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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位主教的观点，我实在不敢苟同。

帕罗林枢机的访谈和“诺瓦森”及“多纳徒斯”主义的威胁
     

甘保禄神父
面对近期不同媒体和人士对圣座“出卖”中国教会的指责，不论是教会成员还是社会人士，难免会产生这些疑问：在和中国政府打交道时，圣座是否真的不了解实际情况？是否真的没有持守原则而为了政治利益“抛弃”受苦的团体？更糟糕的是，教宗是否被一些“坏人”蒙在鼓里？教廷新闻发言人的“声明”可信吗？……

日前，教廷国务卿帕罗林枢机主教，就圣座“为何”和“如何”与中国政府进行对话的访谈录，带给我许多鼓励和安慰的同时，也让我对圣座当前对中国教会和中国社会的关爱之情有了切身体会。从他坦诚理性的访谈中，我听到的是从信仰和牧灵高度来看待并对待中国教会问题的方法和态度，而非将政治及外交视为手段和目标。

和此前的表态一样，帕罗林枢机再次表明说，圣座深深了解中国教会过去和现在所受过的苦难以及为信仰所做出的英勇见证，也深知在此历史过程中留下的创伤和纷争。正因如此，他强调说，“通过目前的接触与中国启动的进程是循序渐进的，还面临着许多意想不到的问题，就像还可能出现的新的紧急情况。平心而论，任何人都不能说有解决所有问题的完美办法。需要时间和耐心，才能治愈团体内部彼此造成的许多人身伤害”；“今天还有许多尚未愈合的伤口。为了治疗这些伤口，需要用慈悲的香脂”（问答3和4）。

这让我不由地想起教宗方济各在2013年当选后不久，在接受《公教文明》期刊的主编安东尼奥•斯帕达罗（Antonio Spadaro）神父采访时说过的这段话：“我视教会如同战争后的一所战地医院。问一个重伤员是否有高胆固醇和高血糖毫无意义！他的伤患必须得到医治，然后再谈其余的一切。”换言之，帕罗林枢机所阐释的圣座中国政策，绝非某个人特立独行的选择，更非只针对中国教会的“药方”，而是教会在当今时代必须要有的牧灵态度和福传方针。否则，正如方济各教宗在同一访谈中提醒我们的那样，如果教会只把自己关在小事情、封闭在细微的戒律中，而不是宣讲“耶稣基督救赎了你”这一最重要的喜讯，“其道德大厦也会像纸糊的房子那样坍塌，失去福音的馨香！”同样的思想，方济各教宗也在他2015年发表的《福音的喜乐》Evangelii gaudium劝谕中做了更深刻的阐释。

走笔至此，我想再谈谈另一个现象：引发近期媒体对梵蒂冈中国政策高度关注的主要推手！众所周知，过去这些年来，利用其个人身份和同各种媒体的关系，香港荣休主教陈日君枢机多次公开地称教宗方济各及其国务卿帕罗林枢机“天真”、“有可能出卖耶稣基督”、（在梵蒂冈内有）“坏人”等等。随着1月29日公开透露被视为是“秘密”的信息，以及“绝不介意做成其（中梵‘坏’协议）最大的阻碍”，他再次更加清楚和高调地表明了态度：鉴于梵蒂冈对中国教会，特别是对所谓地下教会，所做的是错误的、坏的甚至邪恶的，我将不再有任何顾虑地反对它！

读者在看到这些宣言和解释后，难免会感到惊讶和迷惑，因此会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如此有地位的教会领导人和所谓的天主教传教修会的新闻媒体要和罗马的教会权威机构唱对台戏？这样的行为在教会历史中有先例吗？

对稍有教会历史知识的人们而言，对最后一个问题的答案自然是：是的，在教会两千年的历史岁月中，类似这样的人和行为其实很多。最接近的在我看来莫过于早期教会中的诺瓦森（Novatian）和多纳徒斯（Donatus）了。

诺瓦森是一名罗马的神父，公元251年左右，因为认为高乃略（Cornelius）教宗对那些在受迫害期间意志不坚定、对信仰不忠贞的“失足者”（lapsi）们态度不够强硬，遂不但反对他的权威，而且还把自己立为“教宗”，公开和大公教会唱对台戏，称那些在受迫害期间未能持守信仰的人们，教会不可以再接纳他们。又过了半个多世纪后，在来自北非的多纳徒斯主教的带领下，出现了史称“多纳徒斯派”，拒绝接受被他们认为是“叛变者”（traditores）的主教，也认为由哪些“不合格”的主教们所祝圣的主教是无效的。圣奥斯定，时为北非希波（Hippo）的主教，曾坚持不懈地驳斥这种错误且分裂教会的思想和行为。直到第七世纪末穆斯林占领北非后，多纳徒斯派才消失。但无论是诺瓦森主义还是多纳徒斯主义，给大公教会造成的痛苦和伤害是严重而长期的。

正是在明了这一历史背景和教训的前提下，在其于2017年写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天主教主教、司铎、度奉献生活者、教友的公开信中（又称《牧函》），教宗本笃十六世简要但却意有所指地写道：



“教会的历史告诉我们，真正的共融必经痛苦挣扎的修和才能达成[23]。事实上，要以被钉死而又复活了的耶稣之名忘记过去、宽恕曾加害我们者、忘掉所受委屈、在爱德中实践和好，这或要求我们屈尊就卑、放弃个人由艰难困苦的磨练中得来的见解，使中国教会的教友和牧者之间共融的联系能展显出来，并使之成长，是必须而又急迫的。”（第6条，第4段）



在随后的注解23中，他又补充解释说：



“初期教会团体遭遇教难时的经验应使所有人得到启示。在这一点上，罗马教会给了我们教导。他们排除了诺瓦兹奥（诺瓦森）派和多纳蒂斯（多纳徒斯）派的强硬立场，鼓励信众以宽阔的胸襟去宽恕那些在教难期间背叛了信仰、但渴望能够重新与教会共融的失足者们，并与他们修和。”



正如一句名言说的好，“太阳底下无新鲜事！”在其后一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各式各样的“诺瓦森派”和“多纳徒斯派”在不同的“诺瓦森神父”和“多纳徒斯主教”的带领下，出现在教会生活中；有些持续时间长，有些则很短。他们给出的理由和采取的方式也许不同，但目的和结果却大同小异：按照他们各自的看法和理解，以忠于信仰原则和教会传统的名义，建立起一个与罗马大公教会分道扬镳的信仰团体。

如今就中国教会的苦难情形而言，那些攻击圣座的人们给出的理由是：梵蒂冈现行的中国政策是邪恶的！他们所采用的方式是：通过媒体平台，宣称要为正义和真理而战，但根本目的则是阻碍正在进行当中的中梵对话，并试图在教宗和其合作者之间制造不信任和纷争。

帕罗林枢机的访谈所展现出来的，是圣座在为中国天主教会寻找解决问题之道的福音精神和远景。正因为是这样，我们需要在教会历史的光照下，坚信圣座所依循的，是按照教会真正的传统在不断向前。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向希波的圣奥斯定主教学习，挺身反对有传染和削弱力的诺瓦森及多纳徒斯的意识形态，因为它们常常给教会生活带来分裂与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