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地区名，也是民族名，古代原称帕尔撒，是属于现今伊朗地区的一个古代民族。《圣经》上第一次提及波斯是在则27:10;38:5，在其他充军之后的着作中，则屡见不鲜，格外是《艾》、《达》、《厄上》、《厄下》。
这个民族的发源历史，至今仍不能十分清楚地确定，大致说来，我们知道他们原散居于伊朗的乌尔米雅湖之西部及西南部。渐渐他们为了生活的条件所逼，向东南伸展，时在公元前七百年左右，并在阿刻默乃领导之下建立了王国，但国势不振，而受治于玛待人，直至后来出来了一位伟大的军事兼政治家居鲁士时，环境才有所转变。他首先向玛待人王阿斯提雅革实行叛变，且在五五○年将之战败而完全独立，自此节节胜利，向外拓展版图。五四七年率军横渡底格里斯河，进军里狄雅国，攻陷其首都撒尔德，擒其国王客勒索，是时中东各大小国家，无不为之震惊失措。希腊的沿海诸城市相继失陷，但是他－－居鲁士－－最轰动的战绩，却是克服及占领当时的强大帝国巴比伦，时在公元前五三九年。
其实巴比伦的最后一位君王纳波尼杜，因荒废政务，已使民心不服，怨声载道，居鲁士乃见有机可乘，于是轻而易举地将巴比伦帝国消灭而自立为王，正合民心所望。这种情节亦显示于《圣经》上：居鲁士被称为上主的牧人，是履行上主计划的工具，是上主的「受傅者」，他要解救充军的以民（见依44:28;45:1-4）。此时的居鲁士既已大权在握，乃马上勒令释放以民，使他们回国重修耶京，重建圣殿（编下36:22,23;厄上1:1-4;6:3-5等），当时巴力斯坦已在他的势力范围之内。他的确是一位英勇果敢的军事家，及雄才大略的政治家；他以替天行道的姿态出现，安抚怀柔他广大帝国的各弱小民族，尽量保存他们的宗教、文化，是以甚得民心。可惜这位伟大的君王终于五二九年在进攻玛撒革特人时，不幸阵亡，终其一生的丰功伟绩。
他的儿子坎拜栖兹于同年继位为王（五二九～五二二），继其父志用兵埃及。由于一种场合的内在因素－埃及的希腊雇佣军的叛变－－竟能马到成功，大获全胜。但他性情乖戾，残酷对待被征服的民族，一反其父之怀柔政策，故在五二二年便被废立，由达理阿一世继位（五二二～四八六）。这位君王的雄材大略不次于居鲁士，他的执政时期竟成了波斯帝国的黄金时代，平定内乱，改组政府，与希腊联邦相抗衡，都是他生平的大作。此时业已返国的犹太人竟意图恢复达味的王国而独立（见厄上5:1-17;盖1;2:23）。虽然如此，国王仍本其宽大怀柔政策，对以民表示好感（厄上6:1-12）。而迟迟不能竣工的圣殿，竟能在达理阿为王的第六年上（五一五），举行了隆重的落成典礼（见厄上6:15-12）。
关于政府的改组，达理阿取了分治的体制，将全国按地区分成二十行省－－（撒特辣丕雅），每地区设总督一人，而总督又都是皇家贵族出身，皆为国王的忠臣。叙利亚及巴力斯坦被划为波斯的第五行省。在各地区与帝国的京都之间，修建了宽大的道路，以作迅速用兵及传达命令之用，如此国王可高枕无忧而统令全国。至于出兵希腊之举，却未能获得预期的结果，马拉敦之战时（四九○年），波斯军大败于希腊，紧接着又有埃及的叛乱，国王出兵平乱，但志未竟，而身先亡，由其子薛西斯一世（即阿稣厄鲁斯四八五～四六五），完成其志。自达理阿身死直至亚历山大侵占波斯为止，仍继续了一百五十年之久，先后出现了九位国王，但无一位能与居鲁士、坎拜栖兹、及达理阿并驾齐驱者。换句话说，波斯帝国之所以能先后持久二百年，要完全归功于前三位君王的伟大功绩，是他们奠定了帝国的基础。史家赫洛多托曾记载当时百姓关于这三位君王的趣谈：「达理阿是个商贾，坎拜栖兹是个霸王，居鲁士是位父亲」。波斯帝国的最后一任君王是达理阿三世（三三六～三三○），被新兴的亚历山大击败于亚卑拉，自此波斯帝国一蹶不振，自历史上消迹，继之而起的是希腊帝国。
波斯时代的犹太人之所以能在国破家亡，千疮百孔的苦难境况下，继续生存，不能不归功于波斯君王的宽大政策。已如上述，阿塔薛西斯一世（四六四～四二四）亲自任命厄斯德拉及乃赫米雅回国照顾犹太遗民，以资助在圣地重建家园（见厄上7:1等；厄下1:1等）。他们且成了犹太宗教及政治革新的伟大领袖，在波斯国王的准许之下，更铸造了帝国犹太行省的银币，这点已被考古家所证实。也就是在波斯时代，以民开始了他们的犹太主义思想，搜集前人的古老着作，加以添补充实，而结晶成为我们的《圣经》。
宗教：
波斯人的宗教导源于古伊朗崇拜自然界的多神教，其主神是阿胡辣玛次达（智慧之主），但是这种多神的宗教却受到琐罗亚斯德（或谓匝辣突斯特辣）的大事改革。这种改革的重心，在于视阿胡辣玛次达为真神，其他的次级神明皆降级成鬼，是以出现了惟一神教的倾向。虽然仍不能被视为与以民的宗教等量齐观的惟一神教，不过由这点可能解释何以居鲁士及其继位诸君王，特别优待爱护了充军的以民，鼎力帮助他们修盖了耶京的圣殿。琐罗亚斯德为使惟一真神与其他鬼神之间获得平衡，倡导了二元论的说法，这就是后世所称的善恶二元论的一神教，而公元后第三世纪的摩尼教，亦即脱胎于这种二元论的古波斯教。至于上述的那些波斯国王是否实行崇奉了这种具有强烈惟一神教倾向的革新宗教，至今学者们仍在辩论，而不能作出确切的答案。比如居鲁士进占巴比伦之后，竟将他的胜利完全归功于巴比伦的神明玛尔杜克、贝耳及纳波。这固然能视为他安抚民心的手段，使百姓视他为玛尔杜克打发来的替天行道的人物，而他本人内心所崇敬的却是惟一神教－－阿胡辣玛次达；但有的学者却肯定他是多神教的敬奉者。不过，无论如何，他顺从了一种「政教混合主义」却是事实，而且在政治民治上得到了良好的效果。
艺术：
波斯人的艺术本来只重装饰，而缺少实际的用途，但是他们在建立帝国之后，却大量吸收了巴比伦的文明，这格外见于建筑术上，比如达理阿在稣撒及波斯波里所修建的宫殿就是一例；其次薛西斯君王也采取了一些亚述建筑上的优点。波斯人对于雕刻虽不甚精通，但他们所制造的精巧的金银手工及压造的花纹饰物，却实非他人之所能及者。
见居鲁士、波斯波里、薛西斯或谓基雅撒勒斯各条，又见思高圣经学会出版《先知书》下册，总论波斯帝国，一至十五页。