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座科学院院长从北京之行回来, 赞扬中国为一个 「共同利益」是其首要价值的国家；那里 「没有贫民区」或毒品, 环境受到尊重。不像美国的唐纳德·特朗普。中国与梵蒂冈之间有「许多汇点」。
罗马 (亚洲新闻) - 宗座科学院院长马塞洛. 桑齐斯.索隆多主教(Marcelo Sánchez Sorondo)说:「目前来说,实施教会的社会训导最好的是中国人。」
在2月2日一期《梵蒂冈内幕》的西班牙文版的访谈中, 这位阿根廷主教忆述他最近一次访华时见到的各种奇迹: 「他们把『共同利益』放在最重要的之上, 其他一切都是为了『共同利益』。」
「我见到一个非凡的中国: 人们注意到, 中国的核心价值观是工作、工作、工作。没有别的办法, 就像圣保禄说: 『没有白吃过人的饭，而是辛苦勤劳地工作』」
「你没有贫民区，没有毒品，年轻人没有吸毒。」相反, 那里却有「积极正面的民族意识」。
据桑齐斯主教, 北京「捍卫人的尊严」, 按照教宗方济各的《愿你受赞颂》通谕, 比其他国家捍卫《巴黎气候协议》。
在这一点上, 中国比美国突出: 「经济不主宰政治, 就像美国的情况一样, 就像美国人自己说的那样。石油跨国公司如何影响唐纳德？正如通谕和科学家所说, 知道这一切都伤害了地球。自由主义思想摒弃了共同利益的概念, 它甚至不想把它考虑进去, 它指出它是一个空洞的想法, 没有任何好处。相反, 中国人, 不, 他们建议工作和共同的好 。」
他总结: 「中国的发展非常好。他们问我关于中国和梵蒂冈的关系, 我回答说, 现在没有任何手续, 因为我们没有大使或宗座大使, 但有许多协议的问题。世界是充满活力和发展。你不能认为今天的中国是若望保禄二世或冷战时期的俄罗斯。」
桑齐斯主教对中国的称誉已不是首次。在2017年2月的一次关于器官贩运的国际会议上, 他为北京的辩护, 控告中国医生对囚犯和死囚牢房的强行移植。
桑齐斯主教的“奇迹之国”
Bernardo Cervellera
宗座科学院院长桑齐斯主教赞誉中国是最好地实现了教会的社会训导的国家。主教大人似乎看不见北京和上海的郊区，驱赶外来人口，压制宗教自由。赞赏中国在巴黎气候协定上的立场，但却对财富与腐败和污染之间的联系不置一词。这是一个让世人耻笑教会的意识形态方式。
罗马（亚洲新闻）— 我总是提醒我的那些去中国的朋友们不要只停留在购物中心、超豪华酒店和摩天大楼里，还要到郊区和农村去看一看中国的现实情况。自从毛泽东去世之后，陷入沉重经济灾难的这个国家逐步恢复，这些年来无疑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使亿万人民脱贫致富，实现工业现代化，成为与美国比肩的经济超级大国。
但如果凭这些就把中国当作是“奇迹之国”似乎有些过分了。在一次北京之行后接受采访，宗座科学院院长桑齐斯主教讲述了一个并不存在的中国，或者说，警觉的中国陪同们没有向他展示的中国。
“那里没有贫民区”，桑齐斯主教（mons. Sanchez Sorondo）这样说。那我们的主教有没有到北京南郊去看看，在那里数月来市政府摧毁了成片的房屋建筑，在寒冬里驱赶数万来京务工的外地人员？更别说上海或者其他大城市的郊区，众多无人保障的“低端人口”也在面临着一场“大清扫”和被驱赶的命运？
身为宗座科学院（Pontificia accademia delle scienze）院长的主教大人，居然说中国人“最好地实现了教会的社会训导”。或许他指的不是这种驱赶行动，赶人的举动可与教宗方济各多次批判的“抛弃文化”是非常相似的哦。
“那里没有毒品”，主教又说。但他去了中国的监狱吗，那里关押着毒贩和吸毒者，甚至对他们执行死刑？他去深圳了吗，那里也是香港的毒品中转枢纽？
就更不要说中国的宗教自由了。宗教自由应该是天主教会社会教义的一个支柱。或许我们应该建议主教大人读一读每天都在发生的暴力新闻，逮捕基督徒、穆斯林、佛教徒，骚扰家庭教会，监控官方教会。中国和梵蒂冈之间困难重重的对话，本身就证明了北京方面不愿给天主教徒们以点滴的宗教自由。
也许有人应该告诉桑齐斯主教，由于从今年2月1日开始实施的《宗教事务条例》新规，所有的非官方教会已经关闭，至少有六百多万天主教徒失去了活动场所：这个“最好地实现了教会社会训导”的政权正在威胁要逮捕、高额罚款、查封没收信友们聚会的场所。此外，地方当局还将禁止“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入教堂，即使是官方教堂也不行。正如一位神父所言，“中国已经把教会变成了一个夜总会，只对成人开放”。
我们就不要去谈桑齐斯主教天真地认为这个“中央帝国”是个非常重视“共同利益”、经济不主宰政治的地方。确实，我们要知道，在中国经济和政治就是一回事，亿万富翁们坐在人民代表大会（中国版的议会）上，根据自己的利益、而不是其余人民的利益来做制定政策。有学者指出，中国人口中至少有三分之一完全享受不到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成果：他们是农民和移民工，无法保障土地所有权（毛泽东时代便已许下但却从未实现的承诺），这些人没有享受到任何社会权利，有时甚至得不到工钱，正如中国劳工通讯月报所揭示的那样。
当然，桑齐斯主教也是有道理的，中国决定留在巴黎气候协定之中，这一点与特朗普和美国不同。但是到目前为止中国只是“承诺”要致力于制止污染，而且这个国家的环境是世界上被破坏最严重、毒害最大的地方。这无疑也是因为许多逐利的西方投资者钻了中国薄弱法律的空子，但同时更是因为众多党员干部的贪婪和腐败，他们在乎的是追求眼前利润——正如世界上许多人一样——而付出的本国人民利益的代价。
我们可以理解，在梵蒂冈急于与中国达成协议的心愿里，中国文化、中国人和中国思维方式很受重视和夸赞——就像教宗方济各所做的那样。然而要是把中国作为一个榜样…… 我们也许应该听听非洲主教们的声音，他们看到了自己国家的经济被中国投资者和劳工的侵略所摧毁，看到了自己土地上的财富被掠夺，正如之前西方殖民者曾经做过的一样。
诚然，世界上所有人都被迫在美国和中国之间、在自由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之间作出选择，而崇拜中国，这是一个让世人耻笑教会、而且给世界带来害处的意识形态上之肯定。
华人天主教侨领批教廷高官出卖良知
VOA
纽约 —
在梵蒂冈与北京热议建交的过程中，教廷一位主管社会问题研究的高官赞扬北京的言论引起了反弹。不仅有天主教神父批他“天真”，一位华裔天主教侨领也写信抗议他违反天主教原则。
纽约华人总商会执行主任、天主教徒于金山，星期四致函罗马梵蒂冈宗座社会科学院院长索龙多主教，称他最近访问北京归来发表的赞扬中共的言论，会被人认为是他“在弥撒前喝多了圣酒，抑或是去逛了一下中国的迪斯尼世界”而发的怪论。
主教：中国人是教会社会教义的最佳执行者
索龙多主教是梵蒂冈研究全球社会问题的机构宗座社会科学院的院长。他最近接受《梵蒂冈内部通讯》采访时说，”现在，教会社会教义的最佳执行者是中国人”。
这位75岁的阿根廷主教去年8月访问北京。他在采访中说，“我发现了一个非凡的中国，大家不知道的是，中国的核心原则就是工作、工作、工作……就如保罗所说‘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
他赞扬中国“没有贫民区，没有毒品，年轻人没有吸毒。而里面却有积极正面的民族意识”。他甚至认为中国尤胜于美国，”经济并没有像在美国发生的那样主导着政治。“
“与纳粹思维如出一辙 ”
属于纽约华埠圣博德天主教教会的于金山在写给索龙多的信中说，索龙多无视“中国的棚户区、毒品、监狱里满是毒贩子和政治犯、天主教会遭关闭和破坏，以及北京‘驱逐低端人口’的现实，却高谈中国人努力工作，其思维跟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对待犹太人无异，他在信中说：
“换句话说，中国人没有人权，所以必须工作，或者灭亡；必须生活在政府的意志之中，”“这个世界都还记得奥斯威辛集中营大门上的话：‘工作让你自由’。”
于金山说，“索龙多认为中国人只配工作，工作就是自由，不作奴工就要死亡，这不是二战时德国人对犹太人的做法吗？我没想到教宗的社会科学院院长能够讲出这种违反天主教真理的话。”
于金山还批评索龙多对中国的迷恋到了“为北京摘取囚犯和死刑犯人体器官进行辩护“的程度。
活动人士曾批评索隆多2017年2月邀请中国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参加由梵蒂冈宗座社会科学院主办的反器官贩卖峰会，是给予仍依赖死囚器官的中国一个平台，为其器官移植项目增添合法色彩。
路透社的报道说，“梵蒂冈和天主教官员就教廷与中共的和解爆发了一场不圣洁的口水战，红衣主教、大主教和神父陷入了一场不自主的交火之中。”
“天真”如爱丽丝漫游“仙境”
专门研究中国的亚洲新闻通讯社负责人塞尔维莱拉神父，在一篇社论中批评宗座社会科学院院长索龙多“天真”的如爱丽丝漫游“仙境”。
他写道：“我们可以理解在中梵关系热中人们溺爱和吹捧中国文化。但是把崇尚中国当作一种意识形态加以肯定会成为教会的笑柄。”
美国National Review报道称，梵蒂冈亟需对中国的现实情况加以核实。报道说，天主教社会学说建立在四个基本原则基础之上：个人不可侵犯的尊严和价值、人人有权行使自己的权利、社会多元和公民社会的重要性，以及团结的必要性。
报道说，这些原则帮助塑造了1989年中欧东欧的良知革命，在20世纪后半叶的拉美和东亚民主变革中也起了作用。但在2018年，这些原则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理论和实践上否了。
报道说，索龙多在中国没有看到的是：1000多劳改营遍布中国、国家决定夫妻生育几个孩子、国家对违反生育政策的怀孕妇女强行堕胎、人口控制政策导致严重的男女比例不平衡、户口政策扼杀国内的自由迁徙、无神论的共产党以宗教迫害为其镇压的主要手段。
“不应在交易前出卖良心”
于金山说，传播福音是教会的主要任务，教廷希望扩大在中国的影响是个可以理解的理由。“但在跟中共交易之前不能把良心出卖，宗教最大的实力就是良知和真理。”
据报道，教宗方济各为与北京尽快建交作出巨大妥协，决定接受北京任命但为教廷反对的主教。究竟是教宗影响了索龙多，还是索龙多影响了教宗呢？于金山说，他们是互相影响，
“他们两人都是阿根廷人，那里上世纪90年代很流行所谓‘解放神学’，对古巴独裁者卡斯特罗也不遗余力地支持，认为社会主义的实现就是耶稣基督思想的实现，认为共产主义虽然剥夺了人的尊严，但实现了人人平等的目标。“
但于金山说，”他们没有看到，共产主义的阶级分得最多，贫富不均比谁都厉害，贪腐因为没有制衡非常普遍，共产主义制造贫困、剥夺人权和信仰的权利。”
于金山表示，“教宗急于跟北京建交很大程度上基于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远落后于基督教的传播，梵蒂冈以为，如果跟中共政权达到某个妥协，也许天主教也会很快传播，这是一个非常不了解中国大陆的一个逻辑。”
于金山说，基督教传得快不是中国的三自爱国教会传得快，”三自教会1949年有多少人？现在可能更少了；而基督教传得快是因为家庭教会，也就是地下教会传得快。最近几年梵蒂冈为了避免得罪北京，一直压制自己的地下天主教会，你自己压制的话，它怎么会传得快呢？”
于金山说，北京也不必过于乐观，认为梵蒂冈妥协后所有的地下教会都会归到共产党属下，“地下教会是春风吹又生，你要把学习习近平思想置于圣经之上，别人还是可以开地下教会。”
不过在纽约华埠圣博德教会任神父的施华忠表示，他现在不愿对此作评论，“我要观望一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