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力斯坦考古的发掘（ArcheologicalExcavationsinPalestine;ExcavationesArchaeologicaeinPalaestina）
一、考古学：
考古研究之所以成为正式的学问，只是近百年来的事，最初人们之考古，大都只注意地面上古人所遗留下来的文物，后来才渐渐发现，绝大多数的考古文物是埋在地下的。于是人们才开始了发掘的事业，使大批长期埋在地下的文物重新出土面世，而加以研究。可是最初人们开始在中东及圣地发掘的时候，多少是在抱着一种「寻宝」的心理，尽力为自己本国政府的巨大博物馆，寻求资料，使之充实壮观，再加上当时中东地区大都没有自己独立的政府，而是处在半殖民地的状态之下，以致自己地下的文物宝藏，任由西欧列强来发掘，运返本国。处在这种条件之下的考古研究，不免有些杂乱无章，形成各自为政，各自挖掘的状态，颇为可惜。直至一八九○年福林德先生（FlindersPetrie）才首先订立了考古挖掘应守的原则，应采取的步骤，并且建立了陶器的年代表，以供人来断定出土文物的年代。自此考古学才算开始走上了康庄的大道，结出了后期灿烂美丽的丰富果实，后来为研究《圣经》的学者，竟成了不可或缺的必备工具。
与研究《圣经》有关的考古地区是：巴力斯坦、叙利亚、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小亚细亚及希腊。不过我们在这里所主要讨论的是关于巴力斯坦的考古。考古学者在巴力斯坦所寻找及挖掘的对象，是一些废墟或废址堆，这些废墟原来是有人居住过的小山丘，因为它略为高出地面，故易于防守自卫。普通在它的周围附近有水泉的存在，以供居民食水之用，如此渐渐成为村落。但历史是前进的及无情的，这里的居民可能在数个或数十个世代之后，遭受敌人的攻击破坏，或者水旱之灾，或者是火灾及瘟疫之灾的摧残，而尽形丧亡无遗。他们的房产经过风吹日晒雨淋之后，不久亦倒塌了下来，直至后来再有另一批人迁来居住。这些移民经过某些年代之后，亦尽灭亡，而被其他的人所代替。这种继往开来，循环不息的演变，终有一日完全静止，这个山丘也就变成了被人遗忘的荒丘废墟。它正是考古的对象，因为在这个山丘下埋葬了几千百年的人类文化历史，每一批新来的移民，在上面都留下了自己的文化痕迹，谓之为文化层。自然在这个山丘上的数个或数十个文化层，是越下层越古老，上层则是近代或最后居民留下的遗迹。
考古学者并不是毫无分辨的在巴力斯坦见山丘废墟就挖，首先要打听这个山丘的名字，是否与古代纪录文件上，或《圣经》上的某某地名有相同的地方。其次是看它的地形及地势，是否与《圣经》上或其他文件上所记载的相符合。若这两个条件满足了，才开始从事于试探的挖掘，就是选出几个地点来挖掘，因为全部整个的挖掘，是十分费人力及费金钱的工作，又没有绝对成功的把握。挖掘的地点既指定，于是开始小心的动工，工人大都是由本地或附近村庄雇来的苦工，将他们分成数组，每一组五人、八人或十人不等，有一位组长带领从事挖土的工作。这位组长应是对考古学有研究的人，多半以大学考古学院的学生充任，他们应时刻不离，同自己的同组工人一齐工作，并监视有无文物出土。在组长之上，有一位或数位教授来领导。最后有一位全权负责指挥工作的主任。这批负责人员及组长，要不时的就地开会讨论及检讨工作进行的程序，及工作的结果。这是一种相当吃力的工作，因为不用机器而只能用人力，按照画定的图案，一点一点的往下掘。如发现有什么物件，而又是与考古学有关系的话，应当马上照相，记录出土的地方，即土层深度，及在图案中的地点，然后小心将之以手及以简单的工具挖出，送往中心指挥室，这是组长的工作。在指挥中心室，再有专门人才将物件擦磨干净，以及修补破坏的地方，最后再编上号码，将之保存起来，以备日后发掘完毕之后，作全盘考究时之用；以后将结果公诸于世。
挖掘的时候，除了注意出土的文物之外，更应注意居住层，或谓文化层的开始及终结，因为在每一堆废墟之下，可能有数个或十数个不同的文化层蕴藏着。这些文化层有的可能是经过很多很多的年代，也有的可能是只经过很短的一个时期，便被前述的原因消灭了。而且文化层与文化层之间，也许是隔有很长的年代，或只隔了一个短短的时期。就是当地的居民被消灭之后，多年之后或只几年之后，便有第二种不同文化或甚致不同种族的人来此居住。这一切都是考古学者应当根据出土的文物来断定的。在巴力斯坦断定这些年代的主要依据，是出土的完整的或破碎的陶器。以这些陶器品质的优劣，样式的美观或粗糙、花纹、色彩等因素，来断定它的年代，再以它出土的地点，而断定该处文化层应有的年代。除了陶器之外，为断定公元前三千年以前的文物，自一九四四年，有一种新发明的方法，即是以具有放射元素的碳（简称十四号碳），来断定已死去的有机物体的年代，这是考古学上的一大帮助，因为公元前三千年前的文物，是很难完整保存下来的，格外古代粗制滥造的陶器，故此只有依靠十四号碳来确定年代。死去的古老树木，甚至炭灰，人及动物的骨头，都可以用这种方法，来颇为准确的鉴定出它们生存的年代。除此之外，在每一个文化层所发现的建筑物，以其所用的材料，建筑的方式，甚至出土的武器，操作的工具等，亦都是研究的对象。它们亦可以帮助人来断定它们的年代，因为每一个文化层皆有自己的特点，它的文物是自成一格，不容与其他文化层来混淆的。如此考古学者又可以根据每一个文化层的特殊风格，将出土的文物归纳划分，分而治之的加以整埋。如果在某一个文化层，发现一件或数件与其本层文物迥然不同的物件时，又如果这数件文物在其他某某地方大批被发现的话，学者便可以断定二地之间曾有商业的往来。
为证明年代最好及最准确的文物，当然是钱币，因为上面多有年代、字号及图案或肖像，供人参考：但是在巴力斯坦较低的文化层中（即比较古老的年代），是很少有货币出土的。考古学者的责任是在一个废墟中，尽力按照层次的向下挖掘，直至达到处女地带，再无人烟遗迹的发现为止。在巴力斯坦的废墟，有的竟达十六个文化层之多，连绵数千年之久。待一切发掘的工作完毕之后，参与发掘的学者们将结果加以整理，即将发掘的过程，文物的照片：说明，评价，出土的地点，层次的多少，年代的长短等等，发表出来，供人参考、讨论、及解释，这是考古学上最重要的一部分工作。
二、巴力斯坦的考古发掘：
在圣地的开始挖掘及其重要的发现，以耶京为主。在这里人们首先所发现的古物，是圣殿东南部份的一段古城墙，及片段的水利建筑。可惜因为这是考古发掘的尝试工作，工作的原则尚未建立，对工作的经验也欠丰富，是以并未收到预期的效果，至一九二三～一九二五，及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间，才算开始了正式的挖掘，先成功的发掘了达味城，接着有古代耶步斯人堡垒的出土。达味时代的敖斐耳，及其后希则克雅国王建筑的地下水道，用以引水通往史罗亚池，并在池的出口不远处，发现了水道工程的记念碑文，又在城东南的小山丘上，发现了所谓的「国王坟地」，更有大黑落德王不少的建筑物出土。对《新约》时代耶稣的坟墓，亦作了详细的考察及证实，还有忒敖多特（Theodotes）会堂及其碑文的出土。也许这就是宗6:9所说的「自由人」会堂。至于耶京圣殿破坏后的遗基文物，却毫无所获，只发现了两块以死刑禁止外教人进入圣殿庭院的牌子。
北国以色列的首都撒玛黎雅亦曾经过考古学者们细心的考究，使我们对于它的历史千秋，自北国国王敖默黎（八八五——八七四）建城起，直至大黑落德时代，有了颇为清楚的认识。其中最重要的发现，要算雅洛贝罕二世时代的大批瓦片，它们的纪录告诉了我们不少关于当时经济、商业，甚至军事及政治的情况。而敖默黎及雅洛贝罕二世之确有其人，则在约但河东，摩阿布人地区的狄朋城所发现的默沙碑文上得以证实。在撒玛黎雅首都的东部，有古城提尔匝被德富神父（DeVaux）挖掘出土。提尔匝是雅洛贝罕一世时代的北国首都。
有关以民在攻占圣地时代的出土文物，学者们向来特别重视耶里哥城，因为它是以民所占领的第一座重镇，关于它的攻克战争《圣经》上亦曾大书而特书的记录了下来（苏6），是以德国人首先在此从事挖掘之后（一九○七——一九○九），接着便有着名的学者加尔斯坦（Garstang）在此大事长期的发掘（一九三○——一九三六）。除了其他不少的文物出土之外，最重要是他证实了一段若苏厄时代的完整的古城墙，应是公元前一四○○年前后的产物，但是在经过一九五二——一九五八年代的再事挖掘之后，却证实了这段城墙应是更早期的产物；应在公元前一七○○年左右。
经过考古研究的结果，我们知道贝特耳城是在铜器时代的后期时代（公元前一六○○——一二○○）毁于火炬，在同一时代，哈祚尔亦毁于战火，二者皆在若苏厄时代，后一次的火灾则发生于亚述王提革拉特丕肋色尔三世时代（七四五——七二七），在哈祚尔发现了两座客纳罕人的神庙，有巨大的祭坛，其上仍留有焚烧性畜祭品的灰烬。一处非常据有宗教色彩的神庙，山顶祭台及凿石而成的城市，则在厄东人地区的培特辣被发现。
关于史罗的毁灭，我们只可从《圣经》上的暗示推想得到（耶7:12,14;26:6），但是丹麦的考古学者在此挖掘之后，业已确切的加以证实，它的确是在以色列与培肋舍特人的战争中被毁灭的（见撒上4）。《圣经》上指出当时铁器的利用，几乎是培肋舍特人的专利权（撒上13:19-21），这一点也得到了证实，因为在发掘撒乌耳国王的家乡城市基贝亚时（撒上10:26;11:4;15:34），几费周折，才发现了一件铁质的器具。以民历史上最着名的国王撒罗满所留下，而已被发掘出来的建筑物，有默基多城的军营，骑士的马厩，及首长的宫殿。其次还有哈祚尔及革则尔城，厄兹雍革贝尔的铜矿。学者们更在革则尔发现了以民十分古老的日历，上面载有农事操作的节期，是在考古学上十分有价值的一个文件。
以民政权分裂之后，南有犹大国，北有以色列国，《圣经》告诉我们二国曾势不两立，互不相让，彼此斗争，这种情形，由考古学者在两国之间的边界上所挖掘出来的一些防御工事，得到明确的证实，诸如在米兹帕的边防堡垒，就是最明显的证据。在这里也发现了民间首长雅匝尼雅的图章。舍玛的图章则于默基多出土。在厄拉特发现了犹大国王约堂的印章。约史雅国王手下官员阿希甘的儿子革达里雅的图章，被人在拉基士掘出。
拉基士曾为亚述王散乃黑黎布所进攻及占领。亚述王并将这次的胜利详细的记载于王宫的壁画上，学者们在拉基士发掘的结果完全与亚述的壁画相符合。拿步高之入侵圣地及摧残耶京的情形，则清楚地见于拉基士的瓦片记录上。有关《新约》时代最主要的发现，要首推死海附近谷木兰地方的手抄文件（于一九四七——一九五六间出土）。原来在一九四七年只是一种偶然的发现，其后学者们才正式有系统的加以发掘。在一切出土的文件中，又以《依撒意亚先知书》的手抄卷为最有价值。它应是公元前一世纪的抄本，是为一切《圣经》手抄本中最古老的文件。并且在谷木兰所发现的一切文件及片断的纪录上，亦证实了至少在公元前二、三世纪，已有了全部《旧约》。在这些文件上，犹如在《新约》上，特别被引证提及的《旧约》书籍，是《梅瑟五书》、《圣咏》及《依撒意亚先知书》。由于这些文件的发现，我们也可以确定，许多学者以前所强调的依撒意亚的不少部份及全部《训道篇》，是出自晚期希腊文化时代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对于《新约》的着作，我们也可以由谷木兰及埃及出土的不少文件得到证实。很可能《福音》已于公元七○年以前完成，其他一切《新约》的着作，则不会晚过公元八五年（若望着作除外）。
由上所述，我们不难理会到，考古学与《圣经》是有着怎样密切的关系。它给我们指出了古代以民生活的情形，所有的风俗习惯，使我们更易清楚正确的明瞭《圣经》上的记载。有人谓《圣经》几乎没有一页不是经过考古学所证实过的，这种说法固然未免有些过火，但谁也不能否认，在巴力斯坦的考古学者从事了百余年的考古发掘之后，对《圣经》作出了意想不到的巨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