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座国务卿驳斥就正在与中国方面的接触问题对圣座的指责，强调“我们坚信中国教友们，得益于他们的信仰精神，他们会懂得认识到我们的行动是在对上主的信心激励下的，而不是回应世俗的逻辑”
gianni valente
梵蒂冈城
种种迹象（包括不透明的举动、名副其实的政治操纵、破坏）表明，圣座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接触中可能会出现一些重要的进展。现在是倾听权威声音的时刻，帮助人们了解什么才是教宗和圣座心中真正关心的。他们所想的首先是中国的兄弟姐妹们，帮助驱散怀疑和人为的烟幕，从而脱离政治化的叙述去展望全部问题中教会的所思所想。为此，《梵蒂冈内部通讯》采访了教宗的国务卿皮埃罗∙帕罗林枢机。
尊敬的枢机，请您为我们谈谈圣座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对话？
众所周知，随着“新中国”的到来，教会在那个伟大国家的生活曾经经历了严重对立和十分痛苦的时刻。但是，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圣座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开始有了联系。这种联系几经波折和辗转。圣座始终本着牧灵的态度，寻求战胜对立、愿意与民事当局展开相互尊重的和建设性的对话。教宗本笃十六世在二OO七年给中国天主教的信中很好地体现了这种对话的精神，指出“与合法的政权持续冲突并不能解决现存的问题”。教宗方济各在任以来，正在进行的谈判完全是遵循这一路线的：建设性地向对话开放、忠实于教会的纯正传统。
圣座对这一对话有哪些具体的期待？
我首先要阐明一个前提：在中国，或许比任何一个地方，天主教徒们在无数艰难困苦中，懂得珍藏信仰的真正宝库，坚定不移地保持着主教们与伯多禄继承人圣统制共融的纽带，即信仰本身有形可见的保障。事实上，罗马主教与全体天主教主教的共融是涉及教会合一这一核心问题的：这不是教宗与中国主教或者宗座和民事当局的私事。综上所述，正在进行的对话中，圣座的主要目的恰恰是维护教会的共融、纯正的传统和恒定的教会纪律的共融。你看，中国不存在两个教会，而是两个蒙召走逐步修和的道路迈向合一的教友团体。为此，这不是两种对立的原则和机构维持长期的冲突，而是找到现实的牧灵解决办法，使天主教徒们善度他们的信仰、在中国的具体背景下共同继续福传事业。
您所谈到的共融涉及到了任命主教的复杂问题，而这一问题正在激起许多争议。就这一点可能达成的协议，能够以正确的方式解决中国教会的问题吗？
圣座了解也分担许多中国天主教徒所遭受的深重痛苦、以及他们为福音做出的慷慨见证。教会生活仍然有许多问题，这些问题不能一并得到解决。但是，在此框架下，主教的选择问题是关键的。此外，我们还不能忘记教会的自由以及主教的任命始终是圣座与各国关系中反复出现的议题。诚然，通过目前的接触与中国启动的历程是循序渐进的，还面临着许多意想不到的问题，就像还可能出现的新的紧急情况。平心而论，任何人都不能说有解决所有问题的完美办法。需要时间和耐心，才能治愈团体内部彼此造成的许多人身伤害。不幸的是，一定还会有许多要面对的误解、艰辛和磨难。但是，我们所有人都满怀信心，坚信一旦主教任命问题得到了相应的解决，其它的困难也就不再会阻挠中国天主教徒的彼此共融以及他们与教宗的共融。这是重要的事，是先教宗圣若望∙保禄二世和本笃十六世教宗非常期待和盼望的，也是今天方济各教宗远见卓识地继续的道路。
那么，什么才是圣座对中国当局的真正态度呢？
重申这一点是重要的：在与中国的对话中，圣座遵循的灵性方面的目的：做完完全全的天主教徒；感到自己是一名完完全全的天主教徒；同时，也是真正的中国人。本着坦诚和现实主义的态度，教会只要求更加平静地宣信自己的信仰，彻底终结漫长的对立时期，开启最大信任的空间、天主教徒为造福整个中国社会的益处做出积极贡献。诚然，今天还有许多尚未愈合的伤口。为了治疗这些伤口，需要用慈悲的香脂。如果要求某个人做出牺牲，无论大小，就应该让所有人都清楚这不是政治交换的代价，而是在为了更大益处、基督的教会的益处这一福音前景之中。我们希望，当上主愿意时，我们再也不用说中国教会‘合法的’与‘非法的’、‘地下的’与‘官方的’主教了，而是兄弟手足之间的彼此相遇，重新学会合作与共融的表达方式。如果没有亲身善度这种经验，中国教会又怎么能重振福传道路、将上主的慰藉带给其他人呢？！如果没有做好宽恕的准备，那么不幸的是，便意味着还有其它利益要维护：可这不是福传精神的愿景。
如果是这种态度，也就没有一笔勾销过去还有今天的苦难的危险了？
不仅没有这种危险，恰恰相反。许多中国基督徒在纪念那些经受了不公的考验和迫害的殉道者时，会记得他们懂得把一切都交给天主，即使他们的人性是脆弱的。现在，敬礼这一见证、使他们的见证在现在结出硕果的最佳方式是在当前的中国天主教会团体生活中也要坚信上主耶稣。但这是不能用精神的或者脱离现实的方式来完成的。是在选择忠实于伯多禄继承人中完成的，本着孝爱的服从，即便是当并非一切都立刻十分明朗和可以理解时。再回到您的问题，这不是一笔勾销的问题，或者几乎神奇地铲除许多教友和牧人们所遭遇的苦难，而是在天主的帮助下，将无数考验人性和精神方面的资本投入到建设更加美好而友爱的未来中。中国天主教徒们迄今为止珍藏的精神，也正是今天支持他们走新道路的。
此时此刻，宗座可以给中国教友们一个建议、一个特别的要求吗？面向那些对可能的新进展感到高兴，也面向那些仍然困惑或者说持有异议的教友们？
我想以十分简单而明确的方式说教会永远不会忘记中国天主教徒们在过去和现在所经受的考验与磨难。这一切是普世教会的伟大宝藏。因此，我满怀着深厚的手足之情对中国天主教徒说：我们与你们同在，不仅藉着祈祷，也藉着每天努力伴随和支持你们走圆满共融的道路。为此，我们恳请你们，任何人都不要紧抱着对立的态度谴责弟兄，或者用过去作为借口煽动新的怨恨和封闭。相反，我们期望每个人都能满怀信心地展望教会的未来，超越各种人的局限。
尊敬的枢机，您真的相信这是可能的吗？您的信心是奠定在什么基础上的？
我坚信一点，信心不是外交或者谈判力量的产物。信心是奠定在领导历史的上主之上的。我们相信，中国教友们得益于他们的信仰精神，他们会知懂得认识到我们的行动是在对上主的信心激励下的，而不是回应世俗的逻辑。特别是牧人们要帮助教友们在教宗的领导中认出可靠的参照，从而把握天主在当前情况下的计划。
教宗是否被告知了他的助手们与中国政府接触中所做的吗？
是的，圣父亲自关注着目前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当局的接触。他的所有助手们都与他同心协力。任何人都不能私自行动。坦率地说，任何其它推断都是不合适的。
近一段时间以来，出现了一些对圣座在与中国当局对话中的做法的批评表述，包括教会内部。甚至指是不折不扣的出于政治原因的“投降”。您怎么看？
首先，我想教会内完全有权持不同意见和提出自己的批评，圣座有道义上的责任认真倾听和评估这些意见。我也坚信，在基督徒之间，批评应该旨在建设共融，而不是挑起分裂。我坦率地说：我还深信，中国教会所经受的部分苦难与其说是个人意志，更是由于情况的客观复杂性。为此，就解决过去和现在的问题提出最恰当的答案时持不同的意见是合理的。这是完全合情合理的。如此说来，我认为，任何人的个人观点都不能被视为是为了中国天主教徒益处的独家诠释。为此，圣座致力于探索一个真相的综合、一条可行的道路，从而满足海内外中国教友们合情合理的期待。为了共同发现天主对中国教会的计划，需要更大的谦逊和信徳的精神。需要所有人本着更加谨慎及温和的态度，避免陷入无意的争执，这些无意的争执只能伤害共融、夺走我们对美好未来的希望。
您指什么？
我是说我们都蒙召以最恰如其分的方式将灵修和牧灵层面同政治层面区分开来。例如，从我们每天所采用的话语开始。那种权力、背叛、抵制、投降、冲突、让步、妥协等表达方式应该为其它词汇让步，即服务、对话、慈悲、宽恕、修和、合作、共融。如果不愿意改变这种方法，就会有一个严重问题：就是只根据政治去思想和行为。就此，圣座希望所有人都能本着慈悲福音精神进行坦诚的牧灵皈依，学会兄弟间的接纳，也就是教宗方济各多次倡导的。
您对今天的中国领导人说些什么？
你看，在这一点上，我还是想引用本笃十六世教宗给中国天主教徒的信中的话。他教导说教会自身的使命不是改变国家的结构或者管理，而是依靠天主的大能向人们宣讲基督、世界的救主。在中国的教会无意取代国家，而是渴望为了所有人的益处做出坦诚和积极的贡献。为此，圣座的信息是善意的信息，希望继续进行对话，为在中国的天主教会的生活、为中国人民的利益以及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蛇》
小劍
——談《帕羅林樞機談“我們為什麽與中國對話”》
那古老的蛇，從牠舌信偷偷吐出壹毒汁，滴落在兩位白衣主教的酒杯中，一個差點要了教會的命，另一個似乎要了這位主教的使命，其實我以這樣文字，形容當前將要發生的事實不為過分。
昨日，梵蒂岡內部通訊發表一篇中文版 《帕羅林樞機談“我們為什麽與中國對話”》
該文在國內忠貞教會引發喧然大波，我們從帕羅林這篇訪談錄中可以看出來，大致上跟方濟各基本想法和對華政策相吻合，但有壹點，筆者註意到，帕羅林樞機說：“ 如果要求某個人做出犧牲，無論大小，就應該讓所有人都清楚這不是政治交換的代價，而是在為了更大益處、基督的教會的益處這壹福音前景之中。 ”這位樞機又如是說：“ 本著孝愛的服從，即便是當並非壹切都立刻十分明朗和可以理解時。 ”誠然，這已經很清楚表明：教宗不敢說或不做的事，要完全“犧牲”掉國內地下教會，而帕羅林堅決的舍棄地下教會而換取對華以最大的利益，大概這就是，他與方濟各教宗的求同存異吧。
在該文中，這位聖國務卿似乎要把客觀歷史非要說成是圓的，他指出：“ 眾所周知，隨著“新中國”的到來，教會在那個偉大國家的生活曾經經歷了嚴重對立…… ”難道中國教會六十多年以來遭受嚴重迫害，是教會的錯？跟國家對立？成了反動組織？按他的定性，那些主教、神父和眾多教友，因為信仰的原故，為了忠於宗座，效忠聖伯多祿和他的繼承人——羅馬教宗而迫害，甚至殉道，都是死有余辜嗎？
當然，地下教會多年來承受的苦難，不是想以此為資本，向某些人邀功請賞，我們的安慰是來自天上羔羊的血：“ 他要拭去他們眼上的壹切淚痕；以後再也沒有死亡，再也沒有悲傷，沒有哀號，沒有苦楚，因為先前的都已過去了。 ”（默21：4）因此，我們深信基督曾說過：“我是『阿耳法』和『敖默加』”（默1：8）
聖座國务卿在訪談也提到先教宗本篤十六世那封牧函，既然他還願意尊重，那麽，筆者就願意引用本篤十六牧函所著重點的壹段話：“我要再次重申（慘見第五號），共融與合一是天主教會的基本和使其完整的因素。從宗教層面講，設立一個「獨立」於聖座的教會，與天主教的教義是不相容的。 ”（ 《致中國大六天主教徒》）
在談到對於國內教會問題，也就是說：地上地下兩個教會修和問題，或者說愛國會教會與梵蒂岡共融合一的關系，我們不妨聆聽聖若望·保祿二世教宗是怎麽闡述教會共融合一的關系，在他《願他們合而為一》通諭中，聖教宗是這洋闡述說：
“在這個邁向合一的勇敢旅途中，信仰的透明性和慎重都要求我們要避免虛偽的妥協主義和對教會規律的淡漠。 相反的，同洋的透明性和慎重也要求我們拒絕敷衍了事的合一，甚至是壹種偏見的對立，或是一種傾向以悲觀的角度看待一切的失敗主義。要堅持這種對合一的看法，就是要考慮所有啟示真理的需求，並不是要在大公主義運動上踩煞車。相反的，它意謂著要防止浮面式地解抉問題，導致不穩定和不堅固的後果。尊重真理的義務是絕對的，難道這不正是福音的法律嗎？（79號）”
今天早上，我又看到一則報道說： 中梵就任命內地主教框架協議，可望在數月內簽署。
筆者的腦海中忽浮現出漢朝董仲舒壹段話，是很能解讀昨天梵蒂岡內部通訊發表的訪談意思：“君要臣死，臣不死是為不忠；父叫子亡，子不亡則為不孝。”
2018.2.2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