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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自认变强了，而梵蒂冈自认变弱了，所以妥协。

中共自认变强了，而梵蒂冈自认变弱了，所以妥协。

中梵关系正常化的重要标志，是产生了一个没有自选自圣的爱国会，这个爱国会完全区别于过往的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爱国会。没有中梵关系正常化，这样的变化是不可思议的。

《中梵破冰各有所需 上帝凯撒以民为本》

2018年2月12日 星期一 09:40
来自/明报


明报社评

近期，有关梵蒂冈教廷与中国政府之间就主教任命问题即将达成协议的报道，引来了诸多争议。有报道称，梵蒂冈在主教任命问题上向北京让步，曾于去年两度派代表团前往中国，要求获教廷承认的两名主教让位给中国官方教会的主教。这被认为是中梵关系的重大突破，但也被教会内部分人士，包括香港教区荣休主教陈日君指为“虚荣”，是“邪恶的”背叛。中梵关系的这一戏剧性变化，其实是双方各有所求。各方应以内地天主教徒的福祉作为最高考量。

教廷对华让步大 特事特办有先例

70年来内地天主教会一直有官办与地下两派之分，现有逾100名主教中，约30名是获教廷任命、但未获中国官方承认的“地下主教”，另外70名官方“自选自圣”的主教，除7人曾被教廷“绝罚”（逐出教会）外，其他主教也都获得教廷认可。

“劝说”地下主教“让位”予官方主教如果属实，确实称得上是梵蒂冈向中方作出的最大实质让步。

虽然中梵协议的具体内容仍有待官方证实，不过，过去70年来，因应中国的特殊环境，教廷突破传统“特事特办”并非首次。1948年，教宗庇护十二世就发布通谕：在中共统治地区，司铎可暂时不守除独身以外的教会规矩，做弥撒行圣事可按“圣教艰难”时办法（即隐秘办法）；1962年，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宣布不再使用“裂教”一词形容内地教会的情况；1980年代，教宗若望保禄二世时期，教廷国务卿宣布只要内地主教承认教宗的首席权，便可成为合法主教，为中梵关系改善创造了基本条件。由此，中国官方“自选自圣”的主教也可获教廷承认，成为实际上由中梵双方认可的主教。

2007年教宗本笃十六世在致中国教会牧函中表示，“秘密状态并非属于教会生活的常规”，被解读为指“地下教会”不应是永久状态。2016年11月7日教廷曾发表声明，谴责一名地下教会神职人员自任主教的行为“不合教法”。

中梵关系今年有机会出现重大突破，既是双方在经过多年艰辛谈判，多番讨价还价、参照“越南模式”的结果，同时亦是双方对内地天主教实际情况的考量后各有所需。有估计指出内地天主教人口已从最高峰时的1200万，回落到现在的1000万出头，而与此同时，内地其他宗教的信徒人数却增长迅速。中梵双方70年来的争斗，内地天主教会受到极大影响，主教老迈，很多教区缺乏牧者，教会被分裂成地上、地下两派，可以说，中梵对立已经成了天主教会在内地发展的最大樽颈，所以教廷急需重返内地，去协助内地的天主教徒。更何况，梵蒂冈的退让其实也隐含“以退为进”的策略，即承认7名官方主教来换取30多名地下主教的合法化，对于教廷来说显然是以较小代价重返内地的一大进展，对内地广大教友也是福音。

内地教会缺牧者 京藉平衡基督教

对于北京来说，内地近年因信仰的缺失，宗教发展迅猛令当局忧心。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6年4月的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指出，宗教问题始终是中共治国理政必须处理好的重大问题，因为事关社会和谐、民族团结、国家安全和祖国统一。他强调，做好宗教工作，关键是要在“导”上想得深、看得透、把得准，做到“导”之有方、“导”之有力、“导”之有效，牢牢掌握宗教工作主动权。

与天主教发展的停滞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近年内地的基督教徒数量出现爆发式增长，估计已达5000万到6000万，“家庭教会”遍地开花。与天主教相较，本土的基督教在权力上更为分散，更不注重等级制度，可更加灵活地回应信徒需求。与教廷这样的成建制体系相较，政府控制的难度更大。因此，对中国政府来说，与教廷改善关系，适当扶持天主教的发展，与发展有俄罗斯背景的东正教一样，都有平衡基督教发展的考量。

中国宪法明文规定，“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但按照外间报道中梵关于主教任命达成的共识方案，北京让教廷拥有主教任命的最终否决权，可算是一个重大让步。无论如何，中梵关系解冻后，都意味着内地的天主教会至少在形式上重新融入普世教会体系。

至于中梵建交对台湾的冲击，只不过是双方关系改善的副产品，早在中国加入联合国之后，教廷实际上已将对台关系降格，而当台北的中国主教团在1998年更名为台湾地区主教团后，教廷将大使馆由台北迁至北京已是时间问题。相信中梵关系的改善也不必然对台湾信徒的福祉造成影响，“让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这也是外间看待中梵关系应该回归的本源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