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将收集世界各大报纸对此一段时间中梵关系的报道，排除观点重复且无新意的报道。此更新直到出现另一重大事件为止。
此一阶段我们命名为：中梵协议猜测期。
—— 天主教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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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天主教徒抗议中梵交易
VOA
香港 —
香港许多天主教徒对梵蒂冈近期采取行动，恢复与中国政府的关系感到困惑和不安，而北京则在不断让批评者噤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近七十年来从未与罗马天主教廷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原因是梵蒂冈在全球任命其主教的传统，一直被中国大陆领导层认为是干涉其内部事务的做法。
中国的天主教徒获准在一个政府监督的实体领导下进行宗教活动，这个实体就是天主教爱国会，主教由政府正式命名。这些主教中有一些也得到了梵蒂冈的默许，但不是全部。罗马教廷认为，由爱国教会主持的圣礼是有效的，但政府对其严格控制已有几十年的历史，促使许多天主教徒在所谓的“地下”天主教会活动，这些教会成员认为自己是罗马教会真正的追随者。但地下教会被官方宣布为非法，其成员经常遭到逮捕和迫害。
批评人士说，罗马教廷和中国政府之间达成的一项协议将使梵蒂冈在中国更公开地运作，但给北京对教会的更大控制权。
在香港的一次祈祷会上，退休枢机主教、同时长期批评北京的陈日君跟一些信徒们默默祈祷。近几周来，他称梵蒂冈与北京之间达成的任何能让中国控制教会的协议是“邪恶”的。新闻报道称，协议将使政府任命的主教合法化，并迫使地下教会的人员退休。报道说，尽管罗马教宗对主教的批准有最终的发言权，但陈日君表示担心北京只会命名忠于共产主义领导人的主教。
陈日君说，“这对整个教会和忠诚态度来说都很重要，也不尊重我们信仰和节律的态度。不顾几个世纪以来的教义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他说，“他们希望每个人都公开自己的信仰，并服从政府。他们从未说过他们将如何对付地下主教。这显然是他们将要做的......他们不仅会取消主教，而且在一些教区不设主教，而是某种[政府]代表。”
香港几位天主教徒表示，梵蒂冈的做法可以被视为绥靖政策，热此时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变得更加专制。
中共周日宣布将结束对主席任期的限制，这是本希望避免前领导人毛泽东实施危险的单人管制的这个政府的不寻常举措。实际上，此举可以让习近平服务终身。习近平在第一任五年执政期间实施了打击经济腐败政策，同时也限制了人权律师、劳工组织者、调查记者和博主的工作。
梵蒂冈去年12月要求中国地下教会的两位主教放弃他们的职位，让位给官方人选。据亚洲新闻媒体报道，梵蒂冈特使要求汕头的庄建坚主教让位给一名中国人大代表黃炳章。福建省另一位地下主教郭希锦被要求担任另一位政府任命的主教詹思禄的助理。梵蒂冈之前曾表示，两人都是被政府非法提职的。
有关梵蒂冈进行谈判的消息促使几名教授提出请愿信，（http://www.freecatholicsinchina.org/），反对任何将控制权让与北京的协议。 目前请愿信已有2000多人签署。
“请愿信的发起人之一、香港退休政治学教授郑宇硕说，“我们认为天主教会对中国人的吸引力完全是因为它拒绝与中国当局妥协，”他说，“中国的第一批基督徒是在文化革命时期极为贫穷的农民。 我认为，如果梵蒂冈与北京达成妥协，天主教会将失去道德和精神的吸引力。这对教会没有好处。”
陈日君枢机：中梵谈判，切磋、切磋
有一位从大陆来的神父与教友们分享了他个人观点关于最近中梵谈判引起的争论。有些教友向我表示他们的不安和疑惑。我比一般教友“至少多吃了几斤盐，几担米”，觉得有责任出来也谈谈我的观点。况且在这些问题上我似乎成了被告，那末也该有权利自辩一下吧。
耿占河“从大陆来的神父”那衔头也压不到我，我虽在“解放前”已离开了大陆，但我在89至96年之间在大陆接触教会和政府的经验肯定比他丰富得多。何况他多年学的也是西方的道理。我们尽可以平等身份切磋、切磋。
(一) 耿神父说教廷官员不可能不同教宗一致，因为他们是教宗选的。
那我要先谈谈，我这几年来，接触教廷的痛苦经验。
教宗本笃上任后选了伊万•迪亚斯（Ivan Dias）任圣座万民福音传播部部长，迪亚斯的履历包括多年在教廷国务院的服务，几次任教廷大使，最后有孟买教区的牧民经验，很了不起。他又是一位亚洲人，增加了教廷的国际性。
可惜的是他是阿戈斯蒂诺•卡萨罗利（Agostino Casaroli）枢机的徒弟，沉醉于他师父的“Ostpolitik”（东方政策＝妥协政策），那时的国务院副秘书长帕罗林（Pietro Parolin）蒙席也同出Casaroli一族，两人很配合，对中国实行Ostpolitik，对教宗的指示阳奉阴违。我罪大恶极，有一天向教宗本笃发脾气，说：“你要我帮你照顾大陆教会，但我只有发言权，没有实权！我讲话根本无用，你为什么又不伸出援手？”，他回答说：“有时不想得罪人嚒！”最后本笃叫停了谈判。迪亚斯满75岁退休，教宗也调走了帕罗林。
教宗方济各上任，请帕罗林回教廷任国务卿。帕罗林谈吐斯文，外交手段绝妙，大家都拍手。但他毕竟也沉醉“Ostpolitik”。教宗方济各既乐观又爱心爆棚，很想去中国，帕罗林乐得配合，报喜不报忧，把现实又谨慎的本人和韩总主教排挤局外。教宗对中国共产党没有直接的认识，错听了他身边的人，他们无底线地妥协，已到了准备全面投降的地步，按教宗对本人和韩总主教说的话，他并不知道他们计划的细节。万一他签署他们谈成的协议，我们当然也只能接受，绝不可抗议。但在协议未签署前，我们一定要苦口劝谏，使他们悬崖勒马，也让大家知道教廷的指示不一定来自教宗，不要让国内兄弟错怪了教宗。
(二) 耿神父说协议内容我们不知道，所以不该批评。
谈判的内容当然不能全部公开，但我是两位中国枢机之一，也没有资格过目吗？为了不让我们插嘴，连教廷照顾中国教会的委员会也消失了，韩总主教也被放逐了。
不知道内容就抽手旁观，等米已成饭才批评吗？
知道谈判内容的人泄漏了相当资料，我们只可以谈谈这些资料，发表我们的意见。
耿神父说神学专家、法律专家才有资格批评（他疏忽了历史专家！）。难道教会不是由宗徒们的继承人领导的吗？当然个别的主教、枢机绝对能错，其实帕罗林也能错。在这些事上教宗也能错！历史上某教宗也曾需要某圣女的规劝。
民主选举，主教团任命也就是政府拣主教，教宗能说最后的一句话也救不了他的职权，形式上像是维护了教宗的权，实际上是把决定权交在无神政府的手中。
我再说，如果教宗接受了这样的协议，我虽不明白也不会出来批评他。但在协议签成前我按良心大声说，这是一个坏协议。
(三) 耿神父说必须达成协议，不能拖延。（坏协议比没有协议好？）
理由是什么？中国越来越强，和西方的矛盾也越来越多，所以对内的控制也越来越紧。我们既不能推翻政权，只能及时妥协了。
中国是强是弱，让政治评论家为我们分析吧。推翻政权不是我们的职责，不在我们的能力内，更不是我们的计划。至于政权对内的控制越来越紧，这倒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一些堂区的夏令营不准办了。上海教区在天安门事件后得到政府奖励（修院没有让修生出去参加游行），教友的孩子们可以领洗、初领圣体（法律准许的他们可以不给，法律不准许的他们可以给，他们就是法律）。最近在圣堂门口有贴牌“未成年者，不得进入”。
妥协就能阻挡控制吗？
像教廷国务卿一样，耿神父很“同情”地下团体。他说：“地下团体，至今还能存在，但空间就将不存在了，要赶快争取合法化，让北京承认它。”
耿神父倒也清楚地下团体至今还有空间，可是很快就将没有了。恐怕有些香港教友并不知道在某些地方（如河北、福建）地下有圣堂，大圣堂、主教座堂，政府没有命令拆毁，城市里地下神父在家里举行弥撒很多教友参与，邻居都知道，没有人投诉，没有人被抓。以后不同了，最近有地下神父向教友说二月一日后不要来了，政府说他们会执法了，危险了。
为什么容忍这么久，现在要执法了？因为有教廷帮他们执法了，谁不去地上不只不听政府的话，也不听教宗的话了！？
我要问：究竟妥协了得到的是什么？什么是把地下“合法化”？北京“承认它”又是什么意思？是让它在地下自由运作？这岂不是妙想天开？承认地下主教是主教，请他们参加所谓的主教团，投入放大了的“鸟笼”？这样争得自由了吗？坏协议比没有协议更好吗？
耿神父说如达不成协议那末政府自选自圣的非法主教越来越多，中国的教会就成裂教了。
难道独立自办的，政府办的教不已是裂教了吗？多了非法主教才是吗？教宗祝福政府拣的主教，祝福政府办的教，它就不再是裂教了吗？
(四) 最可怕的（我绝不说最可笑的，我笑不出来）是耿神父的牺牲妙论。
他说：“牺牲两位合法的主教，要他们让位给非法的、被绝罚的‘主教’固然是不公义。”（他也坦白地说：“将来地下主教也都一样被要求作牺牲”！）“但天父对圣子，要他死在十字架上也不公义。教会第一最高原则不是公义，是爱；为了爱，可以牺牲公义。”
天呀！这是什么道理！？如果我们（慈幼会）的修生要受教于这样的教授，我不愿他们被牺牲，我会劝省会长让我们的修生撤退出来！
耿神父没有看过教宗本笃的训导吗？公义是最底限度的爱。要在真理中实践爱德，真理是爱德的基础。没有真理，爱德就成了一个空空的壳子，什么东西都可以放进去（堕胎、安乐死、背教）。天主牺牲了自己的圣子，是让人杀了他的圣子，还是他杀了他的圣子？（耶稣不是对比拉多说：“那把我交给你的更有罪。”也就是说那些使他无辜而死的都有罪！他当然可以宽恕他们，但没有听说选他们做了宗徒！）
是旧约那位母亲杀了她的七个孩子，还是恶王恶人杀了他们？
现在不是政府逼两位主教让位，是教廷！
在大陆网上曾见有人写过：“这么多年来，敌人无法处我们于死地，现在是我们的父亲要我们死。好吧。我们去死吧！”
耿神父分不清被人侮辱及自甘作贱，受伤及自杀，失败和投降。哀哉！
陈日君枢机
香港前前主教
梵蒂冈内部通讯：(地下教会）靳禄岗主教表示：我们很高兴教宗-中国对话
就北京和圣座可能达成协议的说法采访南阳教区主教。“过去的苦难并不能一笔勾销，而是我们与基督生活的组成部分。但现在，我想的并不是过去，那些艰难的岁月”
gianni valente
梵蒂冈城
“我给教宗发去了信息，告诉教宗说我和我教区的团体，全体司铎还有修女都对他与中国对话感到高兴。在这项工作中，我们支持圣座；将听从所有他将对中国教会所说的话”。河南省南阳教区主教靳禄岗的声音是平静而果断的。他十分清楚自己要往哪里走。南阳的“地下”主教还本着信德的坚忍意志承受了不承认其主教职的中国政府官员们将他一次次带走、给他办学习班洗脑。现在，面对盛传的北京和圣座可能就主教任命达成协议的种种说法，他也表达了同样的信仰的视野。靳主教指出，“我们所承受的一切”，都是“为了不隐藏我们与教宗的共融而承受的。现在，如果教宗和政府达成了协议，我们怎么能不高兴呢？我们怎么能不追随他？就是说政府承认教宗。我们可以在与教宗完全结合在一起的情况下向前。我们实在想不出除了这样还能怎样”。仅此而已，言简意赅。就像阳光灿烂的日子。
靳主教，您那里是宗座外方传教会最为辉煌的时期会士们工作的土地。
十九世纪下半叶，是宗座外方传教会为中国中部河南省的第一个宗座代牧区的成立作出了贡献。我来自一个公教家庭，一九九二年晋铎。那时，南阳的主教是我的亲戚靳德臣，也是教区的首位国籍主教。现在，教区共有大约两万多名教友、约五十名修女和二十三名司铎。
您的教区最近发生的事件似乎是中国天主教会错综复杂现状的代表。
一九九五年，祝圣了一九二一年出生的朱宝玉神父为南阳主教。此前，他曾在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期间入狱、劳改多年。他是“地下”主教，是教宗批准任命的主教，但在政府控制之外。二OO七年，我被任命为他的助理主教，总是以“地下”的方式。二O一O年，圣座接受了朱主教提出的辞呈，我成为教区正权主教。但不久，地方政府官员们决定承认朱主教是“官方”主教。六月三十日，让他以政府承认的主教身份正式在主教座堂就职。由此，教区也就变成了“官方的”。现在，我们是两位主教，两人都是教宗批准祝圣的。但是，政府正式承认的只有现年九十七岁的朱主教。
你们的关系怎么样？
我们是在同一城市中生活在共融中的两位主教。朱主教是荣休的主教，我是正权主教。他，政府承认的主教住在主教座堂。我生活在家乡的堂口。但我可以到其它所有堂区去进行牧灵访问。有时候，我也在主教座堂举行弥撒圣祭。我们两人始终都是忠实于教宗和圣座的。近年来，恢复对话后，和政府的事也好转了。他们不要求我们任何违背天主教信仰的事。我只需要在离开南阳时告知当局。
但过去，您也遭到过压制、被迫远离教区、参加学习班。
政府的人告诉我说不要举行在教区正式就职的仪式。我总是说，我可以放弃公开的仪式，但我仍然是南阳的主教。二O一二年复活节期间，他们把我带到了酒店，我无法主持圣周礼仪。但是，那是中国和梵蒂冈关系紧张的时期。
现在，圣座和中国政府达成了初步协议，您没有觉得当年的那些艰辛、磨难被否定了、被背叛了、被抹杀了？
我们只想追随耶稣，与教宗结合在一起、与整个天主教会结合在一起。这可能会带来艰辛和苦难。这是我们福音生活的组成部分。如果我们在耶稣的伴随下生活、和耶稣结合在一起，那就像是参与祂的苦难。耶稣不会让我们白白承受苦难的，祂深知这苦难、拥抱它、令其珍贵。为此，我们不需要任何其它的认可、任何其它的犒赏。当看到耶稣亲自接纳了我们的苦难时，我们不想抱怨任何人。
那么，您怎么看待圣座与中国政府对话可能出现进展的消息？
如果现在政府和教宗对话，那就是承认教宗。这是个使我们感到高兴的好消息。过去的苦难并不能一笔勾销，而是我们与基督生活的组成部分。但现在，我想的并不是过去，那些艰难的岁月。如果政府和教宗对话，那就是承认教宗，我们将可以表达我们与教宗的完全共融。
但仍然有人组织起来、施加压力，为了告诉教宗说不要和中国继续下去。说与中国达成协议将是背叛和“出卖”你们的苦难。
我们所承受的一切困难，都是为了不隐藏我们与教宗的共融而承受的。现在，如果教宗和政府达成了协议，我们怎么能不高兴呢？我们怎么能不追随他？就是说政府承认教宗。我们可以在与教宗完全结合在一起的情况下向前。我们实在想不出除了这样还能怎样。如果教宗与政府达成协议，我们将会遵循、继续和他一起走那条我们曾被迫经受了磨难和艰辛的道路。为了追随耶稣，我们接受了受难。现在，因着同样的理由，我们高兴，因为某些问题可以解决了、可以展望前方了。
那现在，具体而言，您教区的情况怎么样？
司铎们是团结的。我很重视征求他们所有人的意见后决定事情。我们大家都为了教会的合一工作、我感到教宗方济各正在引领我们善度这一合一的生活。我们也开办了残疾人中心、两家养老院。
您就一点不担心中国政府和圣座的谈判吗？没有任何建议吗？
当然，我要求在这一进程中要始终保持谨慎。但是，这些年里开始的对话已经给我们带来了益处。政府仅要求我们登记，神职人员们都在政府登记了。如果圣座告诉我说，为了帮助牧灵工作我可以这样做，那我也会登记的。我认为，这中间，与政府的关系、与政治当局的关系，我们所有人都应该始终追随福音中记载的耶稣的教导：凯撒的归凯撒、天主的归天主。
中梵建交，由北京当教宗好了
杜耀明
香港浸会大学传理学院新闻系助理教授
天主教梵蒂岗教廷为求与北京冰释前嫌，已到药石乱投、不择手段的地步。据报载，梵蒂岗打算与北京协议，日后中国大陆的主教，先由爱国教会选定，再交教宗任命。在此协议之前，教廷表明接受七位由爱国教会任命的主教，其中两人早被驱逐出教，亦获宽恕。教廷又派员要求两名梵蒂岗任命的主教退位，空缺由“爱国”主教出任。
明显不过，梵蒂岗此举急功近利，不惜为教会踏足中国而出卖原则。六十七年前，中梵断交，北京把罗马天主教教会赶入地下，此后迫害不断。1957年更另立爱国教会，自行封册主教，教廷一直视此为非法任命。如今教廷不仅前事不计，更牺牲了教宗的委任权，照单全收“爱国”主教，或可换取教宗日后访问中国，但值得吗？特别是名单中包括两名被教宗绝罚的神职人员，教廷竟然至今不解释何以觉今是而昨非，究竟有何信仰依据，还是政治考虑使然？
教廷若对“爱国”主教照单全收，也就是同意由北京委派的神职人员主理天主教教会。这种示意，一则破坏了教会独立于政权从而保障宗教自由的权利，二则对一直备受迫害的神职人员和信众，可谓背信弃义。数十年来，以百万计天主教信众，在数十名教廷委任的主教领导下，尽管成为地下教会，却始终坚持信念，不畏强权，守住教会和教徒的尊严，力保宗教信仰的纯洁性。到今日，教廷向权力靠拢，放弃教会自主权，把他们交给迫害者管治。这是那门子的宗教信仰？这就是行公义，好怜悯吗？教廷又如何面对为教会为信仰受苦受难的人？
更何况，中梵协议是威迫利诱的结果。今年二月以来，北京实施《宗教事务条例》，加强控制宗教自由，地下教会将要面对更严厉的惩罚，包括充公教会的建筑物，以赶绝不受官方控制的教会活动。在此严苛的气氛下，教廷理应据理力争，唤起国际社会的支持，维护信众和神职人员宗教信仰的权利。奇怪的是，教廷反其道而行，打算让出选择主教的权力，好为中梵建交铺路。在教宗授权下，地下教会的忠实信众别无选择，他日只有跟从由“爱国”主教主持的大陆教会。
教廷可以接受有中国持色的主教委任方法，也许是出于两种无知。第一种无知是，他们认为由中方圈定再交教宗委任，是互谅互让，依然肯定了教廷的最后决定权。但有委任权却无提名权，是挖空了教宗的权力，北京也不是省油的灯，它既有权提名所有候选人，当然会有权用尽，只把忠于党国者列入候选名单？
第二种无知，是他们抵触了自己订立的规则也彷佛懵然不知。根据梵蒂岗教廷所订的《主教在教会内牧灵职务》法令第二十条，其中强调“为维护教会的自由，并为更易于推行信友的利益起见，神圣大公会议希望，此后不再让给任何政府拣选、任命、推荐、指定主教的权利及特惠。” 换言之，把教廷委任主教的权力只限于“指定主教”谁属，就等于让出其他权力，也就触犯教廷法令。知法犯法，实在该当何罪？
教廷当然也可以说，新法规下，地下教会既然走投无路，倒不如投靠爱国教会，或可保留一定的信仰空间，总比所有宗教活动被禁绝为佳。更可况梵蒂岗承认爱国教会主教，日后或能发挥一些影响力，说不定可让更多中国人接触以至信奉天主教。
无疑，梵蒂岗必须面对政治现实，并且思考应对方法，但不等于可以心存侥幸，把对手看成拍档，把一己善意盖过一切风险，把主观意愿当作发展蓝图，却忽略摆在眼前的残酷现实。现实是，中共十九大前后，北京一面抓紧思想控制，一面加强宣传党的领导，视普世价值如异端邪说，视维权者如十恶不赦，因此中国模式的主教委任法，只能是请君入瓮，摧毁地下教会的又一着。
其实梵蒂岗与北京开始谈判委任主教之际，正是北京重手对付维权律师，制造人权灾难的开始。若教廷细心留意事态发展，难道真的认为天主教教会能够独善其身，因此可以安心把一直以来的追随者交托到党的心腹手上？
原刊于 rfa 网站
梵蒂冈出于政治考量同意接受北京任命主教
VOA
有消息说，梵蒂冈和北京不久将签署关于在中国任命主教的框架协议，以期正式结束政府支持的天主教会与仅听命于教皇的所谓“地下教会”之间几十年的分裂。
意大利报纸本周早些时候报道说，一位中国副外长率领的代表团将在下个月的人大立法会后访问罗马，敲定双方协议。
但是有些人担心，这一协议只意味着高层之间的关系正常化，不能解决基层信徒们遭受的政治教育的痛苦。
总部设在旧金山的华人基督徒公义团契的刘贻牧师说，与他一样的天主教徒们最近的经历表明，这一协议将对中国天主教徒的自治造成更多的伤害。
政治灌输
刘牧师说，“中国北方的一些天主教徒被迫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肖像取代耶稣的肖像和挂在家中墙上的十字架。”
他补充说，“如果教皇要求信徒无条件地服从协议，这就会有很大的冲突。因此，我认为不合理的协议不会带来团结。”
刘牧师形容这一协议是中国天主教徒的真知的折磨和对地下教会运动的“背叛”，这些运动长期以来一直拒绝与中国爱国教会联系。
破裂的关系
北京于1951年与梵蒂冈断交。此后，中共关闭了教堂、关押牧师，教皇则将共产党人驱逐。
在中国的天主教徒只能合法参加在受到国家认可的教会，这些教会不受梵蒂冈管理，主教是受到北京而不是教宗任命。
正因为如此才出现了承诺只忠诚于罗马的地下教会。
研究中国教会的一位专家林瑞琪（Anthony Lam）在2016年估计，中国的天主教人口已经下降到1050万。
但是梵蒂冈和北京之间的关系在教宗方济各领导下变得温和起来，方济各对北京的中共政府采取了更加友好的态度。
上个月，梵蒂冈请求在中国工作的两位地下主教与当局合作，为背景批准的人选让位。
慈悲之心
退休的枢机主教陈日君，一直直言不讳地批评梵蒂冈与北京正在进行的和解，他继续批评了教廷试图对他所谓的中共迫害者施加“仁慈之心”的尝试。
陈日君主教星期天在他的脸书网页上发表了一篇长文，称梵蒂冈不惜一切代价与北京和解，“只会有一种可能的选择，就是强迫每个人进入'鸟笼'。“
他说，这将使中国当局完全控制中国的天主教会。
这位香港前主教进一步引用可靠消息来源，透露双方的谈判并非平等，因为中国拒绝梵蒂冈试图讨论枢机主教苏志民的情况，陈日君说苏志民被中国政府关押已有二十多年。
陈日君写道,“接受他们（中方）拒绝谈论（苏志民）如同一开始就跪下来了。”。
然而，支持中梵协议的人认为怀疑者的批评具有误导性。
历史性里程碑
前意大利外交官、现任中国人民大学高级研究员的郗士（Francesco Sisci）不同意这一协议等于拒绝教廷原则的说法。
这位研究员称中梵协议具有历史意义，将可能带来弥合他所谓的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之间差距的重大结果。他补充说，更重要的是，除了陈日君和中国所有的枢机主教外，全球230名枢机主教已经同意教皇的决定。
他说，“提出的协议希望能够带来团结、宽恕和怜悯，”他还否认了中国地下天主教会的存在。
圣托马斯大学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汉斯·斯托克顿则称这一协议是一个冷静的政治考量，使得梵蒂冈和北京都得到了他们想要的东西。
政治考量
斯托克顿说，“教廷通过其在主教任命中的作用，获得了进入中国信众和人口的巨大优势。这也就是好处最大化、伤害最小化的概念。”这位教授说，“所以这就是考量，但同时在中国转化信徒方面有潜在的优势。”
斯托克顿补充说，作为回报，中国得到了在国际体系中合法性的批准，同时仍在与梵蒂冈的关系中起主导作用。
这位教授说，预计中国将与梵蒂冈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带来让台湾失去其最古老盟友的不可避免和令人遗憾的结果。
中国网民认为中国政府是这一协议的更大赢家，因为北京据称有权提名主教候选人。
“别担心。 任何受梵蒂冈认可的主教都将被我们的（共产党）洗脑，”一位网友在微博上写道。
另一位微博用户开玩笑说：”耶和华已经向马克思叩头了。
教宗只余经操控的主教批准权 陈日君指拟议中梵协议邪恶
法广
作者 香港特约记者 麦燕庭
中国和梵蒂冈即将签署主教任命框架协议的消息甚嚣尘上，香港荣休主教陈日君枢机透露拟议协议的具体内容，指三部曲的内容其实由大陆操控，教宗只余两难的批准权。他更批批梵蒂冈国务卿指协议令鸟笼扩大之说，指可以接受鸟笼扩大，但不接受邪恶的鸟笼，因那是违反教义的。
根据现时安排，有关中国主教的任命，会先由梵蒂冈选定几名主教人选并秘密通知中方，中方认为可接受，便会指定选委投票选出主教，再由教廷任命；但新的框架协议则会变成由中方主导。陈日君枢机今(9日)早出席「D100电台」节目时透露，根据已达共识而未签署的协议，中国主教将先经民主选举产生，接着由主教团任命，最后由教宗批准。他质疑，中国何来民主选举？甚至是回归中国的香港也未能享有真正的民主选举。他更指出，教会早已取消由教内信众选举主教的安排，不知道为何现在重现，更不知道「选民」比例如何？会否有真的民主选举？
至于主教团任命，陈日君说，中国根本没有主教团，那只是爱国会的人，前教宗本笃已指那些主教是不合法的，故此不可叫中国主教团。他续称，爱国会主教团开会时，主席竟然是官员，而地下教会的主教亦没有份儿出席。
他总结，大陆在上述程序已可完全操纵最后获委的人选，到了最后批准一步，教宗能否不批？若教宗全部否决大陆给出的委任名单，大陆便可振振有词地指责梵蒂冈不合理，然后自行委任主教。
他更引用英国已故外相丘吉尔称，跟独裁政府签协议，有用吗？
陈日君又指出，教宗方济各身边没有真正了解大陆事务的人，甚至是担当相关顾问角色的中国事务委员会，多年来亦未有开会，仿如不存在。
对于梵蒂冈国务卿帕罗林在支持协议的信中称，教宗本笃和已故教宗圣若望均支持中梵建交，陈日君直斥有关说法是断章取义，有关做法令他最感痛心，他突然用英文形容他看到有关信函时的感觉，是「make you sick」(令人作呕)。
他猜不透梵蒂冈高层为何要签署这份被他形容为向中国政府妥协的协议，但估计是虚荣心作崇，因相关人士可以向人炫耀数十年谈不拢的中梵建交在其任内达成。
路透社本月2日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中国与梵蒂冈已就主教任命达成框架协议，有望几个月内签署作实，令中梵谈判得以重开，引领两国迈向重建中断约70年的外交关系。
中国天主教“地下教会”到底怎么了？
张咏晴编译 2018-02-20 天下杂志
中国天主教“地下教会”到底怎么了？“地下教会”真的触动了北京政府的敏感神经了吗？关于教廷与中国即将签订的主教任命协议，你应该知道……
近4个世纪以来，中国东南沿海农鱼村庄淬炼成天主教社群重镇，这里时而繁荣，时而萎凋，全凭北京与欧洲的决策与冲突摆布。
如今，新冲突似乎又在这个闽东教区刮起风暴。这一次，冲突起源于中国与教廷试图解决历史争议的斡旋：中国天主教教会的主教任命协议。
初步计划是，在中国主教任命上，给予教廷正式角色，更可能给予否决权。这将是北京政府难得的妥协，因为此前这非常可能被视为“外国力量涉入”。
作为回应，教廷很可能迫于情势，要求地方教会接受、承认中国共产党当局指派的神职人员，而不再是教徒众多的“地下教会”领袖。
官方教会v.s.地下教会
天主教世界新闻（Catholic World News）创办人劳勒（Phil Lawler）指出，自共产政权在中国执政以来，北京政府便拒绝接受教廷任命的主教。出于担心外力介入，北京成立自己的官方教会，并受中国天主教爱国会监督。而不愿意接受这个架构的天主教徒，则成了“地下教会”成员，直接效忠教廷。
而今，教廷与中国将签主教任命协议引发全球哗然，许多人抨击教廷“抛售”了中国“地下教会”的虔诚。但拥护者说，教廷必须妥协，以避免中国天主教分裂，毕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政府，正逐步捏紧对宗教的管控。
但不可否认的是，许多人势必会受这项即将到来的变革影响，闽东地区的教徒就在其中。他们告诉《纽约时报》，他们感到无力，就像坐等一场即将席卷而来的风暴。
有信徒说，他们不是那么在乎谁是主教，他们担心的是，中国农村的天主教生活价值遭到掏空。
40岁商店老板黄小峰（Huang Xiaofeng，音译）说：“这是上位者会决定的事，我们信徒只是到教堂祈祷。”
地下主教：“只要教廷开口 我会让位”
教廷已要求闽东地下主教之一郭希锦，让位给中国官派主教。
59岁的郭希锦自1984年起担任闽东地区神父，他说如果让位可以弭平地下教会与政府教会的长期分裂，他心甘情愿接受。
但他也说，这无法解决削弱天主教的更大问题。“信徒的教育水平与精神基础才是主要问题，他们有信仰，但没有更深层地探寻，”郭希锦说。
中国教会问题根源
中国天主教教会问题，早早就埋下种子。清朝曾禁天主教长达一世纪之久，直到在西方势力威逼之下，传教士才再度进入疆土。梵蒂冈强烈反对共产主义，到了1949年共产党夺权后，中国天主教社群首当其冲，受到强烈打压。
当时的中国新政权驱逐了大部分外籍人士，攻击破坏天主教会，相关设施如学校、孤儿院全都失去照看的管理者。一度，天主教成了一种以宗族为基础的乡野宗教。
1957年，中国成立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取代教廷任命主教职务，并赋予北京无神论领袖控制教会的权力。
许多信徒反抗，抵制官方教会，转向地下教会，并透过成员自己选出主教。久而久之，教廷认可了大部分由地下教会选出的主教。于是，天主教在中国形成两个血统：北京认可的教会（官方教会），以及由教廷认可主教领导的教会（地下教会）。
两个血统正是中国与梵蒂冈目前斡旋的问题所在，但实际的景况远比此复杂。
其实，就算是北京政府指派的神职人员，也会默默的接受梵蒂冈的祝福。而前教宗本笃十六世（Pope Benedict XVI）甚至曾在2007年说过这样的话：“虔诚的天主教徒，会上中国政府认可的教堂。”
另外，“地下”此一词也是相对于中国政府官方教会的指称。但尽管真的有些地下主教遭到拘捕、骚扰，但许多所谓的地下教会其实是相当公开的。在许多地方，地下教会建立了自己的教堂，甚至是宏伟的主教座堂，且不受中国政府干扰。
像是前面提及的郭希锦，就生活在7层楼的住宅里，紧邻着白色壁砖双尖塔大教堂。闽东地区大概有10来座这样的教堂，高耸的尖顶错落着。
这些教堂大多获得政府任命主教詹思禄的兴建许可，而梵蒂冈正是要求郭希锦让位詹思禄。
詹思禄没有接受访问，但当地天主教徒说，詹思禄之所以签了建筑许可，是希望可以拉近与地下教会信徒的关系。
波士顿大学历史系中国史教授梅欧金（Eugenio. Menegon）曾撰写闽东地区的天主教书籍。他说：“地下教会一点都不‘地下’了。”
梅欧金说，在当地访问考察期间，他发现其实地下主教与地方政府相处和睦。
但表面上的平衡，一旦有人稍有动作，紧张情势就迸出。近期，北京政府抛出新规范，有意遏止地下教会。
梵蒂冈要求郭希锦让位詹思禄的作法，也让当地教徒担心。许多人认为，任命精神领袖一事，需要更多共识。
一位女信徒说，詹思禄将难以管理教区，因为大部分信徒的心，还是向着郭希锦。但如果教廷承认了詹思禄，她还是会服从。
资料来源：Catholic Culture、The New York Times 、 The Guardian
中梵传三月签约 港天主教徒全球联署反对
VOA
香港 —
继路透社不久前报道，罗马天主教廷梵蒂冈同北京数月内将签订主教任命协议后，意大利媒体近日披露，双方最快在3月便签署。同时，天主教香港教区荣休枢机主教陈日君近日再次撰文重申，中共无意尊重天主教会的本质，而教廷强行合一，就是强迫教徒进入“鸟笼”，但笼子钥匙却落入中共手中。此外，香港一些有影响力的天主教徒向全球主教团发起公开联署，呼吁教廷“悬崖勒马”。
意大利米兰晚邮报星期天援引罗马天主教廷的消息报道，教宗方济各已同意与中国签署主教任命协议，日期“在3月底之前，天天都是好日子”。外界预计中国一位外交部副部长级别的官员可能会在3月两会之后，率团前往罗马正式签约。目前已确定协议大方向，只需要敲定一些细节，包括签署名单及地点。
报道还表示，梵蒂冈了解中梵协议过程不透明，会引发教会内部和国际批评，但担心北京改变主意，希望先签下一个协议。报道称，梵蒂冈已向美国和台湾通报了教廷的计划，美台都表示关注，会密切评估冲击。
未提建交但指日可待
米兰晚邮报表示，中梵主教任命协议没有提及建交，但相信签订协议后，双方建交会指日可待。
外界分析指，有关中国大陆天主教主教任命权的问题，一直是梵蒂冈和中国建交的最大障碍。而梵蒂冈急于与北京签下历史性协议的原因，是希望扩大在中国大陆的福音传播，并促成天主教地下教会与官方认可的爱国教会合一。而梵中签订主教任命协议，将迫使两名效忠教宗的中国地下主教，让位给中国官方认可的主教。
教廷向北京屈服
据港媒星期二报道，一直质疑罗马教廷向北京屈服的天主教香港教区荣休枢机主教陈日君近日撰文强调，地下教会的痛苦状态是由中共制造，教廷与中共合作其实是“奖励叛徒”、“惩罚忠信”，在地下信徒的伤口上撒盐，指两者根本没有合作空间。陈日君表示，由中共建立的裂教不用怕它，它会随着政权的垮台而消失，但是一个获得教宗祝福的裂教将会很可怕。
中国自1951年与罗马天主教廷断交后，大批天主教徒被迫转入地下活动。上世纪80年代宗教活动被允许后，许多教徒才重新公开活动。不过，中国的约一千多万天主教徒分属中共官方认可、教廷无法管辖和任命主教的“爱国教会”，以及坚持效忠罗马教宗的“地下教会”。地下教会则一直受到当局的打压。
此外，香港包括立法会议员陈家洛在内的一些身为专业人士的天主教徒，近日发表致全球主教团的公开信，要求关注中梵可能签订主教任命协议的事件，并呼吁全球联署，敦促教廷悬崖勒马。
公开信表示，教廷希望能比较有效地在中国传扬福音，但他们非常担忧，协议将造成无法弥补的伤害，因为中共近年展开拆毁十字架和破坏教堂等行动，对基督徒的迫害从未停止。加上习近平多次表明要加强党对宗教的控制，可见教会不可能得到更多自由。此外，中共在破坏承诺方面，可谓“罄竹难书”。
失道德宗教感召力
公开信及联署发起人之一的香港城市大学退休政治学教授郑宇硕星期二对美国之音表示，香港的天主教徒担忧教廷向中共妥协，会令天主教失去道德和宗教的感召力。
他说：“你对教徒的吸引力，就是在于你不作妥协，在于对中共政权失望的人，来到教会寻求心灵上、神灵上危机的安慰。你跟他妥协，你就失去道德的感召力了。我们是期望教廷能够明白这样一个道理的。”
郑宇硕还表示，许多内地地下教会教徒多年来不断受到迫害，教廷与北京妥协，要求地下教会的神父和主教作爱国教会的副手，这令他们很难接受。
他说：“希望教廷能考虑目前地下教会的想法跟他们的心情。特别是当神父、主教的那些教会领导人，他们过去多年，可能是几十年，一直都是为教会服务，因为他们的宗教立场，受到很多的迫害。那现在跟北京达成协议，他们的眼中是对他们的一种出卖。”
视教会是一种威胁
郑宇硕表示，罗马教廷的用意是与中国建交会有利于天主教会在中国的发展，但是教廷应该明白，中共视教会是一种威胁，会随时打压，而且从最近几年对包括官方认可教会的限制，强拆十字架和教堂等行动就可以看出。
他说：“天主教在中国的发展，不在于它跟北京有没有协议、正式的外交关系。教廷的意思很可能就是说，跟北京有正式的外交关系，可能会容易保护天主教会在中国传教，有更多的方便。但基本上我们还得认识，在中国领导层眼中呢，天主教会对它还是一种威胁，它要镇压就镇压。这几年对地下教会的镇压呢，还是在增加。”
另外，有网友评论说，中国人连自由都没有，梵蒂冈如何在中国自由宣教，梵蒂冈的幼稚想法，无疑是与虎谋皮。还有人表示，梵蒂冈自作聪明的愚蠢行为，将使天主教会再次蒙羞。屈服于一个奉信无神论的政党，让大陆信徒先爱党再爱上帝。任命中共选定的主教，无疑是与魔鬼共舞。梵蒂冈为天主教的历史书写了最不光彩的一页。
中梵关系或有实质进展 台梵70年来艰辛历程回顾
郑仲岚
BBC中文台湾特约记者
刚进入农历新年不久，台湾位于欧洲唯一的邦交国梵蒂冈，就再度传出3月将与中国签署有关“主教任命”协议文件。
台湾中央社引用意大利媒体《米兰晚邮报》指出，中梵两国已就签署主教协议一事达成共识。报导甚至说，梵蒂冈有意未来将中华民国（台湾）大使馆迁往意大利中部的马耳他骑士团，或新成立台湾“文化对口机构”。一切可望在3月全国人大会议后定案。
消息传回台湾，台湾外交部19日晚间发表声明重申，梵蒂冈与中国的议题仅止于“教务”而非“政治”层面。外交部并说，梵蒂冈始终是台湾在人道慈善上不可或缺的伙伴。
每隔一段时间，中梵建交就宛如“狼来了”般让台湾外交微现波澜。现任天主教台湾地区主教团主席、台北区总主教洪山川，日前接受BBC中文访问时认为，梵中双方虽就"主教任命"达成共识，但尚不构成所谓“外交缔结条件”。
天主教台湾地区主教团主席洪山川认为，梵蒂冈的外交是种“价值观”的邦交，要有正义、和平与人权。
“从以前开始，梵蒂冈的外交就不是金钱价值构成，而是种‘包裹式’理念”。洪山川解释，这个“包裹”是内涵正义、和平与人权价值，而这些“大陆都没有”。他无奈说，“中梵恐建交”这话题不是讲一两年，而是讲70多年了。
梵蒂冈与共产国家的建交，常因为价值观不同有所冲突。洪山川就举例越南，虽然梵方与越南达成主教任命的共识，但是两边终究没有缔结邦交。
“教宗如果未来可以访问中国大陆，在几十万人前演讲，他一定会阐述民主、自由与民权价值。但这些大陆会允许吗？”对于中梵真正建交，洪山川评估目前尚无客观条件。
中华民国（台湾）与梵蒂冈两国建交70余年，最早可追溯至1942年中华民国还在大陆时期。1945年后，共产党与国民党陷入内战。屡屡出现共产党迫害天主教会事件，不少中国神父转向寻求国际支持。1949年共产党成立新中国，大批天主教人士撤离大陆。
比利时鲁汶大学南怀仁研究中心研究员陈聪铭表示，中华民国与梵蒂冈的邦交曾面临多个艰困期，1949年中共建政即首当其冲：“当年梵蒂冈驻华公使总主教黎培理，在国民政府撤退到台湾后，依旧待在南京。一度希望能与毛泽东政府对话”。
已迁台的国民政府也担忧黎培理会想与共，产党合作，不断写信请他迁台。然而就在随后韩战爆发，共产党大打抗美援朝旗帜，大陆神职人员与教友们纷纷遭到迫害。最终，黎培理于1951年被中共驱逐、经香港撤来到台湾。
虽然根据文献记载，台湾早在17世纪西班牙统治时期即有天主教传入，1859年起正式在台开始传教，在台传教士与教友仍不多。但是1949年，因共产党迫害而随国民党来台的中国与外国籍神父，却也提供二战后天主教传播相当大的力量。
洪山川依旧清楚记得小时候，在街上常常可见许多外籍神父在街上传教。后来才知道，他们都是大陆“沦陷”时，随着国民党撤退来台的神职人员。
纵使跟随着国民政府来台，但洪山川说，天主教神职人员本来就是到处都可为家。换了场所后，依旧相当恪守本分传教义。洪山川正是在1962年就读高雄海事工专时，跟着同学潜移默化下，听了一年弥撒后正式受洗。
1959年时，蒋介石单方面将中华民国驻教廷的公使馆升成大使馆。陈聪铭说：“当时梵蒂冈已经顾虑到中共政权反应，并没有即刻跟进。后来的梵蒂冈驻台湾大使高理耀，与中华民国政府关系良好，梵方1966年12月24日正式将公使升格大使馆”。
1971年，中华民国正式退出联合国，从此梵蒂冈大使被调回罗马。陈聪铭分析，中华民国与梵蒂冈两边邦交真正对等的时期，大致上就分1946-1949年、1952至1959年公使馆期，与1966年至1971年双方互派大使时期。
“1971年退出联合国后梵蒂冈就召回大使，由一个馆务人员主持馆物。直到1972年8月起，才真正派了一个代办来台”。陈聪铭认为，虽然两国有几段不对等时期，但梵蒂冈对台湾教会依旧相当关心，双方至今互动依旧很好。
然而，台梵两边70年代中期一度再有紧张。当1975年蒋介石过世，面对“民族伟人”逝世，教廷当初却只有在国葬后派代办致意，一度引发台籍主教抗议。
陈聪铭说：“蒋介石一生对天主教都很宽容，当梵蒂冈未派人参加国葬时，很多主教确实不满梵蒂冈的处理方式”。多位主教联署抗议下，最后梵蒂冈派了一位特使前来台湾解释并向蒋介石谒陵，台湾主教们的不满才得以抚平。
之后的40多年，台梵双方并无太大波澜，然而天主教近年在台的能见度，确实较过往略低：“台湾教徒人数从30万衰退到22万左右。加上台湾天主教的人才变少，台湾整体经济发展愈不好，国力与地位，这对梵蒂冈外交比重都有影响”。
言下之意，大陆近几年经济发展与国际政治影响力，让梵蒂冈在比重上有所斟酌。“就好像是跷跷板，一边高一边就会低。大陆教会发展比较抢眼，教徒渐多，神职人员较年轻，优秀人才辈出，自然就拿走目光”。陈聪铭评估一但中梵建交，梵蒂冈现阶段先派“宗座代表”是有其可能，但一切都是很难说，仍须视局势变化而定。
洪山川认为，梵蒂冈不是跟大陆谈贸易，价值观是不会妥协的。台湾的天主教未来，只要持续专注在奉献、助人、偏乡服务与医疗即可，“传教士是看别人利益，必要时命都可以不要，是不分族群帮忙的，这是我们的工作”，洪山川说。
意大利媒体：中梵3月后签主教任命协议 建交迟早的事
2018年02月19日 09:54 中时电子报 丁世杰
意大利大报“米兰晚邮报”（Corriere della Sera）报导，教宗已同意与中国签署主教任命协议，至于时间点，教廷官员说，“从3月开始，日日都是好日。”
根据中央社引述“米兰晚邮报”报导，教廷高层官员说法表示，目前中梵建交的问题未被提及，但可以合理推论，双方下一步就是恢复外交关系，这是迟早的事。
报导表示，中华民国驻教廷大使馆对此事已有高度警觉，有消息指出，梵蒂冈为了迈向北京，考虑把中华民国驻教廷大使馆迁到马尔他骑士团，也可能让台湾另外成立与教廷对口的“文化机构”。
报导表示，中梵双方已确定签署协议大方向，还需要敲定的只剩细节，包括中方由谁代表签署，在何地签署，以及签约前最后一刻，是否会发生什么意外变数。
报导说，美国国务院也已掌握中梵签约的消息，并积极注意此事发展，美方分析报告指出，梵蒂冈急于与中国签下历史协议的原因有两个：一是想要扩大在中国大陆的福音传播，二是希望促成中国内部地下教会与爱国教会的合一。美方特别关注，中梵协议将对中国人权与宗教自由带来何种影响。
报导表示，美国知道梵蒂冈内部对此事仍存正反两派看法，但若教宗和教廷国务卿都明确表达立场，美方不会表态反对，只会密切评估冲击。
报导引述教廷消息说，在3月中国全国人大会议之后，中国可望派代表到罗马，完成签署协议的仪式，层级可能是主管欧洲事务的外交部次长。梵蒂冈知道中梵协议过程的不透明，引发教会内部不满和国际媒体挞伐，但教廷担心错过这次签约时机，北京当局又会改变主意，“先签一个坏的协议，总比什么都没有好”。
主教任命协议是为了解决中国的主教任命问题，依照天主教教义，主教应由教宗任命，中国政府则坚持由官派选出。梵蒂冈最近决定，要求原本效忠教宗的合法主教，让位给官派选出的非法主教，引起退休的香港枢机主教陈日君痛批是“出卖教会”。
(中时电子报)
时评：中梵谈判或有新进展
2018-02-13 Bernard 天瓯智库
2018年1月22日，亚洲新闻（AsiaNews）爆出新闻《梵蒂冈要求“合法”主教为“非法”主教让路》，直指梵蒂冈要求汕头和闽东两个教区地下团体的两位主教庄建坚与郭希锦分别“让位”给未获梵蒂冈承认的公开团体主教黄炳章与詹思禄。与此同时，一直以对华强硬立场著称的香港地区枢机主教陈日君在1月10日亲赴罗马向教宗方济各陈情，并于1月29日撰文指出教宗对主教“让位”一事不知情，致使舆论大哗。隔天，教廷以官方管道做出回应，称教宗对教廷与中国对话的事务知之甚详，不点名反驳了陈的说法。这一系列的事件，反应了教廷与中国的谈判与对话有了何种进展？陈日君在此事中的反应又做何解释？本文将对此做逐一分析。
教廷是否做出了重大让步
随着亚洲新闻的爆料不断发酵，包括梵蒂冈观察和BBC海外不少媒体纷纷转载此一消息并做出评论。从各大媒体的报导看，较为普遍的一种观点是此举为梵蒂冈向中国政府的一种妥协。诚然，地下团体的主教为收到政府认可的公开团体“让路”，这一行为本身似乎确实有妥协的意味。但是在这“面子”底下的“里子”究竟为何呢？不妨深入细究。
根据亚洲新闻的说法及陈日君枢机的文章，早在去年10月，汕头的庄建坚主教即收到教廷指示，要求其辞去汕头教区主教职务。作为交换，教廷许可他在去职前为黄炳章选择三名神父，黄可在其中挑选一名为副主教。庄认为这一举措毫无实际意义，因为副主教并无神权，这一任免黄炳章事后完全可以取消。12月，庄主教本人被带往北京，除见了中国天主教一会一团的马英林等负责人外，还与一位来自梵蒂冈的“重要人物”（陈日君枢机文章认为此人为Claudio Maria Celli总主教）见面，此人再次向庄主教宣布了教廷的决定并希望他执行，导致庄主教“含泪表示无法接受”。看上去，梵蒂冈，或者说与中国谈判的团队,似乎是在“色厉内荏”地“出卖”“忠贞”团体。但对汕头教区稍加了解就不难得知，黄炳章虽无教廷认可，但在汕头教区的人望却并不低，在2011年接受祝圣之前即为教区颇为活跃的一名神职人员，不仅在汕头教区总堂若瑟堂任本堂期间将堂区活动办的有声有色，更长期任汕头教区“五人领导小组”召集人、广东省天主教爱国会主席和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副主席等职务，执掌教务多年，经验丰富，且年龄不满50岁，可谓年富力强。2011年祝圣典礼后，梵蒂冈虽申明黄主教身份的非法与自科绝罚的处境，但同时却也区别于对乐山教区雷世银祝圣典礼的严厉措辞，着重强调“部分主教是在官方强迫之下参与”祝圣，而且绝口不提早在2006年已经接受秘密祝圣并获梵蒂冈认可的庄建坚主教。反观庄主教，已过耄耋之年，对教区工作即使心有余也日渐力有不逮。教廷此举与其说是妥协退让，不如说是承认一个既成事实。唯一值得探讨的是，亚洲新闻的原稿中教廷对庄主教的指示是“resignation”而非“emeritus”，这一点值得玩味。按理说以庄主教的年龄资历，荣休的安排恰当其时顺理成章。若排除媒体错引的可能性，则做此安排的可能有二：一是庄主教拒不接受教廷指示，因而使教廷值得下达更为严厉的命令；二是教廷以此作为一份表达诚意的“礼物”，凸显其愿意完全接受中国方面在主教任免上的权威。无论是哪一种情况，倒都可以认为这一细节体现了梵蒂冈方面的让步。
另一位涉及此事的地下团体主教则是闽东教区的郭希锦主教。与已经88岁高龄的庄主教不同，郭希锦主教今年59岁，对于主教而言正处于“年富力强”的年纪。闽东教区地下团体的影响力更远超过公开团体。相应的，郭希锦主教在闽东，乃至整个华南天主教界的影响力，也远超过公开团体的詹思禄。此次事件中，传出教廷要求郭希锦“降职”出任詹思禄的助理或者辅理主教。这一举措，看似妥协，但真实的影响力却比较有限。以闽东教区临近的W教区的例子来看，Z（已故）任公开团体主教期间，获得了政府和教廷的双重认可，且其本人过去在教区内也可称有一定声望，在教难期间所作所为获得信徒肯定，但接受祝圣后却依然难以服众，甚至于调动公开团体神父都很困难。而地下团体的S虽为助理主教，对W教区，乃至全省天主教界的影响力都远超过Z。詹思禄在闽东地区的地位与影响力，甚至不及Z主教在W教区的情况，即使获得教廷宽免，恐也难以改变闽东教区的现实格局。
至于所谓“出卖地下团体”，教廷与这两个教区地下团体的联系管道是畅通的，根据陈日君枢机的文章，他与汕头教区有直接的来往，与闽东教区的联系则是“间接”的。恐怕教廷即使要对这些教区的地下团体做处理，也不会不经过与团体的协调而单方面贸然行事，“出卖”一说几为无稽之谈。
总而言之，即使这一事件完全如爆料所言，教廷方面所妥协的也只是“面子”，而未必有什么实际的损失。唯一值得注意的是，教廷在此次事件中显示出愿意为了中梵关系发展而要求地下团体做出妥协的态度与能力。教廷国务卿，同时也是中国事务目前的主要负责人帕洛林枢机（Cardinal Pietro Parolin）在1月31日接受Vatican Insider采访时就指出希望在谈及中国教会时不再使用“合法”、“非法”主教或者“秘密”、“公开”主教的提法，而应该学习“合作与共融的语言”。没有人可以使过去的历史造成新的“裂痕与伤害”，而应该将人力物力投入到追求“祥和与共融的未来”。对于中梵对话的目的，帕洛林枢机也将其归结为追求“中国教会的合一”与找到“务实可行的方法使天主教徒能够在中国持续信仰生活与在中国特定的环境中的圣化工作”。而对于以陈日君为代表的批评声音，帕洛林枢机则表示虽然教会允许不同的观点和声音，但如果将教廷这一行动狭隘地成为妥协甚至投降，则是过于“政治化”的思维方式，而没能从灵性的角度以慈悲的福音来看待问题。这些话显然是喊给地下团体中所谓“坚持忠贞”的人群，以及海外的陈日君枢机为代表的强硬派势力听的。
中梵建交前景是否更为明朗
关于本次事件的另一种解读是中梵建交过程似乎渐入佳境，双方好像就主教任免这一关键性问题达成了一致。确实，中梵之间就主教任免问题达成默契的现实并不是刚刚发生，当前的中国教会，公开教会三分之二以上的主教，即使在祝圣之时未获教廷批准，目前也都获得了教廷的“宽免”与“准许”。2016年祝圣的四位主教与2015年祝圣的两位主教均获得了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与主教团，以及教廷的双重确认。2017年底，又有兰州韩志海和邯郸孙继根两位秘密祝圣的主教公开任职，似乎中梵之间就此达成的默契日渐稳固。
关于这一点，天主教圣神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林瑞琪博士对此有不同看法。林认为自2014年开始，中梵建交的消息不时甚嚣尘上，但每次均属谣传。对于这一次的时间，林博士认为“教廷真的为了与中方建交而要求原主教离职，一早便可以做到，而不需等到此时此刻才做；而且一般主教的职位悬空后，亦需要长时间程序选择遴选，不可能实时特别指定其他人士接任”。而且，他认为目前中国教会的七位不受教廷认可的主教均为习近平主席上任之前接受祝圣，况且“多一个少一个黄炳章并不对习近平政府的威信有任何影响”，言下之意黄炳章与詹思禄是否能够获得教廷认可，对本届中国政府而言并无实质意义，谈不上构成对中国政府的“善意”。
比利时鲁汶大学南怀仁研究中心研究主任陈聪铭则认为这是梵蒂冈谋求突破的一种举措，他认为若教廷能够“一点点地”解决非法和地下主教的问题，则可以创造出一种“新的谈判模式”。目前地下团体有40多名主教未获政府授意的中国天主教一会一团认可，另有20多名候任主教可能已经获得委任状而尚未公开祝圣，相比公开团体的7位未获梵蒂冈认可的主教，这60几人的去留可能更为复杂棘手。从这个角度看，此次事件或可看作梵蒂冈方面为解决公开和地下团体这些未获双方共同认可人士所提出的“邀约”，但是否能够一致则有待进一步观察。
帕洛林枢机在访谈中对中梵对华持谨慎乐观态度。他认为中梵对话之路充满了各类不可遇见因素和新的可能危机，但同时又是渐进的。他特别提到了主教任免事宜是中梵对话中的核心议题，并指出他“有信心一旦在这一问题上取得充分谅解，余下的困难将不足以阻止中国教会与普世教会及教宗的共融”。
另一个可供观察的角度在于台湾。自2016年5月民进党籍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上台以后，两岸关系日渐紧张。近期，两岸因M503航线使用问题再起冲突，台湾方面单方面拒绝了大陆厦门和东航两家航空公司春节的两岸加班航班。为遏制台湾当局拒不承认九二共识，谋求“隐性台独”的嚣张气焰，中国大陆在外交方面积极行动，先后使圣多美普林西比和巴拿马与台湾断交。众所周知，梵蒂冈是台湾目前在欧洲唯一维持的“邦交国”。梵蒂冈早有“迁馆论”一说，似乎与所谓“中华民国”断交近在咫尺了。近几年来中梵建交的传闻甚嚣尘上，更让台湾朝野如坐针毡。因而，以梵蒂冈对台湾施加压力，不可谓一项有效的手段。1月24日，台湾英文新闻网报导称，台湾“外交部”持续关注事态发展，但因为此事复杂，近期内不似有重大变化，台梵关系仍然“稳固”。而梵蒂冈方面亦有消息人士指出台湾方面始终保持着对中梵谈判的进展消息的了解，似有安抚之意。从这个角度看，此事确实能令台湾方面感到紧张，因而也不能排除大陆方面以此为筹码向台湾做出施压姿态的可能。
陈日君在中梵关系中的角色
在此次事件中，陈日君扮演重要角色。但从其言行来看，其在整个中梵关系发展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却日渐边缘化。早在2007年，陈日君即成为教廷处理中国事务的“中国事务小组”成员，成为梵蒂冈了解中国教会情况的重要管道和制订对华政策的重要推手之一。但自2013年以后，陈日君的地位日渐下降，缺乏与教廷核心决策层沟通的能力，只能通过媒体公开喊话，甚至说出教宗在处理中国问题上过于“naive”的激烈话语。
在本次事件中，陈日君10日赴教廷面见教宗起初被媒体描述为“在寒冷中排队等候入场”，似乎在暗示他被教廷排斥以至于以枢机主教之尊只能如一般教友般排队等待见教宗。陈日君在公开文章中澄清了这一点，称自己是“在保禄六世大礼堂”，“在udienza完结前枢机和主教们能向教宗行‘亲手礼’并交换两句话”，并向教宗转交了庄建坚主教的亲笔信与他做的翻译稿。在这篇文章中，陈日君提到去年10月他就向传信部递交了庄主教的信，并请传信部部长将副本转交教宗。而当时尚在教廷任职的韩大辉总主教向其传达的信息，韩有亲自向教宗谈了汕头与闽东的情况，结果“原来教宗并不知情”。这一看似不经意的表述，却透露了目前在处理与中国谈判的教廷代表是“背着教宗行事”，甚至有“瞒着教宗处理主教任免”的重大“罪状”。因此梵蒂冈也立即做出回应，于1月30日由教廷新闻发言人Greg Burke公开表示“教宗与教廷官员合作紧密，特别是国务院，在中国事务上，一向忠实地将所有消息呈报给教宗，教宗也完全掌握中国教会的细节状况，以及中梵之间对话的各种进程”，驳斥了陈日君的说法，并不点名批评他“造成混淆视听并引起争议”。帕洛林枢机在访谈中同样指出教宗详细了解中梵对话的详细情况，可见教廷对陈日君的言行颇为不满。
此外，陈日君在他的公开文章中仍然表达了自己反对中梵之间关系缓和的立场，甚至“绝不介意做成其最大的阻碍”，并对本次涉及的两位地下团体主教的“让位”和对公开团体非法主教雷世银的宽免力陈反对意见。31日晚间，陈日君再次发文回应教廷新闻发言人的发言，称自己并不是说教宗对这件事情本身“不知情”，而是教宗确实同韩大辉总主教说了“那小组为什么不同我商量”，言下之意是中国谈判小组“先斩后奏”。而后又点名不是“他们”撒谎就是自己“撒谎”，称他们这样做是要让教宗为他们做的“错事”负责。这无异议再次重申了自己与当前教廷政策立场的坚决对立态度。这从反面也再一次佐证了教廷愿意继续与中国方面沟通谈判的意图，并且包含在必要时候就地下团体问题和主教任免问题做出妥协让步的可能。
从中梵关系的大局来看，本次事件可能是近期双方良性互动的又一次延续。主教任免确实是双方谈判的一项重要议题，在这一问题上，双方能够进一步达成一致默契，甚至形成某种书面正式协议的可能性都不能排除。但是，中梵关系问题的最终解决，取决于如何在中国政府使中国天主教会能够“独立自主”，不成为境外势力干预中国内部事务的工具和管道的意图和教廷对天主教会在牧灵上的领导地位之间达成一致与平衡的问题，其背后体现的是中梵双方需要形成信任和默契。一旦这种信任和默契达成，所谓7位非法主教的问题、40多位地下主教问题和20多位候任主教问题自然迎刃而解，双方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也指日可待。帕洛林枢机在访谈中同样提到中梵之间问题的根本解决有赖于信任的建立。但这需要双方持续不断的沟通互动逐渐形成，或者如帕洛林枢机所言由中国教会的成员在长期的“信仰生活中为中国社会做出实质的贡献”来慢慢累积，恐怕不是谈判双方一两次的“善意”就能达成目的。如上文所述，自2015年开始，双方在这一方面似乎有“渐入佳境”之兆，但若说就此已经达成目的，恐怕仍然言之尚早，有待进一步观察和更多证据佐证。
陈日君枢机：我还是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和中国对话
对〈我们为什么要与中国对话〉一文的回应。
尊敬的帕罗林枢机（Parolin）接受了詹尼．瓦伦特（Gianni Valente）的采访（亦即两人之间虚构出来的采访）。
我多次阅读这个采访，现在我又再次阅读（即使阅读它令我反胃），以便公道地发表我的意见。
我很感谢尊敬的枢机承认“持不同的意见是合理的”。
（1）
首先，我们注意到尊敬的枢机坚持认为他的观点和活动的目的是属于牧养、灵性、传福和信仰的，而我们的思想和行为只是以政治为目的。
我们所看到的，却是他崇拜他的导师卡萨罗利（Casaroli）的东方政策（Ostpolitik）外交，而鄙视那些坚决捍卫耶稣为宗徒建立的教会不受任何世俗权力干扰的人的真正信仰。
我永不会忘记，几年前在《罗马观察报》读到一篇报道，他曾在一次讲话中，形容那里在共产主义政权下的中欧国家信仰英雄【不点名的指向维辛斯基枢机（Wyszynsky）、敏增蒂（Mindszenty）枢机和贝兰（Beran）枢机】为“角斗士”，“从头到尾反对政府和渴望出现在政治舞台上的人们”。这番言论让我震惊万分。
（2）
我们也注意到他对我们在中国的兄弟姐妹的深重痛苦一再表示同情。鳄鱼泪！他讲的是什么痛苦？他非常清楚，他们并不害怕贫穷，也不害怕自己的自由受到限制或被剥夺，甚至准备丧失生命。但他对这一切根本毫不尊重。（他们是“角斗士”！）
他还谈到了尚未愈合的伤口，以及他打算用“慈悲的香脂”来对待他们。但他说的是什么伤口？
在访问结束前，他提到一点：“我坦率地说：我还深信，中国教会所经受的部分苦难与其说是个人意志，更是由于处境的客观复杂性。”
所以他非常清楚，在中国的教会里，不是（至少很少是）私人冒犯或怨恨的问题，而是由无神极权势力制造出来的迫害。使用慈悲的香脂？但已说了这不是私人怨恨的问题，问题是需要人从奴隶制度解脱出来。
讲到慈悲，对迫害者慈悲？对他们的帮凶慈悲？奖励叛徒？惩罚忠信的人？强迫一位合法的主教让位给被绝罚的主教？这不是更像在这些尚未愈合的伤口上擦盐吗？
让我们回来分析“客观的处景”。痛苦的状态不是由我们而是由政权制造出来的。共产党想要奴役教会。有些人拒绝接受这种奴役，有些人忍受它；不幸的是，有些人却拥抱它。
面对这一现实，我们有可能不谈“权力、背叛、抵制、投降、冲突、让步、妥协”吗？
帕罗林希望我们谈论共融和合作。但有条件吗？在哪里共融？我们如何合作？因此，我们必须分析两个需要澄清的基本论点。
（3）
你想达到的是甚么样的合一？
a） 尊敬的枢机赞扬中国天主教徒，指出“中国不存在两个教会”。如果我没有记错，我是第一个，在世界主教会议上，肯定这一点的人，因为在两个教会团体里，信众在心里都是忠于教宗的（今天随着在政府管理的教会团体里的“机会主义者”越来越多，我已不敢再对整个中国教会有这种肯定）。
但是帕罗林不能否认的是，目前，有两个基于两种不同的、甚至对立原则的架构的团体。一个的架构是建基于耶稣建立的教会的伯多禄首席权原则上，另一种架构是由无神论政府强加的、旨在创造一个受其权力支配的分裂教会。
b） 消除这种分裂和实现合一，必须是每个天主教徒的愿望，但不是魔术棒一挥就能达成，更不要说靠扭曲教宗本笃的信函来达成。
在荣休教宗的信函里有这一段（8.10）：“ 有些主教因不愿屈服于那加在教会生活上不当的控制，且为了完全忠于伯多禄的继承人和忠于天主教的道理，被迫秘密地接受了祝圣。秘密状态并非教会生活常规。历史告诉我们，教会牧者和信友们只有当迫切渴望维护自身信仰的完整性，以及在教会生活的切身部份，不愿接受国家机构干涉时，才会这样做。”韩德力神父（Jeroom Heyndrickx）断章取义地引用了“密状态并非教会生活常规”，在国内宣扬这样一句话作为他的使命：“地下团体不该再存在，所有人都必须公开，成为受政府控制的教会团体的一部分。”
在中国教会事务委员会中，我们指出了这个严重的错误，但是国务院和万民福音传播部当时都无视这警告，显然是支持韩德力神父的理论。
直到两年之后──当有关的错误已造成了巨大损害之时──我们才能在信函的《纲要》小册子里，加入了一些注释，试图把“结构上的合一”与“心灵的修和区分开来”。
c） 帕罗林说，人们不应该对“两种对立的原则和机构维持长期的冲突”。但显然这并不取决于我们自己，因为两种架构中的其中一个是在政府的权力之下，这当然是指政权对它的控制，并且没有表现出会放弃的迹象。
教宗本笃说，合一的道路“不容易走”，而且“不可能一天完成”（6.5,6.6）。
但是我们的外交官想要一个奇迹，他们现在就想要有，且不仅于此。他们还指责其他人“紧抱着对立的态度谴责弟兄，或者用“过去”作为藉口煽动新的怨恨和封闭”，并且不准备宽恕，“那么不幸的是，便意味着还有其它利益要维护：可这不是福传精神的愿景。”。
对教会内忠实信众这些责备才是太残酷的，他们多年来因为忠于真正的教会而忍受过各种剥夺和压迫！
当对方无意尊重天主教会的本质，而我们这一方希望不惜一切代价的合一时，就只有一种可能的选择，就是强迫每个人都进入“鸟笼”。
d） “扩大笼子”的解决方案会鼓励人们走在一起吗？走上一条新的路径？内心会宁静？会有信心？
据说，这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但是我们可假设，他们心里面已有将非法主教认可为合法主教之后的下一步措施。
那些根据教会法是合法的、但没有得到政府承认的主教，他们会怎样？他们会被政权“接受”吗？那就是，承认进到笼子？最终会有“一个”合法的主教团吗？（由政府握着鸟笼的钥匙？）
帕罗林集团承认这种解决方案并不完美，这是两害取其轻。但，不要忘记你可以承受和忍受邪恶（伤害），但你不可以犯错（罪），无论大小。
有人建立分裂的教会而我们遭受苦难，我们或不能避免，但我们不能协助他们去创立它。
此外，由党建立的裂教不怕它，它会随着政权的垮台而消失。相反地，一个获教宗祝福的分裂教会将会很可怕！
（4）
澄清了要达至的“合一”的性质后，考虑以下的问题就很容易了：我们如何实现这种合一？
修和（内部）与对话（与政府）。
a） 修和不是没有困难的，但是有可能的，因为它只取决于我们的善意。与政府的对话则更加困难。
b） 教宗方济各在首尔说过：“对话的首要条件是保持自己的本质不变”。
这是一个诚实和正义的问题。我们需要知道并让对方知道我们想要到达的地方，也就是说，我们的良知决定对话的理想结果。具体说，那显然是：“真正的宗教自由”，它不仅不伤害，而且有利于国家的真正益处。
我们能成功吗？有没有一线希望？在中国共产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大和咄咄逼人的现状下，这希望有没有至少最低的底线？它的言行都指向对每个宗教有更严格的控制，尤其对这个所谓的“外来”宗教。
共产党已不再觉得需要掩饰事实了。各种照片在在显示，这是一个国家主办的中国天主教，它不再是天主教，而是中国教、裂教（爱国会和所谓的主教团的联席会议，总是由政府官员领导）。教宗避免使用“裂教”一词，是因为他同情有些人是在重大压力之下身处其中。
从我们所能观察到的情况看，教廷正在接受这种不能接受的现实。（这真的肯定是为了教会的益处吗？）
为有真正的对话，它必须从平等的立场开始。狱卒和囚犯之间、胜利者和被征服者之间，没有真正的对话。但我们这边的人似乎正从一个弱势位置开始。可靠的消息来源说，梵蒂冈代表团不能讨论已经在政府手中二十多年的苏志民主教的情况，因为我们的对话者拒绝了。我认为，我们的代表团早就应该离开谈判桌回家去。接受他们的拒绝就像从一开始就跪在他们面前。
毕竟我们不是被征服者。难道我们的外交官不知道地下教会团体的信众构成，可能仍构成，教会的大部份信徒人口吗？不知道他们在各处有教堂和主教座堂吗？在城市里，他们显然不能有教堂，但他们在私人住宅里开弥撒公安部门当然知道，但并不干扰。不幸的是，自2018年2月起，我们可以看到政府对我们这些兄弟姐妹的活动进行更加严格的管制，这是因为政府知道，它现在也得到了教廷的同意。
c） 梵蒂冈在支持与政府进行外部对话的同时，扼杀了教会内部的对话。它以一种极其粗暴的姿态，取消了教宗本笃十六世设立的宗座中国教会事务委员会而不给一个解释。在梵蒂冈，唯一有资格的华人声音是韩大辉总主教，现在被调派到希腊当大使了。帕罗林所说“探索一个综合的真相”就是这些！“一起发现天主的计划”就是这样！他们相信他们“已妥当地考虑所有事情”。
（5）
在整个访问中，最令我反感的，是对教宗本笃信函的不诚实扭曲，使得看起来他好像是荣休教宗的忠实支持者，而实际上他和当时的万民福音传播部部长阻碍了拉辛格教宗将中国教会带回正轨的努力。
在这次采访的开始和结束，他分别两次引用信函。
a） 在第4章第7段中，教宗本笃说：“与合法的政权持续冲突是不能解决现存的问题的。但同时，当政权不恰当地干涉教会的信仰问题和教律时，我们亦不能就此屈从。”
b） 在第6段中他说过：（引用《天主是爱Deus Caritas Est》通谕）“教会不能、也不应该代替国家。但同时，也不能、不应该置身于为正义而奋斗的范围之外。”
在这两句引语中，帕罗林利用了前半句，而将后半句隐去，令教宗本笃的思想失去了平衡。
（6）
鉴于最近的争议，我觉得有必要澄清我与教宗方济各之间的关系：无论我什么时候遇到他，他对我都充满温柔。
确实，我把私人对话披露可能会让他感到尴尬，对此我感到抱歉。但我仍然相信，教宗的想法与他的合作者的想法，两者之间存在着差异。他们很容易地利用了教宗的乐观主义来实现他们的目标。除非另有事实证明，否则我确信我为教宗的好名声作了辩护，他的合作者判断错误的责任与他无关，我也以为藉着我他向我们在中国的兄弟们表达了他的鼓励；国内的兄弟们，正如我们中国人所说，“正在陷入水深火热当中”。
若果有一天与中国不好的协议签署了，这显然是得到教宗的批准，那么我会默默退出，过“隐修的生活”。作为鲍思高的一个儿子（即使不堪当），我绝不会出来带头反对罗马教宗 ── 基督的在世代表。
让我们为教宗方济各祈祷：“祈求天主保护他，赐他力量，让他开心，并不让他陷入敌人的手中。”
中梵关系正常化需要解决的问题
温尔康
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梵蒂冈方面最初选择了留在大陆与新中国政府接触，但是由于教廷公使（papal internuncio）对时局的错误判断和对国民党政权的支持，导致了1951年教廷公使被驱逐出大陆，中梵双方的正式外交关系就此断裂，并在此后60多年都没有恢复外交关系。梵蒂冈虽然只有800多人口，但是却影响着全球12亿天主教信徒，这个人口规模与中国几乎相当。在当今国际环境下，两个有着如此重要国际影响力的国际主体没有建立正式外交关系是很罕见的。实际上，双方关系正常化对彼此都是有利的。对梵蒂冈而言，中国有着13亿人口且是一个无神论者占主导的国家，这对传教（preach the gospel）而言吸引力巨大，因为让无神论者信教比让其他宗教信仰者改信其宗教难度要低很多。况且梵蒂冈(The Holy See)的核心关切是提升信仰（promotion of faith）而不是发展国民经济。对中国而言，中梵关系正常化则可以提高自身的国际声望，更有利于中国在天主教国家和地区推进一带一路倡议。
实际上在过去二十年里面，双方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多次表达了关于改善中梵关系的愿望并做出了实际努力，如教皇专机飞越中国领空并向习主席表达问候，中国爱乐交响乐团赴梵蒂冈演出和“中梵双向同步艺术展”等。中方多次重申愿意在“两个原则”的前提下与梵蒂冈改善关系，即梵蒂冈与台湾断交，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和梵蒂冈不得干涉中国的内政，包括不以宗教事务为名干涉中国的内部事务。这两大问题也是多年来阻碍中梵关系进一步发展的核心症结。
针对第一个问题，自从1971年联合国2578号决议后，台湾的外交状况不断恶化，截止到目前，仅剩20个所谓的“邦交国”，梵蒂冈就是其中之一，更是台湾在欧洲最后一个外交据点。
第二个问题则是教权的问题，梵蒂冈坚持认为只有教皇才有资格去任命主教。这在中国是行不通的，根据中国宪法第三十六条规定“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梵方不承认中国自选的主教，中方不接受梵方的任命，并指责梵方干涉中国内政，这种周期性的抗议持续了60多年，导致了每四、五年双方为改善双边关系所积累的努力付诸东流，造成了中梵关系的停滞不前。
双方的争执焦点实际上是形式和原则上的问题。原则是不可以改变的，但是我们可以对原则的解释方式和具体实践形式进行重新的建构，并不一定是非要对立的。第一个原则即一个中国原则，这是个二选一的问题，是不能拿来谈的，梵蒂冈只能选择与台湾断交。但是第二个问题却可以进行制度化安排，在主教任命问题上找到中梵都能接受的方案。比如经常被提及的“越南模式”，即教廷从越南政府提供的名单中选择，实际上只是行使象征性的宗教权威，但是中国继续坚持“自选自圣”原则，不排除梵蒂冈进一步妥协，对中国自己选出的主教进行合法性的认可，而不具有决定权与选择权。
我们需要清楚地看到，谈判的天平不断的在向中方倾斜。天主教廷目前面临着世俗化浪潮、穆斯林快速增长的冲击和娈童丑闻的影响这三重冲击。外部竞争方面，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2015年估计，穆斯林人口将从2010年的16亿增长到2050年的28亿，其速度远超35%的世界人口增长率。届时，穆斯林将占全球人口近三成(29.7%)。在本世纪下半叶，伊斯兰教将取代基督教成世界最大宗教。内部发展方面，年轻人越来越倾向于世俗生活，有规律地参与基督教的宗教活动的年轻人越来越少。因此，梵蒂冈对中国的需要远远的甚于中国对梵蒂冈的需要，谈判的筹码握在中方这边。
中梵恢复互信和关系正常化需要双方共同的努力。梵蒂冈需要更加理解和关注中国的民族情绪和在近代史中建构出的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避免再发生类似不顾中方的强烈反对，在2000年10月1日，中国国庆日举行“封圣”仪式，把曾经在义和团运动中被杀的外国传教士及其追随者册封为“圣人”的外交错误行为。中方则需要主动与梵方接触，本着求同存异原则，寻找双方最大公约数，达成某种“底线共识”做为双边关系正常化的基石。只要双方都遵守这个“底线共识”，就能保证双方的冲突与分歧维持在一定范围内，而不会对双方关系产生过度破坏。■
文章首发于2月13日《环球时报》英文版
中梵修和不可漠视之公义 — 香港家书谈中梵协议
家明：
上次跟你通信，原来是年半前了。近半年来，我正享用安息年假，离港专心写作，没想到收到你的来信。
你说得对，相信中梵即将就主教任命问题签署框架协议。对此，天主教香港教区荣休主教陈日君枢机公开表达忧虑，这与梵蒂冈高层的乐观态度，形成强烈对比。作为教友的你，问我该如何看是次争论。我认为，我们不应忽略协议背后涉及的深层问题。
半个多世纪以来，中梵关系走过曲折的道路。自中共建国以来，因着拒绝接受政治力量的操控，不少神职人员及教友受到政治冲击，甚至被中共以“反革命集团”罪名拘捕。中国政府为分化在信仰上效忠教宗的教会， 在1957年支持“中国天主教教友爱国会”成立，并且在翌年，更违反天主教传统，首次举行“自选自圣”主教。此后中梵关系可说陷于历史低谷。不过，不少神职人员及教友，即使在最恶劣的环境下，仍坚守信仰，展现无比坚毅的信德。
今天中国天主教形成的爱国教会与地下教会并存现象，可说是这段政权干预宗教的历史结果。家明，你是否仍记得我在课堂上提醒同学，要避免简单的二元思维，即使在爱国教会内，仍有不少忠于信仰的教友。但同时我却指出，爱国会及主教团作为中国政府扶植的爱国宗教团体，事实上是党国宗教管理体制的一员，而非单纯的宗教组织。这些爱国宗教团体的存在，说明党国不容许完全独立自主的民间组织，所谓“独立自主”、“民主办教”，只是一种伪装的政治口号。政治权力以不同形式（当然包括主教的人选）掌控宗教事务，充分反映出中国宗教自由的残缺。
是次中梵协议的争论焦点之一，是中梵在主教任命问题上的共识，是否可以乐观地理解为中国天主教会的合一？特别是，为了促成这个合一，要求长期为信仰受苦的地下教会作牺牲，是否合情合理？
协议容许教宗可以有权批准任命主教。但只要熟悉中国政教关系者都了解，中国政府绝不会放弃对宗教领导人的实质任命。因此，日后经过“民主选举”及“中国主教团任命”这两个程序送到教宗面前的名单，一定是经过统战部及宗教局的“筛选”。虽然协议容许教宗作作最终的委任，但获得中方认可的主教，一定是在政治上安全系数极高的人选。
相对而言，梵方的让步却远比中方为大。因为教宗需要宽免七位非法主教，甚至要求2位地下主教作牺牲，让出教区主教的职分。此举表面上是一种合一的修和，但对于半世纪以来一直坚持信仰的地下教会，却是极大的伤害。没有公义作基础的修和，是否真正的修和？对于许多为信仰付上代价的神职人员及教友，如此牺牲，又教他们情何以堪？
更严重的是，协议将原来在党国体制以外的地下教会送进“鸟笼”之内，需要接受中共宗教管理体制在各方面的控制。梵方消息人士期望，日后可以争取扩大鸟笼空间，是否只是一厢情愿的想法？近日甚至有梵方高层盲目地赞美中国，被视为讨好中方的政治献媚。这些为合理化中梵不对等协议而作的各种辩解，根本完全无视党国控制宗教的政治现实。
我想起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萧伯纳（George B. Shaw）曾说：“理性的人改变自己适应世界；不理性的人试图改变世界顺应自己。因此，所有进步都依赖不理性的人达成”（“The reasonable man adapts himself to the world, the unreasonable one persists in trying to adapt the world to himself. Therefore, all progress depends on the unreasonable man.”）今天，对中梵不对等协议持异见者，一定会被视为不够务实、不识大体、不懂策略；但所谓务实、大体与策略，真的能带来好的改变吗？信仰的理想，不是应该成为改变世界的力量吗？其实，教会历史已经给我们明确答案。
今天是大年初二，刚好踏进教会节期的四旬期。昔日主耶稣在旷野四十日，拒绝恶者的试探 ── 不是为求存而让石头变成食物、也非为彰显自己能力而试探上主，更不会为权柄与荣华而向恶者下拜。让我们也在四旬期默念主的教导 ──“不叫我们陷于诱惑，但救我们免于凶恶”，并切切为中国教会祈祷。
你的老师
邢福增
2018年2月17日
中国“地下”主教：我们追随教宗、相信上主
中国“地下”教会的权威之声魏景仪主教指出：“我衷心希望，中国大陆以外的友人，包括港澳台世界各洲，不要代表中国的地下教会发声”
gianni valente
罗马
他和他的团体“无论中梵关系如何走向，我们完全服从教宗和圣座所做的任何决定”。从现在开始，邀请“中国大陆以外的友人，包括港澳台世界各洲，不要代表中国的地下教会发声，因为你代表不了中国的地下教会”。因为“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没有人能代表中国的地下教会”。
近日掀起了不乏政治原因的“媒体风暴”，旨在推出由香港一些团体及西方个别领域策划的运动，抵制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梵蒂冈的关系可能发生的转折。为此，中国大陆黑龙江省齐齐哈尔教区非官方教会主教魏景仪的话实在值得予以特别的关注。因为这些话来自中国。也是因为公开说这话的人的权威性。
一九五八年，魏主教出生在河北省保定市。是中国所谓“地下”天主教会中最重要和受尊重的人物。时至今日，中国政府仍并不承认他的主教祝圣。一九八九年十一月，这位年仅三十一岁的年轻司铎，和二十几位“地下”主教及他们的代表一起出席了在陕西三原县张二策村召开的著名的“张二策村会议”，而且作用不凡。本次会议旨在创建在政府控制之外的中国主教团。
一九九五年六月秘密祝圣为主教的魏景仪蒙席曾入狱三年、个人自由受到限制。最长的一次是在“张二策村会议”之后，从一九九O年九月到一九九二年十二月，持续达两年以上。也是为此，今天，他的话听起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胜于雄辩、落地有声。
魏主教，各界都十分关注中国天主教会现在和未来的情况，也有奇怪的举动。
自从进入二O一八年一月末以来，有关中梵关系有望突破的消息一经传出，各方面的报道，评论，分析，展望，纷至沓来，不一而足。得到这些消息，有人失望，有人兴奋，也有人为中国的地下教会发声，抱不平。认为中国的地下教会做了教宗和教廷在改善中梵问题方面的牺牲品。
那么魏主教，您，怎样看待这一切？
我是天主教会中国大陆地下团体的一位主教。我对以各种方式关心帮助我们的朋友，表示衷心感谢。中国大陆幅员辽阔，各地教会情况各有不同，地下教会尤其如此。为此，我衷心希望，中国大陆以外的友人，包括港澳台世界各洲，不要代表中国的地下教会发声，因为你代表不了中国的地下教会。
一些人将“地下”教会说成是非常担心，甚至抵制北京和圣座达成协议的可能。事情真的是这样吗？
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没有人能代表中国的地下教会。如果有人受中国大陆某地方教会团体或个人委托发言，也请说明，只代表这个团体或个人。我不希望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代表”。基于信仰，我和天主所委托给我的团体郑重声明：无论中梵关系如何走向，我们完全服从教宗和圣座所做的任何决定。不问理由。
您的这种信心是基于什么呢？仅仅是尊重教会当局的决定吗？
亚巴郎蒙召的时候，周围环境恶劣，但亚巴郎没有要求天主改善环境，只是坚信上主。我蒙召时，中国大陆所有的修院还没有恢复，但天主光照，让我看到中国教会的将来。所以修院恢复后的招生考试时，我的作文题目是《残冬到了，春天还会远吗？》。
现在呢？
时代到了今天，周围环境还不是太美好，因而人们有些担心，但是我们的救助来自上主，是他创造了天地万物，我们的信息和希望是建立在上主那里，是他不会让我们失望，不会让我们蒙羞。为此，我读到的帕罗林枢机的话给了我很大的鼓舞。
那些话中，哪些让您特别感到了鼓舞？
长期以来，我们中国教会只知道圣座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在为战胜彼此间的距离展开谈判。但是，谈判是保密的，我们没有办法去评估这一对话是基于什么样的标准展开的。也是为此，那些散布对可能达成协议感到担忧的人也就有了空间。帕罗林枢机的回答给我们证实了，那些坚称这一协议最终将违背天主教原则的论点是毫无根据的。教宗不是政客。教宗的助手们不是按照政治标准行事的。他们的全部努力都是在信仰激励和照耀下的。信仰也助长了所有羊群都重返一牧一栈的渴望。
还指那些非法祝圣的主教们吗？
在七名非法祝圣的主教中有的人被绝罚、有人做了不好的事。有人可能会问：他们还堪当、还有能力作为主教领导一个团体吗？我看问题的方式是：我们知道教宗是一位父亲、非法主教就像是浪子，他们犯错了、离家了。但儿子悔改、要求重返父家时，难道有什么理由会让一位父亲拒绝宽恕他们吗？相反，父亲一直在期待着他们回家。
有人说对人慈悲是一回事、重新把牧职交给他们则是另一回事……
可如果教宗说他们可以做主教，那他们就可以做主教。一旦回家后，他们可以作为家庭成员一样生活。我们应该帮助、鼓励、爱他们，和他们一起向前。这一切使我想到了福音中耶稣对通奸淫妇说的话：“妇人！没有人定你的罪吗？我也不定你的罪。去罢！从今以后，不要再犯罪了”。我还记得耶稣说的另一句话：“你们中间谁没有罪，先向她投石罢”。
如果事情发生改变、如果一方没有履行其承诺，那么会发生什么呢？
要达成协议，就总是要相信一点儿对方。如果彼此没有一点儿信任，就连说话的可能性都没有，也就永远不会达成任何协议。圣座的目标是宣讲在基督内的信仰，中国政府有其他目的。与各国对话时，圣座是严肃的、没有什么可掩饰的。而中国也是个大国，知道兑现所达成的协议。我们基督徒知道是可以相信人的。我们首先信的是上主，是上主在领导一切。
吁圣座“临崖勒马”联署 遭天津 DDOS 攻击 发起人：攻击不能压倒我们的声音
盛传梵蒂冈将与北京在数月内签署任命主教的框架协议，15位以香港天主教徒为主的大学学者、人权工作者及律师周一发表公开信及全球网上联署，吁圣座“临崖勒马”。发起人今发表声明指，联署网站从昨日下午起受到阻断式服务攻击（DDOS），而多个发动攻击者的网际网路协定（IP）位址来自天津。
发起人指出，网页经抢修后于今日下午约十二时半恢复正常运作，谴责“此等懦夫”的恶行，“攻击不能把我们的声音压倒，我们也绝不会因此而停止为教会出声。我们在此再次呼吁各位爱护教会的教友加入联署，并请继续为在中国受到迫害的教会祈祷。”
公开信引述天主教会的教理、法令与宪章，指主教是宗徒的继承人，在整个选拔过程中，政府不应有任何角色。公开信亦指，现时内地官方委任的七名非法主教道德操守令人怀疑，他们也从无公开忏悔，得不到教友信任。一旦承认他们为合法，并要求合法主教让位，“将令大中华地区的教友陷入混乱和伤痛，并在大陆教会中造成分裂”。
截至今日傍晚六时左右，有逾1600人参与联署，包括来自香港、中国内地、美国、德国、葡萄牙、意大利及巴西等地的教徒。
公开信批评，习近平领导的中国共产党近年再三拆毁十字架和破坏教堂，习近平本身也多次表明要加强党对宗教的控制，教会不可能得到更多自由。“中共在破坏承诺方面，可谓罄竹难书。我们忧虑，协议不但不能令教会得到期望中有限度的自由，反而会破坏教会‘至圣、至公、从宗徒传下来’的神圣一质，并重挫教会的道德力量。”
公开信指，任何协议必须以保障宗教自由和停止宗教迫害为基础。但中共刚在二月初实施新的《宗教事务条例》以加强控制，公开信相信，即将达成的中梵协议不可能令中国政府停止迫害教会和侵犯宗教自由，“明智地请圣座再三思量目前的协议，临崖勒马。”
发起联署的包括民主动力创会召集人郑宇硕、英国保守党人权委员会副主席罗哲斯等。
香港信友彻夜祈祷，望协议能符合教会在自由社会的做法
【天亚社．香港讯】天主教正义和平委员会为中国教会，举办彻夜祈祷会。参加者望教廷能更了解国情，做出更周详的决定。
「为中国教会献主」十二小时彻夜祈祷会于二月十三日，晚上八时至翌日八时在圣文德堂举行，高峰期有逾二百人参加。但直至约十二时，信众逐渐离去，只剩下约二十人，包括香港教区荣休主教陈日君枢机，和该堂的主任司铎陈满鸿神父。
正委会干事柯欣欣对天亚社说，目前有很多跟中梵协议相关的传闻和消息，这是中国教会关键的时刻，而很多香港教友都一直关心此事，想为中国教会祈祷，所以举办祈祷会让大家一起表达对中国教会的关怀。
她表示自己关注中国大陆多年，对目前中国教会的状况并不乐观，有感国家主席习近平一直收窄公民社会、普世价值和集权于一身，尤其新修订的宗教事务条例比以前更为苛刻、严苛，监管得更为细致，教会的生存空间更为艰难，而这些正正是违反了自由等普世价值。
柯欣欣希望有关协议能符合教会在文明自由社会里的做法，而非配合大陆当局控制之下被扭曲的方法，譬如应由教宗选定地方主教，「教会最清楚拣选主教的准则，找一个适合人选，会经过严谨的调查、征询多方意见等；以普世教会的方法去委任主教，才是最恰当的」。
她坦言，现在很多人与中国大陆打交道都是看准他的市场，但教会吸引人的地方是他不会有太多世俗的利益考虑，坚持自己的本质，说真理、道义的价值，「如果连教会没有利益包袱的团体也要看大陆的脸色，这是相当可悲的事」。
十二小时的祈祷会以朝拜圣体为主，并有诵唸玫瑰经、夜祷、晨祷及弥撒。
黄先生是其中一位参加祈祷会的教友，他对天亚社说，很担心教廷与中共所订的协议会伤害国内的弟兄姊妹，希望通过祈祷让教廷尤其宗座明白大陆正在发生的事和真相，让他们再想一个周详的办法。
他指出，国内的弟兄多年来受着当局的压迫，若协议如媒体所报道这样，而教廷仍要签署，「这是对弟兄的出卖」。「目前国内的『地下』团体在某程度上仍有少许自由，倒不如保持现状，比要求他们完全暴露在当局的监控下好，现在最佳的办法是以不变应万变。」
圣文德堂教友林小姐是另一位参加者，她说参加祈祷会旨在为教会祈祷，并没有支持或反对哪一方，「我们要做的事是忠于基督，正如祈祷会的主题『献主』，纯粹为整个教会祈祷」。
她指出，中国教会无论「公开」团体和「地下」团体都有他们的困难，「公开教会团体的自由要获当局批准，有些人可能更是迫于无奈参加他们的礼仪和活动；而地下教会团体的神长或教友则如打仗地区的人民，每日都要逃难，又或要在隐蔽的地方生活，但仍会被抓和被不公平对待，这些都是很痛苦的事」。
不过她认为，西方国家可能不太了解中国大陆，教廷可与中国各地教会有更紧密联系和接触，做多些咨询和交谈，甚至征询亚洲地区的主教、神父的意见，才再做决定，这会更为理想。
参加者胡先生认为，牺牲内地地下教会是不符合教会的精神，「他们多年来受苦最后被遗弃，即使是人性的角度也不可接受，何况是教会？没有宗教信仰的人会如何看我们呢？」
他续说，或许教会在协议中会获些微得益，但他相信也是存在着不公平和欺骗。他以香港的政治形势为例，「如《中英联合声明》说五十年不变，但最后不到二十年就变得面目全非，表面上的利益其实也是被骗，这就得不偿失了」。
香港天主教徒发表公开信 吁请教宗三思
香港天主教徒周一举行彻夜集会祈祷，并发表致全球主教团公开信，希望他们请教宗三思与北京可能达成的有关主教任命的协议。
（德国之声中文网）据路透社报道，2月12日，200余人在香港圣文德堂举行彻夜祈祷，表达对梵蒂冈与北京可能达成的协议的忧虑。报道引述消息人士称，未来数月，梵蒂冈与北京可能达成有关主教任命的协议。
中国天主教会有官方认可的天主教爱国会，和梵蒂冈任命主教的"地下教会"。
在香港圣文德堂的彻夜祈祷集会上，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神职人员向路透社表示："这是一个棘手的处境。存在很大的分裂危险。"
与此同时， 15名来自香港、美国、英国等地的大学教授、讲师、研究人员、人权工作者和律师发表《就圣座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可能达成之协议致全球主教团公开信》，并发起联署。一天后，有超过1000人参与了联署。
公开信称，北京任命的主教"并无得到教宗任命，道德操守令人怀疑，得不到教友的信任，也从无公开忏悔。假若要承认他们为合法，并要求合法主教让位，将令大中华地区的教友陷入混乱和伤痛，并在大陆教会中造成分裂"。
公开信称："我们认为任何协议，必须以保障宗教自由和停止宗教迫害为基础。"公开信表示，希望各地枢机和主教"请圣座再三思量目前的协议，临崖勒马"。
路透社报道，中国本月起生效的新《宗教事务条例》对宗教团体聚会、财务、地点以及网络方面做出进一步限制。而天主教地下教会神职人员过去多年曾受到逮捕、失踪和强制劳动，因此许多天主教徒难以接受此前两名地下教会主教须让位于北京任命的主教一事。
任命主教谋巧安排 中梵求双赢
星岛日报
最近，关于中国与梵蒂冈何时建交的话题十分热门。扫除中梵建交的最大障碍，对中国政府来说，将有助提升其国际形象，同时进一步缩窄台湾的外交空间。对天主教教廷来说，这将有助消除中国“地面”和“地下”教会的分歧，重归一统，减少思想混乱，有利弘扬福音。
中梵建交，面对其他国家所无的独特障碍。北京方面一贯主张无神论，视基督宗教（包括天主教、基督教和东正教）是帝国主义入侵的帮凶，甚至曾视传教士是侵略者的先头部队，故此在取得政权后，就算为了统战需要而容许有限度的宗教自由，都要把洋教士驱逐出境，成立“三自爱国教会”，即“自治、自养、自传”，摆脱外来势力影响，并且接受执政党领导。
梵蒂冈视此为大逆不道，天主教极为重视一体性，根据教理，教宗是受耶稣基督和教徒传承，担任教会的领袖，教宗的权力包括任命全球各地的主教，领导各地的教会。北京的“三自”方针，被视为违反基本教义。
在中国大陆的天主教徒，因而面对效忠北京还是教廷的艰难抉择。一些坚决效忠教廷的信徒，就坚拒加入爱国教会，自行聚会，举行礼拜，而教廷则秘密祝圣神父和主教，担任牧养信徒的工作，形成所谓的“地下教会”。至于“地面教会”，就算按照北京的要求推行“自选自圣”主教，都承认教宗是其精神领袖。
教廷一直不希望教会分裂，就算在中国文革时期对宗教迫害最甚的年代，教宗保禄六世在一九七○年代访港，以不能同时访问中国为由而不访问台湾，都显示教廷对中国教会的关心，并且希望透过与执政者改善关系，来改变中国教徒的艰难处境。
在中国大陆推行改革开放后，中梵关系有所改善，甚至出现中梵皆认可的主教，地面和地下教会不再泾渭分明。可是，这种默契，却因为北京和教廷在一些主教人选上的分歧，而遭破坏。北京视自选自圣主教体现中国教会自治，不容梵蒂冈这外国势力插手干预。梵蒂冈则基于宗教理由，觉得这是严重违反教义，对一些接受自选自圣的主教施以绝罚，即驱逐出教会，遑论领导牧养教民。
在教宗若望保禄二世的年代，中梵关系无大进展，北京一直视出身自波兰的若望保禄二世，是瓦解苏联东欧集团的重要推手，防范他把“苏东波”变局复制到中国。在此期间，中国因国力增长而逐步建立自信，又与台湾马英九有“外交休兵”的默契，不急于与梵蒂冈建交。
现在梵蒂冈换上出身阿根廷、形象较开明的方济各担任教宗，台湾换上支持台独的蔡英文执掌，中梵关系升温，梵蒂冈博物馆和北京故宫博物馆下月还会进行艺术展品交流，被形容为另一形式的“乒乓外交”。
梵蒂冈愿意与台湾断交，众所周知，世界上有大量与台湾断交而保持非官方关系的先例。中梵建交的主要障碍，是主教任命权问题。现在由中国自选自圣的几位主教向教宗寻求赦免，而教廷亦要求两位由教宗任命的主教让位给自选自圣出身的主教，虽然地下教会部分成员有抵触情绪，但是只要在礼仪上补妥教宗祝圣任命的手续，这些成员都应会听从教宗的命令，舍小我成大我。
教廷官员直言这不是最理想的安排，形容中国教会仍然困在笼子里面，但是会设法把笼子扩大。中梵日后主教任命权的问题，就要看双方能否在实际安排上发挥灵活强性，达到不违反自己原则的务实协议，求得双赢之局。
不要做約伯的友人！
乐山乐水
约伯传是圣经中一部很引人深思的书。
约伯是个义人，圣经作者在一开始也说他“为人十全十美，生性正直，敬畏天主，远离邪恶”。他却遭遇到极大的人生挫折，可说是家破人亡。最后自己亦患病，生不如死。
他向天主抱怨，咀咒自己的生命。他的朋友来劝说，向他说天主不会违背公义，他不应埋怨天主云云。约伯不服，认为自己不应受这苦难，这苦难对他不公义。这样，约伯和他的朋友展开了争论。
冗长的辩论后，静默多时的天主终于出声。最后，
上主对约伯说完这些话，就对特曼人厄里法次说：“我应向你和你的两个友人发怒，因为你们讲论我，不如我仆约伯讲论的正确。”(42:7)
出乎意料，天主比较认同埋怨自己的约伯，反而要求约伯的朋友献祭作赔补。
近日梵中关系引起激烈讨论。陈日君枢机站在中国忠贞教会的立场上喊冤，好些教友也为中国的忠贞教会可能要受的背叛和教难感到悲痛。另一方面，也有些教友表示我们要信赖天主，不要对教廷的外交政策存疑，并要对天主有信心。
笔者想起《约伯传》中的约伯友人。如果我们仔细看，他们说的话并非没有道理：
如果是我，我必投奔天主，向天主陈诉我的案情。他所作的大事，高深莫测；他所行的奇事，不可胜数 (5:8-9)
你若居心正直，向他伸开你的双手；你若将手中的罪恶除掉，不容不义留在你的帐幕内；那么你定能仰首无愧，一定站立稳定，一无所惧；你必能忘却痛苦，纵然想起，也必似水流去；你的寿命如日中之光华，纵有阴暗，仍如晨曦。 (11:13-17)
这些说话有错吗？没有。但约伯是怎样回应？
约伯回答说：像这样的话，我听了许多；你们的安慰反使人烦恼。这些风凉话何时了？或者有什么事迫你非说不可？若是你们处在我的境遇中，我也会说像你们所说的话，也会花言巧语讥笑你们，向你们摇头。我也会以口舌宽慰你们，摇唇鼓舌来减轻你们的痛苦。 (16: 1-5)
天主在事后自然有改正约伯的态度，但他却说约伯讲论天主比这些安慰他的朋友说得好。我们不要轻看不公义的痛苦。我们不要轻易地说：“我们要信赖天主，因为他一定会拯救中国的忠贞教会。”我们如果不是一同承担痛苦的话，我们是不能轻易这样说的，因为不一起承担痛苦，这些话就如约伯所说，是“风凉话”。
为甚么这么多的教友要在网上要维护教廷一些错误的决定呢？即使是教宗，在外交事务上也不受“教宗不能错特恩”的保护；教宗也可以在外交事务上犯大错。当年的东方政策便是一个很清楚的实证。
教廷，甚至教宗，在外交事务上的错误，不影响教会及教宗的道理。即使教宗犯错，我们也可以爱他而为他改正祈祷，这样毫不影响我们的信仰。既然如此，我们为何要轻易说出这些风凉话？天主自会照料，对的，但这代表我们就可以视错误为正确吗？我们不能说得，好像因为天主自会照料，所以我们做得对做得错也没有关系。不是这样的！真正的公义及仁慈要求我们认清善恶、认清对与错。
我们要做的，不是相信一句“天主自会照料”就像梵中外交关系轻轻带过。我们作为平信徒，虽然未必能左右大局，但我们还是可以怀着沉重的心情为中国教会、为教廷、为教宗、为圣教广传祈祷。不要让这痛苦在我们心田不留痕迹地流走，让这痛苦在我们的生命中沉殿，让我们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跟中国忠贞的教友一同受苦。
中国天主教“地下”主教同意让位于官方人选
传闽东郭希锦主教答应降级要求，神父称只能心痛接受
【天亚社．香港讯】有传华东福建省闽东教区「地下」教会郭希锦主教答应教廷提出的要求降级，给非法主教詹思禄成为合法主教，自己担任助理主教或辅理主教。有教区神父表示只能「流着泪捧出一颗滴血的心」接受。
据《纽约时报》二月十一日报道，郭主教在举行一场晚间弥撒时说，如果能拿出可验证的梵蒂冈正式文件，「我们就只能服从教宗的决定」。
他表示，「我们一贯的立场是尊重教廷和中国政府达成的协议」，并说：「我们的宗旨是中国教会必须要和教廷有联系。不能分裂。」
现年五十九岁、不获政府承认的郭希锦主教，于二零零八年获地下教会团体黄守诚主教祝圣为助理主教，并于二零一六年自动继承同年七月三十日去世的黄主教的职务，成为闽东教区正权主教。
去年四月十三日圣周四原是他的首台圣油弥撒，但郭主教却被当局带走。
郭主教被带走后被当局监禁一个月，要求签署一份「自愿」降级为助理主教的文件，据称签署这份文件是让郭主教获得政府承认的条件之一。
有传郭主教被要求退一步，是降格给同教区获政府承认的「公开」团体非法主教詹思禄，作为他的辅理主教或助理主教。
闽东地下团体神父若翰对天亚社说，按照他对郭主教为人的了解，「如果这是教廷的要求，他（郭主教）不满归不满，但还是会答应的、会服从的」。
至于自己，他表示，同样接受不了，但也会服从教廷的决定，并会劝导不接受的教友。「教友与神父一样都不可能赞同这个决定的，但我们会流着泪告诉教友，尽管痛苦，但我们也得接受。我们会流着泪捧出一颗滴血的心服从，因为我们有服从宗座的义务。」
他又说，教友虽然会听从神父，「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人心会散的，毕竟面对一个向邪恶低头的滑稽协议，我们不可能欢呼接受」。
当地的贞女玛利亚对天亚社说，教廷这决定于理不通，「但为了顾全大局，如果教宗认可了，大家都没办法」，不过她相信「教友心里不舒服」。
她坦言，如果教廷决定让非法主教詹思禄合法，在感情上她是接受不了的，让人很伤心，不过她强调教会是合一的，不是分裂的。
闽东教区地下团体教友若瑟则天亚社说，他没法接受教廷向邪恶低头，这与天主教教义不乎。他强调即使詹思禄被认可，也坚决不会参加他的礼仪。「教廷认可他是教廷的事，他在我心目中仍是非法主教。」
他坦言理解神父与教友的角色不同，他们需要服从长上。他补充说，若有地下的神父共祭，他也会参加礼仪。
这位沙江天主堂的教友领袖又认为，若协议签成了，「教友会感到混乱，教会的分裂将比现在的更为严重」。他强调，教难时期，他们都勇敢面对，「现在教廷出了这个烂决定，真的让教友很难接受」。
一群海内外天主教徒发起联署，呼吁全球主教团关注中梵协议
【天亚社．香港讯】一群海内外天主教徒撰写公开信，并电邮至全球主教团要求关注近日的中梵协议事件。信中还呼吁全球联署，希望教廷能临崖勒马。
公开信及联署发起人，全是天主教徒，他们分别从事大学教授、讲师、研究人员、人权工作者及律师。部分人士更身在美国及英国等地。
现为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陈家洛是其中一名发起人，他对天亚社说，当中梵协议消息一出，「我个人是极之不安，因为协议跟教会的信念原则、委任主教等都有很多的不一样」。
他续说：「中国亦没有真正的宗教自由，近年在中国总理习近平领导下更是愈趋严重。所以梵蒂冈国务卿说是在鸟笼中多了少少空间，根本我们看当局管得只会愈来愈紧。」
他跟一群同为专业人士的天主教徒，希望能在中梵下一轮会谈前发声，于是决定向全球主教团发出公开信（内容详见下文），并发起全球联署，希望引起全球人士的关注。
陈家洛说：「大陆的宗教自由和中国教会的情况，都是香港教友关心的事情。我们作为教徒不能把这些都扫到地毯底下，视而不见。」他续指，有关的公开信现已发至全球各地的主教团，包括美国、欧洲和南美等，希望引起他们对中梵协议的关注。
有中国地下教会教友表示，若日后中梵协议真的达成，将不会参加非法主教主持的弥撒，因为过不了心中那关口。陈家洛说：「很明白中国教友的痛苦，有像被出卖的感觉，亦相信日后会有反弹的情况出现。教廷是否为了外交而牺牲在地的子民，真的值得三思，亦如我们公开信中所说：请圣座要临崖勒马。」
公开信全文：
就圣座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可能达成之协议致全球主教团公开信
最可敬的枢机和主教：
我们是一群天主教徒。对于近日各方消息显示，圣座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即将就主教任命问题达成协议，并承认七名非法「主教」，我们深感震惊和失望。我们本着对慈母圣教会的忠诚与爱护之情，希望阁下和主教团能对关注事件。
按慈母圣教会的教导，主教是宗徒的继承人，秉承著领导和牧养羊群的责任：「教会是从宗徒传下来的：她建立在巩固的基础上：即那『羔羊的十二宗徒』（默 21:14），故此是不能毁灭的，在真理方面是不能错误的。基督透过伯多禄和其他宗徒，以及他们的继承者，即教宗和世界主教团来管理教会。」（《天主教教理》，869）因此，主教必须由伯多禄的继承者——圣父教宗任命，且必须是道德高尚而贤明的人。在整个选拔过程中，政府不应有任何角色：
「任命主教，设立主教，是教会合法当局本有、特有、独有的权利。为此，为维护教会的自由，并为更易于推行信友的利益起见，神圣大公会议希望，此后不再让给任何政府拣选、任命、推荐、指定主教的权利及特惠。」(《主教在教会内牧灵职务》法令，20)
然而，七名非法「主教」并无得到教宗任命，道德操守令人怀疑，得不到教友的信任，也从无公开忏悔。假若要承认他们为合法，并要求合法主教让位，将令大中华地区的教友陷入混乱和伤痛，并在大陆教会中造成分裂。
我们深明，圣座希望能较有效地在中国国内传扬福音。然而我们非常担忧，协议将造成无法弥补的伤害。习近平领导的中国共产党近年再三拆毁十字架，又破坏教堂。爱国会仍然牢牢控制教会，对基督徒的迫害从未停止。加上习近平也多次表明要加强党对宗教的控制，可见教会不可能得到更多自由。再者，中共在破坏承诺方面，可谓罄竹难书。我们忧虑，协议不但不能令教会得到期望中有限度的自由，反而会破坏教会「至圣、至公，从宗徒传下来」的神圣本质，并重挫教会的道德力量。教会将再难以得到世人信任，「在基督内革新人类社会，并将这社会变作天主的家庭。」（《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40）
我们所爱的教宗方济各在《福音的喜乐》劝谕中指出:「有时候我在问，今日世界谁在真正关心衍生建立百姓的过程，以抗衡急功近利的做法，即使这做法可产生容易的、迅速的、短期的政治利益，却不能提升人性的圆满。…… 主在人世生活中，经常亲身警告祂的门徒们，有些事情他们还不能理解，他们应等待圣神的来临。（若十六12-13）莠子掺入麦子的比喻（玛十三24-30）生动地说明福传的一个要点：敌人会侵占天国的空间，并播种伤害，但最终敌人被麦子的善良所克服。」（224-225）圣神有时推动人前进，但亦有时阻止。（参见宗16：6）尽管邪恶势力不断蔓延，然而时间属于天主。只要信靠上主，黑夜终会过去。急于求成，走错一步，结果可能是全盘失败。
教宗方济各一向关顾受迫害的基督徒。他曾说：「国家和国际的法律体制必须承认、保障并捍卫宗教自由。那是人性和身为自由人的固有权利，也是健康民主的指标，和国家合法性的主要根源。」又说：「世界上的基督徒遭到最多的歧视，令我极为伤痛。今日对基督徒的迫害，甚至比初期教会的几个世纪还要严重，殉道的基督徒比那个时代还要多。」相信圣父也为中国受迫害的基督徒感到忧伤。故此，我们认为任何协议，必须以保障宗教自由和停止宗教迫害为基础。然而在二月初，中共开始实施新的《宗教事务条例》，加强对宗教的控制。因此，我们认为即将达成的协议不可能令中国政府停止迫害教会和侵犯宗教自由。
最可敬的阁下，我们希望你，与你的主教弟兄、司铎团和羊群恳切为中国教会的合一和牧灵事业祈祷；我们恳求你本着对天主子民的爱，明智地请圣座再三思量目前的协议，临崖勒马。
愿全能的天主降福在中国的教会！
中华殉道诸圣，为我等祈！
发起人是大学教授、讲师、研究人员、人权工作者、律师：
陈家洛 (香港）
郑宇硕 (香港）
张耀良 (香港）
朱伟志 (香港）
钟子祺 (香港）
黎恩灏 （伦敦，英国）
林荣钧 (香港）
梁旭明 (香港）
马国明 (香港）
莫哲暐 （欧文，美国）
谭翼辉 （三藩市，美国）
丁伟 (香港）
杜耀明 (香港）
罗哲斯 （伦敦，英国）
余仲贤 （北爱尔兰，英国）
(如欲联署全球信徒及公民就中梵协议的公开呼吁，请按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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