人起来说：“必须叫外邦人受割损，又应该命他们遵守梅瑟法律。”宗徒和长老们就开会商讨此事。辩论多时之后，伯多禄起来向他们说：“诸位仁人弟兄！你们深知，多时以前，天主就在你们中选定了，要借我的口，叫外邦人听福音的道理而信从。洞察人心的天主，已为他们作了证，因为赐给了他们圣神，如同赐给了我们一样；在我们和他们中间没有作任何区别，因他以信德净化了他们的心。既然如此，现今你们为什么试探天主，在门徒的颈项上，放上连我们的祖先和我们自己都不能负荷的轭呢？但是，我们信我们得救，是借着主耶稣的恩宠，正和他们一样。”于是众人都缄默不语，静听巴尔纳伯和保禄述说天主借着他们在外邦人中，行了怎样大的征兆与奇迹。大家都不出声之后，雅各伯接着说：“诸位仁人弟兄，请听我说！西满述说了天主当初怎样关心外邦人，由他们中选拔一个百姓，属于自己名下；先知的话也正与此相合，如经上记载：‘以后我要回来，重建达味已倾倒的居所；已坍塌了的，要把它重建而竖立起来，为的是其余的人，即一切以我的名得名的民族，要寻求上主：这是很久以前，公布这事的主说的。’因此，按我的意见，不要再加给由外邦归依天主的人烦难，只要函告他们戒避偶像的玷污和奸淫，戒食窒死之物和血。因为自古以来，在各城内都有宣讲梅瑟的人，每安息日在会堂中诵读他的书。”当时，宗徒和长老同全教会决定，从他们中选几个人，派他们同保禄和巴尔纳伯去安提约基雅。所派的，有号称巴尔撒巴的犹达和息拉，是弟兄中的领导人物。他们带去的信如下：“宗徒和长老弟兄们，给在安提约基雅、叙利亚和基里基雅由外邦归化的弟兄们请安。我们听说有几个从我们这里去的，而并非我们所派去的人，讲话扰乱你们，混乱了你们的心。我们取得同意后，决定拣选几个人，派他们同我们可爱的巴尔纳伯和保禄，到你们那里去。此二人为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已付出了自己的性命。我们派犹达和息拉去，他们要亲口报告同样的事。因为圣神和我们决定，不再加给你们什么重担，除了这几项重要的事：即戒食祭邪神之物、血和窒死之物，并戒避奸淫；若你们戒绝了这一切，那就好了。祝你们安好！”（宗15:1-35）

这段圣经记载的事件被教会称为“耶路撒冷宗徒会议”。这次会议经过广泛的讨论之后，做出了一个教会团体的决定，就是外邦人加入天主教会的，不必遵循犹太人的传统。这不是一种“不适应策略吗？”耶稣不也是接受了犹太人的割损礼吗？耶路撒冷宗徒会议是一次“文化不适应”的会议吗？当然不是，耶路撒冷宗徒会议是要求犹太人信徒接纳日益增多的外邦人信徒的“适应策略”。耶稣基督建立的天主教会，不是一块铁板，一成不变。固然，这个教会建立在磐石上，但这是指对天主的信仰。然而，当天主教从小小的巴勒斯坦，传到西方和东方，就要面临各地强大的文化。就西方而言，当时的强大文化有希腊和拉丁文化，如果不把耶稣基督的福音教导，以希腊和拉丁文化来表达和阐述，那么福音就不可能传播，耶稣基督对宗徒们的福传使命就会落空。好在教会初期的宗徒们没有墨守成规，他们早早地发现了“适应”之道。之后初期教会的教父们，更是文化适应的持守者与实践着。他们中出现了一大批成就卓著的希腊教父和拉丁教父，成为教会神学适应时代与地域的先知人物。

中国天主教会多年来一直被不少的国人称为“洋教”。直到今天，在网络的评论大军中，把天主教指责为“外来的邪教”、“大谬”、“异端”等等贬义词句不一而足。尽管教会一直呼吁，想说明自己从欧洲传入中国，不算唐代和元代，已经超过400年。现在她用的文字是汉语，举行的礼仪是中文的，圣经和神学研究是中文的，神职人员全部都是中国人，教堂设计也颇思中国文化的元素……然而，要证明自己，岂是易事？中国天主教要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不再被认作“洋教”，其路漫漫修远兮！

是不是天主教生来就是一个倔强的孩子，根本无法适应时代与地域文化呢？天主教在历史上曾经有过相当长的时间不被认同，饱受打击；也难怪，天主教如何来证明自己？如何证明自己不是为了争夺世上的权力？如何证明自己不是为了抗衡世界政权？如何证明自己宣传的是真理？如何证明自己的信仰为人生是真实而宝贵的？如何证明自己的爱是纯碎的、不含任何不良企图与私心？如何证明自己的行为是正义的？如何证明自己不但遵循天主诫命，同时也尊重并遵守国家与社会的法律？如何证明自己的信仰表达是契合当时当地伦理道德与文化传统中的优秀因素的？

历史上，执政者需要的是稳固的执政权力，和江山社稷的安定。新生事物，总是不令人放心的。在天主教会创立初期的三、四百年中，出现了许多富有知识与智慧的教父，如犹思定、安博罗削、奥斯定等等，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强大的帝国，而自己只是一个初生不久的教会。需要做的事有很多，教会自身需要不断洁净，教会也需要向社会证明自己拥有善良而积极的正能量。于是，很多教父在为教会内部撰写圣经与教理解释的同时，也给执政者（如皇帝、国王等）写信著书，说明天主教的福音精神并不与执政者的治国理念相冲突，相反，许多理想是相辅相成的；教会中的某些所谓的职权，只是呈现在信仰与礼仪中，并无其它社会权力的索求；而且，天主教的精神核心是服务性的，如果教会僭越自己的信仰使命与服务身份而追求世界的权力，则不但是忘本，也是自毁。犹思定曾写了《护教篇》，向当时的执政者安东尼·庇护皇帝（138-161）澄清，坊间谣传的“基督徒生活淫秽，集会是在杀吃婴儿”是毫无根据的错误言论。马其亚努斯也写过《护教书》，呈给当时的皇帝哈德良（117-138），向皇帝说明基督徒的生活并不违反伦理道德，相反，基督徒崇尚的是真理与纯洁的伦理道德生活。而一位雅典的教父阿待纳高拉斯写过一篇《恳求书》给玛尔谷·奥莱留皇帝（160-181），向皇帝解释基督徒的生活。另一位来自非洲的教父犹利乌曾著书《荟萃》献给当时的皇帝赛万路斯·亚历山大（222-235），介绍各种知识。圣安博罗削也曾撰写《论圣神》等书籍献给当时的皇帝尤利安（361-363）。（参《古代教会史》毕尔麦尔著38，39）

教父们的这些努力没有白费。天主教在西欧逐渐走出了困境，被大众所认识和接受。这便是适应之路。教会曾在困难中学会了被动适应，如今，应该学会主动适应。明末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神父，在中国走的就是一条主动适应之路。起初，他努力以外表与外在的东西来适应：穿儒服，说汉语。但是，要真正进入中国文化，或说要融入中国，这些只是皮毛，必须进入中国文化的核心。那便是中国的儒家思想，以及其它已经潜移默化在中国人生命与血脉中的百家思想。要进入，先要尊重并认识，才能得门而入。为此，利玛窦神父做了许多努力，他运用中国儒家文化的仁义礼智信的精神，结交文人，在中国的知识分子阶层开启了一线信仰之门。他的传教方式，被中国的主流社会所认同，而称之为“利玛窦规矩”。他被接纳到中国文化的最上层。

不过，好景不长。适应之路被质疑，取而代之的是不能丝毫改变的原则。“礼仪之争”的后果，并非天主教愿意看到的，可是大家看到的是，在中国刚刚有所起步的天主教，被明令禁止。谁得益呢？谁也没得益；谁受损呢？中国天主教受损。

直到今天，一说到适应，便会让一些人觉得天主教失去了自己的信仰原则。为什么几百年前的老题目，今天依然是新问题呢？恐怕这里有对天主教信仰的误解隐藏其间。教会是一件圣事，圣在何处？圣在她是耶稣基督亲自建立的，她的灵魂是天主圣神，她的目标是走向天主圣父。可是，教会也是我们人组成的。看看我们自己是一群什么样的人？有罪，有限，有弱点，有私心……而无形的福音精神，正是通过我们这群有形的人表达出来。我们似乎忘记了，究竟是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大，还是我们信徒的思想观念大？究竟是耶稣基督说的话是真理，还是我们信徒说的话是真理？我们不是把耶稣基督的话作为指引我们道路的明灯，而是把耶稣基督的话断章取义地抽出来，作为我们自己的喜好与见解的注脚。耶稣诞生在犹太，所以他做了一个真真正正的犹太人。作为一个真实的人，他甚至可能不会讲拉丁语和希腊语。可这不是主题，祂要门徒们不可遗忘的，是爱、慈悲、正义、怜悯、宽恕，祂说，不这样就不是祂的门徒。耶稣基督不怕适应，因为祂的精神实质不变；怕适应的是我们，因为我们紧抓的是外壳。

如果天主教只能适应君士坦丁大帝时代、德奥陶大帝时代的罗马帝国，而不能面对戴克里先时代、奥莱留时代，那么她可能早已灭亡在1700年前。如果天主教只能适应其权势蒸蒸日上的中世纪兴盛时代，而不能面对被世俗世界排挤出世俗权力中心的中世纪后期，那么她也可能早已日薄西山了。如果天主教只能适应欧洲、美洲，而在亚洲水土不服，那么天主教就不应该自称为“公教”了。

所谓天主教与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按我理解，即是“天主教中国化”；所谓“天主教中国化”，即是天主教“中国文化化”。文化是一个大概念。从中国文化的角度，依我个人的观点，至少可以分成四个层次，即四个“文”：文字、文学、道德文章、人文社会。

1，文字。
文字是文化最基本的单位。对中国文化而言，文字是记录信息的图像符号。世界上现在除了中国文字是象形文字，其他都是拼音文字。拼音文字是语言的记录，但象形文字不是，它是事件的记录。人类最早在地上或岩石上画画时，可能五个元音还发不全，只能咿咿呀呀叫唤。当能够有意识地发出辅音加元音的单音时，人类可能早已结绳记事了。现在中国有几十种语言，但都能对应同一种文字，这是西方观点是怎么也解释不了的。可是，正是这统一的文字，使中国虽历经沧桑，却仍是一个统一的大国。

中国的文字，本就是一种图像。除了音译的少数外来词汇，中国的文字，极具表象的意义。如果我们要神学中国化，首先要注意这一点重要的区别。同样要表达宗教信仰的对像——“神”，在“神”这个中国字中，我们的祖先已经把对神的认识和信仰表达出来了：“神”从“示”从“申”，“示，天垂象，见吉凶，所以示人也。从二。三垂，日月星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示，神事也。”“申，神也。七月，阴气成，体自申束。从臼，自持也。”（《说文解字》）

但是。中国文化中的“神”字所表达的意义，是否和我们天主教所信奉的“天主”是完全重合的呢？当然，有重合的部分，但也有相当多不同之处。这相同处与不同处，就需要我们中国化的神学来诠释。而这正是中国神学的美妙之处与特色所在。不是我们中国人另创一个“天主”，而是从我们中国的文化中，我们同样可以发现天主的诸多标记，发现祂的启示，发现祂的临在。而从中国文化角度认识的天主，很有中国文化的底蕴与韵味，却同样也是真、善、美、圣的表达。

在中西文化交流中，首先就会遇到文字的碰撞。中国的每一个文字，都有其表象意义、引申的意义和独特的语境。这些都是极珍贵的，因为文字中蕴藏着中国的意识与智慧。神学既然是信仰寻求理性的了解，那么，以中国文字的意识与智慧来阐述信仰，理论上应该完全走得通的，而且应该是天主教文字中国化的第一步。

2，文学。
文学首先是用语言文字形象化地反映客观现实的艺术，包括小说、散文、戏剧、诗歌等。同时，文学也泛指文章经籍。《吕氏春秋·荡兵》：“今世之以偃兵疾说者，终身用兵而不自知悖，故说虽彊，谈虽辨，文学虽博，犹不见听。”

在中国文化的语境里，文学还指有学问的人：“自献帝播迁，文学蓬转。”（刘勰《文心雕龙·时序》）或指学校，习儒之所：“南岸道东，有文学。始文翁为蜀守，立讲堂作石室于南城……后州夺郡，学移夷星桥南岸道东。”（郦道元《水经注·江水一》）也有指文才、才学的意思：“收从叔季景有文学，历官著名，并在收前。”（《北史·魏收传》）等等，不一而足。

以中国文化中的“文学”角度，来研究和表达天主教信仰的道理，是一个广阔的天地。明清间来华的传教士们，早已经开始探索这条文化适应之路。在我们上海教区原有的藏书楼里，就曾有先辈们陆续珍藏的明清中文教会书籍。而素以文化交通见长的耶稣会图书馆中，应保存有更多。中国台北利氏学社出版的《法国国家图书馆明清天主教文献》和《耶稣会罗马档案馆明清天主教文献》，都是极珍贵的资料。最近佘山修院图书馆新购一套《梵蒂冈图书馆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献丛书》，我爱不释手。

是否所有的神学研究都应该是同一种类的文学？比如都是“论文”范式？如果我们看到初期教会的拉丁语与希腊语教父们的著述，就会觉得今天我们的神学语言是多么贫乏！即使是那些近、现代的伟大神学家，所用的神学语言（或说是文学类型）也是单一而枯燥。一些学者还美其名曰“统一的学术语境”，恰不知，这正扼杀了学术的多元化。而这也绝不是我们中国文化所应呈现的面貌。我们有诸多的、丰富而绚烂的文学史与文学范式。从诸子百家的作品，到既有阳春白雪又有下里巴人的诗词歌赋；从春秋笔法，到直白议事；从韵文到散文；从神话、史诗、小说、叙事诗，到经典、报告文学、传记、原论等等。这些多样化的文学表达，都在展示同一个精神：我们中国人的思想与文化传承。我个人觉得，中国的文学总和，可以媲美希腊和拉丁，甚至再加上斯拉夫、印度文学的总和。这是我们中国人研究神学的一大幸事。

3，道德文章。
视“道德文章”为一体，是中国传统文论一大特色。必欲摈“道德”于“文章”之外，无异乎抽中国古典文学之脊梁。别裁“道德文章”与“道德说教”，是继承与扬弃的关键。中国传统士大夫人生目标和成就往往被以“道德文章”来加以概括。“道德文章”也是中国社会和历史对个人进行评判的基本坐标。道德文章的要旨，在于“德”与“学”的统一，即如《中庸》所说：“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德”与“学”不是矛盾的，而是相互促进的。

在中国文化中，“道德文章”精神源远流长。孔子的“文行忠信”（《论证•述而》）四教之法可谓“道德文章”建构的精神发端。孟子将道德文章内在精神一致性概括成“知言养气”说，即“吾知言，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孟子•公孙丑上》）荀子根据一个人所具备的道德（即道德之“行”）和文章（即道德之“言”）不同，将人依次分为宝、器、用、妖四个层次，这即是：“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国宝也；口不能言，身能行之，国器也；口能言之，身不能行，国用也；口言善，身行恶，国妖也。”（《荀子•大略》）显然，所谓国之宝者即是做到能言与能行的统一。苏轼曾用许多说法表达“道德文章”的概念。如称赞韩愈是“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潮州韩文公庙碑》）此处的文、道、忠、勇四个概念显然有着“文行忠信”的痕迹。

中国文化所推崇的“道德文章”，首先是指文章出于道德，文章传承道德。王充《论衡》强调：“文人宜遵《五经》六艺为文，诸子传书为文”，要“发胸中之思，论世俗之事，非徒讽古经、续故文也。”如此则能“论发胸意，文成手中。”其次是指道德为文章之骨，文章凭道德而立。传统上对道德的理解可以有多种内涵，但大致可从三个层次判断一个人：第一，他在大是大非面前是捍卫民族大义还是出卖国家利益；第二，他在现实生活中是邪恶奸佞之徒还是温仁敦厚之士；第三，他在为人细节上是严于律己还是存在道德瑕疵。虽然在具体历史时空中，对道德的内涵有着不同的理解，但是，家国目标和民族大义却一直是中国社会及士大夫对道德文章进行评价的主要标准。如包拯、岳飞、文天祥等人，即使他们都不是以文章名于当世，但是以其高洁的道德、崇高的人格和伟大的事业而受到世人的景仰，其所作之文都得到后人的珍藏与传播，并以其立德之业为后世留下重要的“文章”。对中国士大夫或君子而言，道德文章是其内在的精神世界的外化。有道德即有文章，但狭义的文章不一定即是道德。孔子说的“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论语•宪问》）即是此意。宏大的人生目标也许会达不到，但是必须乐观奋进，积极有为，死而后已。若如此，则个体人生就是有意义的，即能做到青史留名，光耀家谱故里。在此意义上，“道德”不仅已经转化为“文章”，而且道德和文章也已达到完美的统一。

这种中国文化精神，其实正是一种信仰精神。天主教信仰尤其注重信仰与生活的结合。《圣经·雅各伯书》说：“正如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同样信德没有行为也是死的。”（2:26）耶稣说：“凡听了我这些话而实行的，就好像一个聪明人，把自己的房屋建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袭击那座房屋，它并不坍塌，因为基础是建在磐石上。凡听了我这些话而不实行的，就好像一个愚昧人，把自己的房屋建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袭击那座房屋，它就坍塌了，且坍塌的很惨。”（玛7:24-27）

4，人文。
《辞海》解释说：“人文指人类社会的各种文化现象”。可见，人文就是人类文化中的先进部分和核心部分，即先进的价值观及其规范。人文集中体现是：重视人，尊重人，关心人，爱护人。简而言之，人文，即重视人的文化。人文，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文化是人类或者一个民族、一个人群共同具有的符号、价值观及其规范。符号是文化的基础，价值观是文化的核心，而规范，包括习惯规范、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则是文化的主要内容。人文是指人类文化中的先进的、科学的、优秀的、健康的部分。人文是一个宽泛的表达，它包括了文化、艺术、美学、教育、哲学、国学、历史、法律、政治。

当我们探索天主教与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命题时，其最终的落脚点，就在这个“人文”上。我们天主教适应中国的什么呢？我认为就是适应中国的文化、艺术、美学、教育、哲学、国学、历史、法律和政治。这些中国的人文传统，是不可分割的。我们不能只适应艺术或哲学，而不愿意适应美学或历史；我们也不能只适应传统国学和传统文化，却不愿适应现行的法律和政治。如果我们这样做，无疑是割裂了中国，分解了中国。

中国的优秀艺术、美学、教育、哲学、国学，常被我们拿来作为自豪的文化内容。然而，法律与政治却是保证这些优秀文化得以传承的必要条件。所以，我们国家的政治制度，和国家的执政党，都是我们应该支持与拥护的。当年，邓小平同志曾回应一些人说的“爱国不等于爱这个国家的制度和执政党”，他说：这是很奇怪的逻辑，“难道国家只是空虚的概念吗？爱中国，不爱自己的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共产党，那爱什么呢？”是的，爱国就是爱她的人文，她的国学、历史、地理、法律、政治。爱国而不爱自己国家的人文，这就像我们说爱自己的家，但却不爱自己的父母或家人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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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7-22 22:58:07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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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万岁万万岁
习近平主席万岁万万岁
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万岁万万岁

他坚信天主教能够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写于金鲁贤主教诞辰一百周年之际（四）

2000年3月11日《人民日报》第三版刊登了时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副主任的金鲁贤主教接受记者采访的题目为《宗教要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访全国政协委员金鲁贤》的文章。

在采访中，当问及对我国现行宗教政策的看法时，金鲁贤主教说：“党的宗教政策符合中国的实际，我们衷心拥护；我们宗教团体要团结在党的宗教政策的旗帜下，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贡献。”金主教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宗教信仰政策得到了很好的贯彻，宗教团体合法的宗教活动也依法得到保护。几代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曾多次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宗教政策，宗教界人士心情舒畅。

金主教是党的宗教政策落实的亲历人和见证人。他对党的拨乱反正、在法律和政策上，积极扶持宗教界恢复宗教活动、积极支持合法的宗教团体落实宗教政策、积极推动中国天主教教务工作的正常开展、积极帮助爱国的宗教团体和教会神职人员在合法的宗教活动场所的建设与开展工作，深有体会。为此，他说：“感谢天主！我们生活在一个美好的时代，生在神州大地，尤其生活在上海，可谓身逢盛世，享受着太平、丰盈的生活。”（2004年牧函《无名圣人为我等祈》）1994年他参加香港《驿》杂志创刊15周年的研讨会，他发表了题为《汪洋大海中的一叶扁舟》论文，他说：“今天在大陆上，妨碍福音的不是社会主义，而是拜金主义。大陆上行的是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是市场经济，而非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这对西方人来说，似乎矛盾，可是对中国人来说，很能接受。基督宗教与社会主义可以相适应，或许，西方人也认为这是不可思议的。社会主义、基督主义的共同敌人是风行的拜金主义，金钱万能。许多人拜倒在金钱下面，被金钱腐蚀；在金钱诱惑下，可以出卖朋友、出卖国家、出卖教会，丧失国格、人格、教格。拜金主义带来了自私自利主义、享乐主义、分裂主义，这些东西涣散人心、瓦解家庭、破坏社会安定，使人背弃信仰、犯罪堕落。”

金主教在采访中谈到，我们党和国家实行的是政教分离的原则。他说：“政教合一的制度，从历史上看是落后的，国家不会发展，文明不会进步。解放前我国的西藏实行的政教合一的农奴制就是一个例子。宗教活动必须在国家的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进行，没有超出宪法、法律的特权，也不允许干预国家的行政、司法、教育等事务，这是每个宗教团体必须遵守的。”

金主教回忆说，自己小时候，外国人主宰中国天主教的一切事务，中国天主教徒最大的愿望是中国人自己管理自己的教务。新中国成立后才实现了这个愿望，中国地区的主教都由中国人担当。要十分珍惜这个机会，坚持独立办教，不能让外国人来插手中国的教务。

对金主教而言，宗教与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一直是中国的宗教界不断思考的问题。这个适应，不是应不应该的问题，而是如何正确理解并积极引导中国的宗教界走这样一条道路。这是我们国家的宗教政策方针。这一点，也正是我们年轻一代神职人员和信友们应该理明白的。

在采访中，金主教说：“目前，党中央要求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这是摆在各宗教团体面前的一项重要的任务，我们有信心做好这项工作，首先要积极引导广大教众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为社会主义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其次要自觉调整神学思想与社会主义社会不相适应的部分，这是时代发展对宗教提出的要求；另外要培养、教育好青年宗教人士，使他们成为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的宗教事业接班人。”金主教的话，给我们道明了有关天主教与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在理论与实践上的三个幅度：

一是在政治上，金主教强调我们中国的天主教神职人员和信友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是党中央的要求，不仅是摆在中国的天主教会面前，也是摆在所有中国的宗教面前的一项重要的任务，这是党和国家的宗教方针和政策。我们作为中国人，应该接受党和政府的领导，努力学习党和政府在宗教的方针和政策上的精神，并在宗教事业上，把这些精神作为政治原则，来加以正确而积极地领会和实践。尤其是我们的神职人员，有责任和义务，积极引导广大信友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为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

二是在神学思想的研究与建设上，金主教提醒我们教会中人，要自觉地调整神学思想与社会主义社会不相适应的部分。金主教的这个思想，是站在中国历史和天主教与中国文化关系的高度来表达的。金主教在1988年参加香港举办的“国际儒学与基督教研讨会”上，发表了《福音的传布与中国民族文化的关系》论文，他说：天主教在历史上有记载的最早的两次传入中国，都以失败告终，究其原因，是没有与中国文化相结合。唐代时的景教，虽然翻译了部分圣经与祈祷经文，也相当注意中国的文化，主张“先事天尊，二事圣上，三事父母”，把儒家的“忠孝”观念结合进去，但没有深入到儒家文化的核心。元代蒙高维诺总主教也把祈祷文、圣歌和日课等翻译成本地语言，但今天没有留下来，所以极可能是翻译成了蒙古文，而不是中国文化的主流汉文。而明末清初教会的“礼仪之争”，让两种文化彻底对立，以至于中国的教友面临两难，做地道的中国人，便不能做基督徒；做完全的基督徒，便无法做中国人。所以，中国天主教要谋求生存与发展，必须走适应的道路。

三是在对神职人员与信友的培育上，要把这种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积极投身于天主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事业的精神，从老一辈爱国爱教的神长教友们那里传承下来。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以来，经过了上一辈的神长教友们对天主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三十多年的具体探索与努力，已经取得了很多理论成果与实践经验。这些都是我们中国天主教发展史上的宝贵财富，年轻一代的神职人员与信友们，都应该努力学习，不断思考，并加以传承。

今天，我们纪念金主教，回顾他的思想，我们获得很多启发和思考的内容与方向。

适应的问题，并非新生事物，古已有之。教会初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宗徒们在耶路撒冷召开了宗徒会议。主要发言人是伯多禄，保禄之后做牧灵工作中的经验分享。此次会议记载在《新约·宗徒大事录》中：
有从犹太下来的几个人教训弟兄们说：“若是你们不按梅瑟的惯例行割损，不能得救。”保禄和巴尔纳伯同他们起了不少的争执和辩论；大家就指定保禄和巴尔纳伯，与他们中的几个人，上耶路撒冷去见宗徒和长老，讨论这问题。他们由教会送走之后，就路过腓尼基和撒玛黎雅，沿途叙述外邦人归化的事，使众弟兄非常喜欢。他们到了耶路撒冷，为教会、宗徒和长老所欢迎，就报告了天主偕同他们所行的一切大事。却有几个信教的法利塞党人起来说：“必须叫外邦人受割损，又应该命他们遵守梅瑟法律。”宗徒和长老们就开会商讨此事。辩论多时之后，伯多禄起来向他们说：“诸位仁人弟兄！你们深知，多时以前，天主就在你们中选定了，要借我的口，叫外邦人听福音的道理而信从。洞察人心的天主，已为他们作了证，因为赐给了他们圣神，如同赐给了我们一样；在我们和他们中间没有作任何区别，因他以信德净化了他们的心。既然如此，现今你们为什么试探天主，在门徒的颈项上，放上连我们的祖先和我们自己都不能负荷的轭呢？但是，我们信我们得救，是借着主耶稣的恩宠，正和他们一样。”于是众人都缄默不语，静听巴尔纳伯和保禄述说天主借着他们在外邦人中，行了怎样大的征兆与奇迹。大家都不出声之后，雅各伯接着说：“诸位仁人弟兄，请听我说！西满述说了天主当初怎样关心外邦人，由他们中选拔一个百姓，属于自己名下；先知的话也正与此相合，如经上记载：‘以后我要回来，重建达味已倾倒的居所；已坍塌了的，要把它重建而竖立起来，为的是其余的人，即一切以我的名得名的民族，要寻求上主：这是很久以前，公布这事的主说的。’因此，按我的意见，不要再加给由外邦归依天主的人烦难，只要函告他们戒避偶像的玷污和奸淫，戒食窒死之物和血。因为自古以来，在各城内都有宣讲梅瑟的人，每安息日在会堂中诵读他的书。”当时，宗徒和长老同全教会决定，从他们中选几个人，派他们同保禄和巴尔纳伯去安提约基雅。所派的，有号称巴尔撒巴的犹达和息拉，是弟兄中的领导人物。他们带去的信如下：“宗徒和长老弟兄们，给在安提约基雅、叙利亚和基里基雅由外邦归化的弟兄们请安。我们听说有几个从我们这里去的，而并非我们所派去的人，讲话扰乱你们，混乱了你们的心。我们取得同意后，决定拣选几个人，派他们同我们可爱的巴尔纳伯和保禄，到你们那里去。此二人为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已付出了自己的性命。我们派犹达和息拉去，他们要亲口报告同样的事。因为圣神和我们决定，不再加给你们什么重担，除了这几项重要的事：即戒食祭邪神之物、血和窒死之物，并戒避奸淫；若你们戒绝了这一切，那就好了。祝你们安好！”（宗15:1-35）

这段圣经记载的事件被教会称为“耶路撒冷宗徒会议”。这次会议经过广泛的讨论之后，做出了一个教会团体的决定，就是外邦人加入天主教会的，不必遵循犹太人的传统。这不是一种“不适应策略吗？”耶稣不也是接受了犹太人的割损礼吗？耶路撒冷宗徒会议是一次“文化不适应”的会议吗？当然不是，耶路撒冷宗徒会议是要求犹太人信徒接纳日益增多的外邦人信徒的“适应策略”。耶稣基督建立的天主教会，不是一块铁板，一成不变。固然，这个教会建立在磐石上，但这是指对天主的信仰。然而，当天主教从小小的巴勒斯坦，传到西方和东方，就要面临各地强大的文化。就西方而言，当时的强大文化有希腊和拉丁文化，如果不把耶稣基督的福音教导，以希腊和拉丁文化来表达和阐述，那么福音就不可能传播，耶稣基督对宗徒们的福传使命就会落空。好在教会初期的宗徒们没有墨守成规，他们早早地发现了“适应”之道。之后初期教会的教父们，更是文化适应的持守者与实践着。他们中出现了一大批成就卓著的希腊教父和拉丁教父，成为教会神学适应时代与地域的先知人物。

中国天主教会多年来一直被不少的国人称为“洋教”。直到今天，在网络的评论大军中，把天主教指责为“外来的邪教”、“大谬”、“异端”等等贬义词句不一而足。尽管教会一直呼吁，想说明自己从欧洲传入中国，不算唐代和元代，已经超过400年。现在她用的文字是汉语，举行的礼仪是中文的，圣经和神学研究是中文的，神职人员全部都是中国人，教堂设计也颇思中国文化的元素……然而，要证明自己，岂是易事？中国天主教要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不再被认作“洋教”，其路漫漫修远兮！

是不是天主教生来就是一个倔强的孩子，根本无法适应时代与地域文化呢？天主教在历史上曾经有过相当长的时间不被认同，饱受打击；也难怪，天主教如何来证明自己？如何证明自己不是为了争夺世上的权力？如何证明自己不是为了抗衡世界政权？如何证明自己宣传的是真理？如何证明自己的信仰为人生是真实而宝贵的？如何证明自己的爱是纯碎的、不含任何不良企图与私心？如何证明自己的行为是正义的？如何证明自己不但遵循天主诫命，同时也尊重并遵守国家与社会的法律？如何证明自己的信仰表达是契合当时当地伦理道德与文化传统中的优秀因素的？

历史上，执政者需要的是稳固的执政权力，和江山社稷的安定。新生事物，总是不令人放心的。在天主教会创立初期的三、四百年中，出现了许多富有知识与智慧的教父，如犹思定、安博罗削、奥斯定等等，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强大的帝国，而自己只是一个初生不久的教会。需要做的事有很多，教会自身需要不断洁净，教会也需要向社会证明自己拥有善良而积极的正能量。于是，很多教父在为教会内部撰写圣经与教理解释的同时，也给执政者（如皇帝、国王等）写信著书，说明天主教的福音精神并不与执政者的治国理念相冲突，相反，许多理想是相辅相成的；教会中的某些所谓的职权，只是呈现在信仰与礼仪中，并无其它社会权力的索求；而且，天主教的精神核心是服务性的，如果教会僭越自己的信仰使命与服务身份而追求世界的权力，则不但是忘本，也是自毁。犹思定曾写了《护教篇》，向当时的执政者安东尼·庇护皇帝（138-161）澄清，坊间谣传的“基督徒生活淫秽，集会是在杀吃婴儿”是毫无根据的错误言论。马其亚努斯也写过《护教书》，呈给当时的皇帝哈德良（117-138），向皇帝说明基督徒的生活并不违反伦理道德，相反，基督徒崇尚的是真理与纯洁的伦理道德生活。而一位雅典的教父阿待纳高拉斯写过一篇《恳求书》给玛尔谷·奥莱留皇帝（160-181），向皇帝解释基督徒的生活。另一位来自非洲的教父犹利乌曾著书《荟萃》献给当时的皇帝赛万路斯·亚历山大（222-235），介绍各种知识。圣安博罗削也曾撰写《论圣神》等书籍献给当时的皇帝尤利安（361-363）。（参《古代教会史》毕尔麦尔著38，39）

教父们的这些努力没有白费。天主教在西欧逐渐走出了困境，被大众所认识和接受。这便是适应之路。教会曾在困难中学会了被动适应，如今，应该学会主动适应。明末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神父，在中国走的就是一条主动适应之路。起初，他努力以外表与外在的东西来适应：穿儒服，说汉语。但是，要真正进入中国文化，或说要融入中国，这些只是皮毛，必须进入中国文化的核心。那便是中国的儒家思想，以及其它已经潜移默化在中国人生命与血脉中的百家思想。要进入，先要尊重并认识，才能得门而入。为此，利玛窦神父做了许多努力，他运用中国儒家文化的仁义礼智信的精神，结交文人，在中国的知识分子阶层开启了一线信仰之门。他的传教方式，被中国的主流社会所认同，而称之为“利玛窦规矩”。他被接纳到中国文化的最上层。

不过，好景不长。适应之路被质疑，取而代之的是不能丝毫改变的原则。“礼仪之争”的后果，并非天主教愿意看到的，可是大家看到的是，在中国刚刚有所起步的天主教，被明令禁止。谁得益呢？谁也没得益；谁受损呢？中国天主教受损。

直到今天，一说到适应，便会让一些人觉得天主教失去了自己的信仰原则。为什么几百年前的老题目，今天依然是新问题呢？恐怕这里有对天主教信仰的误解隐藏其间。教会是一件圣事，圣在何处？圣在她是耶稣基督亲自建立的，她的灵魂是天主圣神，她的目标是走向天主圣父。可是，教会也是我们人组成的。看看我们自己是一群什么样的人？有罪，有限，有弱点，有私心……而无形的福音精神，正是通过我们这群有形的人表达出来。我们似乎忘记了，究竟是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大，还是我们信徒的思想观念大？究竟是耶稣基督说的话是真理，还是我们信徒说的话是真理？我们不是把耶稣基督的话作为指引我们道路的明灯，而是把耶稣基督的话断章取义地抽出来，作为我们自己的喜好与见解的注脚。耶稣诞生在犹太，所以他做了一个真真正正的犹太人。作为一个真实的人，他甚至可能不会讲拉丁语和希腊语。可这不是主题，祂要门徒们不可遗忘的，是爱、慈悲、正义、怜悯、宽恕，祂说，不这样就不是祂的门徒。耶稣基督不怕适应，因为祂的精神实质不变；怕适应的是我们，因为我们紧抓的是外壳。

如果天主教只能适应君士坦丁大帝时代、德奥陶大帝时代的罗马帝国，而不能面对戴克里先时代、奥莱留时代，那么她可能早已灭亡在1700年前。如果天主教只能适应其权势蒸蒸日上的中世纪兴盛时代，而不能面对被世俗世界排挤出世俗权力中心的中世纪后期，那么她也可能早已日薄西山了。如果天主教只能适应欧洲、美洲，而在亚洲水土不服，那么天主教就不应该自称为“公教”了。

所谓天主教与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按我理解，即是“天主教中国化”；所谓“天主教中国化”，即是天主教“中国文化化”。文化是一个大概念。从中国文化的角度，依我个人的观点，至少可以分成四个层次，即四个“文”：文字、文学、道德文章、人文社会。

1，文字。
文字是文化最基本的单位。对中国文化而言，文字是记录信息的图像符号。世界上现在除了中国文字是象形文字，其他都是拼音文字。拼音文字是语言的记录，但象形文字不是，它是事件的记录。人类最早在地上或岩石上画画时，可能五个元音还发不全，只能咿咿呀呀叫唤。当能够有意识地发出辅音加元音的单音时，人类可能早已结绳记事了。现在中国有几十种语言，但都能对应同一种文字，这是西方观点是怎么也解释不了的。可是，正是这统一的文字，使中国虽历经沧桑，却仍是一个统一的大国。

中国的文字，本就是一种图像。除了音译的少数外来词汇，中国的文字，极具表象的意义。如果我们要神学中国化，首先要注意这一点重要的区别。同样要表达宗教信仰的对像——“神”，在“神”这个中国字中，我们的祖先已经把对神的认识和信仰表达出来了：“神”从“示”从“申”，“示，天垂象，见吉凶，所以示人也。从二。三垂，日月星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示，神事也。”“申，神也。七月，阴气成，体自申束。从臼，自持也。”（《说文解字》）

但是。中国文化中的“神”字所表达的意义，是否和我们天主教所信奉的“天主”是完全重合的呢？当然，有重合的部分，但也有相当多不同之处。这相同处与不同处，就需要我们中国化的神学来诠释。而这正是中国神学的美妙之处与特色所在。不是我们中国人另创一个“天主”，而是从我们中国的文化中，我们同样可以发现天主的诸多标记，发现祂的启示，发现祂的临在。而从中国文化角度认识的天主，很有中国文化的底蕴与韵味，却同样也是真、善、美、圣的表达。

在中西文化交流中，首先就会遇到文字的碰撞。中国的每一个文字，都有其表象意义、引申的意义和独特的语境。这些都是极珍贵的，因为文字中蕴藏着中国的意识与智慧。神学既然是信仰寻求理性的了解，那么，以中国文字的意识与智慧来阐述信仰，理论上应该完全走得通的，而且应该是天主教文字中国化的第一步。

2，文学。
文学首先是用语言文字形象化地反映客观现实的艺术，包括小说、散文、戏剧、诗歌等。同时，文学也泛指文章经籍。《吕氏春秋·荡兵》：“今世之以偃兵疾说者，终身用兵而不自知悖，故说虽彊，谈虽辨，文学虽博，犹不见听。”

在中国文化的语境里，文学还指有学问的人：“自献帝播迁，文学蓬转。”（刘勰《文心雕龙·时序》）或指学校，习儒之所：“南岸道东，有文学。始文翁为蜀守，立讲堂作石室于南城……后州夺郡，学移夷星桥南岸道东。”（郦道元《水经注·江水一》）也有指文才、才学的意思：“收从叔季景有文学，历官著名，并在收前。”（《北史·魏收传》）等等，不一而足。

以中国文化中的“文学”角度，来研究和表达天主教信仰的道理，是一个广阔的天地。明清间来华的传教士们，早已经开始探索这条文化适应之路。在我们上海教区原有的藏书楼里，就曾有先辈们陆续珍藏的明清中文教会书籍。而素以文化交通见长的耶稣会图书馆中，应保存有更多。中国台北利氏学社出版的《法国国家图书馆明清天主教文献》和《耶稣会罗马档案馆明清天主教文献》，都是极珍贵的资料。最近佘山修院图书馆新购一套《梵蒂冈图书馆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献丛书》，我爱不释手。

是否所有的神学研究都应该是同一种类的文学？比如都是“论文”范式？如果我们看到初期教会的拉丁语与希腊语教父们的著述，就会觉得今天我们的神学语言是多么贫乏！即使是那些近、现代的伟大神学家，所用的神学语言（或说是文学类型）也是单一而枯燥。一些学者还美其名曰“统一的学术语境”，恰不知，这正扼杀了学术的多元化。而这也绝不是我们中国文化所应呈现的面貌。我们有诸多的、丰富而绚烂的文学史与文学范式。从诸子百家的作品，到既有阳春白雪又有下里巴人的诗词歌赋；从春秋笔法，到直白议事；从韵文到散文；从神话、史诗、小说、叙事诗，到经典、报告文学、传记、原论等等。这些多样化的文学表达，都在展示同一个精神：我们中国人的思想与文化传承。我个人觉得，中国的文学总和，可以媲美希腊和拉丁，甚至再加上斯拉夫、印度文学的总和。这是我们中国人研究神学的一大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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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7-22 22:56:42 发表
偏执狂病因不明，与下列因素有一定关系： 　　1、遗传倾向； 　　2、具有特殊的个性缺陷，表现为主观、固执、敏感多疑、易激动、自尊心强、自我中心、自命不凡、自我评价过高、好幻想等； 　　3、精神因素诱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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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网友 arahatta
2017-07-22 22:56:41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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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万岁万万岁
习近平主席万岁万万岁
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万岁万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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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于金鲁贤主教诞辰一百周年之际（四）

2000年3月11日《人民日报》第三版刊登了时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副主任的金鲁贤主教接受记者采访的题目为《宗教要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访全国政协委员金鲁贤》的文章。

在采访中，当问及对我国现行宗教政策的看法时，金鲁贤主教说：“党的宗教政策符合中国的实际，我们衷心拥护；我们宗教团体要团结在党的宗教政策的旗帜下，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贡献。”金主教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宗教信仰政策得到了很好的贯彻，宗教团体合法的宗教活动也依法得到保护。几代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曾多次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宗教政策，宗教界人士心情舒畅。

金主教是党的宗教政策落实的亲历人和见证人。他对党的拨乱反正、在法律和政策上，积极扶持宗教界恢复宗教活动、积极支持合法的宗教团体落实宗教政策、积极推动中国天主教教务工作的正常开展、积极帮助爱国的宗教团体和教会神职人员在合法的宗教活动场所的建设与开展工作，深有体会。为此，他说：“感谢天主！我们生活在一个美好的时代，生在神州大地，尤其生活在上海，可谓身逢盛世，享受着太平、丰盈的生活。”（2004年牧函《无名圣人为我等祈》）1994年他参加香港《驿》杂志创刊15周年的研讨会，他发表了题为《汪洋大海中的一叶扁舟》论文，他说：“今天在大陆上，妨碍福音的不是社会主义，而是拜金主义。大陆上行的是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是市场经济，而非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这对西方人来说，似乎矛盾，可是对中国人来说，很能接受。基督宗教与社会主义可以相适应，或许，西方人也认为这是不可思议的。社会主义、基督主义的共同敌人是风行的拜金主义，金钱万能。许多人拜倒在金钱下面，被金钱腐蚀；在金钱诱惑下，可以出卖朋友、出卖国家、出卖教会，丧失国格、人格、教格。拜金主义带来了自私自利主义、享乐主义、分裂主义，这些东西涣散人心、瓦解家庭、破坏社会安定，使人背弃信仰、犯罪堕落。”

金主教在采访中谈到，我们党和国家实行的是政教分离的原则。他说：“政教合一的制度，从历史上看是落后的，国家不会发展，文明不会进步。解放前我国的西藏实行的政教合一的农奴制就是一个例子。宗教活动必须在国家的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进行，没有超出宪法、法律的特权，也不允许干预国家的行政、司法、教育等事务，这是每个宗教团体必须遵守的。”

金主教回忆说，自己小时候，外国人主宰中国天主教的一切事务，中国天主教徒最大的愿望是中国人自己管理自己的教务。新中国成立后才实现了这个愿望，中国地区的主教都由中国人担当。要十分珍惜这个机会，坚持独立办教，不能让外国人来插手中国的教务。

对金主教而言，宗教与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一直是中国的宗教界不断思考的问题。这个适应，不是应不应该的问题，而是如何正确理解并积极引导中国的宗教界走这样一条道路。这是我们国家的宗教政策方针。这一点，也正是我们年轻一代神职人员和信友们应该理明白的。

在采访中，金主教说：“目前，党中央要求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这是摆在各宗教团体面前的一项重要的任务，我们有信心做好这项工作，首先要积极引导广大教众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为社会主义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其次要自觉调整神学思想与社会主义社会不相适应的部分，这是时代发展对宗教提出的要求；另外要培养、教育好青年宗教人士，使他们成为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的宗教事业接班人。”金主教的话，给我们道明了有关天主教与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在理论与实践上的三个幅度：

一是在政治上，金主教强调我们中国的天主教神职人员和信友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是党中央的要求，不仅是摆在中国的天主教会面前，也是摆在所有中国的宗教面前的一项重要的任务，这是党和国家的宗教方针和政策。我们作为中国人，应该接受党和政府的领导，努力学习党和政府在宗教的方针和政策上的精神，并在宗教事业上，把这些精神作为政治原则，来加以正确而积极地领会和实践。尤其是我们的神职人员，有责任和义务，积极引导广大信友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为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

二是在神学思想的研究与建设上，金主教提醒我们教会中人，要自觉地调整神学思想与社会主义社会不相适应的部分。金主教的这个思想，是站在中国历史和天主教与中国文化关系的高度来表达的。金主教在1988年参加香港举办的“国际儒学与基督教研讨会”上，发表了《福音的传布与中国民族文化的关系》论文，他说：天主教在历史上有记载的最早的两次传入中国，都以失败告终，究其原因，是没有与中国文化相结合。唐代时的景教，虽然翻译了部分圣经与祈祷经文，也相当注意中国的文化，主张“先事天尊，二事圣上，三事父母”，把儒家的“忠孝”观念结合进去，但没有深入到儒家文化的核心。元代蒙高维诺总主教也把祈祷文、圣歌和日课等翻译成本地语言，但今天没有留下来，所以极可能是翻译成了蒙古文，而不是中国文化的主流汉文。而明末清初教会的“礼仪之争”，让两种文化彻底对立，以至于中国的教友面临两难，做地道的中国人，便不能做基督徒；做完全的基督徒，便无法做中国人。所以，中国天主教要谋求生存与发展，必须走适应的道路。

三是在对神职人员与信友的培育上，要把这种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积极投身于天主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事业的精神，从老一辈爱国爱教的神长教友们那里传承下来。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以来，经过了上一辈的神长教友们对天主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三十多年的具体探索与努力，已经取得了很多理论成果与实践经验。这些都是我们中国天主教发展史上的宝贵财富，年轻一代的神职人员与信友们，都应该努力学习，不断思考，并加以传承。

今天，我们纪念金主教，回顾他的思想，我们获得很多启发和思考的内容与方向。

适应的问题，并非新生事物，古已有之。教会初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宗徒们在耶路撒冷召开了宗徒会议。主要发言人是伯多禄，保禄之后做牧灵工作中的经验分享。此次会议记载在《新约·宗徒大事录》中：
有从犹太下来的几个人教训弟兄们说：“若是你们不按梅瑟的惯例行割损，不能得救。”保禄和巴尔纳伯同他们起了不少的争执和辩论；大家就指定保禄和巴尔纳伯，与他们中的几个人，上耶路撒冷去见宗徒和长老，讨论这问题。他们由教会送走之后，就路过腓尼基和撒玛黎雅，沿途叙述外邦人归化的事，使众弟兄非常喜欢。他们到了耶路撒冷，为教会、宗徒和长老所欢迎，就报告了天主偕同他们所行的一切大事。却有几个信教的法利塞党人起来说：“必须叫外邦人受割损，又应该命他们遵守梅瑟法律。”宗徒和长老们就开会商讨此事。辩论多时之后，伯多禄起来向他们说：“诸位仁人弟兄！你们深知，多时以前，天主就在你们中选定了，要借我的口，叫外邦人听福音的道理而信从。洞察人心的天主，已为他们作了证，因为赐给了他们圣神，如同赐给了我们一样；在我们和他们中间没有作任何区别，因他以信德净化了他们的心。既然如此，现今你们为什么试探天主，在门徒的颈项上，放上连我们的祖先和我们自己都不能负荷的轭呢？但是，我们信我们得救，是借着主耶稣的恩宠，正和他们一样。”于是众人都缄默不语，静听巴尔纳伯和保禄述说天主借着他们在外邦人中，行了怎样大的征兆与奇迹。大家都不出声之后，雅各伯接着说：“诸位仁人弟兄，请听我说！西满述说了天主当初怎样关心外邦人，由他们中选拔一个百姓，属于自己名下；先知的话也正与此相合，如经上记载：‘以后我要回来，重建达味已倾倒的居所；已坍塌了的，要把它重建而竖立起来，为的是其余的人，即一切以我的名得名的民族，要寻求上主：这是很久以前，公布这事的主说的。’因此，按我的意见，不要再加给由外邦归依天主的人烦难，只要函告他们戒避偶像的玷污和奸淫，戒食窒死之物和血。因为自古以来，在各城内都有宣讲梅瑟的人，每安息日在会堂中诵读他的书。”当时，宗徒和长老同全教会决定，从他们中选几个人，派他们同保禄和巴尔纳伯去安提约基雅。所派的，有号称巴尔撒巴的犹达和息拉，是弟兄中的领导人物。他们带去的信如下：“宗徒和长老弟兄们，给在安提约基雅、叙利亚和基里基雅由外邦归化的弟兄们请安。我们听说有几个从我们这里去的，而并非我们所派去的人，讲话扰乱你们，混乱了你们的心。我们取得同意后，决定拣选几个人，派他们同我们可爱的巴尔纳伯和保禄，到你们那里去。此二人为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已付出了自己的性命。我们派犹达和息拉去，他们要亲口报告同样的事。因为圣神和我们决定，不再加给你们什么重担，除了这几项重要的事：即戒食祭邪神之物、血和窒死之物，并戒避奸淫；若你们戒绝了这一切，那就好了。祝你们安好！”（宗15:1-35）

这段圣经记载的事件被教会称为“耶路撒冷宗徒会议”。这次会议经过广泛的讨论之后，做出了一个教会团体的决定，就是外邦人加入天主教会的，不必遵循犹太人的传统。这不是一种“不适应策略吗？”耶稣不也是接受了犹太人的割损礼吗？耶路撒冷宗徒会议是一次“文化不适应”的会议吗？当然不是，耶路撒冷宗徒会议是要求犹太人信徒接纳日益增多的外邦人信徒的“适应策略”。耶稣基督建立的天主教会，不是一块铁板，一成不变。固然，这个教会建立在磐石上，但这是指对天主的信仰。然而，当天主教从小小的巴勒斯坦，传到西方和东方，就要面临各地强大的文化。就西方而言，当时的强大文化有希腊和拉丁文化，如果不把耶稣基督的福音教导，以希腊和拉丁文化来表达和阐述，那么福音就不可能传播，耶稣基督对宗徒们的福传使命就会落空。好在教会初期的宗徒们没有墨守成规，他们早早地发现了“适应”之道。之后初期教会的教父们，更是文化适应的持守者与实践着。他们中出现了一大批成就卓著的希腊教父和拉丁教父，成为教会神学适应时代与地域的先知人物。

中国天主教会多年来一直被不少的国人称为“洋教”。直到今天，在网络的评论大军中，把天主教指责为“外来的邪教”、“大谬”、“异端”等等贬义词句不一而足。尽管教会一直呼吁，想说明自己从欧洲传入中国，不算唐代和元代，已经超过400年。现在她用的文字是汉语，举行的礼仪是中文的，圣经和神学研究是中文的，神职人员全部都是中国人，教堂设计也颇思中国文化的元素……然而，要证明自己，岂是易事？中国天主教要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不再被认作“洋教”，其路漫漫修远兮！

是不是天主教生来就是一个倔强的孩子，根本无法适应时代与地域文化呢？天主教在历史上曾经有过相当长的时间不被认同，饱受打击；也难怪，天主教如何来证明自己？如何证明自己不是为了争夺世上的权力？如何证明自己不是为了抗衡世界政权？如何证明自己宣传的是真理？如何证明自己的信仰为人生是真实而宝贵的？如何证明自己的爱是纯碎的、不含任何不良企图与私心？如何证明自己的行为是正义的？如何证明自己不但遵循天主诫命，同时也尊重并遵守国家与社会的法律？如何证明自己的信仰表达是契合当时当地伦理道德与文化传统中的优秀因素的？

历史上，执政者需要的是稳固的执政权力，和江山社稷的安定。新生事物，总是不令人放心的。在天主教会创立初期的三、四百年中，出现了许多富有知识与智慧的教父，如犹思定、安博罗削、奥斯定等等，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强大的帝国，而自己只是一个初生不久的教会。需要做的事有很多，教会自身需要不断洁净，教会也需要向社会证明自己拥有善良而积极的正能量。于是，很多教父在为教会内部撰写圣经与教理解释的同时，也给执政者（如皇帝、国王等）写信著书，说明天主教的福音精神并不与执政者的治国理念相冲突，相反，许多理想是相辅相成的；教会中的某些所谓的职权，只是呈现在信仰与礼仪中，并无其它社会权力的索求；而且，天主教的精神核心是服务性的，如果教会僭越自己的信仰使命与服务身份而追求世界的权力，则不但是忘本，也是自毁。犹思定曾写了《护教篇》，向当时的执政者安东尼·庇护皇帝（138-161）澄清，坊间谣传的“基督徒生活淫秽，集会是在杀吃婴儿”是毫无根据的错误言论。马其亚努斯也写过《护教书》，呈给当时的皇帝哈德良（117-138），向皇帝说明基督徒的生活并不违反伦理道德，相反，基督徒崇尚的是真理与纯洁的伦理道德生活。而一位雅典的教父阿待纳高拉斯写过一篇《恳求书》给玛尔谷·奥莱留皇帝（160-181），向皇帝解释基督徒的生活。另一位来自非洲的教父犹利乌曾著书《荟萃》献给当时的皇帝赛万路斯·亚历山大（222-235），介绍各种知识。圣安博罗削也曾撰写《论圣神》等书籍献给当时的皇帝尤利安（361-363）。（参《古代教会史》毕尔麦尔著38，39）

教父们的这些努力没有白费。天主教在西欧逐渐走出了困境，被大众所认识和接受。这便是适应之路。教会曾在困难中学会了被动适应，如今，应该学会主动适应。明末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神父，在中国走的就是一条主动适应之路。起初，他努力以外表与外在的东西来适应：穿儒服，说汉语。但是，要真正进入中国文化，或说要融入中国，这些只是皮毛，必须进入中国文化的核心。那便是中国的儒家思想，以及其它已经潜移默化在中国人生命与血脉中的百家思想。要进入，先要尊重并认识，才能得门而入。为此，利玛窦神父做了许多努力，他运用中国儒家文化的仁义礼智信的精神，结交文人，在中国的知识分子阶层开启了一线信仰之门。他的传教方式，被中国的主流社会所认同，而称之为“利玛窦规矩”。他被接纳到中国文化的最上层。

不过，好景不长。适应之路被质疑，取而代之的是不能丝毫改变的原则。“礼仪之争”的后果，并非天主教愿意看到的，可是大家看到的是，在中国刚刚有所起步的天主教，被明令禁止。谁得益呢？谁也没得益；谁受损呢？中国天主教受损。

直到今天，一说到适应，便会让一些人觉得天主教失去了自己的信仰原则。为什么几百年前的老题目，今天依然是新问题呢？恐怕这里有对天主教信仰的误解隐藏其间。教会是一件圣事，圣在何处？圣在她是耶稣基督亲自建立的，她的灵魂是天主圣神，她的目标是走向天主圣父。可是，教会也是我们人组成的。看看我们自己是一群什么样的人？有罪，有限，有弱点，有私心……而无形的福音精神，正是通过我们这群有形的人表达出来。我们似乎忘记了，究竟是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大，还是我们信徒的思想观念大？究竟是耶稣基督说的话是真理，还是我们信徒说的话是真理？我们不是把耶稣基督的话作为指引我们道路的明灯，而是把耶稣基督的话断章取义地抽出来，作为我们自己的喜好与见解的注脚。耶稣诞生在犹太，所以他做了一个真真正正的犹太人。作为一个真实的人，他甚至可能不会讲拉丁语和希腊语。可这不是主题，祂要门徒们不可遗忘的，是爱、慈悲、正义、怜悯、宽恕，祂说，不这样就不是祂的门徒。耶稣基督不怕适应，因为祂的精神实质不变；怕适应的是我们，因为我们紧抓的是外壳。

如果天主教只能适应君士坦丁大帝时代、德奥陶大帝时代的罗马帝国，而不能面对戴克里先时代、奥莱留时代，那么她可能早已灭亡在1700年前。如果天主教只能适应其权势蒸蒸日上的中世纪兴盛时代，而不能面对被世俗世界排挤出世俗权力中心的中世纪后期，那么她也可能早已日薄西山了。如果天主教只能适应欧洲、美洲，而在亚洲水土不服，那么天主教就不应该自称为“公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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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7-22 22:52:02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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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万岁万万岁
习近平主席万岁万万岁
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万岁万万岁

他坚信天主教能够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写于金鲁贤主教诞辰一百周年之际（四）

2000年3月11日《人民日报》第三版刊登了时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副主任的金鲁贤主教接受记者采访的题目为《宗教要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访全国政协委员金鲁贤》的文章。

在采访中，当问及对我国现行宗教政策的看法时，金鲁贤主教说：“党的宗教政策符合中国的实际，我们衷心拥护；我们宗教团体要团结在党的宗教政策的旗帜下，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贡献。”金主教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宗教信仰政策得到了很好的贯彻，宗教团体合法的宗教活动也依法得到保护。几代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曾多次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宗教政策，宗教界人士心情舒畅。

金主教是党的宗教政策落实的亲历人和见证人。他对党的拨乱反正、在法律和政策上，积极扶持宗教界恢复宗教活动、积极支持合法的宗教团体落实宗教政策、积极推动中国天主教教务工作的正常开展、积极帮助爱国的宗教团体和教会神职人员在合法的宗教活动场所的建设与开展工作，深有体会。为此，他说：“感谢天主！我们生活在一个美好的时代，生在神州大地，尤其生活在上海，可谓身逢盛世，享受着太平、丰盈的生活。”（2004年牧函《无名圣人为我等祈》）1994年他参加香港《驿》杂志创刊15周年的研讨会，他发表了题为《汪洋大海中的一叶扁舟》论文，他说：“今天在大陆上，妨碍福音的不是社会主义，而是拜金主义。大陆上行的是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是市场经济，而非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这对西方人来说，似乎矛盾，可是对中国人来说，很能接受。基督宗教与社会主义可以相适应，或许，西方人也认为这是不可思议的。社会主义、基督主义的共同敌人是风行的拜金主义，金钱万能。许多人拜倒在金钱下面，被金钱腐蚀；在金钱诱惑下，可以出卖朋友、出卖国家、出卖教会，丧失国格、人格、教格。拜金主义带来了自私自利主义、享乐主义、分裂主义，这些东西涣散人心、瓦解家庭、破坏社会安定，使人背弃信仰、犯罪堕落。”

金主教在采访中谈到，我们党和国家实行的是政教分离的原则。他说：“政教合一的制度，从历史上看是落后的，国家不会发展，文明不会进步。解放前我国的西藏实行的政教合一的农奴制就是一个例子。宗教活动必须在国家的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进行，没有超出宪法、法律的特权，也不允许干预国家的行政、司法、教育等事务，这是每个宗教团体必须遵守的。”

金主教回忆说，自己小时候，外国人主宰中国天主教的一切事务，中国天主教徒最大的愿望是中国人自己管理自己的教务。新中国成立后才实现了这个愿望，中国地区的主教都由中国人担当。要十分珍惜这个机会，坚持独立办教，不能让外国人来插手中国的教务。

对金主教而言，宗教与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一直是中国的宗教界不断思考的问题。这个适应，不是应不应该的问题，而是如何正确理解并积极引导中国的宗教界走这样一条道路。这是我们国家的宗教政策方针。这一点，也正是我们年轻一代神职人员和信友们应该理明白的。

在采访中，金主教说：“目前，党中央要求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这是摆在各宗教团体面前的一项重要的任务，我们有信心做好这项工作，首先要积极引导广大教众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为社会主义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其次要自觉调整神学思想与社会主义社会不相适应的部分，这是时代发展对宗教提出的要求；另外要培养、教育好青年宗教人士，使他们成为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的宗教事业接班人。”金主教的话，给我们道明了有关天主教与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在理论与实践上的三个幅度：

一是在政治上，金主教强调我们中国的天主教神职人员和信友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是党中央的要求，不仅是摆在中国的天主教会面前，也是摆在所有中国的宗教面前的一项重要的任务，这是党和国家的宗教方针和政策。我们作为中国人，应该接受党和政府的领导，努力学习党和政府在宗教的方针和政策上的精神，并在宗教事业上，把这些精神作为政治原则，来加以正确而积极地领会和实践。尤其是我们的神职人员，有责任和义务，积极引导广大信友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为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

二是在神学思想的研究与建设上，金主教提醒我们教会中人，要自觉地调整神学思想与社会主义社会不相适应的部分。金主教的这个思想，是站在中国历史和天主教与中国文化关系的高度来表达的。金主教在1988年参加香港举办的“国际儒学与基督教研讨会”上，发表了《福音的传布与中国民族文化的关系》论文，他说：天主教在历史上有记载的最早的两次传入中国，都以失败告终，究其原因，是没有与中国文化相结合。唐代时的景教，虽然翻译了部分圣经与祈祷经文，也相当注意中国的文化，主张“先事天尊，二事圣上，三事父母”，把儒家的“忠孝”观念结合进去，但没有深入到儒家文化的核心。元代蒙高维诺总主教也把祈祷文、圣歌和日课等翻译成本地语言，但今天没有留下来，所以极可能是翻译成了蒙古文，而不是中国文化的主流汉文。而明末清初教会的“礼仪之争”，让两种文化彻底对立，以至于中国的教友面临两难，做地道的中国人，便不能做基督徒；做完全的基督徒，便无法做中国人。所以，中国天主教要谋求生存与发展，必须走适应的道路。

三是在对神职人员与信友的培育上，要把这种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积极投身于天主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事业的精神，从老一辈爱国爱教的神长教友们那里传承下来。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以来，经过了上一辈的神长教友们对天主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三十多年的具体探索与努力，已经取得了很多理论成果与实践经验。这些都是我们中国天主教发展史上的宝贵财富，年轻一代的神职人员与信友们，都应该努力学习，不断思考，并加以传承。

今天，我们纪念金主教，回顾他的思想，我们获得很多启发和思考的内容与方向。

适应的问题，并非新生事物，古已有之。教会初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宗徒们在耶路撒冷召开了宗徒会议。主要发言人是伯多禄，保禄之后做牧灵工作中的经验分享。此次会议记载在《新约·宗徒大事录》中：
有从犹太下来的几个人教训弟兄们说：“若是你们不按梅瑟的惯例行割损，不能得救。”保禄和巴尔纳伯同他们起了不少的争执和辩论；大家就指定保禄和巴尔纳伯，与他们中的几个人，上耶路撒冷去见宗徒和长老，讨论这问题。他们由教会送走之后，就路过腓尼基和撒玛黎雅，沿途叙述外邦人归化的事，使众弟兄非常喜欢。他们到了耶路撒冷，为教会、宗徒和长老所欢迎，就报告了天主偕同他们所行的一切大事。却有几个信教的法利塞党人起来说：“必须叫外邦人受割损，又应该命他们遵守梅瑟法律。”宗徒和长老们就开会商讨此事。辩论多时之后，伯多禄起来向他们说：“诸位仁人弟兄！你们深知，多时以前，天主就在你们中选定了，要借我的口，叫外邦人听福音的道理而信从。洞察人心的天主，已为他们作了证，因为赐给了他们圣神，如同赐给了我们一样；在我们和他们中间没有作任何区别，因他以信德净化了他们的心。既然如此，现今你们为什么试探天主，在门徒的颈项上，放上连我们的祖先和我们自己都不能负荷的轭呢？但是，我们信我们得救，是借着主耶稣的恩宠，正和他们一样。”于是众人都缄默不语，静听巴尔纳伯和保禄述说天主借着他们在外邦人中，行了怎样大的征兆与奇迹。大家都不出声之后，雅各伯接着说：“诸位仁人弟兄，请听我说！西满述说了天主当初怎样关心外邦人，由他们中选拔一个百姓，属于自己名下；先知的话也正与此相合，如经上记载：‘以后我要回来，重建达味已倾倒的居所；已坍塌了的，要把它重建而竖立起来，为的是其余的人，即一切以我的名得名的民族，要寻求上主：这是很久以前，公布这事的主说的。’因此，按我的意见，不要再加给由外邦归依天主的人烦难，只要函告他们戒避偶像的玷污和奸淫，戒食窒死之物和血。因为自古以来，在各城内都有宣讲梅瑟的人，每安息日在会堂中诵读他的书。”当时，宗徒和长老同全教会决定，从他们中选几个人，派他们同保禄和巴尔纳伯去安提约基雅。所派的，有号称巴尔撒巴的犹达和息拉，是弟兄中的领导人物。他们带去的信如下：“宗徒和长老弟兄们，给在安提约基雅、叙利亚和基里基雅由外邦归化的弟兄们请安。我们听说有几个从我们这里去的，而并非我们所派去的人，讲话扰乱你们，混乱了你们的心。我们取得同意后，决定拣选几个人，派他们同我们可爱的巴尔纳伯和保禄，到你们那里去。此二人为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已付出了自己的性命。我们派犹达和息拉去，他们要亲口报告同样的事。因为圣神和我们决定，不再加给你们什么重担，除了这几项重要的事：即戒食祭邪神之物、血和窒死之物，并戒避奸淫；若你们戒绝了这一切，那就好了。祝你们安好！”（宗15:1-35）

这段圣经记载的事件被教会称为“耶路撒冷宗徒会议”。这次会议经过广泛的讨论之后，做出了一个教会团体的决定，就是外邦人加入天主教会的，不必遵循犹太人的传统。这不是一种“不适应策略吗？”耶稣不也是接受了犹太人的割损礼吗？耶路撒冷宗徒会议是一次“文化不适应”的会议吗？当然不是，耶路撒冷宗徒会议是要求犹太人信徒接纳日益增多的外邦人信徒的“适应策略”。耶稣基督建立的天主教会，不是一块铁板，一成不变。固然，这个教会建立在磐石上，但这是指对天主的信仰。然而，当天主教从小小的巴勒斯坦，传到西方和东方，就要面临各地强大的文化。就西方而言，当时的强大文化有希腊和拉丁文化，如果不把耶稣基督的福音教导，以希腊和拉丁文化来表达和阐述，那么福音就不可能传播，耶稣基督对宗徒们的福传使命就会落空。好在教会初期的宗徒们没有墨守成规，他们早早地发现了“适应”之道。之后初期教会的教父们，更是文化适应的持守者与实践着。他们中出现了一大批成就卓著的希腊教父和拉丁教父，成为教会神学适应时代与地域的先知人物。

中国天主教会多年来一直被不少的国人称为“洋教”。直到今天，在网络的评论大军中，把天主教指责为“外来的邪教”、“大谬”、“异端”等等贬义词句不一而足。尽管教会一直呼吁，想说明自己从欧洲传入中国，不算唐代和元代，已经超过400年。现在她用的文字是汉语，举行的礼仪是中文的，圣经和神学研究是中文的，神职人员全部都是中国人，教堂设计也颇思中国文化的元素……然而，要证明自己，岂是易事？中国天主教要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不再被认作“洋教”，其路漫漫修远兮！

是不是天主教生来就是一个倔强的孩子，根本无法适应时代与地域文化呢？天主教在历史上曾经有过相当长的时间不被认同，饱受打击；也难怪，天主教如何来证明自己？如何证明自己不是为了争夺世上的权力？如何证明自己不是为了抗衡世界政权？如何证明自己宣传的是真理？如何证明自己的信仰为人生是真实而宝贵的？如何证明自己的爱是纯碎的、不含任何不良企图与私心？如何证明自己的行为是正义的？如何证明自己不但遵循天主诫命，同时也尊重并遵守国家与社会的法律？如何证明自己的信仰表达是契合当时当地伦理道德与文化传统中的优秀因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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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万岁万万岁
习近平主席万岁万万岁
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万岁万万岁

他坚信天主教能够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写于金鲁贤主教诞辰一百周年之际（四）

2000年3月11日《人民日报》第三版刊登了时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副主任的金鲁贤主教接受记者采访的题目为《宗教要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访全国政协委员金鲁贤》的文章。

在采访中，当问及对我国现行宗教政策的看法时，金鲁贤主教说：“党的宗教政策符合中国的实际，我们衷心拥护；我们宗教团体要团结在党的宗教政策的旗帜下，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贡献。”金主教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宗教信仰政策得到了很好的贯彻，宗教团体合法的宗教活动也依法得到保护。几代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曾多次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宗教政策，宗教界人士心情舒畅。

金主教是党的宗教政策落实的亲历人和见证人。他对党的拨乱反正、在法律和政策上，积极扶持宗教界恢复宗教活动、积极支持合法的宗教团体落实宗教政策、积极推动中国天主教教务工作的正常开展、积极帮助爱国的宗教团体和教会神职人员在合法的宗教活动场所的建设与开展工作，深有体会。为此，他说：“感谢天主！我们生活在一个美好的时代，生在神州大地，尤其生活在上海，可谓身逢盛世，享受着太平、丰盈的生活。”（2004年牧函《无名圣人为我等祈》）1994年他参加香港《驿》杂志创刊15周年的研讨会，他发表了题为《汪洋大海中的一叶扁舟》论文，他说：“今天在大陆上，妨碍福音的不是社会主义，而是拜金主义。大陆上行的是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是市场经济，而非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这对西方人来说，似乎矛盾，可是对中国人来说，很能接受。基督宗教与社会主义可以相适应，或许，西方人也认为这是不可思议的。社会主义、基督主义的共同敌人是风行的拜金主义，金钱万能。许多人拜倒在金钱下面，被金钱腐蚀；在金钱诱惑下，可以出卖朋友、出卖国家、出卖教会，丧失国格、人格、教格。拜金主义带来了自私自利主义、享乐主义、分裂主义，这些东西涣散人心、瓦解家庭、破坏社会安定，使人背弃信仰、犯罪堕落。”

金主教在采访中谈到，我们党和国家实行的是政教分离的原则。他说：“政教合一的制度，从历史上看是落后的，国家不会发展，文明不会进步。解放前我国的西藏实行的政教合一的农奴制就是一个例子。宗教活动必须在国家的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进行，没有超出宪法、法律的特权，也不允许干预国家的行政、司法、教育等事务，这是每个宗教团体必须遵守的。”

金主教回忆说，自己小时候，外国人主宰中国天主教的一切事务，中国天主教徒最大的愿望是中国人自己管理自己的教务。新中国成立后才实现了这个愿望，中国地区的主教都由中国人担当。要十分珍惜这个机会，坚持独立办教，不能让外国人来插手中国的教务。

对金主教而言，宗教与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一直是中国的宗教界不断思考的问题。这个适应，不是应不应该的问题，而是如何正确理解并积极引导中国的宗教界走这样一条道路。这是我们国家的宗教政策方针。这一点，也正是我们年轻一代神职人员和信友们应该理明白的。

在采访中，金主教说：“目前，党中央要求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这是摆在各宗教团体面前的一项重要的任务，我们有信心做好这项工作，首先要积极引导广大教众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为社会主义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其次要自觉调整神学思想与社会主义社会不相适应的部分，这是时代发展对宗教提出的要求；另外要培养、教育好青年宗教人士，使他们成为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的宗教事业接班人。”金主教的话，给我们道明了有关天主教与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在理论与实践上的三个幅度：

一是在政治上，金主教强调我们中国的天主教神职人员和信友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是党中央的要求，不仅是摆在中国的天主教会面前，也是摆在所有中国的宗教面前的一项重要的任务，这是党和国家的宗教方针和政策。我们作为中国人，应该接受党和政府的领导，努力学习党和政府在宗教的方针和政策上的精神，并在宗教事业上，把这些精神作为政治原则，来加以正确而积极地领会和实践。尤其是我们的神职人员，有责任和义务，积极引导广大信友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为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

二是在神学思想的研究与建设上，金主教提醒我们教会中人，要自觉地调整神学思想与社会主义社会不相适应的部分。金主教的这个思想，是站在中国历史和天主教与中国文化关系的高度来表达的。金主教在1988年参加香港举办的“国际儒学与基督教研讨会”上，发表了《福音的传布与中国民族文化的关系》论文，他说：天主教在历史上有记载的最早的两次传入中国，都以失败告终，究其原因，是没有与中国文化相结合。唐代时的景教，虽然翻译了部分圣经与祈祷经文，也相当注意中国的文化，主张“先事天尊，二事圣上，三事父母”，把儒家的“忠孝”观念结合进去，但没有深入到儒家文化的核心。元代蒙高维诺总主教也把祈祷文、圣歌和日课等翻译成本地语言，但今天没有留下来，所以极可能是翻译成了蒙古文，而不是中国文化的主流汉文。而明末清初教会的“礼仪之争”，让两种文化彻底对立，以至于中国的教友面临两难，做地道的中国人，便不能做基督徒；做完全的基督徒，便无法做中国人。所以，中国天主教要谋求生存与发展，必须走适应的道路。

三是在对神职人员与信友的培育上，要把这种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积极投身于天主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事业的精神，从老一辈爱国爱教的神长教友们那里传承下来。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以来，经过了上一辈的神长教友们对天主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三十多年的具体探索与努力，已经取得了很多理论成果与实践经验。这些都是我们中国天主教发展史上的宝贵财富，年轻一代的神职人员与信友们，都应该努力学习，不断思考，并加以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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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7-22 22:41:59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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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万岁万万岁
习近平主席万岁万万岁
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万岁万万岁

他说天主教会不能独善其身
——写于金鲁贤主教诞辰一百周年之际（三）

金主教在1997年的圣诞节牧函《建设我教会，迎接新纪元》中，带领上海的天主教信友们一起回顾了教会的历史，并且概要地总结了中国天主教的发展史。他说：“中国教会二十世纪最大的呼声，是努力摆脱同胞眼中‘洋教’的不光彩形象，而争取能够将教会命运掌握在中国人自己的手中。几代人的愿望是‘国人治教、高度自治’，不再受殖民主义者所谓保教权的控制。遗憾的是，这愿望以前一直未能如愿。天主却以极其奇妙的方式，帮助我们初步实现了这个愿望。”

金主教在差不多20年以前说的话，今天我们看起来，仍旧觉得很中肯且前瞻。教会不是被我们用来当作法律去判断别人的，教会是我们自己需要身在其中、努力悔改并致力于建设的；教会也不是我们把她当作一件古玩艺术品锁在橱窗里的老古董，教会是入世的、负有福传与服务使命、与时俱进的；教会更不应该是由一群自私自利的人组成的独善其身的团体，教会应该是上爱天主下爱众人、爱人如己、以服务为己任的。

一，教会首先要善己身

金主教在1997年的圣诞节牧函中对上海的教友们、神父、修士修女们提出了要求。如果我们要实践自己的使命，我们自身首先要具备实践使命所应当具备的明确目标、思想品德、服务精神与工作才能，否则我们只能限于空谈。

金主教提醒我们，过去的已属于天主的了。古经上说：人一生的功过都随着人到天主台前去。我们无法挽回。没有人可以回到从前，让一切从头开始，但是我们必须从过去吸取教训，避免重犯旧错。人有记忆力，这是好事，但不该被过去所束缚、所控制。对过去的成功之处不可以沾沾自喜，也不可以把以往的是非恩怨牢记在心，耿耿于怀，因为判断者只有一位，就是天主，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万事都是这样，心中有恨的人看不清事物。

善己身，必先究己错；纠己错，目的并非是要停留在过去的错误中，而是为创造更美好的未来。我们看到教会历史中也曾犯过不少错误，如对犹太人的成见而造成历史上对他们的不公正待遇，如曾经对科学家伽利略的错误绝罚。前教宗本笃十六世在位时，以天主教的名义，向犹太人认罪，并纠正了几百年前教庭对伽利略的绝罚之错。而法国的主教团，也为纳粹时期关押在法国集中营的犹太人被集体移送德国后惨遭屠杀，当时法国的主教们集体失声，没有积极主张保护，而向犹太人表示道歉。

道歉是需要勇气的，这勇气来自何处？就是来自真正认识到自己是错了，并且发现了正确的方向，愿意面对真实，谦卑地承认自己曾经的过失，积极面向未来。所以，道歉并不是一件害羞的事，不是有损自己面子的事，道歉本身也是一件善事，是一种正能量。对教会而言，这正是由罪人所组成的教会的一种神圣的表现；是旅途中的教会，听从耶稣基督的教导，自我反省、纠正航向，而不要越来越南辕北辙的一个前进的必要过程。

金主教对教友、神职人员和修道人，提出了自己的希望。他说：“中国教友必须团结。我们的教会只有一个，那就是至一、至圣、至公、从宗徒传下来的教会。我们都信仰同一的主，正如圣保禄宗徒说的：‘你们应在爱中，以谦逊、温良、忍耐之心互相宽容。以和平相联系，尽力保持圣神所赐给的合一之心，因为我们只有一个身体、有一位圣神，正如天主召唤你们时，有一个希望。我们有一位主，一个信仰，一个洗礼，我们只有一个天主，众人之父，祂在万有之上，贯彻万有，统御万有。’我们没有理由分成两派。更没有理由闹分裂，决不可互相攻击，在教徒和非教徒面前立坏表样。”

祈祷教会的合一，才是我们教友应该有的心态和本分。我们不能先在心里设置一个分裂的成见，然后罗列各种不同的声音，让分裂成为中国教会主旋律。我们这不是在建设教会。在这件事上要做好“善己身”，我想就是先守好自己的口舌和改变自己的怨恨之心。先做到口不伤人、词不谤人、言不毁人。雅各伯宗徒说：“弟兄们，你们不要彼此诋毁。诋毁弟兄或判断自己弟兄的，就是诋毁法律，判断法律；若是你判断法律，你便不是守法者，而是审判者。只有一位是立法者和审判者，就是那能拯救人，也能消灭人的天主；然而你是谁，你竟判断近人？”（4:11-12）耶稣在福音中说得很明白：“你们一向听过给古人说：‘不可杀人！’谁若杀了人，应受裁判。我却对你们说：凡向自己弟兄发怒的，就要受裁判，谁若向自己的弟兄说‘傻子’，就要受议会的裁判；谁若说‘疯子’，就要受火狱的罚。所以，你若在祭坛前，要献你的礼物时，在那里想起你的弟兄有什么怨你的事，就把你的礼物留在那里，留在祭坛前，先去与你的弟兄和好，然后再来献你的礼物。”（玛5:21-24）

事实上，许多次我们在参加或举行弥撒时，并没有把耶稣基督的这些教导放在心上。我们不是在宣扬耶稣的福音，我们宣扬的是自己的好恶与恩怨。这样的宣扬，不是在扩展教会，而是在画地为牢。我们把教会的本质，限于“至一”，而淡化了“大公”。其实，正是“大公”，才是天主教会本质中的本质，核心中的核心，因为我们天主教会，一直以来自称为“公教会”。“公”者，“普世”也！“普世”者，非单一面貌，而是如百花园地，都能融入园中；同一园地，百花齐放；各美其美，皆呈美善。所以，大公，乃包容之胸襟！

金主教对教友们的信仰与神修素质的提高，也寄予厚望。他说：“我们教友虔诚恭敬天主，勤领圣事，经常念经，团结在神职人员身边，尽力供养他们的需要，这是教会的力量，我们的安慰。”金主教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时，就屡次呼吁“教友时代”的早日到来，鼓励教友们积极参加教会的活动，协助教区、堂区的教务工作，和神职人员们合作，弥补神职人员在牧灵传教工作中的不足。他大力支持创办上海市天主教知识分子联谊会，让教友们在教会中，更在社会上，展现自己教友的良好风范，奉献自己的力量。他也积极支持上海市和区县天主教爱国会的工作，在人事上、经济上大力支持，经常鼓励成员们，要做爱国爱教的好公民、好教友，努力发挥爱国爱教的精神，为国家的发展、教会的建设，多做贡献。他也十分欣赏教友们为提高神学素养而发起的研读神学、分享圣经的各种小组，在各方面给予教友们支持。这些，都值得我们这一代的上海天主教神职人员继承、学习和发扬。

金主教对神职人员的素质要求很高。他认为，教友们大都十分尊重神职人员，有的教友甚至对神职人员敬爱到惟命是从。这就要求我们的神职人员，不能辜负教友们的信任。他说：“修道人自己不修德，不过着天主子女的生活，怎样领导好天主的子民呢？”他提醒每位神职人员，应该不断祈祷，做教友们在祈祷生活上的好榜样。同时，神职人员应该重视神贫精神：“我们听从天主的召唤，离开了家庭，在修院这个温室中，度过了几年寒窗，圣了品，发了愿，又回到了这个光怪陆离、花花绿绿的社会中，如果神修基础不扎实，如果没有足够的自控能力，如果当时来修道的动机不纯正，只是为了找出路，学习期间没有彻底转变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很快就会沾染到社会风气，和别人一样追求金钱和享受，自己身上的细微之光和淡淡之盐就会很快地消失，逐步下滑、随波逐流、与世俗同流合污、无力自拔，甚至比常人都不如。”

金主教的话，并非耸人听闻，今天在我们的神职人员身上，不少世俗化的倾向与问题，慢慢显露出来了。这并非我们的修院神长老师没有悉心教育，也不是修院的培育团没有尽责尽力，而是我们自己没有把在修院里接受的良好培育，以及在修院里养成的良好习惯，在踏上牧灵岗位、进入社会之后，继续不断地遵循修院的教导，百尺竿头，再接再厉。我们在神修上、学习上没有进步，便如逆水行舟，甚至不进反退。

在神修与祈祷生活上的退步，使我们现代的修道人出现了严重的危机。金主教说：“这严重危机之一，就是乐意接近富人，而疏远穷人。富人又有时间又有钱：有钱可以请我们吃饭、送我们礼物；有时间可以陪我们聊天游玩。穷人呢？他们没有时间，因为要挣钱养家；他们没有精力，一天劳动下来，加上家务事，已经精疲力竭。我们得主动去接近他们，我们要以穷人之忧而忧，以穷人之想而想，我们要和穷人心连心。”

金主教把我们这一辈的神职人员的问题，看得很实、很透。他一直为我们的神修生活没有进步、反而倒退而深深地担忧。为了不断提高我们的信仰、神学和职务的素养，他组织神父们经常学习，教区性的全体神父、修女的学习，至少每两个月一次；而晋铎10年以内的神父，他专门委托高超鹏神父给他们持续的培育。金主教在神职人员的培育上，可谓极重视、极下功夫的。只是我们以前没有站在他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对教会前途发展的眼光，没有他那般深刻与久远。今天，我们回顾金主教在这些方面所做的努力，越来越感觉到他的思想与理念是正确的。而他对我们年轻一代神职人员的谆谆教导，和殷切希望，是实实在在的，没有高深的理论，没有玄奥的知识。他经验了近一个世纪的社会发展与人生阅历，其言也真，其心也诚。

二，教会应善其身但不能独善其身

“耶稣选拔宗徒、创立教会，其宗旨是为向各时代的人类宣讲天国、传布福音。耶稣在升天前向宗徒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向一切受造的宣讲福音。’”(《2002年圣诞牧函·与时俱进》



在旧约时代，天主特选了亚巴郎的后裔——以色列民族与之缔结盟约，称他们为自己的子民。天主向他们说：‘你们是我的子民，我是你们的天主。’在那个时代，人类还处于奴隶制的社会，贫弱的人民遭受压迫和蹂躏。天主拣选了弱小的犹太民族，与他们订立盟约，愿他们珍惜这份恩典，保持自己民族在精神上团结一致，在信仰上保持纯真，在自己民族文化上保持特有的传统。如今，在新约时代，天主更藉着耶稣基督，教导世人福音喜讯，并且派遣门徒们把这福音传达给一切受造物。

而我们就是在旅途中的天主的“新子民”。既然大家同在旅途中，那么就更需要彼此照顾，扶老携幼，关心贫病，大家同心协力，尽量不使一个人掉队，互相爱护，彼此激励；另有作为公务司祭职的圣职人员一路服务——这样的景象，着实让人感动。

所以，为金主教而言，基督徒不只是名称，而是责任。他说：“时代在进步，科学在发展，社会在变化。环顾我们周遭的生活环境：交通也方便了，空间也缩小了，然而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却拉长了——人可以通过电脑网络与相隔万里的陌生人聊天，而且非常投机，甚至谈情说爱，可是对左邻右舍却可以形同陌路，老死不相往来！天主要我们爱近人，爱人由近及远。耶稣教导我们：需要我们帮助的就是我们的近人。”

金主教指出的，正是我们现代教友和神职人员所遇到的问题，也是我们在传教牧灵工作中，常常没有成效的很大原因之一。我们忽略了身边的兄弟姐妹，忽略了福传不只是一个理念和口号，福传需要我们行动，需要我们真正以行动爱人，为需要的人服务。所以，金主教说：“我们教友是身在社会中的人，对社会与教会都有应尽的责任，‘逃避’、‘推卸’都是不应该的。古人教训我们：‘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们作为有名有实的教友，必须对教会、国家和社会负责。做一个真真实实的基督徒，那必须也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所以，‘责任心’是我们教友的重要标志之一，我们要乐于为公。”

金主教举例说，他有时候去探望教友，发现了一个明显的、但不少人却熟视无睹的问题。他看到许多家庭室内装潢考究、窗明几净、一尘不染，令客人顿生不忍轻易踩踏之心而自动脱鞋，以免将尘土带入；而回顾刚走过的公共走廊和楼梯处，垃圾则随处可见——这门里门外，简直是两个世界！看到这些，金主教很是感慨。有时候只是举手之劳，但就是因为是“公”的，大家便不屑一顾，真可谓“公私分明”！金主教说：“这绝非是文明现象，更不符合教友的风格。我们教友心中必须存有公心，克制私心，必须知道关心他人，时常怀有为他人服务的心态，否则有愧于教友之名。”


金主教在2000年圣诞节的新世纪牧函中说，在犯罪分子中占比例最少的就是我们基督徒，这是一致公认的。为何会这样呢？这就因为我们心中有天主，心中有祖国之故。但是，你们若仅仅自己拥有廉洁、正义、诚实、礼貌等美德，这是不够的；你还一定‘要依照自己的天赋和学识，按照教会的思想，阐述、卫护基督的原则，并把这些原则应用在这一时代的问题上’（教友传教法令6）。我们信仰的是耶稣基督，那么我们的生活原则应该与自己的信仰保持一致。在日常生活中，要相互爱护与帮助，不要自私自利、自顾自己；特别要对那些穷苦人、残疾者、有需要的人伸出援助之手，无私地向他们奉献自己的爱心与财物。这些教导，在金主教的牧函和讲道中，常常出现。可见，金主教在他的牧职工作中，把教会不能独善其身、不能封闭自己、不能与社会脱节的教导，放在他先知职的重要部分。在他的理想蓝图中，中国教会要建成为融入社会、服务社会、圣化社会的爱德团体。他不愿意我们的神职人员和教友，在圣堂里是热心的信徒，一出了圣堂，便忘记了自己是耶稣基督的门徒这一身份。

所以，金主教屡次提醒我们，基督徒的身份不只是一个名称，更是一份活生生的责任。当他看到社会需要更多的有公德心的人，来一起建设和谐美好的生活环境时，他甚至在给教友讲道时，以一个深爱自己的祖国和教会的耄耋老者的心声，对教友们说：“我要请求你们一件事，我要向众人提出一个口号：关心他人、想着别人、千万不要只顾自己。心中时刻想着他人、想着家中老年的父母、想着自己的配偶，把好的东西留给他们，把方便让给他们。想着自己的邻居，比如晚上，把琴声、电视声调到低档，让他人可以入睡。在公交车上，把座位让给老弱病残者。维持公共场所的整洁等等。爱人从大处着想，从小处着手。”（1998年圣诞牧函）

三，教会不独善其身，即意味着应致力于兼善天下人类

社会中彼此的关系是如此密切，独善其身是不可能的。金主教说：“美国9·11事件教训我们：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比任何时候都需要和平，如果剥削、武力、仇恨继续来支配我们，我们人类势必同归于尽。” （2001年圣诞牧函《争取做缔造和平者》）

教会不能独善其身，应该兼善天下，这是金主教一贯的教导，也是他作为主教，在他近三十年的牧职生涯中，带领上海教友一心致力的方向。他清楚地意识到，教会不只是一个信仰的团体，更应该在信德的基础上，实践爱德，因为教会同时也应该是一个爱德的团体。他说：“耶稣创立教会，为使她继承祂的事业。教会忠于自己的使命，始终努力做和平使者。两千年来，教会的存在给人类以和平的希望。每一位耶稣基督的信徒都致力于和平事业，时时处处争取做和平缔造者。”（2001年圣诞牧函《争取做缔造和平者》）

金主教从我们在生活中必须相互依存的道理，给我们分析这样一个常识：“社会才是我们生存活动的大环境，也可说社会就是个大家庭。我们的小家庭只是社会中的一个小细胞，大环境不安宁，小家庭怎能安宁？社会动荡了，国家不太平了，小家庭首先遭殃，要知道覆木难有完卵。”

这样的依存关系，要求我们教会与社会、教友与国家，也应该有一种密切的联系。我们的教会不是出离世界的，不是在世界之外，更不是在世界之上，而是在世界之中；同样，我们中国的教友，不是出离中国的，不是在中国之外的，更不是在中国之上的，而是在自己的祖国之内。这就要我们中国的教友，置身于自己的祖国，与祖国的发展和进步，同命运，共呼吸。正如金主教说的：“我们爱自己的小家庭，但必须同时爱我们的大家庭，即我们的祖国。我们应为社会，为祖国尽忠效劳，使我们的国家日益昌盛强大。国家富裕了，才有力量保护和平、保护人民。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我们国家贫弱了，又四分五裂，强国就来欺负我们，侵吞我们，大批地屠杀我们的无辜同胞，大片地侵占我国的神圣领土，大量地掠夺我们的丰富资源，我们的同胞被沦为奴！这些血腥的事实，历历在目，我们老一辈人很难忘记！我们深知，只有国家富强了，人民才能富裕起来，才能共享和平、安居乐业！”（2001年圣诞牧函《争取做缔造和平者》）

兼善天下，首先要我们心怀同样的希望与梦想。金主教曾说：“我们的希望应该建立在为他人的利益之中。也就是说：正确的希望，是体现出心中有他人，心中有集体。既有自己的希望，更有大家的希望，人类的希望，小我的希望是实现大我希望的。”金主教给了我们一种对于希望的新解释。这种解释的角度，正是耶稣基督福音的角度。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希望，但是我们天主教教友的希望应该是什么呢？如果只是自己个人欲望的达成，或者只是希望自己的小家庭获得满足，那不是一个真正有天主教信仰的人应该有的心怀。这样的心思，除了自私自利，没有其它意义。

说到梦想，我联想起习近平主席倡导的“中国梦”。这是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以来，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指导思想和重要执政理念。习主席把“中国梦”定义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梦想”，并且表示这个梦“一定能实现”。“中国梦”的核心目标就是：到20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和20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周年时，逐步并最终顺利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体表现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实现途径是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弘扬民族精神，凝聚中国力量，实施手段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位一体建设。

或许有些人对此颇不以为然。但我觉得习主席的这个思想，并不是空中楼阁，而是极具意义的。我想至少有三个意义：横向意义是，这个“中国梦”可以凝聚最大多数中国人的爱国心，共同为建设我们伟大的祖国，而同心协力，不断奋斗，其中，理所当然也包括我们中国天主教的广大神职人员和教友们。纵向的意义是，这个“中国梦”给了我们中国人民明确的目标和努力的方向，作为中国人，我们都希望自己的国家繁荣富强，希望我们中华民族复兴起来，这需要一种合力，需要依靠中国的每个同胞一起努力、携手共进，当今中国，这合力的设计师和引导者，就是中国共产党。还有一个深刻的本质意义就是，这个“中国梦”，其目的是为了我们中国人民的安宁与幸福。

这些意义，与我们天主教会的理念不谋而合。教会侧重于关心灵魂的事，道德的事，来世之事，让教友们怀有信德、希望与爱，善度现世生活，以求来世永福；而我们国家的党和政府的责任，是在政治、经济、和其它各项现实的事业上，谋划、领导、管辖、治理，让国家安定发展，让百姓生活幸福。所以，信仰有神论的中国天主教会，与秉承无神论的中国共产党，并不是相互对立、你死我活、不能共存的，而是完全可以对话交流、坦诚合作的，因为在建设富强祖国、追求人民幸福的大道上，希望与梦想是一致的。

我们每天诵念天主经：“我们的天父，愿你的名受显扬，愿你的国来临”，天主的国是什么呢？就是充满天主仁慈、正义、美善的境界。只要还有罪恶，还有自私，还有不正义，那就不是天国。耶稣基督要我们每天这么祈祷，就是叫我们在生活中充满希望地向着这个目标前进。所以，我们每个教友都有同样的圣召，就是要不断去除自身的私利之心，而学习投身到以实际行动爱天主、爱人、爱祖国、爱教会的信仰生活中。

兼善天下，也要求我们突破框框，以“大公”精神，服务社会，服务近人。梵二会议给了我们一幅教会的新图像——旅途中的天主子民。金主教在1995年圣神降临瞻礼的弥撒讲道中说：“教会既然还在旅途中，大家在朝向一个共同的目标前进时，就应该彼此照顾，相互帮助，而不应自私自利、排挤他人或停滞不前。在向前迈进的道路上，教会也是开放的，因为我们的队伍要逐渐壮大，一路要吸收新成员，‘一直到凑满天主所预许的人数为止’。在这个向前的队伍里，自私是没有它的位置的。教会是大公的，越大公就越像天主，越大公就越接近天主；自私自利，排挤他人，利用他人，或爬在别人头上向前的，都不是天主的子民，不是属于教会的，是自绝于教会。”

金主教要求我们上海教友怀有大公的胸怀。上海的文化被称为“海派”，本身就是一种兼容并蓄的文化模式，但凡好的、优秀的，都能在这里扎根，所以，这里既有古典传统却也不失与时俱进，既是大都市风范却也不漏细微处精致。环境这样，人心也是这样。上海教友，对于金主教所提出的“越大公就越像天主”，应该有独到的认同。

善天下，更让我们看到一个中国教会福传的大乐章。金主教在2001年的圣诞牧函中说：“全球化进程，一浪高似一浪，谁也阻挡不了。要让它使广大人民得利，惟一的方法就是祖国强大，而祖国的强大应奠基在社会的稳定上，这要靠人民的努力。我深信我们的教友、修士、修女、神父们都热爱自己的祖国，都在促进社会的安定，都在争取做缔造和平者，因为这样我们才配称为天主的儿女。”（2001年圣诞牧函《争取做缔造和平者》）

随着中国在全球经济、文化、安全方面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我们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与作用也越来越重要。由此，我们要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一个有能力、有实力担负起责任的大国，就必须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方方面面，都强盛起来，中国天主教的建设也是其中之一。在建设强大祖国的进程中，我们中国天主教不能偏安一隅，袖手旁观，因为我们也是中国人，我们有建设和保卫祖国的责任与义务。

中国天主教的教友，在各行各业中，有各式各样的人才。他们应该怀着天主教信仰与耶稣基督教导的福音精神，积极为国家建设、民族团结、社会和谐、百姓幸福，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努力奉献，善尽职责。而我们的教务工作，也可以在多方面发挥出力量。金主教曾多次在不同场合都表达过，上海天主教会，要积极融入国家与社会的建设中。我们的能力虽然有限，但我们只要心怀祖国、心怀同胞所需，我们仍可以大有作为。他说：“我们教区将兴办许多事业。我们一直想创办一个香港明爱式的社会服务机构；我们要为在沪的在校大学生服务；我们一直想创办一个弱智儿童学校……”（2001年圣类思瞻礼给全体修女讲话《提高灵修，健全班子》）

金主教并非对这些教会的社会服务事业只有想法而没有具体行动。他从10多年前，就成立光启社会服务中心，作为上海天主教会对社会服务的窗口之一，主要的服务项目有：助学、敬老、关心外来务工人员、紧急救灾、捐助医疗物资等。不同于其他的公益机构，上海教会的社会服务工作，其资金来源，不是向社会募捐之后，再转手捐助给需要的地方，而是来自于上海教友们自己的奉献和上海教区每年节省的开支。上海教友很多都是默默无闻、但慷慨大方的，这10多年来，上海教会对社会的捐助，何止千万。只是金主教一直秉承耶稣基督的福音教导：“当你施舍时，不要叫你左手知道你右手所行的”（玛6:3），所以，他极少宣传自己的成绩。这是我们要好好向他学习的很多方面之一。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上海虽然作为大城市，一直以来在经济上相比其他兄弟省市好一些，但也有一些因身体、家庭、年纪等原因，而生活拮据者。金主教在讲道与牧函中均指出：“我们的教区和本堂神父所在的堂区，在一个教友村，一个教友集中的地方，如果还有特困户，吃不饱、穿不暖；还有小孩子因交不起学费而失学，这是主教的耻辱，是本堂神父的耻辱，将来天主要责怪我们：“你做主教、神父的，怎么你身边还有人吃不饱、还有小孩失学？”所以，我希望大家团结、合作、友好起来，消灭贫困。不要因贫困而卑下，不要因贫困而没有时间赞美天主。希望上海教区的教友们富裕起来，希望中国人民都富裕起来；消灭贫穷、战争，永享平安。”金主教的牧心，在这里可见一斑。尽管世移时易，上海在全中国稳定、发展的良好大环境下，和全国人民一起奔小康。真正赤贫的、吃不饱穿不暖的、因交不起学费而失学的已逐渐消失，但新的贫穷——心灵的空虚，新的吃不饱穿不暖——精神生活的需求，新的失学——信仰缺失、道德滑坡、公德心缺乏等等，出现在我们面前。

金主教给我们这一代的神职人员和教友们布置了“作业”，就是我们这一代人如何面对新的问题，如何在新时代中善己身、不独善其身而兼善天下。金主教这一代人已经回应了时代的征兆，给出了令人信服的答卷。如今是需要我们积极思考，拿出答案，并努力实践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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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天主教会不能独善其身
——写于金鲁贤主教诞辰一百周年之际（三）

金主教在1997年的圣诞节牧函《建设我教会，迎接新纪元》中，带领上海的天主教信友们一起回顾了教会的历史，并且概要地总结了中国天主教的发展史。他说：“中国教会二十世纪最大的呼声，是努力摆脱同胞眼中‘洋教’的不光彩形象，而争取能够将教会命运掌握在中国人自己的手中。几代人的愿望是‘国人治教、高度自治’，不再受殖民主义者所谓保教权的控制。遗憾的是，这愿望以前一直未能如愿。天主却以极其奇妙的方式，帮助我们初步实现了这个愿望。”

金主教在差不多20年以前说的话，今天我们看起来，仍旧觉得很中肯且前瞻。教会不是被我们用来当作法律去判断别人的，教会是我们自己需要身在其中、努力悔改并致力于建设的；教会也不是我们把她当作一件古玩艺术品锁在橱窗里的老古董，教会是入世的、负有福传与服务使命、与时俱进的；教会更不应该是由一群自私自利的人组成的独善其身的团体，教会应该是上爱天主下爱众人、爱人如己、以服务为己任的。

一，教会首先要善己身

金主教在1997年的圣诞节牧函中对上海的教友们、神父、修士修女们提出了要求。如果我们要实践自己的使命，我们自身首先要具备实践使命所应当具备的明确目标、思想品德、服务精神与工作才能，否则我们只能限于空谈。

金主教提醒我们，过去的已属于天主的了。古经上说：人一生的功过都随着人到天主台前去。我们无法挽回。没有人可以回到从前，让一切从头开始，但是我们必须从过去吸取教训，避免重犯旧错。人有记忆力，这是好事，但不该被过去所束缚、所控制。对过去的成功之处不可以沾沾自喜，也不可以把以往的是非恩怨牢记在心，耿耿于怀，因为判断者只有一位，就是天主，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万事都是这样，心中有恨的人看不清事物。

善己身，必先究己错；纠己错，目的并非是要停留在过去的错误中，而是为创造更美好的未来。我们看到教会历史中也曾犯过不少错误，如对犹太人的成见而造成历史上对他们的不公正待遇，如曾经对科学家伽利略的错误绝罚。前教宗本笃十六世在位时，以天主教的名义，向犹太人认罪，并纠正了几百年前教庭对伽利略的绝罚之错。而法国的主教团，也为纳粹时期关押在法国集中营的犹太人被集体移送德国后惨遭屠杀，当时法国的主教们集体失声，没有积极主张保护，而向犹太人表示道歉。

道歉是需要勇气的，这勇气来自何处？就是来自真正认识到自己是错了，并且发现了正确的方向，愿意面对真实，谦卑地承认自己曾经的过失，积极面向未来。所以，道歉并不是一件害羞的事，不是有损自己面子的事，道歉本身也是一件善事，是一种正能量。对教会而言，这正是由罪人所组成的教会的一种神圣的表现；是旅途中的教会，听从耶稣基督的教导，自我反省、纠正航向，而不要越来越南辕北辙的一个前进的必要过程。

金主教对教友、神职人员和修道人，提出了自己的希望。他说：“中国教友必须团结。我们的教会只有一个，那就是至一、至圣、至公、从宗徒传下来的教会。我们都信仰同一的主，正如圣保禄宗徒说的：‘你们应在爱中，以谦逊、温良、忍耐之心互相宽容。以和平相联系，尽力保持圣神所赐给的合一之心，因为我们只有一个身体、有一位圣神，正如天主召唤你们时，有一个希望。我们有一位主，一个信仰，一个洗礼，我们只有一个天主，众人之父，祂在万有之上，贯彻万有，统御万有。’我们没有理由分成两派。更没有理由闹分裂，决不可互相攻击，在教徒和非教徒面前立坏表样。”

祈祷教会的合一，才是我们教友应该有的心态和本分。我们不能先在心里设置一个分裂的成见，然后罗列各种不同的声音，让分裂成为中国教会主旋律。我们这不是在建设教会。在这件事上要做好“善己身”，我想就是先守好自己的口舌和改变自己的怨恨之心。先做到口不伤人、词不谤人、言不毁人。雅各伯宗徒说：“弟兄们，你们不要彼此诋毁。诋毁弟兄或判断自己弟兄的，就是诋毁法律，判断法律；若是你判断法律，你便不是守法者，而是审判者。只有一位是立法者和审判者，就是那能拯救人，也能消灭人的天主；然而你是谁，你竟判断近人？”（4:11-12）耶稣在福音中说得很明白：“你们一向听过给古人说：‘不可杀人！’谁若杀了人，应受裁判。我却对你们说：凡向自己弟兄发怒的，就要受裁判，谁若向自己的弟兄说‘傻子’，就要受议会的裁判；谁若说‘疯子’，就要受火狱的罚。所以，你若在祭坛前，要献你的礼物时，在那里想起你的弟兄有什么怨你的事，就把你的礼物留在那里，留在祭坛前，先去与你的弟兄和好，然后再来献你的礼物。”（玛5:21-24）

事实上，许多次我们在参加或举行弥撒时，并没有把耶稣基督的这些教导放在心上。我们不是在宣扬耶稣的福音，我们宣扬的是自己的好恶与恩怨。这样的宣扬，不是在扩展教会，而是在画地为牢。我们把教会的本质，限于“至一”，而淡化了“大公”。其实，正是“大公”，才是天主教会本质中的本质，核心中的核心，因为我们天主教会，一直以来自称为“公教会”。“公”者，“普世”也！“普世”者，非单一面貌，而是如百花园地，都能融入园中；同一园地，百花齐放；各美其美，皆呈美善。所以，大公，乃包容之胸襟！

金主教对教友们的信仰与神修素质的提高，也寄予厚望。他说：“我们教友虔诚恭敬天主，勤领圣事，经常念经，团结在神职人员身边，尽力供养他们的需要，这是教会的力量，我们的安慰。”金主教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时，就屡次呼吁“教友时代”的早日到来，鼓励教友们积极参加教会的活动，协助教区、堂区的教务工作，和神职人员们合作，弥补神职人员在牧灵传教工作中的不足。他大力支持创办上海市天主教知识分子联谊会，让教友们在教会中，更在社会上，展现自己教友的良好风范，奉献自己的力量。他也积极支持上海市和区县天主教爱国会的工作，在人事上、经济上大力支持，经常鼓励成员们，要做爱国爱教的好公民、好教友，努力发挥爱国爱教的精神，为国家的发展、教会的建设，多做贡献。他也十分欣赏教友们为提高神学素养而发起的研读神学、分享圣经的各种小组，在各方面给予教友们支持。这些，都值得我们这一代的上海天主教神职人员继承、学习和发扬。

金主教对神职人员的素质要求很高。他认为，教友们大都十分尊重神职人员，有的教友甚至对神职人员敬爱到惟命是从。这就要求我们的神职人员，不能辜负教友们的信任。他说：“修道人自己不修德，不过着天主子女的生活，怎样领导好天主的子民呢？”他提醒每位神职人员，应该不断祈祷，做教友们在祈祷生活上的好榜样。同时，神职人员应该重视神贫精神：“我们听从天主的召唤，离开了家庭，在修院这个温室中，度过了几年寒窗，圣了品，发了愿，又回到了这个光怪陆离、花花绿绿的社会中，如果神修基础不扎实，如果没有足够的自控能力，如果当时来修道的动机不纯正，只是为了找出路，学习期间没有彻底转变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很快就会沾染到社会风气，和别人一样追求金钱和享受，自己身上的细微之光和淡淡之盐就会很快地消失，逐步下滑、随波逐流、与世俗同流合污、无力自拔，甚至比常人都不如。”

金主教的话，并非耸人听闻，今天在我们的神职人员身上，不少世俗化的倾向与问题，慢慢显露出来了。这并非我们的修院神长老师没有悉心教育，也不是修院的培育团没有尽责尽力，而是我们自己没有把在修院里接受的良好培育，以及在修院里养成的良好习惯，在踏上牧灵岗位、进入社会之后，继续不断地遵循修院的教导，百尺竿头，再接再厉。我们在神修上、学习上没有进步，便如逆水行舟，甚至不进反退。

在神修与祈祷生活上的退步，使我们现代的修道人出现了严重的危机。金主教说：“这严重危机之一，就是乐意接近富人，而疏远穷人。富人又有时间又有钱：有钱可以请我们吃饭、送我们礼物；有时间可以陪我们聊天游玩。穷人呢？他们没有时间，因为要挣钱养家；他们没有精力，一天劳动下来，加上家务事，已经精疲力竭。我们得主动去接近他们，我们要以穷人之忧而忧，以穷人之想而想，我们要和穷人心连心。”

金主教把我们这一辈的神职人员的问题，看得很实、很透。他一直为我们的神修生活没有进步、反而倒退而深深地担忧。为了不断提高我们的信仰、神学和职务的素养，他组织神父们经常学习，教区性的全体神父、修女的学习，至少每两个月一次；而晋铎10年以内的神父，他专门委托高超鹏神父给他们持续的培育。金主教在神职人员的培育上，可谓极重视、极下功夫的。只是我们以前没有站在他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对教会前途发展的眼光，没有他那般深刻与久远。今天，我们回顾金主教在这些方面所做的努力，越来越感觉到他的思想与理念是正确的。而他对我们年轻一代神职人员的谆谆教导，和殷切希望，是实实在在的，没有高深的理论，没有玄奥的知识。他经验了近一个世纪的社会发展与人生阅历，其言也真，其心也诚。

二，教会应善其身但不能独善其身

“耶稣选拔宗徒、创立教会，其宗旨是为向各时代的人类宣讲天国、传布福音。耶稣在升天前向宗徒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向一切受造的宣讲福音。’”(《2002年圣诞牧函·与时俱进》



在旧约时代，天主特选了亚巴郎的后裔——以色列民族与之缔结盟约，称他们为自己的子民。天主向他们说：‘你们是我的子民，我是你们的天主。’在那个时代，人类还处于奴隶制的社会，贫弱的人民遭受压迫和蹂躏。天主拣选了弱小的犹太民族，与他们订立盟约，愿他们珍惜这份恩典，保持自己民族在精神上团结一致，在信仰上保持纯真，在自己民族文化上保持特有的传统。如今，在新约时代，天主更藉着耶稣基督，教导世人福音喜讯，并且派遣门徒们把这福音传达给一切受造物。

而我们就是在旅途中的天主的“新子民”。既然大家同在旅途中，那么就更需要彼此照顾，扶老携幼，关心贫病，大家同心协力，尽量不使一个人掉队，互相爱护，彼此激励；另有作为公务司祭职的圣职人员一路服务——这样的景象，着实让人感动。

所以，为金主教而言，基督徒不只是名称，而是责任。他说：“时代在进步，科学在发展，社会在变化。环顾我们周遭的生活环境：交通也方便了，空间也缩小了，然而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却拉长了——人可以通过电脑网络与相隔万里的陌生人聊天，而且非常投机，甚至谈情说爱，可是对左邻右舍却可以形同陌路，老死不相往来！天主要我们爱近人，爱人由近及远。耶稣教导我们：需要我们帮助的就是我们的近人。”

金主教指出的，正是我们现代教友和神职人员所遇到的问题，也是我们在传教牧灵工作中，常常没有成效的很大原因之一。我们忽略了身边的兄弟姐妹，忽略了福传不只是一个理念和口号，福传需要我们行动，需要我们真正以行动爱人，为需要的人服务。所以，金主教说：“我们教友是身在社会中的人，对社会与教会都有应尽的责任，‘逃避’、‘推卸’都是不应该的。古人教训我们：‘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们作为有名有实的教友，必须对教会、国家和社会负责。做一个真真实实的基督徒，那必须也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所以，‘责任心’是我们教友的重要标志之一，我们要乐于为公。”

金主教举例说，他有时候去探望教友，发现了一个明显的、但不少人却熟视无睹的问题。他看到许多家庭室内装潢考究、窗明几净、一尘不染，令客人顿生不忍轻易踩踏之心而自动脱鞋，以免将尘土带入；而回顾刚走过的公共走廊和楼梯处，垃圾则随处可见——这门里门外，简直是两个世界！看到这些，金主教很是感慨。有时候只是举手之劳，但就是因为是“公”的，大家便不屑一顾，真可谓“公私分明”！金主教说：“这绝非是文明现象，更不符合教友的风格。我们教友心中必须存有公心，克制私心，必须知道关心他人，时常怀有为他人服务的心态，否则有愧于教友之名。”


金主教在2000年圣诞节的新世纪牧函中说，在犯罪分子中占比例最少的就是我们基督徒，这是一致公认的。为何会这样呢？这就因为我们心中有天主，心中有祖国之故。但是，你们若仅仅自己拥有廉洁、正义、诚实、礼貌等美德，这是不够的；你还一定‘要依照自己的天赋和学识，按照教会的思想，阐述、卫护基督的原则，并把这些原则应用在这一时代的问题上’（教友传教法令6）。我们信仰的是耶稣基督，那么我们的生活原则应该与自己的信仰保持一致。在日常生活中，要相互爱护与帮助，不要自私自利、自顾自己；特别要对那些穷苦人、残疾者、有需要的人伸出援助之手，无私地向他们奉献自己的爱心与财物。这些教导，在金主教的牧函和讲道中，常常出现。可见，金主教在他的牧职工作中，把教会不能独善其身、不能封闭自己、不能与社会脱节的教导，放在他先知职的重要部分。在他的理想蓝图中，中国教会要建成为融入社会、服务社会、圣化社会的爱德团体。他不愿意我们的神职人员和教友，在圣堂里是热心的信徒，一出了圣堂，便忘记了自己是耶稣基督的门徒这一身份。

所以，金主教屡次提醒我们，基督徒的身份不只是一个名称，更是一份活生生的责任。当他看到社会需要更多的有公德心的人，来一起建设和谐美好的生活环境时，他甚至在给教友讲道时，以一个深爱自己的祖国和教会的耄耋老者的心声，对教友们说：“我要请求你们一件事，我要向众人提出一个口号：关心他人、想着别人、千万不要只顾自己。心中时刻想着他人、想着家中老年的父母、想着自己的配偶，把好的东西留给他们，把方便让给他们。想着自己的邻居，比如晚上，把琴声、电视声调到低档，让他人可以入睡。在公交车上，把座位让给老弱病残者。维持公共场所的整洁等等。爱人从大处着想，从小处着手。”（1998年圣诞牧函）

三，教会不独善其身，即意味着应致力于兼善天下人类

社会中彼此的关系是如此密切，独善其身是不可能的。金主教说：“美国9·11事件教训我们：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比任何时候都需要和平，如果剥削、武力、仇恨继续来支配我们，我们人类势必同归于尽。” （2001年圣诞牧函《争取做缔造和平者》）

教会不能独善其身，应该兼善天下，这是金主教一贯的教导，也是他作为主教，在他近三十年的牧职生涯中，带领上海教友一心致力的方向。他清楚地意识到，教会不只是一个信仰的团体，更应该在信德的基础上，实践爱德，因为教会同时也应该是一个爱德的团体。他说：“耶稣创立教会，为使她继承祂的事业。教会忠于自己的使命，始终努力做和平使者。两千年来，教会的存在给人类以和平的希望。每一位耶稣基督的信徒都致力于和平事业，时时处处争取做和平缔造者。”（2001年圣诞牧函《争取做缔造和平者》）

金主教从我们在生活中必须相互依存的道理，给我们分析这样一个常识：“社会才是我们生存活动的大环境，也可说社会就是个大家庭。我们的小家庭只是社会中的一个小细胞，大环境不安宁，小家庭怎能安宁？社会动荡了，国家不太平了，小家庭首先遭殃，要知道覆木难有完卵。”

这样的依存关系，要求我们教会与社会、教友与国家，也应该有一种密切的联系。我们的教会不是出离世界的，不是在世界之外，更不是在世界之上，而是在世界之中；同样，我们中国的教友，不是出离中国的，不是在中国之外的，更不是在中国之上的，而是在自己的祖国之内。这就要我们中国的教友，置身于自己的祖国，与祖国的发展和进步，同命运，共呼吸。正如金主教说的：“我们爱自己的小家庭，但必须同时爱我们的大家庭，即我们的祖国。我们应为社会，为祖国尽忠效劳，使我们的国家日益昌盛强大。国家富裕了，才有力量保护和平、保护人民。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我们国家贫弱了，又四分五裂，强国就来欺负我们，侵吞我们，大批地屠杀我们的无辜同胞，大片地侵占我国的神圣领土，大量地掠夺我们的丰富资源，我们的同胞被沦为奴！这些血腥的事实，历历在目，我们老一辈人很难忘记！我们深知，只有国家富强了，人民才能富裕起来，才能共享和平、安居乐业！”（2001年圣诞牧函《争取做缔造和平者》）

兼善天下，首先要我们心怀同样的希望与梦想。金主教曾说：“我们的希望应该建立在为他人的利益之中。也就是说：正确的希望，是体现出心中有他人，心中有集体。既有自己的希望，更有大家的希望，人类的希望，小我的希望是实现大我希望的。”金主教给了我们一种对于希望的新解释。这种解释的角度，正是耶稣基督福音的角度。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希望，但是我们天主教教友的希望应该是什么呢？如果只是自己个人欲望的达成，或者只是希望自己的小家庭获得满足，那不是一个真正有天主教信仰的人应该有的心怀。这样的心思，除了自私自利，没有其它意义。

说到梦想，我联想起习近平主席倡导的“中国梦”。这是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以来，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指导思想和重要执政理念。习主席把“中国梦”定义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梦想”，并且表示这个梦“一定能实现”。“中国梦”的核心目标就是：到20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和20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周年时，逐步并最终顺利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体表现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实现途径是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弘扬民族精神，凝聚中国力量，实施手段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位一体建设。

或许有些人对此颇不以为然。但我觉得习主席的这个思想，并不是空中楼阁，而是极具意义的。我想至少有三个意义：横向意义是，这个“中国梦”可以凝聚最大多数中国人的爱国心，共同为建设我们伟大的祖国，而同心协力，不断奋斗，其中，理所当然也包括我们中国天主教的广大神职人员和教友们。纵向的意义是，这个“中国梦”给了我们中国人民明确的目标和努力的方向，作为中国人，我们都希望自己的国家繁荣富强，希望我们中华民族复兴起来，这需要一种合力，需要依靠中国的每个同胞一起努力、携手共进，当今中国，这合力的设计师和引导者，就是中国共产党。还有一个深刻的本质意义就是，这个“中国梦”，其目的是为了我们中国人民的安宁与幸福。

这些意义，与我们天主教会的理念不谋而合。教会侧重于关心灵魂的事，道德的事，来世之事，让教友们怀有信德、希望与爱，善度现世生活，以求来世永福；而我们国家的党和政府的责任，是在政治、经济、和其它各项现实的事业上，谋划、领导、管辖、治理，让国家安定发展，让百姓生活幸福。所以，信仰有神论的中国天主教会，与秉承无神论的中国共产党，并不是相互对立、你死我活、不能共存的，而是完全可以对话交流、坦诚合作的，因为在建设富强祖国、追求人民幸福的大道上，希望与梦想是一致的。

我们每天诵念天主经：“我们的天父，愿你的名受显扬，愿你的国来临”，天主的国是什么呢？就是充满天主仁慈、正义、美善的境界。只要还有罪恶，还有自私，还有不正义，那就不是天国。耶稣基督要我们每天这么祈祷，就是叫我们在生活中充满希望地向着这个目标前进。所以，我们每个教友都有同样的圣召，就是要不断去除自身的私利之心，而学习投身到以实际行动爱天主、爱人、爱祖国、爱教会的信仰生活中。

兼善天下，也要求我们突破框框，以“大公”精神，服务社会，服务近人。梵二会议给了我们一幅教会的新图像——旅途中的天主子民。金主教在1995年圣神降临瞻礼的弥撒讲道中说：“教会既然还在旅途中，大家在朝向一个共同的目标前进时，就应该彼此照顾，相互帮助，而不应自私自利、排挤他人或停滞不前。在向前迈进的道路上，教会也是开放的，因为我们的队伍要逐渐壮大，一路要吸收新成员，‘一直到凑满天主所预许的人数为止’。在这个向前的队伍里，自私是没有它的位置的。教会是大公的，越大公就越像天主，越大公就越接近天主；自私自利，排挤他人，利用他人，或爬在别人头上向前的，都不是天主的子民，不是属于教会的，是自绝于教会。”

金主教要求我们上海教友怀有大公的胸怀。上海的文化被称为“海派”，本身就是一种兼容并蓄的文化模式，但凡好的、优秀的，都能在这里扎根，所以，这里既有古典传统却也不失与时俱进，既是大都市风范却也不漏细微处精致。环境这样，人心也是这样。上海教友，对于金主教所提出的“越大公就越像天主”，应该有独到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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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网友 arahatta
2017-07-22 22:33:16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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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万岁万万岁
习近平主席万岁万万岁
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万岁万万岁

他说天主教会不能独善其身
——写于金鲁贤主教诞辰一百周年之际（三）

金主教在1997年的圣诞节牧函《建设我教会，迎接新纪元》中，带领上海的天主教信友们一起回顾了教会的历史，并且概要地总结了中国天主教的发展史。他说：“中国教会二十世纪最大的呼声，是努力摆脱同胞眼中‘洋教’的不光彩形象，而争取能够将教会命运掌握在中国人自己的手中。几代人的愿望是‘国人治教、高度自治’，不再受殖民主义者所谓保教权的控制。遗憾的是，这愿望以前一直未能如愿。天主却以极其奇妙的方式，帮助我们初步实现了这个愿望。”

金主教在差不多20年以前说的话，今天我们看起来，仍旧觉得很中肯且前瞻。教会不是被我们用来当作法律去判断别人的，教会是我们自己需要身在其中、努力悔改并致力于建设的；教会也不是我们把她当作一件古玩艺术品锁在橱窗里的老古董，教会是入世的、负有福传与服务使命、与时俱进的；教会更不应该是由一群自私自利的人组成的独善其身的团体，教会应该是上爱天主下爱众人、爱人如己、以服务为己任的。

一，教会首先要善己身

金主教在1997年的圣诞节牧函中对上海的教友们、神父、修士修女们提出了要求。如果我们要实践自己的使命，我们自身首先要具备实践使命所应当具备的明确目标、思想品德、服务精神与工作才能，否则我们只能限于空谈。

金主教提醒我们，过去的已属于天主的了。古经上说：人一生的功过都随着人到天主台前去。我们无法挽回。没有人可以回到从前，让一切从头开始，但是我们必须从过去吸取教训，避免重犯旧错。人有记忆力，这是好事，但不该被过去所束缚、所控制。对过去的成功之处不可以沾沾自喜，也不可以把以往的是非恩怨牢记在心，耿耿于怀，因为判断者只有一位，就是天主，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万事都是这样，心中有恨的人看不清事物。

善己身，必先究己错；纠己错，目的并非是要停留在过去的错误中，而是为创造更美好的未来。我们看到教会历史中也曾犯过不少错误，如对犹太人的成见而造成历史上对他们的不公正待遇，如曾经对科学家伽利略的错误绝罚。前教宗本笃十六世在位时，以天主教的名义，向犹太人认罪，并纠正了几百年前教庭对伽利略的绝罚之错。而法国的主教团，也为纳粹时期关押在法国集中营的犹太人被集体移送德国后惨遭屠杀，当时法国的主教们集体失声，没有积极主张保护，而向犹太人表示道歉。

道歉是需要勇气的，这勇气来自何处？就是来自真正认识到自己是错了，并且发现了正确的方向，愿意面对真实，谦卑地承认自己曾经的过失，积极面向未来。所以，道歉并不是一件害羞的事，不是有损自己面子的事，道歉本身也是一件善事，是一种正能量。对教会而言，这正是由罪人所组成的教会的一种神圣的表现；是旅途中的教会，听从耶稣基督的教导，自我反省、纠正航向，而不要越来越南辕北辙的一个前进的必要过程。

金主教对教友、神职人员和修道人，提出了自己的希望。他说：“中国教友必须团结。我们的教会只有一个，那就是至一、至圣、至公、从宗徒传下来的教会。我们都信仰同一的主，正如圣保禄宗徒说的：‘你们应在爱中，以谦逊、温良、忍耐之心互相宽容。以和平相联系，尽力保持圣神所赐给的合一之心，因为我们只有一个身体、有一位圣神，正如天主召唤你们时，有一个希望。我们有一位主，一个信仰，一个洗礼，我们只有一个天主，众人之父，祂在万有之上，贯彻万有，统御万有。’我们没有理由分成两派。更没有理由闹分裂，决不可互相攻击，在教徒和非教徒面前立坏表样。”

祈祷教会的合一，才是我们教友应该有的心态和本分。我们不能先在心里设置一个分裂的成见，然后罗列各种不同的声音，让分裂成为中国教会主旋律。我们这不是在建设教会。在这件事上要做好“善己身”，我想就是先守好自己的口舌和改变自己的怨恨之心。先做到口不伤人、词不谤人、言不毁人。雅各伯宗徒说：“弟兄们，你们不要彼此诋毁。诋毁弟兄或判断自己弟兄的，就是诋毁法律，判断法律；若是你判断法律，你便不是守法者，而是审判者。只有一位是立法者和审判者，就是那能拯救人，也能消灭人的天主；然而你是谁，你竟判断近人？”（4:11-12）耶稣在福音中说得很明白：“你们一向听过给古人说：‘不可杀人！’谁若杀了人，应受裁判。我却对你们说：凡向自己弟兄发怒的，就要受裁判，谁若向自己的弟兄说‘傻子’，就要受议会的裁判；谁若说‘疯子’，就要受火狱的罚。所以，你若在祭坛前，要献你的礼物时，在那里想起你的弟兄有什么怨你的事，就把你的礼物留在那里，留在祭坛前，先去与你的弟兄和好，然后再来献你的礼物。”（玛5:21-24）

事实上，许多次我们在参加或举行弥撒时，并没有把耶稣基督的这些教导放在心上。我们不是在宣扬耶稣的福音，我们宣扬的是自己的好恶与恩怨。这样的宣扬，不是在扩展教会，而是在画地为牢。我们把教会的本质，限于“至一”，而淡化了“大公”。其实，正是“大公”，才是天主教会本质中的本质，核心中的核心，因为我们天主教会，一直以来自称为“公教会”。“公”者，“普世”也！“普世”者，非单一面貌，而是如百花园地，都能融入园中；同一园地，百花齐放；各美其美，皆呈美善。所以，大公，乃包容之胸襟！

金主教对教友们的信仰与神修素质的提高，也寄予厚望。他说：“我们教友虔诚恭敬天主，勤领圣事，经常念经，团结在神职人员身边，尽力供养他们的需要，这是教会的力量，我们的安慰。”金主教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时，就屡次呼吁“教友时代”的早日到来，鼓励教友们积极参加教会的活动，协助教区、堂区的教务工作，和神职人员们合作，弥补神职人员在牧灵传教工作中的不足。他大力支持创办上海市天主教知识分子联谊会，让教友们在教会中，更在社会上，展现自己教友的良好风范，奉献自己的力量。他也积极支持上海市和区县天主教爱国会的工作，在人事上、经济上大力支持，经常鼓励成员们，要做爱国爱教的好公民、好教友，努力发挥爱国爱教的精神，为国家的发展、教会的建设，多做贡献。他也十分欣赏教友们为提高神学素养而发起的研读神学、分享圣经的各种小组，在各方面给予教友们支持。这些，都值得我们这一代的上海天主教神职人员继承、学习和发扬。

金主教对神职人员的素质要求很高。他认为，教友们大都十分尊重神职人员，有的教友甚至对神职人员敬爱到惟命是从。这就要求我们的神职人员，不能辜负教友们的信任。他说：“修道人自己不修德，不过着天主子女的生活，怎样领导好天主的子民呢？”他提醒每位神职人员，应该不断祈祷，做教友们在祈祷生活上的好榜样。同时，神职人员应该重视神贫精神：“我们听从天主的召唤，离开了家庭，在修院这个温室中，度过了几年寒窗，圣了品，发了愿，又回到了这个光怪陆离、花花绿绿的社会中，如果神修基础不扎实，如果没有足够的自控能力，如果当时来修道的动机不纯正，只是为了找出路，学习期间没有彻底转变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很快就会沾染到社会风气，和别人一样追求金钱和享受，自己身上的细微之光和淡淡之盐就会很快地消失，逐步下滑、随波逐流、与世俗同流合污、无力自拔，甚至比常人都不如。”

金主教的话，并非耸人听闻，今天在我们的神职人员身上，不少世俗化的倾向与问题，慢慢显露出来了。这并非我们的修院神长老师没有悉心教育，也不是修院的培育团没有尽责尽力，而是我们自己没有把在修院里接受的良好培育，以及在修院里养成的良好习惯，在踏上牧灵岗位、进入社会之后，继续不断地遵循修院的教导，百尺竿头，再接再厉。我们在神修上、学习上没有进步，便如逆水行舟，甚至不进反退。

在神修与祈祷生活上的退步，使我们现代的修道人出现了严重的危机。金主教说：“这严重危机之一，就是乐意接近富人，而疏远穷人。富人又有时间又有钱：有钱可以请我们吃饭、送我们礼物；有时间可以陪我们聊天游玩。穷人呢？他们没有时间，因为要挣钱养家；他们没有精力，一天劳动下来，加上家务事，已经精疲力竭。我们得主动去接近他们，我们要以穷人之忧而忧，以穷人之想而想，我们要和穷人心连心。”

金主教把我们这一辈的神职人员的问题，看得很实、很透。他一直为我们的神修生活没有进步、反而倒退而深深地担忧。为了不断提高我们的信仰、神学和职务的素养，他组织神父们经常学习，教区性的全体神父、修女的学习，至少每两个月一次；而晋铎10年以内的神父，他专门委托高超鹏神父给他们持续的培育。金主教在神职人员的培育上，可谓极重视、极下功夫的。只是我们以前没有站在他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对教会前途发展的眼光，没有他那般深刻与久远。今天，我们回顾金主教在这些方面所做的努力，越来越感觉到他的思想与理念是正确的。而他对我们年轻一代神职人员的谆谆教导，和殷切希望，是实实在在的，没有高深的理论，没有玄奥的知识。他经验了近一个世纪的社会发展与人生阅历，其言也真，其心也诚。

二，教会应善其身但不能独善其身

“耶稣选拔宗徒、创立教会，其宗旨是为向各时代的人类宣讲天国、传布福音。耶稣在升天前向宗徒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向一切受造的宣讲福音。’”(《2002年圣诞牧函·与时俱进》



在旧约时代，天主特选了亚巴郎的后裔——以色列民族与之缔结盟约，称他们为自己的子民。天主向他们说：‘你们是我的子民，我是你们的天主。’在那个时代，人类还处于奴隶制的社会，贫弱的人民遭受压迫和蹂躏。天主拣选了弱小的犹太民族，与他们订立盟约，愿他们珍惜这份恩典，保持自己民族在精神上团结一致，在信仰上保持纯真，在自己民族文化上保持特有的传统。如今，在新约时代，天主更藉着耶稣基督，教导世人福音喜讯，并且派遣门徒们把这福音传达给一切受造物。

而我们就是在旅途中的天主的“新子民”。既然大家同在旅途中，那么就更需要彼此照顾，扶老携幼，关心贫病，大家同心协力，尽量不使一个人掉队，互相爱护，彼此激励；另有作为公务司祭职的圣职人员一路服务——这样的景象，着实让人感动。

所以，为金主教而言，基督徒不只是名称，而是责任。他说：“时代在进步，科学在发展，社会在变化。环顾我们周遭的生活环境：交通也方便了，空间也缩小了，然而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却拉长了——人可以通过电脑网络与相隔万里的陌生人聊天，而且非常投机，甚至谈情说爱，可是对左邻右舍却可以形同陌路，老死不相往来！天主要我们爱近人，爱人由近及远。耶稣教导我们：需要我们帮助的就是我们的近人。”

金主教指出的，正是我们现代教友和神职人员所遇到的问题，也是我们在传教牧灵工作中，常常没有成效的很大原因之一。我们忽略了身边的兄弟姐妹，忽略了福传不只是一个理念和口号，福传需要我们行动，需要我们真正以行动爱人，为需要的人服务。所以，金主教说：“我们教友是身在社会中的人，对社会与教会都有应尽的责任，‘逃避’、‘推卸’都是不应该的。古人教训我们：‘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们作为有名有实的教友，必须对教会、国家和社会负责。做一个真真实实的基督徒，那必须也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所以，‘责任心’是我们教友的重要标志之一，我们要乐于为公。”

金主教举例说，他有时候去探望教友，发现了一个明显的、但不少人却熟视无睹的问题。他看到许多家庭室内装潢考究、窗明几净、一尘不染，令客人顿生不忍轻易踩踏之心而自动脱鞋，以免将尘土带入；而回顾刚走过的公共走廊和楼梯处，垃圾则随处可见——这门里门外，简直是两个世界！看到这些，金主教很是感慨。有时候只是举手之劳，但就是因为是“公”的，大家便不屑一顾，真可谓“公私分明”！金主教说：“这绝非是文明现象，更不符合教友的风格。我们教友心中必须存有公心，克制私心，必须知道关心他人，时常怀有为他人服务的心态，否则有愧于教友之名。”


金主教在2000年圣诞节的新世纪牧函中说，在犯罪分子中占比例最少的就是我们基督徒，这是一致公认的。为何会这样呢？这就因为我们心中有天主，心中有祖国之故。但是，你们若仅仅自己拥有廉洁、正义、诚实、礼貌等美德，这是不够的；你还一定‘要依照自己的天赋和学识，按照教会的思想，阐述、卫护基督的原则，并把这些原则应用在这一时代的问题上’（教友传教法令6）。我们信仰的是耶稣基督，那么我们的生活原则应该与自己的信仰保持一致。在日常生活中，要相互爱护与帮助，不要自私自利、自顾自己；特别要对那些穷苦人、残疾者、有需要的人伸出援助之手，无私地向他们奉献自己的爱心与财物。这些教导，在金主教的牧函和讲道中，常常出现。可见，金主教在他的牧职工作中，把教会不能独善其身、不能封闭自己、不能与社会脱节的教导，放在他先知职的重要部分。在他的理想蓝图中，中国教会要建成为融入社会、服务社会、圣化社会的爱德团体。他不愿意我们的神职人员和教友，在圣堂里是热心的信徒，一出了圣堂，便忘记了自己是耶稣基督的门徒这一身份。

所以，金主教屡次提醒我们，基督徒的身份不只是一个名称，更是一份活生生的责任。当他看到社会需要更多的有公德心的人，来一起建设和谐美好的生活环境时，他甚至在给教友讲道时，以一个深爱自己的祖国和教会的耄耋老者的心声，对教友们说：“我要请求你们一件事，我要向众人提出一个口号：关心他人、想着别人、千万不要只顾自己。心中时刻想着他人、想着家中老年的父母、想着自己的配偶，把好的东西留给他们，把方便让给他们。想着自己的邻居，比如晚上，把琴声、电视声调到低档，让他人可以入睡。在公交车上，把座位让给老弱病残者。维持公共场所的整洁等等。爱人从大处着想，从小处着手。”（1998年圣诞牧函）

三，教会不独善其身，即意味着应致力于兼善天下人类

社会中彼此的关系是如此密切，独善其身是不可能的。金主教说：“美国9·11事件教训我们：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比任何时候都需要和平，如果剥削、武力、仇恨继续来支配我们，我们人类势必同归于尽。” （2001年圣诞牧函《争取做缔造和平者》）

教会不能独善其身，应该兼善天下，这是金主教一贯的教导，也是他作为主教，在他近三十年的牧职生涯中，带领上海教友一心致力的方向。他清楚地意识到，教会不只是一个信仰的团体，更应该在信德的基础上，实践爱德，因为教会同时也应该是一个爱德的团体。他说：“耶稣创立教会，为使她继承祂的事业。教会忠于自己的使命，始终努力做和平使者。两千年来，教会的存在给人类以和平的希望。每一位耶稣基督的信徒都致力于和平事业，时时处处争取做和平缔造者。”（2001年圣诞牧函《争取做缔造和平者》）

金主教从我们在生活中必须相互依存的道理，给我们分析这样一个常识：“社会才是我们生存活动的大环境，也可说社会就是个大家庭。我们的小家庭只是社会中的一个小细胞，大环境不安宁，小家庭怎能安宁？社会动荡了，国家不太平了，小家庭首先遭殃，要知道覆木难有完卵。”

这样的依存关系，要求我们教会与社会、教友与国家，也应该有一种密切的联系。我们的教会不是出离世界的，不是在世界之外，更不是在世界之上，而是在世界之中；同样，我们中国的教友，不是出离中国的，不是在中国之外的，更不是在中国之上的，而是在自己的祖国之内。这就要我们中国的教友，置身于自己的祖国，与祖国的发展和进步，同命运，共呼吸。正如金主教说的：“我们爱自己的小家庭，但必须同时爱我们的大家庭，即我们的祖国。我们应为社会，为祖国尽忠效劳，使我们的国家日益昌盛强大。国家富裕了，才有力量保护和平、保护人民。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我们国家贫弱了，又四分五裂，强国就来欺负我们，侵吞我们，大批地屠杀我们的无辜同胞，大片地侵占我国的神圣领土，大量地掠夺我们的丰富资源，我们的同胞被沦为奴！这些血腥的事实，历历在目，我们老一辈人很难忘记！我们深知，只有国家富强了，人民才能富裕起来，才能共享和平、安居乐业！”（2001年圣诞牧函《争取做缔造和平者》）

兼善天下，首先要我们心怀同样的希望与梦想。金主教曾说：“我们的希望应该建立在为他人的利益之中。也就是说：正确的希望，是体现出心中有他人，心中有集体。既有自己的希望，更有大家的希望，人类的希望，小我的希望是实现大我希望的。”金主教给了我们一种对于希望的新解释。这种解释的角度，正是耶稣基督福音的角度。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希望，但是我们天主教教友的希望应该是什么呢？如果只是自己个人欲望的达成，或者只是希望自己的小家庭获得满足，那不是一个真正有天主教信仰的人应该有的心怀。这样的心思，除了自私自利，没有其它意义。

说到梦想，我联想起习近平主席倡导的“中国梦”。这是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以来，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指导思想和重要执政理念。习主席把“中国梦”定义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梦想”，并且表示这个梦“一定能实现”。“中国梦”的核心目标就是：到20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和20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周年时，逐步并最终顺利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体表现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实现途径是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弘扬民族精神，凝聚中国力量，实施手段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位一体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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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网友 arahatta
2017-07-22 22:32:00 发表
网友 arahatta 的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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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万岁万万岁
习近平主席万岁万万岁
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万岁万万岁

他说天主教会不能独善其身
——写于金鲁贤主教诞辰一百周年之际（三）

金主教在1997年的圣诞节牧函《建设我教会，迎接新纪元》中，带领上海的天主教信友们一起回顾了教会的历史，并且概要地总结了中国天主教的发展史。他说：“中国教会二十世纪最大的呼声，是努力摆脱同胞眼中‘洋教’的不光彩形象，而争取能够将教会命运掌握在中国人自己的手中。几代人的愿望是‘国人治教、高度自治’，不再受殖民主义者所谓保教权的控制。遗憾的是，这愿望以前一直未能如愿。天主却以极其奇妙的方式，帮助我们初步实现了这个愿望。”

金主教在差不多20年以前说的话，今天我们看起来，仍旧觉得很中肯且前瞻。教会不是被我们用来当作法律去判断别人的，教会是我们自己需要身在其中、努力悔改并致力于建设的；教会也不是我们把她当作一件古玩艺术品锁在橱窗里的老古董，教会是入世的、负有福传与服务使命、与时俱进的；教会更不应该是由一群自私自利的人组成的独善其身的团体，教会应该是上爱天主下爱众人、爱人如己、以服务为己任的。

一，教会首先要善己身

金主教在1997年的圣诞节牧函中对上海的教友们、神父、修士修女们提出了要求。如果我们要实践自己的使命，我们自身首先要具备实践使命所应当具备的明确目标、思想品德、服务精神与工作才能，否则我们只能限于空谈。

金主教提醒我们，过去的已属于天主的了。古经上说：人一生的功过都随着人到天主台前去。我们无法挽回。没有人可以回到从前，让一切从头开始，但是我们必须从过去吸取教训，避免重犯旧错。人有记忆力，这是好事，但不该被过去所束缚、所控制。对过去的成功之处不可以沾沾自喜，也不可以把以往的是非恩怨牢记在心，耿耿于怀，因为判断者只有一位，就是天主，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万事都是这样，心中有恨的人看不清事物。

善己身，必先究己错；纠己错，目的并非是要停留在过去的错误中，而是为创造更美好的未来。我们看到教会历史中也曾犯过不少错误，如对犹太人的成见而造成历史上对他们的不公正待遇，如曾经对科学家伽利略的错误绝罚。前教宗本笃十六世在位时，以天主教的名义，向犹太人认罪，并纠正了几百年前教庭对伽利略的绝罚之错。而法国的主教团，也为纳粹时期关押在法国集中营的犹太人被集体移送德国后惨遭屠杀，当时法国的主教们集体失声，没有积极主张保护，而向犹太人表示道歉。

道歉是需要勇气的，这勇气来自何处？就是来自真正认识到自己是错了，并且发现了正确的方向，愿意面对真实，谦卑地承认自己曾经的过失，积极面向未来。所以，道歉并不是一件害羞的事，不是有损自己面子的事，道歉本身也是一件善事，是一种正能量。对教会而言，这正是由罪人所组成的教会的一种神圣的表现；是旅途中的教会，听从耶稣基督的教导，自我反省、纠正航向，而不要越来越南辕北辙的一个前进的必要过程。

金主教对教友、神职人员和修道人，提出了自己的希望。他说：“中国教友必须团结。我们的教会只有一个，那就是至一、至圣、至公、从宗徒传下来的教会。我们都信仰同一的主，正如圣保禄宗徒说的：‘你们应在爱中，以谦逊、温良、忍耐之心互相宽容。以和平相联系，尽力保持圣神所赐给的合一之心，因为我们只有一个身体、有一位圣神，正如天主召唤你们时，有一个希望。我们有一位主，一个信仰，一个洗礼，我们只有一个天主，众人之父，祂在万有之上，贯彻万有，统御万有。’我们没有理由分成两派。更没有理由闹分裂，决不可互相攻击，在教徒和非教徒面前立坏表样。”

祈祷教会的合一，才是我们教友应该有的心态和本分。我们不能先在心里设置一个分裂的成见，然后罗列各种不同的声音，让分裂成为中国教会主旋律。我们这不是在建设教会。在这件事上要做好“善己身”，我想就是先守好自己的口舌和改变自己的怨恨之心。先做到口不伤人、词不谤人、言不毁人。雅各伯宗徒说：“弟兄们，你们不要彼此诋毁。诋毁弟兄或判断自己弟兄的，就是诋毁法律，判断法律；若是你判断法律，你便不是守法者，而是审判者。只有一位是立法者和审判者，就是那能拯救人，也能消灭人的天主；然而你是谁，你竟判断近人？”（4:11-12）耶稣在福音中说得很明白：“你们一向听过给古人说：‘不可杀人！’谁若杀了人，应受裁判。我却对你们说：凡向自己弟兄发怒的，就要受裁判，谁若向自己的弟兄说‘傻子’，就要受议会的裁判；谁若说‘疯子’，就要受火狱的罚。所以，你若在祭坛前，要献你的礼物时，在那里想起你的弟兄有什么怨你的事，就把你的礼物留在那里，留在祭坛前，先去与你的弟兄和好，然后再来献你的礼物。”（玛5:21-24）

事实上，许多次我们在参加或举行弥撒时，并没有把耶稣基督的这些教导放在心上。我们不是在宣扬耶稣的福音，我们宣扬的是自己的好恶与恩怨。这样的宣扬，不是在扩展教会，而是在画地为牢。我们把教会的本质，限于“至一”，而淡化了“大公”。其实，正是“大公”，才是天主教会本质中的本质，核心中的核心，因为我们天主教会，一直以来自称为“公教会”。“公”者，“普世”也！“普世”者，非单一面貌，而是如百花园地，都能融入园中；同一园地，百花齐放；各美其美，皆呈美善。所以，大公，乃包容之胸襟！

金主教对教友们的信仰与神修素质的提高，也寄予厚望。他说：“我们教友虔诚恭敬天主，勤领圣事，经常念经，团结在神职人员身边，尽力供养他们的需要，这是教会的力量，我们的安慰。”金主教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时，就屡次呼吁“教友时代”的早日到来，鼓励教友们积极参加教会的活动，协助教区、堂区的教务工作，和神职人员们合作，弥补神职人员在牧灵传教工作中的不足。他大力支持创办上海市天主教知识分子联谊会，让教友们在教会中，更在社会上，展现自己教友的良好风范，奉献自己的力量。他也积极支持上海市和区县天主教爱国会的工作，在人事上、经济上大力支持，经常鼓励成员们，要做爱国爱教的好公民、好教友，努力发挥爱国爱教的精神，为国家的发展、教会的建设，多做贡献。他也十分欣赏教友们为提高神学素养而发起的研读神学、分享圣经的各种小组，在各方面给予教友们支持。这些，都值得我们这一代的上海天主教神职人员继承、学习和发扬。

金主教对神职人员的素质要求很高。他认为，教友们大都十分尊重神职人员，有的教友甚至对神职人员敬爱到惟命是从。这就要求我们的神职人员，不能辜负教友们的信任。他说：“修道人自己不修德，不过着天主子女的生活，怎样领导好天主的子民呢？”他提醒每位神职人员，应该不断祈祷，做教友们在祈祷生活上的好榜样。同时，神职人员应该重视神贫精神：“我们听从天主的召唤，离开了家庭，在修院这个温室中，度过了几年寒窗，圣了品，发了愿，又回到了这个光怪陆离、花花绿绿的社会中，如果神修基础不扎实，如果没有足够的自控能力，如果当时来修道的动机不纯正，只是为了找出路，学习期间没有彻底转变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很快就会沾染到社会风气，和别人一样追求金钱和享受，自己身上的细微之光和淡淡之盐就会很快地消失，逐步下滑、随波逐流、与世俗同流合污、无力自拔，甚至比常人都不如。”

金主教的话，并非耸人听闻，今天在我们的神职人员身上，不少世俗化的倾向与问题，慢慢显露出来了。这并非我们的修院神长老师没有悉心教育，也不是修院的培育团没有尽责尽力，而是我们自己没有把在修院里接受的良好培育，以及在修院里养成的良好习惯，在踏上牧灵岗位、进入社会之后，继续不断地遵循修院的教导，百尺竿头，再接再厉。我们在神修上、学习上没有进步，便如逆水行舟，甚至不进反退。

在神修与祈祷生活上的退步，使我们现代的修道人出现了严重的危机。金主教说：“这严重危机之一，就是乐意接近富人，而疏远穷人。富人又有时间又有钱：有钱可以请我们吃饭、送我们礼物；有时间可以陪我们聊天游玩。穷人呢？他们没有时间，因为要挣钱养家；他们没有精力，一天劳动下来，加上家务事，已经精疲力竭。我们得主动去接近他们，我们要以穷人之忧而忧，以穷人之想而想，我们要和穷人心连心。”

金主教把我们这一辈的神职人员的问题，看得很实、很透。他一直为我们的神修生活没有进步、反而倒退而深深地担忧。为了不断提高我们的信仰、神学和职务的素养，他组织神父们经常学习，教区性的全体神父、修女的学习，至少每两个月一次；而晋铎10年以内的神父，他专门委托高超鹏神父给他们持续的培育。金主教在神职人员的培育上，可谓极重视、极下功夫的。只是我们以前没有站在他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对教会前途发展的眼光，没有他那般深刻与久远。今天，我们回顾金主教在这些方面所做的努力，越来越感觉到他的思想与理念是正确的。而他对我们年轻一代神职人员的谆谆教导，和殷切希望，是实实在在的，没有高深的理论，没有玄奥的知识。他经验了近一个世纪的社会发展与人生阅历，其言也真，其心也诚。

二，教会应善其身但不能独善其身

“耶稣选拔宗徒、创立教会，其宗旨是为向各时代的人类宣讲天国、传布福音。耶稣在升天前向宗徒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向一切受造的宣讲福音。’”(《2002年圣诞牧函·与时俱进》



在旧约时代，天主特选了亚巴郎的后裔——以色列民族与之缔结盟约，称他们为自己的子民。天主向他们说：‘你们是我的子民，我是你们的天主。’在那个时代，人类还处于奴隶制的社会，贫弱的人民遭受压迫和蹂躏。天主拣选了弱小的犹太民族，与他们订立盟约，愿他们珍惜这份恩典，保持自己民族在精神上团结一致，在信仰上保持纯真，在自己民族文化上保持特有的传统。如今，在新约时代，天主更藉着耶稣基督，教导世人福音喜讯，并且派遣门徒们把这福音传达给一切受造物。

而我们就是在旅途中的天主的“新子民”。既然大家同在旅途中，那么就更需要彼此照顾，扶老携幼，关心贫病，大家同心协力，尽量不使一个人掉队，互相爱护，彼此激励；另有作为公务司祭职的圣职人员一路服务——这样的景象，着实让人感动。

所以，为金主教而言，基督徒不只是名称，而是责任。他说：“时代在进步，科学在发展，社会在变化。环顾我们周遭的生活环境：交通也方便了，空间也缩小了，然而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却拉长了——人可以通过电脑网络与相隔万里的陌生人聊天，而且非常投机，甚至谈情说爱，可是对左邻右舍却可以形同陌路，老死不相往来！天主要我们爱近人，爱人由近及远。耶稣教导我们：需要我们帮助的就是我们的近人。”

金主教指出的，正是我们现代教友和神职人员所遇到的问题，也是我们在传教牧灵工作中，常常没有成效的很大原因之一。我们忽略了身边的兄弟姐妹，忽略了福传不只是一个理念和口号，福传需要我们行动，需要我们真正以行动爱人，为需要的人服务。所以，金主教说：“我们教友是身在社会中的人，对社会与教会都有应尽的责任，‘逃避’、‘推卸’都是不应该的。古人教训我们：‘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们作为有名有实的教友，必须对教会、国家和社会负责。做一个真真实实的基督徒，那必须也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所以，‘责任心’是我们教友的重要标志之一，我们要乐于为公。”

金主教举例说，他有时候去探望教友，发现了一个明显的、但不少人却熟视无睹的问题。他看到许多家庭室内装潢考究、窗明几净、一尘不染，令客人顿生不忍轻易踩踏之心而自动脱鞋，以免将尘土带入；而回顾刚走过的公共走廊和楼梯处，垃圾则随处可见——这门里门外，简直是两个世界！看到这些，金主教很是感慨。有时候只是举手之劳，但就是因为是“公”的，大家便不屑一顾，真可谓“公私分明”！金主教说：“这绝非是文明现象，更不符合教友的风格。我们教友心中必须存有公心，克制私心，必须知道关心他人，时常怀有为他人服务的心态，否则有愧于教友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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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网友 匿名
2017-07-22 22:25:05 发表
网友 匿名 的原文：


进堂咏

请看，天主必定给我助阵；上主必扶持我的生命。上主，我甘愿向你奉上祭献，我要赞颂你的美名。（咏54:6,8）



光荣颂



集祷经

上主，请垂顾你的仆人，并慈祥地广施恩宠，使我们的信望爱三德，日益热切，并能时常醒寤，恒心持守你的诫命。因你的圣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是唯一天主，永生永王。亚孟。



读经一（人在犯罪之后，你常赐人忏悔的机会。）

恭读智慧篇　12:13,16-19

上主，除你以外，再没有其他照顾万物的神。你还要向谁证明，你的审判莫不公允？

你的权力，原是你公义的本源，因为你主宰一切，所以你必能谅解一切。为此，如果有人不相信你具有绝对的权威，你就将你的权力显示出来；如果他们知道，而仍胆大妄为，你就予以惩罚。你虽掌有大权，但施行审判，却很温和；治理我们，极其宽仁；因为，权能属于你，只要你愿意，你就能行使。

你这样做，是为教训你的子民：义人必须怜爱众人；并使你的子女，满怀希望，因为人在犯罪之后，你常赐人忏悔的机会。

——上主的话。

（默想片刻）



答唱咏　咏86:5-6, 9-10, 15-16

【答】：我主，你又良善又宽仁。（咏86:5）

领：我主，因为你又良善又宽仁，凡呼号你的，你必仁慈厚待他。上主，求你俯听我的祈祷，求你细听我的哀告。【答】

领：上主，你创造的万民，齐来崇拜你，并宣扬你的名号。因为你是伟大的，独行奇谋；只有你是唯一无二的天主。【答】

领：上主，你是良善而又慈悲的天主；你缓于发怒，极其宽仁，又极其信实。求你回顾我，求你怜悯我。【答】



读经二（圣神以无可言喻的叹息，代我们转求。）

恭读圣保禄宗徒致罗马人书　8:26-27

弟兄姊妹们：

圣神扶助我们的软弱，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如何祈求才对，而圣神却亲自以无可言喻的叹息，代我们转求。那洞悉心灵的天主，知道圣神的意愿是什么，因为他是按照天主的旨意，代圣徒转求。

——上主的话。

（默想片刻）



福音前欢呼

领：亚肋路亚。

众：亚肋路亚。

领：父啊！天地的主宰！我称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启示给小孩子。（玛11:25）

众：亚肋路亚。



【长式】

福音（让莠子和麦子一起长到收割的时候。）

恭读圣玛窦福音　13:24-43

那时候，耶稣给群众讲了另一个比喻说：

“天国好像一个人，在自己田里，撒了好种子；但在人睡觉的时候，他的仇人来了，在麦子中间，撒上莠子，就走了。

“苗长起来，抽出穗的时候，莠子也显出来了。家主的仆人，就来对家主说：主人！你不是在你田地里，撒了好种子吗？那么，从那里来了莠子？家主对仆人说：这是仇人做的。仆人对家主说：那么，你愿意我们去把莠子收集起来吗？家主却说：不，免得你们收集莠子时，连麦子也拔了出来。让两样一起长到收割的时候吧！在收割时，我要对收割的人说：你们先收集莠子，把莠子捆起来，烧掉；再把麦子收入我的仓里。”

耶稣给群众另设一个比喻说：“天国好像一粒芥子，人把它撒在自己的田里。它固然是各样种子中最小的，但当它生长起来，却比各种蔬菜都大，竟成了树，甚至天上的飞鸟飞来，在它的枝上栖息。”

耶稣又给群众讲了一个比喻：“天国好像酵母，女人取来，藏在三斗面里，直到全部发了酵。”

耶稣用比喻，给群众讲解了这一切；不用比喻，就不给他们讲什么；这样应验了先知所说的话：“我要开口说比喻，要说出创世以来隐密的事。”

那时，耶稣离开了群众，来到家里；他的门徒就前来，对他说：“请把田间莠子的比喻，给我们讲解一下！”

耶稣就回答说：“那撒好种子的，就是人子；田就是世界；好种子，即是天国的子民；莠子即是邪恶的子民；那撒莠子的仇人，即是魔鬼；收获时期，即是今世的终结；收割者即是天使。

“就如将莠子收集起来，用火焚烧，在今世终结时，也将是如此：人子要差遣他的天使，由他的国内，将一切使人跌倒的事，及作恶的人，收集起来，扔到火窑里；在那里要有哀号和切齿。那时，义人要在他们父的国里，发光如同太阳。

“有耳的，听吧！”

——上主的话。

（讲道后默想片刻）



【短式】

福音（让莠子和麦子一起长到收割的时候。）

恭读圣玛窦福音　13:24-30

那时候，耶稣给群众讲了另一个比喻说：

“天国好像一个人，在自己田里，撒了好种子；但在人睡觉的时候，他的仇人来了，在麦子中间，撒上莠子，就走了。

“苗长起来，抽出穗的时候，莠子也显出来了。家主的仆人，就来对家主说：主人！你不是在你田地里，撒了好种子吗？那么，从那里来了莠子？家主对仆人说：这是仇人做的。仆人对家主说：那么，你愿意我们去把莠子收集起来吗？家主却说：不，免得你们收集莠子时，连麦子也拔了出来。让两样一起长到收割的时候吧！在收割时，我要对收割的人说：你们先收集莠子，把莠子捆起来，烧掉；再把麦子收入我的仓里。”

——上主的话。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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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7-22 22:22:26 发表

进堂咏

请看，天主必定给我助阵；上主必扶持我的生命。上主，我甘愿向你奉上祭献，我要赞颂你的美名。（咏54:6,8）



光荣颂



集祷经

上主，请垂顾你的仆人，并慈祥地广施恩宠，使我们的信望爱三德，日益热切，并能时常醒寤，恒心持守你的诫命。因你的圣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是唯一天主，永生永王。亚孟。



读经一（人在犯罪之后，你常赐人忏悔的机会。）

恭读智慧篇　12:13,16-19

上主，除你以外，再没有其他照顾万物的神。你还要向谁证明，你的审判莫不公允？

你的权力，原是你公义的本源，因为你主宰一切，所以你必能谅解一切。为此，如果有人不相信你具有绝对的权威，你就将你的权力显示出来；如果他们知道，而仍胆大妄为，你就予以惩罚。你虽掌有大权，但施行审判，却很温和；治理我们，极其宽仁；因为，权能属于你，只要你愿意，你就能行使。

你这样做，是为教训你的子民：义人必须怜爱众人；并使你的子女，满怀希望，因为人在犯罪之后，你常赐人忏悔的机会。

——上主的话。

（默想片刻）



答唱咏　咏86:5-6, 9-10, 15-16

【答】：我主，你又良善又宽仁。（咏86:5）

领：我主，因为你又良善又宽仁，凡呼号你的，你必仁慈厚待他。上主，求你俯听我的祈祷，求你细听我的哀告。【答】

领：上主，你创造的万民，齐来崇拜你，并宣扬你的名号。因为你是伟大的，独行奇谋；只有你是唯一无二的天主。【答】

领：上主，你是良善而又慈悲的天主；你缓于发怒，极其宽仁，又极其信实。求你回顾我，求你怜悯我。【答】



读经二（圣神以无可言喻的叹息，代我们转求。）

恭读圣保禄宗徒致罗马人书　8:26-27

弟兄姊妹们：

圣神扶助我们的软弱，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如何祈求才对，而圣神却亲自以无可言喻的叹息，代我们转求。那洞悉心灵的天主，知道圣神的意愿是什么，因为他是按照天主的旨意，代圣徒转求。

——上主的话。

（默想片刻）



福音前欢呼

领：亚肋路亚。

众：亚肋路亚。

领：父啊！天地的主宰！我称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启示给小孩子。（玛11:25）

众：亚肋路亚。



【长式】

福音（让莠子和麦子一起长到收割的时候。）

恭读圣玛窦福音　13:24-43

那时候，耶稣给群众讲了另一个比喻说：

“天国好像一个人，在自己田里，撒了好种子；但在人睡觉的时候，他的仇人来了，在麦子中间，撒上莠子，就走了。

“苗长起来，抽出穗的时候，莠子也显出来了。家主的仆人，就来对家主说：主人！你不是在你田地里，撒了好种子吗？那么，从那里来了莠子？家主对仆人说：这是仇人做的。仆人对家主说：那么，你愿意我们去把莠子收集起来吗？家主却说：不，免得你们收集莠子时，连麦子也拔了出来。让两样一起长到收割的时候吧！在收割时，我要对收割的人说：你们先收集莠子，把莠子捆起来，烧掉；再把麦子收入我的仓里。”

耶稣给群众另设一个比喻说：“天国好像一粒芥子，人把它撒在自己的田里。它固然是各样种子中最小的，但当它生长起来，却比各种蔬菜都大，竟成了树，甚至天上的飞鸟飞来，在它的枝上栖息。”

耶稣又给群众讲了一个比喻：“天国好像酵母，女人取来，藏在三斗面里，直到全部发了酵。”

耶稣用比喻，给群众讲解了这一切；不用比喻，就不给他们讲什么；这样应验了先知所说的话：“我要开口说比喻，要说出创世以来隐密的事。”

那时，耶稣离开了群众，来到家里；他的门徒就前来，对他说：“请把田间莠子的比喻，给我们讲解一下！”

耶稣就回答说：“那撒好种子的，就是人子；田就是世界；好种子，即是天国的子民；莠子即是邪恶的子民；那撒莠子的仇人，即是魔鬼；收获时期，即是今世的终结；收割者即是天使。

“就如将莠子收集起来，用火焚烧，在今世终结时，也将是如此：人子要差遣他的天使，由他的国内，将一切使人跌倒的事，及作恶的人，收集起来，扔到火窑里；在那里要有哀号和切齿。那时，义人要在他们父的国里，发光如同太阳。

“有耳的，听吧！”

——上主的话。

（讲道后默想片刻）



【短式】

福音（让莠子和麦子一起长到收割的时候。）

恭读圣玛窦福音　13:24-30

那时候，耶稣给群众讲了另一个比喻说：

“天国好像一个人，在自己田里，撒了好种子；但在人睡觉的时候，他的仇人来了，在麦子中间，撒上莠子，就走了。

“苗长起来，抽出穗的时候，莠子也显出来了。家主的仆人，就来对家主说：主人！你不是在你田地里，撒了好种子吗？那么，从那里来了莠子？家主对仆人说：这是仇人做的。仆人对家主说：那么，你愿意我们去把莠子收集起来吗？家主却说：不，免得你们收集莠子时，连麦子也拔了出来。让两样一起长到收割的时候吧！在收割时，我要对收割的人说：你们先收集莠子，把莠子捆起来，烧掉；再把麦子收入我的仓里。”

——上主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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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7-22 22:21:07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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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万岁万万岁
习近平主席万岁万万岁
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万岁万万岁

他说天主教会不能独善其身
——写于金鲁贤主教诞辰一百周年之际（三）

金主教在1997年的圣诞节牧函《建设我教会，迎接新纪元》中，带领上海的天主教信友们一起回顾了教会的历史，并且概要地总结了中国天主教的发展史。他说：“中国教会二十世纪最大的呼声，是努力摆脱同胞眼中‘洋教’的不光彩形象，而争取能够将教会命运掌握在中国人自己的手中。几代人的愿望是‘国人治教、高度自治’，不再受殖民主义者所谓保教权的控制。遗憾的是，这愿望以前一直未能如愿。天主却以极其奇妙的方式，帮助我们初步实现了这个愿望。”

金主教在差不多20年以前说的话，今天我们看起来，仍旧觉得很中肯且前瞻。教会不是被我们用来当作法律去判断别人的，教会是我们自己需要身在其中、努力悔改并致力于建设的；教会也不是我们把她当作一件古玩艺术品锁在橱窗里的老古董，教会是入世的、负有福传与服务使命、与时俱进的；教会更不应该是由一群自私自利的人组成的独善其身的团体，教会应该是上爱天主下爱众人、爱人如己、以服务为己任的。

一，教会首先要善己身

金主教在1997年的圣诞节牧函中对上海的教友们、神父、修士修女们提出了要求。如果我们要实践自己的使命，我们自身首先要具备实践使命所应当具备的明确目标、思想品德、服务精神与工作才能，否则我们只能限于空谈。

金主教提醒我们，过去的已属于天主的了。古经上说：人一生的功过都随着人到天主台前去。我们无法挽回。没有人可以回到从前，让一切从头开始，但是我们必须从过去吸取教训，避免重犯旧错。人有记忆力，这是好事，但不该被过去所束缚、所控制。对过去的成功之处不可以沾沾自喜，也不可以把以往的是非恩怨牢记在心，耿耿于怀，因为判断者只有一位，就是天主，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万事都是这样，心中有恨的人看不清事物。

善己身，必先究己错；纠己错，目的并非是要停留在过去的错误中，而是为创造更美好的未来。我们看到教会历史中也曾犯过不少错误，如对犹太人的成见而造成历史上对他们的不公正待遇，如曾经对科学家伽利略的错误绝罚。前教宗本笃十六世在位时，以天主教的名义，向犹太人认罪，并纠正了几百年前教庭对伽利略的绝罚之错。而法国的主教团，也为纳粹时期关押在法国集中营的犹太人被集体移送德国后惨遭屠杀，当时法国的主教们集体失声，没有积极主张保护，而向犹太人表示道歉。

道歉是需要勇气的，这勇气来自何处？就是来自真正认识到自己是错了，并且发现了正确的方向，愿意面对真实，谦卑地承认自己曾经的过失，积极面向未来。所以，道歉并不是一件害羞的事，不是有损自己面子的事，道歉本身也是一件善事，是一种正能量。对教会而言，这正是由罪人所组成的教会的一种神圣的表现；是旅途中的教会，听从耶稣基督的教导，自我反省、纠正航向，而不要越来越南辕北辙的一个前进的必要过程。

金主教对教友、神职人员和修道人，提出了自己的希望。他说：“中国教友必须团结。我们的教会只有一个，那就是至一、至圣、至公、从宗徒传下来的教会。我们都信仰同一的主，正如圣保禄宗徒说的：‘你们应在爱中，以谦逊、温良、忍耐之心互相宽容。以和平相联系，尽力保持圣神所赐给的合一之心，因为我们只有一个身体、有一位圣神，正如天主召唤你们时，有一个希望。我们有一位主，一个信仰，一个洗礼，我们只有一个天主，众人之父，祂在万有之上，贯彻万有，统御万有。’我们没有理由分成两派。更没有理由闹分裂，决不可互相攻击，在教徒和非教徒面前立坏表样。”

祈祷教会的合一，才是我们教友应该有的心态和本分。我们不能先在心里设置一个分裂的成见，然后罗列各种不同的声音，让分裂成为中国教会主旋律。我们这不是在建设教会。在这件事上要做好“善己身”，我想就是先守好自己的口舌和改变自己的怨恨之心。先做到口不伤人、词不谤人、言不毁人。雅各伯宗徒说：“弟兄们，你们不要彼此诋毁。诋毁弟兄或判断自己弟兄的，就是诋毁法律，判断法律；若是你判断法律，你便不是守法者，而是审判者。只有一位是立法者和审判者，就是那能拯救人，也能消灭人的天主；然而你是谁，你竟判断近人？”（4:11-12）耶稣在福音中说得很明白：“你们一向听过给古人说：‘不可杀人！’谁若杀了人，应受裁判。我却对你们说：凡向自己弟兄发怒的，就要受裁判，谁若向自己的弟兄说‘傻子’，就要受议会的裁判；谁若说‘疯子’，就要受火狱的罚。所以，你若在祭坛前，要献你的礼物时，在那里想起你的弟兄有什么怨你的事，就把你的礼物留在那里，留在祭坛前，先去与你的弟兄和好，然后再来献你的礼物。”（玛5:21-24）

事实上，许多次我们在参加或举行弥撒时，并没有把耶稣基督的这些教导放在心上。我们不是在宣扬耶稣的福音，我们宣扬的是自己的好恶与恩怨。这样的宣扬，不是在扩展教会，而是在画地为牢。我们把教会的本质，限于“至一”，而淡化了“大公”。其实，正是“大公”，才是天主教会本质中的本质，核心中的核心，因为我们天主教会，一直以来自称为“公教会”。“公”者，“普世”也！“普世”者，非单一面貌，而是如百花园地，都能融入园中；同一园地，百花齐放；各美其美，皆呈美善。所以，大公，乃包容之胸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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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7-22 22:18:45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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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济弗尔看见自己美丽，看见自己强大，就心生骄傲。这说谁呢。

二世淫乱梵蒂冈
有夫之妇诉衷肠
谁言戏子无情义
演罢教皇演情郎

陷害忠贞勒费尔
颠覆波兰成淫邦
性交大赛惊寰宇
千古奇谭大教皇

刚刚还搬出圣方济各的祷词装天使，这么快不装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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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网友 arahatta
2017-07-22 22:15:38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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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济弗尔看见自己美丽，看见自己强大，就心生骄傲。这说谁呢。

二世淫乱梵蒂冈
有夫之妇诉衷肠
谁言戏子无情义
演罢教皇演情郎

陷害忠贞勒费尔
颠覆波兰成淫邦
性交大赛惊寰宇
千古奇谭大教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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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7-22 22:08:46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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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万岁万万岁
习近平主席万岁万万岁
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万岁万万岁

他努力尝试实践天主教的中国化
——写于金鲁贤主教诞辰一百周年之际（二）

自从去年5月我们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提出“宗教必须坚持中国化方向”的要求时，我就想到，金鲁贤主教在2001年5月17日带领上海教区的全体神职人员、修士、修女在佘山公拜圣母时，已提到了这个问题。

金主教在当天的讲道中，特别回忆曾经极力推崇中国教会应由中国人来管理之理念的刚恒毅枢机。彼时，中国各地军阀割据，拥兵独立，分别依靠英、美、日、法等外国列强，争夺地盘，相互残杀。中国教会在这样的环境中，也四分五裂，分属不同的国家与修会管辖。而法国在当时中国的所谓保教权，并不利于中国天主教，而只利于法国自身。当时圣座认为，为了中国的福传事业，不能再容忍这种局面持续下去，于是委派了刚恒毅枢机作为代表来到中国，帮助中国教会，强化自身的能力，好能自己担当起传教牧灵事业，开展教务活动，发展地方教会。

刚恒毅枢机在中国首先做的两件事，第一件就是，为了让中国教会统一起来，他积极协助筹备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主教会议，在1924年5月15日于上海开幕，制定了中国福传的方针和方法。会议结束后，刚恒毅枢机带领与会主教齐集佘山，把中国奉献于圣母，并奉圣母为中华圣母。他做的第二件事是，为了让天主教在中国早日“中国化”，以达到“国人治教”的理想，就是让中国人自己来治理中国天主教的教务，他冲破重重阻碍，亲率6位中国神父赴罗马，于1926年10月28日祝圣为主教，那一年，我们中国教会一下子有了6位中国人主教。

回忆起这两件事，金主教由衷地感概，外国人都如此大力推动我们天主教的中国化，而我们中国的神职教友自己倒不积极，相反还拖后腿，这是多么令人叹息的事！金主教也提到，当年刚恒毅枢机还做过一件让时人震惊的事，就是孙中山先生逝世，刚恒毅枢机在灵柩前深深鞠躬。这个举动现在看似毫无特别，但在当时还拘束于“礼仪之争”时的教会禁令，天主教信徒不可以向亡者、遗像、灵位行鞠躬跪拜礼。刚恒毅枢机的这一突然举动，为当时我们中国教会冲破这个不尊重中国文化习俗的禁令，意义极大。

金主教多次在弥撒讲道、演讲、授课、交流时，谈到天主教的本地化、中国化的问题。他认为，天主教中国化，决不只是神职人员是中国人，那就是中国化了，还需要神学中国化，教会艺术中国化，礼仪中国化等等诸多方面。对此，他曾说：“我们切不能认为教区主教已由国人充当，中国教会已本地化了。我们中国教会的命运真的掌握在我们手中？我们一定要结合中国文化来建设、开拓神学思想，不能只局限在已有的西方化的神学思想的影响之下，至今的礼仪、音乐、建筑方面的本地化的工作也还没有真正起步，中国教会本地化，任重而道远！”

天主教中国化是一个必然的目标，天主教若不能融入本土，便不可能长久在地方上发展。但是，中国化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这里便有一个学习、探索、交流、融合的问题；中国有自己的体制，这里便有一个认识、认同、适应和融入的问题；中国本身在不断发展中，这里便有一个与时俱进的问题。

就神学研究中国化而言，神学就是以理性来寻求对天主的认识，中国的神学，就是用中国的文化视角、中国人的语境，和理性的诠释方式，来寻求天主，并表达自己的信仰。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我们不是基督宗教的国家，在引用和诠释时，我们很多时候没有适当的词语来表达想表达的意思，在交流与评估时，没有统一的视角和语境来沟通，因为基督信仰，在我们的传统语境里，难以寻觅，需要我们发掘传统思想的宝藏，并创造性地解释，以此来表达自己的天主教信仰，好能获得中国文化的认同与接受。这个工作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也许是好几代、几十代人。

金主教在年轻时，读书求学期间，就已开始尝试在教会信仰理论上，用中国文化来阐述和表达。他当年在罗马额我略大学的博士论文《神妙的合一》，便是尝试从中国文化的角度，诠释天主圣父与天主圣子合一的信德道理。这是一个伟大的工作。论文导言中说：“致力于研究圣父与圣子之合一这端中心信理，不是一个大胆之举，而是一个属于教友们的信赖的行为。这是一端中心信理，所以它应该激发我们的一切行为，应该渗透一切，特别是渗透向它敞开着的新时代的心灵。中国正在那儿等待着。”金主教相信，天主的奇妙恩宠与安排，定会在中国的文化语境里，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找到基督信仰的切入点，从而使天主教的信仰，能够被中国文化所认识，被中国同胞所认可和接受。

在新约圣经中，启示天主圣父与天主圣子的信理，最精彩的部分，就是若望福音。而若望福音中对于降生成人的耶稣基督的介绍，是采用了在希腊思想界中通用的一个词“LOGOS”。但是，这个词要翻译成中文，便是极大的难题。金主教在论文中，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的概念，来阐述这个希腊词，并认为，在中国人的智慧中，早已经有了这个概念，尽管中国人的“道”，与天主教所宣扬的降生成人的耶稣基督，是有差别的，但根据中国古代的庄子和老子的思想，已经可以依稀看到那神秘而崇高的、超越而无所不在的智慧之道。若望用了最恰当的希腊词语来阐述，但与真实的耶稣基督还是有差别，正如中国文化里的“道”，也不能详尽耶稣基督。不过，在此思想逻辑中，中国的文人哲士完全可以理会到这一点。金主教在论文中说：“我国古代的哲学家们把‘道’描写得很是遥远的、不限定的、无位格的、冷漠的……相反，耶稣基督多么接近我们！他是我们中之一，他曾生活在我们中间。”金主教对这一点结论说：“道家们想借着超越万物而与太一契合的路，和儒家教导人们完全人世、修务伦理道德、尤其是克尽孝道的人道之路，这两条通向至善的路，不是在耶稣基督身上实现了活生生的综合吗？”

由此可见，金主教推崇中国文化，主张天主教中国化，不只是一种幻想，而是在他骨子里的一种精神，一种希望，也是他一生为此努力的方向。

金主教在精神境界上，极其钦佩徐光启。他认为徐光启是真正的中国天主教教友，在徐光启身上，可以看到一个真实的中国人，完全可以拥有天主教信仰，而且，这个信仰激励着他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科学家，并且成为品行高尚的君子。金主教在爱国思想上，极其敬佩马相伯。他认为马相伯是中国天主教爱国的楷模，坚毅的信仰、不息的希望和对祖国同胞的大爱，使他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一位伟大的教育家、社会活动家。金主教在天主教中国化的具体探索上，他敬佩刚恒毅。他认为刚恒毅枢机虽是一位外国人，但他是一位真正爱中国、懂中国、理解中国、愿把自己无私奉献给中国、希望中国强盛、希望中国圣教广扬的真正天主教主教。

金主教是一位耶稣会士，他一直秉承着圣依纳爵的精神：愈显主荣。凡事选择更能光荣天主的。所以，他的心中只有行动，只有为教会做事。他曾私下跟我说：“许多事情，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也有错。我还是选择做点事。”金主教对天主教中国化做过不少努力。

1，翻译圣经。
    天主教中国化，尤其是天主教神学研究的中国化，首先离不开《圣经》。我们当然有非常好的思高版本的《圣经》。但如果真正要开展圣经研究，一种版本着实远远不够。
金主教很有远见，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教会刚刚复苏起来的时候，他率先组织翻译另一个天主教圣经中的权威版本——新耶路撒冷版《圣经》。这原本是一个浩瀚的工程，可是在几年内，竟然奇迹般地完成了《新约》部分。这在改革开放以后的大陆教会，恐怕是绝无仅有的。直到今天，金主教的这个思想意识与工作，仍旧是超前的。很多地方为了救急，用“拿来主义”，就是直接翻版香港的思高《圣经》。金主教的佘山修院版《新约》（即“新耶路撒冷版”）圣经，通过上海光启社大量印制出版，寄送给研读神学的学生和广大教友，为推广大家踊跃阅读和学习《圣经》，开启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第一个高潮。之后又翻译了《圣咏》部分，可惜，《旧约》的翻译工作还没有启动。

2，在上海教区全面推行中文弥撒。
对于这一点，我是亲历者，应该最有发言权。1989年9月30日，在金主教的特别安排下，佘山修院开始了第一台中文弥撒。不久，金主教便希望在徐汇大堂同样开始中文弥撒的试点。那时正是修院寒假期间，金主教便委托我，协助当时的陈云棠神父，在徐汇大堂开始举行中文弥撒。那时，教友们听说拉丁语的弥撒要改革了，要用中国话来做弥撒了，大都不赞成，有些激烈反对，甚至扬言，若是做中文弥撒，就不进堂了，望中文弥撒还不如自己在家里念经。于是，在金主教的授意下，我们先从读经部分开始，陈云棠神父在做拉丁弥撒，到读经时，他停下来，我到读经台上用中文读经、读答唱咏、读福音（当时我尚未是六品执事，金主教特准）。起初，教友们十分反感，好在我是徐家汇本地人，用上海方言读，大家听清了，逐渐觉得挺好；最重要的是，陈云棠神父的讲道，本身就非常吸引人，尤其是年轻人，教友们尽管还不太接受中文弥撒，但又舍不得不听陈神父的讲道，所以，参与中文弥撒的教友人数不减反增。而金主教每逢主日和大瞻礼举行弥撒时，带头全部都用中文举行弥撒。于是，中文弥撒在两年之后，就成为徐汇大堂的主要弥撒形式了。而徐汇大堂开始举行中文弥撒，上海的其他堂区也就纷纷效法了。

3，重新划分总铎区。
在金主教上任之前，上海教区的总铎区划分还是按照解放前的旧模式，且已名存实亡。同时，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很多地方早已发生变化，与上海市、区、县的行政区划分极不相应。于是，金主教当时设立了6个总铎区：市区西、市区东、浦东、浦南、嘉青松和崇明。这样，上海教区的教务活动范围，就和上海市的行政区域划分，完全重合，为我们上海的天主教会，完全按照天主教的传统规矩来展开牧灵福传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总铎带领本堂神父们，只在自己的总铎区和堂区的区域内，做好牧灵福传工作。
总铎们同时也肩负着责任，就是代表主教，关心总铎区内的教务事业，团结总铎区内的本堂神父们，主持总铎区内的神父会议，推动总铎区内的牧灵福传工作。这是一种很好的主教-总铎-本堂神父的合作模式。

4，上海教区的光启社不仅是出版机构，也是神学研究机构。金主教在为光启社取名时，早已有先见之明地定为“GUANG QI RESEARCH CENTER”（光启研究中心），目标就是不仅要编辑出版书刊，同时还要开展神学研究，尤其是天主教神学中国化的研究。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光启社成立，金主教便亲任社长，积极推动神学介绍与中外教会资讯的交流。他创办了光启社最早的两份杂志：《天主教资料汇编》和《海外天主教动态资料》。这两份杂志，在当时国内天主教刚刚恢复发展，研究资料奇缺的情况下，是国内天主教研究资料的重要来源，受到国内许多教区神职人员和信徒们的欢迎。同时，金主教独具慧眼，在光启社内部印制《梵二文献》，组织神父和教友骨干学习，积极宣传梵二会议的本地化精神。当时上海的神父教友从来没有听说过这部文献，很多人甚至连天主教会的大公会议这个名称都觉陌生，更不要说本地化这个词语了。同时，金主教也积极推动神学研究工作，通过光启社召开神学思想和本地化的研讨，如方济各沙勿略、利玛窦、徐光启等等的思想与传教方式的研讨会。金主教在介绍天主教神学理论与信仰生活知识的中文书刊之编辑出版和推动神学与传教的研讨诸事上，对上海的天主教本地化的贡献是功不可没的。

5，趁“落政”或旧堂拆迁改造机会，在新堂设计上，主张多样化，地方化，中国化。
上海教区迁建和新建的天主教堂，如浦东金家巷天主堂，青浦金泽天主堂，杨浦和平堂等等，都是赋有中国元素和特色的。同时，金主教也推动在圣堂装饰，如花玻璃的设计上，进行本地化的探索，如徐汇大堂内的底层花玻璃窗，全部用富含中国剪纸艺术的元素，和中国篆刻艺术的元素，来表达圣经故事，以及天主教的瞻礼庆节的意义。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探索。

6，因地、因时制宜地举办社会教育。
上世纪90年代时，电脑逐渐成为学习和工作的工具，但尚未在全民中普及。金主教利用上海天主教知识分子联谊会的资源，创办了电脑学校，为社会培养电脑人才。
大约2000年以后，电脑逐渐在社会上普及，且电脑的运行不再是复杂的、需要学习的DOS系统，而是直接可以中文输入。于是，金主教知道电脑学校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他便开设了外语进修学校，为社会培养外语人才。
2010年以后，为培养音乐人才，尤其是培养教会音乐人才，探索教会音乐艺术的中国化，他创办了光启音乐学院。如今，光启音乐学院已经和上海师范大学的音乐学院挂钩。

对于天主教的本地化、中国化，金主教真的做了很多努力。我只是记录了其中的一部分。若是仔细探查他做的各项事业，以及所产生的影响和意义，恐怕更多，更多。其实，你我都在不知不觉中，受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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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网友 arahatta
2017-07-22 22:07:57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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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万岁万万岁
习近平主席万岁万万岁
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万岁万万岁

他努力尝试实践天主教的中国化
——写于金鲁贤主教诞辰一百周年之际（二）

自从去年5月我们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提出“宗教必须坚持中国化方向”的要求时，我就想到，金鲁贤主教在2001年5月17日带领上海教区的全体神职人员、修士、修女在佘山公拜圣母时，已提到了这个问题。

金主教在当天的讲道中，特别回忆曾经极力推崇中国教会应由中国人来管理之理念的刚恒毅枢机。彼时，中国各地军阀割据，拥兵独立，分别依靠英、美、日、法等外国列强，争夺地盘，相互残杀。中国教会在这样的环境中，也四分五裂，分属不同的国家与修会管辖。而法国在当时中国的所谓保教权，并不利于中国天主教，而只利于法国自身。当时圣座认为，为了中国的福传事业，不能再容忍这种局面持续下去，于是委派了刚恒毅枢机作为代表来到中国，帮助中国教会，强化自身的能力，好能自己担当起传教牧灵事业，开展教务活动，发展地方教会。

刚恒毅枢机在中国首先做的两件事，第一件就是，为了让中国教会统一起来，他积极协助筹备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主教会议，在1924年5月15日于上海开幕，制定了中国福传的方针和方法。会议结束后，刚恒毅枢机带领与会主教齐集佘山，把中国奉献于圣母，并奉圣母为中华圣母。他做的第二件事是，为了让天主教在中国早日“中国化”，以达到“国人治教”的理想，就是让中国人自己来治理中国天主教的教务，他冲破重重阻碍，亲率6位中国神父赴罗马，于1926年10月28日祝圣为主教，那一年，我们中国教会一下子有了6位中国人主教。

回忆起这两件事，金主教由衷地感概，外国人都如此大力推动我们天主教的中国化，而我们中国的神职教友自己倒不积极，相反还拖后腿，这是多么令人叹息的事！金主教也提到，当年刚恒毅枢机还做过一件让时人震惊的事，就是孙中山先生逝世，刚恒毅枢机在灵柩前深深鞠躬。这个举动现在看似毫无特别，但在当时还拘束于“礼仪之争”时的教会禁令，天主教信徒不可以向亡者、遗像、灵位行鞠躬跪拜礼。刚恒毅枢机的这一突然举动，为当时我们中国教会冲破这个不尊重中国文化习俗的禁令，意义极大。

金主教多次在弥撒讲道、演讲、授课、交流时，谈到天主教的本地化、中国化的问题。他认为，天主教中国化，决不只是神职人员是中国人，那就是中国化了，还需要神学中国化，教会艺术中国化，礼仪中国化等等诸多方面。对此，他曾说：“我们切不能认为教区主教已由国人充当，中国教会已本地化了。我们中国教会的命运真的掌握在我们手中？我们一定要结合中国文化来建设、开拓神学思想，不能只局限在已有的西方化的神学思想的影响之下，至今的礼仪、音乐、建筑方面的本地化的工作也还没有真正起步，中国教会本地化，任重而道远！”

天主教中国化是一个必然的目标，天主教若不能融入本土，便不可能长久在地方上发展。但是，中国化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这里便有一个学习、探索、交流、融合的问题；中国有自己的体制，这里便有一个认识、认同、适应和融入的问题；中国本身在不断发展中，这里便有一个与时俱进的问题。

就神学研究中国化而言，神学就是以理性来寻求对天主的认识，中国的神学，就是用中国的文化视角、中国人的语境，和理性的诠释方式，来寻求天主，并表达自己的信仰。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我们不是基督宗教的国家，在引用和诠释时，我们很多时候没有适当的词语来表达想表达的意思，在交流与评估时，没有统一的视角和语境来沟通，因为基督信仰，在我们的传统语境里，难以寻觅，需要我们发掘传统思想的宝藏，并创造性地解释，以此来表达自己的天主教信仰，好能获得中国文化的认同与接受。这个工作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也许是好几代、几十代人。

金主教在年轻时，读书求学期间，就已开始尝试在教会信仰理论上，用中国文化来阐述和表达。他当年在罗马额我略大学的博士论文《神妙的合一》，便是尝试从中国文化的角度，诠释天主圣父与天主圣子合一的信德道理。这是一个伟大的工作。论文导言中说：“致力于研究圣父与圣子之合一这端中心信理，不是一个大胆之举，而是一个属于教友们的信赖的行为。这是一端中心信理，所以它应该激发我们的一切行为，应该渗透一切，特别是渗透向它敞开着的新时代的心灵。中国正在那儿等待着。”金主教相信，天主的奇妙恩宠与安排，定会在中国的文化语境里，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找到基督信仰的切入点，从而使天主教的信仰，能够被中国文化所认识，被中国同胞所认可和接受。

在新约圣经中，启示天主圣父与天主圣子的信理，最精彩的部分，就是若望福音。而若望福音中对于降生成人的耶稣基督的介绍，是采用了在希腊思想界中通用的一个词“LOGOS”。但是，这个词要翻译成中文，便是极大的难题。金主教在论文中，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的概念，来阐述这个希腊词，并认为，在中国人的智慧中，早已经有了这个概念，尽管中国人的“道”，与天主教所宣扬的降生成人的耶稣基督，是有差别的，但根据中国古代的庄子和老子的思想，已经可以依稀看到那神秘而崇高的、超越而无所不在的智慧之道。若望用了最恰当的希腊词语来阐述，但与真实的耶稣基督还是有差别，正如中国文化里的“道”，也不能详尽耶稣基督。不过，在此思想逻辑中，中国的文人哲士完全可以理会到这一点。金主教在论文中说：“我国古代的哲学家们把‘道’描写得很是遥远的、不限定的、无位格的、冷漠的……相反，耶稣基督多么接近我们！他是我们中之一，他曾生活在我们中间。”金主教对这一点结论说：“道家们想借着超越万物而与太一契合的路，和儒家教导人们完全人世、修务伦理道德、尤其是克尽孝道的人道之路，这两条通向至善的路，不是在耶稣基督身上实现了活生生的综合吗？”

由此可见，金主教推崇中国文化，主张天主教中国化，不只是一种幻想，而是在他骨子里的一种精神，一种希望，也是他一生为此努力的方向。

金主教在精神境界上，极其钦佩徐光启。他认为徐光启是真正的中国天主教教友，在徐光启身上，可以看到一个真实的中国人，完全可以拥有天主教信仰，而且，这个信仰激励着他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科学家，并且成为品行高尚的君子。金主教在爱国思想上，极其敬佩马相伯。他认为马相伯是中国天主教爱国的楷模，坚毅的信仰、不息的希望和对祖国同胞的大爱，使他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一位伟大的教育家、社会活动家。金主教在天主教中国化的具体探索上，他敬佩刚恒毅。他认为刚恒毅枢机虽是一位外国人，但他是一位真正爱中国、懂中国、理解中国、愿把自己无私奉献给中国、希望中国强盛、希望中国圣教广扬的真正天主教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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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7-22 22:01:45 发表
路济弗尔看见自己美丽，看见自己强大，就心生骄傲。这说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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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7-22 21:56:21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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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共产党最爱国。
爱教：爱国会最爱教。
天主教的权力要牢牢掌握在爱国爱教的人的手里。


梵蒂冈内部通讯，看不懂中文吧？梵蒂冈教宗教廷想和中国建交真是天意

爱国：共产党最爱国。
爱教：爱国会最爱教。
天主教的权力要牢牢掌握在爱国爱教的人的手里。

____________________

你说对了，中国天主教的权力要牢牢掌握在爱国爱教的人的手里。
绝不能让汉奸王八蛋卖国贼窃取权力。

哈哈，共产党最卖国。遮羞布都没了。人见人欺。
中共卖国，但非常爱自己，爱自己手中的权力财富等。
中共崇拜自己，也引人崇拜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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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网友 arahatta
2017-07-22 21:55:30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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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万岁万万岁
习近平主席万岁万万岁
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万岁万万岁

他的心里装着祖国与教会
——写于金鲁贤主教诞辰一百周年之际（一）

我与金鲁贤主教认识，有三十多年了。上世纪80年代初，金主教回上海，那时他尚未晋牧，由于我父亲跟他是老相识，所以从那时起，便一直在他做拉丁弥撒时，为他辅祭。而我也被母亲介绍给他，说希望将来修道做神父。那时，正在筹措创办修院，培养天主教会的接班人。教会经过二、三十年的停滞，已是青黄不接。徐家汇原有大小修院，但日益发展的商业气息和热闹氛围，已不再适合开办修道院。当时经过政府协调，易地在佘山南麓开设佘山修院。金主教任院长。他在四十年代时，就已经担任过大修院院长之职，所以任佘山修院院长，可谓驾轻就熟。1986年，我高中毕业，顺利进入佘山修院。自此，他既是我的院长，我的老师，也是我的主教。从修院里听他讲课、神修训言，到修院毕业开始牧灵福传工作，我一直追随在他身边。
他经历过军阀割据、民国动荡、日本侵略、解放以及上世纪五十、六十、七十年代的各种运动，所以，他的一生，不仅拥有长度，更拥有深度和厚度，非我辈，甚至比我们还年轻的一辈所能理解。故任何对他即兴的褒贬，尤其是毫无历史经验的人对他的论断，都有失偏颇。
今年是金鲁贤主教（1916.6.20-2013.4.27）诞辰一百周年。我作为曾经接受他培育的学生，在他手中领受神品圣事的神职人员，多年在他身边工作的属下，在此特别时刻，尤其缅想他老人家生前的种种。所以，在他老人家诞辰一百周年之际，我想写几句，一方面回忆他的言行教诲，另一方面表达个人的一些感想。

***         ***        ***

金鲁贤主教，圣名类思，耶稣会士，上海浦东金家巷人。1932年进修院，1938年入耶稣会，1945年5月19日晋铎，1946年毕业于上海徐家汇的耶稣会神学院，随后赴法国、德国、奥地利、意大利罗马等地求学。1950年获罗马宗座额我略大学神学博士学位。1951年回国任徐家汇大修院院长等职。1982年任佘山修院院长。1985年晋牧。1988年任上海教区主教。生前曾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和中国天主教主教团名誉主席，上海市天主教爱国会和上海市天主教教务委员会名誉主任。
金鲁贤主教在其回忆录《绝处逢生》的前言中说：“TO REVEREND PETER LEFEBVRE S.J谨将此书献给我的恩师，传教士的楷模耶稣会士桑黻翰神父。吾之恩师桑神父于1883年生于法国，青年时，由于热爱中国，离乡背井，远渡重洋前来我国做福传工作，先学习汉语，后学完神学晋升铎品，在上海浦东唐墓桥传教。后任震旦大学校长、上海耶稣会会长、上海教区副主教、扬州区总铎、徐汇神学院院长、徐汇总修院教授。他生前多次表示愿死在中国，天主俯听了他的祈祷，1955年上海军管会勒令他迅速出境，押解途中猝然死去，广州邓以明主教将他葬于广州，祝愿他的在天之灵为中国教会邀得更多的恩宠。”
这段话虽是金鲁贤主教在简述他的恩师桑神父，但也可说是金主教在对自己的一生事业、自己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自己的信仰与理想做一总结。
金主教的确一生都在效法他的恩师桑神父。晚年时，我时常有机会临近他，亲聆他的教诲。他多次回忆在国外求学时的情景，在年轻时代，就怀着报效祖国、努力建设中国的天主教会的心志。他曾说，1950年，在罗马读书毕业后，老师同学们都劝他别回国了，以他的才智，完全可以在国外做神父，中国已经不是国民党执政了，而是共产党，共产党是要消灭宗教的。他当时谢绝了那些好心人的挽留。他坚信，他是中国人，他的责任和使命是在中国，他不是为建设外国的教会，而是要回国，来建设中国的天主教会。当时，他的恩师让他学车，并要送他一辆车，好在他回国后，如果中国的天主教被打击、被消灭，他没有工作谋生，至少可以做出租车司机糊口。他也拒绝了。他相信天主自有圣意，他也信任他的祖国，他的人民。
今天，如果对照当年金主教在国外时，那些外国友人对中国的认识，我们会发现到差距是多么巨大。天主教没有在中国被消灭，相反，她是国家宪法和法律保护的合法宗教，党和政府也尊重和扶持合法的宗教。在金主教等老一辈爱国爱教的神长教友们呕心沥血的努力建设下，天主教不断在取得有目共睹的发展。
有一年菲律宾的枢机主教辛海梅来访上海教区，并参观佘山修院，金主教尽地主之谊，亲自全程陪同，并作介绍。当辛海梅主教亲眼看到上海天主教教会的发展，看到上海教会各项牧灵福传事业欣欣向荣的景象时，非常高兴，他也给我们分享了菲律宾教会的情况。那段时期，两地教会不断发展交流，彼此增进认识与理解，因而两国之间的友谊也日益加深。我很有幸，当时被选派为赴菲律宾参观访问的几位修生之一，在暑假时，到菲律宾交流学习。菲律宾教会对中国教会不太了解，总以为我们很闭塞，很落后，然而，当我们几位满脸洋溢着年轻与朝气的修士走访他们的教会学校、堂区、修会、服务机构等团体时，他们对中国的天主教发展，才有了真正的认识。
这便是当时金主教主张的教会发展思路：“走出去，请进来”。走出去，去学习国外天主教会的发展与优长，学习他们的经验；请进来，让国外有学问、有经验的学者教授，来分享理论知识；走出去，也是为展示我们中国天主教会的面貌，向国外不了解中国教会的人士，介绍中国教会的现状；请进来，也是为让国外的友好人士，来亲眼目睹中国教会的发展。金主教自己也每年出国访问交流。有一年，我随他出访欧洲三国（德、瑞、法）。在外国的教堂里主持弥撒讲道时，他的第一句话总是：“我来自中国，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他以自己是中国人感到自豪。每到一处，他总谈起中国教会的发展，邀请友好人士百闻不如一见，来中国看看。
金主教的这种爱国爱教的思想，也深深地扎根于神职人员的培育中。他邀请当时在佘山修院授课的张帆行老师谱写佘山修院院歌，歌中唱到：“莘莘学子蒙主特宠，捐弃俗尘务神功；爱国爱教互勉互助，群芳争妍春风中。猛攻学术关，健步圣德路，此心耿耿，忠贞不渝如劲松。”当时修院有160多位修士，在修院阶梯教室里济济一堂，清爽男声，齐声高歌，洪亮至极。这是他对佘山修院办学理念的体现。作为修院院长，他要培养的，是中国的神职人员，是热爱自己的祖国，热爱自己的教会，热爱自己的文化，热爱福传事业，有上进心的学生。

佘山修院创办四年后，1985年11月21日，在上海徐汇大堂，7位佘山修院的六品修士在挤满一堂的教友们面前，由金鲁贤主教祝圣为司铎。这是佘山修院开办以来举行的第一次晋铎典礼，是佘山修院的第一批成果，也是金主教在佘山修院中培育的第一批学生。这批学生中，有的现在已是教区主教，有的服务在牧灵福传的第一线，他们在不同教区、不同的工作岗位上，秉承金主教的教导，和佘山修院的爱国爱教的精神，致力于牧灵福传事业。
金主教不仅对教会神职人员的信仰学识与爱国情操的培育非常注重，也对所有下一代怀有殷切希望。2003年12月19日，金主教参加福建省福安市民族实验小学光启综合教学楼的落成典礼。此楼为上海教区捐建。他看望学校里的少先队员们，对他们说：“你们是祖国的花朵，是我们国家的希望。我们捐了一点点钱建了这所综合大楼，取名光启综合教学楼。光启是谁？你们可能不知道，他姓徐，上海徐家汇人，他是个大科学家，天文学家，数学家，农业家，还是天主教徒。他一辈子爱国爱人民也爱教会，他是爱国爱教的榜样。他同时是个大官，但他是个清官，他死后留下的只是科学著作。我从小就很崇拜他。你们年纪小，可千万别看你们现在小，希望在你们身上，祖国的未来要托在你们身上。将来你们中会诞生大科学家，你们会像徐光启一样有大贡献。你们将来要爱国，热爱我们的祖国。你们生在福安，过着幸福平安的生活，将来你们中如果谁当了大领导，也要做个清官，领导人民创造幸福生活。”
金主教说话的特点是，没有书卷气，都如聊家常，但是，从他的话语中，可以清楚感觉到他的内心世界，充满了一种高尚风格和大家风范。他是天主教的主教，但在他身上，可以看到一位堂堂正正的中国人的形像。在他的思想中，国家的繁荣富强，和教会的欣欣向荣，是相辅相成的、相得益彰的。所以，他的爱国情操，不只是说在口上，写在纸上，而是实践在生活里，让所有跟他有过交流的人，都能感觉到这位老主教的一颗拳拳爱国心。
金主教的这些思想，都与他自己的亲身经历有关。他经历过祖国被蹂躏、身为亡国奴的悲惨岁月。他在1993年圣母升天瞻礼的弥撒讲道中，意味深长地回忆中国被日本侵略的那段苦难的时光，年轻一代体味不到什么是和平，什么叫侵略，什么叫做亡国奴。他说：“当‘八·一三’开始时，我是21岁的小青年，在徐汇中学教书。闸北地区的老百姓，因为他们的房屋都被炸毁了，只能拎着小包裹，人潮如涌。徐汇中学的大门开了，场上搭建草棚，吸收难民。看看多么可怜呀！本来极好的人家，有家庭，有工作，生活很好的，而今只有手里提着的小包裹，逃到租界里来。上万的人住在难民营地，还有其它地方的难民，几十万人没有家，一切都毁了。当时徐汇中学的校长张家树神父让人准备了稀饭与大饼给难民解决一日三餐。多少时间，难民们过着凄惨的生活，学校开不成了。”金主教叹息道：“不但上海如此，整个中国如此。一旦国家弱了，一旦侵略军进来了，便没有了和平；老百姓也开始受苦了。我们现在享受和平，但我们要知道，想侵略我们、奴役我们的国家还存在着。屠杀我们两千万中国人的国家至今还不肯认错呢！还自以为做得对。如果以为自己做得对，就要重复这些事了。”
这些他亲身经历的事件，是他青年时代所接受的人生中重要的教育课。我们这一代人，没有经历过战火纷飞、生灵涂炭、家破人亡、流离失所的苦难日子，所以在爱国主义的思想上、觉悟上，不能跟像金主教那样的老一辈主教神长相比。但是，我想，珍惜和平，共同建设美好的祖国、和谐的家园，努力传扬基督的福音，建设教会，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国基督徒应该有的责任与使命。现在我们的国家在新一代领导人的带领下，正在建设社会主义强国。我们所面对的，不再是金主教年轻的时候所遭遇的。正如金主教在1995年的牧函中说：“我们处于升平的世界，我国人民享受长期的和平，我们在感谢天主之余，也应该感谢国家领导人，为他们祈祷，求天主圣神保佑他们，光照他们。我们自己应为国家的团结，社会的安定做出贡献，决不搞分裂，决不制造矛盾。人民的生活日见改善，这是好事，天主原本要我们共同富裕起来。耶稣反对的是贫富不均，而不是反对以劳动、以公平的手段致富。我们要鼓励信徒群众和全国人民一起‘奔小康’，使小康的生活更为宽裕，富裕后应想着人家，帮助人家。我们积极活现世的生活，同时追求来世的永福。”
金主教的话语，时时处处反应出他心中不只是装着教会，更装着自己的祖国。一个主教和一个中国人，这双重身份，在他身上，随着经历的事情越来越多，也变得越来越不可分割、牢不可破。
今天，在金主教诞辰一百周年之际，我重新翻开他的著作细细阅读，细细体味他的思想和他的心情。我越来越感觉到他经历的不凡，他思想的深刻，和他胸襟的开阔。他几乎从来没有抱怨过，他总是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他从来没有对自己的国家刻意挑剔，他总是在思考并努力以自己的主教身份和能力为国家的富强、社会的和谐安定做点什么；他对教会的分裂和教会内部的问题常痛心疾首，想方设法加以改善，并时时为之祈祷，但是对别人对他的不理解、谩骂、人身攻击，淡然处之、一笑了之、甚至以德报怨，从来没有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知道自己肩负的责任，是带领上海的信徒们善度虔敬热诚的信仰生活，与信徒们一起建设繁荣富强的祖国、建设和谐平安的社会、建设康乐幸福的家庭，不要让信徒们与国家、与社会对立起来，相反，要使信徒们成为地上盐、世上光，成为国家公民中的模范。这一点，我在金主教身上，逐渐体味出来。我也认识到，这是我们这一代基督徒，或者是身负牧灵福传事业之责的神职人员，应该有的思想高度，和人生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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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7-22 21:54:51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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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万岁万万岁
习近平主席万岁万万岁
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万岁万万岁

他的心里装着祖国与教会
——写于金鲁贤主教诞辰一百周年之际（一）

我与金鲁贤主教认识，有三十多年了。上世纪80年代初，金主教回上海，那时他尚未晋牧，由于我父亲跟他是老相识，所以从那时起，便一直在他做拉丁弥撒时，为他辅祭。而我也被母亲介绍给他，说希望将来修道做神父。那时，正在筹措创办修院，培养天主教会的接班人。教会经过二、三十年的停滞，已是青黄不接。徐家汇原有大小修院，但日益发展的商业气息和热闹氛围，已不再适合开办修道院。当时经过政府协调，易地在佘山南麓开设佘山修院。金主教任院长。他在四十年代时，就已经担任过大修院院长之职，所以任佘山修院院长，可谓驾轻就熟。1986年，我高中毕业，顺利进入佘山修院。自此，他既是我的院长，我的老师，也是我的主教。从修院里听他讲课、神修训言，到修院毕业开始牧灵福传工作，我一直追随在他身边。
他经历过军阀割据、民国动荡、日本侵略、解放以及上世纪五十、六十、七十年代的各种运动，所以，他的一生，不仅拥有长度，更拥有深度和厚度，非我辈，甚至比我们还年轻的一辈所能理解。故任何对他即兴的褒贬，尤其是毫无历史经验的人对他的论断，都有失偏颇。
今年是金鲁贤主教（1916.6.20-2013.4.27）诞辰一百周年。我作为曾经接受他培育的学生，在他手中领受神品圣事的神职人员，多年在他身边工作的属下，在此特别时刻，尤其缅想他老人家生前的种种。所以，在他老人家诞辰一百周年之际，我想写几句，一方面回忆他的言行教诲，另一方面表达个人的一些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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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鲁贤主教，圣名类思，耶稣会士，上海浦东金家巷人。1932年进修院，1938年入耶稣会，1945年5月19日晋铎，1946年毕业于上海徐家汇的耶稣会神学院，随后赴法国、德国、奥地利、意大利罗马等地求学。1950年获罗马宗座额我略大学神学博士学位。1951年回国任徐家汇大修院院长等职。1982年任佘山修院院长。1985年晋牧。1988年任上海教区主教。生前曾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和中国天主教主教团名誉主席，上海市天主教爱国会和上海市天主教教务委员会名誉主任。
金鲁贤主教在其回忆录《绝处逢生》的前言中说：“TO REVEREND PETER LEFEBVRE S.J谨将此书献给我的恩师，传教士的楷模耶稣会士桑黻翰神父。吾之恩师桑神父于1883年生于法国，青年时，由于热爱中国，离乡背井，远渡重洋前来我国做福传工作，先学习汉语，后学完神学晋升铎品，在上海浦东唐墓桥传教。后任震旦大学校长、上海耶稣会会长、上海教区副主教、扬州区总铎、徐汇神学院院长、徐汇总修院教授。他生前多次表示愿死在中国，天主俯听了他的祈祷，1955年上海军管会勒令他迅速出境，押解途中猝然死去，广州邓以明主教将他葬于广州，祝愿他的在天之灵为中国教会邀得更多的恩宠。”
这段话虽是金鲁贤主教在简述他的恩师桑神父，但也可说是金主教在对自己的一生事业、自己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自己的信仰与理想做一总结。
金主教的确一生都在效法他的恩师桑神父。晚年时，我时常有机会临近他，亲聆他的教诲。他多次回忆在国外求学时的情景，在年轻时代，就怀着报效祖国、努力建设中国的天主教会的心志。他曾说，1950年，在罗马读书毕业后，老师同学们都劝他别回国了，以他的才智，完全可以在国外做神父，中国已经不是国民党执政了，而是共产党，共产党是要消灭宗教的。他当时谢绝了那些好心人的挽留。他坚信，他是中国人，他的责任和使命是在中国，他不是为建设外国的教会，而是要回国，来建设中国的天主教会。当时，他的恩师让他学车，并要送他一辆车，好在他回国后，如果中国的天主教被打击、被消灭，他没有工作谋生，至少可以做出租车司机糊口。他也拒绝了。他相信天主自有圣意，他也信任他的祖国，他的人民。
今天，如果对照当年金主教在国外时，那些外国友人对中国的认识，我们会发现到差距是多么巨大。天主教没有在中国被消灭，相反，她是国家宪法和法律保护的合法宗教，党和政府也尊重和扶持合法的宗教。在金主教等老一辈爱国爱教的神长教友们呕心沥血的努力建设下，天主教不断在取得有目共睹的发展。
有一年菲律宾的枢机主教辛海梅来访上海教区，并参观佘山修院，金主教尽地主之谊，亲自全程陪同，并作介绍。当辛海梅主教亲眼看到上海天主教教会的发展，看到上海教会各项牧灵福传事业欣欣向荣的景象时，非常高兴，他也给我们分享了菲律宾教会的情况。那段时期，两地教会不断发展交流，彼此增进认识与理解，因而两国之间的友谊也日益加深。我很有幸，当时被选派为赴菲律宾参观访问的几位修生之一，在暑假时，到菲律宾交流学习。菲律宾教会对中国教会不太了解，总以为我们很闭塞，很落后，然而，当我们几位满脸洋溢着年轻与朝气的修士走访他们的教会学校、堂区、修会、服务机构等团体时，他们对中国的天主教发展，才有了真正的认识。
这便是当时金主教主张的教会发展思路：“走出去，请进来”。走出去，去学习国外天主教会的发展与优长，学习他们的经验；请进来，让国外有学问、有经验的学者教授，来分享理论知识；走出去，也是为展示我们中国天主教会的面貌，向国外不了解中国教会的人士，介绍中国教会的现状；请进来，也是为让国外的友好人士，来亲眼目睹中国教会的发展。金主教自己也每年出国访问交流。有一年，我随他出访欧洲三国（德、瑞、法）。在外国的教堂里主持弥撒讲道时，他的第一句话总是：“我来自中国，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他以自己是中国人感到自豪。每到一处，他总谈起中国教会的发展，邀请友好人士百闻不如一见，来中国看看。
金主教的这种爱国爱教的思想，也深深地扎根于神职人员的培育中。他邀请当时在佘山修院授课的张帆行老师谱写佘山修院院歌，歌中唱到：“莘莘学子蒙主特宠，捐弃俗尘务神功；爱国爱教互勉互助，群芳争妍春风中。猛攻学术关，健步圣德路，此心耿耿，忠贞不渝如劲松。”当时修院有160多位修士，在修院阶梯教室里济济一堂，清爽男声，齐声高歌，洪亮至极。这是他对佘山修院办学理念的体现。作为修院院长，他要培养的，是中国的神职人员，是热爱自己的祖国，热爱自己的教会，热爱自己的文化，热爱福传事业，有上进心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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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教：爱国会最爱教。
天主教的权力要牢牢掌握在爱国爱教的人的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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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教：爱国会最爱教。
天主教的权力要牢牢掌握在爱国爱教的人的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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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不能让汉奸王八蛋卖国贼窃取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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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图
麦克马洪线
麦克马洪线（McMahon Line）：是1935年起伪造的。[1]
一、旧说法：是1914年西姆拉会议后个阶段由英方代表威廉·亨利·麦克马洪（Sir Henry McMahon）命名的，其依据英国探险家为英属印度测量时划的一条位于英属印度和中国的边界，表示单方面的侵占欲望。英国政府迟迟未敢公布，1936年非法的麦线才开始出现在英属印度地图上，直到1954年一直注明是“未标定界”。
1、藏南地区段：1913年提出的，侵占9万平方公里的藏南（包括门隅、珞隅和察隅）。噶厦地方政府和历届中国中央政府都没承认过。
2、缅甸段（后来大体重叠于1941年线）：主要涉及江心坡、野人山地区。历代政府没承认1914年麦线缅甸段。大体重叠于1941年交换线：1941年民国政府用换文形式被迫同意英国提出的中缅界线，是抗日战争中期中国危险高峰期被迫换取英国支持（不阻扰）抗日的产物（英国发出封闭中国战时生命线滇缅公路的卑鄙威胁），1960年《中缅边界协定》承认民国政府的该划界。
3、不能混淆麦线缅甸段与1941年线的性质差别：一个是抢，一个是换利益。
4、印度的歪理：印度混同麦线缅甸段与中缅界1941年线，欲参照藏南段。
二、新发现：麦克马洪线是1935年起伪造的：1914年西拉姆会议上，根本不存在什么“麦克马洪线”。[1]麦线的降生是1936年首次公开提及此词，由一批英国和英属印度政府官员采用编造历史、销毁证据、出版伪书等不光彩手段伪造出来的，1938年伪装成旧书，孰料仍有两册真书劫后余生，真相昭然。[1]
中文名
麦克马洪线
外文名
McMahon Line
关系
英属印度与中国的划界
旧的说法1
西姆拉会议期间英方代表麦克马洪
旧的说法2
1914年做出的
麦线藏南段
历史背景
1913年10月至1914年7月，英国、中国和中国西藏地方三方代表在英属印度西姆拉开会，讨论西藏的地位问题。会议期间（后个阶段），英印政府外交大臣麦克马洪利诱中国西藏地方噶夏的代表，背着中国中央政府北洋政府代表，搞了一份划界换文，将边界从阿萨姆平原边缘向中国西藏方向推移150公里，新边界以喜马拉雅山脊分水岭的连接线作为界线，西起中国-不丹边界，东至独龙江流域的伊索拉希山口，长约1700公里，涉及门隅（现大体在错那县版图）、珞隅（现大体在墨脱县版图）和察隅，将原属于中国西藏地方的9万平方公里国土划入英属印度。

历史名称区域关系
中方反对
以前从来没有说过这个线，1936年才首次公开提及此线。
1、噶夏地方政权反对
英印政府对划界一事秘而不宣，当时对西藏拥有主权的中国中央政府并不知道，达赖喇嘛和噶夏政权也未给其参加西姆拉会议的代表有划界的授权，后来了解了情况的噶夏政权对麦克马洪线不予承认。

当代名称区域关系
2、历届民国政府反对
北洋政府和南京政府都反对。
因为没有达成一致，所以英国自己也并没有将麦克马洪线作为边界线。直到1936年，麦克马洪线第一次出现在英属印度的地图上，标注为“未标定国界”。但即使“未定”，这个行为遭到了中国政府（已经变成了南京国民政府）的反对。

麦克马洪线 地势
当20多年后，英国政府正式把麦克马洪线标入地图和政府文书后，也遭到南京国民政府的反对。1947年，当刚独立的印度在南京建立大使馆时，国民政府也对印度代办明确表示了不承认麦克马洪线的态度。
1913年10月13日，英国、中国中央政府（中华民国北洋政府）和中国西藏地方的代表在西姆拉举行三方会谈。西藏地方要求承认和保证其完全完整的独立地位，中国中央政府则坚持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要求拥有西藏的外交和国防权利，以及一定程度的地方行政权利，英国则以划分外藏和内藏的方案进行调和。三方代表草签了一个三方协议，但中国中央政府拒绝承认草签，拒绝在正式协议上签字，同时声明不承认英藏双方签订的任何条约和协议，结果这次会议并没有任何结果。

网民的画线，有些偏北，不太准确
麦克马洪线是英印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代表背着中国中央政府的秘密交易，中国政府一直不承认过麦克马洪线的合法性。
整个中印边界全长1700公里，分东、中、西三段。在每一段边界上都有争议领土。
3、新中国反对
1949年后，中国继续不承认麦线。
新成立的印度在处理国际事务方面比中国人表现的成熟和狡猾，他们充分利用了中国人对自己的依重，完成了当年英国人也未能实现的领土扩张。英印统治期间，虽然公布了麦克马洪线为边界，但是英国人也仅仅在极个别地区，试探性地侵入门隅和察隅地区，不敢放胆占领。1950年初，印度军队则大胆越过西山口进军达旺，到1954年印军完全控制麦线以南原西藏的门隅-洛隅-下察隅地区。印度政府为此成立了东北边境特区进行管辖。

1954年6月，周恩来和尼赫鲁进行第六次会谈，周恩来说：麦克马洪线不仅中印边界有，而且在中缅边界也有，这是英国殖民主义者造成的，他们用铅笔从喜马拉雅山画过来，就像瓜分非洲一样。因此，这条线中国政府不能承认，但是目前维持现状，双方都不要越过这条线。尼赫鲁表示：如果有机会，双方协商进行调整。[2][3]

麦克马洪线详图
在1956年10月吴努访问中国与周恩来全面商讨如何解决中缅边界问题时，双方都谈到了中缅边界北段的“未定界”问题和“麦克马洪线”问题。周恩来明确表示：“‘麦克马洪线’中国政府是不能承认的，那是英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留下的，是非法的，中国人民和缅甸人民不能负这个责任。现在两国独立了，又是友好国家，新中国政府可以根据新的情况与新的关系，可以从现实情况出发考虑‘麦线’问题，但不能用‘麦线’来划界。”[4]
周恩来在1956年对尼赫鲁介绍中缅边界谈判的情况时，也特别提到“麦克马洪线”问题，周恩来说：“这个线是不合法的，中国历届政府都不承认，新中国政府自然也不能承认。这是英国侵略中国的产物，中印两国人民不负这个责任。现在中国、印度、缅甸都独立了，我们应该根据新的现实情况，加以现实的解决。”[4]
边界冲突
中印边界争议
①东段：争议领土9万平方公里领土，全部被印度占领。

中印实际控制线就是非法的“麦克马洪线”。印度地图已经将其作为它的正式、合法边界，并于1987年宣布成立了“阿鲁纳恰尔邦”。
②中段，争议领土2100平方公里，分为4处，全部被印度占领。
③在西段，争议领土3.3万平方公里，主要是中国的阿克赛钦地区。其中印度占领巴里加斯一处，其余都控制在中国手中。
以上三段合计，印度共占领中国9.2万平方公里领土，相当于六个北京、一个浙江省、两个半台湾省，比英阿争夺的马岛大10倍，比日俄争执的“北方四岛”大20倍，为中国总领土的一百零一分之一。这样大面积的领土争端，在现代国际社会中，是一个国家非法侵占别国领土的最大案例。

9.2万。
那么这次又要丢多少呢。

50年后，一位印度老兵指着印度地图对孙子说，50年前爷爷为国家拓展了边界。

这位印度人笑着对孙子继续说，他们的领土不断减少，对内却宣称自己是最强的。

然后这位印度孙子和他的日本朋友，越南朋友谈起此事。日本人越南人附和说，巧，他们的爷爷也这么说过。那个国家真奇怪啊，这样居然说自己强大，不是皇帝新衣的故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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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马洪线
麦克马洪线（McMahon Line）：是1935年起伪造的。[1]
一、旧说法：是1914年西姆拉会议后个阶段由英方代表威廉·亨利·麦克马洪（Sir Henry McMahon）命名的，其依据英国探险家为英属印度测量时划的一条位于英属印度和中国的边界，表示单方面的侵占欲望。英国政府迟迟未敢公布，1936年非法的麦线才开始出现在英属印度地图上，直到1954年一直注明是“未标定界”。
1、藏南地区段：1913年提出的，侵占9万平方公里的藏南（包括门隅、珞隅和察隅）。噶厦地方政府和历届中国中央政府都没承认过。
2、缅甸段（后来大体重叠于1941年线）：主要涉及江心坡、野人山地区。历代政府没承认1914年麦线缅甸段。大体重叠于1941年交换线：1941年民国政府用换文形式被迫同意英国提出的中缅界线，是抗日战争中期中国危险高峰期被迫换取英国支持（不阻扰）抗日的产物（英国发出封闭中国战时生命线滇缅公路的卑鄙威胁），1960年《中缅边界协定》承认民国政府的该划界。
3、不能混淆麦线缅甸段与1941年线的性质差别：一个是抢，一个是换利益。
4、印度的歪理：印度混同麦线缅甸段与中缅界1941年线，欲参照藏南段。
二、新发现：麦克马洪线是1935年起伪造的：1914年西拉姆会议上，根本不存在什么“麦克马洪线”。[1]麦线的降生是1936年首次公开提及此词，由一批英国和英属印度政府官员采用编造历史、销毁证据、出版伪书等不光彩手段伪造出来的，1938年伪装成旧书，孰料仍有两册真书劫后余生，真相昭然。[1]
中文名
麦克马洪线
外文名
McMahon Line
关系
英属印度与中国的划界
旧的说法1
西姆拉会议期间英方代表麦克马洪
旧的说法2
1914年做出的
麦线藏南段
历史背景
1913年10月至1914年7月，英国、中国和中国西藏地方三方代表在英属印度西姆拉开会，讨论西藏的地位问题。会议期间（后个阶段），英印政府外交大臣麦克马洪利诱中国西藏地方噶夏的代表，背着中国中央政府北洋政府代表，搞了一份划界换文，将边界从阿萨姆平原边缘向中国西藏方向推移150公里，新边界以喜马拉雅山脊分水岭的连接线作为界线，西起中国-不丹边界，东至独龙江流域的伊索拉希山口，长约1700公里，涉及门隅（现大体在错那县版图）、珞隅（现大体在墨脱县版图）和察隅，将原属于中国西藏地方的9万平方公里国土划入英属印度。

历史名称区域关系
中方反对
以前从来没有说过这个线，1936年才首次公开提及此线。
1、噶夏地方政权反对
英印政府对划界一事秘而不宣，当时对西藏拥有主权的中国中央政府并不知道，达赖喇嘛和噶夏政权也未给其参加西姆拉会议的代表有划界的授权，后来了解了情况的噶夏政权对麦克马洪线不予承认。

当代名称区域关系
2、历届民国政府反对
北洋政府和南京政府都反对。
因为没有达成一致，所以英国自己也并没有将麦克马洪线作为边界线。直到1936年，麦克马洪线第一次出现在英属印度的地图上，标注为“未标定国界”。但即使“未定”，这个行为遭到了中国政府（已经变成了南京国民政府）的反对。

麦克马洪线 地势
当20多年后，英国政府正式把麦克马洪线标入地图和政府文书后，也遭到南京国民政府的反对。1947年，当刚独立的印度在南京建立大使馆时，国民政府也对印度代办明确表示了不承认麦克马洪线的态度。
1913年10月13日，英国、中国中央政府（中华民国北洋政府）和中国西藏地方的代表在西姆拉举行三方会谈。西藏地方要求承认和保证其完全完整的独立地位，中国中央政府则坚持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要求拥有西藏的外交和国防权利，以及一定程度的地方行政权利，英国则以划分外藏和内藏的方案进行调和。三方代表草签了一个三方协议，但中国中央政府拒绝承认草签，拒绝在正式协议上签字，同时声明不承认英藏双方签订的任何条约和协议，结果这次会议并没有任何结果。

网民的画线，有些偏北，不太准确
麦克马洪线是英印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代表背着中国中央政府的秘密交易，中国政府一直不承认过麦克马洪线的合法性。
整个中印边界全长1700公里，分东、中、西三段。在每一段边界上都有争议领土。
3、新中国反对
1949年后，中国继续不承认麦线。
新成立的印度在处理国际事务方面比中国人表现的成熟和狡猾，他们充分利用了中国人对自己的依重，完成了当年英国人也未能实现的领土扩张。英印统治期间，虽然公布了麦克马洪线为边界，但是英国人也仅仅在极个别地区，试探性地侵入门隅和察隅地区，不敢放胆占领。1950年初，印度军队则大胆越过西山口进军达旺，到1954年印军完全控制麦线以南原西藏的门隅-洛隅-下察隅地区。印度政府为此成立了东北边境特区进行管辖。

1954年6月，周恩来和尼赫鲁进行第六次会谈，周恩来说：麦克马洪线不仅中印边界有，而且在中缅边界也有，这是英国殖民主义者造成的，他们用铅笔从喜马拉雅山画过来，就像瓜分非洲一样。因此，这条线中国政府不能承认，但是目前维持现状，双方都不要越过这条线。尼赫鲁表示：如果有机会，双方协商进行调整。[2][3]

麦克马洪线详图
在1956年10月吴努访问中国与周恩来全面商讨如何解决中缅边界问题时，双方都谈到了中缅边界北段的“未定界”问题和“麦克马洪线”问题。周恩来明确表示：“‘麦克马洪线’中国政府是不能承认的，那是英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留下的，是非法的，中国人民和缅甸人民不能负这个责任。现在两国独立了，又是友好国家，新中国政府可以根据新的情况与新的关系，可以从现实情况出发考虑‘麦线’问题，但不能用‘麦线’来划界。”[4]
周恩来在1956年对尼赫鲁介绍中缅边界谈判的情况时，也特别提到“麦克马洪线”问题，周恩来说：“这个线是不合法的，中国历届政府都不承认，新中国政府自然也不能承认。这是英国侵略中国的产物，中印两国人民不负这个责任。现在中国、印度、缅甸都独立了，我们应该根据新的现实情况，加以现实的解决。”[4]
边界冲突
中印边界争议
①东段：争议领土9万平方公里领土，全部被印度占领。

中印实际控制线就是非法的“麦克马洪线”。印度地图已经将其作为它的正式、合法边界，并于1987年宣布成立了“阿鲁纳恰尔邦”。
②中段，争议领土2100平方公里，分为4处，全部被印度占领。
③在西段，争议领土3.3万平方公里，主要是中国的阿克赛钦地区。其中印度占领巴里加斯一处，其余都控制在中国手中。
以上三段合计，印度共占领中国9.2万平方公里领土，相当于六个北京、一个浙江省、两个半台湾省，比英阿争夺的马岛大10倍，比日俄争执的“北方四岛”大20倍，为中国总领土的一百零一分之一。这样大面积的领土争端，在现代国际社会中，是一个国家非法侵占别国领土的最大案例。

9.2万。
那么这次又要丢多少呢。

50年后，一位印度老兵指着印度地图对孙子说，50年前爷爷为国家拓展了边界。

这位印度人笑着对孙子继续说，他们的领土不断减少，对内却宣称自己是最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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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马洪线
麦克马洪线（McMahon Line）：是1935年起伪造的。[1]
一、旧说法：是1914年西姆拉会议后个阶段由英方代表威廉·亨利·麦克马洪（Sir Henry McMahon）命名的，其依据英国探险家为英属印度测量时划的一条位于英属印度和中国的边界，表示单方面的侵占欲望。英国政府迟迟未敢公布，1936年非法的麦线才开始出现在英属印度地图上，直到1954年一直注明是“未标定界”。
1、藏南地区段：1913年提出的，侵占9万平方公里的藏南（包括门隅、珞隅和察隅）。噶厦地方政府和历届中国中央政府都没承认过。
2、缅甸段（后来大体重叠于1941年线）：主要涉及江心坡、野人山地区。历代政府没承认1914年麦线缅甸段。大体重叠于1941年交换线：1941年民国政府用换文形式被迫同意英国提出的中缅界线，是抗日战争中期中国危险高峰期被迫换取英国支持（不阻扰）抗日的产物（英国发出封闭中国战时生命线滇缅公路的卑鄙威胁），1960年《中缅边界协定》承认民国政府的该划界。
3、不能混淆麦线缅甸段与1941年线的性质差别：一个是抢，一个是换利益。
4、印度的歪理：印度混同麦线缅甸段与中缅界1941年线，欲参照藏南段。
二、新发现：麦克马洪线是1935年起伪造的：1914年西拉姆会议上，根本不存在什么“麦克马洪线”。[1]麦线的降生是1936年首次公开提及此词，由一批英国和英属印度政府官员采用编造历史、销毁证据、出版伪书等不光彩手段伪造出来的，1938年伪装成旧书，孰料仍有两册真书劫后余生，真相昭然。[1]
中文名
麦克马洪线
外文名
McMahon Line
关系
英属印度与中国的划界
旧的说法1
西姆拉会议期间英方代表麦克马洪
旧的说法2
1914年做出的
麦线藏南段
历史背景
1913年10月至1914年7月，英国、中国和中国西藏地方三方代表在英属印度西姆拉开会，讨论西藏的地位问题。会议期间（后个阶段），英印政府外交大臣麦克马洪利诱中国西藏地方噶夏的代表，背着中国中央政府北洋政府代表，搞了一份划界换文，将边界从阿萨姆平原边缘向中国西藏方向推移150公里，新边界以喜马拉雅山脊分水岭的连接线作为界线，西起中国-不丹边界，东至独龙江流域的伊索拉希山口，长约1700公里，涉及门隅（现大体在错那县版图）、珞隅（现大体在墨脱县版图）和察隅，将原属于中国西藏地方的9万平方公里国土划入英属印度。

历史名称区域关系
中方反对
以前从来没有说过这个线，1936年才首次公开提及此线。
1、噶夏地方政权反对
英印政府对划界一事秘而不宣，当时对西藏拥有主权的中国中央政府并不知道，达赖喇嘛和噶夏政权也未给其参加西姆拉会议的代表有划界的授权，后来了解了情况的噶夏政权对麦克马洪线不予承认。

当代名称区域关系
2、历届民国政府反对
北洋政府和南京政府都反对。
因为没有达成一致，所以英国自己也并没有将麦克马洪线作为边界线。直到1936年，麦克马洪线第一次出现在英属印度的地图上，标注为“未标定国界”。但即使“未定”，这个行为遭到了中国政府（已经变成了南京国民政府）的反对。

麦克马洪线 地势
当20多年后，英国政府正式把麦克马洪线标入地图和政府文书后，也遭到南京国民政府的反对。1947年，当刚独立的印度在南京建立大使馆时，国民政府也对印度代办明确表示了不承认麦克马洪线的态度。
1913年10月13日，英国、中国中央政府（中华民国北洋政府）和中国西藏地方的代表在西姆拉举行三方会谈。西藏地方要求承认和保证其完全完整的独立地位，中国中央政府则坚持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要求拥有西藏的外交和国防权利，以及一定程度的地方行政权利，英国则以划分外藏和内藏的方案进行调和。三方代表草签了一个三方协议，但中国中央政府拒绝承认草签，拒绝在正式协议上签字，同时声明不承认英藏双方签订的任何条约和协议，结果这次会议并没有任何结果。

网民的画线，有些偏北，不太准确
麦克马洪线是英印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代表背着中国中央政府的秘密交易，中国政府一直不承认过麦克马洪线的合法性。
整个中印边界全长1700公里，分东、中、西三段。在每一段边界上都有争议领土。
3、新中国反对
1949年后，中国继续不承认麦线。
新成立的印度在处理国际事务方面比中国人表现的成熟和狡猾，他们充分利用了中国人对自己的依重，完成了当年英国人也未能实现的领土扩张。英印统治期间，虽然公布了麦克马洪线为边界，但是英国人也仅仅在极个别地区，试探性地侵入门隅和察隅地区，不敢放胆占领。1950年初，印度军队则大胆越过西山口进军达旺，到1954年印军完全控制麦线以南原西藏的门隅-洛隅-下察隅地区。印度政府为此成立了东北边境特区进行管辖。

1954年6月，周恩来和尼赫鲁进行第六次会谈，周恩来说：麦克马洪线不仅中印边界有，而且在中缅边界也有，这是英国殖民主义者造成的，他们用铅笔从喜马拉雅山画过来，就像瓜分非洲一样。因此，这条线中国政府不能承认，但是目前维持现状，双方都不要越过这条线。尼赫鲁表示：如果有机会，双方协商进行调整。[2][3]

麦克马洪线详图
在1956年10月吴努访问中国与周恩来全面商讨如何解决中缅边界问题时，双方都谈到了中缅边界北段的“未定界”问题和“麦克马洪线”问题。周恩来明确表示：“‘麦克马洪线’中国政府是不能承认的，那是英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留下的，是非法的，中国人民和缅甸人民不能负这个责任。现在两国独立了，又是友好国家，新中国政府可以根据新的情况与新的关系，可以从现实情况出发考虑‘麦线’问题，但不能用‘麦线’来划界。”[4]
周恩来在1956年对尼赫鲁介绍中缅边界谈判的情况时，也特别提到“麦克马洪线”问题，周恩来说：“这个线是不合法的，中国历届政府都不承认，新中国政府自然也不能承认。这是英国侵略中国的产物，中印两国人民不负这个责任。现在中国、印度、缅甸都独立了，我们应该根据新的现实情况，加以现实的解决。”[4]
边界冲突
中印边界争议
①东段：争议领土9万平方公里领土，全部被印度占领。

中印实际控制线就是非法的“麦克马洪线”。印度地图已经将其作为它的正式、合法边界，并于1987年宣布成立了“阿鲁纳恰尔邦”。
②中段，争议领土2100平方公里，分为4处，全部被印度占领。
③在西段，争议领土3.3万平方公里，主要是中国的阿克赛钦地区。其中印度占领巴里加斯一处，其余都控制在中国手中。
以上三段合计，印度共占领中国9.2万平方公里领土，相当于六个北京、一个浙江省、两个半台湾省，比英阿争夺的马岛大10倍，比日俄争执的“北方四岛”大20倍，为中国总领土的一百零一分之一。这样大面积的领土争端，在现代国际社会中，是一个国家非法侵占别国领土的最大案例。

9.2万。
那么这次又要丢多少呢。

50年后，一位印度老兵指着印度地图对孙子说，50年前爷爷为国家拓展了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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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7-22 21:39:22 发表
网友 arahatta 的原文：

主啊！求你使我做个和平的使者：
哪里有仇恨，让我去播种友爱；
哪里有凌辱，让我去劝说宽恕；
哪里有分裂，让我去促进团结；
哪里有疑云，让我去增强信念；
哪里有谬误，让我去宣扬真理；
哪里有沮丧，让我去激起希望；
哪里有忧愁，让我去诱发喜乐；
哪里有黑暗，让我去点燃亮光。
圣善的主啊！求你教导我：
与其等待他人安慰，宁先安慰人；
与其等待他人谅解，宁先谅解人；
与其等待他人关怀，宁先关怀人。
更求你教我领悟：
在施舍中，我们正在接受恩惠；
在宽恕中，我们必定蒙主赦宥；
在临终时，我们即是进入永生。
阿们！

你该这样说：那里有教混子、那里有教会的败类、那里有混蛋、哪里就有我，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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